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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取消了身份，也就是說，取消了舊的身份證、信用卡、住房、汽車、兩張學術執照。連我的兩個博士學位都被取消了。我的一切文件、檔案、記錄都被銷毀——紙張進了粉碎機，磁記錄被消了磁。與此同時，我和公司（全稱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公司）的錢財帳也兩清了——這筆帳是這麼算的：我的一切歸他們所有，包括我本人在內；他們則幫我免於進監獄。公司的人對我說，假如把你移交給司法機關，起碼要判你三十年徒刑，還可能在你頭上打洞，但是我們也不希望發生這樣的事——這說明我們的工作沒做好。他們給了我一個新的身份，我的名字叫M，我有一張蹩腳中學的畢業文憑，讓我在一個建築公司當工人，還給了我五塊錢——考慮到我在銀行裡的五十萬塊存款都將歸公司所有，只給這一點錢真是太少——然後開車送我去新的住處，有一樣東西不用他們給，就是我的新模樣。安置以前我有一點肚子，甚至可以說在發胖，現在已經尖嘴猴腮了。 有一件事必須補充說明，我現在犯的不光是直露錯誤，還有影射錯誤，因而萬劫不復了。這後一條錯誤是公司的思想教育研究會發現的。我絕不敢說公司這樣檢舉我，是為了擴大自己的營業額。我只是說，有這麼一回事。 這個故事到此就該重新開始：某年某月某日下午，有一個M，他是個又瘦又高、三十歲的男子，穿著一件寬大的白色絲襯衣，一條黑色的呢料褲子，一雙厚底的皮鞋，鑽進了一輛黑色的大汽車（這輛汽車和殯儀館的汽車有點像，並且也被叫作送人的車），前往東郊一個他不認識的地方。有兩個穿黑衣服的男子陪他同去，並且在汽車後座上不斷地敲打他的腦袋，拍打他的面頰，解開他襯衣的領扣，露出一小片蒼白、削瘦的胸膛，說一些尖酸的話，但是意在給他打氣。後來汽車在一座上世紀五十年代建成的舊磚樓前停了下來，同去的人在他後背上推了他一把說：你到了，並且遞給他一張窄行打印紙，說：該記著的事都在上面。M從車上下來，走了幾步，拍了一下前門，司機把玻璃放下來。M說：能給我幾支煙嗎？司機取出一個煙盒，往裡看了看，說道：還有六支。遞給他，並且問道：還有事嗎？M搖搖頭，轉過身去，汽車就從他身後開走了。 此時天色將暗，舊樓前面有很多亂糟糟的小棚子。因為天有點涼，M打了一個寒噤。然後他就走到那座舊樓裡去，爬上磚砌的露天樓梯。那張打印紙上寫著「407」，也就是四樓七號。走廊上一盞燈都沒有，所以也看不出哪裡是幾號。於是他隨手敲了一家的房門，門開時，一個小個子女人用肩膀扛住門扇。M想，我應該讓她看個清楚，以免她不信任我，就一聲不響地站著。從敞開的門裡，傳來一股羊肉燉蘿蔔的氣味。據我所知，M既不喜歡吃羊肉，也不喜歡吃蘿蔔，所以他對這股氣味皺起了鼻子。那女人看清他以後讓開了門，把頭往裡一擺，M就走進去。這間房子裡很熱，因為有個房間裡生了火。她用手一指說：往裡走，給我看著孩子，飯一會兒就得。M就朝裡面走去，繞過了破舊的冰箱、破爛的傢具，走進一間尿味撲鼻的房間，這裡有兩個小床，床上躺了兩個嬰兒，嘴裡叼著橡皮奶嘴，瞪著眼睛看著他。M想道，你們千萬不要哭，哭起來我真不知怎麼辦好。這間房子裡點了一盞昏黃的燈。那個女人在廚房裡說：你會做飯嗎？M說，不會。她又問：會不會鼓搗電器？他想到自己過去學過物理，就說：會一點。於是她說：那還好，不是白吃飯。 在被重新安置（也就是說，被取消了舊身份，換上新身份）之前，我上過兩星期的學習班。如前所述，參加學習班原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但這回和以往不同：除了讓你檢討錯誤，還講一些注意事項。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回到原來住的地方，也不要和過去認識的人取得聯繫，假如這樣做了的話，「重新安置」就算無效，我們過去犯的錯誤也就不能一筆勾銷了。