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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掩的土屋小院

　　用三塊長短不一、薄厚不一的木板釘起的木門，當然更不曾油漆，也沒有門檻。代替門框的是埋在土裡的、搖搖晃晃的兩根柱子，門上只有一條由三個橢圓形的鐵環組成的鐵鏈，當家中無人的時候，最後一個橢圓鏈環扣套在右面木柱的鐵鼻上，再掛上一個長長的鐵鎖。鐵鎖是老式的，在我年幼的時候，常常看到這種式樣的長銅鎖。開這種鎖的鑰匙實在太簡單了，給我一根鐵絲哪怕是一根木棍吧，我將在一分鐘之內給您把鎖打開。
　　據說從前有一個時候在伊犁農村連這樣的由小小的鐵匠爐土法打製的鎖也沒有人用。簡樸的生活，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財產，稀少的人煙和罕見的、因而是高貴的過客，不發達的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這一切都不產生使用鎖的需要。農家院落裡的果樹上的果實嗎？任君挑選。維吾爾、哈薩克人認為，支付給客人享用的一切，將雙倍地從胡大那邊得到報償。客人從你的一株果樹上吃了１００個蘋果，那麼這一株樹明年會多結２００個——也許是１０００個更大更甜更芳香的蘋果。客人喝了你家的一碗牛奶，明天你的奶牛說不定會多出五碗奶。多麼美麗的信念啊！
　　那個時候伊犁的農民也養雞，但他們並不重視去撿拾雞蛋（至今伊犁農民認為雞蛋是熱性的，吃多了會上火）。雞都是自由地走來走去的，沒有雞蛋。有時候一隻母雞許多天不見了，主人也顧不上去尋找它。一個月以後，突然，母雞出現了，後面帶著十幾隻嘰嘰蠷蠷的雛雞，主人的孩子將先期發現這樣的奇跡，歡呼著去報告自己的爹娘，而對於報告喜訊的人，按照維吾爾人的禮節，應該給以優厚的款待和報償。從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１年我生活過的這個伊犁維吾爾農家小院，位於烏（魯木齊）伊（犁）公路（老線）一側，每天車來人往，塵土飛揚。當然，那時候房東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已經使用那把銹跡斑斑的鎖了。然而，純樸的古風畢竟沒有完全滅絕，我們小院木門上的鐵鏈的最後一個橢圓上，經常掛著的是一把並未壓下簧去的鎖，就是說，這把鎖仍然是象徵主義而不是現實主義的。也有些時候，連象徵主義的鎖都不用，最後一個橢圓上的鐵鼻裡，插著的是隨手撿起的一塊木片乃至一根草棍，到這時，連象徵都沒有了，只剩下超現實、形而上學的符號邏輯了。
　　１９７１年，我離開這裡不久以後，先是公路改了線，為了安全也為了取直，路不從村中經過了，小院馬上變得安靜起來。緊接著，小院拆毀了，按照建設規劃，這裡應該修一條路。現時，這條路已經修好了，一條鄉村的土路，然而是筆直的，通過田野，通過小麥、玉米、胡麻、油菜、苜蓿、豌豆和蠶豆，越過一道又一道的灌水渠，路兩旁是田間的防護林帶，參天的青楊，青楊上棲息著許多吱吱喳喳的鳥雀。當人們走過這條安謐的田間土路的時候，將不會再想起，這裡本來是一個不大上鎖的農家院落。
　　房東大娘名叫阿依穆罕，１９６５年我住進她家的時候她已經頭髮白了大半，滿臉而且滿手的皺紋。然而，她還有很好的、我要說是少女一樣的身材，苗條，修長，動作靈活。她的皮膚白裡透著一點粉紅，瓜子臉，大眼睛，細長的眉毛，任何人都會不由自主地想到她年輕時候的美麗。她的長相——後來我發現——是多麼像中央電視台播放的英語講座《跟我學》節目的解說人之一、澳大利亞的凱瑟琳·弗勞爾啊！每逢我觀看《跟我學》這個有趣的節目的時候，我都忍不住要想起阿依穆罕來，我以為我活脫看到了阿依穆罕年輕的時候的形象。
　　她最大的愛好大概就是喝茶了，湖南出的那種茯茶，我要說她是像煎中藥那樣地使用的。１９６６年五月，我來到他們家將近一年了，一天中午，我們一起在枝葉扶疏、陽光搖曳的蘋果樹下喝奶茶，把干囊泡在奶茶裡，這就是一頓飯。經過多日的訓練，我已經能夠喝下兩大碗（每碗可盛水一公斤半）奶茶，對於外來戶來說，這是相當可觀的「海量」。喝罷三公斤奶茶併吞嚥下相應的囊餅以後，我感到了滿足也感到了疲倦，便走進我住的那間不足四平方米的小屋，躺在從伊寧市漢人街用１１塊錢的代價買來的一條氈子上打盹。迷糊了大約有三刻鐘，我起身去勞動。出門以前，看到阿依穆罕仍然坐在二秋子（當地蘋果的一個品種）樹下喝奶茶，她的對面坐著鄰居女人庫瓦罕，她是一個鐵匠的妻子，年齡比阿依穆罕小個兩三歲。她們常在一起說閒話，互通有無，誰做了什麼好飯，一定要給對方端一盤或一碗去。我不知道庫瓦罕的到來，看來，剛剛過去的三刻鐘裡，我還真地打了個盹。
　　這天下午是在離這個小院——我的「家」不遠的大片麥田裡打埂子準備澆水。新疆的農田澆灌，與內地做法完全不同，這裡有一種特殊的粗獷的辦法。這裡的渠水很大，澆起來浩浩蕩蕩，所以從來不打畦，也沒有壟溝。一塊農田，小則五畝、六畝，大則十幾畝二十畝，就靠一渠水大水漫灌。有經驗的農民，把地勢看好，然後一是確定在那幾個地方開口子，先後有一定順序，二是確定在田裡哪幾個地方打幾道土埂子。水有水路，地有地形，從某一個地方開了口子，大水嘩嘩流進，必然分成幾路向低處流去，土埂子恰好就要打在這幾路水的必經之路上，前進的大水受到埂子的阻擋之後，必然再次分化，同樣，依據地勢和水量，其分化路線也是可以預見的，再有幾個小埂子一擋……如此，塞而流之，堵而分之，疏而導之，高低不平的田地竟然都能上水，我這個內地的城裡人，也委實為之歎為觀止了。
　　不過１９６６年５月我對這套無畦無壟大水漫灌法還全無瞭解，雖說是依樣畫葫蘆跟著老社員干，但對為什麼要打埂子，挑什麼地方打埂子一竅不通，到了地裡抓耳搔腮、莫名其妙、愣愣磕磕，木瓜一般。再說，我用不好砍土鏝，我用使橛頭的辦法彎腰撅□掄砍土鏝，角度不對，事倍功半，氣喘吁吁，汗流浹背，收效甚微，羞愧難當，深感知識分子改造之必要與艱難。
　　領導我們幹活的便是房東老爹穆敏，說是老爹，其實他５０幾歲，身材矮小，雙目有神，長鬚長眉，有德高望重的長者之風。而當時的我，不過才３１歲，尊稱他一聲老爹，是適合的。
　　穆敏對我從來是帶著笑容的，但他有一個毛病，帶領一批人幹活時，也只顧埋頭自己幹，不管別人，對於我在打埂子中犯難的情形不聞不問。其他幾個人也都是悶頭干的老頭兒……受累並不可怕，就怕幹這種不得其門而入的瞎活，那個下午，我算是受了洋罪。
　　一個半小時過去了，又半個小時過去了，我如熱鍋上的螞蟻，只盼著穆敏老爹叫歇，偏偏他就是不叫。有幾個老頭也向他吆喊了，他點點頭，仍然沒有叫歇的意思。要是別人，干一個小時就會叫歇，一下午至少要歇兩次，我們的這位老爹幹活可真積極呀！我已經有點埋怨他了。
　　終於，人們不等他發話，先後自動停止了手底下的活，把砍土鏝立在地裡，坐到渠埂上吸煙，穆敏老爹也笑嘻嘻地停止勞動休息了，他不抽煙，只是用袖口揩著額頭的汗。我學著用報紙紙條捲煙，用口水粘煙，但卷不緊也粘不牢，點火吸了兩口以後，弄得滿嘴莫合煙末子，又麻又辣，吐又吐不淨。我想起這裡離「家」很近，乾脆回去漱漱口，喝碗水，倒也能清爽——這就是在家門口幹活的好處了。
　　沿著田邊一條滿是牲畜糞便的土路走了幾步，越過一條乾涸了的灌渠，再越過公路，拐一個彎，便是我們的小院，推開三塊木板釘成的門，我走進院裡，不由一怔。原來，阿依穆罕大娘仍然坐在枝葉扶疏的蘋果樹下，她的對面仍然坐著鄰居女人、皮膚黧黑的庫瓦罕。她們的側面，則坐著住在一牆之隔的大院子裡的桑妮亞，桑妮亞是阿依穆罕的繼女，相當年輕漂亮，已經有五個孩子，由於孩子的拖累，又由於她有一個精明強悍、會做成衣、會修皮靴、會做飯、能抓錢的丈夫達烏德，她是從不出工下田的。
　　經過了至少半分鐘的思忖以後我才對這個場面做出了判斷：原來房東大娘從中午開始喝的這次奶茶仍在繼續進行！鍋灶也扒出了許多灰，顯然又燒了不止一大鍋水，掛在木柱上的茶葉口袋，中午我們一起喝茶時還是凸的，現在已經是癟癟的了。擺在樹下的小炕桌上鋪著桌布（飯單）裡放著兩張大囊一摞小囊的，現在已經掰得七零八落，所剩無幾。天啊，這幾個維吾爾女人，其中特別是我的房東阿依穆罕大娘可真能喝茶！如果不是親眼看到我都不能相信，簡直能喝乾伊犁河！我在書上看到過古人的「徹夜飲」，那是說的喝酒，而且只見如此記載，未見其真實生活。今天，我卻看見了「徹日飲」茶！
　　「請過來，請到桌子這邊來，請喝茶！」她們熱情地邀請我。我本來是想喝點清水的，因為奶茶太鹹又有油，但既然她們盛情相邀，便過去喝了一碗，只喝得渾身透汗，神提目明。我心想，盛春之際，樹下暢飲磚茶奶茶，確是邊疆兄弟民族農家的人生一樂！
　　晚上下工以後，大娘宣佈，由於沒買著肉，不做飯了。伊犁維吾爾人的習慣，吃麵條、抓飯、餛飩、餃子、面片之類，叫做「飯」，吃囊喝茶雖然也可充飢，卻不算吃飯，只算「飲茶」。這個晚上，又是奶茶與囊。我以為，經過一中午和一下午的「徹日飲」，阿依穆罕可能喝不下去多少了，誰知道，她仍是一如既往地兩大碗。
　　這還不算，飯後一個小時，她還要再精心燒一小壺茶。這種睡前的清茶，有時加一點糖，有時就一點葡萄乾或者小囊，邊啜飲邊談話，與其說是一種物質的需要，不如說是一種精神的享受。阿依穆罕燒這種清茶的本事也是很高的，先在鐵鍋裡燒半鍋開水，把一撮湖南茯磚茶放到一個搪瓷缸子裡，用葫蘆瓢把開水舀入缸子，缸子放到柴灰餘燼旁邊，既不讓水沸騰，又維持一個相當的溫度，我想是攝氏９０℃—９５℃左右吧，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掌握一個適宜的時間，大約１１—２０分鐘，然後倒茶喝。看起來，這個工藝過程很簡單，然而在新疆這麼多年，我喝的磚茶可謂多矣，沒有一處能把茶燒得像阿依穆罕大娘燒的那樣好。我自己在家裡也燒茯茶，盡量按照我觀察學來的方法去做，也從來沒有達到過同樣的水平。
