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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剛剛搬回城裡來。驚魂乍定，當人們視我為正常的人的時候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當人們能夠大聲說「雪是白的，而煤是黑的」的時候不知道該歡呼還是該保持痛苦的沉默。我住在一個親戚家裡，妻子住在集體宿舍，孩子住在另一個親戚家裡，僅有的一點破財產放在另外一個親戚家裡。無怪乎中國人懂得親戚關係的重要性。那時候可以唱《洪湖赤衛隊》了。一唱起「洪湖水，浪呀麼浪打浪」的時候，我禁不住滿眼是淚。 一天晚上，兩個陌生人來找我。一個是曬得黑黑的男人，一個是白白淨淨的女子，兩個都操著濃重本色的外地口音。見到生人，我有點侷促不安，覺得這事有點蹊蹺，便語無倫次地問人家有沒有帶介紹信。 「你是作曲家劉鳴嗎？」 我搖搖頭。 「你不是兒童歌曲《小燕子》的作者嗎？」他們倒是很親熱，好像，我是他倆的表弟。 「這個這個，」我推諉不過去，「小燕子小白兔，這算什麼作曲家，我以為人們早已經忘記了……我瞎寫過一點點，非常可憐的一點點。」我幾乎哭出聲來，「後來就不寫了……」 「可是我們的老院長交待，一定要找到你！為了找你，我們倆打聽了多少地方啊！」兩個人異口同聲地說。 兩個人都是音樂學院的老師，一個姓陳，一個姓李，他們的院長，就是鼎鼎大名的趙恆安教授。 「下個月要在我們學院召開一個關於群眾歌曲的座談會，趙院長說，一定要把你請來。」 「我，剛搬回來，工作還不知道分到哪兒，也許分到煤廠或者環境衛生局吧？我與兒童歌曲在一起，只有一年多的經歷，以後二十多年，都是和煤炭和掃地混在一起。」 他們笑了，那麼寬厚，那麼歎惜。「那就更需要恢復您的業務活動……來回的車費在我們學院報銷……」 我迷惑，不知道我的業務活動為什麼不是蓋有年矣的采煤或者掃街而是曇花一現的作曲。作曲！我要好好地控制自己。報銷！就是說我已經是國家的人了。光明正大地上車，理直氣壯地買臥鋪，出差！我要出差了，出作曲家的差！ 趙院長！李老師！陳老師！劉鳴啊，小燕子，穿黑衣，小白兔，耳朵長……奪人魂魄的童聲合唱！ 我去開了會。我來到了他們所在的古老得不能再老便也永生不衰的城市。籠罩在所有建築物與街面上的塵土，就像極安全的保護層一樣。我去看望了趙院長、陳老師和李老師。最難忘的是他們的住所，那像是一座聖潔的宮殿。油漆剝落的黑門、高高的院牆，老遠便可以看到正在由綠變黃變紅的樹冠。足有一間屋子那麼大的門洞，然後是一座似乎遙遠的、為我久違了的院落。窗前有叢竹盆花，有廢棄了但仍然風韻猶存的石凳石桌。趙院長住在正房，兩位老師住在兩廂。南屋住的是一位新婚不久的青年助教，小朱，十足的毛孩子。奇怪的是佈局：一個院子連著一個院子；住宅在最外面一個院子，通過這座院子的南屋邊側的小門，是中間的院落。中間院落八間房子是學院的資料室。每個門上都曾貼滿封條，掛上鐵鎖，直到封條變朱，鐵鎖生銹。這時門早已被打開，封條已經斷裂，但還沒有清洗除去。鐵鎖白天打開，到了晚上仍然要掛上，室內橫七豎八地堆滿了各種書籍、樂譜，架上和地上都是唱片和唱片的碎片。這八間房子本身就在鳴響，就在唱歌，關於一場劫數和並沒有被劫數毀掉的善良、高尚、藝術。