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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到Ｔ城來是２８年以前的事，比四分之一個世紀還長三年。那時候他２３歲，大學才畢業，體重只有１０１市斤，穿一身柞綢中山服，自以為是高級衣料了，神神氣氣地進行他的第一次出差，而且走到哪裡也不忘記戴一頂短帽沿的灰布帽子。那時候他對坐火車，對列車員姑娘一再用拖把擦洗車廂裡的地板，對按路程分段計價收費、穿在列車用大瓷碗蓋的疙瘩上的圓茶水票以及車廂裡的大喊大唱的廣播喇叭都覺得新鮮、有趣。還有，從北京到Ｔ城的直快硬座車票要十幾塊錢，他身上帶著一百塊錢的盤纏，他覺得是在進行一次耗資巨大、身攜巨款的旅行。那一百塊錢是放在內衣的小兜裡的，兜口，用兩個別針別得嚴嚴實實。 他現在５１歲，剛剛提升為環境保護機構的主任，到Ｔ城參加那裡的專業座談會。他這個主任工資級別雖然不太高，但職務按人事部門的說法相當於專署級：司、局長之上，部長之下。他是為數不多的年富力強、又紅又專、既被上級瞭解賞識、又被群眾信賴擁戴、官而不僚、專而不僻、走紅運而不被嫉妒的前途無量的人才之一。三中全會以來他的體重增加到了１４１斤，近日開始注意了採取一點點防止繼續發胖的措施。他經常穿一身洗得發白的華達呢棉布陸軍服（陸軍服與中山服的主要區別在於前者上衣衣兜的四枚扣子都隱在兜蓋後面），同時他有好幾套毛料服裝，遇到節慶大典、外事活動時再穿。他從來不戴帽子，而且上衣的第一個紐扣從來不扣。他帶著一個助手出差，助手在硬席臥鋪車廂，他在軟席臥鋪車廂。他不知道、也無暇過問車票是多少錢，出差費預支了多少。即使在軟席包房裡，他還在不斷地看資料：國務院文件、簡報、總結、彙編和外文資料。只是在深夜，當他被列車搖睡了又搖醒了以後，他披上一件毛線衣坐了起來，掀開綢窗簾和挑花窗簾的一角，看了看窗外正在行進和振蕩著的月光。月光衝撞著遠山、丘陵，漫蓋過白花花的田野、莊稼苗，推拉著樹影和只剩了影的樹。他覺得列車像是一艘在海裡行駛的船。他點起一支煙，怕污染包房環境，只吸了兩口就又掐掉了。「２８年了！」他默默地自語。 提起個家來，家有名， 家住在綏德三十里鋪村， 四妹妹愛上（了個）三哥哥， 他們倆是知心（的）人。 村念作「蔥」，人念作「仍」——濃重的鄉音。 「再來一個，」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下面是笛子獨奏：《放風箏》。」雖然是在車廂裡，卻有一絲不苟的報幕。 ３——５——ｉ∼∼∼∼∼∼∼∼６ ６ ５ ３ ２ １……１９５４年來Ｔ城那次，他正好碰到民歌合唱團的演員和他坐同一個車廂。（她們巡迴演出，為什麼不買臥鋪票呢？）不知是哪一個旅客先「發難」的，都半夜１２點了，旅客一啦啦，她們就唱上了，不但全車廂都興奮起來、活躍起來了，而且引來了不少外車廂的旅客和衣著齊整的藍色的列車員。 一剎那間，他似乎又聽到了當年的《放風箏》的旋律，顫抖的笛膜負載得了那麼多歡樂嗎？ 笛聲退去了，車輪聲震耳。 上次來Ｔ城的時候是在老火車站下車，提著包，走過天橋，走出站來，耳邊是一片夏天的蟈蟈叫似的叫賣聲。