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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春天吧，我「解放」已經很久了，但處境還很困難，心情也十分抑鬱。於是決心向領導打一報告，要求回故鄉「體驗生活，準備寫作」。幸蒙允准。一擔行囊，回到久別的故鄉，寄食在一個堂侄家裡，鄉親們慶幸我經過這麼大的「運動」，安然生還，親戚間也攜籃提壺來問。最初一些日子，心裡得到不少安慰。 這次回老家，實際上是像魯迅說的，有一種動物，受了傷，並不嚎叫，掙扎著回到林子裡，倒下來，慢慢自己去舔那傷口，求得痊癒和平復。 老家並沒有什麼親人，只有叔父，也八十多歲了。又因為青年時就遠離鄉土，村子裡四十歲以下的人，對我都視若陌生。 這個小村莊，以林木著稱，四周大道兩旁，都是鑽天楊，已長成材。此外是大片大片柳桿子地，以經營農具和編織副業。靠近村邊，還有一些果木園。 侄子餵著兩隻山羊，需要青草。燒柴也缺。我每天背上一個柳條大筐，在道旁砍些青草，或是揀些柴棒。有時到滹沱河的大堤上去望望，有時到附近村莊的親戚家走走。 又聽到了那些小鳥叫；又聽到了那些草蟲叫；又在柳林裡揀到了雞腿蘑菇；又看到了那些黃色紫色的野花。 一天中午，我從野外回來，侄子告訴我，鎮上傳來天津電話，要我趕緊回去，電話聽不清，說是為了什麼劇本的事。 侄子很緊張，他不知大伯又出了什麼事。我一聽是劇本的事，心裡就安定下來，對他說： 「安心吃飯吧，不會有什麼變故。劇本，我又沒發表過劇本，不會再受批判的。」 「打個電話去問問嗎？」侄子問。 「不必了。」我說。 隔了一天，我正送親戚出來，街上開來一輛吉普車，迎面停住了。車上跳下一個人，是我的組長。他說，來接我回天津，參加創作一個京劇劇本。各地都有「樣板戲」了，天津領導也很著急。京劇團原有一個寫抗日時期白洋澱的劇本，上不去。因我寫過白洋澱，有人推薦了我。 組長在談話的時候，流露著一種神色，好像是為我慶幸： 領導終於想起你來了。老實講，我沒有注意去聽這些。劇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樣板戲？ 但這是命令，按目前形勢，它帶有半強制的性質。第二天我們就回天津了。 回到機關，當天政工組就通知我，下午市裡有首長要來，你不要出門。這一通知，不到半天，向我傳達三次。我只好在辦公室呆呆坐著。首長沒有來。 第二天。工作人員普遍檢查身體。內、外科，腦系科，耳鼻喉科，樓上樓下，很費時間。我正在檢查內科的時候，組裡來人說：市文教組負責同志來了，在辦公室等你。我去檢查外科，又來說一次，我說還沒檢查牙。他說快點吧，不能叫負責同志久等。我說，快慢在醫生那裡，我不能不排隊呀。 醫生對我的牙齒很誇獎了一番，雖然有一顆已經叫蟲子吃斷了。醫生向旁邊幾個等著檢查的人說： 「你看，這麼大的年歲，牙齒還這樣整齊，衛生工作一定做得好。運動期間，受衝擊也不太大吧？」 「唔。」我不知道牙齒整齊不整齊，和受衝擊大小，有何關聯，難道都要打落兩顆門牙，才稱得上脫胎換骨嗎？我正惦著樓上有負責同志，另外，嘴在張著，也說不清楚。 回到辦公室，組長已經很著急了。我一看，來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個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閱報紙的年輕人那裡努努嘴。暗示那就是負責同志。 他們來，也是告訴我參加劇本創作的事。我說，知道了。 過了兩天，市裡的女文教書記，真的要找我談話了，只是改了地點，叫我到市委機關去。這當然是隆重大典，我們的主任不放心，親自陪我去。 在一間不大不小的會議室裡，我坐了下來。先進來一位穿軍裝的，不久女書記進來了。我和她在延安做過鄰居，過去很熟，現在地位如此懸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結。她好像也有點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點架子也不拿，則對於旁觀者，起碼有失威信。 總之，談話很簡單，希望我幫忙搞搞這個劇本。我說，我沒有寫過劇本。 「那些樣板戲，都看了嗎？」她問。 「唔。」我回答。其實，罪該萬死，雖然在這些年，樣板戲以獨霸中夏的勢焰，充斥在文、音、美、劇各個方面，直到目前，我還沒有正式看過一出、一次。因為我已經有十幾年不到劇場去了，我有一個收音機，也常常不開。這些年，我特別節電。 一天晚上，去看那個劇本的試演。見到幾位老熟人，也沒有談什麼，就進了劇場。劇場燈光暗淡，有人扶持了我。 這是一本寫白洋澱抗日鬥爭的京劇。過去，我是很愛好京劇的，在北京當小職員時，經常節衣縮食，去聽富連成小班。有些年，也很喜歡唱。 今晚的印象是：兩個多小時，在舞台上，我既沒有能見到白洋澱當年抗日的情景，也沒有聽到我所熟悉的京戲。 這是「京劇革命」的產物。它追求的，好像不是真實地再現歷史，也不是忠實地繼承京劇的傳統，包括唱腔和音樂。 