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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編輯約我寫一篇關於巴金的文章。我一向怕寫定題定時的文章，唯獨這一回，我一點也沒遲疑，而且拿起筆來就感到好像有個信息應傳達給當代以及後世的讀者，告訴他們我認識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巴金是怎樣一個人。我立刻把手頭的一切工作（包括正在編著的《楊剛文集》）全都放下，騰清書桌，攤開了稿紙。 從哪裡開始呢？首先想談的，還不是我們之間漫長的友誼，而是近兩年來由於偶然機會才得知的他的一樁感人事跡。 1947年，巴金的一位老友在上海一所大學任教。當學生開展反飢餓運動時，學校當局竟然縱容國民黨軍警開進校園，野蠻地把幾十名學生從宿舍裡抓走。在校務會議上，他這位老友就憤然拍案怒斥，因而遭到解聘。他只好去台灣教書了。1949年，眼看要解放，他又奔回大陸。不幸，這位嚮往革命已久的朋友，卻在人民政權建立的前夕與世長辭了，遺下幼小的子女各一人——他們的母親早於1938年就去世了。前年我見到了這兩個已進入中年的「孩子」，他們今天正在不同的崗位上為革命工作著。聽說這一對孤苦伶什的孩子當年曾受過巴金一家的照顧。 我想，文章最好從這裡開頭，就寫信給同我較熟的那個「女孩」（如今已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講了我的意圖，希望從她那裡瞭解一些此事的細節。萬沒料到，我碰到個硬釘子。她回信說： 蕭叔叔：對於您的要求，我實在難以從命。我愛李伯伯，就像愛自己 父親一樣。他的話我是要聽的。他不喜歡我們談他寫他，也不喜歡我們對 報刊雜誌談及我們和他的關係。在這方面，他是很嚴格的。我一定要尊重 他的意見，不寫他，也不亂說他…… 接著，還說到巴金對自己的侄子以及其他家屬，也同樣這樣約束。 看完這封短信，我身子涼了半截。因為以此類推，還有幾件事估計也屬於「禁區」。唉，寫一個不許人談他的事跡的好人，可太困難了。繼而又想，我碰的這個硬釘子本身不正可以用來說明巴金的為人嗎？ 1978年《新文學史料》創刊時，編者記起我在咸寧干校沼澤地的稻田裡，講過巴金髮現《雷雨》的軼事，就要我把它寫出來。我當時說「發現」，這個動詞我是經過掂量的，沒有誇張。這件事多少是個歷史見證人。因為1933年至1935年間，每次我從海甸進城，總在三座門歇腳，《文學季刊》和《水星》編輯部就在那兒。我也認為重溫一下新文學史上這段掌故很有現實意義。然而我曉得巴金不願人提及這件事（下到干校，以為此生與文藝不會再有關係了，我才放鬆的），他自己更從不提它。要寫，需要打通他這一關。於是就寫信給巴金，反覆強調我的出發點不是褒誰貶誰，只不過希望新的一代編輯們能更及時並認真地看一切來稿。這樣，他終於才勉強回信說： 關於《雷雨》，你要提我的名字也可以，但不要美化，寫出事實就行 了。事實是：一次我同靳以談起怎樣把《文學季刊》辦得好一些，怎樣組 織新的稿件。他說，家寶寫了個劇本，放了兩三年了。家寶是他的好朋友， 他不好意思推薦他的稿子。我要他把稿件拿來看了。我一口氣在三座門大 街十四號的南屋讀完了《雷雨》，決定發表它。 這裡，看巴金對自己所做的多麼輕描淡寫啊！然而如果不是巴金作出立即發表的決定，曹禺在戲劇創作的道路上，可能要晚起步一段時日。 不居功，不矜功，厚人薄己，這在舊社會是少見的品德，在今天，也依然是不可多得的。 二 1977年初，天色開始轉晴，我就同潔若商量托人代表我們去看望巴金一趟。我們托的是上海青年音樂家謝天吉，他那時正在歌劇院工作。由於都是驚弓之鳥，怕我這個摘帽右派會給巴金帶來新的災難，信還是由潔若出面來寫。