　　喝著清茶，我與房東二老輕輕地談著天，釋卻了一天的勞乏。阿依穆罕看著茶碗，不動聲色地對穆敏老爹說：
　　「老頭子，茶沒了，該到供銷社去買了！」
　　目光清明、聲音清亮、個子矯小、鬍鬚秀長的穆敏老爹叫了起來：「胡大呀！這個老婆子簡直成大傻郎了！一板子茶葉，兩公斤，十天就喝完了！」穆敏說話，太陽穴上的青筋蹦出來了，好像受到了突然的擊打。他確實是在驚呼，然而滿臉仍是笑容，他好像在著急，卻仍然充滿輕鬆，他好像在埋怨（甚至有點激昂慷慨），卻又充滿得意，也可以說是欣賞，或許是在炫耀。這一輩子我見到的各樣的人的各式各樣表情也多了，但是這種難以言傳的「輕鬆愉快的著急」，是只有穆敏老爹才有的。
　　「你才傻郎呢！」老太婆自言自語，口齒含糊不清，既不理直氣壯，也並無愧色。她仍然什麼人也不看地說：「不是１０天，是１２天。又不是我一個人喝的……反正你明天得給我拿茶來。」
　　「喂，老太婆，磚茶多少錢一公斤你知道不知道？茶葉是從老遠老遠的地方運來的，你知道不知道？尤其尤其最重要的，我已經沒有錢給你買茶葉了，你知道不知道？」老爹把聲調提高了，眉頭也皺起來了，說完，哈哈大笑。
　　阿依穆罕大娘一邊拾掇茶碗飯單囊屑一邊嘀嘀咕咕，「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喝茶。」
　　「嗚……嗚」，老爹歎了口氣，「可憐的老太婆！」然後他用命令的口吻說：「給我兩個小囊！」
　　「你……」老太婆抬起了頭。
　　「今晚我要去伊犁河沿檢查他們的夜班澆水！那個能說會道的馬穆特，只會開會的時候沒完沒了地給幹部提意見，幹起活來一點也不負責任……昨天晚上他們組澆水。他呼呼地睡大覺，包谷地裡的水全跑了……要在舊社會，這樣的人不餓死才怪……」老爹恨恨地說。
　　穆敏是生產隊的水利委員，而五月份，是晝夜澆水最緊張忙碌的月份，老爹夜間去巡查澆水的情況，是他這個水利委員分內的事，當然不足為奇。但他事先一點沒有說要上夜班，故而阿依穆罕與我聽了都一怔。
　　這也是穆敏老爹性格上的一個特點：他不喜歡預報自己的行動。當大娘問老爹第二天做什麼的時候，他常給以的回答是：「誰知道呢？」要不就是：「讓胡大來決定吧。」
　　老爹解開黑布褡膊，把兩個小囊放好，再把褡膊圍著腰繫緊，臨走出房門的時候，回首向老太婆一笑，老太婆跟了出去。我看看天時已晚，便鋪床準備睡覺。誰知沒過一分鐘，聽到院裡一片喧嚷，劈哩撲通，老頭喊，老婆叫。我連忙推門走出，只見房東二老正與他們的毛驢「戰鬥」。
　　穆敏老爹飼養和用以代步的是一條個兒雖不大，但很結實，毛色棕褐的母驢。一個多月以前，母驢剛剛產了一駒，老爹已經好久沒有騎用它，今晚要用，母驢戀駒心切，不肯外出，只是隨著老爹的緊抓著韁繩的手打轉，嘴被勒得咧開了老大，顯出粉紅色的牙花和舌頭，鼻孔大張，十分醜陋。老爹大喊大叫，臉紅脖子粗，硬是指揮失靈。老太婆尖聲斥罵母驢，照樣無濟於事。二老一驢，鬥得難解難分。見此場面，我想幫忙又幫不上忙，想笑又不敢笑。母驢伸長了脖子，更激起了老爹的怒意，跳起來照著母驢就是一拳，用力一拉，估計使出了老大的力氣，母驢跟著向外走了幾步，老爹終於憋足了勁把驢拉到了門外的土台邊（維吾爾農家門口大多砌這樣一個土台，為騎馬騎驢的人上下牲口之用，夏天，人們也可以坐在這裡賣呆乘涼）。
　　穆敏老爹騎上了驢，但母驢仍不肯走，在街心轉著圓圈，任憑老爹拳打腳踢，就是不肯就範。最後還是阿依穆罕大娘，打開驢圈，把驢駒趕到大路上，果然，母驢精神抖擻地帶著小駒子向莊子方向進發了。
　　這一夜我睡得很實，大概是白天盲目打埂的活兒把我累壞了。一覺醒來，茶已經燒好，老爹沒有回來，我儼然是一家之主，坐在「正座」上喝了茶。不管喝茶還是吃飯，阿依穆罕大娘總是半側著身坐在靠近鍋灶、碗筷的地方，不論吃喝得多麼簡單，她都是盛好，恭恭敬敬地用雙手端給老爹和我，吃完一碗，需要加茶或加飯時，也都由她代勞，她絕不允許我們自己去拿碗拿勺。維吾爾家庭男女的分工是非常明確的。
　　中午，阿依穆罕一反常例做了拉麵。她告訴我，她早晨在供銷社門市部排了一個小時隊，買了五毛錢羊肉，她估計，老爹中午會回來，「老頭子一定會給我帶茶葉來的，」她笑瞇瞇，說起來挺得意。她還告訴我，在供銷社排隊買肉的時候，一位新遷來的社員對賣肉的屠夫說：「你別給我這麼多骨頭，我要骨頭少一點的。」屠夫回答說：「骨頭該多少就是多少。如果骨頭少，羊怎麼立在地上，又怎麼在地上走呢？」屠夫的回答使所有排隊的人大笑。阿依穆罕大娘還告訴我，這位屠夫很有名，宰了一輩子羊了，他宰出來的肉又乾淨又好吃。我對這一說法提出了一點異議，我說，羊肉好吃不好吃，恐怕決定於羊本身，與誰宰沒有什麼關係。大娘打量了一下我，歎了口氣，「哎，老王！您不懂，誰來宰，關係大著呢！比如×××，××××（她提了幾個名字），就是肥肥的料羊（指用精飼料喂肥的羊），他們宰出來也是淡而無味呢！」
　　她的說法使我將信將疑。
　　大娘做好了菜，又做好了面劑子，然後燒開了一大鐵鍋水。水開以後，她把柴火略略往外扒一扒，走出院門站到街心眺望。她站了十幾分鐘，回來，打開蓋鍋的大木蓋，看看水已經熬干了四分之一，便用大葫蘆瓢舀上兩瓢水，重新續柴火，把水燒滾沸，又往外扒拉扒拉火，走出門去迎接。如是搞了好幾次，也沒有把老爹等來，只是費了許多水又許多柴。我連忙拿起扁擔去挑水。大娘的洋鐵水桶，一個大，一個小，大娘的扁擔是自製的，原是一個樹棍子，圓裡咕隆，中間擰了一道麻花，扁擔鉤子一端是鐵匠爐打製的兩環一鉤，另一端是自己用老虎鉗子折曲了的粗鉛絲。挑起這兩個空桶，走出去不到兩步，扁擔在肩上翻滾，水桶在扁擔鉤上蕩來蕩去，叮噹作響，活像是鬧了鬼。好在這種水桶比關內農村用的上下一般粗的鑄鐵桶小巧得多，裝水也少得多，挑起來除了肩膀被擠得生疼以外，並不費什麼力氣。但挑回水來以後，看到大娘仍在頑強地從事著她那不斷添柴添水，不斷晾涼熬干的無效勞動，我忍不住進言道：「等老爹回來再燒水不好嗎？您看，您燒了好幾鍋水啦，老爹還沒有影兒呢。也許，老爹不回來呢。」
　　「老頭是個急脾氣，回來吃不上，要生氣的。」大娘笑嘻嘻地說。
　　「可這樣多費柴火呀！」我忍不住說，說完，又後悔了，本來應該是貧下中農對我進行勤儉節約的教育的，怎麼我這樣僭妄，竟然倒過來去「教育」起貧下中農來？
　　「柴火麼，老頭子會拿回來的，還有茶葉，還有錢，這都是老頭子的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笑得更開心了，她充滿了信賴。
　　「可您怎麼說老爹脾氣急呢？我看他一點也不急呀！」
　　「當然啦，老王，他急。我們維吾爾人有句俗話，高個子氣傻了眼，矮個子氣斷了魂。越是矮個子越愛生氣……當然，他現在老了，和年輕時候不一樣了。」
　　這天中午，老爹沒有回來。
　　吃晚飯的時候老爹也沒有回來。大娘又是燒開了水，走到小院外，站在街心，佇立著眺望通向莊子的那座架設在主幹渠上的木橋，前前後後出去了好多次，加在一起站了足足有兩個小時，燒乾了一鍋又一鍋的水，耗費了一把又一把的柴。
　　快睡覺的時候，老爹回來了，他顯得疲憊而又陰沉，大娘熱情地向他說這問那，他一句話也沒有，茶葉也沒帶回來，他也不做任何解釋。大娘對他的這種表情好像很熟悉，便不說什麼，默默地侍候他喝奶茶，並把中午剩的麵條過了過熱水，拌好，遞給老爹。大娘也很沮喪，她不高興時有一種特殊的表情，把上唇尤其是人中拉得很長，有時談話當中做鬼臉時也是這樣一種表情，這是我在漢人中間從沒有看到過的。
　　遇到二老不愉快的時候，我常常覺得尷尬、舉措無當，如芒刺在背。我和他們生活在一起，他們板著面孔，我不能板著面孔，我沒有任何道理要板面孔啊！但我又不能在他們不快的時候若無其事地與他們說閒話，那樣的話我未免太風涼、太輕鬆愉快、太不尊重與體貼人家。我謹慎地試探著與老爹說了兩句不相干的話，「美國飛機又轟炸越南了，」我用我學得還不純熟的維吾爾語，再加手勢，再加漢語單詞，吃力地表達著，對於他能否聽懂，全無把握。「噢，太糟糕了，」老爹首肯著，向我禮貌地一笑，笑容旋即消失了。「北京，下了一場大雨，有的房頂子都漏雨了。」我又說。「噢，北京下雨了，好。」他的笑容更勉強了。
　　無話可說，我便睡下，等醒來，老爹已經走了。
　　「……老頭子不放心，睡了一會兒就起身走了。馬穆特澆夜班，睡大覺，大水豁了口子，跑到伊犁河裡，哇喲，哇耶……」大娘歎著氣，哼哼唧唧，一臉的愁容，把情況告訴我。
　　「您的氣色很不好，要不要到醫院看看？」我問。她吐著氣「嗚——呼」，搖著頭，「沒有別的麻達（麻煩、問題），茶沒了，老頭子說給我買回來了，可他空著手回來，他在生氣，可能是沒能支上錢……沒有茶，頭疼，我要死了，要死……」她有氣無力地呻吟著。
　　「您把購貨本給我，我去買……」我自告奮勇。
　　「不，不，讓你買得太多了，老頭子知道了，會生氣的。這個月可能就是不願意讓你給我買茶，老頭子總是把購貨本帶在身上……」
　　無法，我又坐了下來，只能同情地、憂鬱地說：「您真愛喝茶……」
