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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雲變幻的政壇


             波詭雲譎下的「從容」

               我不喜歡政治

  蔣介石曾在日記中表示他不喜歡政治,他曾寫道:「政治使人過狗一般的生活……道德何在?友誼何在?」

  但是,權力慾和野心都特別強烈的他怎肯在舊中國的政壇上默默無聞地作一個小字輩呢?不過,出身沒皮無賴的他要想在當時軍閥割據稱雄。諸路豪強各顯神通。的混亂時代裡求得出人頭地,其困難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然而這個難題卻沒難倒蔣介石。綜觀其一生政治沉浮的經歷,實在沒有什麼可因可點的突出政績。但其統御下屬和打擊競爭對手的方法和手段卻令人歎為觀止。他實在是無師靈通的高手。視政治與地位為生命的蔣介石,又轉而信奉「政治的靈魂在於權謀」,其真正的能事全在於善長搞政治陰謀。

               蔣介石丟面子

  熟知舊中國歷史的人都會知道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在這次事變中,愛國將領張學度和楊虎城軟禁了一直對日妥協退讓的蔣介石,逼迫蔣介石通電抗比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與共產黨聯合。後來,經過中國共產黨從中周旋,蔣介石答應舉兵抗日,張、楊二人也放了他。但是,蔣介石怎肯把自己受迫之中發的誓言當作一回事。安全抵達南京後不久,他就又翻臉作色,對日且打且退,把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對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上。正義在流血,猙獰在狂笑,令蔣介石更加刻骨銘心的是自己在西安渡過的仿如牢獄般得被困生活,更加仇視自己這段很丟面子的經歷的創造者——張學良和楊虎城。張學良是他的救命恩人,曾經和他八拜結交,對他自然不能太過分,否則會有失蔣介石這個國民主席的身份;而楊虎城既不是他的嫡親,又對他屢加冒犯,觸怒天顏,自然是不能饒恕,須嚴懲不怠。於是,蔣介石又展開其獨具特色的手段,懲罰了張學良和楊虎城對自己的「大不敬」,做到殺一撒百。

               小人得罪不得

  上天、楊虎城正和秘書夫婦二人及一群孩子在家中閒聊,忽然一群蒙面歹徒闖進屋來,舉槍便射,屋中老幼頓時都倒在血泊之中,無一人生存下來。大家心照不宣,主謀者是誰已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對付張學良,蔣介石又好好動了一番腦子。西安事變後不久,蔣介石電邀張學良飛抵南京共商抗日大計,張學良不顧眾將官的阻攔,帶著對蔣介石的幻想登上了飛機。當周恩來得知消息趕赴機場阻攔時,張學良乘坐的飛機已經升空而去,而張學良的悲劇便從此開始。一下飛機。蔣介石便把張學良軟禁起來,不見天日,直到叨年代,身在台灣的張學良仍然未能獲取全部的自由。昔日馳騁沙場的少帥變成了蔣介石政治權謀鏈條上的犧牲品。

  張學良,1901年出生,其父為牽繫軍閥魁首張作霖,張學良為長子。1928年6月4日,張作霖兵敗往關外退回,因為沒有滿足狼子野心的月本人的全部侵略要求,被日本人在皇姑屯炸死。張學良繼承父業,統帥東北軍。成為當時世人矚目的焦點。年輕有為的張學良從此卷人了舊中國風雲變幻的政治漩渦之中。

  張學良感到了從三個方面而來的強大壓力:首先是日本人,他與日本人是國仇家恨合為一體,刻骨銘心。但日本人勢力太盛,且對東北極欲鯨吞蠶食,不能當面對抗,只能巧與周旋;其次是蘇聯,張學良與其父一樣,是反蘇化的,在政治上與蘇聯對立,而蘇聯又在遺留的中東鐵路問題上有利益,蘇聯有新銳之氣,也是個大威脅;第三是南面的國民黨,張作霖就是敗在他們手上,下一步還不知道會怎樣對討他張學良。考慮再三,張學良決定不投靠日本人,那樣會被人笑掉大牙的,更不能依附於蘇聯人,那樣不但與自己的一貫宗旨不合拍,還會招致日本人和蔣介石等一大批反赤色蘇聯力量的群起圍攻。三條路死兩條,他只有與國民政府,與蔣介石聯合。

