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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以來，我們的作家雖然屢有可怕的分歧與鬥爭，但在幾個基本點上其實常常是一致的。他們中有許多人有一種救國救民、教育讀者的責任感：或啟蒙；或療救，或團結人民鼓舞人民打擊敵人聲討敵人，或歌頌光明，或暴露黑暗，或呼喚英雄，或鞭撻丑類……他們實際上確認自己的知識、審美品質、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更不要說是政治的自覺了，是高於一般讀者的。他們的任務他們的使命是把讀者也拉到推到煽動到說服到同樣高的境界中來。如果他們承認自己的境界也時有不高，有一種講法是至少在運筆的瞬間要「昇華」到高境界來。寫作的過程是一個昇華的過程，閱讀的過程是一個被提高的過程，據說是這樣。所以作品比作者更比讀者更真、更善、更美。作品體現著一種社會的道德的與審美的理想，體現著一種渴望理想與批判現實的激情。或者認為理想已經實現，現實即是理想，那就是讚美新的現實今天的現實與批判舊的現實昨天的現實的激情。作品有著一種光輝，要用自己的作品照亮人間；那是作者的深思與人格力量，也是時代的「制高點」所發射出來的光輝。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牛奶，做靈魂的工程師（而不是靈魂的蛀蟲），點燃自己的心，照亮前進道路上的黑暗與荊棘……等等，這些話我們不但耳熟能詳也身體力行。儘管對於什麼是真善美什麼是假惡丑我們的作家意見未必一致，甚至可以為之爭得頭破血流直至你死我活，但都自以為是，努力做到一種先行者、殉道者的悲壯與執著，教師的循循善誘，思想家的深沉與睿智，藝術家的敏銳與特立獨行，匠人的精益求精與嚴格要求。在讀者當中，他們實際上選擇了先知先覺的「精英」（無近年來的政治附加含義）形象，高出讀者一頭的形象。當然也有許多人努了半天力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他們牽強地、裝模做樣地、乃至做偽地也擺出了這樣的架式。 當然，在老一輩的作家當中也有一些溫柔的敘述者，平和的見證者，優雅的觀賞者。比如沈從文，周作人，林語堂乃至部分的謝冰心。但他們至少也相當有意識地強調著自己的文人的趣味、雅致、溫馨、教養和潔淨；哪怕不是志士與先鋒直到精美的文學，至少也是紳士與淑女的文學。 我們大概沒有想到，完全可能有另外的樣子的作家和文學。比如說，絕對不自以為比讀者高明（真誠、智慧、覺悟、愛心……）而且大體上並不相信世界上有什麼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不打算提出什麼問題更不打算回答什麼問題的文學，不寫工農兵也不寫幹部、知識分子，不寫革命者也不寫反革命，不寫任何有意義的歷史角色的文學，即幾乎是不把人物當做歷史的人社會的人的文學：不歌頌真善美也不鞭撻假惡丑乃至不大承認真善美與假惡醜的區別的文學，不準備也不許諾獻給讀者什麼東西的文學，不「進步」也不「反動」，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紅不白不黑不黃也不算多麼灰的文學，不承載什麼有份量的東西的（我曾經稱之為「失重」）文學…… 然而這樣的文學出現了，而且受到熱烈的歡迎。這幾年，在純文學作品發行銷售相當疲軟的時刻，一個年輕人的名字越來越「火」了起來。對於我們這些天降或自降大任的作家來說，這實在是一個頑童。他的名言「過去作家中有許多流氓，現在的流氓則有許多是作家」（大意）廣為流傳。他的另一句名言「青春好像一條河，流著流著成了渾湯子」，頭半句似乎有點文雅，後半句卻毫不客氣地揶揄了「青春常在」「青春萬歲」的浪漫與自戀。