天吉帶回巴金寫給潔若的信說： 這些年來我常常想念你們。你說蕭乾已六十八歲了。我還記得一九三 三年底他幾次到燕京大學蔚秀園來看我的情景。那時他才二十四歲……想 不到你們也吃了不少苦頭。我還好，十年只是一瞬間。為自己，毫無所謂。 不過想到一些朋友的遭遇，心裡有點不好受。 這段話使我想起1938年當他在上海孤島（在敵人的鼻子下）堅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時，一個十六歲的孩子從遠地寫信給他，關心他的安全。巴金在《一點感想》一文中說： 我固然感激他的關懷，但是我更慚愧我沒有力量去安慰他那渴望著溫 暖的年青的心。我沒有權利叫人為我的安全擔心。……我絕不是一個失敗 主義者，我也不是悲觀派，真正相信著最後勝利的極少數人中間，我應該 算一個。 這兩段話相距約40年，然而精神卻是一致的：悲天憫人，關心同類，同情弱者和不幸者；為自己，毫無所謂；對世界，只有責任感，沒有權利感；在敵人面前不低頭，苦難面前不自怨自艾；對前途，充滿了樂觀和信心。我認為這是瞭解巴金的人格、作品和人生哲學的一把鑰匙。 30年代初期，北方知識界（尤其文藝青年）曾十分苦悶過。那時，侵略者的鐵蹄已經踏到了冀東，而掌權者仍不許談抗戰。一些後來當了漢奸的士大夫卻在書齋裡振筆大談明清小品，提倡清靜無為。1932年魯迅先生到了北平，那就像窒息的暗室裡射進一線曙光。1933年，從上海又來了巴金和鄭振鐸兩位，死氣沉沉的北平文藝界頓時活躍起來。他們通過辦刊物（《文學季刊》和《水星》），同青年們廣泛交起朋友。很幸運，我就是在那時開始寫作的。 在見到巴金之前，我已經在《文學》、《現代》上讀到他不少的作品了。我覺得他是用心靈蘸著血淚直接同讀者對話的一個作家，不是用華麗的詞藻而是用真摯的感情來直撲人心的。那時，我自己的頭腦可是個大雜燴。有早期接受的一點點進步思想，有從大學課堂裡躉來的大量糊塗觀念，首先是唯美主義思想。我就是帶著那些到蔚秀園去找他的。 記得談起我對華林的新英雄主義的傾倒時，曾引起他的共鳴。他總是耐心地聽，透過那深度近視眼鏡注視著對方，然後寥寥幾句坦率地說出他的意見。後來我在為《我與文學瀉的一文中說：『』一個由刻苦走上創作道路的先輩近來曾作文否認靈感與天才的存在 這不僅是破除了一件寒人心的、幫人偷懶的迷信，且增加了正在躊躇的人的勇氣。」１這位先輩就是在年齡上其實僅大我五歲的巴金。他對我更重要的叮囑是「一個對人性、對現社會沒有較深刻理解的人極難寫出忠於時代的作品」。２從他那裡，我還懂得了「偉大的作品在實質上多是自傳性的。想像的工作只在於修剪、彌補、調布和轉換已有的材料，以解釋人生的某一方面」。３ １見《我與文學》，上海生活書店1934年版，第237頁（上海書店1981年重印）。 ２同上第236頁。 ３同上第237頁。 但是他反覆對我說的一句是：「寫吧，只有寫，你才會寫。」記得我的小說《郵票》發表後，巴金讀罷曾告訴我，作品中那個無知的孩子說的「我不小。瞧，我也流淚了。」那句話，使他受了感動。他就是這樣給一個初學寫作者以鼓勵的。 巴金和鄭振鐸的北來打破了那時存在過的京、海二派的畛域。一時，北平青年的文章在上海的報刊上出現了，而上海的作家也支援起北方的同行。1935年，我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接手編天津《大公報·文藝》的。不，我最初編的是《小公園》，一個本由「馬二先生」主持的貨真價實的「報屁股」。然而上海的作家們個計刊物的大小，一時張天翼、艾蕪、麗尼等幾位的作品就經常在《國聞週報》、《大公報·文藝》甚至那個《小公園》上出現了。這個渠道主要是巴金和靳以幫我打通的。我也因而可以預先編出二三十期刊物，然後去踏訪魯西、蘇北的災區了。 三 同巴金過從最密切，還要算1936和1937兩年，我們幾乎天天在一道。