  1928年6月15日,張學良舉行就職儀式,就任奉天督辦。20日,張學良就奉天軍備督辦發表任職通電,提出五項舉措:其一為罷兵言和,反對內戰;其二為交鄰親善,講求外交;其三為整飭戎政,實行兵農政策;其四為提倡實業,改革政治;其五為採取眾意,歸於公決。但此時的張學良基礎本不牢固,他明智地末就東北的軍政大權問題提出意見。6月21日,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上,張學良推舉張作相為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但張作相堅辭不就,並推張學良就任此職。隨後,張作相回錦州為母奔喪,從而使張學良擁有了主持東北大局的機會。

  7月2日,東三省省議會聯合會再度召開,張作相請求辭職並於會上通過,同時,他還極力推薦張學良。正午2時,聯席選舉表決,同意張學良為東北三省保安總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7月14日,張學良宣誓就職。7月19日,東北臨時保安委員會成立,張學良為委員長,統理東北各省區所有內政外交的重大問題。至此,張學良完成了其父死後面臨的權力過渡的困境,掌握了東三省的軍政大權。接著便開始與蔣介石派去的代表接洽。

  其實早在張作霖死訊剛外傳不久,蔣介石便已著手展開拉攏張學良的工作。張學良鑒於當時自己尚未掌握軍政大權,而且風向也沒有確定,所以就沒有貿然答應。但是,他對勞民傷財的內戰早已深惡痛絕,主張中國統一,實現富國強兵。他知道憑自己的兵力和智力恐怕不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於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蔣介石身上。通過與蔣介石所派代表的短暫接觸,張學良擺脫日本人的干擾,克服內部意見的不統一,於1928年12月29日實現改旗易幟。

               蔣介石的難產日

  1930年春,蔣介石借口消弱各個軍閥的勢力,結果引發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三派聯手,與蔣介石展開的中原大戰。雙方力量均等,戰況慘烈,死屍堆迭,血流成河。而旁觀的張學良既不希望這場內戰爆發,又不想成為戰爭的參戰方。於是,裝備精良的東北軍便成了各派都要極力爭取的機動力量。

  在這方面,蔣介石又走在了各派的前面。他的代表首先到達瀋陽,對張學良陳述利弊,並且給張學良以巨大的經濟支持。而馮、閻派去的代表則兩手空空,無話可說。風風光光的舞台完全讓給了蔣介石派去的代表。

  但是,張學良並不想如此早地介入其中,雖然蔣介石多次請求他出兵「勤政」。一直僵持了好幾個月,猶豫不決的張學良才無奈地出兵關內,中原大戰結束,蔣介石對張學良感激涕零。

  不過,感激歸感激,蔣介石可不想讓這筆人情債成為自己的絆腳石,該忘的就得忘,而且歸依自己的張學良已經成為一個自己不得不時刻小心的政敵。

               一箭雙鵰之計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侵略軍發動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張學良致電蔣介石,要求抵抗,但蔣介石卻抱准不抵抗政策,票張學良遵照執行。於是,東北三省迅速陷落,東北軍撤退關內,張學良雖對外界婉言解釋,但仍然成為輿論攻擊的焦點。他不得不引咎辭職,而主謀蔣介石則高枕無憂。張學良這個黑鍋背得很有點無奈。

  隨後,在1935年夏天,蔣介石調張學良率東北軍開赴西北去剿共,實際卻是他思慮已久的陰謀。通過西北剿共,一方面可以消滅共產黨的兵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消耗張學良東北軍的實力;第三還能使東北軍與原來駐守的揚虎城的西北軍產生矛盾,張楊相爭,而蔣介石則坐收漁人之利。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蔣介石甚至唆使人挑撥離間,指使西安的軍統、中統特務摘破壞活動。但他的如意算盤卻打錯了。張、楊二人屢屢剿共失敗,損失慘重,而蔣介石卻絲毫不給給養,不准擴充兵力。共同的挫折,共同的利益,使得原先各存敵意的張、楊二人開始惺惺相惜。而後合作,消極剿共。蔣介石多次電令無效,送親自飛往西安督戰,結果自陷籠中,促成了西安事變的成功。

