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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家是彪塚村，在滹沱河北岸，離我們家有十四五里路。當我初上小學，夜晚溫書時，母親給我講過這樣一個故事：母親姐妹四人，還有兩個弟弟，母親是最大的。外祖父和外祖母，只種著三畝當來的地，一家八口人，全仗著織賣土布生活。外祖母、母親、二姨，能上機子的，輪流上機子織布。三姨、四姨，能幫著經、紡的，就幫著經、紡。人歇馬不歇，那張停放在外屋的木機子，晝夜不閒著，這個人下來吃飯，那個人就上去織。外祖父除種地外，每個集日（郎仁鎮）背上布去賣，然後換回線子或是棉花，賺的錢就買糧食。 母親說，她是老大，她常在夜間織，機子上掛一盞小油燈，每每織到雞叫。她家東鄰有個唸書的，準備考秀才，每天夜裡，大聲唸書，聲聞四鄰。母親說，也不知道他念的是什麼書，只聽著隔幾句，就「也」一聲，拉的尾巴很長，也是一念就念到雞叫。可是這個人念了多少年，也沒有考中。正像外祖父一家，織了多少年布，還是窮一樣。 母親給我講這個故事，當時我雖然不明白，其目的是為了什麼，但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生也沒有忘記。是鼓勵我用功嗎？好像也沒有再往下說；是回憶她出嫁前的艱難辛苦的生活經歷吧。 這架老織布機，我幼年還見過，煙熏火燎，通身變成黑色的了。 外祖父的去世，我不記得。外祖母去世的時候，我記得大舅父已經下了關東。二舅父十幾歲上就和我叔父趕車拉腳。 後來遇上一年水災，叔父又對父親說了一些閒話，我父親把牲口賣了，二舅父回到家裡，沒法生活。他原在村裡和一個婦女相好，女的見從他手裡拿不到零用錢，就又和別人好去了。二舅父想不開，正當年輕，竟懸樑自盡。 大舅父在關東混了二十多年，快五十歲才回到家來。他還算是本分的，省吃儉用，帶回一點錢，買了幾畝地，娶了一個後婚，生了一個兒子。 大舅父在關外學會打獵，回到老家，他打了一條鳥槍，春冬兩閒，好到野地裡打兔子。他槍法很準，有時串游到我們村莊附近，常常從他那用破布口袋縫成的掛包裡，掏出一隻兔子，交給姐姐。母親趕緊給地去做些吃食，他就又走了。 他後來得了抽風病。有一天出外打獵，病發了，倒在大道上，路過的人，偷走了他的槍枝。他醒過來，又急又氣，從此竟一病不起。 我記得二姨母最會講故事，有一年她住在我家，母親去看外祖母，夜裡我哭鬧，她給我講故事，一直講到母親回來。 她的丈夫，也下了關東，十幾年後，才叫她帶著表兄找上去。 後來一家人，在那裡落了戶。現在已經是人口繁衍了。 1982年5月30日 我幼小的時候，我家住在這個村莊的北頭。門前一條南北大車道，從我家北牆角轉個彎，再往前去就是野外了。斜對門的一家，就是瞎周家。 那時，瞎周的父親還活著，我們叫他和尚爺。雖叫和尚，他的頭上卻留著一個「毛刷」，這是表示，雖說剪去了髮辮，但對前清，還是不能忘懷的。他每天拿一個小板凳，坐在門口，默默地抽著煙，顯得很寂寞。 他家的房舍，還算整齊，有三間磚北房，兩間磚東房，一間磚過道，黑漆大門。西邊是用土牆圍起來的一塊菜園，地方很不小。園子旁邊，樹木很多。其中有一棵臭椿樹，這種樹木雖說並不名貴，但對孩子們吸引力很大。每年春天，它先掛牌子，摘下來像花朵一樣，樹身上還長一種黑白斑點的小甲蟲，名叫「椿象」，捉到手裡，很好玩。 聽母親講，和尚爺，原有兩個兒子，長子早年去世了。次子就是瞎周。他原先並不瞎，娶了媳婦以後，因為婆媳不和，和他父親分了家，一氣之下，走了關東。臨行之前，在庭院中，大喊聲言： 「那裡到處是金子，我去發財回來，天天吃一個肉丸的、順嘴流油的餃子，叫你們看看。」 