當時我在《大公報》編《文藝》，住在環龍路（今南昌路），隔幾個門就是黃源。巴金那時也住在霞飛路（今淮海中路）的一個弄堂裡，正在寫著他的三部曲。他主要在夜晚寫，所以總睡得很遲。有時我推門進去，他還沒有起床。那是很熱鬧的兩年：孟十還編著《作家》；靳以先後編著《文季》和《文叢》；黎烈文編的是《中流》；《譯文》則由黃源在編。我們時常在大東茶室聚會，因為那裡既可以暢談，又能解決吃喝。有時蘆焚、索非、馬宗融和羅淑也來參加。我們談論各人刊物的問題，還交換著稿件。魯迅先生直接（如對《譯文》）或間接地給這些刊物以支持。當時在處理許多問題上，我們幾個人都是不謀而合的。例如我們的刊物都敞開大門，但又絕不讓南京的王平陵之流伸進腿來。那時上海小報上，真是文壇花絮滿天飛，但我們從不在自己的刊物上搞不利於團結的小動作，包括不對某些讕言加以反擊。對於兩個口號，我們都認為是進步方面內部的分歧，沒參加過論戰。當時我在編著天津和上海兩地《大公報》的《文藝》版，我不記得曾發過一篇這方面的論爭的文章，雖然我們都在「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下面簽的名。記得有一次我出差在外，回來看到鄭振鐸提倡「手頭字」運動的宣言也簽上了我的名字。料必是我不在時，朋友們認為不能把我漏掉，就替我簽上的，我也因而深深感激。 那時在飯桌上，朋友們有時戲稱巴金為我的「家長」。家長不家長，那兩年我沒大迷失方向，不能不感激他那潛移默化的指引。 巴金平素態度安詳，很少激動。但是遇到重大問題，他也會頭上青筋凸起，滿臉通紅，疾言厲色地拍案大叫。這就發生在魯迅先生逝世的次晨，當時《大公報》在第三版上以「短評」方式向魯迅先生遺體戳了一刀。１巴金氣得幾乎跳了起來，聲音大得把房東太太都嚇壞了。也就是那天，當他一聽說我已經找報館老闆抗議並且提出辭職的時候，他立刻給了我有力而具體的支持，要我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譯屠格涅夫。 １詳《魚餌·論壇·陣地》，見《一本褪色的相冊》，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21-150頁。 「八·一三」全面抗戰的局面打開後，我很快失了業，決定經海路轉赴內地。臨行，我去看了他。當時由於國民黨軍隊的敗潰，上海早為戰火包圍，租界上空飛著炸彈，大世界、先施公司一帶也挨炸了。人們紛紛離去或準備撤離。巴金像個哨兵似地鎮定自若，說你們走吧，到內地一定有許多事可做。我得守在這裡，守著出版社，盡我的職責 1939年我出國前，我們又在香港相聚了一陣子。那時，我正陷入一場感情的漩渦中。他和楊剛都曾責備過我，我還狡辯。1978年後，我曾兩次在文章中表示過自己的懺悔。1980年在病塌上寫《終身大事》，也是希望年輕的朋友不要在這樣問題上走入歧途。 太平洋事變前，我們還有書信往來。我也從楊剛按期寄給我的《大公報·文藝》上，知道巴金對她的工作給予的支持。後來郵路不通了，我就像一隻斷了線的風箏，飄在朝不保夕的英倫三島。 我患了幾年神經衰弱，有半年幾乎連記憶力都喪失了。我深切地嘗到遊子之苦。也許正由於這樣，1979年當我在國外遇到入了美籍的故人時，我能理解他們靈魂深處的痛楚，因為我幾乎成了他們當中的一個。 1946年回到上海後，巴金住在市內偏西區的霞飛坊，我住在北郊的復旦。他抱了他的國煩（就是今天的小林）來過江灣，我有時也去看他，但那兩年我們見面不多。那也是我平生最迷茫的一段日子。同祖國脫節了七年之久，又是在那樣重要的七年，真是十分可怕的事。我對一切變為陌生了，而自己又不虛心向人討教，就提筆亂寫。我在給《觀察瀉的《擬瑪薩裡克遺書》裡，曾描述過自己當時的心境。有一天我將重新回憶那段混沌的日子。 