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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現在還不確切知道什麼人算是知識分子，什麼人不算。插隊的時候，軍代表就說過我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那一年我只有十七歲，上過六年小學，粗識些文字，所以覺得「知識分子」四個字受之有愧。順便說一句，「小資產」這三個字也受之有愧，我們家裡吃的是公家飯，連傢具都是公家的，又沒有在家門口擺攤賣香煙，何來「小資產」？至於說到我作為一個人，理應屬於某一個階級，我倒是不致反對，但到現在我也不知道「知識青年」算什麼階級。假如硬要比靠，我以為應當算是流氓無產者之類。這些已經扯得太遠了。我們國家總以受過某種程度的教育為尺度來界定知識分子，外國人卻不是這樣想的。我在美國留學時，和老美交流過，他們認為工程師、牙醫之類的人，只能算是專業人員，不算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應該是在大學或者研究部門供職，不坐班也不掙大錢的那些人。照這個標準，中國還算有些知識分子。《紐約時報》有一次對知識分子下了個定義，我不敢引述，因為那個標準說到了要「批判社會」，照此中國就沒有或是幾乎沒有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定義是在消閒刊物上看來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個標準，知識分子全都住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憤世嫉俗，行為古怪，並且每個人都以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後一個知識分子。所以我們還是該以有一份閒差或教職為尺度來界定現在的知識分子，以便比較。 如果到歷史上去找知識分子，先秦諸子和古希臘的哲學家當然是知識分子，但是距離太遙遠。到了中古，我們找到的知識分子的對應物就該是這樣的：在中國，是一些進了縣學或者州學的讀書人，在等著參加科舉的時候，能領到些米或者柴火；學官不時來考較一下，實在不通的要打一頓；等到中了科舉當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學問，屬於倫理學或者道德哲學之類。而在歐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曉拉丁文，打一輩子光棍，萬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戀，要被火燒死，研究的學問是神學，一個針尖上能立幾個天使之類。雖然生活清苦，兩邊的知識分子都有遠大的理想。這邊以天下為己任，不亦重乎？那邊立志獻身於上帝，不亦高尚乎？當然，兩邊都出了些好人物。咱們有關漢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魯諾，不說是平分秋色，起碼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時中外知識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現代中國的知識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遺風多些，首先表現在受約束上。試舉一例，有一位柯老說過，知識分子兩大特點，一是懶，二是賤……三天不打，尾巴就翹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顯出了學官的嘴臉。前幾天我在電視劇《針眼兒胡同》裡聽見一位派出所所長也說了類似的話，此後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還沒等到。順便說說，當年軍代表硬要拿我算個知識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種事實說明，中國知識分子的屁股離學官的板子還不太遠。而外國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頗有古希臘的遺風，是公開的同性戀者，未聽說法國人要拿他點天燈。 不管怎麼說，中外知識分子還是做著一樣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則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識分子——這就是做自己的學問和關注社會。做學問的方面，大家心裡有數，我就不加評論了。至於關注社會，簡直是一目瞭然——關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社會的倫理道德，經常赤膊上陣，論說是非；而外國的知識分子則是以科學為基點，關注人類的未來；就是討論道德問題，也是以理性為基礎來討論。弗羅姆、馬爾庫塞的書，國內都有譯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裡熱衷於倫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還有一些是家庭婦女（我聽說美國一些抵制色情協會都是家庭婦女在牽頭——可能有以偏概全之處）。我敢說大學教授站在講壇上，斷斷不會這樣說：你們這些罪人，快仟悔吧，……這與身份不符。因為口沫飛濺，對別人大做價值評判，層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這樣，我在電視上看到過他，笑瞇瞇的，說話很和氣，遇到難以教化的人，就說：我為你禱告，求上帝啟示於你——比之我國某位作家動不動就「警告×××」，真有天壤之別。據我所知，教皇博學多識，我真想把他也算個知識分子，就怕他不樂意當。 我國知識分子在討論社會問題時，常說的一件事就是別人太無知。舉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學時，在《人民日報）（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說現在大學生水平太低，連「郭魯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時就如吃了一悶棍。我想這是個蒙古人，不知為什麼我該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來，原來他是郭沫若、魯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來說，知識的多寡是個客觀的標準，但把自編的黑話也列入知識的範疇，就難說有多客觀了。現在中學生不知道李遠哲也是個罪名——據我所知，學化學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學到李先生的理論；他們還有個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竅，連楊振寧、李政道、李四光是誰都不知道。