庭院深深深幾許？院裡有兩株棗樹，棗樹枝上綴滿放紅的棗兒。棗兒溫柔而又俏皮，它們竟然完全沒有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禮。有一隻老貓蹲在樹杈上歡迎作曲家和准作曲家的歸來，貓的目光沉重而且充滿狐疑。兩間南屋的側旁，又是一座未上油漆的小木門，穿過這個門，進入了第三重院子。第三重院子只有南房和西房，分外高大。房裡坐著一些面黃肌瘦、衣衫襤褸、兩眼灼灼發光的人，籌備恢復院刊的事宜。就是說，這是院刊編輯部的辦公室，只有台階上擺著的美人蕉顯得鮮艷。編輯部的人約我寫文章。我多少要努一點力，才能做到不懷疑自己可以寫文章，也不懷疑這些穿著退色灰、藍華達呢布料標準制服的人能重新辦起享過盛譽的這所學院院刊。造訪了這樣一座三重院以後，我最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為什麼一個有這樣深深院落的國家會爆發文化大革命。 後來趙恆安院長和李老師、陳老師請我吃了飯。飯館設在鬧市路口，三層樓。黑漆剝落的大圓桌，我們四個人佔了不到半邊。一片嘈雜，不但許多人在吃酒，也有人在划拳，在吵架，在叮叮噹噹地用筷子敲響碗碟。我們喝了不少的酒，吃了辣子雞丁與四喜丸子。我喝得很多，有點醉，暢談了對於藝術和人生的許多辛酸而又犀利的見解，驚異於一見如故的友誼竟是這樣醇厚動人。驚異於人和人能這樣快地相通相和。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 「人生得一知已足矣！」 「樂莫樂兮，新相知！」 「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 我們回味著這些舊而彌新的話語。我們幾乎是不無得意地訴說著各自的坎坷經歷——對於能夠活到今天而且在這裡吃酒感到分外痛快。我說：「我從來都充滿信心！我早就說過，世界上還是好人多！不管怎麼鬥來斗去，像狼一樣地不是你吃掉我，就是我吃掉你，最後，人和人的心是貼在一起的！」 「你沒有失去赤子之心！你一定還能夠做許多美妙的兒童歌曲！」趙院長慨然地說。兩老師也都點頭附和。 我的新生命就是從這次音樂學院之行開始的。鬧市口三層樓上，痛飲三杯以後，我的臉變得紅潤了，而這紅潤一直保持了下來。 三個月以後，我為院刊寫下了自認為是相當精彩的文章。我又去這個城市，親自去送稿子。 已經入冬，剛剛落過一次大雪。為了不給別人添麻煩，下了火車以後我先就近吃了半斤餡餅。然後滿嘴油光光地去編輯部。 第一層院子悄無人息。披雪的竹子顯得分外秀氣。雪給舊石桌加上一層銀面，呈現出一種沉穩的深思情調。有一隻公雞似乎是由於寂寞無聊而啼鳴了一聲。而後由於目的不明便戛然而止。緩緩地邁動步子，在薄雪花上留下小小的竹葉似的足跡。第二個院子有來來往往的幾個中年人，都忙著自己的事，沒有人注意我，我也不認識任何人。已經從共慶劫後餘生發展到了各自忙著幹事的時刻了。棗樹上的積雪隨著人們的走動而些許飄落。好像冥冥中有什麼東西在運轉動作。第三個院子尤其安靜。我打開院刊編輯部正房的門，又掀開一個白門簾子，進到屋裡。 屋裡沒人。辦公桌雖然簡樸，但都是新的。從桌面的情況看，都有主人，都在工作。屋子正中安放著一個舊式的鑄鐵爐子，爐子燒得很暖。