當他的一個人物津津有味地表白自己「像我這樣詭計多端的人……」的時候，他完全消解了「詭計多端」四個字的貶意，而更像是一種自我賣弄和咀嚼。而當他的另一個人物問自己「是不是有點悲壯」的時候，這裡的悲壯不再具有貶意，它實在是一個謔而不虐或謔而近虐（對那些時時擺出一副悲壯面孔的人來說）的笑話。他拚命躲避莊嚴、神聖、偉大也躲避他認為的酸溜溜的愛呀傷感呀什麼的。他的小說的題目《玩的就是心跳》《千萬別把我當人》《過把癮就死》《頑主》《我是你爸爸》以及電視劇題目《愛你沒商量》在悲壯的作家們的眼光裡實在像是小流氓小痞子的語言，與文學的崇高性實在不搭界。與主旋律不搭界，與任何一篇社論不搭界。他的第一人稱的主人公與其朋友、哥們兒經常說謊，常有婚外的性關係，沒有任何積極干社會主義的表現，而且常常牽連到一些犯罪或准犯罪案件中，受到警察、派出所、街道治安組織直到單位領導的懷疑審察，並且滿嘴俚語、粗話、小流氓的「行話」直到髒話。（當然，他們也沒有有意地幹過任何反黨反社會主義或嚴重違法亂紀的事）。他指出「每個行當的人都有神化自己的本能衝動」，他宣稱「其實一個元帥不過是一群平庸的士兵的平庸的頭兒」，他明確指出：「我一向反感信念過於執著的人」。 當然，他就是王朔。他不過三十三、四歲，他一九七八年才開始發表第一篇小說，他的許多作品被改編為電影、電視劇，他參加並領銜編劇的《編輯部的故事》大獲成功。許多書店也包括書攤上擺著他的作品，經營書刊的攤販把寫有他的名字的招貼旋掛起來，引人注目，招攬顧客。而且——這一點並非不重要，沒有哪個單位給他發工資和提供醫療直至喪葬服務，我們的各級作家協會或文工團劇團的專業作家隊伍中沒有他的名字，對於我們的仍然是很可愛的鐵飯碗鐵交椅體制來說，他是一個０。一面是群眾以及某些傳播媒介的自發地對於他的宣傳，一面是時而傳出對王朔及王朔現象的批判已經列入開大批判選題規劃、某佔有權威地位的報刊規定不准在版面上出現他的名字、某雜誌被指示不可發表他的作品的消息，一些不斷地對新時期的文學進行驚人的反思、發出嚴正的警告、聲稱要給文藝這個重災區救災的自以為是掌舵掌盤的人士面對小小的火火的王朔，誇也不是批也不是，輕也不是重也不是，盯著他不是閉上眼也不是，頗顯出了幾分尷尬。 這本身，已經顯示了王朔的作用與意義了。 在王朔的初期的一些作品中，確實流露著一種玩世不恭的態度。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玩的就是心跳》的主人公，甚至對什麼是已經發生或確實發生的，什麼是僅僅在幻想中出現而不曾發生的也分不清了。對於他來說，人生的實在性已經是可疑的了。遑論文學？已經有人著文批評王朔故做瀟灑了。因為他更多地喜歡用一種滿不在乎絕不認真的口氣談論自己的創作：「玩一部長篇」、「哄讀者笑笑」、「騙幾滴眼淚」之類。「玩」當然不是一個很科學很準確更不是一個很有全面概括力的字眼。王朔等一些人有意識地與那種「高於生活」的文學、教師和志士的文學或者紳士與淑女的文學拉開距離，他們反感於那種隨著風向改變、一忽兒這樣一忽兒那樣的詐詐唬唬，哭哭啼啼，裝腔做勢，危言聳聽。他不相信那些一忽兒這樣說一忽兒那樣說的高調大話。他厭惡激情、狂熱、執著、悲憤的裝神弄鬼。他的一個人物說： 我一點也不感動……類似的話我……聽過不下一千遍……有一百次到兩百次被感動過。這就像一個只會從空罐子往外掏鴨子的魔術師……不能回回都對他表示驚奇……過分的吹捧和寄予厚望……有強迫一個體弱的人挑重擔子的嫌疑……造就一大批野心家和自大狂。（《野獸兇猛》） 他和他的夥伴們的「玩文學」，恰恰是對橫眉立目、高踞人上的救世文學的一種反動。他們恰似一個班上的不受老師待見的一些淘氣的孩子。他們頗多智商，頗少調理，小小年紀把各種崇高的把戲看得很透很透。