我們當然明白，這是暗示我們將住監獄。重新安置了以後，我們既沒有妻子（或者丈夫），也沒有兒女。假如原先有，公司也會替我們處理，或者離婚，或者替我們撫養。要知道我們這些人都是挺有錢的，現在一切都歸他們了。我記得講到這裡時，會場上一片不滿的噓聲。公司的代表不得不提高嗓音說：這就夠好的了，要知道在上個世紀，你們這些人不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大戈壁，而現在你們都安置在北京城裡！作為一個史學家，我不用他提醒我這個。我只關心重新安置了以後，活不下去怎麼辦。公司的代表回答說，假如大家都活不下去，就會產生新的治安問題。他們不會讓我們活不下去的。我們會有新的家庭，新的妻子或者丈夫，這些公司會安排。我認為，我未來的妻子是什麼樣的，最好現在就形容一下。但公司的代表認為，這不是我該、或者我配關心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我們這些人可不可以互相聯繫，以便彼此有個照應？公司的人說：絕對不可以。我們之間不能橫向串連，也許公司會安排我們彼此認識，除此之外，一切聯繫都不可以有。這些問題都明確了以後，我就開始想像，在公司給我安排的新家裡有什麼。我怎麼也沒想到會有一個半老不老的婆子，還有一對雙胞胎。還有這麼辛辣的騷味。在昏黃的燈光下，我四處張望，看到這座舊磚樓滿是裂縫，還有一隻大到不得了的蟑螂爬在房頂上。我必須吃我不愛吃的羊肉蘿蔔湯，還要在這間騷哄哄的屋子裡和那個小個子女人做愛——這是那種一間半一套的房子，除了這個大房間，還有一間小得像塊豆腐乾。那個小個子女人臉上滿是皺紋，額頭正上方有一絡白頭髮——這些事情我都不喜歡，很不幸的是，它們沒有發生。後來那個女人看了我拿的那張窄行打印紙，發現我該去407，而這裡是408，就把我攆到隔壁去了。那間房子敞著門，滿地塵土和碎紙片。我不必吃不喜歡的羊肉燉蘿蔔了，這是個好消息。壞消息是什麼可吃的都沒有，連晚飯都沒有了。 M重新安置後的第一個夜晚在407室度過。這套房子的玻璃破了不少，其中一些用三合板、厚紙板堵上了，還有不少是敞開的，張著碎玻璃的大嘴。這房子和408是一樣的，在那個大房間的地上放了一個舊床墊，還有一個舊冰箱，有一盞電燈掛在空中，但是不亮。奇怪的是，打開冰箱的門，裡面的燈卻是亮的。他藉著冰箱裡的燈光檢查了這間房子，看到了滿地的碎玻璃。當然，冰箱裡除了霉斑、一個爛得像泡屎的蘋果之外，什麼都沒有了。後來他就在那個床墊上睡了一夜，感覺到了床墊裡的每一根彈簧。凌晨時分他爬了起來，就著晨光在暖氣片上找到了一盒火柴，一連吸了三支煙，還看到一隻老鼠從房子中間跑過去了。後來他就出門去，想到附近揀點垃圾——另一個說法是別人廢棄的東西——來裝點這間房子。但是在這片破舊、快被拆除的樓房附近，想揀點什麼還真不容易——除了爛紙、塑料袋子，偶而也能見到木製品，但是木頭已經糟朽掉了。 我扛著一把白色的破椅子回家時，又想起我那輛火鳥牌賽車來。那輛車是我從公司的拍賣場買來的，買的時候嶄新，而且便宜的叫人難以置信。後來我又把它開回公司的拍賣場，這叫我對因果報應之說很感興趣了，因為我知道，這輛嶄新的車還會以便宜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價格賣掉。假如一個人死了，他生前穿的衣服也只能很便宜地賣掉，尤其是他斷氣時穿的那一件。所以到公司的拍賣場去買東西，不僅是貪小便宜，而且性格裡還要有些邪惡的品性。我在車裡留了一盤錄音，告訴在我之後那個貪小便宜的傢伙這些事，並且預言他也會被重新安置。這是因為敢貪這種小便宜的人膽子都大，而膽子大的人早晚都要被安置。沒了這輛車，到哪裡都要走路，實在不習慣，除此之外，我還穿了不合腳的皮鞋，這更加重了我的痛苦。扒了半天的垃圾，我身上的白襯衣也變成灰色的了。 我就這麼一瘸一拐地扛著椅子走回家來，發現那張破床墊上坐了一個女人，梳著時髦的短頭髮，大約二十四五歲，長得也很時髦——也就是說，雖然細胳膊細腿，但是小腿上肌肉很發達，看來是練過——但是穿得亂糟糟。