家庭發生悲劇後，我就更像匹尾巴綁了火把的野獸，橫衝直撞起來。幸而那時楊剛從美國趕了回來。我終於還是冷靜下來，擺脫了羈絆，投奔了香港進步文化界。在我痛苦時，巴金給過我慰藉；在我迷茫時，他曾鼓勵我重新找到航道。 這些年來，我時常閉上眼睛像逛畫廊似的回憶一生所接觸過的熟人，真是感觸萬千。巴金使我懂得了什麼是友誼。它不應是個實用主義的東西，而應是人與人之間最大的善意，即是說，它時時刻刻鼓勵著你向上，總怕你跌跟頭；當你跌了跟頭時，它不是稱快，更不會乘機踹上一腳，而是感到痛，深深的痛。這種痛裡，閃著金子般的光輝，把人間（即便是沒有窗子的斗室）也照得通亮。 四 解放後，不少朋友由於地位懸殊了，就由疏遠而陌生了。這是很自然的，甚至也許是應該的。我自己一向也不知趣。唯獨同巴金，我們的往來沒間斷過。50年代的每次來京——往往是為了開會或出國，總想方設法把他的老朋友們都找到一起，去馬神廟或西單背後什麼四川人開的小館子，像30年代在大東茶室那樣暢聚一下。巴金一向是眼睛朝下望的，好像他越是受到黨的重視，越感到有責任協助黨團結其他知識分子。他出國時外匯零用是很緊的，還為我帶回《好兵帥克》的各種版本（可惜全都毀於1966年8月的那場大火）。他慷慨地從他的藏書中為我譯的書提供插圖，有的還是沙俄時代的珍本。書的部頭既大且笨，千里迢迢從上海帶來。他總依然像30年代那麼親切，熱情。記得我們兩個在北海舉行過一次划船比賽。我們各租了一條小船，從漪瀾堂出發，看誰先劃到五龍亭。我滿以為自己年輕幾歲，可以把他這個四川佬遠遠落在後面，但他一點也不示弱。結果我們劃了個平手，兩個渾身汗濕的程度也不相上下。 使我永難忘懷的是1957年7月10日那天。當時《人民日報》前不久已經在第一版上點了我的名，舊時的朋友有的見了面趕忙偏過頭去，如果會場上碰巧坐在一起，就立刻像躲麻風或鼠疫患者那樣遠遠避開。這原是極自然、也許還是極應該的。如果掉個位置，我自己很可能也會那樣。 7月10日那天早晨，我突然接到一份通知，要我下午去中南海紫光閣參加一個會。我感到惶恐，沒有勇氣去赴會，就去向作協劉白羽書記請假。他說，這是周總理召集文藝界的會，你怎麼能不去。那天我是垂了頭，哆哆嗦嗦進的紫光閣，思想上準備坐在一個防疫圈當中。 誰知還沒跨進大廳，巴金老遠跑過來了。他堅持要同我坐在一起。我舉目一望，大廳裡是兩種人：一種是正在主持鬥爭的左派，個個挺胸直背，興致勃勃；另一種是同我一樣正在文聯受批判的，像雪峰和丁玲。後一種很自然地都垂了頭坐在後排。因此，我的前後左右大都是出了問題的。巴金卻坐在我旁邊。我內心可緊張了，幾次悄悄對他說：「你不應該坐在這裡，這不是你坐的地方。」巴金好像根本沒聽見我說的話，更沒理會周圍的情況。他只是一個勁兒地小聲對我說：「你不要這麼抬不起頭來。有錯誤就檢查，就改嘛。要虛心，要冷靜。你是窮苦出身的，不要失去信心……」 正說著，大廳裡一陣掌聲，周總理進來了。他目光炯炯地環視著座位上的大家。過了一會兒，他忽然大聲問：「巴金呢？」這時，大家的視線都朝這邊射來。我趕緊推他：「總理叫你呢，快坐到前排去吧。」這樣，他才緩緩地站起來，一面向總理點首致意，一面彎下身來再一次小聲對我說：「要虛心，要冷靜……」然後，他就坐到前面去了。 那一別，就是20載。接著，我就變成了黑人。不料九年後，他自己也墜入了深淵。 總理逝世時，我也曾記起紫光閣的那個下午。記得總理現身說法，在那次使我永難忘懷的講話中，曾先後兩次問到吳祖光和我來了沒有，並且繼續稱我們為「同志」，然後熱情地囑咐我們要「認真檢查，積極投入戰鬥」。他並沒把我們列為敵人。後來潔若聽錄音時，這些地方自然早已洗掉了。 在柏各莊農場勞動時，每當我感到沮喪絕望，就不禁回憶1957年夏天那個下午的情景。頓時，一股暖流就涓涓淌入心窩。 1961年我調到出版社工作時，巴金還來信要我好好接受教訓，恢復工作後，也絕不可以放鬆改造。