他們不想和老師的苦口婆心而又千篇一律、指手劃腳的教育搭界。他們不想驅逐老師或從事任何與老師認真做對的行動，因為他們明白，換一個老師大致上也是一丘之貉。他們沒有能力以更豐富的學識或更雄辯的語言去戰勝老師。他們唯一的和平而又銳利的武器便是起哄，說一些尖酸刻薄或者邊應付邊耍笑的話，略有刺激，嘴頭滿足，維持大面，皆大歡喜。他們維妙維肖地模仿著老師褻瀆著師道的尊嚴，他們故意犯規說一些刺話做一些小動作，他們的聰明已先洞悉老師的弱點，他們不斷地用真真假假的招子欺騙老師使老師入套，然後他們擠擠眼，哄大家笑笑，並在被老師發現和訓斥的時候堅持自己除了玩、逗笑外是這樣善良和純潔，決無別的居心目的。他們顯然得意於自己的成功。他們不滿意乃至同樣以嘲笑的口吻談論那些認真地批評老師的人，在他們看來，那些人無非要取代現有的老師的位置，換一些詞句，繼續高高在上地對他們進行差不多同樣的耳提面命的教育。他們差不多是同樣地冥頑不靈與自以為是。他的一個人物說，既然人人都自以為是，和平相處的唯一途徑便是互相欺騙。 是的，褻瀆神聖是他們常用的一招。所以要講什麼「玩文學」，正是要捅破文學的時時繃得緊緊的外皮。他的一個人物把一起搓麻將牌說成過「組織生活」，還說什麼「本黨的宗旨一貫是……你是本黨黨員本黨就將你開除出去，你不是……就將你發展進來——反正不能讓你閒著。」（《玩的就是心跳》）這種大膽妄言和厚顏無恥幾乎令人拍案：「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我們必須公正地說，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聖，比如江青和林彪擺出了多麼神聖的樣子演出了多麼拙劣和倒胃口的鬧劇。我們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麼神聖的東西——主義、忠誠、黨籍、稱號直到生命——開了玩笑……是他們先殘酷地「玩」了起來的！其次才有王朔。 多幾個王朔也許能少幾個高喊著「捍衛江青同志」去殺人與被殺的紅衛兵。王朔的玩世言論尤其是紅衛兵精神與樣板戲精神的反動。陳建功早已提出「不要裝孫子」（其實是裝爸爸），王安憶也早已在創作中迴避開價值判斷的難題。然後王朔自然也是應運而生。他撕破了一些偽崇高的假面。 而且他的語言鮮活上口，絕對地大白話，絕對地沒有洋八股黨八股與書生氣。他的思想感情相當平民化，既不楊子榮也不座山雕，他與他的讀者完全拉平，他不但不在讀者面前昇華，毋寧說，他見了讀者有意識地彎下腰或屈腿下蹲，一副與「下層」的人貼得近近的樣子。讀他的作品你覺得輕鬆地如同吸一口香煙或者玩一圈麻將牌，沒有營養，不十分符合衛生的原則與上級的號召，談不上感動……但也多少地滿足了一下自己的個人興趣，甚至多少嘗到了一下觸犯規範與調皮的快樂，不再活得那麼傻，那麼累。 他不像有多少學問，但智商滿高，十分機智，敢砍敢掄，而又適當摟著——不往槍口上碰。他寫了許多小人物的艱難困苦，卻又都嘻嘻哈哈，鬼精鬼靈，自得其樂，基本上還是良民。他開了一些大話空話的玩笑，但他基本上不寫任何大人物（哪怕是一個團支部書記或者處長），或者寫了也是他們的哥們兒他們的朋友，決無任何不敬非禮。他把各種語言——嚴肅的與調侃的，優雅的與粗俗的，悲傷的與喜悅的——拉到同一條水平線上。他把各種人物（不管多麼自命不凡），拉到同一條水平線上。他的人物說：「我要做烈士」的時候與「千萬別拿我當人」的時候幾乎呈現出同樣閃爍、自嘲而又和解加嘻笑。他的「元帥」與黑社會的「大哥大」沒有什麼原則區別，他公然宣佈過。 掄和砍（侃）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人物的生活中，起著十分重大的作用。他把讀者砍得暈暈忽忽，歡歡喜喜。