　　我這句話好像觸到了大娘的某一根神經，她的眼圈紅了。她說：「我沒有爸爸了。我沒有媽媽了。我也沒有孩子了，胡大不給。我生的六個孩子全都死光了。我１５歲那年嫁給艾則孜依麻穆（伊斯蘭教《可蘭經》誦經領誦者），我給他生了四個孩子，三個男孩，一個女孩。第二個男孩長到了四歲，他爸爸給他做了一個小石滾子，一副小套繩，還有擁脖（套包子），他把擁脖放到我們的一隻黑貓的脖子上，呵，那真是一隻大黑貓，簡直像一條狗。我的兒子每天趕著貓拉石滾子，在院子裡『軋麥場』……我的兒子長得真好看，他多有本事啊，不到一歲就生吃了一頭皮牙孜（蔥頭），到四歲的時候他都會寫字，會寫名字，會念『拉衣拉赫衣，衣拉拉赫衣……』（經文起始句）了……」
　　阿依穆罕大娘的故事我已經聽她說過幾次了，但是，一遇到磚茶斷絕供應的時候，她就要回顧這一段。也許，這回顧和敘述自己的痛苦，其味也如飲苦茶吧？
　　「可那一年流行瘟疫，我爸爸，我媽媽，我的兩個姐姐，我的丈夫和我的小兒子……都死了，胡大把他們的命收回去了，我們又能說什麼呢？老王！」
　　「如果醫療條件好一點……」我小心地說。
　　「也許……那時候伊犁也有醫院……我的孩子陸續死光了，只剩下了桑妮亞。桑妮亞是艾則孜哥的前妻生的。我嫁給艾則孜哥的時候她才一歲，然後我成了桑妮亞的媽媽，我給她做飯，我哄她睡覺，我抱著她……」
　　大娘的回憶充滿感傷，我也感動了。只是有一點，她和她的繼女桑妮亞的年齡我怎麼也算不對。如果阿依穆罕是１５歲結的婚而當時桑妮亞一歲的話，那麼阿依穆罕比桑妮亞大１４歲。如今，桑妮亞自稱是３３歲。那麼阿依穆罕只有４７歲，顯然不太對頭。桑妮亞已經有五個孩子了，但長得結實、苗條、不顯老，她很可能少說了兩歲，比如，她可能是３５歲。阿依穆罕大娘呢，也說不定記錯了自己結婚時的年齡，恐怕也還要加上兩三歲。那麼，她不僅是超過了４９，說不定是５３歲左右了。
　　「……直到土改以後我才和穆敏結了婚。艾則孜哥死了以後，為了將桑妮亞撫養大，我守了十幾年的寡。土改那年，我先把她嫁了出去，我把艾則孜哥留給我的產業差不多全給了她，只留下了這個小院和這一間小房，這原來只是大院的一角。你住的那間小貯藏室是穆敏後來蓋的。我本來不想再結婚的，鄉長和工作隊長都來說合。我知道穆敏是個好人，他下苦（扛長活）幾十年，又整整當了七年民族軍的兵，房無一間，地無一壟，他沒結過婚。他不願意別人說他沾了女人前夫的光。」
　　於是明白了為什麼桑妮亞家是那樣的高房大院，而穆敏老爹這裡是這樣寒酸。
　　「……我與穆敏結婚以後，又生過兩個孩子，」阿依穆罕繼續說，「我不是不生孩子的女人，我生過，我有過，」阿依穆罕的聲音激動得顫抖，眼裡充滿了淚水，「兩個都是兒子，頭一個出世三天就去了，死得像一隻小貓。第二個孩子長到了一歲半，他會叫大大和阿帕（媽媽）了。我是生過六個孩子的母親，但是現在，我生活著，像一個不會生孩子的人，那些不生孩子的女人，人們都討厭，自己也討厭……」
　　「也不能這麼說……」我無力地勸慰著。
　　「不，我不這麼說，唉，老王，我從來沒有這樣說。命是胡大給的，胡大沒讓他們留下，我們又說什麼呢？這不是，我沒有爸爸，我沒有媽媽，我沒有孩子，可是我有茶。穆敏總是給我買茶不管他怎麼發脾氣，罵我，嫌我茶喝得太多，他一定會給我買茶來的……而且現在有了您，您也給我買過好幾次茶了……」說著，她寬慰地笑了。
　　阿依穆罕的信賴是沒有錯的，她對穆敏的信任使我這個旁觀者也感到溫暖。這天半夜穆敏回來的時候帶著半板子茯茶。他仍然是半夜來，天亮前走的，我睡得死，既不知道他來，也不知道他走。只見到第二天阿依穆罕眉開眼笑地大把抓著茶煮。這天的茶讓人覺得特別有味，雖然我不理解茯茶怎麼可能彌補父、母、孩子都不在了所留下的空白。
　　在這個繁忙的暮春和初夏裡，穆敏老爹每天沒日沒夜地操持著隊裡全部農田的澆灌工作，有時一連幾天見不著他，有時他回來睡上兩、三個小時，吃上頓飯，匆匆又走了。我問他：您的睡眠不足啊，老這樣下去，怎麼行呢？」
　　他笑一笑說：「人就是這樣子，愈睡，就愈鬆鬆垮垮。從小，爸爸是不讓我睡多了的，每天天不亮，在我睡得最香的時候，爸爸就要把我叫醒。這樣，就慣了，我從來不會睡得太多。」
　　他又補充說：「對於我們農民來說，對於我們澆水的人來說，夏天，在哪裡不能睡覺呢？有時候我靠著牆坐著，坐著坐著就睡著了，這就是一覺。馬就是這個樣子的。老王，你可曾看見過馬躺在地上睡覺？馬不是小貓，它從來不會盤成一團，臥在火爐旁。一匹老馬，站在那裡，忽然閉了眼，又睜開了，這就是睡覺了，這就算是睡了一覺啊！」
　　我點點頭，他的關於老馬和小貓的比喻，使我悚然心動，而且帶著慚愧。
　　然後是夏收大忙季節，然後是給麥茬地普遍澆一次水和伏耕，據說經過保□曬土的伏耕以後，土地的肥力會大大提高。然後是玉米授粉期的灌溉。然後是蘋果熟了，哈密瓜熟了，西瓜熟了，大家到果園吃果，到瓜地吃瓜，記上塊兒八毛的帳，把一麻袋一麻袋的瓜果運到家。
　　老爹忽然不上工了，他說是要脫土坯、挖菜窖、修廁所，搞幾天家務。但一連三天過去了，他一動也不動。他說要休息，但既不進城（伊寧市）遊玩，也不在家睡覺，每天只是從早到晚坐在二塊板釘起的院門前的土台上，呆呆地看著過往的車輛和行人。他的表情是憂鬱的，遇到別人和他打招呼，他謙卑地短促地一笑，但那笑容挺苦，叫人覺得難受，就連說話，他也是懶洋洋的。
　　「老頭子沒有精神。」阿依穆罕告訴我說。
　　「沒精神」這句話在維語裡可以當生病解，也可以只是當作不振作解。我便關切地問候老爹：「您是生病了嗎？要不要去衛生院看看？」
　　穆敏似乎不太高興，他說：「動不動就說生病嗎？坐上一會兒就是生病嗎？」
　　我抱歉地笑著說：「那最好，沒有病最好。」
　　他好像也意識到剛才的不快並沒有多少道理，轉過身來，向我解釋說：「人的精神嘛，一天會是好幾樣，一年會是好幾樣，一生嘛，更是一個樣子又一個樣子。這幾天，我只覺得我非常懶散，鬆鬆垮垮。」
　　「那您好好休息一下吧。」
　　「這不干休息的事。每年我都要這樣的，我在想，我想啊，想啊……」
　　「您想什麼？您有什麼發愁的事嗎？」
　　他猶豫了一下，好像在考慮該不該告訴我，然後他嚴肅地說：「我在想死。」
　　我嚇了一跳，連忙問：「您在想死？您想死做什麼？」
　　他悲哀地笑了，「小時候大人告訴我的，清真寺裡的阿訇告訴我的，如果我們是好人，我們每天都應該想五遍死。做五次祈禱，就想五次死，夜間，更應該多多地想到死。」
　　「為什麼呢？」我驚異地問。
　　「唉，老王，虧您還是個知識分子！」他遺憾地搖搖頭，「人應該時時想到死，這樣，他就會心存恐懼，不去做那些壞事，只做好事，走正道，不走歪道。難道您不明白嗎？難道您就沒有想到過死嗎？」
　　「很少想，」我搖搖頭，「但我也不願意做壞事。」我又補充說。
　　老爹淺淺地一笑，和解地說：「當然，你們是漢族，你們不是伊斯蘭教徒。」
　　第四天，老爹仍舊沒有去上工。阿依穆罕催促說，即使他既不去上工又不去脫土坯，他至少應該趕著毛驢去麥場，馱兩口袋麥草回來。庫瓦罕家已經卸了一車麥草了，而老爹還沒弄回一根麥草來。
　　阿依穆罕講得入情入理，要求又不高，老爹笑嘻嘻地答應了。當他在驢背上放了兩條帶補丁的空麻袋和一根長繩，趕著驢出門的時候，我感覺他的情緒似乎好了一些。
　　老爹一走去了五個小時，過了午飯時間很久才回來，回來的時候他面色紅潤，氣喘吁吁，兩隻眼睛瞪得又圓又亮又大，說話聲音洪亮，與前幾天那種癡呆抑鬱的樣子判若兩人。「怎麼弄兩麻袋麥草就用了這麼長時間？」老太婆邊埋怨，邊質問道，「我們燒開了茶，等著你，等了一個多小時，瞧，把老王都餓壞了！」
　　「我和人吵架了。」老爹笑嘻嘻地說，他把眼睛一眨一眨，包含著四分慚愧，六分得意。「我走小路去莊子的麥場，正碰到我們的前科長、瑪衣努爾的爸爸在打院牆，我發現他的院牆侵佔了道路，比原來的院牆往外擴展了１５厘米，我給他提出意見，他不但不接受，反而罵我。」說到這裡，他皺了眉頭。
　　「什麼，他罵你？」老太婆馬上揚起眉毛，一副同仇敵愾的神氣。
　　「我和他吵了起來……我叫來了許多人……大家都批評他不對，支持我……後來，當著大家的面，也當著『科長』的面，我抄起一把砍土鏝，把他已經打起來了的牆根，全給他拆了………」
　　「傻郎……管那麼多……」老太婆拉了拉上唇，轉而批評起穆敏老爹來了。
　　「什麼？你想想，不管怎麼行呢？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要有人管呢！如果沒有人管，人們會走到什麼道路上去呢？事情會辦成什麼樣子呢？所以要有政府，所以要有黨。黨每天都教育我們。教育了十幾年了，『科長』還是這樣自私自利，如果不教育了，那還怎麼得了！」
　　「哼……和『科長』吵架吵了五個小時？」老太婆並不想與穆敏辯論，便提出了新的疑問。
　　穆敏輕輕一笑：「我幫著場上的人裝車來著。」
　　「裝車？」老太婆驚呼了一聲，「你不是接連幾天沒精神嗎？」
　　「誰知道。反正扛起麻袋來，似乎精神好了一點。」
　　「場上有場上的人嘛，你去扛什麼麻袋！」
　　「幾個年輕男女在一起，打打鬧鬧，嘰嘰咯咯，不好好幹活。糧站的卡車開到了場上，硬是磨磨蹭蹭，不快快地給人家裝車。我看不過去，便去扛麻袋。」
　　「可你今天是歇工的啊！這工分怎麼算呢？」
　　「工分有什麼用？這不是我拿回麥草來了麼？這就是工分啊！」
　　「你不扛麻袋，不是照樣可以拿麥草嗎？」
　　「噢，你不出工，也不開會，你簡直什麼也不懂。你去拿麥草，你能到那裡拿起麥草就走嗎？歇工，你也是社員呀！我還是老農，是委員……」
　　「真積極……」老太婆咕噥了一句，不再吭聲了。
　　這天晚上，新華社新疆分社駐伊犁記者站的一位同志到毛拉圩孜公社來看我，在這樣的年月能有人來看我，我是很感激的。