1964年摘「帽」後，他又來重複這一叮囑。那時我已從創作調到翻譯崗位上了。他在信中還說等著看我的譯品問世呢。我懂得，在任何境遇中，他都要我保持信心——首先是對自己的信心。 在收到他這些信時，我很擔心萬一檢查出來對他將多麼不利。吸取了歷史的教訓，他這些冒了風險寫來的信，都被我在1966年以前就含著淚水銷毀了。我感到他雖不是黨員，卻能用行動體現黨的精神和政策。難怪張春橋一夥要把他當作「死敵」來整。 1968年夏天，上海作協兩次派人來出版社向馮雪峰和我外調巴金。那位「響噹噹」看完我的交代，態度可凶了，斜叼著煙卷，拍著奧子，瞪圓了眼睛，說我美化了「死敵」。第二次另外一個傢伙一臉陰險的表情，威脅我要「後果自負」。夏天當我翻譯易卜生的《培爾·金特》１時，譯到妖宮那一幕，我不禁聯想到「四人幫」那段統治。他們也是要用刀在人們的眼睛上劃一下，這樣好把一切是非都顛倒過來。 １見《外國戲劇》1981年12月號。 在咸寧干校，每當露天放映影片《英雄兒女》時，我心裡就暗自抗議：這是什麼世道啊！這麼熱情地歌頌無產階級英雄、寫出這麼撼人心魄的作品的人，憑什麼遭到那麼殘酷的（包括電視批鬥）的折磨呢？ 這幾年，講起來我們的日子都好了，又都已年過古稀，本應該多通通信，多見見面。他常來北京，但我們彷彿只見過三四次面。第一次去看他時，潔若和我還把三個子女都帶上，好讓他知道，儘管經過這麼猛烈、這麼曠日持久的一場風暴，我們一家老少都還安然無恙。這一天，當他從賓館走出來迎接我們時，我看到他老態龍鐘，步履蹣跚，再也不是當年在北海比賽划船的巴金了。那次我注意到他講話氣力很差。近兩年兩次他來京，我們總是只通個電話。我願意他多活些年，不忍再增添他的負擔。至於托我寫信介紹去看他的，我都一概婉言謝絕。今秋他去巴黎前，曾在上海對王辛笛說，要來醫院看望我。聽到這話，我立即給他往京滬兩地都去了信，堅決阻攔。我不願他為我多跑一步路。至於通信，他向來事必躬親，不肯讓身邊人代筆。以前他寫信走筆如飛，如今字體越來越小，而且可以看出手在哆嗦。所以我無事不寫信，有事也盡量寫給他弟弟李濟生，這樣他就不會感到非親自動筆不可了。就這樣，從1977年到現在，他還給我和潔若寫了不下四十封。 這些信，好幾封是關心我的住房落實問題的，有幾封是看了我發表的文章提出批評的。還有兩封是責備我在《開卷》上寫的一篇文章，認為過去的事不應再去計較。我雖然由於確實有個客觀上的原因才寫了那篇東西，從而感到委屈，但我並沒像過去那樣同他死死糾纏。我還是把那篇東西從正在編著的一個集子裡抽掉了。並自認沒有他那樣不與人爭一日之短長的胸襟和氣度。 1979年初，我的錯劃右派問題得到改正後，朋友中間他是最早來信向我祝賀的。他的第一封信說：「你和黃源的錯劃問題得到改正，是我很高興的事。正義終於伸張了。」在另一封信裡，他又說：「你、黃源和黃裳幾位錯案得到糾正，是我高興的事情。連我也想不到會有今天。這才是伸張正義。」 然而他不僅僅祝賀，更重要還是督促，要我「對有限的珍貴的時光，要好好地、合理的使用。不要再浪費。做你最擅長的事情，做你最想做的事情」。他告誡我：「來日無多，要善於利用，不要為小事浪費時光。我們已浪費得太多，太多了。」關於《大公報·文藝》那篇東西，由於涉及到他，我是在發表之前先請他通讀的，他還糾正了我在《大公報》文藝獎金名單上鬧的錯誤。其餘的幾篇他都是在報刊上看了後才寫信給我的。他大概看出我久不拿筆，乍寫起來有些拘謹。我也確實總感到有位梁效先生叉著腰瞪著眼就站在我背後。讀了我最早給《新文學史料》寫的那兩篇回憶錄，他立即寫信告訴我「寫得不精彩」，「你的文章應當寫得更好一點」，要我「拿出才華和文采來」。然而像往常一樣，他在信中總是以鼓勵為主，要我「寫吧，把你自己心靈中美的東西貢獻出來」。 巴金在恢復了藝術生命之後，就公開宣佈了他對餘生做出的安排，提出了他的寫作計劃。他是毅力極強、善於集中精力工作的人，我相信他能完成。