爐面上有一把鋁水壺，水壺裡的水快要滾了，細聲細氣地發出曲折有致的聲音。我坐在破舊的沙發上，欣賞著散亂的擺放在各個桌子上的稿紙、信箋、膠水、訂書機、筆架，欣賞壺水的冬日敘詠調，覺得無比的舒服。我已經好久沒有過過這種舒服的日子了，我已經好久不知道世上有這樣舒服的院落、舒服的房間、舒服的火爐、舒服的舊沙發了。胃裡的餡餅開始發酵釋放溫暖的疲倦，我的感覺像是喝醉了酒。我睡著了。 我的文章就是這樣送到的。我就是這樣開始了第二次音樂生涯，而且，從此，我不再把精力集中在兒童歌曲的創作，而是轉而從事音樂的理論研究了。 儘管趙院長、李老師、陳老師和許多知我愛我的朋友都鼓勵我繼續從事兒童歌曲的創作，儘管我自己也一再地重溫做《小燕子》的舊夢並且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嘗試，儘管「六一」兒童節的時候我被邀請參加少先隊的升旗儀式，在軍號與小鼓的伴奏下被戴上了紅領巾，本地的婦聯與共青團領導人接見了我並勉勵我繼續獻身於為孩子服務的事業，儘管不只一個人說我還有童心……然而，我沒有寫出來，我寫不出來。我在夢裡常常做出一首又一首神妙的兒童歌曲，一醒，無蹤無跡。在我腦子裡浮現出兒童的天使般的旋律天使般的聲音的時候，總是不等我捉住這旋律就迅速地被狂風暴雨驚濤駭浪和種種庸俗計算的場景所淹沒。我希望我能回到小燕子與小白免的心境，但剛一靠攏這種心境就被不知什麼樣的一隻手（也許是腳？）給推（踢）開。而且，當我發現我已經寫不了兒童歌曲的時候我一滴淚也沒有，似乎早已料到似的。本來，當李陳二位老師來找我並且提到《小燕子》的時候我差一點就失聲痛哭的。 如你們大家所知道的，三鬧兩鬧我成了音樂理論家。一家東拼西湊的文摘刊物說我是「藝術批評家」，一家隨風倒的大言不慚的報紙在報屁股上發表文章說我是「藝術哲學家」，天知道什麼叫藝術哲學家，反正加點新型冠冕大伙都快活。「戴帽子」確實是人類文化的一大創造。 而我就沿著這麼一條音不音論不論、創（作）不創評不評的路子「發達」起來了。 我相信這一切都應該感謝趙教授和兩位老師。我相信當時還沒有變得像如今這樣時髦的偶然性，機緣與非決定論。我不止一次地想過，如果趙恆安教授不是在五十年代偶然地接觸了《小燕子》，或者雖然接觸了《小燕子》卻因為忙、因為學院派的矜持、因為缺少睡眠或者因為與妻子吵架破壞了情緒而根本不注意這個歌子和他的作者。還會有許多可能的甚至幾乎是必然的偶然。任何一個偶然都會使他們不發出召喚。而沒有召喚，我也就只能是心如死灰。我不會再與任何音樂打交道。從檔案上看，我更適合分配到煤廠或者環境衛生局。從一九七九年我的心情來說，我只希望找一個平安的工作度我餘年。我希望我能去做收發、能去電影院收門票，更富有幻想色彩的便是去圖書館當管理員。我知道那些年每一百個知識分子裡就有九十個申請去做清閒的養老性工作。 頭幾年，我和趙院長通過幾次信，寥寥數語，一片真情，我稱他為老師，他鼓舞我耐得寂寞，獻身孩子。他把他的著作譯作寄給我，我也把我滿天飛發表的論文寄給他。其實我不寂寞，而是名噪一時。從煤礦回來的時候連音樂家協會的會員都不是。五年以後，我已經是本市的音樂家協會主席。 八三年我給趙教授寫信寄文章，沒有回信，八四年新年春節我寫信拜年，也沒有得到回音。從報紙上的消息裡我得知，趙院長已經離開學院院長的崗位擔任該市的人大常委副主任。