　　這位記者同志帶著一台牡丹牌小型半導體收音機。１９６６年夏天，伊犁地區還很少有半導體收音機，我們公社更是從來沒見過。當喝過晚上的那次清茶，把「牡丹牌」放在小小的炕桌上，對準新疆的維語台，放送出維吾爾語的新聞和音樂節目的時候，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大娘都驚呆了，四隻眼睛都瞪得圓圓的，屏住了呼吸，看看「牡丹牌」又看看我，再看看那位身體瘦高的記者同志，顯然，他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帕夏依仙！」老太婆喊了起來。收音機開始播放帕夏依仙的歌曲，帕夏依仙是著名女聲歌唱家，她是原水定縣人，離伊犁４０多公里。
　　「可這裡……沒有電線，沒有電呀，它怎麼出的聲音？」老爹顫抖著聲音問。
　　「有電池。」我回答。
　　「可電線呢？沒有線，聲音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問題把我繞住了。看來，老爹是依據對於有線廣播的理解來理解晶體管收音機了。我應該告訴他，在無線電收音機裡，電線只起著接通電源、提供能量的作用，因此用電池的直流電同樣可以起這樣的作用，而轉換成聲波的無線電磁波，並不需要借助電線的傳導，便可以自天而降到我們這個不需要上鎖的小院裡。但是，我完全不掌握物理學、無線電方面的維語詞彙，何況我對收音機、廣播的知識也是一知半解，所以我雖然結結巴巴說了半天，大概沒有一個人能聽懂我的話。
　　我的記者朋友雖然不懂維語，但從我們的表情和手勢上也大致知道了談話的內容，他便把半導體翻轉過來，然後把收音機背面的塑料殼子取了下來，這樣，四節二號電池、密密麻麻的各種顏色的元件和線路，以及小小的銀灰色揚聲器，都暴露在房東二老面前。
　　「斯——大（啊喲）真有本事！真能幹！這人的本事簡直和胡大一樣大！」兩個人異口同聲地讚歎，好像在他們面前不是打開了一台收音機，而是打開了一個活人腦殼。他們並且問：「這是上海出產的吧？」
　　「上海，當然是上海。」我回答說。伊犁人對上海是很崇拜的。當我在伊犁河谷農村生活了一年多以後，提起上海，我也有一種由衷的景慕嚮往之情，我們不約而同地提到上海，表達了這種共同的對於工業文明的敬意。其實，很快我就發現，我搞錯了，牡丹牌晶體管收音機並非製造於上海，而是產自北京。但我始終沒有更正。為什麼呢？也許我直覺地認為，在伊犁，把上海抬得高高的，是一件好事吧？
　　我的記者朋友走了以後，我連打了幾個哈欠。能吃能睡能勞動的「三能」方針，對於下鄉鍛煉改造的人們來說，不失為一個正確的方針。我的哈欠傳染給了大娘，她也摀住嘴打起哈欠來。但是穆敏老爹興奮萬分，他的眼睛比平日睜得大了許多，他不准大娘把炕桌收走鋪褥放枕，而且下令大娘再燒一壺茶，「我有話要和老王談。」老爹說。
　　「傻郎，這麼晚了還燒什麼茶！」大娘自言自語咕噥著，做著鬼臉，但還是遵命去辦。
　　我等著穆敏說話，穆敏卻不言語，他緊皺著雙眉，顯得眉骨更加突出，眼窩更深，他似乎陷入了嚴峻而又苦惱的思索之中。
　　他的表情使我為之一震，他究竟要和我談什麼非同小可的話題呢？我的睡意全消了。
　　他幾次要說話，幾次又把話嚥了回去，如是過了大約五分鐘，他說：「你請聽著，老王。像半導體收音機這種東西，它的製作方法是寫在書上的，對吧？」
　　我不知所云地點了點頭。
　　他有點興奮：「是的，阿訇們早就講過的，世界萬物，飛機大炮，輪船火車，機床高爐……一切種種，都是寫在書上的，你找到了書，按書上寫的辦法去做，就什麼都造出來了。」
　　「什麼書？書是人寫的，是科學家、技術人員、工人根據自己的經驗寫的呀！」
　　「不，不，不，老王，你不懂，」老爹笑起來了，似乎發現了我的無知並確證了他的信念的正確，「那科學家、技術員他們讀的書又是哪裡來的呢？經驗？難道憑經驗可以造出半導體收音機來？帕夏依仙在烏魯木齊唱歌，你在伊犁就能聽到，誰有這樣的經驗？」
　　「科學家們讀的書，是前輩科學家們寫的呀！再說，經驗是慢慢積累，慢慢提高的呀！」談這麼深奧的問題，我的維文詞彙不夠用，便結結巴巴起來。穆敏老爹似乎認為我的結結巴巴是理虧的表現，是他的理論已經把我擊敗的證明，他高興地捋著鬍子笑了起來，眼珠一閃一閃：
　　「所有的書，都要有所本嘛！這個本就是《可蘭經》！」
　　「《可蘭經》上可並沒有寫怎樣造收音機！」我尖銳地指出。
　　「聖人們在修《可蘭經》的時候也寫下了如何製造萬物的書，這些書有的藏入了山洞，有的沉入了海底，人們陸陸續續地發現了這些書，便造出了萬物，難道不是這樣嗎？老王！」
　　「純粹是一派胡言，騙人的鬼話！」我喊了起來，老爹的「理論」是這樣荒唐而且惡劣，而他的態度又是那樣傲慢，還有我的不聽話的舌頭和捉襟見肘的維語，使我激怒了，「您知道什麼叫科學？什麼叫技術？什麼叫文明？什麼叫歷史？如果這一切都現成地寫在書上，還要科學家幹什麼？還要美國的愛迪生、法國的居里夫人，英國的瓦特、俄國的羅蒙諾索夫幹什麼？他們是怎麼樣進行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的，您知道嗎？如果書是藏在山洞海底的，那麼應該是一些獵人、漁人、探險家、登山運動員去當發明家和科學家了，然而，又有哪個人打獵打成了發明家呢？如果是阿訇們所說的聖人留下了這樣的書，為什麼不把這些書留給清教徒——穆斯林呢？現代，恰恰是伊斯蘭世界科學技術相當落後。難道是伊斯蘭教的聖人偏心眼兒，不把科學技術留給自己的信徒，卻偏偏留給『卡伯爾』——異教徒嗎？」
　　估計我的話老爹最多聽懂百分之四十，老太婆大概只能聽懂百分之一二三，但老爹顯然已經被我的雄辯所壓倒，目光暗淡地垂下了頭，而且重複著我所說的「法國、英國、美國、俄羅斯」，看來我抬出的這四大國比他的阿訇厲害得多，我舉出的愛迪生、居里夫人、瓦特和羅蒙諾索夫，也比他所說的「聖人」更切實具體，他的表情是慌亂和惶惑的。
　　阿依穆罕大娘和解地說：「對嘛，對嘛，老王說得對嘛，他說什麼來著？法國？法國比南疆還遠吧？法國的科學技術好得很哪！」
　　老爹沒有言語，他調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緒，依然是含笑的、從容不迫的和胸有成竹的了。他說：「您說的那些國家，就是歐羅巴吧。聽說歐羅巴的科學和技術是很先進的，比蘇聯還先進。」
　　我正考慮著怎麼解釋清楚有關幾大洲和幾大國的地理概念，只見老太婆向老爹擠了擠眼，並且插嘴說：「還是我們的中國好！我們中國的科學技術也愈來愈進步！我們比歐羅巴好！也比蘇聯赫魯曉夫好！再有就是斯大林好！當然，毛主席最偉大，最好！」
　　原來阿依穆罕的政治警惕性還是很高的，她的插話不僅對於老爹是必要的，我聽了以後也覺得踏實了些。當然，我們都是愛國主義者，我們對於世界科技發展的討論是以牢固的愛國主義信念為前提的，阿依穆罕的補充非常及時，非常重要，我連忙點頭稱是。
　　這一晚上我們討論了許多問題，關於世界政治形勢，關於越南戰爭和中東戰爭，關於塑料是用什麼做的，關於火車是什麼樣子與為什麼火車能拉那麼多東西，關於廣播、電視、電報和電話，關於熊貓、大象、犀牛和金絲猴，關於黃金究竟有什麼用和為什麼值那麼多錢……老爹的求知慾和對待知識的嚴肅思考令我大為吃驚。當我的回答所提供的信息與他過去所持的觀念乃至思想體系相左的時候，他認真地、可以說是苦苦地掂量著、思索著，非要弄出個究竟來不可。阿依穆罕大娘坐在旁邊，最初還搭訕幾句，慢慢她睡著了，灰白的頭髮垂到了眼睛上，但老爹仍然興致勃勃。我幾次勸老爹睡覺，並指出大娘已經睡著了，但老爹不以為意。終於，我再也堅持不住了，站了起來，老爹也長歎一聲，歎道：「世界上的事，太麻煩了！」……我們要買一台半導體收音機！讓老王幫我們挑選。你說對嗎？老婆子？」
　　阿依穆罕睡眼惺忪地咕噥道：「哪裡來的那麼多錢？空話。」
　　「不，我們一定要買，堅決，絕對，非買不可！」然後他轉頭向我再次宣佈：「我要頭一台半導體收音機！您聽見嗎？」
　　「當然，一定的。」我完全同意。
　　「老王您今夜就睡在我們這間屋子裡吧，不必回那間小土房去了。」老爹又說。
　　這一夜的睡眠是不安的，半導體收音機似乎把一股熱浪帶入了這個簡陋的小院，這間歪歪斜斜的土房子裡。夜半，載重卡車從院門前公路上駛過，馬達聲突突，車輪軋過地面發出悶雷般的響聲，整個土屋和小小的窗戶都隨著顫抖，遙想那養雞而不撿蛋的日子，畢竟是一去不復返的舊話了。
　　凌晨時分我睡得正香，依稀聽到院外有人叫：「穆敏哥，穆敏哥！」然後是一連串響動，我想睜眼，卻睜不開。
　　醒後才知道，是住在大隊部後院的一個叫做奧布爾的農民死了。奧布爾正當壯年，不過５０歲上下，渾身黑如漆炭，素以強壯、能幹著名。他有個小兒子，也是黑黑的，聰明伶俐，會說漢話，還認一點漢字。說是他昨夜一陣心口疼，兒子給他套了驢車，準備送他去醫院，沒等抬上驢車，他就斷了氣。
　　穆敏老爹是全村著名的行為端正、奉公守法、熱心公益，同時恪守伊斯蘭教的戒規的德高望重人物之一。全村只要有喪事，都來找他，他也特別熱心地去幫忙，甘盡義務。洗屍、裹白布、誦經、作乃孜爾（祈禱的一種）、直至送葬，老爹面容嚴肅地忙活了好幾天。「人嘛，人啊！」這幾天，他沉默寡言，只是偶爾發出關於「人」的歎息，遠在「人啊，人」、「啊，人」之類的短語風行之前。
　　秋後決算的季節來到了，老爹沒有再提買半導體收音機的事。
　　「文化大革命」的狂濤已經波及了伊犁，波及了我們公社。看到公社黨委書記被揪出來，大隊支部書記被封為「資反路線」的執行者，一些原來的二流子、無賴、調皮搗蛋鬼活躍異常，老爹非常反感。他問：「這個世界就沒有人做主了麼？好好的一件東西，硬往上面啐口水，抹銹斑，這就叫『造反有理』麼？不，我不批判我們的黨委書記，我們的書記在我生病的時候還來看望過我呢，他好比是我們的大大……是的，老王您看吧，這些打人罵人造反有理的人早晚會沒有理的，他們會受到懲罰，他們終於會認識到，這個世界，這個新疆，這個伊犁和這個公社是有人做主的，是不能胡作非為的。」
