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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抗日期間，在山裡工作的時候，與一位同志閒談，不知談論的是何題何事，他說：「人能忘，和能記，是人的兩大本能。人不能記，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 當時，我正在青年，從事爭戰，不知他說這種話，是什麼意思，從心裡不以為然。心想：他可能是有什麼不幸吧，有什麼不愉快的事，壓在他的心頭吧。不然，他為什麼強調一個忘字呢？ 隨著年齡的增長，隨著經驗的增加，隨著喜怒哀樂，七情六慾的交織於心，有時就想起他這句話來，並開始有些贊成了。 魯迅的名文：《為了忘卻的紀念》，不就是要人忘記嗎？但又一轉念：他雖說是叫人忘記，人們讀了他的文章，不是越發記得清楚深刻了嗎？思想就又有些糊塗起來了。 有些人，動不動就批評別人有「糊塗思想」。我很羨慕這種不知道是天生來，還是吃了什麼靈丹妙藥，一生到頭，保持著清水明鏡一般頭腦，保持著正確、透明的思想的人。想去向他求教，又恐怕遭到斥責、棒喝，就又中止了。 說實話，青年時，我也是富於幻想，富於追求，富於回憶的。我可以坐在道邊，坐在樹下，坐在山頭，坐在河邊，追思往事，醉心於甜蜜之境，忘記時間，忘記冷暖，忘記陰晴。 但是，這些年來，或者把時間明確一下，即十年動亂以後，我不願再回憶往事，而在忘字上下功夫了。 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記憶中出現時，我就會心浮氣動，六神失據，忽忽不知所歸，去南反而向北。我想：此非養身立命之道也。身歷其境時，沒有死去，以求解脫。活過來了，反以回憶傷生廢業，非智者之所當為。要學會善忘。 漸漸有些效果，不只在思想意識上，在日常生活上，也達觀得多了。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則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內，流氓滋事，則關門以避之。至於更細小的事，比如食品衛生不好，吃飯時米裡有砂子，菜裡有蟲子，則合眉閉眼，囫圇而吞之。這在疾惡如仇並有些潔癖的青年時代，是絕對做不到的，目前是「修養」到家了。 當然，這種近似麻木不仁的處世哲學，是不能向他人推行的。我這樣做，也不過是為了排除一些干擾，集中一點精力，利用餘生，做一些自己認為有用的工作。 記憶對人生來說，還是最主要的，是積極向上的力量。記憶就是在前進的時候，時常回過頭去看看，總結一下經驗。 從我在革命根據地工作，學習作文時，就學會了一個口訣：經、教、優、缺、模。經、教就是經驗教訓。無論寫通訊，寫報告，寫總結，經驗教訓，總是要寫上一筆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因為能及時總結經驗，取得教訓，使工作避免了很多錯誤。但也有那麼一段時間，就談不上什麼總結經驗教訓了，一變而成了任意而為或一意孤行，釀成了一場浩劫。 中國人最重經驗教訓。雖然有時只是掛在口頭上。格言有：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前車之覆，後車之鑒。書籍有《唐鑒》，《通鑒》……所以說，不能一味的忘。 1982年7月14日 不諳世情謂之迂。多見於書獃子的行事中。 魯迅先生記述：他嘗告訴柔石，社會並不像柔石想的那麼單純，有的人是可以做出可怕的事情來的，甚至可以做血的生意。然而柔石好像不相信，他常常睜大眼睛問道：可能嗎？會有這種事情嗎？ 這就叫做迂。凡迂，就是遇見的險惡少，仍以赤子之心待人。魯迅告訴柔石的是一九二七年的事。現在，時值三伏大熱，我記下幾件一九六七年冬天的瑣事，一則消暑，二則為後來人廣見聞增加閱歷。 一、我到干校之前，已經在大院後樓關押了幾個月。在後樓時，一位兼做看管的女同志，因為我體弱多病，在小鋪給我買了一包油茶面。我吃了幾次，剩了一點點，不忍拋棄，隨身帶到干校去。一天清理書包，我把它倒進茶杯裡，用開水沖著吃了。