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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棉花垛》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女性文學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期。自五四運動以來，伴隨著婦女解放運動浪潮的中國女性文學，其主流一直表現為女性對所處的非人地位的經濟的、物質的和精神的反抗，在歷史的嬗變過程中，這種抗爭既表現為對外部世界的抗衡與批判，也體現出對內部世界的審視與反思。但是，由於人們以往思考的焦點過多地囿於政治、社會問題，而忽略了飲食男女自身這一基本原則，從而未能對女性的生存狀態及命運做出具有本體意義的揭示。長期以來，女性文學被「尋找男子漢」和「女性雄化」這一相對矛盾的模式所左右。前者源於哀婉的「女人不幸證」這一傳統心態，而後者則充滿偏狹的「女人中心論」的女權主義色彩。縱觀五四以來的女性文學從丁玲、張愛玲這些卓然大家，到當代新時期的文壇新秀們，大都未能倖免於此。《棉花垛》標誌著這一局面的改觀，鐵凝屏棄了從認識論角度對女性世界所進行的政治、社會、道德的評判，而是直接進入在本體論的範疇，通過對幾個女人的生命狀態、生命體驗及生命情調的客觀描述，不動聲色地寫出了女人生存的原初模樣和不可逆轉的命運悲劇。她以一種全新的觀照方式，使文學對女性的透視達到了從未有過的深度。 《棉花垛》是一部側重表現性愛的作品。「食、色，性也」，性愛之於人生的特殊意義已無須贅語。以性愛生活為視角觀顧體味人生，已被文學創作廣泛接受。正如瓦西裡耶夫所言：「人類性關係的描寫和表現，確實是一塊神奇的結晶體，它使人們得以觀察到任何時代和民族社會生活的本質特徵。」鐵凝寫性，既沒有僅僅局限於人對性的依賴，更不是為了向市眾邀寵，而是以其為支點，將筆觸深入到女性生命世界最隱秘的角度，展開由性慾所釀製的女性的生命難局和永恆的困境，從而賦與了性愛對於女性人生的重要認識價值。 性愛的真正涵義應是在本能的基礎上產生男女之間、使人獲得特別強烈的肉體和精神享受的交往，婦女除了真正的愛情以外，出於其他某種考慮而委身於男子都是有背人性的。在米子身上，性愛全然失去了生命本原衝動和愛情的意義，而成為一種工具，一種獲得必要生活資料的手段。「米子不種花，不摘花，可家裡有花」。「她有理由不摘花，因為她長得好看」。米子鑽窩棚掙花實質上是變相的賣淫。米子與花壇主的棉花交易，實質上是米子的色相連同她的劣質棉花一同被出賣。女性美不僅未能成為對女性自身價值的肯定，反而鞏固了她們作為男性玩物的地位。「米子最終嫁了一個鰥夫，一心想跟丈夫生兒育女」，從一個男人洩慾的工具變成了一個男人生育的工具，這似乎就是女性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準確地位和全部價值。 米子作為一種非積極意義的女性存在，鐵凝並沒有對她做出簡單的道德嘲諷和批判，而是將注意力投入到對造就了這種現象的文化氛圍的揭示。就社會因素而言，隨著私有制的發展，和男性中心地位的確立，男性日益膨脹的生物侵犯性和多婚貪慾構成了性文化的核心內容。看花，不僅僅是百捨男性們的一種生產活動，還是他們佔有掙花女人的方式。因此，「花主們早早地把窩棚搭起來，直到霜降以後滿街喊拾花種，還拖著不拆。拖一天是一天，拖一夜是一夜。」這是全體男性的期待，這種期待決定了對掙花女人的縱容和認可：「誰都知道米子鑽窩棚掙花，也不稀罕。這事也不光米子，不光本地人，還有外路人，外路女人三五結群來到百捨，找好下處，晝伏夜出。」花主們「八月抱走被褥，十月才抱回家。那時媳婦看看手下這套讓人揉搓了兩個月的被褥，想著發生在褥子下面的事，不嫌寒磣，便埋頭拆洗，拆洗乾淨再等明年」。女人為她們的男人的淫亂默默地做著準備工作。男人以其在經濟上的支配地位而佔有女人，女人以其從屬地位而對男人佔有的默認，構成中國性文化環境的全貌。