　　我搖搖頭，我覺得老爹說得太簡單也太常規，而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政治局勢，是很難用簡單的常規來判斷的。
　　１９６６年這一年伊犁風調雨順，不但水田裡的冬麥打得多，山坡地旱田裡的春麥也一車又一車地拉不完。種旱田春麥本來是撞大運的事，有時候顆粒無收，有時候只收回種子，但１９６６年這一年的旱田麥子據老年人說創造了３０年以來的最高記錄。我們收完了以後，不知從哪裡來了那麼多各族同胞，都是些「自流人員」吧，漢族人是從關內「自流」來新疆的，維吾爾人是從南疆「自流」來伊犁的。他們到山上去撿拾丟在地裡的麥穗，一麻袋又一麻袋地扛下山去了。再說伊犁人歡迎春麥勝過冬麥，春麥磨出的面有勁，做拉麵條又細又長又好吃。
　　這一年的玉米也特別好。豌豆、蠶豆、菜籽、胡麻，少量皮棉和收麥後復播的糜子，產量都超過了預計。
　　然而豐產沒有得到豐收。「文化大革命」的一個又一個使人心驚肉跳的消息從玉門關的那一面、從自治區的首府傳過來，「天下大亂」作為執政黨的政治口號不但被提出了而且被實踐著。一直到十一月份落了雪，冬麥和春麥仍然有一部分堆在場上。冬天日照不足，無法曬場，只好讓冰雪把麥堆封起來，說是等待第二年四月份解凍地干以後再繼續打麥。春天繼續打頭一年的麥子，這在內地確也算是天方夜譚，連綿的秋雨以後大量麥子生了芽，這一年冬天整個伊犁，包括伊寧市的商品糧供應的全是芽麥磨的面，黏黏糊糊，饅頭蒸兩個小時仍然粘牙。
　　玉米也是一塌糊塗，我們隊的隊長還算不錯，乾脆把潮濕的、沒有脫粒的棒子過一過毛重分給大家，要求各戶用自己的熱炕把玉米棒子烤乾，按有利於社員個人的折算比例把連骨玉米折合成玉米粒，扣掉口糧，餘下來的繳還隊上，並根據按乾燥、脫粒的勞動量給記一定的工分。這一冬，我和房東二老，一有空就用兩個棒子互相搓著脫粒，倒也別有一番樂趣，填補了農村冬日長夜的空虛。
　　收穫搞得這樣混亂，決算也就可想而知。特大豐收的１９６６年，給社員進行年終分配的時候卻大大低於１９６５年的水平。這時傳來上級的一個美好的指示，１９６６年的年終分配，一定不准少於１９６５年的數字，否則，就是抵制破壞「文化大革命」。
　　你「一定不准」也罷，殺無赦也罷，反正就那麼點錢。但農村幹部對執行這一類指示也早有經驗，找了一些高明的人撥拉算盤，改變了一些統計、計算百分比、計算勞動日平均值的辦法，最後三算兩算，１９６６年的分配比１９６５年果然不但沒有降低，而且提高了。
　　但老爹只分到了８０塊錢，頭一年是１１０塊，究竟是８０塊錢多還是１１０塊錢多呢？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使穆敏老爹感到困惑，當我們在北風呼嘯的夜晚共同在熱炕頭上搓棒子粒的時候，閒談到了這個事情。阿依穆罕大娘照例做了一個特有的鬼臉，咕噥道：
　　「硬說分８０塊錢比分１１０塊錢多，騙三歲的孩子去！」
　　穆敏老爹笑瞇瞇地勸慰老太婆：「不要這樣說嘛，請您不要這樣說！」接著，他提出了一個奇怪的「相對論」的事例。
　　他說：「從前有一個小孩去買駱駝，他問駱駝販子：『一峰駱駝多少錢啊？』回答是『２０塊錢。』『大大』，『大大』，我們買一峰駱駝吧，只要花２０塊錢，』他對他爸爸說。『不，太貴了，我們不買，』他爸爸說。第二年，駱駝販子又拉著駱駝經過他們家門口，『好孩子，去問問賣駱駝的大哥，一峰駱駝要多少錢，』孩子問了，生著氣跑回來，『大大，大大，大哥說一峰駱駝要１００塊錢。』『呵，真便宜呀，快叫住賣駱駝的大哥，我要買一峰駱駝。』『大大，大大，去年一峰駱駝要２０塊錢，您說是太貴了。今年呢，１００塊錢了，您卻說真便宜，這是怎麼回事呢？』孩子問。孩子的父親捋著鬍鬚回答說：『噢，我的親愛的好孩子，去年我沒有錢，２０塊錢也是太多了。今年我有了錢，１００塊錢也算不了什麼。你明白了嗎？』」穆敏老爹講完這個故事，得意地看看老太婆，又看看我，似乎在測驗我們的理解力與想像力。
　　阿依穆罕大娘好像沒有聽進去，她務實地叨念著：「你的棉衣要買新的了，我的皮靴也壞了，我們說好明年要蓋房，打囊的土爐老是掉土，也該換新的了……勞動了一年只有８０塊錢……」
　　我一下子摸不透老爹的相對論故事與我們生產隊貫徹上級提高分配的美好指示之間的邏輯關係，但我隱隱直覺地品出來一點味兒，一點無可奈何的卻又是寬容豁達的幽默感。我不由得笑了。
　　我的笑聲似乎證明了老爹講了半天並非對牛彈琴，他滿意地喚著我的名字，哈哈地笑了。
　　當然，這樣「提高」了的年終分配，也就不大能夠提供購買晶體管收音機的刺激。老爹似乎忘記了夏天購買這種收音機的鋼鐵決心。我想，老爹的買駱駝的故事，同樣也可以有助於說明這種決心的難以算數吧，是不是呢？
　　半導體的魅力的喪失恐怕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從這年秋天，半導體收音機在伊犁地區就大量銷售了。我們的公社的每個大隊和每個生產隊，都買了半導體收音機。我們隊買的是真正上海產的美多牌的。物以稀為貴，一多，一普及，也就不神秘，不那麼吸引人了。再說隊裡的收音機無人愛護，你也聽我也擰，從早到晚響個不住，有時隊部的人都走光了，隊部的門鎖住了，窗戶也關嚴了，但收音機仍在屋裡嗡著、響著、說著、唱著。唱也不唱帕夏衣仙的迷人的歌曲了，而是唱令維吾爾人莫名其妙地啊……啊……——京劇樣板戲和語錄歌。電池用完了，沒人及時給換，或雖想換卻一時找不到現錢去買電池，於是把音量擰到最大，電壓不夠的喇叭仍不能正常工作，發出一種破鑼似的噪音。有時不知道從哪裡搜出一節電池，於是某個懂技術的熱心人掀開收音機後蓋，只換一節，另外三節照舊用。不久，廢電池流了湯，把機件腐蝕壞了，天線拉桿也先是拔脫，緊接著便丟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塵土、油泥、汗污更是粘滿了美多牌收音機的裡裡外外。這樣，神奇的、清潔美麗發光的，精密細膩的收音機的形象一落千丈。如果說夏天我那位記者朋友曇花一現地帶來的收音機像是天使，那麼，我們隊的這個收音機就像是陷入泥坑的娼妓了，穆敏老爹怎麼還可能念念不忘情於彼呢？
　　什麼是農村？什麼是農民？什麼是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人們的生活，辛勞、質樸的快樂與單純的夢？反正不論「史無前例」也好，「橫掃一切」也好，「一天等於二十年」也好，「辦成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也好，老爹和大娘總是一樣地辛勞終日，克己守法，苦中求樂。春天，老爹砍了一株死桃樹，一株長瘋了的蘋果樹，搭上幾根樹枝樹杈、秫秸和向日葵稈，總算在我們的小土房門前搭起了一個夏日茶棚。老媽媽便在這茶棚下砌起了土炕，修起了爐灶。砌灶改灶不但是老媽媽的一項任務，似乎也是她的一大樂趣，每年她都要拆這個灶，砌那個灶，壘這個煙囪，通那個火道。每個灶都砌得方方正正，見稜見角，而且是灶大腿小，有一種特殊的苗條秀氣之感，說不定這種爐灶的長寬比例暗合什麼維納斯的法則或者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呢。
　　別看茶棚簡陋，自從有了它，我們便盡可能地在室外喝茶、吃飯、談心、夜話。從三月初雪還沒有化盡，到十月底清晨已經見了冰碴，我們都在室外活動，夏天，更是直到深夜也捨不得進屋。小小的院落，小小的果園，小小的關也關不緊的屋門，仍然是充滿了生活的溫馨和生動。連小小的麻雀也喜歡停留在茶棚的枝杈上，或是乾脆降落到離盤腿喝茶的我們不遠的地面上，吱吱喳喳，一跳一跳地走路。而成雙的燕子，經常款款地在茶棚上下飛翔，呢喃絮語。夏日，當把路邊明渠的水引入小園內的毛渠去澆老媽媽栽種的少許辣椒、西紅柿和茄子的時候，潺潺的水聲更給我們這蓬鬆的茶棚增添以新的生趣。
　　搭起茶棚是房東二老改善居住生活條件的第一步。第二步，他們的計劃是拆掉我曾住過的那間面積約四平方米的小庫房，用這些材料，再加一部分木材和土坯，把我們現在一起住的這間大約有１２平方米的正房再接出一間來，這樣，就有裡外間了，達到了一般水平。城鄉的維吾爾人，一般都至少有兩間房，平常吃飯、睡覺、活動在外屋，裡屋佈置得盡可能整齊、高級一點，專門用於待客。
　　這樣，房東二老便奮鬥了兩年。夏天，冬天，每天下工以後老爹都挖土和泥脫土坯，一直幹到夜幕降臨，滿天繁星。當老爹「加班」的時候大娘也不閒著，她把冬季燒煤剩下的煤末子與黃土與牛糞摻和在一起，一團一團地抓起來，拽在院牆與牲口圈牆上，生人乍一進來，還以為滿牆都貼著大坨的狗皮膏藥呢。
　　秋天就更緊張了，新疆、特別是北疆的冬天是漫長的，在秋天要做好人畜過冬的全部準備。隊裡的生產也正是大忙季節。下工以後，還要去捆秫秸、打草，用毛驢馱回來，還要抓緊拉運麥草、麥尾子（碎麥草和穀殼，是很好的飼料），卸過冬取暖用的煤炭，收拾門窗，在門窗縫隙處釘上碎氈子以阻擋冬日或有的零下三四十度的寒風。
