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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是指的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並不是哪一個人的意識形態。社會意識好了，作家的意識自然跟著好，或者更好。社會意識壞了，就很難要求作家，每一個都是卓異之士，不流凡俗。這是很困難的，很難做到的。就像一個青年作家過去對我說的：「你自己沒有做到的，怎麼能要求我做到？」我們也不是聖賢呀！ 我一向認為：考察一個作家，主要是從他的作品來考察。 考察一個作家的作品，應該放在當前社會生活中來考察。當前的商品經濟，或者說是市場經濟，引發產生的個人第一，急功好利的意識，以及燈紅酒綠，鶯歌燕舞的新潮生活，不能不反映在他們的作品中，也不能不反映在他們的生活方式上。 過去，穆時英在上海，就是以專寫舞場舞女而出名的，紅極一時。 你看得慣也好，看不慣也好，這是現實。現實必然進入文學作品。林琴南看不慣，人家說他是復古派。繆荃蓀看不慣，他在一本書的序言裡罵道：「士皆原伯魯之子，女效歐羅巴之裝。」人家說他是遺老遺少。他們並沒有擋住新潮。新潮，不僅擋不住，在歷盡滄桑將近百年之後，又重新大盛於中土。 現在已經不只是效裝了，而是效一切，甚至說話的腔調，眉眼的動作。 青年作家也是華人，在寫作和生活上，模擬一下歐美新風，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呢？ 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各種行業的重新組合，人的素質，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單獨要求作家素質的提高，也是不公平的。作家素質的下降，必然導致作品素質的下降。這樣，要求出現多少內容高尚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 現在，無論你住在什麼地方，走到什麼地方，看到的是做交易，聽到的是買賣吆喝聲，以及與此有關的人情世態。 社會環境的變化，必然引起文化環境的變化。文化環境對作家的形成，尤關重要。 三十年代，作家的文化環境，是學校用功，圖書館苦讀，公寓和流浪生活，貧窮和追求革命。這種例證，可以在《新文學史料》上讀到，田濤寫的一篇回憶，比較典型。 現在，大學中文系的師資情況，學生生活和讀書的情況，和過去大不相同。圖書館的狀況，也有變化。尤其是報刊、出版部門，對作家和作品質量的影響，是應該認真研究的。 文化修養，是成為作家的基礎。沒有很好的文化環境，不認真讀點書，是不能成為真正的作家的。 過去，我們曾提倡過工人作家，農民作家，士兵作家。現在看來，有些是曇花一現，熱鬧一時，難以後繼。這還是以階級衡量一切，代替一切，以為出身好，什麼也就可以好的觀點造成的。當然農民、工人、士兵都可以寫出好的文學作品，但如果要保持下去，要進步，就必須繼續打好基礎，多讀些書，提高自己的文化。 我見過一些農民出身的作家，因為讀書少，文化低，而又成名早，背上了一個作家的包袱，妨礙了他們的進步，在創作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作家成名太早也不好。歷史上就屢有明證。所謂神童，所謂天才，都和所謂特異功能一樣，靠不住。文學和音樂美術不同。我一向不去吹捧孩子們的寫作，那對他們並沒有好處。 有些家長，過於熱衷於此，我覺得可以三思。 大器晚成這句話，是有道理的。但文學創作，又不完全是這麼回事。如果少年、青年時期，沒有在這方面作過努力，等到中年、老年，再拿起筆來，也是很難有成就的。創作，是需要青春的火力的。是需要持續進行的。成績和才能，是與日俱增的。 文學創作，生活的積累，和技藝的提高，需要同步進行。 這種配合，當然每個人不完全相同，但其規律，大體是一致的。 讀書，也是少年、青年時，效果最好，能夠終身享用。有些人，因為成名早，忙著去寫作，等到覺悟到，自己的文化不夠用，已經進入中年，再去補課，收益就小了。但覺悟到這一點，總比一直不覺悟，把作品不受歡迎的原因，完全推到外界的人，好一些。 文章窮而後工。作家不能貪圖大富大貴。魯迅引用外國人的話說：創作如果要豐收，最好的辦法，是使作家多受苦。 