女性生命被嚴重扭曲的殘酷事實，在這種文化氛圍中平靜而自然地發生著。 米子的生存環境缺乏一種特定的時空特徵，這是作家有意淡化的結果，是對中國幾千年變化極為緩慢的文化環境的一種暗示。而鐵凝卻將喬與小臭子置身於一個確定的時空範疇——抗日戰爭時期之內，這同樣是作家有意而為，如果說米子的刻畫意在表現傳統文化環境下的女性生存，那麼，喬與小臭子的塑造則意在表現特定社會環境下的女性生存。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抗戰在這裡並不具備歷史意義或民族意義上的重要性，它僅為作家全方位展示女性生存狀態提供了一個契機。鐵凝好像是在寫抗戰，而實質上仍然是在寫人的一種永恆關係——男人和女人。 戰爭的主體是男性（包括敵我雙方，女人與戰爭的關係，從根本意義上講是與男性的關係。讀者很容易將喬與小臭子作為對立的形象加以評判，一個是被敵人殺害的女英雄，一個是被人民處決的女漢奸。但是，這種反差強烈的對立，並不能遮掩她們內心底蘊的驚人相同。性心理不僅作為她們行動和情緒的內驅力，而且還作為她們命運和生命悲劇的最終原因。 少年的喬與小臭子性慾朦朧覺醒，對「淫亂」的渴望與恐懼，使得她們在遊戲中初嘗人間禁果。民族戰爭似乎在凝滯閉塞的環境中為她們的生命提供了新的活化因素，「小臭子跟秋貴要毛布，也受著抗日的吸引，當抗日幹部開始活動時，小臭子也盡量傚法幹部那樣打扮自己」。婦聯主任喬，在對國做了明顯的愛情暗示後，向國索要了具有抗日幹部色彩的皮帶，並要求國看一看她「繫上皮帶什麼樣」，並終於給予了國「好看」的印象。喬和小臭子的抗日裝束與米子以緊臀的「窄襖肥褲」的打扮，實質是源於同樣的女性心理——使男人心動。特殊的社會環境改變了女性裝束，但並未改變女人對男人依附關係的實質。 喬與小臭子對於民族戰爭的投入，更多地源於感性的認同，而缺乏理性的自覺。小臭子由於情人秋貴經常進城不回來，沒有抓撓才找喬報告上了夜校。當秋貴反感她的抗日裝束時她馬上意識到「裝著有誤」。她為了保全秋貴的性命而出賣了喬，在秋貴與喬之間的選擇，就是在男性與女性之間的選擇，她選擇了作為衣食父母的秋貴。喬在送別國的路上講：「你一走反正是心裡沒有了主心骨。」當國明確地表示喬是自己的戰友後，喬得到了期待的認可：「我聽的就是這句話。」從性心理學角度看，喬與國，小臭子與秋貴的關係是一種性別上的依賴；從社會學的角度看，這是女人通過與某一男人的人身依附關係，來取得以男性為代表的某種社會勢力的承認和保護。這種女性的自身依附心理構成了喬與小臭子行動的潛在動因。 喬與小臭子被毀滅的方式令人沉思，正義的喬被非正義的日本鬼子輪姦後殺害，而非正義的小臭子被正義的國的性佔有後槍斃。這絕不僅僅是方式偶然相同，在這種先好後殺的方式背後，體現了男性世界對女性世界的態度。在男性為主體的社會環境下，正義和非正義的兩種對立男性集團採用相同的方式毀滅女性，正義與非正義的兩種對立的女性以同樣的方式被毀滅，這使人不能不感受到中國女性在社會動盪中的悲劇充滿著宿命意味。 對女性世界生存狀態及整體命運的勘深，使鐵凝的藝術創作進入到一個新的境界。「當一名三代以上都未沾過農村的知識婦女同我閒聊時，為什麼我會覺得她像哪位我熟悉的鄉下女人？為什麼我甚至能從那些面容粗糙，哭天搶地地吵鬧著的農婦身上看見我？哪怕從一個正跳霹靂舞的時髦女孩兒身上，我也看得見那些山野小妞的影子在遊蕩。」作家這種對女性帶有哲學意味的思索灌注在她的創作之中。《棉花垛》雖然只寫了三個女人的故事，但卻寫出了作為人類的存在的女性的生命本相：在男性世界中，一方面她們受虐於政治和文化環境，另一方面受虐於自身依附心理的局限，這就注定了女性生存永遠擺脫不了某種悲劇的命運。 （原載《作品與爭鳴》1989年第8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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