他不但自己做計劃，他在信中也不斷幫我計劃，說： 我們大家都老了。雖然前面的日子不太多，但還是應當向前看。我希 望你：（一）保重身體。（二）譯兩部世界名著。（三）寫一部作品，小 說或回憶錄。我們都得走到火化場，不要緊。 1979年夏，在我赴美之前，他又來信說： 你出去一趟很好。要記住，不要多表現自己，謙虛點有好處。對你， 我的要求是：八十歲以前得寫出三四本書，小說或散文都行。應該發揮你 的特長。你已經浪費了二三十年的時間了。我也一樣，我只好抓緊最後的 五年。這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為後世留下一點東西。名利、地位等等，應 當看穿了吧。 每逢我一疏懶，我就想到這位老友對我的督促和殷切的期望。友情，像巴金這樣真摯的友情，有如宇航的火箭，幾十年來它推動著我，也推動著一切接近他的人們，在歷史的長河中前進。 五 看到巴金的文集長達14卷，有人稱他為「多產」。可是倘若他沒從1935年的夏天就辦起文化生活出版社（以及50年代初期的平明出版社），倘若他沒把一生精力最充沛的20年獻給進步的文學出版事業，他的文集也許應該是40卷。 儘管我最初的三本書（包括《籬下集》）是商務印書館出的，在文藝上，我自認是文化生活出版社（下簡稱「文生」）拉扯起來的。在我剛剛邁步學走的時候，它對我不僅是一個出版社，而是個精神上的「家」，是創作道路上的引路人。談巴金而不談他慘淡經營的文學出版事業，那是極不完整的。如果編巴金的《言行錄》，那麼那14卷以及他以後寫的作品，是他的「言」，他主持的文學出版工作則是他主要的「行」。因為巴金是這樣一位作家：他不僅自己寫，自己譯，也要促使別人寫和譯；而且為了給旁人創造寫譯的機會和便利，他可以少寫，甚至不寫。他不是拿著個裝了五號電池小手電筒只顧為自己照路的人，他是雙手高舉著一盞大馬燈，為周圍所有的人們照路的人。 1957年7月，我在《文匯報》上發表過一篇談出版工作的文章，有些話說得偏頗，惹了禍。在那篇文章裡，我曾就經營管理方面稱許過舊日的商務印書館兩句，因而犯了「今不如昔」的大忌。然而「商務」同我的關係，僅僅是商務而已。書稿和酬金（我生平第一次拿那麼多錢！）都是鄭振鐸經手的。我不認識「商務」一個人，它也絲毫不管我正在寫什麼，應寫什麼，以及我該朝著什麼方向發展。對我來說，它只是個大店舖而已，公平交易，童望無欺。我賣稿，它買稿。一手交貨，一手交錢。 1936年剛到上海，巴金讀了我的《矮簷》之後，就啟發我走出童年回憶那個狹窄的主題，寫點更有時代感的東西。我不是東北人，對抗日題材沒有切身體驗；對農村以及上海那樣的大城市生活，我也是個阿木林。記得當我給開明書店《十年》寫了《鵬程》之後，巴金曾鼓勵我抓住揭露帝國主義文化侵略這個我既熟又多少有點戰鬥性的題材，寫個長篇。 從那以後，無論在上海還是在內地，在國內還是國外，我寫了什麼都先交給巴金。有的東西，如我還在國外時出版的《見聞》和《南德的暮秋》，還是他從報紙上剪下來編成的。如果不是巴金不辭辛苦，我在國外寫的東西早已大都散失了。 為什麼我的《落日》是「良友」出的呢？《珍珠米》和《英國版畫選》是「晨光」出的呢？我提起這個，是為了說明巴金不是在開書店，而是在辦出版事業。那時書商之間的競爭可凶了，然而巴金卻反其生意經而行之。當巴金看到趙家壁從「良友」被排擠出來，為了生存只好另起爐灶時，他馬上伸出慷慨仗義之手。作為支援，把自己掌握的書稿轉讓給還沒站住腳的「晨光」。這種做法即使對今天有些本位主義思想的出版家，也是不可思議的。 在他為總共出了10集、160種作品的《文學叢刊》所寫的廣告裡，巴金聲明他主編的這套書「作者既非金字招牌的名家，編者也不是文壇上的聞人」。這話實際上是對當時上海灘上書商惡劣作風的一種諷刺和挑戰。