青玉茭子、豆腐乾、醪糟雞蛋、赤豆冰棍，還有《大眾電影》。他摸了摸自己的內衣兜——是想探一探錢丟了沒有，卻被誤認為是要掏錢，結果，一群少年小販把他包圍了起來。 這次是上午１０點１２分正點到達，幫他提包的有他的助手，他瀟瀟灑灑下了車，與到站台來迎接他的當地的汪廳長、黎副廳長、吳處長和趙秘書握手。 「劉主任，晚上睡得好吧？」 「歡迎劉主任！」 「劉主任是第一次來Ｔ城嗎……噢——，５０年代來過，你是老Ｔ城了，哈哈哈……」 在他自己的工作單位，其實聽不到這麼多劉主任和主任劉。人們尊敬他和他的新任職務，這當然是好事，主要是，這種尊敬是他推行環境保護工作的一個有利條件。然而，在這種一口一個主任的稱呼裡，他又好像失去了一點什麼。 「你姓啥？」 「劉。你們叫我小劉好了。」 上次，他對Ｔ城人是這樣答的。 他們走出車站，來到停車場，太陽正好從一片薄雲下掙脫出來，耀眼的陽光照耀著面前筆直的林蔭大道。在機動車道與非機動車道之間，是條狀的草坪與花壇。 那時候，何曾有這樣的大街？何曾有這樣的人流和車流？ 那時候在Ｔ城，代步一半靠公共汽車，一半靠毛驢車。 「這是新車站，這條路也是五八年大躍進的時候才修出來的……」廳長們說。 當然，城市大大發展了。不過空氣裡充滿了煤煙，含硫量大大超過了國家所允許的標準，還有頑固不化的氮氧化合物，還有一氧化碳，還有放射性元素。落後的能源與落後的工藝。即使不是專家，不用儀器，只靠常人的鼻子也聞得出來。 他登上了為他開來的銀灰色的「上海牌」小汽車，車颯地開動了，四分鐘以後，汽車開進了有著美麗的燈柱的賓館大門。五分鐘以後，他進入了為他準備的房間。有單人睡的雙人床，有寫字檯和會客間。衛生間的設備是「國際水平」的，恭桶上和浴盆上都用寫有英文和日文的說明的紙帶封著，表示在一次徹底清洗消毒以後，未曾有人用過。 那時候住旅館連介紹信都不用。他背著草綠色的帆布書包打問了一下，找到一處住一夜只收六角錢的旅館。他住進一間四人一室的背陰的房子。同屋的另外三個人都比他年歲大。一位是善於辭令「見面熟」的梆子劇團琴師，一位是默默無言的已經還俗了的和尚。還有一位實在是慘，他是個農民，妻子死於難產，嬰兒又得了顱水症——頭大得像南瓜。他帶著孩子到Ｔ城來看病，在旅館要了一張床位，雖然這嚴重地影響了這個房間的安靜和舒適，但是不論旅館的人還是同室的人都同情他的遭遇，誰也沒有提出異議。這位不幸的父親對年齡遠遠比自己小得多的小劉也是一口一個「大哥」，更使小劉心裡過不去。工作之餘，一有空小劉就幫助他伺候孩子。幾天之後，當不幸的父親抱著不治的孩子離去的時候，小劉為他幾乎落了淚。 午飯以後，剛回到房間，電話鈴響了起來。 是他的助手，助手說，賓館大門口來了一位女同志，自稱是他的５０年代的老相識，要求見他。 「她叫什麼名字……」 「魯采鳳，」好像是這麼幾個字，沒聽清。 「她是幹什麼的？」 「說是Ｔ城一中的教員。」 他搜索自己的記憶：魯采鳳？吳采鳳？陸才豐？楚再逢？ 不，一無所有，根本不沾邊。 「不，我不記得她，你再問問，必要的時候你接待一下她好了，問問什麼事情。如果是敘舊，你替我感謝她，解釋一下，我的時間很少，事又多。如果是告狀，替她轉給信訪部門。」 毫無辦法，想不到到了Ｔ城也有人來找。