它所追求的，是要和樣板戲「形似」，即模仿「樣板」。它的表現特點為：追求電影場面，採取電影手法，追求大的、五光十色的、大轟大鬧、大哭大叫的群眾場面。它變單純的音樂為交響樂隊，瓦釜雷鳴。它的唱腔，高亢而淒厲，冗長而無味，缺乏真正的感情。演員完全變成了政治口號的傳聲筒，因此，主角完全是被動的，矯揉造作的，是非常吃力，也非常痛苦的。繁重的唱段，連續的武打，使主角聲嘶力竭，假如不是青年，她會不終曲而當場暈倒。 戲劇演完，我記不住整個故事的情節，因為它的情節非常支離；也喚不起我有關抗日戰爭的回憶，因為它所寫的抗日戰爭，完全不是那麼回事，甚至可以說是不著邊際。整個戲鑼鼓喧天，槍炮齊鳴，人出人進，亂亂轟轟。不知其何以開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終。 第二天，在中國大戲院休息室，開座談會，我準備了一個發言提綱。參加會的人很不少，除去原有創作組，主要演員，劇團負責人，還有文化局負責人，文化口軍管負責人。 《天津日報》還派去了一位記者。 我坐在那裡，斟酌我的發言提綱。忽然，坐在我旁邊的文化局負責人，推了我一下。我抬頭一看，女書記進來了，全場的人都站了起來。我也跟著站了起來。女書記在我身邊坐下，會議開始。 在會上，我談了對這個戲的印象，說得很緩和，也很真誠。並談了對修改的意見，詳細說明當時冀中區和白洋澱一帶，抗日戰爭的形勢，人民鬥爭的特點，以及敵人對這一地區殘酷「掃蕩」的情況。 大概是因為我講的時間長了一些，別的人沒有再講什麼，女書記作了一些指示，就散會了。 後來我才知道，昨天沒有人講話，並不是同意了我的意見。在以後只有創作組人員參加的討論會上，舊有成員，開始提出了反對意見，並使我感到，這些反對意見，並不純粹屬於創作方面，而是暗示：一、他們為這個劇本，已經付出了很長的時間和很大的精力，如果按照我的主張，他們的劇本就要從根本上推翻。二、不要奪取他們創作樣板戲可能得到的功勞。三、我是剛剛受過批判的人物，能算老幾。 我從事文藝工作，已經有幾十年。所謂名譽，所謂出風頭，也算夠了。這些年，所遭凌辱，正好與它們抵消。至於把我拉來寫唱本，我也認為是修廢利舊，並不感到委屈。因此，我對這些富於暗示性的意見，並不感到傷心，也不感到氣憤。它使我明白了文藝創作的現狀。使我奇怪的是，這個創作組，曾不只一次到白洋澱一帶，體驗生活，進行訪問，並從那裡弄來一位當年的游擊隊長，長期參與他們的創作活動。 為什麼如此無視抗日戰爭的歷史和現實呢？這位游擊隊長，戰鬥英雄，為什麼也尸位素餐，不把當年的歷史情況和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他們呢？ 後來我才明白，一些年輕人，一些「文藝革命」戰士，只是一心要「革命」，一心創造樣板，已經迷了心竅，是任何意見也聽不進去的。 不知為了什麼，軍管人員在會上支持我的工作，因此，劇本討論仍在進行。 這就是目前大為風行的集體創作：每天大家坐在一處開會，今天你提一個方案，明天他提一個方案，互相抵消，一事無成。積年累月，寫不出什麼東西，就不足為怪了。 夏季的時候，我們到白洋澱去。整個劇團也去，演出現在的劇本。 我們先到新安，後到王家寨，這是澱邊上一個比較大的村莊。我住在村南頭（也許不準確，因為我到了白洋澱，總是轉向，過去就發生過方向錯誤）。一間新蓋的、隨時可以放眼水澱的、非常乾淨的小房裡。 房東是個老實的莊稼人。他的愛人，比他年輕好多，非常精明。他家有幾個女兒，都長得秀麗，又都是編席快手，一家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經年近三十，還沒有訂婚，原因是母親不願失去她這一雙織席賺錢的巧手。大姑娘終日默默不語。她的處境，我想會慢慢影響下面那幾個逐年長大的妹妹。母親固然精明，這個決策，未免殘酷了一點。 在這個村莊，我還認識了一位姓魏的幹部。他是專門被派來招呼劇團的，在這一帶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這個詞兒，後來才體會到，就是好攤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莊，要見世面，總離不開這種人。因為村子裡的豬只到處跑，蒼蠅到處飛，我很快就拉起痢來，他對我照顧得很周到。 住了一程子，我們又到了郭裡口。這是澱裡邊的一個村莊，當時在生產上，好像很有點名氣，經常有人參觀。 在大隊部，村幹部為我們舉行了招待會，主持會的是村支部宣傳委員劉雙庫。這個小伙子，聽說在新華書店工作過幾年，很有口才，還有些派頭。 當介紹到我，我說要向他學習時，他大聲說：「我們現在寫的白洋澱，都是從你的書上抄來的。」使我大吃一驚。後來一想，他的話恐怕有所指吧。 當天下午，我們坐船去參觀了他們的「圍堤造田」。現在，白洋澱的水，已經很淺了，湖面越來越小。蘆葦的面積，也有很大縮減，荷花澱的規模，也大不如從前了。正是荷花開放的季節，我們的船從荷叢中穿過去。澱裡的水，不像過去那樣清澈，水草依然在水裡浮蕩，水禽不多，魚也很少了。 確是用大堤圍起了一片農場。