　　不論出現了怎樣的「史無前例」的混亂，老爹的辛勞並沒有放鬆過一絲一毫。他常常憤慨於社員勞動態度的稀鬆與對集體利益的漠不關心，他有時候悲哀地歎息：「不是大家都明白嗎？如果都好好幹不就都好嗎？為什麼你看著我、我盯著你，誰也不好好幹呢？」他的這種勞動態度和對生產隊的責任感使我非常感動。「穆敏老爹真是一個好人、好社員、好穆斯林啊！」我常常與隊外的一些人這樣說。但是我的評價並不總是能夠得到首肯。有一次在我稱讚穆敏老爹的時候，穆罕默德·阿麥德尖銳地反駁說：「我就不喜歡穆敏老爹，我們許多人不喜歡他。他太積極，他不懂得『護民』。」「護民」這個詞兒出自穆罕默德·阿麥德之口使我震驚，也使我迷惑。因為我第一次聽到「護民」這個詞，是在去新疆之前，１９６２年一次到京郊房山縣陳家台去的時候，一個農村小姑娘批評他們大隊的一位老軍屬模範「不護民」。誰想得到在地區、民族、性別、年齡完全不同的穆罕默德·阿麥德口中又出現了這個詞的維吾爾語說法呢？我想起老爹幹活不叫歇和拆掉前科長的非法佔地的牆角來了。難道這就叫作不「護民」嗎？我不禁為穆敏老爹悲哀，捎帶著也為穆罕默德·阿麥德悲哀，更為許多許多牽扯到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情悲哀了。
　　在這幾年的無休止的辛勞和仍然常常是快樂的歲月裡，一個明顯的變化是房東二老似乎老得很快，當後接的八平方米大的裡間屋終於在１９６８年夏末用又細又彎的椽子和被蟲蛀了的未曾刨平的薄板子架起了屋頂的時候，老爹和老媽媽已經與我１９６５年初到他們家相比判若兩人了。老爹病過一次，眼睛深陷而兩頰瘦削。他向隊裡提出：辭去水利委員的職務，他老了，沒有精力去抓晝夜三班澆水了。老媽媽呢，她的頭髮和牙齒都有新的脫落，做事也常常丟三落四了。第二個明顯的變化是老爹的宗教生活逐漸加強了。１９６５年的封齋月，他們並沒有封齋，而且我也很少見到他做乃瑪孜（每天的例行五次祈禱），等到１９６８年，封齋與一天五次祈禱已經是一絲不苟了。由於我們已做到情如一家，無話不談，我問過他這方面的變化的原因，他說是因為自覺體力不支，又生了一次病，愈來愈應該想想身後的彼岸的事了。
　　封齋期間，人們宰牛宰羊，無牛羊可宰的也要買一些肉。老爹和大娘每天白天不吃任何東西，連口水也不咽。天黑以後，吃一頓飯。由於餓了一天，驟然大啖會傷身體，所以一般是先喝一點清茶，吃一塊小囊，墊補墊補，然後再吃葷菜葷飯。睡下以後，半夜三四點鐘阿依穆罕大娘便起床做飯了，五六點鐘，天亮以前，老爹沐浴、祈禱，再吃一頓飯。為了白天不吃飯而能頂得下來，齋月期間飯雖只在黑夜吃兩頓，但要求吃得好。維吾爾人中有所謂「掙一年，吃一月」的舊諺。
　　二老的封齋活動對我來說倒是並沒有任何不便。凌晨那頓飯，老媽媽給我留著，我在天亮起床以後再吃。中午，單獨給我燒一點奶茶。傍晚，和他們一起吃，這樣，我的營養反而隨著肉食的增加與伙食的改善而更加充分了。哦，慈母一樣的維吾爾老媽媽喲！
　　１９６９年７月，我從《參考消息》上看到美國航天飛船阿波羅十一號在月球軟著陸的消息，便把這消息告訴了老爹。
　　「吹牛，瞎說！」老爹斷然駁斥。
　　「這是報紙上登的！」
　　「報紙吹牛！」
　　「這是美國人宣佈的！」
　　「美國人也吹牛！」
　　「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腦都拍去了賀電！」
　　「他們受騙了！」
　　老爹的頑固簡直不可理喻。
　　過了一會兒，他解釋說：「《可蘭經》上講過的，月亮距地球的距離，騎上一匹快馬，走４０年也走不完。」
　　我沒有讀過《可蘭經》，老爹也沒有讀過《可蘭經》，他不懂經文（古阿拉伯文），也沒上過經文學校，我不知道是否《可蘭經》上真有這樣的論述。至於說騎上馬，不論是什麼樣的千里馬，走４０年也走不到月球上，我信。
　　我無法使老爹相信美國人的、也是人類的這一新成就。
　　但是第二天晚上他又主動提出了這個有爭議的話題。他說，在下午的瓜地勞動中，「前科長」告訴了他同樣的消息。
　　「如此說來是真的了。」他迷惑地、我以為是可憐地自言自語，「到底是怎回事呢？《可蘭經》上明明說過的嘛。」
　　我說了，老爹不信。一個被他拆過非法佔地的牆腳，被他斥為心術不正的「前科長」一說，他就信了，我悲哀，但他終於信了，我高興。
　　這天睡前，穆敏老爹的乃瑪孜做得比任何一天都長，跪拜和頌讚「哎斯薩拉姆來依庫姆拉赫邁德」，反覆了不知多少次。
　　這一年的初秋，一天穆敏老爹帶了一位長著黑黑的小鬍子的高個兒的中年人回家，老爹是在買肉的時候與他搭話相識的。隨著「文革」的轟轟烈烈開展，供應狀況日益惡化，從國營肉鋪和供銷社，已經很難買到肉了，於是，一批黑市肉販子便應運而生。這位小鬍子是南疆人，由於家鄉生活困難，來到富庶的伊犁地區，從私人手裡買牛買羊，宰殺後賣肉，從中賺幾個錢。老爹去買肉，和他閒談起來，得知他是自己的同鄉，便把他讓到家裡來。
　　阿依穆罕按照禮儀給南疆來的客人燒茶做飯。小鬍子客人名叫卡斯穆，鷹鉤鼻、粗眉毛、大眼睛、面色陰鬱，說話口齒不清，進家以後盤腿端坐，不聲不響不動。我看得出，阿依穆罕對他抱著一種隱隱的反感，對於阿依穆罕衷心歡迎的客人，她會熱情得多、活躍得多地接待，遇到這種受歡迎的客人，老太婆說話的聲音要比平常高出八度，細聲細氣，唱歌一樣地致歡迎詞向客人問安。而對卡斯穆的款待，她只是履行義務而已。
　　我也下意識地相當不喜歡這個人。他的陰鬱呆板的氣質，他的喀什方言味兒很重、大舌頭且又結巴的發音，他的一動不動，他的對於我的問候的僵硬的回答，以及他以一個「自流人員」、私商肉販子（當時並不合法）的身份，初次到這兒來就又吃又喝，而且穆敏老爹顯然是準備留他在這裡過夜，都讓我從心底有點嫌厭他。
　　但穆敏老爹對他不乏熱情。他與他談南疆的事情，談英吉沙的匕首，談喀什噶爾的無花果與阿圖什的石榴，談拜城的大米、阿克蘇的核桃與庫車的杏。卡斯穆對老爹提出的話題只能作出結結巴巴、含義不清的談論，但即使這樣的談論也令老爹感到某種滿足。原來卡斯穆這些地方都到過，有時候坐車，有時候步行，有時候騎毛驢。他有家有業有妻有子女，家在岳普湖的上阿瓦台，但他很少在家，一直是南來北往，東遊西串，憑手藝（他會屠宰、鞣皮、趕氈、編席、修理靴鞋、理髮，還學了一點維吾爾民族醫的診斷處方知識，也算半個江湖郎中）賺錢。「其實也賺不到幾個錢，我孤身一個，走南闖北，沒有戶口，買黑市糧，找不到借宿的地方不得住小店，開銷太大。等回到上阿瓦台，我把剩餘的錢的大部分繳到隊上，隊裡按一塊錢５０個工分給我記上工分，這樣，才給我的妻兒老小供應口糧，最後就剩不下幾個錢了。」他鬱鬱地說。
　　「那您何必跑出來呢？您在家，安心參加隊裡的勞動不好嗎？」我客氣地用著第二人稱尊稱「您」，卻是不客氣地問道。
　　他垂下眼簾，好像沒有聽見我的話。這是維吾爾人用沉默來表示不喜歡某個話題或不同意某種觀點的相當標準的表情。許多年後我瞭解到，美國人和一些歐洲人也是使用自己的「保持沉默」的權利的。
　　卡斯穆有什麼隱痛嗎？還是什麼「問題」？我不能想像在搞著「文化大革命」的時代，竟有這樣一個身強力壯的成年人完全游離在社會之外、組織之外、「革命」運動之外。
　　阿依穆罕對這些談話不感興趣。在日常生活中，本來是看不出老爹是南疆人而大娘是本地人的。老爹早在三區革命以前就到伊犁地區來了，生活習慣、口音、各個方面，老爹都已經北疆化、伊犁化、「他蘭契」化了（他蘭契，是對清代伊犁地區來自南疆的維吾爾移民的一種特殊的稱謂）。但在不速之客卡斯穆到來的時候，老爹與老太婆原籍不同所造成的某些歧異，便暴露出來了。
　　我想，故鄉和童年真是一個奇妙的東西，老爹和卡斯穆談起南疆的時候，淚光一亮一亮的，這就是故鄉和童年永遠不會磨滅的餘暉啊！
　　老爹向卡斯穆打聽一個人，我沒有注意聽。卡斯穆表情呆板，一聲不吭，既不說他知道這個人也不說不知道。過了足足有一支煙的工夫，卡斯穆忽然結結巴巴地說：「嗯，有這麼個人，這個人還有呢！他不在喀什了，他現在在和靜縣的氈靴廠當技術工人！」
　　「呵！我的弟弟活著！」老爹喊了起來，喊得老太婆直翻眼。
　　老爹是在父母雙亡以後離家到北疆來的。來到這兒以後，他孤身一人。阿依穆罕在這裡親戚非常多，來往也很頻繁，而穆敏老爹似乎完全是孤家寡人。他說過，唯一的親屬是他有一個異母弟弟，比他小２０多歲，他離家時僅僅兩歲的異母弟弟被他的繼母的一個親戚所收養，３０年來音信全無。
　　過去他給我講這個弟弟的時候我絲毫沒有在意，竊以為那只是在阿依穆罕親戚六人來來往往的時候老爹自覺寂寞中的自慰罷了，不管怎麼說，他也不是從石頭縫裡蹦出來的，他也是有親屬的，雖然這個親屬只存在於老爹的口頭上，實際上毫無現實性可言。
　　和卡斯穆談話第二天，穆敏老爹畢恭畢敬地把他素來不喜更不敬的穆罕默德·阿麥德請到家裡來代寫家書，給他的莫須有的弟弟。我很抱歉，因為到１９６９年雖然我已能相當純熟地說維吾爾話和讀維吾爾文，但我自己寫不了。我打心裡完全不相信從一個偶然相遇的賣肉的卡斯穆那裡信口一問，用這種瞎貓碰死耗子的辦法能夠找到失落多年、也許壓根兒就不存在的弟弟。卡斯穆的身份使我懷疑他是個騙子。在幫助穆敏老爹「找到」弟弟以後，老爹對卡斯穆更熱情了。未經阿依穆罕和我同意，他已邀請卡斯穆每晚到我們家住宿。我已經與房東二老同吃同住同勞動到了第五個年頭，對於是否留宿卡斯穆，我似乎也不無發言權。
　　但穆罕默德·阿麥德與老爹同樣，對卡斯穆的話深信不疑。而且老爹鄭重地請他來幫助寫信，使他自尊心得到滿足。他寫信很賣力氣，態度又和藹，看來，對老爹「不護民」的批評已經大大鈍化，與老爹的感情隔膜消除了許多。
　　與我的不信任卡斯穆的預計相反，２０餘天後，收到了來自和靜縣氈靴廠的老爹的小弟弟覆信。覆信顯然是請一位老秀才式的人物寫的，因為信的開始大大轉一回文：
　　「……謹向我的居住於偉大祖國的鋼鐵邊陲、富饒美麗的綠色的四時宜人的伊犁河谷、並在偉大導師毛主席的光輝與慈祥的籠罩下、正經歷著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洗禮，同時在通向人間天堂的金橋毛拉圩孜人民公社度過著幸福的日子的失散多年的阿哥，我的可敬的勤勞的賢惠的與慈愛的嫂嫂，與來自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偉大的北京的漢族大哥老王同志致以薩拉姆，你們身體健康、工作順利、生活快樂吧？並問候桑妮亞妹妹及……」