最近一、兩年，找他的人實在太多了，老鄰居、老同志（從小學到大學）、老戰友、老同事、老病友、老牛（棚裡的朋）友……以及當今工作的上級下級、左鄰右舍……他懂得「聯繫群眾」的重要，對於青雲直上的他來說，搞不好群眾關係，遠遠比消除不了廢水、廢氣和噪音更危險。但是，經過一年來聯繫群眾的非凡努力，他終於悟出了一條真理，即使他不搞專業，一天２４個小時接待找上門來的可愛的群眾們，也滿足不了「群眾」的要求。一次熱情接待只能縮短第二次來訪的週期，而且，他從而負下了回拜的債，而且，有那麼多熟人托他辦的遠遠比高溫中合成的ＮＯｘ更棘手的事情。 一到Ｔ城就冒出來一個「穆裁縫」？他有點厭煩。 ２８年前他的生活消消停停，大家都是同志，工作配合就是工作配合，生活互助就是生活互助。大家都忙，大家都年輕，無舊可敘，無時間東拉西扯，無事可托辦。來Ｔ城出差的最後幾天他得了腸炎，旅館的一個梳小辮子的服務員給他送湯、送藥、送流食，他非常感謝她，卻彼此連姓名都不曾通過。 下午去機械廠，看了他們在電鍍件漂洗方面採用的新技術，並且不得不即席發表了幾條其實相當一般，但據說給了人家廠子「很大鼓勵、很大幫助」的指示，之後，他回到了賓館。他感到很疲勞。 那位糾纏不休的女同志坐在賓館的傳達室等他，「上海牌」進門的時候他並沒有停車，也沒看見她，但是他一進房間，電話鈴就響了。 「您不記得我了嗎？我是楚（陸、魯）……」她終於說服了傳達室，被允許直接把電話打到他這裡，「您能讓我進去嗎？」 他想說，他需要休息，他想說，他大概與她沒有多少交道可打，他想說，他馬上要去就餐，他想說，他現在只想討論雙槽逆流漂洗和噴霧淋洗怎樣結合使用……但他終於沒有說，他歎了口氣，說：「好吧。」 到機械廠這一路，怎麼看不出一絲一毫往日的痕跡來呢？那是陽湖公園嗎？陽湖公園他在五四年去過好幾次，他曾坐在那裡的長椅上遐想——愛情、事業、前途。那個公園似乎有點荒涼，遊客稀稀落落，公園四周有農舍和菜地，枯樹和奔跑著的狗。現在的陽湖公園，四周都是高樓，省展覽館建築得非常宏偉、漂亮。透過汽車玻璃匆匆一瞥，但見遊人如蟻，卻不是星期天。 敲第二次門的時候他才聽到，「進來」，他在原地叫了一聲，背對著門，眼睛看著窗外。門柄輕輕地旋轉著，被打斷了思緒的劉主任懶洋洋地轉過了自己的身軀。他看見了推門進來的這位瘦小的、黑不溜秋的婦女。她穿著千篇一律的藍布套服，剪著短髮、頭髮稍有點亂。他想，教師可是應該把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的呀。只有她的眼睛，雖然那是膽怯和順從的，卻又是執拗和熱烈的。她的目光裡似乎有一種與她的年齡、她的裝束、她的舉止、以及與這個硫磺味嚴重、煙霧濛濛、質量評價根本不及格的城市環境不大相適應的東西，使他的心一動。 「是的，是您，您沒有變樣，走在街上我也能認出您……不，您大變樣了，您完全像……」她伸出了手，說的話令人不知所云。 這也是規律，來訪他的人都要這樣說的。說沒變樣是為了讚美他的駐顏有術，說變了樣是暗示他的成就，他的地位。而這位女同志，卻一股腦推銷起她的最好的矛和最好的盾來。 多沒意思！ 他是冷淡的，她好像不怎麼計較。她從提包裡掏出一個老式的漆皮筆記本，「您想起我來了吧？」她期待地問。 他想不起。他把筆記本接了過來，翻開第一頁，是一幅並不高明的水彩畫，畫著太陽從山後升起，光芒萬丈。