上身是件碎玻璃式的府綢襯衫，下身是條滿是油漬的呢裙子，腳下是一雙皮帶的厚底鞋，四邊都磨起了毛。她看到我回來，就拿出一張窄行打印紙來，問這裡是不是407。我把椅子放下來，坐在上面說：把這破紙條扔了吧，現在沒有用了。而且我還對她：你原該穿件舊衣服的，現在天涼啊。 我說過，在被重新安置之前，有一陣子我總得到公司裡去。那時候我和往常一樣，開了一輛紅色的火鳥牌賽車，但我那陣子總穿一套黑色西服，好像家裡死了人，這可和往常不一樣。最後一點是公司要求的，他們還要求我們在胸前佩戴個大大的紅D字。這一點叫人想起了霍桑的《紅字》，公司的人也知道，所以笑著解釋說：諸位，這純屬偶合。他們提供做好的紅字，底下還有不干膠，一粘就能粘上。我還發現這種膠留下的污漬用手一搓就掉，不污衣服，當時以為公司在為我們著想，後來發現不是的。在重新安置那一天，坐上送人的車之前，送我的人上下打量了我幾眼，說道：把衣服脫下來。他看我目瞪口呆，就進一步解釋說：你跟公司定的合同裡有一條，重新安置以後，你原有的一切財產歸公司所有——還記得吧？我這才恍然大悟道：衣服也算？他說：廢話！這麼好的衣服，怎麼能不算？按照他的原定方針，就要把我扒得只剩一條短褲。說了好半天，才把長褲和襯衣保住了，至於我現在穿的這雙厚底皮鞋，是用一雙鱷魚皮的輕便鞋和送人的傢伙換的。那些傢伙都是從貧困地區雇來的農民工，財迷得要命。他們還說：你今天就該穿幾件舊衣服——現在天涼啊。這件事可以說明公司為什麼要提供不污損衣服的不干膠：為了剝我們。它也能說明該女人出現在我面前時，為何衣冠不整。我聽說公司也雇了一些女農民工，而且女人往往比男的更財迷。我以為拿這個開玩笑很有幽默感，但是那個女人很沒幽默感地說道：你現在說這個已經晚了。後來她還一本正經地從床墊上站了起來，把手伸給我，做了自我介紹，我也一本正經地吻了她的手，告訴她，我是何許人也。這樣我們就在落難時表現了君子和淑女的風度，但是不知表現給誰看。她說她是畫家，搞現代藝術搞到這裡來了。我說我是史學家、哲學家，寫了一本《我的舅舅》，把我自己送到這裡來了。她說她聽說過我；我說真抱歉，我沒聽說過她，所以我就不能說久仰的話了。 後來在那間破房子裡，我們生造了很多新詞，比方說，安置後——重新安置以後，安置前——重新安置以前，錯誤——安置的原因；以此來便利交談。晚上睡覺時有兩個選擇：睡床還是睡板。睡床就是睡在破床墊上，睡板則是睡在搭在磚頭上的木板上。我總是堅持睡板，表面上是對女士有所照顧，其實我發現板比床舒服。這位女士告訴我說，她的錯誤是搞了現代藝術，我對這一點不大相信。眾所周知，男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思想」錯誤，女人被安置的原因大多是「自由」錯誤。所謂自由，是指性自由。當然，我也沒指望一位女士犯了這種錯誤會和男人說實話。 有關這個女人的事，我可以預先說明幾句：她先告訴我說，她是畫家，後來又說自己是個「雞」，也就是高級妓女。後來她又說自己是心理學家。我也不知該信哪個好了。我對她的態度是：你樂意當什麼，就當什麼好了；而且不管你說自己是什麼，我都不信。我開頭告訴她，我是史學家，後來說我是哲學家，最後又說自己是作家，說的都是實話，但也沒指望她會信，因為太像信口開河了。我們倆如此的互不信任，不能怪我們缺少誠意，只能怪真的太像是假的，假的又太像真的了。 假如我叫M的話，和我住在同一間房子裡的那女人就該叫作F了。在安置前，所有的F 和M都在公司的地下車庫辦學習班，那車庫很大，我們在一頭，她們在另一頭，從來不聚在一起，但是有時在路上可以碰見。我們M胸前佩了D字以後，多少有點灰頭土臉的感覺，走到外面低頭駝背，直到進了車庫才能直起腰來。而F則不是這樣。她們身材苗條、面目姣好，昂首挺胸地走來走去，全不在乎胸前的D字。假如和我們走到對面，就朝我們微笑一下，但絕不交談。我的一位學友說，她們都是假的，是公司雇來的演員或模特兒。看上去還真有點像，但這位學友是懷疑主義哲學家，犯的是懷疑主義錯誤；假如不是這樣，我就會更相信他的說法。