生活太幸福，就沒有花兒開放，也沒有鳥兒歌唱了。 達官，貴人，富商，大賈，都不會成為作家。但如果他們失敗了，還是可以寫出好作品的。 過去和現在，都有人說，創作是不滿足的補償，是不幸的發洩，是憂患之歌，希望之歌。歷來文章，多愁怨悲苦之辭。創作本身，對作家來說，是一種追求，一種解脫，一種夢幻。 但是，個人的憤世嫉俗，是一種狹隘的感情。孟子曰： 「伯夷隘」。隘就是狹隘。對歷史上的卓異之士，作如此嚴格的批評，孟子自有其宏觀的理解。 人生與文學，有時是禍福相倚的。人在寫作之時，不要只想到自己，也應該想到別人，想到大多數人，想到時代。因為，個人的幸與不幸，總和時代有關。同時，也和多數人的處境有關。 多想到時代，多想到旁人，可以使作家的眼界和心界放得寬廣。 最近，有個中年作家，在給我的信中說：「爾今文壇，除了執著於『為人生的藝術』者外，文學掮客、文倒、文氓、混混兒、新貴……雜陳著各種角色。」 這是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帶來的文壇結構新變化。過去，在政治的嚴格要求下，作家這一行業，還是比較單純的，也可以說是比較封閉的，「死」的。現在一切都活了，就必然像其他生活領域一樣，什麼烏七八糟的東西，都出來了。 這些角色的出現，文壇表面是活躍起來了。但對於文學事業（現在很少有人這樣提了）是否有利，則很難說。就是在舊社會，這些人物，也是吃不開的，會受到譴責，為真正的文學工作者所不齒的。 三十年代，上海文場有個曾今可，此人家中有些錢，是個少爺，也會寫些文章，並沒有做過什麼了不起的壞事。就是因為沒有什麼真本事，寫作又不大嚴肅，在文壇上就站不住腳，知難而退。今天看來，還算是正經的唸書人。「爾今」的角色們，是很難與他相比了。 在舊社會，各行各業，還都有個「行規」，行業道德。多麼惡劣的人，在行為上，也要有些顧忌。目前是在混亂中，沒有標準是非。或者說，還沒有形成「新」的標準是非。 商品經濟，使文化領域，變成了市場。這就是說，市場上有什麼，文化界也就有什麼。以上那位來信者，所列舉的文學界諸多角色，目前已經在各個大城市，甚至鄉村城鎮，屢見不鮮。 如果說，前一階段，文藝界的「不正之風」，還不過是受「四人幫」的影響，有些本來就是小嘍囉的人，在那裡呼朋引類，投靠一個，拉來幾個，把持一個團體，或是一家刊物。其表現形式，也不過是封建把頭和小兄弟的規模，是政治性質的，而非經濟性質的。 現在則有了突破性的變化。一些不逞之徒，從撈政治油水，一變而為追求經濟實惠。這一改變，還真是大有可為，不到幾年，使這些人面貌一新。掌握一個文藝團體，或是一家文學期刊，就是掌握了一個小金櫃。小弟兄們幹活兒，都兩隻眼睛盯著它。「繁榮創作」，是為了增加小金櫃的「投入」。 寫作為的是金錢，編輯為的是金錢，出版也為的是金錢。文藝工作的關係，一下變成了金錢的關係。變成了交易所，變成了市場。 市場經濟，越搞越活。新的角色，應運而生。過去的把頭，變成了掌櫃，小弟兄，變成了夥計。其收入，其氣派，其手段，還真有可觀。男女大亨們，都已經是滿身珠光寶氣了。 有些白髮蒼蒼，手拿枴杖，或叫人攙扶的老文藝戰士，還在那裡開會，寫文章，夢想使「作家」們，回歸到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那種規規矩矩，青衣小帽，捨己奉公，忘我工作的樣子，看來是很難了。 當然，什麼事情，也不能過於悲觀。我們的文學事業，也是無數先烈，長期奮鬥，甚至流血犧牲，創造出來的。它有堅固的，悠久的，為人生而創作的傳統。它還是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有著優秀文化傳統的人民，還是需要真正的文學，高尚的文學的。而多數嚴肅的、正直的作家，還是執著於為人生進步，幸福的藝術，孜孜不倦地工作著。 廣大的，有見識的讀者，他們的愛憎，他們的取捨，最終可以決定文學創作的趨向。他們的書架上，總是希望陳列著有人生價值，也有藝術價值的書籍。他們要讀的，終歸還是那些能帶引他們進入文明和道德的精神境界的作品。 那些唯利是圖，唯洋人的馬首是瞻的人，他們所寫的，所提倡的，那些最終要把我們的人民，引向沒落、消沉、荒淫和失去自信的文字，終歸要受到歷史的譴責。 1990年10月27日改訖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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