　　他開列了長串名單。凡是穆罕默德·阿麥德代筆的信上提到的與老爹有關的人物，人都問候到了。順便說明一下，維吾爾人只重視年齡而不重視輩分，他們的「兄」「嫂」「妹」的稱呼按漢語和漢族風俗要求，往往並不精確乃至頗有謬誤。
　　覆信提到，５０年代「弟弟」聽到一個謊信兒，說是穆敏哥已經死於民族軍與國民黨軍戰鬥，「弟弟」哭了許多天，並且舉行盛大的「乃孜爾」，超度哥哥的亡魂。如今喜從天降，接到了哥的信，由於喜，卻又大哭起來……
　　當我讀信讀到這裡的時候，穆敏老爹淚流如注、哽咽失聲。阿依穆罕在一旁一邊翻眼，一邊唉聲歎氣。
　　老爹盡其所能地酬謝了卡斯穆。事情發展到允許卡斯穆在「我們」的小院裡宰牛和賣肉。我親眼看見卡斯穆用一條繩索把一頭黑牛絆倒，一隻手扳住牛角，一隻腿跪壓住牛頸，從靴子裡颼地拔出寒光閃閃的英吉沙屠刀，喊一聲「安拉，比斯敏拉」，一刀割向牛頸，黑牛哞地低沉地一吼，淡紅色的舌頭倏地吐出捲向鼻孔，牛眼睛睜得渾圓老大，牛頸上赤紅的熱血唦地噴出去幾尺遠，也就在這時候牛眼牛舌全部凝固了，牛頭已經被活活割了下來。２０秒鐘以後，開始有嗜血的烏鴉自天而降。
　　這天晚上房東二老、卡斯穆和我四個人坐在一起吃牛雜碎，吃的時候我就覺得滿身不舒服，那黑牛被屠宰時的血腥場面破壞了我的食慾。但我不敢這樣表示，我怕受到笑話。勉為其難地吃了一大碗白水煮的、只放了少許鹽而沒有任何其他調味品的牛雜。老媽媽還要給我再加一碗飄著牛油的湯，被我拒絕了。老媽媽對我在肉食日益緊張、油水愈來愈少的年月居然放棄一碗油汪汪的雜碎湯，甚表詫異。
　　入夜我就上吐下瀉起來。第二天一早胃如刀絞，面色灰白。我去了醫院，並且在伊寧市休息了兩天。
　　還好，兩天以後再來到這個小院的時候，卡斯穆已經走掉了。否則，我難以想像與這個人和睦地共居一院一室。
　　穆敏老爹完全沉浸在對多年未見的弟弟的思念當中，他一遍又一遍地讀信，並請穆罕默德·阿麥德再次寫信，隨信寄出了一條毛巾、兩包石河子產的綠州牌方糖。他每天都要念叨弟弟，一提起弟弟就熱淚滿腮，維吾爾男人似乎不像漢人那樣盡力控制自己的眼淚。
　　穆敏老爹找到弟弟的消息與他思念弟弟的感情傳遍了全隊，人們紛紛來祝賀，來問候，來探訊和靜縣的最新消息。過去不知和靜縣為何物的人也來打聽關於和靜的氣候、物產、居民以及從伊犁到和靜的路程，好像位於鐵門關南的這個小小縣份一下子與眾人相關，而穆敏老爹馬上成了和靜的發言人或者「和靜學」的權威。
　　隊領導也很受這一消息和這種感情的感動，他們主動來看望，並且提出可以提前支付給老爹一些錢，幫助老爹實現前往和靜探親的願望。從這上，也可以看出穆敏老爹在隊裡的地位和威望不同一般。
　　阿依穆罕提出異議，弟弟應該首先看望哥哥，弟弟是工廠工人，籌措旅費也會比哥哥容易。穆敏老爹不和阿依穆罕討論爭辯，但也根本不理睬她的這項不無道理的異議。
　　這年１１月初，秋收完畢以後，老爹穿著一件新買的長毛絨領、黑條絨面短棉大衣，準備上路。他準備給弟弟、弟媳、侄子、侄女帶的禮物有：條絨三米，花布兩米，香皂兩塊，水果糖一公斤，鐵製彩漆茶盤一個和葡萄乾、杏干若干。阿依穆罕用牛奶和積攢起來的酥油和面，專門打了一爐形狀與品種各異的囊，供老爹帶在路上吃用。由於油性大，打出來的囊紅潤光亮，喜氣洋洋。大娘告訴我，用牛奶和面打出的囊，不論放多久，變多麼幹，只要在水裡一涮，就會變得又酥又軟，鮮香可口。
　　臨行前舉行了盛大的上路「乃孜爾」。來的都是老人，一個個銀鬚長髯，端莊跪坐，衣冠整齊，不苟言笑。當他們共同用一種特有的悠揚、沉鬱、誠篤而又包含著一種被壓抑的野性熱情的蒼老聲調誦經，共祝穆敏老爹一路平安的時候，這種氣氛、這種場面、這種聲調和這種儀式使我也感動了。拋開宗教方面不談，這種送別的祝願，不是充滿了古老的、令人淚下的人情味兒嗎？
　　誦經之後是由主人招待吃飯。所有的客人都留下了禮物，有的留下一塊錢或者五角錢，有的送一隻搪瓷口杯、一塊手絹，或乾脆只有一個小小的圓囊。從這些風俗習慣上可以看出惜別的情意，也可以想像過去在新疆出門上路有多麼不同尋常和艱難。
　　第二天午夜剛過，我與阿依穆罕送老爹走出小院，他要步行近兩個小時去伊寧市乘坐去烏魯木齊的長途客運汽車，到烏魯木齊再轉乘去南疆的車到和靜，路程加上轉車，他大概要曉行夜宿，經過五六天之後才到達目的地。我是知道在漫漫的戈壁瀚海與層巒疊嶂的天山深處行路的滋味的，分手的時候，我流淚了。
　　老爹的計劃是走一個半月，路上半月，在弟弟家裡呆一個月。自從老爹走後，阿依穆罕喪魂落魄，披頭散髮，淒淒惶惶，不可終日。吃拉麵做菜鹵時她忘了放鹽；剁辣椒的時候她傷了手指；給牛擠奶的時候不知道她怎麼惹惱了奶牛，被奶牛一蹄子踢翻了牛奶桶，把牛奶灑了一地。害得老大媽用鐵掀把牛奶埋了半天。維吾爾人對於食物是有一種莊嚴的敬意的，日常最忌浪費食物，如確實某種食物霉壞或污染不能再吃，絕不能順手一倒完事，而要鄭重地掩埋乾淨。
　　老爹走後的第四天，冷空氣入侵伊犁河谷，西北風怒號，夾帶著來自高山的被吹散開的積雪。吃過晚飯以後，我協助阿依穆罕大娘侍候好了驢和駒、牛和犢，回到突然變得寒氣襲人的小屋喝茶。大娘一面燒茶，一面順手丟了幾個玉米骨，在剛剛安裝上的、似乎還有點東倒西歪的鐵皮爐子裡點上一把火。小小的土屋霎時間變得灼熱炙人，火光照得大娘的臉通紅，然後隨著火光的熄滅室溫又在明顯地下降。就在這種室外寒風呼嘯，室內忽冷忽熱的情形下，老大媽向我吐露心曲說：
　　「唉，老王，我真不願意老頭子去南疆啊！哪裡來的弟弟？弟弟又算什麼呢？我１９５０年第二次結婚，嫁了穆敏，不就因為他人口簡單，忠誠可靠嗎？」
　　「也快，最多一個半月，他就回來了。老爹走前這一個月，幹了多少家務啊，他就是希望您平安順當地度過這一個半月……」我安慰老媽媽說。
　　「不一定，老王，不一定啊，」阿依穆罕打斷了我的話，「老王，您給我出出主意，我應該怎麼辦呢？」
　　「您好好地過日子，把身體保養好，把家照料好……」「不，我說的不是這個，老王，您不知道啊，南疆人的心，南疆的風俗，與我們伊犁人不一樣的。您知道，我比老頭子大兩三歲，又沒有孩子，老頭子雖說是老頭子了，畢竟是男人，和女人不一樣噢！我敢說，他弟弟一見老頭子，一定挑唆他把我拋棄了，再就地給他說一個４０多歲、還能生育的女人……實話對您說吧，我知道的，老頭子這一去，是不會回來的了！」說到這兒，阿依穆罕傷心已極，嗚嗚地哭了起來。
　　阿依穆罕大娘的話與淚大出我的意料之外。看他們平日相敬如賓、相依為命，老太婆對老爹是雖有腹誹但行動上唯命是從，為了讓老爹及時吃飯不惜燒掉一把又一把的柴，燒干一鍋又一鍋的水，而老爹對老太婆又是那樣體貼照顧，雖有埋怨但有求必應……怎麼可能走一趟和靜就造成這麼大的危機感呢？難道人和人的相互信賴就這麼不牢固，而莫名其妙的隔膜（例如南疆人對北疆人，或北疆人對南疆人的看不慣的一些說法），就可以那樣有力地左右一個人的判斷麼？唉！
　　我竭盡全力安慰大娘。也好，經過這次一說一哭，什麼東西都傾倒出來了，後幾天，大娘的情緒正常多了，她還給我做了一回相當費事的薄皮奶油南瓜丁包子吃。
　　兩個星期以後，一天下午，我從莊子參加積肥勞動回來，一進院門，看到正在用鎯頭砸煤塊的阿依穆罕大娘。大娘一見我，喜笑顏開地告訴我說：「老頭子回來了。」
　　簡直難以置信。如此隆重莊嚴，如此興師動眾地籌備、送行、成行，而且從精神上是那樣沉重地驚擾和震動了老媽媽以後，才１４天，老爹就回來了。這甚至使我覺得荒唐滑稽，替他們不好意思。
　　老爹態度平和，精神正常，含笑不露，彬彬有禮。對於我的關於他的路途生活、關於他的弟弟、弟妹、子侄以及和靜縣情況的問候他只答以「好」，「對」，「就那樣」，「嗯嗯」，此外不置一詞，好像根本沒有談這個話題的興趣，好像盛大的行前「乃孜爾」不是半個月前為他舉行的，而是半個世紀以前為哪個不相干的賽麥德舉行的。總之，曾經使他夢魂縈繞、煎心焦首的思弟之情，已經雲消霧散無蹤無跡了。
　　「您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您怎麼不多住些日子？」不止一個人這樣問他。「嗯，我想念弟弟，就去了。我已經去過了，就回來了。」這是他的唯一回答。
　　事後阿依穆罕大娘悄悄對我說：「我揣摩著一定是老頭子的弟妹不好，他的兄弟媳婦不歡迎他。這樣的壞女人到處都有。老頭子不說這些，連對我他什麼都不說。」
　　穆敏老爹的深陷的大眼睛裡似乎閃爍著一種略帶憂鬱的光，當我仔細打量時，卻又不見憂悶，老爹的眼光似乎更豁達、更寬容、也更開闊了。
　　幻想有時候比現實似乎好。有時候，幻想變為現實的時候似乎便失卻了幻想。而一個真正的男子漢應該守口如瓶，不要為生活、為人和人的關係、為一切細小的難免的挫折、為一件遲早總要過去的事情的過去叫苦，生活裡已經有足夠的苦被人們咀嚼，又何必用自己的渺小的歎息、傷感、牢騷來進一步毒化生活呢？我對及時歸家，絕無他話的穆敏老爹致以莊重的敬禮。
　　１９７０年我們公社搞斗、批、改，搞「清理隊級隊伍」，組織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穆敏老爹被吸收為宣傳隊員，進駐公社機關，抓公社機關的運動。老爹每天穿戴得整整齊齊，兩個風紀扣全部繫緊，手提一個兒童用的鮮紅的塑料書包，內裝他不會讀的「語錄」及「老三篇」，按時去上班。