順便說一句，這位學友一點骨氣都沒有，成天哭咧咧地說：我的懷疑主義是一種哲學流派，可不是懷疑黨、懷疑社會主義呀！假如一隻肥豬哭咧咧地對屠夫說：我是長了一身膘，但也沒犯該殺之罪呀，後者可會放過它？當然，沒有骨氣的人，看法不一定全錯，但我更樂意他是錯的。現在我房間裡有一個F，似乎已經證明他錯了。 上完班疲憊地走回家，發現這間房子完全被水洗過了，原來的燥氣、塵土氣，被水汽、肥皂氣所取代；當我坐在床墊上解鞋帶時，F從廚房裡出來，高高挽著袖子，手被冷水浸得紅撲撲的。她對我說：把襯衣脫下來，現在洗洗，晚上就干了。這時我心情還不壞。後來我光著膀子躺在爛床墊上說：你哪天去上班哪？問了這句話以後，心情就壞了。 我已經說過，安置後我是個建築工人，所以我就去上班。在此之前，我對這個職業還有些幻想，因為建築工人掙錢很多，尤其是高空作業的建築工。上了班之後這種幻想就沒有了。他們把我安置到的那個地方名叫某某建築公司，卻在東直門外一個小胡同裡，小小的一家門面房，裡面有幾個面相兇惡的人，而且髒得厲害。其實這是個修理危舊房屋的修建隊。人家問我：幹過什麼？我說：史學家，哲學家，等等。對方就說：我們是建築隊——你會幹什麼？我只好承認自己什麼都不會，人家就叫我去當小工。這時候我又暗示自己可以記記帳，做做辦公室工作，人家則狠狠地白了我一眼。於是我就爬上房去，手持了一根長把勺子去澆瀝清，還得叫一個滿臉粉刺的小傢伙「師傅」。下班時那小子說：明天記著，一上了班，先要給師傅「上煙」——咱們是干一天拿一天錢，不合意可以早散伙。我答應著「哎」，心裡卻在想：給死人是上香，給你是上煙，我就當你死了吧。瀝清是有毒的，聞了那種味直噁心；房頂上沒有遮陰的地方，曬得我頭暈腦脹；我兩個胳臂疼得像要掉下來——假如掉下來就不疼，我倒希望它們掉下來；這個工作唯一的好處，就是每天算一次帳，當天就有工資，解了我的燃眉之急。我上班的情形就是這樣。 現在該說說那個D的含義了，公司的人說，D是delivery（發送）之意。安置就是把我們發送出去。聽了這個解釋之後，我就覺得自己是個郵包，很不自在。他們說，我們這種包裹有兩種寄法，一是寄給別人，二是寄給我們自己。在前一種情況下，必須要有肯要我們的人，舉例言之，408那位太太。她是個退休的小學教師（有二十年教齡就可退休，所以她年齡不太大），四十二歲結了婚，四十三歲生了雙胞胎，同時遭丈夫遺棄，就到公司去申請了一個丈夫。頭天晚上，她以為我就是那個郵包——這種錯誤是可以想像的，嫌我太瘦弱，但沒有說。後來她收到了真的丈夫，是個出租車司機，同時又是個假釋的刑事犯（公司的業務也包括安置這種人），雖然不瘦弱，卻天天揍她，還說：你敢去公司訴苦，我就宰了你；但這都是後話了。我和F屬於後一種情況，在公司學習時，他們說，對這類情形要實行三搭配：男女搭配，高低搭配，錯誤搭配。第一條是指性別，第二條是指收入，最後一條指什麼我也不知道。說實在的，我對第二條抱很大希望，因為我已經是個每天只掙二十塊錢的小工了，她再掙得少，那就沒法活。我問她哪天去上班，她說：我已經上班了。我問：在哪兒？她說：在這兒。公司給我安置的職業是家庭主婦。聽了這話，我都快暈過去了。她還怕我暈不掉，從廚房裡跑出來說，我給你做家務，你可要養我呀！我萬分沮喪，無可奈何地說：安置前你怎不這樣講？ 眾所周知，二十一世紀女權高漲，假如有位女士對男友說：我讓你養我，這是至高的求愛之詞。安置之前假如有位女人對我這麼說，我一定會養她，除非她是安徽來的小保姆。而不養安徽小保姆，絕非因為渺視那個省份，而是一養就要養一大批人，包括她爹媽、她的七大姑八大姨，還有堂兄表弟之類，而且這些表兄弟裡還有一個是她指腹為婚的未婚夫，就在你眼皮底下不乾不淨；這種現象被人叫做「徽班進京」，多的時候一班有一二百人。所以，男人養了一個女友或是妻子，實在是體面得很，但是很難養到。有位女士說過：誰要養我，必須滿足三個條件：1，長得要像阿波羅（指雕像）；2，陰莖不短於八英吋；3，年收入在百萬元以上。這些條件，尤其是第二條，極難滿足——因為中國男人很少長這麼大，而且這麼大並無用處，所以也就是瞎說說罷了——所以男人家裡很少有主婦。