當時，我以為同屋都是難友，又是多年同事，這口油茶又是從關押室帶來的，所以毫無忌諱，吃得很坦然。當時也沒有人說話。第二天清早，群眾專政室忽然調我們全棚到野外跑步，回到室內，已經大事搜查過，目標是：高級食品。可惜我的書包裡，是連一塊糖也搜不出來了。 二、剛到干校時，大棚還沒修好，我分到離廚房近的一間小棚。有一天，我睡下的比較早，有一個原來很要好，平日並對我很尊重的同事，進來說： 「我把這鐮刀和繩子，放在你床鋪下面。」 當時，我以為他去勞動，回來得晚了，急著去吃飯，把東西先放在我這裡。就說： 「好吧。」 第二天早起，照例專政室的頭頭要集合我們訓話。這位頭頭，是一個典型的天津青皮、流氓、無賴。素日以心毒手狠著稱。他常常無事生非，找碴挑錯，不知道誰倒霉。這一天，他先是批判我，我正在低頭聽著的時候，忽然那位同事說： 「剛才，我從他床鋪下，找到一把鐮刀和一條繩子。」 我非常憤怒，不知是從哪裡飛來的勇氣，大聲喝道： 「那是你昨天晚上放下的！」 他沒有說話。專政室的頭頭威風地衝我前進一步，但馬上又退回去了。 在那時，鐮刀和繩子，在我手裡，都會看做凶器的，不是企圖自殺，就是妄想暴動，如不當場揭發，其後果是很危險的，不堪設想的。所以說，多麼迂的人，一得到事實的教訓，就會變得聰明了。當時排隊者不下數十人，其中不少人，對我的非凡氣概為之一驚，稱快一時。 三、有一棚友，因為平常打慣了太極拳，一天清早起來勞動之前，在院子裡又比劃了兩下。有人就報告了專政室，隨之進行批判。題目是：「鍛煉狗體，準備暴動！」 四、此事發生在別的牛棚，是聽別人講的，附錄於此。棚長長夏無事，搬一把椅子，坐在棚口小楊樹下，看牛鬼蛇神們勞動。忽然叫過一個知識分子來，命令說： 「你拔拔這棵楊樹！」 這個人拔了拔說： 「我拔不動！」 棚長冷笑著對全體牛鬼蛇神說： 「怎麼樣？你們該服了吧，蚍蜉撼樹談何易！」 這可以說是對「迂」人開的一次玩笑。但經過這場血的洗禮，我敢斷言，大多數的迂夫子，是要變得聰明一些了。 1982年7月15日清晨。暑期已屆，大院只有此時安靜。 古人讀書，全靠借閱或抄寫，借閱有時日限制，抄寫必費紙墨精神。所以對於書籍，非常珍貴，偶有所得，視為寶藏。正因為得來不易，讀起書來，才又有懸樑刺股、囊螢映雪等等刻苦的事跡或傳說。 書籍成為商品，是印刷術發明並稍有發展以後的事。保存下來的南宋印刷的書籍，書前或書後，都有專賣書籍的店舖名稱牌記，這是書籍營業的開端。 什麼東西，一旦成為商品，有時雖然定價也很高，但相對地說，它的價值就降低了。因為得來的機會，是大大的增多了。印刷術越進步，出版的數量越多，書籍的價格越低落。 這是經濟法則。 但不管書的定價多麼便宜，究竟還是商品，有一定的讀者對象，有一定的用場。到了明朝，開始有些地方官吏，把書籍作為禮物，進京時把它送給與他有關的上司或老師，當時叫做「書帕」。這種本子多系官衙刻版，欽定著作，印刷校對，都不精整，並不為真正學者所看重。但在官場，禮品重於讀書，所以那些上司，還是樂於接受，列架收儲，炫耀自己飽學，並對從遠地帶書來送的「門生」，加以青睞，有時還嘉獎幾句： 「看來你這幾年，在地方做官，案牘之餘，還是沒有忘記讀書啊！政績一定也很可觀了。可喜，可賀！」 你想，送書的人，既不擔納賄之名，致干法紀，又聽到老師或上司的這種語言，能不手舞足蹈而進一步飄飄然嗎？書帕中如果有自己的著作，經過老師廣為延譽，還可能得獎。 但這究竟是送禮，並不是白撿。小時趕廟會，擺在小販木架上的書買不起，卻遇到一個農民模樣的人，背來一口袋小書，散一些在戲台前面地方，任人翻閱，並且白送。這確曾使我喜出望外，並有些莫名其妙了。天下還有不要錢的書？ 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挑了兩本，都是福音，紙張印刷，都很好，遠非小販賣的石印小書可比。但來白撿的人士，好像也寥寥無幾。後來才知道，這是天主教的宣傳品。 參加革命工作以後，很長時間是供給制，除去鞋帽衣物以外，因為是戰爭環境，不記得發放過什麼書籍。 發書最多也最頻繁，是十年動亂後期，「批儒批孔」之時。 這一段時間，發材料，成為機關幹部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見面的時候，總是問：「你們那裡有什麼新的材料，給我來一點好嗎？」 