　　說起紅書包也夠好笑的，當時推廣部隊搞「紅挎包」的經驗，人家所說的「紅」，是指政治思想，指包裡裝滿語錄、寶書、寶像。當這個經驗翻譯成維語並在我們公社貫徹的時候，變成了紅顏色的包包，結果，大隊統一從伊寧市買了上千個小學生和幼兒園大、中班孩子用的小巧玲瓏、鮮艷奪目的紅塑料包，發給這些留著絡腮大鬍子的維吾爾農民攜帶，返老還童，如嬉如戲而又畢恭畢敬，實在別有一番風貌。後來別的隊也買，搞得幼兒與小學生用的書包脫銷。
　　我問老爹：「您去揪階級敵人了麼？」答：「有就揪，堅決鬥爭。」問：「您怎樣宣傳毛澤東思想了？」答：「我讓他們念報，念完了我就說，要擁護毛主席，抓革命促生產，大家的事大家做，誰也不要鬆懈。」問：「這樣唸唸報就算搞了斗、批、改了麼？」答：「別的事有隊長、組長、黨員們做主，我聽著，看著。」問：「您看這個『清隊』搞得怎麼樣啊？」答：「老王，唉，這您也要來問我麼？您這就不對了，我正要問您呢！」
　　我們倆相對苦笑。
　　這一年我的情緒很不好，放眼祖國，滿目瘡痍，思前想後，陰雲迷霧。然而老爹是鎮靜的，他用他的語言勸慰我說：「不要發愁，呵，無論如何不要發愁！任何一個國家，都需要有『國王』『大臣』和『詩人』，沒有『詩人』的國家，還能算一個國家嗎？您早晚要回到您的『詩人』的崗位上的，這難道還有什麼懷疑嗎？」
　　在維吾爾語裡，「詩人」比「作家」更古老也更有一種神聖的意義。維語裡「作家」與「書寫者」是一個詞，你說一個人是作家，他還可能以為你是記工分的記工員呢。然而只要一提詩人，就都明白了。
　　老爹的話給我很大的鼓舞和安慰。
　　這一年，隊上要求老爹去莊子蓋房。因為根據農田水利和新居民點建設規劃，我們隊的全部社員應該遷移到伊犁河沿的莊子方面去，而且我們的這個小院，位於設計中的一條筆直的輔助道路的必經之處，小院應該拆掉，非拆不可。
　　穆敏老爹欣然接受了這個方案。阿依穆罕大娘卻緊鎖雙眉，長吁短歎。她帶著哭音說：「我在毛拉圩孜這個地方整整生活了５０年，這裡買東西、看病、乘班車都方便，我為什麼要到荒涼的伊犁河沿去呢？」
　　「唉，老婆子，咱們大隊四個隊的新居民點修在伊犁河沿，只有三個隊居民點在毛拉圩孜的公路旁。現在，莊子也已經有了供銷社、醫療站、銀行和學校。隊裡將要給我們九分住宅地，還為我們打好房基，工、料，都支援我們。那邊我們會有幾間大房子，大園子。奶牛和毛驢在那裡也會吃到更多更鮮的青草。上工、打糧、開會都近了……您卻不願意去，您不是傻了嗎？」
　　隊幹部又來反覆動員，阿依穆罕大娘只好同意遷移。她私下對我說：「我也知道老頭子的心，我們現在住的這個小院和土房子，畢竟是我的前一個丈夫留下的遺產，他住著，有心病。他早就想到莊子去了，那裡的一切，是公社、大隊和生產隊給的呀！」
　　沒等到他們搬家我就離開了他們，到烏魯木齊南郊的烏拉泊地區的文教「五·七」干校進修深造去了。
　　１９７３年我回伊犁搬家。得知阿依穆罕大娘因為目疾在伊寧市住了醫院。在醫院裡，穆敏老爹悲傷地告訴我，他們是在１９７１年夏拆掉了我們住過的土房和小院搬到新居民點去的。阿依穆罕從遷到伊犁河沿去以後，處處覺得彆扭，不順心，無法適應新環境，一夜一夜地不睡覺，總是想著毛拉圩孜、公路、我們的小院和土屋。終於，想出了病，把眼睛都想瞎了。
　　我幾次找醫生，醫生對老媽媽的眼疾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也許是不屑於對我說。我又不是大娘的直系親屬。
　　我給大娘買了些水果，買了些點心和牛奶糖，喂大娘吃。大娘說，入院時她還能看見一點光亮，住了一個月院以後，乾脆什麼也看不見了。大娘指著自己的胸口說：「這裡頭像火燒一樣，燒得我都熟了啊！」
　　住院已經無益。老爹趕著毛驢車，拉著雙目失明的阿依穆罕回家。由於阿依穆罕對於毛拉圩孜舊居的思念，老爹用莊子上的新房，換了一間舊居旁倖存的更加破爛矮小的房屋，他們住到那裡去了。１９７９年夏天，阿依穆罕老媽媽長眠在那裡。
　　維吾爾人的男女有別、男女分工是搞得很清楚的。男人都不會料理家務。阿依穆罕去世以後，穆敏老爹的生活非常混亂狼狽。隊裡的幾個領導都很關心，幫助說合，從１９８０年，穆敏老爹便把另一個生產隊的一位老實巴腳的孤老婆子接到家裡，兩個人合作過日子。老爹已經老邁，不再下田勞動，他和另外一個老漢看管新修繕的清真寺。有時，他在前兵團農四師工程處路口賣一點沙棗和莫合煙。逢年過節，隊裡給他們送點油、肉。新的老兩口，仍是和睦度日，相濡以沫。１９８１年我去看老爹的時候，見到了這位矮個子、扁圓臉，說話口齒不清的老大媽。老大媽幾乎用同樣的程序和姿勢燒茶、鋪桌、款待我，但那茶（請這位大媽原諒我）我喝著味道索然，整個家，都不是那麼一回事了。
　　寫起伊犁的人和事來，沒有什麼人比房東二老我更熟悉，與我關係更親密，更能牽動我的心了。在我成人以後，甚至與我的生身父母，也沒有這種整整六年共同生活的機會。然而，幾次提筆都寫不成。他們似乎算不上什麼典型，既不怎麼先進，也不奇特、突出。甚至寫個畸形人物也比他們好寫，說不定更吸引人。
　　然而不知為什麼，雖然我早已遠離伊犁，雖然這些年我是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下與完全不同的人打交道和從事完全不同的工作，雖然我由衷地歡呼和擁抱這新時期，包括我個人的新的開始，新的生活，但我一想起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老媽媽來，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愛心、責任感、踏實和清明之感。我覺得他們給了我太多的東西，使我終生受用不盡。我覺得如果說我２０年來也還有點長進，那就首先應該歸功於他們。他們不貪、不惰、不妒、不疲塌也不浮躁、不尖刻也不軟弱，不講韜晦也不莽撞。特別是穆敏老爹，他雖然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識，卻具有一種洞察一切的精明，和比精明更難能的厚道與含蓄。數十年來我見到的各種人物可謂多矣，但絕少像老爹這樣的。我常從回憶他們當中得到啟示、力量和安撫，尤其是當我聽到各種振聾發聵的救世高論，聽到各種偉大的學問和口號，聽到各種有關勞動人民的宏議或者看到這些年也相當流行的對於勞動人民的嘲笑侮弄或者乾脆不屑一顧的時候。
　　遵照巴爾扎克的不朽傳統，我本來應該在本篇的起始好好描寫一下小院的風光的，但是……那就把這小院風光的回憶，放到這篇小說的最後部分吧。
　　推開三扇長短不一也不平整的木板釘起的門，先看到一個大大的打囊的土爐，新疆俗話叫作囊坑的。遇到打囊的時候，這裡會冒出熊熊的火焰和團團的黑煙白煙。土爐旁便是低矮的土屋的唯一的采光用的玻璃窗，這個窗子是打不開的，換氣全靠門縫。小窗子的玻璃還是兩半截接在一起的，塵土和油煙使玻璃變成了褐黃色。
　　靠近院牆栽著三株白楊，白楊腳下是一彎渠水。渠水的另一面是搭起的架，頭幾年種南瓜，是南瓜架。後幾年栽了葡萄，便有了葡萄架。秋天葡萄成熟的時候，常常有鳥雀來搶吃葡萄。還有一種野蜂，隔著葡萄皮吸吮匍萄的甜汁，被野蜂吸吮過的葡萄變得又小又蔫，但這種又小又蔫的葡萄仍然可以吃，而且我以為並不難吃，被野蜂吸吮剩餘的那一點汁液顯得更加黏稠甘美。為了驚嚇和驅趕肆無忌憚地吃葡萄的鳥雀和野蜂，穆敏老爹不知從哪裡搞來一個馬頭的骷髏，馬骷髏掛在葡萄架上，它或許能起（？）稻草人的作用。
　　再往後面走，便是一個小小的園子，有五棵蘋果樹。一株叫作冰糖果，甘甜早熟，但品質鬆軟。一株叫作二秋子，高產，色紅艷，酸甜，屬於大路貨。這株二秋子非常高大，枝葉茂密，老媽媽生前一下午一下午喝茶便是在這株二秋子下面。我推測，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辰是在這株果樹下面度過的。有一次我的愛人到毛拉圩孜來作客，阿依穆罕與她握手問好以後就不見了，我們正在奇怪，忽然頭上二秋子的枝葉簌簌地搖了起來，紅綠怡人的二秋子蘋果落了一地，有的蘋果砸到了我們的腦袋上，叫人喜盈盈的。抬頭一看，大媽原來輕巧地上到了樹上，她正站在樹杈上為我們搖蘋果呢。
　　其它三株是夏檸檬、秋檸檬，和一株最後因為病害終於砍掉的阿爾巴特冬果，那蘋果結得比拳頭還大。
　　春、夏、秋三季，樹上都有許多鳥。每天早晨天不亮，多聲部的鳥鳴就會把人吵醒。特別是春天，那鳥兒的嘰嘰啾啾，吱吱喳喳，滴滴瀝瀝，咕咕嚕嚕，令人心醉，令人忘卻了一切煩惱，驚異於這個世界的鮮嫩、明亮、快樂和美麗。
　　我初到伊犁的時候曾經寫過幾句舊詩，算是我們的小院的即景，題名就叫作《即景》：
　　濯腳渠邊聽水聲，
　　飯茶瓜下愛涼棚，
　　犢牛無賴哞哞裡，
　　乳燕多情款款中
　　現在，小院小園果樹沒有了，土房土爐葡萄架與白楊也沒有了，這裡是一條筆直的黃黃的土路，通向二生產隊的大片苜蓿地。１９６５年我初到莊子勞動時，曾在一次大雨中在這塊苜蓿地裡迷了路。這條道路並沒有多少車馬行人，１９８１年在這條路上我見到，每一條車轍，每一行蹄印，以及人的腳印，連同狗爪、貓爪和雞爪子留下的印跡都清晰可辨呢。
　　１９８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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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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