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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代中期，我在保定上中學。學校有一個月刊，文藝欄刊登學生的習作。 我的國文老師謝先生是海音社的詩人，他出版的詩集，只有現在的袖珍月曆那樣大小，詩集的名字已經忘記了。 這證明他是「五四」以後，從事新文學運動的人物，但他教課，卻喜歡講一些中國古代的東西。另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他從預備室走出來，除去眼睛總是望著天空，就是挾著一大堆參考書。到了課室，把參考書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檢閱，下課時又照樣搬走，直到現在，我也沒想通他這是所為何來。 每次發作文卷子的時候，如果誰的作文簿中間，夾著幾張那種特大的稿紙，就是說明誰的作業要被他推薦給月刊發表了，同學們都特別重視這一點。 那種稿紙足足有現在的《參考消息》那樣大，我想是因為當時的排字技術低，稿紙的行格，必須符合刊物實際的格式。 在初中幾年間，我有幸在這種大稿紙上抄寫過自己的作文，然後使它變為鉛字印成的東西。高中時反而不能，大概是因為換了老師的緣故吧。 學校畢業以後，我也曾有靠投稿維持生活的雄心壯志，但不久就證明是一種癡心妄想，只好去當小學教師。這樣一日三餐，還有些現實可能性，雖然也很不保險。 生活在青年人的面前，總是要展開新的局面的。偉大的抗日戰爭爆發了，寫作竟出乎意料地成為我後半生的主要職業。 抗日戰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是有槍出槍，有力出力。我的家鄉有些子弟就是跟著槍出來抗日的。至於我們，則是帶著一支筆去抗日。沒有硃砂，紅土為貴。窮鄉僻壤，沒有知名的作家，我們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馳騁起來。 油印也好，石印也好，破本草紙也好，黑板土牆也好，都是我們發表作品的場所。也不經過審查，也不組織評論，也不爭名次前後，大家有作品就拿出來。群眾認為：你既不能打槍，又不能放炮，寫寫稿件是你的職責；領導認為：你既是文藝幹部，寫得越多越快越好。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的寫作，真正是一種盡情縱意，得心應手，既沒有干涉，也沒有限制，更沒有私心雜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這是初生之犢，又遇到了好的時候：大敵當前，事業方興，人盡其才，物盡其用。 全國解放以後，則是另外一種情形。思想領域的鬥爭被強調了，文藝作品的傾向，常常和政治鬥爭聯繫起來，作家在犯錯誤後，就一蹶不振。在寫作上，大家開始執筆躊躇，小心翼翼起來。 但在解放初，戰爭時期的余風猶烈，進城以後，我還是寫了不少東西。一九五六年大病之後，就幾乎沒有寫。加上一九六六年以後的十年，我在寫作上的空白階段，竟達二十年之久。 人被「解放」以後，仍住在被迫遷居的一間小屋裡。沒有書看，從一個朋友的孩子那裡借來一冊大學用的文學教材，內有歷代重要作品及其作者的介紹，每天抄錄一篇來誦讀。 患難餘生，痛定思痛。我居然發哲人的幽思，想到一個奇怪的問題：在歷史上，這些作者的遭遇，為什麼都如此不幸呢？難道他們都是糊塗蟲？假如有些聰明，為什麼又都像飛蛾一樣，情不自禁地投火自焚？我掩卷思考。思考了很長時間，得出這樣一個答案：這是由文學事業的特性決定的。是現實主義促使他們這樣幹，是浪漫主義感召他們這樣幹。說得冠冕一些，他們是為正義鬥爭，是為人生鬥爭。文學是最忌諱說誑話的。文學要反映的是社會現實。文學是要有理想的，表現這種理想需要一種近於狂放的熱情。有些作家遇到的不幸，有時是因為說了天真的實話，有時是因為過於表現了熱情。 按作品來說，天才莫過於司馬遷。這樣一個能把三皇五帝以來的，錯綜複雜的歷史，勒成他一家之言，並評論其得失，成為天下定論的人，竟因一語之不投機，下於蠶室，身受腐刑。他描繪了那麼多的人物，難道沒有從歷史上吸取任何一點可以用之於自身的經驗教訓嗎？ 班固完成了可與《史記》媲美的《漢書》，他特別評論了他的先驅者司馬遷，保存了那篇珍貴的材料——《報任少卿書》，使司馬遷的不幸遭遇留傳後世。班固的評論，是何等高超，多麼有見識，但是，他竟因為投身於一個武人的幕下，最後瘐死獄中。對於自己，又何其缺乏先見之明啊！ 