八四年秋天，趙副主任到我市來開會，事先沒有告訴我。我聽說後，連忙去招待所去請，總算把這位有恩於我的大教授請到家裡——已經是三室一廳了——招待了一頓晚飯。言談之中才聽出他對幾年來的音樂創作和音樂理論頗多微詞，他看不慣像雨後的蘑菇一樣冒出來的一批年輕人正在像雨後的蛤蟆一樣到處呱呱地叫。他相當委婉地對我說： 「你現在情況不同了。你年輕，又有本事，又會來事兒，叫做乘扶搖而直上兮，挹彼朝陽。你的前途未可限量……」 「您永遠是我所敬愛的前輩……」我誠惶誠恐，愧恧無地。 「什麼前輩，不能望其項背！不過是垂死掙扎罷了，只怕當墊背人家還不要呢！」 我大驚，出了一頭汗。覺得是自己的不是了。正想請罪敬受教益，他卻換了一副輕鬆口氣，談論起文壇樂壇的一些桃色新聞來。 我給李、陳老師也寫過幾封信，少有回音。 魚相忘於江湖。我想。我們的日子都好過了，各搞各的業務、事業，與七八年七九年共慶劫後餘生的心境處境大不相同。這也是可喜的吧？抵紙上不是喜歡說形勢喜人，長勢喜人，成績喜人嗎？ 然而，涸轍或剛剛離開涸轍的曾經相濡以沫的魚兒們，彼此是永不相忘的。不是相「忘」於江湖。至多是魚相「不通信」或相「不聚會」於江湖罷了。互相記憶著，紀念著，感謝著與祝福著，卻又少通消息，身邊都是一派汪洋，無際的廣闊與飄渺，這不正是魚生涯的美麗麼？ 然後，不斷地傳來消息。非魚。說是趙恆安教授對我不滿，在幾次講話裡不點名地甚至點名地批評了我。甚至於說什麼對於這樣的人他就是不服氣。我不信。我討厭向我傳遞這種消息的好事之徒。然而，一位兒童歌曲的作曲家、年輕的後起之秀，拿來了趙教授親筆給他的信： 「……對那些鍥而不捨地為孩子服務的人我是尊敬並引為同道的。而對另一種人，他們靠寫兒童歌曲起家，靠孩子混入文藝隊伍，拿孩子作敲門磚敲開門之後，立刻把孩子丟在一邊，用莫名其妙故作高深的什麼音樂評論藝術哲學來裝點頭上的虛假圓光，並卑劣地攫取高位，達到個人向上爬的目的。對這種人，我絕對不能服氣！我只恨自己瞎了眼，不該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我漲紅了臉，幾乎控制不住自己。這是說我嗎？我什麼時候壞成了這個樣子？他有什麼根據這樣惡語傷人，不惜用最世故最陳腐最庸俗最骯髒的詞字來中傷我，而我一直是用怎樣美好的情操來感恩戴德地思念他、頌揚他呀！以堂堂前輩之身份，他說什麼不服氣？我對他可是絕對服氣的喲！這不是說我嗎？全中國寫過兒童歌曲的人我如數家珍，全中國搞音樂評論的人我瞭如指掌，怎麼可能有第二個人能與趙老的譴責沾邊呢？ 我沒有哭。我只是更加悲哀地絕望地確認，我確確實實是俗欲蔽竅江郎才盡，再也寫不出一首《小白兔》、《小燕子》來了。 這裡面一定有一點誤會。我相信。趙老清高狷介，「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反求諸己，幾年來自身處順境而得意忘形乎？發議論而逾矩出格乎？出頭面而沾沾自喜乎？行人際而目無尊長乎？執師禮而不忠不敬乎？求「藝」「術」而背離大道乎？多談笑而玩世乏恭乎？以及一切待人接物，與名與利，生活起居，文明禮貌，風紀儀容，男女授受……凡有未能免俗的地方、律己不嚴的地方、粗疏不周到的地方，我都反省了一遍。確實覺今是而昨非，人是而已非，發現了不少問題、教訓。自覺千瘡百孔、體無完膚、汗流浹背、如坐針氈。