他仍然糊塗，黑不溜秋的女教師卻興奮得聲音都顫抖了，「您翻過一頁，請您再翻一頁……」 第二頁，上面寫的是： 人生的目的是為了使他人生活得更美好。 書贈我的不相識的善良的朋友 劉俊峰 １９５２年新年前夕 後面又有一行小字： 你一定有最燦爛的前途。請跳一個舞。 是？分明是他的名字，他寫的字，只是，那時候的字，幼稚得像是出自一個孩子的手。分明什麼也不記得。他的記憶力已經糟到這般田地了嗎？ 女教師回顧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夜晚的聯歡。那時候劉俊峰在工業大學上學，他們班在除夕與附中的畢業班聯歡。每個同學都準備了自己的禮物，為禮物題了詞，並點了自己需看的節目。禮物包好，按照大學班與附中班分成兩堆，然後各自從對方的禮物堆中拿起一個紅紙包，津津有味地看各自得到了什麼樣的禮物和誰送的禮物，然後分別找送禮的人道謝，互通名姓、互相交談，然後按照送禮者的要求分別表演節目。 黃金的歲月，黃金的年華！生活就像遊戲一樣快活，遊戲卻又像命運一樣莊嚴。 是的，有過這樣的新年聯歡，有過這樣的友誼和歡樂的贈禮。他已經記不起有關這項聯歡的細節和形象，但他記得並完全承認當年迎新聯歡的概念。 「那個除夕晚上我和您說了許多話，我知道，您是高才生，又是團小組長。您對生活的信念一直鼓舞著我。我一直保存著您的禮物，您的旭日東昇的畫和您的題詞。我真喜歡您的題詞。我們班的同學有的得到了一個布娃娃，有的得到了一塊三角板，有的乾脆是水果糖——他們的禮物都不如我！我真是最幸運的人。」 封皮上燙著「學習」兩個金字的漆皮筆記本恍恍惚惚在劉俊峰的塵封已久的記憶中出現了，然而，他仍然不記得畫和題詞，更不記得這位當時的中學女生。３０多年了，他的命運幾經起伏，他每年都要新結識幾十、上百個人，認識得愈多，忘得就愈快。有遠遠比這個女教師更需要他記住的人物，很多，很多。 「我非常珍視您的筆記本，看到它，我就想到那個年代。不管什麼時候，我不能忘記那個年代給我的教育。一想起這些，我的生活好像也變得好一些了……」 「真對不起……我忘了……」他搖搖頭，苦笑著。他不能說假話，假裝記得她。為什麼要欺騙這樣一個畢竟是在３０多年前邂逅過的，看來還滿天真可愛、又有點囉嗦的女人呢？「從前年我就在報紙上看到您的名字，我知道，那就是您。我看到了您參加聯合國環境會議的消息，是在日內瓦還是斯德哥爾摩？後來我就到處找您。在《環境科學》雜誌上，我讀了您的文章。您的學問可真大！您現在是專家，又是大幹部，我真高興！我也光榮！我看準了，５０年代的共青團員裡將會出現四個現代化的棟樑！也許將來你會當副總理，真的！」 劉俊峰擺了擺手，緊盯著她的臉，想從她臉上分辨她是不是虛偽阿諛。 「我知道您很忙，請原諒我打攪您。１９５２年秋天我考進了師範大學，學中文，１９５６年分配到Ｔ城，一直在一中。對不起。我說話有點囉嗦。現在我擔任一個畢業班的班主任，孩子們擔心考不上大學，思想負擔很重，有的年紀小小的就說活著沒多大意思。我給他們念高爾基的《海燕》，念魏巍的《誰是最可愛的人》，我都哭了，他們當中卻有人無動於衷。我告訴他們，生活是美好的，他們不信。他們甚至於問我，可您的生活又有什麼美好的呢，我氣得要死，他們根本不懂得我多麼熱愛我的工作，多麼願意把理想和信念給他們……可是我太渺小了，我震動不了他們的靈魂。