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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聯大有一個文嫂。 她不是西南聯大的人。她不屬於教職員工,更不是學生。西南聯大的各種名冊上都沒有「文嫂」這個名字。她只是在西南聯大裡住著,是一個住在聯大裡的校外的人。然而她又的的確確是「西南聯大」的一個組成部分。她住在西南聯大的新校舍。 西南聯大有許多部分:新校舍、昆中南院、昆中北院、昆華師範、工學院……其他部分都是借用的原有的房屋,新校舍是新建的,也是聯大的主要部分。圖書館、大部分教室、各系的辦公室、男生宿舍……都在新校舍。 新校舍在昆明大西門外,原是一片荒地。有很多墳,幾戶零零落落的人家。墳多無主。有的墳主大概已經絕了後,不難處理,有一個很大的墳頭,一直還留著,四面環水,如一小島,春夏之交,開滿了野玫瑰,香氣襲人,成了一處風景。其餘的,都平了。墳前的墓碑,有的相當高大,都搭在幾條水溝上,成了小橋。碑上顯考顯妣的姓名分明可見,全郁平躺著了。每天有許多名師大儒、莘莘學子從上面走過。住戶呢,由學校出幾個錢,都搬遷了。文嫂也是這裡的住戶。她不搬。說什麼也不搬。她說她在這裡住慣了。聯大的當局是很講人道主義的,人家不願搬,不能逼人家走。可是她這兩間破破爛爛的草屋,不當不間地戳在那裡,實在也不成個樣子。新校舍建築雖然極其簡陋,但是是經過土木工程系的名教授設計過的,房屋安排疏密有致,空間利用十分合理,那怎麼辦呢?主其事者跟文嫂商量,把她兩間草房拆了,另外給她蓋一間,質料比她原來的要好一些。她同意了,只要求再給她蓋一個雞窩。那好辦。她這間小屋,土牆草頂,有兩個窗戶(沒有窗扇,只有一個窗洞,有幾根直立著的帶皮的樹棍),一扇板門。緊靠西面圍牆,離二十五號宿舍不遠。 宿舍旁邊住著這樣一戶人家,學生們倒也沒有人覺得奇怪。學生叫她文嫂。她管這些學生叫「先生」。時間長了,也能分得出張先生,李先生,金先生、朱先生……但是,相處這些年了,竟沒有一個先生知道文嫂的身世,只知道她是一個寡婦,有一個女兒。人很老實。雖然沒有知識,但是潔身自好,不貪小便宜。除非你給她,她從不伸手要東西。學生丟了牙膏肥皂、小東小西,從來不會懷疑是她順手牽羊拿了去。學生洗了襯衫,晾在外面,被風吹跑了,她必為撿了,等學生回來時交出:「金先生,你的衣服。」除了下雨,她一天都是在屋外呆著。她的屋門也都是敞開著的。她的所作所為,都在天日之下,人人可以看到。 她靠給學生洗衣服、拆被窩維持生活。每天大盆大盆地洗。她在門前的兩棵半大榆樹之間拴了兩根棕繩,擰成了麻花。洗得的衣服。夾緊在兩繩之間。風把這些衣服吹得來回擺動,霍霍作響。大太陽的天氣,常常看見她坐在草地上(昆明的草多豐茸齊整而極乾淨)做被窩,一針一針,專心致志。衣服被窩洗好做得了,為了避免嫌疑,她從不送到學生宿舍裡去,只是叫女兒隔著窗戶喊:「張先生,來取衣服,」——「李先生,取被窩。」 她的女兒能幫上忙了,能到井邊去提水,踮著腳往繩子上晾衣服,在床上把衣服抹煞平整了,疊起來。 文嫂養了二十來隻雞(也許她原是靠喂雞過日子的)。聯大到處是青草,草裡有昆蟲蚱蜢種種活食,這些雞都長得極肥大,很肯下蛋。隔多半個月,文嫂就挎了半籃雞蛋,領著女兒,上市去賣。蛋大,也紅潤好看,賣得很快。回來時,帶了鹽巴、辣子,有時還用馬蘭草提著一塊夠一個貓吃的肉。 每天一早,文嫂打開雞窩門,這些雞就急急忙忙,迫不及待地奔出來,散到草叢中去,不停地啄食。有時又抬起頭來,把一個小腦袋很有節奏地轉來轉去,顧盼自若,——雞轉頭不是一下子轉過來,都是一頓一頓地那麼轉動。到覺得肚子裡那個蛋快要墜下時,就趕緊跑回來,紅著臉把一個蛋下在雞窩裡。隨即得意非凡地高唱起來:「郭格答!郭格答!」文嫂或她的女兒伸手到雞窩裡取出一顆熱烘烘的蛋,順手賞了母雞一塊土坷垃:「去去去!