幾乎每天，「發材料」要佔去上班時間的大半。大家爭先恐後，爭多恐少，捆載回家，堆在床下，成為一種生活「樂趣」。過上一段時間，又作為廢品，賣給小販，小本每斤一角二分，大本每斤一角八分。收這種廢品的小販，每日每時，沿街呼喊，不絕於路。 我不知道，有沒有收藏家或圖書館，專門收集那些年的所謂「材料」，如果列一目錄，那將是很可觀的，也是很有意義的。而且有些「材料」，雖是胡說八道，淺薄可笑，但用以印刷的紙張，卻是貴重的道林紙，當時印詞書字典，也得不到的。 以上是十年動亂時期的情況。目前，贈書發書的現象，也不能就說是很少見了。什麼事，不管合理不合理，一旦形成習慣，就不好改變。現在有的刊物，據說每期贈送之數，以千計；有的書籍，每冊贈送之數，以百計。 贈送出去這麼多，難道每一本都落到了真正需要、真正與工作有關的人士手中了嗎？ 舊社會，魯迅的作品，每次印刷，也不過是一千本。魯迅雖稱慷慨，據記載，每次贈送，也不過是他那幾位學生朋友。出版魯迅著作最多的北新書局，是私人出版商，而且每本書後面，都有魯迅的印花，大概不肯也不能大量贈送。 從另一方面說，魯迅在當時文壇，可以說是權威，看來當時的書店或雜誌社，也並沒有把每一本新書，每一期雜誌，都贈送給他。魯迅需要書，都要托人到商務印書館或北新書局去買。 書籍雖屬商品，但究竟不是日用百貨，對每人每戶都有用。不宜於大贈送、大甩賣，那樣就會降低書籍的身價。而且對於「讀書」，也不會有好處。 1982年7月25日雨 賣文為生，古已有之。有一出舊戲詞中唱道：「王先生在大街，把文章來賣；我見他文章好，請進府來。」請進來當家庭教師，還是解決生活問題。另一出舊戲，也有一個文人，想當家庭教師也難，他在大街吆喝：「教書，教書。」沒人買他的帳，飢餓不過，就到人家地裡去偷蔓菁吃，傳為笑談。 想寫點稿子，換點稿費，幫助生活，這並沒有什麼不光采。我在北平流浪的時候，就有過這個打算。弄了一年半載，要說完全失敗，也不是事實，只得到大公報三塊錢的稿費，開明書店兩塊錢的書券（只能用來買它出版的書，也好，我買了一本《子夜》）。 抗日戰爭時期，沒有稿費一說。大家過那麼苦的生活，誰還想到稿費？一九四一年，我在冀中寫了《區村和連隊的文學寫作課本》，有十多萬字。因為我是從邊區文協來的，有幫助工作的性質，當時在冀中主持文化工作的王林同志，曾擬議給我買一枝鋼筆作為報酬，大概也沒有成為事實，我就空手回去了。一九四七年，這本書，在冀中新華書店鉛印出版，那時我在家鄉活動，一直步行，曾希望書店能給我些稿費，買一輛舊自行車。結果，可能是給了點稿費，但不過夠買一個給自行車打氣的氣管的錢。 建國以後，有了稿費，這種措施，突然而又突出，很引起社會上的一些注目。其結果，究竟是利多，還是弊多，現行的如何，以後又該如何，都不在這篇文章的檢討和總結範圍之內。不過，我可以斷定：在十年動亂時，有些作家和他們的家屬，遭遇那樣悲慘，是和他們得到的稿費多，有直接關係。 一九四八年平分土地之時，周而復同志托周揚同志帶給我一筆稿費，是在香港出版題為《荷花澱》的一本小說集的稿費。那時我在饒陽農村工作，一時不能回家，物價又不斷上漲，我托村裡一個糧食小販，代我糴了三斗小米，存在他家裡。因為那時我父親剛剛去世，家裡只有老母、弱妻和幾個孩了，沒有勞動力，準備接濟一下他們的生活。這可以說是我第一次得到寫作的經濟效益。 現在，國家正推行新的經濟政策和這方面的宣傳，社會以及作家本身對稿費一事，是什麼看法，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只是想對有志於文學的青年，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各種工作，對國家社會的各種貢獻，都應該得到合理的報酬，文學事業也不例外，但也不能太突出。另外，得到稿費，是寫作有了真正成績，達到了發表水平的結果，並不是從事文學工作的前提。真正成績的出現，要經過一段艱苦的努力，這種努力有時需要十年，有時需要二十年，各人的情況不等。文章不能發表，主要是個人努力不夠功夫不到所致，大多數，並非是客觀環境硬給安排的不幸下場。不要只看見別人的「名利兼收」，就斷定這是碰命運輕而易舉的事，草草成篇，扔出去就會換回鈔票來。