歷史經驗，歷史教訓，即使是前人真正用血寫下的，也並不是一定就能接受下來。歷史情況，名義和手法在不斷變化。例如，在二十世紀之末，世界文明高度發展之時，竟會出現林彪、「四人幫」，夢想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建立封建王朝。在文化革命的旗幟之下，企圖滅絕幾千年的民族文化。遂使藝苑凋殘，文士橫死，人民受辱，國家遭殃。這一切，確非頭腦單純，感情用事的作家們所能預見得到的。 魯迅說過，讀中國舊書，每每使人意志消沉，在經歷一番患難之後，尤其容易如此。我有時也想：恐怕還是東方朔說得對吧，人之一生，一龍一蛇。或者准聲而歌，投跡而行，會減少一些危險吧？ 這些想法都是很不健康，近於傷感的。一個作家，不能夠這樣，也不應該這樣。如上所述，作家永遠是現實生活的真美善的衛道士。他的職責就是向邪惡虛偽的勢力進行戰鬥。 既是戰鬥，就可能遇到各色敵人，也可能遇到各種的犧牲。 在「四人幫」還沒被揭露之前，有人幾次對我說：寫點東西吧，亮亮相吧。我說，不想寫了，至於相，不是早已亮過了嗎？在運動期間，我們不只身受凌辱，而且畫影圖形，傳檄各地。老實講，在這一時期，我不僅沒有和那些幫派文人一校短長的想法，甚至恥於和他們共同使用那些鉛字，在同一個版面上出現。 這時，我從勞動的地方回來，被允許到文藝組上班了。經過幾年風雨，大樓的裡裡外外，變得破爛、凌亂、擁擠。但人們的精神面貌好像已經漸漸地從前幾年的狂亂、疑忌、歇斯底里狀態中恢復過來。一位調離這裡的老同志留給我一張破桌子。據說好的辦公桌都叫進來佔領新聞陣地的人佔領了。 我自己搬來一張椅子，在組裡坐下來。組長向全組宣佈了我的工作：登記來稿，覆信；並鄭重地說：不要把好稿退走了。 說良心話，組長對我還過得去。他不過是擔心我受封資修的毒深而且重，不能鑒賞幫八股的奧秘，而把他們珍視的好稿遺漏。 我是內行人，我知道我現在擔任的是文書或見習編輯的工作。我開始拆開那些來稿，進行登記，然後閱讀。據我看，來稿從質量看，較之前些年，大大降低了。作者們大多數極不嚴肅，文字潦草，內容雷同。語言都是從報上抄來。遵照組長的意旨，我把退稿信寫好後，連同稿件推給旁邊一位同事，請他複審。 這樣工作了一個時期，倒也相安無事。我只是感到，每逢我無事，坐在窗前一張破舊骯髒的沙發上休息的時候，主任進來了，就向我怒目而視，並加以睥睨。這也沒什麼，這些年我已經鍛煉得對一切外界境遇，麻木不仁。我仍舊坐在那裡。可以說既無戚容，亦無喜色。 同組有一位女同志，是熟人，出於好心，她把我叫到她的位置那裡，對我進行幫助。她和藹地說： 「你很長時間在鄉下勞動，對於當前的文藝精神，文藝動態，不太瞭解吧？這會給工作帶來很大困難。」 「唔。」我回答。 她桌子上放著一個小木匣，裡面整整齊齊裝著厚厚的一疊卡片。她談著談著，就拿出一張卡片念給我聽，都是林彪和江青的語錄。 現在，林彪和江青關於文藝的胡說八道，被當做金科玉律來宣講。顯然，他們比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具有權威性，還受到尊重。他們的聰明才智，也似乎超過了古代哲人亞里士多德。我不知這位原來很天真的女同志，心裡是怎樣想的，她的表情非常嚴肅認真。 等她把所有的卡片，都講解完了，我回到我的座位上去。 我默默地想：古代的邪教，是怎樣傳播開的呢？是靠教義，還是靠刀劍？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初，為什麼有那麼多的人，跟著希特勒這樣的流氓狂叫狂跑？除去一些不逞之徒，唯恐天下不亂之外，其餘大多數人是真正地信服他，還是為了暫時求得活命？ 中午，在食堂吃過飯，我擺好幾張椅子，枕著一捆報紙，在辦公室睡覺，這對幾年來，過著非常生活的我，可以說是一種暫時的享受。天氣漸漸冷了，我身上蓋著一件破舊的抗日戰爭時期的戰利品，日本軍官的黃呢斗篷，觸景傷情地想： 在那樣殘酷的年代，在野蠻的日本軍國主義面前，我們的文藝隊伍，我們的兄弟，也沒有這幾年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毒害下，如此慘重的傷亡和損失。而滅絕人性的林彪竟說，這個損失，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戰役，比不上一次瘟疫。 1978年12月11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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