真不如何以自處以謝天下。 然而，我仍然不明白我到底做了些什麼，使敬愛的趙老如此悲憤，如此惡言。 我想給他們寫信，直接或間接問問對我有些什麼指教。覺得很難措詞，覺得師出無名，覺得問之突兀，問之無禮，講也講不清楚。弄不好倒像是殺上門去叫陣，使背後或有的流言變成當面無可挽回的齟齬。信沒寫成。這樣的信比《德彪西論》或者《龜茲古樂探源》難寫得多。 兩年以後，我終於有機會第三次去那座古城。下了火車還想去吃餡餅，想不到餡餅鋪翻修一新，變成了供應南北大菜、海味山珍的高檔菜館，門口停著好幾輛豪華旅遊車和小轎車。我來到昔日一醉在此的鬧市口，矗立著一座銀行大樓、一幢省府聯合辦公大樓、一幢多功能大禮堂和另一幢門前有道道噴泉的當地與港商聯營的「貴人大酒家」。古舊的城市正在煥發新的形色，撫今思昔，令我感慨不已。 最令人激動的還是去看望趙院長與李、陳老師。說了大天來，我相信我們的友誼，相信共同的命運帶來的共同的語言，一經謀面，一切或有的隔閡，必定煙消雲散。我來到了他們居住的地方……我找不到他們居住的地方了。雖然已經看到了古城如此巨大的變化並對一切變化早有思想準備，我仍然吃了一驚。 沒有寂靜古老的小院連著小院了，在原址上出現了像是在模具裡壓出來的兩幢樓，十分地巋巋然，摩登然。我首先找到了趙恆安副主任的家。四室一廳的房子住著兩套，當然是鳥槍換炮。紫紅絨面拼接式沙發。鋼琴。牆上掛著外國工藝品。一個牧羊女浮雕令人沉醉。長角魔鬼面具。藝術櫃裡擺著一隊皇家衛隊玩偶，上上弦以後客人就可以檢閱皇家衛隊。茶具是雙層鏤花的外國瓷器。喝的是八九塊錢才能買到50克的真正西湖龍井。 「也許你要巴西咖啡？」趙老笑容可掬地問。 「或者，要不要喝點酒？茅台還是科尼亞科（一種法國產白蘭地）？」又問。 趙老談興很濃，古今中外，藝術人生，做人做事，從政從商，他都有自己的見解。仍然是一見如故，仍然是故人摯友。他談得熱情、高雅、開闊、瀟灑，既保持著足夠的尊嚴與身份，又十分地尊敬著來客——我。在談到藝術哲學、兒童歌曲——我有意地把話題引了過來，我不能白來一趟，言不及義——他哈哈大笑： 「創作是不能勉強的啊！現在不寫以後寫麼，寫不出來慢慢寫麼！工作也總是要人做的，理論也總是要人做的嘍！哲學也總是要探討的啊，言之成理便是一家之言嘛！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正是興旺發達的表現呀！」 顯然，或者是他根本沒寫過那封信，或者是寫了指的卻委實不是我，或者是一時聽了什麼話寫了，早忘了。道聲慚愧，倒是我狗肚子雞腸了。 我問到陳老師與李老師，並說我總是得不到他們的回信。趙老問我是怎麼給他們寫的信。我說，每次只寫一封，有時是寄給陳並托轉給李，有時是寄給李並托轉給陳。趙老連忙擺手，一面擺手一面笑，笑得把法國酒嗆到喉嚨裡。他咳嗽劇烈，我給他捶背，給他端痰盂。許久，他大喘著告訴我： 「怎麼能這樣寫信呢？這樣寫信雖然節省郵票，但究竟有沒有誠意，對誰有誠意呢？」 看看我的迷惑不解的表情，他解釋說：「這幾年，他們二位有不少分歧的意見。偏偏八二年提工資，提了李老師，沒有提陳老師。八四年評職稱，又評上了陳老師，沒有……加上一些人在中間傳話，搞得兩個人關係很緊張……只好讓他們兩個人都退了下來。本來，我是一再推薦，這兩個人誰都可以當院長接我的工作的，結果是兩敗俱傷……現在關係仍然緊張……」 「我要去看看他們。」