事實上，叢書從第一集起就得到了魯迅（《故事新編》）和茅盾（《路》）兩位的通力支持。叢刊的第一特點是以新人為主，以老帶新。每一集都是把魯迅、茅盾諸前輩同像我那樣剛剛學步的青年的作品編在一起。不少人的處女作都是在這套叢刊裡問世的。我自己就曾經手轉給過巴金幾種。另一個特點是每集品種的多樣性：長短篇、詩歌、散文、戲劇、評論以至書簡、報告。這兩個特點都是從一個非商業性觀點出發的，就是只求繁榮創作，不考慮賠賺。這是與當時的書商做法背道而馳的。也正是在這樣思想的指導下，「文生」出過朱洗的科普讀物多種，翻譯方面出過弱小民族的作品集。此外，「文生」還出了丁西林、李健吾、曹禺、袁俊等人的專集。 像「五·四」以來許多先輩一樣，巴金本人也是既創作又從事外國文學介紹的；在他主持下的「文生」，也是二者並重的。它翻譯出版了果戈裡、岡察洛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契河夫等俄羅斯以及其它國家的名著。以「文生」那樣小規模的出版社，這麼有系統有重點地介紹外國文學，是很不容易的。 同當年的商務、中華以及今天的國家出版社相比，「文生」的規模可以說是小得可憐。如今的總編輯下面大多有分門把守的副總編，副總編也不一定看一切書稿，更未必會下印刷廠。巴金作「文生」總編輯時，從組稿、審稿到校對都要干。像《人生採訪》那樣五六百頁或更大部頭的書，都是他逐字校過的。翻譯書，他還得對照原文仔細校訂，像許天虹譯的《大衛·科柏菲爾》和孟十還譯的果戈裡、普希金作品的譯稿，他都改得密密麻麻。有時他還設計封面，下印刷廠是經常的事。更要提一筆的是，這位包攬全過程的總編輯是不拿分文薪水的。巴金一生都是靠筆耕為生的。 僅僅是辛苦倒也罷了，20年來大部分時光他都是在帝國主義鼻子底下或國民黨檢查官以至警察憲兵的刀把子下面從事這項工作的。「文生」的編輯、作家陸台不就是為出版社的事被日本憲兵隊殺害的嗎！巴金自己的《萌芽》也曾被黨部一禁再禁，最後還是印上了「舊金山出版」後，才委託生活書店偷偷代售的。 這不是一篇巴金論。這裡我非但完全沒涉及他的作品，對他的為人也只寫了一鱗半爪，有些事我只能略而不談。 我本來為這篇東西另外寫了一段結束語，臨了又把它拿掉了。因為考慮到巴金在世一天，他是不會允許朋友們寫頌揚他的話的，不管那是多麼符合事實，他一向是那麼平凡樸素。他的人格和作品的光芒也正是從平凡樸素中放出來的。 寫到這裡，我剛好收到巴金寄來的《創作回憶錄》，重讀了他於1980年4月在日本東京發表的講話：文學生活五十年》。作為講話的結束語，他引用了他在四次文代會上講的一段話： 我仍然感覺到做一個中國作家是很光榮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 頭，寫作的時間是極其有限了，但是我心靈中仍然燃燒著希望之火，對我 們社會主義祖國和我們無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懷著十分熱烈的愛。我要 同大家一起，盡自己的職責，永遠前進。作為作家，就應當對人民、對歷 史負責。我現在更明白：一個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絕不是一個鼠日寸 光、膽小怕事的人。 從巴金身上可學習的東西是很多的，我覺得首先應學習他對祖國和人民的那份熾熱的愛，他對歷史、對人民的負責精神。一個為了表現自我，或者為了謀求什麼私己利益而寫作的人，是達不到這樣的境界，也不會有這種精神的。 （選自《生命從80歲開始》，珠海出版社1995年12月版）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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