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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同志： 前日，鄭法清同志捎來你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寫給我的信，拜讀過了。深情厚意，十分感謝。你同楊振喜同志寫的有關我的評傳，也曾在刊物上讀過一些章節。我對此事，向來興趣不大。其原因，回顧自己足跡，凡凡無足稱述，值此風燭殘年，意懶心疲，人之毀譽，均不入於懷抱。但是，你的信以及你同楊君的著述，其熱情，其盛意，其認真用心，均使我感動，所以願意就寫評傳的一般問題，說說個人的心得和看法，作為你們工作的助興之談。 我一向認為，寫傳記，應首先理解那個時代。一個作家，他的作品，不管他怎樣說，總受時代的影響、制約。即使如現在一些理論家所倡導的脫離政治，淡化生活，從另一方面看，仍是當前政治、社會生活的一種反映。作家不能脫離他的時代，受一定的政治約束，或作一定的主觀反映，這已是人類歷史，文化歷史的定論，無論如何也不能否認的。用一句陳舊的話來說，就是任何作家的作品，都有時代的烙印。 所以，寫一個作家的傳記，必須首先研究、熟悉他所處的時代，他個人的經歷，他在文學上的成果，對這一時代的影響和作用。 我還活著，參加文藝工作，從頭算起，也不過五十年，距離夠近的了，難道你們還不熟悉這一段歷史？其實，並不如此簡單。這五十年，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急劇變革的年代，單就一些生活細節來說，比如衣食住行，我寫小說的那個年代，和現在就不能同日而語。那時人民的衣食住行，困難得很，司務長如果貪污五斤小米，就要槍斃。比起目前社會上一些不正之風，比起一些人的隨意拋撒糧食，比起人們那麼熱衷進口的服裝和豪華的臥車，可以說是天上地下的分別了。如果作者用這些八十年代的觀念，去理解三十年代的作家和作品，那必然就謬之千里了。當然，目前正有一些理論，主張用八十年代的新觀念，去觀察中國幾千年的舊歷史。對此，我略有迷惑：第一，不知道這種所謂新觀念，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觀念？它與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有多大差別？第二，用這種觀念，作用於歷史，作用於文學藝術，其成果如何？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有它多年形成的觀念，比如熱愛祖國的觀念，抵抗外族入侵的觀念。這不是一個時代的觀念，更不是哪一個年代的觀念，它將貫穿一個民族的始終。 中國歷史多次證明：一種新的觀念的形成，或一種舊的觀念的消失，都不是輕而易舉的。要經過長期的、曲折的、反覆的認識和實踐的過程。因此，新的名詞，新的學問，都不等於新的觀念。都是生活方式的某些改變，也並不證明新的觀念已經在人的頭腦裡形成。 不過，每一個年代，總是有它的特點的。它總是突出某一種觀念，在當時甚至也可以說是新的觀念。例如抗日戰爭，土地改革，全國解放，就都有它的特點，都有它突出的觀念。 以此，形成一個作家的特色，一部作品的靈魂。 同樣，作家個人在這一時代中的經歷，他的生活，他的修養，他的思想、心理、氣質，他的遭遇，作傳者必須有詳細準確的材料，有洞察的判斷力，有文字傳達的功能，有進入時代，與作家共命運同呼吸的同情之心。 都說司馬遷的傳記寫得好，魯迅譽之為無韻之離騷，史家之絕唱。歷史、文學兼而有之，並臻極頂。究其原因，在於司馬遷掌握材料之多，用心之細，感情之豐盛，文字之相副。目前有許多人，認為司馬遷的著作，是加有虛擬手法的報告文學，這真是誤解。司馬遷文章所以寫得好，首先因為他寫的是歷史，歷史真實性強，令人信服，才成了文學作品。 並不是有了文學的「生動」，才成了歷史家。如果是那樣，他的著作就會一錢不值，更不用說流傳千古，奉為經典了。 所以，寫傳記，首先是存實，然後才是文采。先求歷史家欣賞，後求文藝家欣賞。其方法主要是掌握材料，判斷材料，取捨材料。對於一個作家，主要是按照時間順序，精讀他的作品不放過一篇文章。我這裡說的精讀，就是細讀。有的人說是研究，卻連作家主要作品的篇目，都記不清，或把主要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弄錯，其他方面，還談得上準確可信嗎？我讀過一篇你們寫的文章，其中，把我的家鄉安平和教過書的安新混為一地；把我的朋友陳喬和陳肇混為一人，這是需要出書時改正的。有的人，研究一個作家，卻不願費力氣去讀他的作品，而是希望作家本人和他作竟日之談，或把材料寫給他。這也是一種偷懶取巧的辦法。 以上是就寫傳記而言。你們的題目上，還有一個「評」字。 傳記需要客觀，而評則需要主觀，似乎矛盾。其實，評是在研究作家和作品之後作出的，所以仍是客觀基礎上的主觀。但寫評不要膽怯，不要顧慮太多，特別是不要顧慮作家本人看了如何如何，如果是那樣，最好是等作家死了以後再寫。要直抒己見，才能成一家之言。 申明同志：我多年老病，文思枯澀，即將從文壇告退。以上所談，與其說是發表意見，還不如說是酬答友情，更切實一些。 即祝 新年愉快！ 孫犁 1986年1月3日下午2時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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