據說，原是同口陳調元家的葦蕩。 實際上是葦蕩遭到了破壞。糧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葦的收成，圍堤造田，不過是個新鮮名詞。所費勞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償失的。 隨後，又組織了訪問。因為劇本是女主角，所以訪問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幾位婦救會員，其中一位名叫曹真。她已經四十多歲了。她的穿著打扮，還是三十年代式：白夏布短衫，長髮用一隻卡子束攏，搭在背後。抗日時，她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姑娘，在蘆葦澱中的救護船上，她曾多次用嘴哺養那些傷員。她的相貌，現在看來，也可以說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當年可想而知。 她在二十歲時，和一個區幹部訂婚，家裡常常掩護抗日人員。就在這年冬季，敵人抓住了她的丈夫，在冰封的白洋澱上，砍去了他的頭顱。她，哭喊著跑去，收回丈夫的屍首掩埋了。她還是做抗日工作。 全國勝利以後，她進入中年，才和這村的一個人結了婚。 她和我談過往事，又說：勝利以後，村裡的宗派鬥爭，一直很厲害，前些年，有二十六名老黨員，被開除黨籍，包括她在內。現在，她最關心的，是什麼時候才能解決她們的組織問題。她知道，我是無能為力的，她是知道這些年來老幹部的處境的。但是，她願意和我談談，因為她知道我曾經是抗日戰士，並寫過這一帶的抗日婦女。 在她面前，我深感慚愧。自從我寫過幾篇關於白洋澱的文章，各地讀者都以為我是白洋澱人，其實不是，我的家離這裡還很遠。 另外，很多讀者，都希望我再寫一些那樣的小說。讀者同志們，我向你們抱歉，我實在寫不出那樣的小說來了。這是為什麼？我自己也說不出。我只能說句良心話，我沒有了當年寫作那些小說時的感情，我不願用虛假的事情，去欺騙讀者。那樣，我就對不起坐在對面的曹真同志。她和她的親人，在抗日戰爭時期，是流過真正的血和淚的。 這些年來，我見到和聽到的，親身體驗到的，甚至刻骨鏤心的，是另一種現實，另一種生活。它與抗日戰爭時期的現實生活，大不一樣，甚至相反。抗日戰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種神聖的戰爭。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犧牲。他們的思想、行動升到無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極其細緻的部分，也充滿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 這些年來，林彪等人，這些政治騙子，把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幹部和人民，踐踏成了什麼樣子！他們的所作所為，反映到我腦子裡，是虛偽和罪惡。這種東西太多了，它們排擠、壓抑，直至銷毀我頭腦中固有的，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這就像風沙摧毀了花樹，糞便污染了河流，鷹梟吞噬了飛鳥。善良的人們，不要再責怪花兒不開、鳥兒不叫吧！它受的傷太重了，它要休養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觀察氣候，它要審視周圍。 我重遊白洋澱，當然想到了抗日戰爭。但是這一戰爭，在我心裡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在前一生經歷的，也好像是在昨夜夢中經歷的。許多兄弟，在戰爭中死去了，他們或者要漸漸被人遺忘。另有一部分兄弟，是在前幾年含恨死去的，他們臨死之前，一定也想到過抗日戰爭。 世事的變化，常常是出於人們意料之外的。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血和淚。 坐在我面前的女戰士，她的鬢髮已經白了，她的臉上，有很深的皺紋，她的心靈之上，有很重的創傷。 假如我把這些感受寫成小說，那將是另一種面貌，另一種風格。我不願意改變我原來的風格，因此，我暫時決定不寫小說。 但是現在，我身不由主，我不得不參加這個京劇腳本的討論。我們回到天津，又討論了很久，還是沒有結果。我想出一個金蟬脫殼之計：自己寫一個簡單腳本，交上去，聲明此外已無能為力。 我對京劇是外行，又從不禮拜甚至從不理睬那企圖支配整個民族文化的「樣板戲」，劇團當然一字一句也沒有採用我的劇本。 1979年5月25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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