先生要用功,莫吵!」這雞婆子就只好咕咕地叫著,很不平地走到草叢裡去了。到了傍晚,文嫂抓了一把碎米,一面撒著,一面「咕咕」叫著,這些母雞就都即足足地回來了。它們把碎米啄盡,就魚貫進入雞窩。進窩時還故意把腦袋低一低,把尾巴向下耷拉一下,以示雍容文雅,很有雞教。雞窩門有一道小坎,這些雞還都一定兩腳並齊,站在門坎上,然後向前一跳。這種禮節,其實大可不必。進窩以後,咕咕囔囔一會,就寂然了。於是夜色就降臨抗戰時期最高學府之一,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新校舍了,阿門。 文嫂雖然生活在大學的環境裡,但是大學是什麼,這有什麼用,為什麼要辦它,這些,她可一點都不知道。只知道有許多「先生」,還有許多小姐,或按昆明當時的說法,有很多「摩登」,來來去去;或在一個洋鐵皮房頂的屋子(她知道那叫「教室」)裡,坐在木椅子上,呆呆地聽一個「老倌」講話。這些「老倌」講話的神氣有點像耶穌堂賣福音書的教士(她見過這種教士)。但是她隱隱約約地知道,先生們將來都是要做大事,賺大錢的。 先生們現在可沒有賺大錢,做大事,而且越來越窮,找文嫂洗衣服、做被子的越來越少了。大部分先生非到萬不得已,不拆被子,一年也不定拆洗一回。有的先生雖然看起來衣冠齊楚,西服皮鞋,但是皮鞋底下有洞。有一位先生還為此制了一則謎語:「天不知地知,你不知我知。」他們的襪子沒有後跟,穿的時候就把襪尖往前拽拽,窩在腳心裡,這樣後跟的破洞就露不出來了。他們的襯衫穿髒了,脫下來換一件。過兩天新換的又髒了,看看還是原先脫下的一件乾淨些,於是又換回來。有時要去參加Party1,沒有一件潔白的襯衫,靈機一動:有了!把襯衫反過來穿!打一條領帶,把紐扣遮住,這樣就看不出反正了。就這樣,還很優美地跳著《藍色的多瑙河》。有一些,就完全不修邊幅,衣衫襤褸,囚首垢面,跟一個叫花子差不多了。他們的褲子破了,就用一根麻繩把破處繫緊。文嫂看到這些先生,常常跟女兒說:「可憐!」 來找文嫂洗衣的少了,她還有雞,而且她的女兒已經大了。 女兒經人介紹,嫁了一個司機。這司機是下江人,除了他學著說雲南話:「為哪樣」、「咋個整」,其餘的話,她聽不懂,但她覺得這女婿人很好。他來看過老丈母,穿了麂皮夾克,大皮鞋,頭上抹了發蠟。女兒按月給媽送錢。女婿跑仰光、臘戌,也跑貴州、重慶。每趟回來,還給文嫂帶點曲靖韭菜花,貴州鹽酸菜,甚至宣威火腿。有一次還帶了一盒遵義板橋的化風丹,她不知道這有什麼用。他還帶來一些奇形怪狀的果子。有一種果子,香得她的頭都疼。下江人女婿答應養她一輩子。文嫂胖了。 男生宿舍全都一樣,是一個窄長的大屋子,土墼牆,房頂鋪著木板,木板都沒有刨過,留著鋸齒的痕跡,上蓋稻草;兩面的牆上開著一列像文嫂的窗洞一樣的窗洞。每間宿舍裡擺著二十張雙層木床。這些床很笨重結實,一個大學生可以在上面放放心心地睡四年,一直睡到畢業,無須修理。床本來都是規規矩矩地靠牆排列著的,一邊十張。可是這些大學生需要自己的單獨的環境,於是把它們重新調動了一下,有的兩張床擺成一個曲尺形,有的三張床擺成一個凹字形,就成了一個一個小天地。按規定,每一間住四十人,實際都住不滿。有人佔了一個舖位,或由別人替他佔了一個舖位而根本不來住;也有不是鋪主卻長期睡在這張鋪上的;有根本不是聯大學生,卻在新校舍住了好幾年的。這些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單元裡,大都只有兩三個人。個別的,只有一個,一間宿舍住的學生,各系的都有。有一些互相熟悉,白天一同進出,晚上聯床夜話;也有些老死不相往來,連貴姓都不打聽。二十五號南頭一張雙層床上住著一個歷史系學生,一個中文系學生,一個上鋪,一個下鋪,兩個人合住了一年,彼此連面都沒有見過:因為這二位的作息時間完全不同。