誰知出師不利，到關東不上半年，學打獵，叫火槍傷了右眼，結果兩隻眼睛都瞎了。同鄉們湊了些路費，又找了一個人把他送回來。這樣來回一折騰，不只沒有發了財，還欠了不少債，把僅有的三畝地，賣出去二畝。村裡人都當做笑話來說，並且添油加醋，說哪裡是打獵，打獵還會傷了自己的眼？是當了紅鬍子，叫人家對面打瞎的。這是他在家不行孝的報應，是生分畜類孩子們的樣子！ 為了生活，他每天坐在只鋪著一張蓆子的炕上，在裸露的大腿膝蓋上，搓麻繩。這種麻繩很短很細，是穿銅錢用的，就叫錢串兒。每到集日，瞎周拄上一根棍子，拿了搓好的麻繩，到集市上去賣了，再買回原麻和糧食。 他不像原先那樣活潑了。他的兩條眉毛，緊緊鎖在一起，腦門上有一條直直立起的粗筋暴露著。他的嘴唇，有時咧開，有時緊緊閉著。有時臉上的表情像是在笑，更多的時候像是要哭。 他很少和人談話，別人遇到他，也很少和他打招呼。 他的老婆，每天守著他，在炕的另一頭紡線。他們生了一個男孩。歲數和我相仿。 我小時到他們屋裡去過，那屋子裡因為不常撩門簾，總有那麼一種近於狐臭的難聞的味道。有個大些的孩子告訴我，說是如果在歇晌的時候，到他家窗前去偷聽，可以聽到他兩口子「辦事」。但誰也不敢去偷聽，怕遇到和尚爺。 瞎周的女人，給我留下的印象，有些像魯迅小說裡所寫的豆腐西施。她在那裡站著和人說話，總是不安定，前走兩步，又後退兩步。所說的話，就是小孩子也聽得出來，沒有絲毫的誠意。她對人沒有同情，只會幸災樂禍。 和尚爺去世以前，瞎周忽然緊張了起來，他為這一樁大事，心神不安。父親的產業，由他繼承，是沒有異議或紛爭的。只是有一個細節，議論不定。在我們那裡，出殯之時，孝子從家裡哭著出來，要一手打幡，一手提著一塊瓦，這塊瓦要在靈前摔碎，摔得越碎越好。不然就會有許多說講。管事的人們，擔心他眼瞎，怕瓦摔不到靈前放的那塊石頭上，那會大殺風景，不吉利，甚至會引起哄笑。有人建議，這打幡摔瓦的事，就叫他的兒子去做。 瞎周斷然拒絕了，他說有他在，這不是孩子辦的事。這是他的職責，他的孝心，一定會感動上天，他一定能把瓦摔得粉碎。至於孩子，等他死了，再摔瓦也不晚。 他大概默默地做了很多次練習和準備工作，到出殯那天，果然，他一摔中的，瓦片摔得粉碎。看熱鬧的人們，幾乎忍不住要拍手叫好。瞎周心裡的洋洋得意，也按捺不住，形之於外了。 他什麼時候死去的，我因為離開家鄉，就不記得了。他的女人現在也老了，也糊塗了。她好貪圖小利，又常常利令智昏。有一次，她從地裡拾莊稼回來，走到家門口，遇見一個人，抱著一隻雞，對她說： 「大娘，你買雞嗎？」 「俺不買。」 「便宜呀，隨便你給點錢。」 她買了下來，把雞抱到家，放到雞群裡面，又撒了一把米。 等到兒子回來，她高興地說： 「你看，我買了一隻便宜雞。真不錯，它和咱們的雞，還這樣合群兒。」 兒子過來一看說： 「為什麼不合群？這原來就是咱家的雞麼！你遇見的是一個小偷。」 她的兒子，抗日剛開始，也幹了幾天游擊隊，後來一改編成八路軍，就跑回來了。他在集市上偷了人家的錢，被送到外地去勞改了好幾年。她的孫子，是個安分的青年農民，現在日子過得很好。 1982年5月31日上午續寫畢 楞起叔小時，因沒人看管，從大車上頭朝下栽下來，又不及時醫治——那時鄉下也沒法醫治，成了駝背。 他是我二爺的長子。聽母親說，二爺是個不務正業的人，好喝酒，喝醉了就搬個板凳，坐在院里拉板胡，自拉自唱。 他家的宅院，和我家只隔著一道牆。從我記事時，楞起叔就給我一個好印象——他的脾氣好，從不訓斥我們。不只不訓斥，還想方設法哄著我們玩兒。他會捕鳥，會編鳥籠子，會編蟈蟈葫蘆，會結網，會摸魚。他包管割墳草的差事，每年秋末冬初，墳地裡的草衰白了，田地裡的莊稼早就收割完了，蟈蟈都逃到那混雜著荊棘的墳草裡，平常捉也沒法捉，只有等到割草清墳之日，才能暴露出來。