據我所知，這三位先生的學問實在高深，中學生根本不該懂，不知道學問，死記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況記下這些名字之後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國籍，這是給孩子灌輸些什麼？還有一個愛說的話題就是別人「格調低下」，我以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兄弟我格調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說裡看到過這種腔調，小說的題目叫《會說話的豬》。總的來說，這類文章的要點是說別人都不夠好，最後呼籲要大大提高全社會的道德水平，否則就要國將不國。這種挑別人毛病的文章，國外的報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較靠譜，而且沒有藉著貶別人來抬自己。如果把道德倫理的功能概括為批判和建設兩個方面，以上所說的屬於批判方面。我不認為這是批判社會——這是批判人。知識分子的批判火力對兩類人最為猛烈：一類是在校學生，尤其是中學生；另一類是踩著地雷斷了腿的同類。這道理很明白——別人咱也惹不起。 現在該說說建設的方面了。這些年來，大家蜂擁而上讚美過的正面形象，也就是電視劇（渴望）裡面的一位婦女。該婦女除了長得漂亮之外，還像是封建時期一個完美的小媳婦。當然，大伙是從後一個方面，而不是前一個方面來讚美她；這也是中古的遺風。不過，要族表一個戲中人，這可太古怪了。我們知識分子的正面形象則是：謝絕了國外的高薪聘請，回國服務。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請，以便拒絕掉，這也太難為人了；在知識分子裡也沒有普遍意義。所以，除了樹立形象，還該樹立個森嚴的道德體系，把大家都納入體系。從道德上說事，就人人都能被說著了。 所謂道德體系，是價值觀念裡跟人有關的部分。有人說它森嚴點好，有人說它鬆散點好，我都沒有意見。主要的問題是，價值觀念不是某個人能造出來的（人類學上有些說法，難以一一引述），道德體系也不是說立哪個就能立起哪個。就說儒家的道德體系吧，雖然是孔孟把它造了出來，要不是大一統的中央帝國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現在的知識分子想造道德體系，關上門就可以造。造出來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們當然可以潛心於倫理學、道德哲學，營造一批道德體系，供社會挑選，或是向社會推薦——但是這件事也沒見有人干。當年馮定老先生就栽在這上面，所以現在的知識分子都學乖了，只管呼籲不管干，並且善用一種無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種句式來源於《聖經·創世記》：「上帝說，要有光，於是有了光」，真是氣魄宏偉。上帝的句式，首長用用還差不多。咱們用也就是跟著起哄罷了。 現在可以說說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中古遺風是什麼了。他既不像遠古的中國知識分子（如孔孟、楊朱、墨子）那樣建立道德體系，也不像現代歐美知識分子跨價值觀的立論（價值中立）。最愛幹的事是拿著已有的道德體系說別人，如前所述，這正是中古的遺風。倒霉的是，在社會轉型時期，已有的道德體系不完備，自己都說不清；於是就哀歎：人心不古，世道澆漓，道德武器船不堅，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實可以把開船打炮的事交給別人干——但咱們又怕失業。當然，知識分子也是社會的一分子，也該有公民熱情，針砭時弊也是知識分子該幹的事；不過出於公民熱情去做事時，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這個地位咱們又接受不了，非要有點知識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這個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現在中國知識分子在關注社會時，批判找不著目標，頌揚也找不著目標，只一件事找得著目標：呼籲速將大任降給我們，這大任乃是我們維護價值體系的責任，沒有它我們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要論價值體系的形成，從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關係到每一個人，維護也好，變革也罷，總不能光知識分子說了算哪。要社會把這份責任全交給你，得有個理由。總不能說我除了這件事之外旁的幹不來吧？憑我妙筆生花，詞兒多？那就是把別人當傻子了。憑我是個好人？這話人人會說，故而不能認真對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說，歷史上就是我們負這責任。這不是個道理，歷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婦女還裹腳哪，咱們可別講出這種糊塗油蒙了心的話來找挨罵。再說，拉著歷史車輪逆轉，咱們這些人是拉不動的。說來說去，只能說憑我清楚明白。那麼我只能憑思維能力來負這份責任，說那些說得清的事；把那些說不清的事，交付給公論。現代的歐美知識分子就是這麼討論社會問題：從人類的立場，從科學的立場，從理性的立場，把價值的立場剩給別人。咱們能不能學會？ 最後說說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當然，他有「士」的傳統。有人說，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悲觀主義者？），有人說，他以天下為己任（國際主義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資格教訓別人（教化於民）。這就是說，我們是這樣看自己的。問題是別人怎樣看我們。我所見到的事，實屬可憐，「脫褲子割尾巴」地混了這麼多年，才混到工人階級隊伍裡，可謂「心比天高，命比紙薄」！在這種情況下，我建議咱們把「士」的傳統忘掉為好，因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夢了。如果我們討論社會問題，就講硬道理：有什麼事，我知道，別人還不知道；或者有什麼複雜的問題，我想通了，別人想不通；也就是說，按現代的標準來表現知識分子的能力。這樣雖然缺少了中國特色，但也未見得不好。 ------------------ allan掃校，請保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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