中文系學生是個夜貓子,每晚在系圖書館夜讀,天亮才回來;而歷史系學生卻是個早起早睡的正常的人。因此,上鋪的鋪主睡覺時,下鋪是空的;下鋪在酣睡時,上鋪沒有人。 聯大的人都有點怪。「正常」在聯大不是一個褒詞。一個人很正常,就會被其餘的怪人認為「很怪」。即以二十五號宿舍而論,如果把這些先生的事情寫下來,將會是一部很長的小說。如今且說一個人。 此人姓金,名昌煥,是經濟系的。他獨佔北邊的一個凹字形的單元。他不歡迎別人來住,別人也不想和他搭伙。他不知從哪裡弄來一些木板,把雙層床的一邊都釘了木板,就成了一間屋中之屋,成了他的一統天下。凹字形的當中,摞著幾個裝肥皂的木箱——昆明這種木箱很多,到處有得賣,這就是他的書桌。他是相當正常的。一二年級時,按時聽講,從不缺課。聯大的學生大都很狂,譏彈時事,品藻人物,語帶酸鹹,辭鋒很銳。金先生全不這樣。他不發狂論。事實上他很少跟人說話。其特異處有以下幾點:一是他所有的東西都掛著,二是從不買紙,三是每天吃一塊肉。他在他的床上拉了幾根鐵絲,什麼都掛在這些鐵絲上,領帶、襪子、針線包、墨水瓶……他每天就睡在這些丁丁噹噹的東西的下面。學生離不開紙。怎麼窮的學生,也得買一點紙。聯大的學生時興用一種灰綠色布制的夾子,裡面夾著一疊白片艷紙,用來記筆記,做習題。金先生從不花這個錢。為什麼要花錢買呢?紙有的是!聯大大門兩側牆上貼了許多壁報、學術演講的通告、尋找失物、出讓衣鞋的啟事,形形色色、琳琅滿目。這些啟事、告白總不是頂天立地滿滿寫著字,總有一些空白的地方。金先生每天晚上就帶子一把剪刀,把這些空白的地方剪下來。他還把這些紙片,按大小紙質、顏色,分門別類,裁剪整齊,留作不同用處。他大概是相當笨的,因此,每晚都開夜車。開夜車傷神,需要補一補。他按期買了豬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塊,借了文嫂的鼎罐(他借用了鼎罐,都是洗都不洗就還給人家了),在學校茶水爐上燉熟了,密封在一個有蓋的瓷壇裡。每夜用完了功,就打開壇蓋,用一隻一頭削尖了的筷子,瞅準了,扎出一塊,閉目而食之。然後,躺在丁丁噹噹的什物之下,酣然睡去。 這樣過了三年。到了四年級,他在聚興誠銀行裡兼了職,當會計。其時他已經學了簿記、普通會計、成本會計、銀行會計、統計……這些學問當一個銀行職員,已是足用的了。至於經濟思想史、經濟地理……這些空空洞洞的課程,他覺得沒有什麼用處,只要能混上學分就行,不必苦苦攻讀,可以缺課。他上午還在學校聽課,下午上班。晚上仍是開夜車,搜羅紙片,吃肉。自從當了會計,他添了兩樣毛病。一是每天提了一把黑布陽傘進出,無論冬夏,天天如此。二是穿兩件襯衫,打兩條領帶,穿好了襯衫,打好領帶;又加一件襯衫,再打一條領帶。這是幹什麼呢?若說是顯示他有不止一件襯衫、一條領帶吧,裡面的襯衫和領帶別人又看不見;再說這鼓鼓囊囊的,舒服嗎?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因此,同屋的那位中文系夜遊神送給他一個外號,這外號很長:「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金先生很快就要畢業了。畢業以前,他想到要做兩件事。一件是加入國民黨,這已經著手辦了;一件是追求一個女同學,這可難。他在學校裡進進出出,一向像馬二先生逛西湖:他不看女人,女人也不看他。 誰知天緣湊巧,金昌煥先生竟有了一段風流韻事。一天,他正提著陽傘到聚興誠去上班,前面走著兩個女同學,她們交頭接耳地談著話。一個告訴另一個:這人穿兩件襯衫,打兩條領帶,而且介紹他有一個很長的外號:「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聽話的那個不禁回頭看了金昌煥一眼,嫣然一笑。金昌煥誤會了:誰知一段姻緣卻落在這裡。當晚,他給這女同學寫了一封情書。