他的故事多數相當一般，他的人物描寫也難稱深刻，但是他的人物說起話來真真假假，大大咧咧，扎扎刺刺，山山海海，而又時有警句妙語，微言小義，入木三厘。除了反革命煽動或嚴重刑事犯罪的教唆，他們什麼話——假話、反話、刺話、葷話、野話、牛皮話、熊包話直到下流話和「為藝術而藝術」的語言遊戲的話——都說。（王朔巧妙地把一些下流話的關鍵字眼改成無色無味的同音字，這就起了某種「淨化」作用。可見，他絕非一概不管不顧。）他們的一些話相當尖銳卻有淺嘗輒止，剛挨邊即閃過滑過，不搞聚焦，更不搞鑽牛角。有刺刀之鋒利卻決不見紅。他們的話乍一聽「小逆不道」，豈有此理；再一聽說說而已，嘴皮子上聊做發洩，從嘴皮子到嘴皮子，連耳朵都進不去，遑論心腦？發洩一些悶氣，搔一搔癢癢筋，倒也平安無事。 承認不承認，高興不高興，出鏡不出鏡，表態不表態，這已經是文學，是前所未有的文學選擇，是前所未有的文學現象與作家類屬，誰也無法視而不見。不知道這是不是與西方的什麼「派」什麼「一代」有關，但我寧願意認為這是非常中國非常當代的現象。曲折的過程帶來了曲折的文學方式與某種精明的消解與厭倦，理想主義受到了衝擊，教育功能被濫用從而引起了反感，救世的使命被生活所嘲笑，一些不同式樣的膨脹的文學氣球或飄失或破碎或慢慢撒了氣，在雄獅們因為無力扭轉乾坤而尷尬、為回憶而驕傲的時候，猴子活活潑潑地滿山打滾，滿地開花。他贏得了讀者。它令人耳目一新，雖然很難說成清新，不妨認作「濁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和光同塵。大賢隱於朝，小賢隱於山野；他呢，不大不小，隱於「市」。他們很適應四項原則與市場經濟。 當然王朔為他的「過癮」與「玩」不是沒有付出代價。他幽默，親切，生動，超脫，精靈，自然，務實而又多產。然而他多少放棄了對於文學的真誠的而不是虛偽的精神力量的追求。他似乎傾倒著舊澡盆的污水，以及孩子。不錯，畫虎不成反類鼠，與其做一個張牙舞爪的要吃人又吃不了的假虎，不如乾脆做一隻靈敏的猴子，一隻千啼百囀的黃鶯，一條自由而又快樂的梭魚；但是畢竟或遲或早人們仍然會想念起哪怕是受過傷的、被仿製偽劣過也被嘲笑丟份兒過的獅、虎、鯨魚和雄鷹。在玩得灑脫的同時王朔的作品已經出現了某些「靠色」（重複或雷同）、粗糙、質量不穩定的狀況。以他之聰明，他自己當比別人更清楚。 王朔的創作並沒有停留在出發點上。其實他不只是「痞子」般地玩玩心跳，他的不長的長篇小說《我是你爸爸》中充滿了小人物、特別是小人物的兒子的無可奈何的幽默與辛酸，滑稽中不無令人淚下的悲涼乃至寂寞。他的《過把癮就死》包含著對於以愛的名義行使的情感專制的深刻思考，女主人公歇斯底里地捆住男主人公的手腳，用刀逼著他說「我愛你」的場面接觸到人性中相當可悲亦可怖的一面；主人公雖不乏王朔式的痞子腔調與行狀，畢竟也「體會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激情。那種巨大的……過去我從來不相信會發生在人類之間的激情……」。自稱「哄」「玩」是一回事，玩著玩著就流露出一些玩不動的沉重的東西，這也完全可能。而他的短篇小說《各執一詞》，實際上包含著強烈的維護青年人不受誤解、騷擾與侮辱的呼籲。如果我說這篇小說裡也有血淚，未必是要提一提這位「玩主」的不開的壺。 王朔會怎麼樣呢？玩著玩著會不會玩出點真格的來呢？保持著隨意的滿不在乎的風度，是不是也有時候嚥下點苦水呢？如果說崇高會成為一種面具，灑脫和痞子狀會不會呢？你不近官，但又不免近商。商也是很厲害的。它同樣對於文學有一種建設的與扭曲的力量。作為對你有熱情也有寬容的讀者，該怎麼指望你呢？ （原載於《讀書》雜誌，一九九三年一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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