現在您來了，太好了，我已經把您給我的筆記本給孩子們看了，他們很受鼓舞。對不起，我得寸進尺了。您到我們班上去講個話吧，哪怕只講十分鐘，哪怕不講話也成，讓孩子們看一看您這個有成就的大活人，對不起，我的話有點粗魯。要讓孩子們知道，人是可以做出一點成績來的，生活的前景是很廣闊的，活著，是有許多事情要做的……」 劉主任感動了，這位早已忘卻了的老相識（單識？）的心多好！然而……要命，他到Ｔ城來難道是為了向一個班的中學生發表演說？甚至只是展覽一下「大活人」？他不是黑猩猩！他不想滿足那種看一看他的原始要求。他的僅有的五天的日程已經全部排滿，他要聽匯報，他要作報告，他要批文件，他要和北京通話，他要抽出剩餘時間繼續他的專業研究，還有好幾個數據沒有搞清楚。Ｔ城還安排了什麼電視台記者的採訪——煩死人！他是一個工程師，又是一個領導幹部，他不是普渡眾生、有求必應的菩薩。他不想亂伸手，也不想拉選票。而且，這個女同志呆的時間太久了。 「不行，我的日程排滿了，就這樣吧。」他硬起心腸，準備送客。 「那麼晚上呢？」女教師的聲音有一點像哭。「您到我那裡坐一會兒行不行？我只叫我們班的班長和團幹部參加，我給您做一頓飯，您只利用吃飯時間和他們說上兩句，不影響您飯後的活動……只是，我的飯做得不好……」 他沒有來得及表態，一陣轟隆轟隆的說笑聲撞開了門，是省裡和市裡的領導同志對他的禮節性的拜會。他們氣宇軒昂，聲音洪亮，旁若無人。劉俊峰甚至沒顧上注意女教師是怎樣離去的。 劉主任在Ｔ城的工作非常忙。會議說是專業性的，卻有很大一部分內容在專業之外。幾個典型材料在介紹自己的新的技術成果的同時，要用一半以上的時間談諸如怎樣爭取領導的重視，怎樣發動群眾，怎樣解決環保與增產、環保與節約、環保與調整經濟的辯證關係等問題，「黨委重視是關鍵，依靠群眾才好辦，思想工作要先行，環保生產雙進展！」這可能不算專業，但是沒有這些就沒有任何專業，專業幹部進入了領導班子以後，為了專業，必須把自己的精力的十分之五、十分之六、十分之七放在專業之外。他是清醒的，在會議上傾聽這些句句是真理的套話和句句是套話的真理的時候，他雖有苦笑，卻並無怨言。 魯（？）老師又來了兩次電話，鍥而不捨，他終於答應了在第四天晚上到她那裡去吃晚飯，見見她的班上的寶貝疙瘩一樣的學生幹部，「總共不能超過一個小時」，他說。女教師的聲音即使從電話筒裡聽去也叫人感動，可以說，那叫作「感激涕零」。 忙裡偷閒，省和市的有關領導同志陪著他游了一次松山古剎，用了半天時間。陪游的人興致勃勃地向他介紹古剎旁的一株「周柏」——周朝的柏樹，我們的老祖父，像石，像鋼，像現代派雕塑，死的枝幹裡仍然保持著活的汁液。他想著的卻是，什麼時候能使Ｔ城的空氣跟松山這裡一樣清新就好了。 １９５４年他游過松山古剎，在西大橋邊等了一個小時才坐上了公共汽車，那時候古剎的汽車兩個小時開一趟。汽車擠得叫劉俊峰透不過氣。回程又錯過了最後一班車。等回到城裡，已經是午夜，飯館、商店早已停止了營業，又沒找到私人攤販。他摸來摸去，在衣袋裡摸出了一塊半已經不清潔的硬塊水果糖，這一塊半糖便成了他的晚餐。古柏消失了，一塊半糖卻存活在他的記憶裡，帶著往日的好興致和安貧樂道的自豪。 