那是要耽誤自己的。 1982年12月8日 新年又到了。每到年關，我總是用兩天時間，閉門思過： 這一年的言行，有哪些主要錯誤？它的根源何在？影響如何？ 今年想到的，還是過去檢討過的：「好為人師」。這個「好」字，並非說我在這一年中，繼續沽名釣譽，延攬束脩。 而是對別人的稱師道友，還沒有做到深拒固閉，嚴格謝絕，並對以師名相加者進行解釋，請他收回成命。 思過之餘，也讀了一些書。先讀的是韓愈的《師說》。韓愈是主張有師的，他想當別人的師，還說明了很多非有師不可的道理。再讀了柳宗元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柳宗元是不主張為人師的。他說，當今之世，談論「師道」，正如談論「生道」一樣是可笑的，並且嘲笑了韓愈的主張和做法。話是這樣說，柳宗元在信中，還是執行了為師之道，他把自己一生做文章的體會和經驗，系統地、全面地、精到地、透徹地總結為下面一段話：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馳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 來信者正是向他求問為文之道，需索的正是這些東西，這實際上等於是做了人家的老師。 近幾年來，又有人稱呼我為老師了。最初，我以為這不過是像前些年的「李師傅、張師傅」一樣，聽任人們胡喊亂叫去算了。久而久之，才覺得並不如此簡單，特別是在文藝界，不只稱師者的用心、目的，各有不同；而且，既然你聽之任之，就要承擔一些責任和義務。例如對學生只能幫忙、捧場、恭維、感謝，稍一不周，便要追問「師道何在？」等等。 最主要的，是目前我還活著，還有記憶，還有時要寫文章。我所寫的回憶文章，不能不牽扯到一些朋友、師長，一些所謂的學生。他們的優點，固然必須提到，他們的缺點和錯誤，有時在筆下也難避免。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是的，我寫回憶，是寫親身的經歷，親身的感受。有時信筆直書，真情流放，我會忘記了自己，忘記了親屬，忘記了朋友師生。就是說這樣寫下去，對自己是否有利，對別人是否有妨？已經有不少這樣的例證，我常常為此痛苦，而又不能自制。 近幾年，我寫的回憶，有關「四人幫」肆虐時期者甚多。 關於這一段的回憶，凡我所記，都是我親眼所見，親身所受，六神所注，生命所關。鏤心刻骨，印象是非常鮮明清楚的。在寫作時，瞻前顧後，字斟句酌，態度也是嚴肅的。發表以後，我還唯恐不翔實，遇見機會，就向知情者探問，徵求意見。 當然，就是這樣，由於前面說過的原因，在一些具體問題上，還是難免有出入，或有時說的不清楚。但人物的基本形象，場面的基本氣氛，一些人當時的神氣和派頭，是不會錯的，萬無一失的。絕非我主觀臆造，能把他們推向那個位置的。 我寫文章，向來對事不對人，更從來不會有意給人加上什麼政治渲染，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來發現，有一種人，有兩大特徵：一是善於忘記他自己的過去，並希望別人也忘記；二是特別注意文章裡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綽綽地看到別人寫了自己一點什麼，就口口聲聲地喊：「這是政治呀！」這是他們從那邊帶過來的老脾氣、老習慣吧？ 嗚呼！現在人和人的關係，真像《紅樓夢》裡說的：「小心弄著驢皮影兒，千萬別捅破這張紙兒。」捅破了一點，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後的事了。老實說，我是九死餘生，對於生前也好，身後也好，很少考慮。考慮也沒用，誰知道天下事要怎樣變化呢？今日之不能知明日如何，正與昨日之不能知今日如何相等。當然，有時我也擔心「四人幫」有朝一日，會不會死灰復燃呢？如果那樣，我確實就凶多吉少了。 但恐怕也不那麼容易吧，大多數人都覺悟了。而且，我也活不了幾年了。 至於青年朋友，來日方長，前程似錦，我也就不必高攀，祝願他們好自為之吧。 我也不是絕對不想一想身後的事。