倒是有時到某位女士家裡作客時，能看到一位很體面的小伙子。主人指著他說：我先生，我養著他。偷偷和他聊幾句時，他皺著眉頭說：沒辦法，想過家庭生活——與此同時，聽到河東獅吼：你們在幹啥？要搞同性戀嗎？他趕緊灰溜溜去陪老婆。不敢像主婦那樣吼起來：我和人說幾句話也不行嗎？這說明男人的條件不那麼苛刻。綜上所述，有女人要我養，我不能拒絕。我只能委婉地和她算這本帳：每天二十塊錢，咱們兩個人，怎麼活呀。 F告訴我說，只要省吃簡用，兩個人花二十塊錢也能活。吃的方面，我們只吃粗茶淡飯，她決不追求比我吃得好；穿的方面她也可以湊合，只是要買一兩件時裝和幾件內衣（我皺著眉頭指出，這些東西貴得很），再加上一點起碼的化妝品，衛生用品，她就不再要求什麼了。我知道這是要求我每年出勤350天，天天腰酸腿疼，生不如死。這樣規劃了以後，她就把我今天的全部工資搜去，一個子兒也不留。然後她到廚房裡去做飯，我則躺倒在舊床墊上長噓短歎。 從前述的情節裡，你一定能想到安置是四月底的事。那時候北京常是陰雨天氣，就是不下雨，天也陰得黃慘慘的。就算是風和日麗，我也沒有好心情。到了五月初，天就會連續晴朗。五月一日放假，當然也沒有工資。我心情比初安置時好了一些，像一個男人一樣收拾了這間房子，用揀來的塑料薄膜把窗子上的碎玻璃補上，然後爬上房頂，用新學會的手藝修補漏雨的地方。在幹這件事的同時，憑高眺望這片拆遷區。當然，景色沒有什麼出奇之處。在四周玻璃大廈的藍色反光之下，這裡有十幾座土紅色的磚樓，樓前長著樹皮皴裂的赤楊樹。樓前面還有亂糟糟的小棚子，是多年以前原住戶蓋起來的，現在頂上翹著油氈片。我還看到最北面那座樓房正在拆，北京城和近五十年來的每個時期一樣，在吐出大量的房渣土。這個景象給我一個啟迪，我從房頂上下去對F說：等我們這座樓被拆掉時，就可以搬出去住好房子了。她笑吟吟地看著我說：住好房子？付得起房租嗎？這使我相當喪氣，但還是不死心，說道：也許我可以考個電工什麼的；你也可以去考個秘書，這樣可以增加收入。她繼續笑了一下，就轉過身去。然後我就更喪氣地想到了和公司定的合同：服從公司的安置，不得自行改換工作。我很可能要當一輩子的小工，住一輩子拆遷區。本來我還想下午去外面找找，看哪個廢棄的房間裡有門，把它拆回來安在自己家的衛生間裡；但是我沒了情緒，就在床墊上躺過了那一天下余的時間。那一陣子我總是這樣沒精打彩——因為實在沒有什麼事可高興的。 有關我想考電工的事，還有必要補充幾句。人到了我這個地步，總免不了要打自己的主意，想想還能做點什麼。作為一個物理系的畢業生，很容易想到去考電工。而作為一個喜歡在公路上和人賽車的人，我又想去考垃圾車司機。這些奇思異想都是因為當小工太累，掙錢又太少，還要受那個小兔崽子師傅的氣。每次我說起這類的話頭，F總是那麼乾脆地打斷我。假如她能順著我說幾句，我也能體驗一點幻想的快樂。這娘們沒有一點同情心。 《我的舅舅》得了漢語布克獎，為此公司派車把我從工地上接了去，告訴我這個消息。這個獎的錢不多，只有五千塊，在我現在的情況下也算是一筆款子了。我向來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但是當坐在我對面的公司代表說「祝賀我們吧」時，還是面露不快之色：這和你們有什麼關係？他說：怎麼沒有關係？你忘了我們的合同嗎？你的一切歸我們所有，而我們則重新安置你。其實不等他提醒，我就想起來了。我站身來說：謝謝你告訴我這件事，我要回家了。他說：別著急呀，現在還用得著你。你得去把獎領回來，還得出席一個招待會……我說：我哪裡都不想去。那人就拉下臉來說：合同上可有締約雙方保證合作的條款，你想毀約嗎？我當然不想毀約，毀約也拿不回損失的東西，還要白白住監獄。然後我就被帶去洗澡，換上他們給我準備的體面衣服，到U·K·使館去。有兩個彪形大漢陪我去，路上繼續對我進行教育：怎麼著，哥們兒，不樂意呀？不樂意別犯錯誤哇。我說：我不犯錯誤會落到你們手裡嗎？他們說，也對。你們不犯錯誤，我們也沒生意。但是，「這我們就管不著了」。 作為一個史學家，我馬上就想到了「這我們就管不著了」像什麼——它像上世紀六十年代林彪說自己是天才的那句話：我的腦袋特別靈，沒辦法，爹媽給的嘛。