            卿本佳人,無奈偏逢薄倖郎

  身陷囹圄的蔣介石對於自己一手「提拔」上來的張學良的背後行為頗為氣惱,跳著腳地罵張學良忘恩負義。但當看到張、楊二人態度堅決時,狡猾的蔣介石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委屈求全,答應了二人的兵諫。脫逃西安之後不久,他便把自己的信誓旦旦忘得一乾二淨,先把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軍隊肢解得七零八落,四處分散,而後把張、楊二人分別囚禁起來。在逃往台灣之前,蔣介石聲色俱厲地拒絕了一些人釋放張學良的要求。風流惆儻的少帥張學良已經結束了能與蔣介石稱兄道弟的時代,等待他的是綿延無期的軟禁生活。

              一人得勢,幾人遭殃

  其實,伴隨著蔣介石政治上春風得意、飛黃騰達而走向歷史的沒落舞台的又何止是張學良一個人,胡漢民、廖仲他、汪精衛等人都是國民黨的元老,卻悉數栽在了蔣介石手上。

  胡漢民,字展堂,1879年生於廣東番禹。1905年加入同盟會,隨後追隨孫中山先生,辦報宣傳民主思想,籌措資金並參與策劃大事,對於民主革命貢獻頗多,尤其是在理論上對三民主義常有精闢獨到的旨要闡發,是當時頗有影響的理論家和宣傳家。在與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保皇派」的論戰中,胡與汪精衛被人合稱為革命隊伍中的「雙壁」。時人把孫、胡、江三人關係稱為「胡汪無先生(指孫中山)不醒,先生無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和廖仲愷譽為國民黨的「三傑」。胡漢民深得孫中山的器重和信任,孫中山生前曾命胡漢民三次代行其職,而且多次讚賞胡漢民能力非凡,即使是位總統也綽綽有餘。

  與胡漢民相比,汪精衛的資歷和能力似乎也毫不遜色。汪1905年參加成立同盟會的籌備工作,為會章起草人之一。同盟會成立之初,主持三部(評議、執行、司法)之一的評議部,任評議長。1924年國民黨「一大」召開時,汪精衛為主席團成員,參與了大會宣言的起草工作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常務委員兼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常務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後兼實業部部長。同年,國民黨政治委員會成立,汪為其中成員。

  1925年,孫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國民黨最高統治階層出現權力真空,究竟由誰來繼承這個「肥缺」,成為當時國民黨內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問題。當時有資格人主其中的只胡漢民、汪精衛、廖仲他三個人。蔣介石雖然頗受生前孫中山的賞識和提拔,但當時也只不過是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和黃埔軍校校長,既沒有獲得最高權力的資格,也沒有人認為他有取得最高統治權的可能。但是,蔣介石是一個最善於把握機會的人,見縫插針使手段是他的拿手好戲,他及時參加了這場你死我活的權力之爭中,並最終成為勝利者。

  自從孫中山決定改組國民黨,實行三大政策之日起,國民黨內部就開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在國民黨內,真正的左派,多屬中下層,上層人物除中共交叉成員外,屬於右派和居中偏右的佔多數,左派之中的廖仲愷在促進國共合作的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孫中山死後,這種作用更為明顯和重要。當時的廖仲愷身兼國民黨中執委,財政部長等要職,而且他所領導的機構中還多任用共產黨員為骨於力量。胡漢民屬於右派人物,他一開始就不太贊同孫中山聯俄聯共的政策,只是懾於孫中山的威望,不敢公開表示反對。孫中山逝世後,胡漢民便開始積極反共。汪精衛起初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也有懷疑,但國民黨改組後,汪精衛又採取了積極擁護的態度,高喊「革命者向左轉」,一直到1927年武漢政府實行分共反共為止,汪精衛都是以左派面孔出現的。實際上,開始的權力爭奪是圍繞這三個人展開的。但是,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成立時,汪精衛卻被任命為無足輕重的外交部長。右派當然心有不甘,他們認為汪精衛的上台有賴於左派和共產黨的支持。於是便遷怒於廖仲愷。國民黨左右派矛盾開始進一步激化。