有時我也想，趁著還能寫幾個字，最好把自己和一些人的真實關係寫一寫：以後彼此之間，就不要再趕趁得那麼熱鬧，湊合得那麼近乎，要求得那麼苛，責難得那麼深了。大家都樂得安閒一些。這也算是廣見聞、正視聽的一途吧，也免得身後另生歧異。 因此，最後決定：除去我在育德中學、平民學校教過的那一班女生，同口小學教過的三班學生，彼此可以稱做師生之外；抗戰學院、華北聯大、魯藝文學系，都屬於短期訓練班，稱做師生勉強可以。至於文藝同行之間，雖年齡有所懸殊，進業有所先後，都不敢再受此等稱呼了。自本文發表之日起實行之。 1982年12月23日下午1時30分 《史記》：「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這當然記的是要人，是名將，非一般平民寒士可比。但司馬遷的這段描述，恐怕也適用於一般人。因為他記述的是人之常情，社會風氣，誰看了也能領會其妙處的。 他所記的這些「客」，古時叫做門客，後世稱做幕僚，曹雪芹名之為清客，魯迅呼之為幫閒。大體意思是相同的，心理狀態也是一致的。不過經司馬遷這樣一提煉，這些「客」倒有些可愛之處，即非常坦率，如果我是廉頗，一定把他們留下來繼續共事的。 問題在於，司馬遷為什麼把這些瑣事記在一員名將的傳記裡？這倒是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應該有所思慮的。我認為，這是司馬遷的人生體驗，有切膚之痛，所以遇到機會，他就把這一素材，作了生動突出的敘述。 司馬遷在一篇敘述自己身世的文章裡說：「家貧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柳宗元在談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時，也說：「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摻其間哉！」 這都是對「友」的傷心悟道之言。非傷心不能悟道，而非悟道不能傷心也！ 但是，對於朋友，是不能要求太嚴，有時要能諒。諒是朋友之道中很重要的一條。評價友誼，要和歷史環境、時代氣氛聯繫起來。比如說，司馬遷身遭不幸，是因為他書獃子氣，觸怒了漢武帝，以致身下蠶室。朋友們不都是書獃子，誰也不願意去碰一碰腐刑之苦。不替他說話，是情有可原的。當然，歷史上有很多美麗動聽的故事，什麼摔琴呀，掛劍呀，那究竟都是傳說，而且大半出現在太平盛世。柳宗元的話，倒有些新的經驗，那就是「久與游者」與「岌岌而摻其間」。 例如在前些年的動亂時期，那些大字報、大批判、揭發材料，就常常證實柳氏經驗。那是非常時期，有的人在政治風暴襲來時，有些害怕，搶先與原來「過從甚密」的人，劃清一下界限，也是情有可原的。高爾基的名作《海燕之歌》，歌頌了那麼一種勇敢的鳥，能與暴風雨搏鬥。那究竟是自然界的暴風雨。如果是「四人幫」時期的政治暴風雨，我看多麼勇敢的鳥，也要銷聲斂跡。 但是，當時的確有些人，並不害怕這種政治暴風雨，而是歡呼這種暴風雨，並且在這種暴風雨中扶搖直上了。也有人想扶搖而沒能扶搖上去。如果有這樣的朋友，那倒是要細察一下他在這中間的言行，該忘的忘，該諒的諒，該記的記，不能不小心一二了。 隨著「四人幫」的倒台，這些人也像駱賓王的詩句：「倏忽搏風生羽翼，須臾失浪委泥沙」，又降落到地平面上來了，當今政策寬大，多數平安無恙。 既是朋友，所謂直、所謂諒，都是兩方面的事，應該是對等相待的。但有一些翻政治跟頭翻慣了的人，是最能利用當前的環境和口號的。例如你稍稍批評他過去的一些事，他就會說，不是實事求是啊，極不嚴肅呀，政治色彩呀。好像他過去的所作所為，所言所行，都與政治無關，都是很嚴肅、很實事求是的。對於這樣的朋友，不交也罷。 當然，可不與之為友，但也不可與之為敵。 以上是就一般的朋友之道，發表一些也算是參禪悟道之言。 至於有一種所謂「小兄弟」，「哥們義氣」之類的朋友，那屬於另一種社會層和意識形態，不在本文論列之內，故從略。 1983年1月9日下午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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