第三天晚上，省、市各有一位領導同志陪同他觀看了梆子戲：《秦香蓮》。他只不過閒談的時候和趙秘書提了一句，１９５４年他聽過這裡的梆子：《鞭打蘆花》和《喜榮歸》。立刻，趙秘書安排了這次看戲。地方同志待客的人情味像酒，而北京的幹部對地方上來的同志像水。梆子的古樸蒼涼的唱腔使他幾乎落淚，他為秦香蓮不平，為包黑子鼓掌，他再一次深深地、銘心刻骨地感到了我們的民族對於包公們期待得有多麼久，有多麼深。當然全非故意，他這位懂外文、出過國、在當地幹部眼中看來相當「洋」的專業化、知識化、年輕化的新任領導幹部竟能為一出梆子戲如此動情，這大大密切了他與當地幹部的關係，溝通了他們的感情。很明顯，聽過這次戲以後，地方的領導同志更拿他當自己人了。 在這些禮節性、交際性的活動中他表現得相當隨和。應該說，剛剛提上來、立足未穩的他，建立與各地領導同志的良好關係是有政治意義的，這對於推行他的環境保護計劃，或許比再抓幾套消煙除塵脫硫裝置更重要。 聽完戲的第二天上午的會上，汪廳長告訴他晚上請他到家裡吃便飯，省委李副書記、趙副省長和朱市長都將去「陪他」。他當然不能拒絕。但他本來答應了魯（？）老師的。他只好不睡午覺，吃過午飯後吸了兩支煙便匆匆驅車來到第一中學，七拐八彎好不容易找到了母老師的家。只是在打聽這位女教師的住處時，他才從一中的職工那裡弄清，原來她不姓魯、陸、吳、楚，而是姓母。母老師正忙著準備飯菜。母老師的丈夫最近才從外地調來，他的行動、反應有些遲緩，據說是因為吃多了受甲基汞污染的食物的結果。母老師的房子舊而小，牆壁上掛著一張已經變得暗黃了的卓婭像，大概也是什麼人當年送給她的禮物。她至今還生活在５０年代麼？還有複製的魯迅手跡。還有一盆正在開著紫花的仙人球，比她們的房間和人都更高貴和富有亮色。 他根本沒有時間與她和她的丈夫交談，他只來得及表示一下歉意，他無法見她希望他見的她的班上的同學。２０分鐘後，劉主任應該出現在環保座談會的會場主席台的顯要位置上。他應該做結論性的長篇講話。講話稿在公文夾裡。公文夾和助手都在「上海牌」裡等他。他吩咐不必滅火，汽車馬達在母老師家門口嘟嘟地響。 「您總算來了我們學校，我要把您到來的消息告訴孩子們，謝謝！」女教師的睫毛上閃著淚花。 晚飯吃得很成功，人情和工作都取得了進展。李副書記喝了兩杯酒以後顯得更加質樸、親切、豪爽。他說老劉的這次到來對全省環保工作是一個很大的促進。他保證，對於上一財政年度挪用環保專款的事一定要徹查、處理和通報全省。他同意和劉主任為首的部門充分合作，抓住電熱廠做典型，出成績、出技術、出經驗、出思想、出材料，一抓到底，抓出個道道來。他拍拍老劉的肩膀，深情地說：「明年我也就退了，以後的中國，就看你們的了！」 結果他乾脆沒有時間沿著１９５４年走過的舊路在Ｔ城走一走，沒有能去當年徒步走過的城西大橋。大橋當年似乎相當輝煌，現在從汽車上望去卻原來相當寒傖。汪廳長說，新橋即將落成，而這個橋即將拆毀。拆掉這個橋以後，５０年代的舊物就更少了。不拆又怎麼樣呢？即使他叫停汽車，下去走一走，又能辨認出些什麼來？ 沒有懷舊，沒有抒情，甚至連再去喝一碗２８年前使他讚歎嘖嘖的醪糟雞蛋也不曾。比醪糟雞蛋更好的東西還吃不過來。讓現今的２３歲的青年人去品味生活吧，他的任務不是品味，而是工作，牛一樣地工作，即使為了青年人能足夠滿意地品味，他也有責任提供更純淨的空氣和流水。 