                後院著火

  此時的蔣介石正率黃埔軍東征舊軍閥陣陳炯明。身在廣州的滇軍將領楊希閔、桂軍將領劉震寰,勾結軍閥許崇智,企圖搞掉蔣介石,推翻革命政府。蔣介石急忙回師,一舉平定劉楊叛亂。東征和平定劉楊叛亂,使原先幾乎是不名一文的蔣介石的地位和聲望瞬間陡增,一躍成為僅次於汪、胡、廖的第四號人物。於是,蔣介石便有點昏昏然地得意忘形,甚至公然以民眾代言人的身份四處招搖過市。1926年6月下旬,蔣介石公然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要求選舉他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並要求任命他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後,蔣介石又向會議提出一套議案,逼迫各中央執行委員通過。同時宣佈戒嚴,向會議大耍流氓淫威。國民黨諸要人見成壓當頭,不得不應允。但是,蔣介石的這種無賴行徑卻激起國民黨要人及元老的極大憤慨,他們群起抨擊蔣介石,說蔣介石是「新軍閥出現」,「寧波拿破侖崛起」,「廣州已成為警察國家」等等。一時之間,蔣介石陷入窘境,極為狼狽。但是。好源歷史故意要成全他,要讓他在中國舊歷史舞台上風光一回。就在蔣介石似乎已經窮途末路的時候,廖仲愷被刺,左派輿論力量強大的廣州反響巨大,而蔣介石卻趁機解脫。

                好不得意

  偵破工作證實,胡漢民堂弟胡毅生與粵軍將領魏邦平、梁鴻楷與刺殺廖仲愷有關。於是,胡漢民與粵軍首領許崇智也不清不白地被牽連進來。剛剛脫困的蔣介石審時度勢,認為自己大顯身手的機會已經到了。他知道,如今能與自己爭權奪勢的人越少越好,而胡漢民和許崇智已成為眾矢之的。藉機推波助瀾,就可將二人驅走。但是,憑自己的力量又怕不能實現目標,而能夠聯手的只有汪精衛。於是,蔣介石便對汪精衛投懷送抱,幫助早已有意倒胡的汪精衛排擠胡漢民。1925年9月23日,無比失意的胡漢民聽從了蔣介石的「建議」,惜同秘書衛士和女兒,從黃埔搭船赴俄。而後,蔣介石又一鼓作氣,趁勢逼迫資歷、地位、實力均在自己之上的許崇智辭去本兼各職,乘船赴滬,從此在舊中國政壇上銷聲匿跡。

  這一系列的政治鬥爭,表面看來是汪精衛利用了蔣介石,但實際上,蔣介石既趕走了胡漢民,又消除了廣州境內對自己最大的軍事威脅,地位大有提高,而且拉近了與汪精衛的關係。不管是倒胡,還是逐許,最終得利的都是蔣介石。雖然此時蔣介石已成為名義上的第二把手,力量卻絲毫不遜於汪精衛。

  趕走胡漢民不久,蔣介石便開始對汪精衛的位子垂涎三尺,急欲一攬為快。

  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蓄意製造了帶有反共傾向的「中山艦事件」。這個行動深得右派的讚許,他們頓時活躍起來,紛紛為蔣搖旗吶喊。汪精衛對他的這種專擅越權行為十分氣惱,卻又礙著文人的臭架子,不好發作,無奈之餘,只好稱病去職。5月11日,汪精衛秘密離粵赴香港,於6月中旬抵達法國。氣走汪精衛,蔣介石便堂而皇之地坐上了軍委會主席的寶座,得意非常。

              你只不過是個文人

  此時身在異國他鄉的胡漢民聽說了中山艦事件,認為蔣介石此時一定需要他的合作,而他也可以藉此大顯身手,以圖東山再起。於是,胡漢民在3月19日急急搭乘客輪,趕往廣州。然而,春風得意馬蹄急的蔣介石怎肯讓一個「老大哥」來對自己的舉動指手劃腳呢?為了把胡漢民再次擠走,蔣介石首先處置打擊了廣州的國民黨右派分子,給胡漢民一點顏色看看。他不但處分了孫文主義學會分子,還把右派的頭面人物、廣州市長伍朝相通走。接著,蔣介石又高唱起革命詞句,並繼續聘任俄國人鮑羅廷作顧問,處處與胡漢民的意願背道而馳。此外蔣介石還指使國民政府主席下令,讓陳友仁取代胡漢民擔任外交部長。胡漢民本來是滿腹高興,企盼之中回到廣州的。可是,只有短短十天的時間,他重返國民政府政治舞台的夢想就被打得粉碎,無奈,只好淒淒惶惶地再度離開廣州。他離開廣州那天,恰好是5月9日,汪精衛也離開廣州,而且兩個人又是同船。二人垂頭喪氣,連說話的熱情都沒有了。

