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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使我難過的事，是聽到曼晴逝世的消息。 曼晴，在我心中，夠得上是一個好人。一個忠厚的人，一個誠實的人，一個負責的人。稱之為朋友，稱之為戰友，稱之為同志，都是當之無愧的。 曼晴像一個農民。我同他的交遊，已寫在《吃粥有感》一文，和為他的詩集寫的序言之中。文中記述，一九四○年冬季反掃蕩時，我同他結伴，在荒涼、沉寂和恐怖的山溝裡活動的情景：一清早上山，拔幾個胡蘿蔔充飢；夜晚，背靠背宿在羊群已經轉移的空羊圈裡。就在這段時間，我們聯名發表了兩篇戰鬥通訊。 這也可以說是戰鬥。實際上，既沒有戰鬥部隊掩護，也沒有地方幹部帶路。我們沒有攜帶任何武器，游而不擊，「流竄」在這一帶的山頭、山谷。但也沒有遇到過敵人，或是狼群，只遭到一次瘋狂的轟炸。 一想起曼晴，就會想起這段經歷。後來，我們還寫了充滿浪漫蒂克情調的詩和小說。 以上這些情景，隨著時間的推移，伴著一代人的消亡，已經逐漸變成遙遠的夢境，褪色的傳奇，古老的童話，和引不起興趣的說教。 我很難說清，自己當前的心情。曼晴就不會想這麼多，雖然他是詩人。曼晴是一個很實際的人，從不胡思亂想。 抗日戰爭時期，曼晴編輯《詩建設》（油印），發表過我的詩作。解放戰爭時期，他編輯《石家莊日報》（小報），發表過我寫的小說。「文革」以後，他在石家莊地區文聯，編輯土裡土氣的刊物《滹沱河畔》。我的詩，當時沒有地方發表，就給他寄去，他都給刊出了。後來，我請他為我的詩集，寫一篇序言。文中他直率地說，他並不喜歡我那些沒有韻腳的詩。 我不斷把作品寄到他手中，是因為他可以信賴；他不喜歡我的詩，而熱情刊登，是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 曼晴活了八十歲。這可以說是好人長壽，福有應得。他離休時，是地區文聯主席，黨組書記。官職不能算高，可也是他達到的最高職位了。比起顯赫的戰友，是顯得寒酸了一些。但人們都知道，曼晴是從來不計較這些的。他為之奮鬥的是詩，不是官位。 他在詩上，好像也沒有走紅運。晚年才出版了一本詩集，約了幾個老朋友座談了一下，他已經很是興奮。不顧大病初癒，又爬山登高，以致舊病復發，影響了健康，直到逝世。 這又可以說，他為詩奮鬥了一生，詩也給他帶來了不幸。 1989年3月7日論曰：友朋之道，實難言矣。我國自古重視朋友，列為五倫之一。然違反友道之事實，不只充斥於史記載籍，且氾濫於戲曲小說。聖人通達，不悖人情之常，只言友三益。直、諒、多聞之中，直最為重要。直即不曲，實事求是之義。歷史上固有趙氏孤兒，刎頸之交等故事，然皆為傳奇，非常人所能。士大夫只求知音而已。至於《打漁殺家》，倪榮贈了些銀兩，蕭恩慨歎說：這才是我的好朋友啊，也只是江湖義氣，不足為重。古人所說：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以及：使生者死，死者復生，見面無愧於心等等，都是因世態而設想，發明警語，歎人情之冷暖多變也。舊日北京，官場有俗語：太太死了客滿堂，老爺死了好淒涼，也是這個意思，雖然有輕視婦女的味道。然而，法尚且不責眾，況人情乎？以文革為例：涉及朋友，保持沉默，已屬難得；如責以何不為朋友辯解，則屬不通。談一些朋友的缺點，也在理應之例，施者受者，事後均無須介意。但如無中生有，胡言亂語，就有點不夠朋友了。至於見利忘義，栽贓陷害，賣友求榮，則雖旁觀路人，婦人孺子，亦深鄙之，以為不可交矣：人重患難之交，自亦有理。然古來又多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之人。此等人，多出自政治要求，權力之事，可不多贅。 余之交友，向如萍水相逢，自然相結，從不強求。對顯貴者，有意稍遜避之；對失意者，亦不輕易加惠於人。遵淡如水之義，以求兩無傷損。余與曼晴，性格相同，地位近似，一樣水平，一路腳色，故能長期保持友誼，終其生無大遺憾也。 8日晨又記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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