我有點激動，好像有點責任感，有點信心。 「算了算了。很難辦，如果先去看看陳老師，再去看李，李就會給你吃閉門羹。先看李，後看陳，陳也會不接持你。如果你瞞著一個看一個，就更加得罪人……這不是，我也很久不去看望了。每年春節打個電話拜年，他們大概測不出我先給誰打的電話。」然後他建議，「你去看看小朱吧，就是原來住南屋的那個小伙子，他現在當院長了。」 小朱當院長了，這麼快？真是沒有想到，可想想我自己的狀況，不也是個「沒有想到」嗎？ 我還是去看了李老師與陳老師。不巧，兩個人都不在。給我開門的他們的孩子各自用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目光看著我，我好難受。我在監視下給他們各自留了條子。 我去看小朱，倒也一見如故，他流露著機靈，也流露看得志者的狂氣。言談中，對趙、陳、李似乎都不算尊敬，當然，兔子不吃窩邊草，他沒有說他們有什麼不好，只是時而說到什麼人什麼人「老化」了，什麼觀點什麼學說「過時」了。我忽然敏感，在他的心目中，我也該算是已經老化和過時的了吧？復出以後，我冒得快也老得快，真是把失去的時間補加進去，生活得愈來愈速熟即食方便化了。 應對中我略有分心，小朱便送給我三年的院刊合訂本，也算是送客的暗示。合訂本很厚，裝訂得很講究，拿在手裡很有份量。我便告辭。「下次再來，下次一定來，下次去『貴人大酒家』吃烤乳豬！」小朱，不，朱院長豪爽地笑著說。 我走出了十幾米，回過頭望。一幢工作樓十一層，一幢住宿樓九層，在當地，就是夠高的了。兩座高樓是那樣熟悉又那樣陌生，不容分說地取代了破落的深深小院。年輕有力的院長告訴我，兩幢樓的建成正是他的政績，他一上任就先抓基建，大得人心。特別是由於宿舍樓的建成，目前學院的老教授都能佔有住房6-8間，副教授佔有4-6間。講師3-4間。助教和行政「科以下」的職員，至少也住進了兩間一套的單元房。真是成績昭然，不能不服氣。「你們原來的院子多有特色啊！」我不無惋惜地說。「那院子怎麼解決得了這麼多人的住房呢？趙老原來也只不過住了三間，加起來才四十平方米！現在呢，現在給了他使用面積一百四十多平方米！」朱院長雄辯地說。 兩幢樓是差不多按全國統一標準蓋的。規範得叫人五體投地。紅磚，洋灰板，預制件，長方形的窗戶排列整齊。亮著許多燈。窗簾倒是各式各樣，電視天線五花八門，傳出來各種聲音。人們居安思定，安居樂業，速成地完成著現代化。天這麼晚了，還有炸大蝦的腥香之氣飄逸出來。還有西德歌星尼娜唱的《九十九個氣球》與柏遼茲的《幻想交響樂》此起彼伏。音樂學院的教職員工，誰家沒有夏普或者菲利浦？還有鋼琴、電子琴和管樂器的試奏呢。我腋下的院刊合訂本越來越重。不知道現在的編輯部什麼樣子。反正不會有鑄鐵火爐，不會有水壺的敘詠。當然，也沒有叢竹，沒有棗，沒有老貓和公雞。也沒有雪——不是季節。住高層樓房，離雪和雨也是遠的。我自己不也住到樓裡去了嗎？叫做單元樓房。哦，你親切寒傖的三連小院啊。 詩曰： 庭院深深深幾許， 大樓歷歷歷何年？ 滔滔新曲歌舒慰， 眷眷故情寫惘然…… 1987年8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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