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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人民文學》編輯部，贈送我一本新版的《子夜》，我就利用原來的紙封，給它包上新的書皮。這是童年讀書時期養成的一種愛護書籍的習慣，一直沒有改，遇到心愛的書，總得先把它保護好，然後才看著舒適放心。 前幾年，當我的書籍發還以後，我發見其中現代和當代文藝作品，《辭源》和各種大辭典全部不見了，這是可以理解的。而有關書目的書，也全部丟失，這就使我頗為奇怪。難道在執事諸公中間，竟有人發思古之幽情，對這門冷僻的學科，忽然發生了學習的興趣，想借此機會加以研究和探討嗎？ 據一位當事人員對我說：你是書籍的大戶，所以還能保留下這麼多。那些零星小戶，想找回一本也困難了。 對這些殘存的書，我差不多無例外地給它們包裹了新裝，也是利用一些舊封套，這種工作，幾乎持續了兩年之久。因為書籍在外播遷日久，不只蒙受了風塵，而且因為搬來運去，大部分也損傷了肌體。把它們修整修整，換件新衣，也是紀念它們經歷一番風雨之後，面貌一新的意思。 每逢我坐在桌子前面，包裹書籍的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靜，很是愉快的。一個女同志曾說，看見我專心致志地修補破書的樣子，就和她織毛活、補舊衣一樣，確實是很好的休息腦子的工作。 是這樣。我對書有一種強烈的，長期積累的，職業性的愛好。一接觸書，我把一切都會忘記，把它弄得整整齊齊，乾乾淨淨，我覺得是至上的愉快。現在，面對的是久別重逢的舊友，雖然也有石兄久違之歎，苦無絳芸警辟之辭，只是包書皮而已。 至於《子夜》，我原來有一本初版本。這是在三十年代初很不容易才得到的。《子夜》的出版，是中國革命文壇上的一件大事。魯迅先生很為這一重大收穫高興，在他的書信集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當時寫信給遠在蘇聯的朋友說：我們有《子夜》，他們寫不出。我們，是指左聯；他們，是指國民黨御用文人。 當時，我正在念高中，多麼想得到這本書。先在圖書館借來看了，然後把讀書心得寫成一篇文章，投稿給開明書店辦的《中學生》雜誌。文章被採用了，登在年終增刊上，給了我二元錢的書券，正好，我就用這錢，向開明書店買了一本《子夜》。書是花布面黃色道林紙精裝本，可以想像我是多麼珍惜它。 越是珍惜的東西，越是容易失去。我的書，在抗日戰爭期間，全部損失。敵人對游擊區的政策是「三光」，何況是書！ 這且不去談它。有些書，卻是家人因為怕它招災惹禍——可以死人，拿它來燒火做飯了。 勝利以後，我曾問過我的妻子：你拿我的書燒火，就不心疼嗎？ 她說：怎麼不心疼？一是你心愛的東西；二是省吃儉用拿錢買來的。我把它們堆在灶火膛前，挑挑撿撿捨不得燒。但一想到上次被日本人發現的危險情景，就合眉閉眼把它扔進火裡去了。有些書是布皮，我就撕下來，零碎用了。 我從她的談話中，明白了《子夜》可能遭到的下場。 人類發明了文字，有了書籍以來，無論是策、札、紙、帛，抄寫或印刷，書籍在賦予人類以知識與智慧的同時，它自己也不斷遭遇著興亡、成敗、榮辱、聚散，存在或消失的兩種極其相反的命運。但好的，對人類有用的書，是不會消滅的，總會流傳下來，這是書籍的一種特殊天賦。 我初讀《子夜》的時候，保定這個北方的古老城市，好像時時刻刻都在預報著時代的暴風雨。聖潔的祖國土地，已經遭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兩次凌暴，即「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革命的書籍——新興社會科學和十月革命以後的文學，在大大小小的書店裡，無所顧忌地陳列著，有的就擺在街頭地下出賣，非常齊全，價格便宜。在這一時期，我生吞活剝地讀了幾種馬列主義的經典著作，初步得到了一些辯證法和唯物主義的知識。 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交接期，是革命思想大傳播的時代，茅盾同志創作《子夜》，也是在這種潮流下，想用社會分析的方法，反映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並力圖以這部小說來推動這個偉大的潮流。我從這個想法出發，寫了那篇讀後感，文章很短。 在那一時期，假的馬克思主義，即掛羊頭賣狗肉的書籍也不少，青年人一時難以辨認，常常受騙上當。有些雜誌，不只名字引人，封面都是深紅色的，顯得非常革命，裡面馬列主義的引文也不少，但實際上是反馬列主義的，這是後來經魯迅先生指出，我才得明白的。 但青年學生也究竟從馬列主義的原著，從一些真正革命的作家那裡，初步獲得了正確的革命觀點，運用到他們的創作和行動之中。 1978年春天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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