開頭寫道:「××女士芳鑒,逕啟者……」接著說了很多仰慕的話,最後直截了當地提出:「倘蒙慧眼垂青,允訂白首之約,不勝榮幸之至。隨函附贈金戒指一枚,務祈笑納為荷。」在「金戒指」三字的旁邊還加了一個括弧,括弧裡註明:「重一錢五」。這封情書把金先生累得夠嗆,到他套起鋼筆,吃下一塊肉時,文嫂的雞都已經即即足足地發出聲音了。這封情書是當面遞交的。 這位女同學很對得起金昌煥。她把這封信公佈在校長辦公室外面的佈告欄裡,把這枚金戒指也用一枚大頭針釘在佈告欄的墨綠色的絨布上。於是金昌煥一下子出了大名了。 金昌煥倒不在乎。他當著很多人,把信和戒指都取下來,收回了。 你們愛談論,談論去吧!愛當笑話說,說去吧!於金昌煥何有哉!金昌煥已經在重慶找好了事,過兩天就要離開西南聯大,上任去了。 文嫂丟了三隻雞,一隻筍殼雞,一隻黑母雞,一隻蘆花雞。這三隻雞不是一次丟的,而是隔一個多星期丟一隻。不知怎麼丟的。早上開雞窩放雞時還在,晚上回窩時就少了。文嫂到處找,也找不著。她又不能像王婆罵雞那樣坐在門口罵——她知道這種潑辣做法在一個大學裡很不合適,只是一個人叨叨:「我口乃(的)雞呢?我口乃雞呢?……」 文嫂的女兒回來了。文嫂嚇了一跳:女兒戴得一頭重孝。她明白出了大事了。她的女婿從重慶回來,車過貴州的十八盤,翻到山溝裡了。女婿的同事帶了信來。母女倆顧不上抱頭痛哭,女兒還得趕緊搭便車到十八盤去收屍。 女兒走了,文嫂失魂落魄,有點傻了。但是她還得活下去,還得過日子,還得吃飯,還得每天把雞放出去,關雞窩。還得洗衣服,做被子。有很多先生都畢業了,要離開昆明,臨走總得乾淨乾淨,來找文嫂洗衣服,拆被子的多了。 這幾天文嫂常上先生們的宿舍裡去。有的先生要走了。行李收拾好了,總還有一些帶不了的破舊衣物,一件魚網似的毛衣,一個壓扁了的臉盆,幾隻配不成對的皮鞋——那有洞的鞋底至少掌鞋還有用……這些先生就把文嫂叫了來,隨她自己去挑揀。挑完了,文嫂必讓先生看一看,然後就替他們把曲尺形或凹字形的單元打掃一下。 因為洗衣服、揀破爛,文嫂還能岔乎岔乎,心裡不至太亂。不過她明顯地瘦了。 金昌煥不聲不響地走了。二十五號的朱先生叫文嫂也來看看,這位「怪現狀」是不是也留下一些還值得一揀的東西。 什麼都沒有。金先生把一根布絲都帶走了。他的凹形王國裡空空如也,只留下一個跟文嫂借用的鼎罐。文嫂毫無所得,然而她也照樣替金先生打掃了一下。她的笤帚掃到床下,失聲驚叫了起來:床底下有三堆雞毛,一堆筍殼色的,一堆黑的,一堆蘆花的! 文嫂把三堆雞毛抱出來,一屁股坐在地下,大哭起來。「啊呀天吶,這是我口乃雞呀!我口乃筍殼雞呀!我口乃黑母雞,我口乃蘆花雞呀!……」 「我寡婦失業幾十年哪,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我風裡來雨裡去呀,我的命多苦,多艱難呀,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 「你先生是要做大事,賺大錢的呀,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 「我口乃女婿死在貴州十八盤,連屍都還沒有收呀,你咋個要偷我口乃雞呀!……」 她哭得很傷心,很悲痛。 她好像要把一輩子所受的委曲、不幸、孤單和無告全都哭了出來。 這金昌煥真是缺德,偷了文嫂的雞,還借了文嫂的鼎罐來燉了。至於他怎麼偷的雞,怎麼宰了,怎樣退的雞毛,誰都無從想像。 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一九八一年六月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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