「這我們就管不著了」和「沒辦法」是一個意思，帶著一種無可奈何的自豪心情，使我氣憤得很。我想找個沒人的地方罵幾句。在汽車裡不能罵，在U·K·使館更不能罵，那兒的人對「cao」「bi」這類的音節特敏感，一聽見就回答「fuke you」，比聽見「How do youdo」反應還快。我忍了一口氣，在招待會上狼吞虎嚥，打飽嗝，而且偷東西。這後一種行徑以前沒有練習過，但是我發現這並不難，尤其是別人把你當個體面人，不加防備時。我共計偷掉了兩個鍍金打火機、四把刀叉，四盒香煙；還偷了一本書。公司陪我的人只顧聽我在說什麼，一點沒看見這些三隻手的行徑。不幸的是我吃不慣那些cheese，回來大瀉特瀉。我覺得自己賺回來了一點。既然我的一切，包括體面都歸你們所有，那我就去出乖露醜。為公司跑了這一趟，回來以後得了一個信封，裡面裝了十五塊錢（這是誤工費，公司代表說），還有一通說教。他們說我沒有體面，表現不好。 晚上回家，我告訴F今天發生的事，還告訴她我在招待會上搗了一頓亂，多少撈回了一點。她說我還差的遠，公司從這個布克獎裡得到的不只是五千塊錢。《我的舅舅》得了獎後，肯定比過去暢銷。會出外文本，還能賣電影改編權。所以我該平平氣，往前看，還會有前途。往前看，我只能看到自己是個澆瀝清的小工，所以氣也不能平。她又從另一面來開導我：你不過是得了布克獎，還有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呢。這話倒也不錯，從公司的宣傳材料裡我知道，被安置的人裡有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霍梅尼文學獎得主、海明威小說獎得主，有教皇科學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撒旦學院院士（這最後一位我還認識，他是研究魔鬼學的），他們大家都犯了錯誤，在公司的安置下獲得了新生。相比之下，我又算得了什麼呢。所以我拿起了一根撬棍，對F說，我出去找找門，找到了回來叫你。我已經說過了罷，我們的房間裡少一扇門。後來我真的找到一扇很好的門，把它從門框上卸了下來。等到招呼F把它抬回家裡後，我又懶得把它再安到衛生間門框上，因為我的情緒已經變壞了。我的情緒就像小孩子的臉，說壞就壞，一點控制不住。而且我也不想控制。 如前所述，有一個叫作M的男人和一個叫作F的女人，在某年四月底遭到安置，來到一間拆遷區的房子裡。鑒於M就是我本人，用不著多做介紹。F的樣子我也說過一些，她身材細高、四肢纖長、眉清目秀，後來我還看到她乳房不大，臍窩淺陷。除此之外，她在家裡的舉動也很有風度，這就使我想起一位學友的話：所有的F都是演員，或者雇來的模特。 F對我說，你要警惕「重新安置綜合征」。我說：你不嫌繞嘴嗎？她說：那就叫它「安置綜合征」，我還是嫌它太長。最後約定叫做「綜合」，我才滿意了。所謂綜合，是指安置以後的一種心理疾病，表現為萬念俱灰，情緒悲觀，什麼都懶得干。各種症狀中最有趣的一條是厭倦話語，喜歡用簡稱。在公司受訓時，聽到過各種例子：有人把「精神文明建設」簡化到了精神，又簡化到了精，最後簡化成「米」；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總公司」簡化成公，最後又簡化成了「八」；把自己從「重新安置後人員」簡稱為員，後來又簡稱為「貝」。所以公司招我們這種人去訓話，（這句話未經簡化的原始形態是：「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總公司向重新安置人員佈置精神文明建設工作」）就成了「八貝米」；由拆字簡化，造成了一種極可怕的黑話。我現在正犯這種毛病。這種毛病的可怕之處在於會導致性行為的變化，先是性慾減退，然後異性戀男人會變成被動的同性戀者，簡稱「屁」，最後簡稱「比」。我對F說：怕我比？我還不至於。她居然能聽懂，答道：你不比，我在這裡還有意義。你比，我就愛莫能助了。 