就這樣匆匆度過了五天，其實游古寺和赴便宴的時候也沒有停止過有關工作的交談。最後，夜１１點２０分，他又來到了五天前到過的新車站。送他的規格比接他的時候高了一點：除了汪廳長、黎副廳長、吳處長和趙秘書，李副書記親自到車站送行來了。 站台上還站著——熱心的、憔悴的女教師，在寒冷的夜風裡披散著頭髮，她說她怕見不到劉俊峰，提前４０分鐘就到站台來了。她拿著那個舊筆記本，請求劉俊峰再給她題幾個字，簽個名。 「３０年前，您鼓勵過我。３０年後……」 他沒有聽完這位黑不溜秋的女人的話，這種不識時務已經超出了常識常規，他幾乎想把她推開。 他和地方同志們話別，他感謝他們的熱情接待，他對此行和他們的座談會表示相當滿意，並且在開車前一分鐘，他從打開的車窗中探出頭來，囑咐汪廳長，一定要把電熱廠的工作抓好，「就指著你們呢！」他說。 火車已經開動了，地方領導同志們的臉和手退向後去，忽然，從站台上飛進車廂他的懷裡一尼龍網兜蘋果，是母老師送給他的。他看見了正在與火車進行同步運動的母老師，看到她確信他接過了蘋果時的煥發欣慰的容光。 Ｔ城遠去了，往日的Ｔ城已經面貌全非，他這次出差並沒有挖掘出多少湮沒了的記憶和記憶的見證。他自己也已經面貌全新了，匆忙、緊迫、自信。《放風箏》的旋律已經不再震響耳邊，《三十里鋪》的歌聲即使重新聽一遍也難以恢復他當年的激動。患顱水症的病兒的肉體和靈魂早已灰飛煙滅。他的妻子次日上午不會到北京站。接他的自有他的下屬。火車開行以後，他面對蘋果似覺歉疚：難道硬是不能與她的學生見見面嗎？又覺得不必婆婆媽媽，即使只是為了不再出現類似母老師的丈夫那樣的甲基汞中毒，他也理應把他的善良情感化為推進工作的全方位努力。他在火車上想好了給母老師的新題詞，大意是讓我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四化」做出實際的貢獻。他準備一到北京就端端正正地寫好寄到Ｔ城一中去。他告訴他的助手，別忘記提醒他辦這件事。助手說： 「我看那位老師有點神經病。」 他很不高興，他奇怪，儘管這次到Ｔ城出差比２８年前那次做的工作要多得無法比擬，他受到的禮遇也和那時候無法比擬，為什麼在他的心裡倒是２８年前那次更值得眷戀和珍重？更令他神往？然而那是不可能的。１９５４年和那一年的他（現在看來似乎有點可憐巴巴的呢）已經不會再回來。時光不會倒轉，８０年代有８０年代的挑戰，而他在８０年代擔起了超重的擔子。他大概不如１９５４年、當然也不如１９５１年給「不相識的朋友」題詞時那樣可愛了，他好像有那麼一點冷酷……然而，做事情和可愛並不完全是一回事。一匹小馬當然比一匹大馬、更比一台拖拉機可愛，但是耕地還是要找大馬，最好找拖拉機。可愛不能當飯吃，也不能脫硫。 他問助手：「是後天吧？我們幾點鐘會見日本的環境計測家代表團？」 但他無法驅除掉母老師給他留下的印象。直到回北京以後很久了，他仍然時不時地想起她來，而且，每當想起她的時候，他感到一種淡淡的，卻又是持久的惶惑。 １９７９年８２年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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