  趕走了兩個最大敵人,蔣介石以為自己從此就可以大權在握,高枕無憂了。結果導致黨內反蔣情緒暴起,蔣介石的處境頗為不妙,甚至已經有人在叫喊著要迎回汪(精衛)主席。

                群猴爭霸

  為了擺脫這種困境,蔣介石又想拜倒在汪精衛的石榴裙下。但汪精衛仍然記恨著上次所受屈辱,而且知道蔣介石從來不做賠本的買賣,所以便沒有答應,甚至走到了與蔣介石對立一面,主張與共產黨人合作。蔣介石見狀,只能再回頭求助於胡漢民。胡漢民的文人傲氣和自視清高一下子被蔣介石的「禮賢下士」給激得活躍起來,便答應了蔣介石的合作要求。

  1927年4月14日,在胡漢民主持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在南京召開。蔣介石、吳稚輝、李石曾、蔡元培、張靜江、鄧澤如、陳果夫、周啟剛、甘乃光、蕭佛成、柏文蔚、黃紹閎加胡漢民共13人參加會議。此次預備會議原定在第二天召開的二屆四中全會做準備的。

  此前,蔣介石曾與汪精衛約定,4月15日同聚南京召開二屆四中全會。可是,這一天,汪精衛及武漢的委員們卻一個也沒到會。在南京的國民黨執監委只有10人,尚不足總數80人的六分之一。全會開不成,只好改作談話會。談話會決定,否認武漢的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準備用武力來清黨,成立南京國民政府。然而以談話做決定。於國民黨法理不合,胡漢民遂獻一策,中央政治委員在南京有8人,可以由中央政治會議主持一切。於是,這個臨時決定的會議便在17日於南京召開。會上,胡漢民「當選」為國民政府主席,爾後胡漢民提議以鈕永建為國民政府秘書長,以吳稚輝為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陳銘樞為副主任,此提議得到眾人附議而通過。會上又決定「國民政府」18日起在南京辦公。

  「南京政府」這個形式,對蔣介石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它可以使蔣介石分共反共的政策合法化,從而在他的「地盤」上消滅共產黨人在上層政治和在軍隊中的存在。消除他的後顧之憂,而且還可以用來作對抗,成為打敗武漢政府的工具,而這個「形式」』是胡漢民幫他一手建立起來的。此後,胡漢民又利用自己的關係和地位為蔣介石消除了許多隱患,保住了許多可以利用聯合的力量。

  然而1927年8月中旬,蔣介石由於內外交困不得不宣佈下野,胡漢民也隨之高寧赴滬,宣佈下野。這一次蔣胡合作,給胡漢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憶,而蔣介石得到的卻是一大筆政治資本。從此,汪精衛在國民黨內的政治影響,再也不是顯高於蔣介石了,蔣介石已經可以和汪精衛平起平坐了。而且,蔣介石還有強於他的資本,汪精衛和胡漢民都是文人,沒有自己的軍隊,蔣介石卻擁有自己的武裝,在朝為主,下朝亦非客,隨時可以復出,汪、胡則不然,沒有人邀請,他們想復出很難。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召開,蔣介石重新上台執政。胡漢民得知消息後,又趕緊從巴黎奔回為蔣介石賣一把子力氣。結果,他一回來,就為蔣介石緩解與其他幾派軍閥之間的緊張關係,為蔣分了不少憂。然而,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尊榮。當胡漢民賣完力氣,向蔣介石伸手要權的時候,蔣介石卻翻臉不認人了。這種忘恩負義的行徑激起了胡漢民的文人火氣,大罵蔣介石,罵得蔣介石灰頭土臉,終於把他給軟禁起來。後來,經過多方實力派的不斷爭取,胡漢民才被蔣釋放,從此成為在野派,於1936年5月12日病逝於廣州,終年5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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