我承認自己有點綜合，比了沒有，自己都不清楚。心情沮喪是不爭的事實，但我也很累。成天澆瀝清、搬洋灰袋子——第一次把一袋洋灰扛到房頂上時，我自己都有點詫異：原來我還這麼有勁哪——下了班老想往床上躺。說實在的，過去我幹的力氣活都在床上，現在已經在床外出了力，回到它上面自然只想休息。這時F露出肌肉堅實的小腿，從它旁邊走過去。有時我也想在她腿上捏一把，但同時又覺得胳臂太疼了，不能伸出去。她就這樣走進了衛生間，坐在馬桶上。我已經說過，衛生間沒有門，她在門上掛了一塊簾子，故而她坐在馬桶上，我還能看到她的腳，還能看到她把馬桶刷得極白。這時候她對我說：什麼時候把門給咱安上呀。這件事沒有她想像的那麼容易，我得找木匠借刨子，把那個破門刨刨，還得買料吊、買螺絲，甚至應該把它用白漆刷刷；這樣一想，還不必去幹，心裡就很煩的了。但我沒有這樣詳細地回答她，只是簡約地答道：哎。然後她站了起來，提起了裙子，然後水箱轟鳴，她走了出來。儘管是從這樣一個地方、伴隨著這樣一些聲響走出來，F依然風姿綽約。看到她，我就覺得自己不該比。但是我有心無力。 作為一個史學家，我想到這樣一些事：在古代漢語裡，把一個不比的男人和一個有魅力的女人放在一起時他想幹的事叫作「人道」，簡稱「人」。這說明祖先也有一點綜合。晚上睡在板上，對自己能不能人的問題感到格外關切。F從板邊上走過去，坐在床墊上，我看到她裙子上的油漬沒有了，上衣也變得很平整。她告訴我說：我從408借了熨斗，然後使勁看了我一眼（彷彿要提醒我的注意），把裙子脫了下來，裡面是光潔修長的兩條腿，還有一條白色的絲內褲，裡面隱隱含著黑色。當她伸手到胸前解扣子時，我翻了一個身，面朝牆壁說道：你說過，要買幾件衣服？她說：是呀。我說：買吧。要我陪你去？她說：不用。我說那就好。在她熄燈以前，我始終向牆壁。在我身後，F脫衣就寢，很自然地露出了美好的身體。我有權利看到這個身體，但我不想看。 安置一個月後，我們又回公司去聽訓，這是合同規定的。那天早上我對F說：今天回公司，你不去嗎？她說：我們要晚半周。因為她比我來得晚，這種解釋合情合理。我走到公司的柵欄門外，對傳達室說了我的合同號，裡面遞出一件馬甲來，並且說：記著，還回來。那件馬甲是黑色的，胸前有個紅色的D字。我穿上它走到地下車庫裡，看到大家三五成群散在整個車庫裡，都在說這個月裡發生的事。我想找那位懷疑主義的學兄，但到處都找不到。後來聽說他已經死掉了。人家把他安置在屠宰廠，讓他往傳動帶上趕豬，他卻自己進去了。對於這件事有三種可能的解釋：其一，不小心掉進去的；其二，自己跳進去的；最後，被豬趕進去的。因為屠宰廠裡面是全自動化的，所以他就被宰掉了，但是他的骨骼和豬還是很不一樣，支解起來的方法也不同，所以終於難倒了一個智能機器人，導致了停工，但這時他已經不大完整——手腳都被卸掉，混到豬蹄子裡了。經大力尋找，找到了一隻手兩隻腳，還有一隻手沒找到。市府已經提醒市民注意：在超級市場買豬蹄時，務必要仔細看貨。還有一個傢伙打熬不住，跑去找前妻借錢。前妻報了警，他已經被收押了，聽說要重判。除了他們兩位，大家都平安。到處都在討論什麼工作好，比方說，在婦女俱樂部的桑那浴室裡賣冷飲，每天可以得不少小費，或者看守收費廁所，可以貪污門票錢；什麼工作壞，比方說，在火車站當計件的裝卸工。我的工作是最壞的一類，所以我對這種談話沒有了興趣，從人群裡走出來，打量時而走過的F們。她們也穿著黑馬甲，但是都相當合身，而且馬甲下面的白襯衣都那樣一塵不染。有時候我站在她要走的路上，她就嫣然一笑，從旁邊繞過去——姿儀萬方。我雖然不是懷疑主義哲學家，但也有點相信那位死在屠場裡的老兄了。後來散會以後，公司留些人個別談話，謝天謝地，其中沒有我。 我從U·K·使館偷了一本書，它是我自己寫的，書名叫作《我的舅舅》；扉頁上寫著XX兄惠存，底下署著我自己的名字。很顯然，它是我那天晚上題寫的幾十本書之一，書主把它放在餐桌或者沙發上，我就把它偷走了。按我現在的經濟能力，的確買不起什麼書，不管它是不是我自己寫的、有沒有六折優待。我回家時，F正平躺在床墊上，手裡拿著那本書。她把視線從書上移開片刻，說道：你回來了。我沒有回答，坐在椅子上脫掉皮鞋，心裡想著，無論如何要弄雙輕便鞋。後來她說：這書很好看。過了片刻又說：很逗。出於某種積習，我順嘴答道：謝謝。她就坐了起來，看看那書的封面，說道：這書原來是你寫的——真對不起，我看書從來不看書名。這種做法真是氣派萬千——把世界上所有的書當一本看，而且把所有的作者一筆抹煞。我覺得演員或者時裝模特兒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派，對她的疑心也減少了。那天下午上工之前，我就把衛生間的門裝上了。 以上故事又可以簡述如下，F和M被安置在一起，因為她始終保持了風度，還因為M有一位懷疑主義的學兄，所以他對她疑慮重重。後來懷疑主義的學兄死掉了，還因為別的原因，M決定把這些疑慮暫時放到一旁，和她搭伙幹些必要的事。不知道你是否記得，我小時候在自己家的院子裡搭過帳蓬，在裡面鼓搗半導體。這種事實說明我在工藝方面有些天賦，除此之外，我這個人從來就不太老實。所以後來我就從建築隊裡偷了油漆、木料、還有建築材料，把那間房子弄得像了點樣子，還做了一張雙人床。這個故事和《魯濱孫飄流記》的某些部分有點雷同，除了那張雙人床。 那張床的事是這樣的：有一天上班我給那位糟蛋師傅上煙時，把整整一盒煙塞到他口袋裡，而且說：我要給自己做張床。他說他不管，但是他看到工地上有一捆木檁條。這捆檁條我早就看到了。然後我給了木匠師傅一盒煙，說了我要做床的事，他說他也不管，就去找別人聊大天。然後我打開一盒煙，散給在場的每一個人，就把那捆檁條拖出來，依次使用電鋸、電刨子、開筍機，把檁條做成床的部件，然後打成捆，塞到角落裡。我幹這件事時，大伙都視而不見。直到幹完，才有人對我說：你好像幹過木匠活。我告訴他小時候幹過，他就說：下回我打傢俱找你幫忙。天黑以後，我叫F和我一道來工地把那一捆木頭拿了回去，當夜就組裝成床架。我不記得魯濱孫幹過這種事。在此之前，我已經把床墊拆開修好了，F還把破的地方補了補丁。我們把床墊從地上抬起來，放在床板上，就完成了整個造床過程。它是一件很像樣的傢俱，但很難說清它是我自己造的，還是偷來的。初次睡在上面時，我心花怒放。當你很窮時，用上了偷來的東西，實在是很開心的事。臨睡時，我甚至一時興起，給F解開了脖子下面的兩個扣子。F依舊很矜持，但是臉也有點紅。後來她就在昏暗的燈光下躺在我身旁，身上有一副乳罩和一條內褲，都是粉色的。我也饒有興致地看著她窄窄的溜肩，還有別的地方。F目不邪視，但我看出她在等待我伸手去解開她的內衣。說實在的，我已經伸手準備這樣干了，但是我又覺得這粉紅色的內衣有點陌生，就順嘴問了一句。她說是她買的。我問什麼時候買的，她說前天。忽然間，我情緒一落千丈，就縮回手去。又過了一會兒，我說：睡吧，就閉上了眼睛。再過了一回，F關上了電燈。我們倆都在黑暗中了。 懷疑主義的學兄說，公司怕我們對合同反悔，就雇了一大批漂亮小姐，假裝待安置人員，用她們來鼓舞我們的士氣。假如此說是成立的，那麼她們的工作就該只是穿上佩有紅色D字的衣服在公司裡走走，不會有一個F來到我家裡。現在既然有一個F睡在我身邊，我應該狐疑盡釋，茅塞頓開，但我還是覺得不對頭——她和我好像根本不是一類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當然想再聽聽那位學兄的高見，可惜他死掉了。我和F睡在一個床上時，就在想這些問題。後來她說：喂。我說：什麼？她說：你該不是捨不得錢給我買衣服吧。我說：不是。她說：那我就放心了。過了一會兒，她都睡著了，我又把她叫醒，告訴她說：我當然不反對你去買衣服，不過，你那些衣服假如不是買的，而是偷來的，那就更好了。我怎麼會說出這些話來，這些話是什麼意思，我自己都無法解釋。就著窗外的路燈光，我看到F大睜著眼睛在想。忽然她嘿嘿一笑，說道：我明白了。她明白了些什麼，我也是不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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