這時的蟈蟈很名貴，養好了，能養到明年正月間。 他還會彈三弦。我幼小的時候，好聽大鼓書，有時也自編自唱，敲擊著破升子底，當做鼓，兩塊破犁鏵片當做板。楞起叔給我伴奏，就在他家院子裡演唱起來。這是家庭娛樂，熱心的聽眾只有三祖父一個人。 因為身體有缺陷，他從小就不能掏大力氣，但田地裡的鋤耪收割，他還是做得很出色。他也好喝酒，二爺留下幾畝地，慢慢他都賣了。春冬兩閒，他就給趕廟會賣豆腐腦的人家，幫忙烙餅。 這種飯館，多是聯合營業。在廟會上搭一個長洞形的席棚。棚口，右邊一輛肉車，左邊一個燒餅爐。稍近就是豆腐腦大銅鍋。棚子中間，並排放著一些方桌、板凳，這是客座。 楞起叔工作的地方，是在棚底。他在那裡安排一個鍋灶，烙大餅。因為身殘，他在灶旁邊挖好一個二尺多深的圓坑，像軍事掩體，他站在裡面工作，這樣可以免得老是彎腰。 幫人家做飯，他並掙不了什麼錢，除去吃喝，就是看戲方便。這也只是看夜戲，夜間就沒人吃飯來了。他懂得各種戲文，也愛唱。 因為長年趕廟會，他交往了各式各樣的人。後來，他又「在了理」，聽說是一個會道門。有一年，這一帶遭了大水，水撤了以後，地變鹼了，道旁牆根，都泛起一層白霜。他聯合幾個外地人，在他家院子裡安鍋燒小鹽。那時燒小鹽是犯私的，他在村裡人緣好，村裡人又都樸實，沒人給他報告。就在這年冬季，河北一個村莊的地主家，在兒子新婚之夜，叫人砸了明火。報到縣裡，盜賊竟是住在楞起叔家燒鹽的人們。 他們逃走了，縣裡來人把楞起叔兩口子捉進牢獄。 在牢獄一年，他受盡了苦刑，冬天，還差點沒有把腳凍掉。其實，他什麼也沒有得到，事前事後也不知情。縣裡把他放了出來，養了很久，才能勞動。他的妻子，不久就去世了。 他還是好喝酒，好趕集。一喝喝到日平西，人們才散場。 然後，他拿著他那條鐵棍，踉踉蹌蹌地往家走。如果是熱天，在路上遇到一棵樹，或是大麻子棵，他就倒在下面睡到天黑。 逢年過節，要賬的盈門，他只好躲出去。 他脾氣好，又樂觀，村裡有人叫他老軟兒，也有人叫他孫不愁。他有一個兒子，抗日時期參了軍。全國解放以後，楞起叔的生活是很好的。他死在邢台地震那一年，也享了長壽。 1982年5月31日下午 根雨叔和我們，算是近枝。他家住在村西北角一條小胡同裡，這條胡同的一頭，可以通到村外。他的父親弟兄兩個，分別住在幾間土甓北房裡，院子用黃土牆圍著，院裡有幾棵棗樹，幾棵榆樹。根雨叔的伯父，秋麥常給人家幫工，是個老老實實的莊稼人，好像一輩子也沒有結過婚。他渾身黝黑，又乾瘦，好像古廟裡的木雕神像，被煙火熏透了似的。根雨叔的父親，村裡人都說他脾氣不好，我們也很少和他接近。聽說他的心狠，因為窮，在根雨還很小的時候，就把他的妻子，弄到河北邊，賣掉了。 民國六年，我們那一帶，遭了大水災，附近的天主教堂，開辦了粥廠，還想出一種以工代賑的家庭副業，叫人們維持生活。清朝滅亡以後，男人們都把辮子剪掉了，把這種頭髮接結起來，織成網子，賣給外國婦女作發罩，很能賺錢。教會把持了這個買賣，一時附近的農村，幾乎家家都織起網罩來。所用工具很簡單，操作也很方便，用一塊小竹片作「制板」，再削一枝竹梭，上好頭髮，街頭巷尾，年青婦女們，都在從事這一特殊的生產。 男人們管頭髮和交貨。根雨叔有十幾歲了，卻和姑娘們坐在一起織網罩，給人一種男不男女不女的感覺。 人家都把辮子剪下來賣錢了，他卻逆潮流而動，留起辮子來。他的頭髮又黑又密，很快就長長了。他每天精心梳理，顧影自憐，真的可以和那些大辮子姑娘們媲美了。 每天清早，他擔著兩隻水筲，到村北很遠的地方去挑水。 一路上，他「咦——咦」地唱著，那是昆曲《藏舟》裡的女角唱段。 不知為什麼，織網罩很快又不時興了。熱熱鬧鬧的場面，忽然收了場，人們又得尋找新的生活出路了。 村裡開了一家面坊，根雨叔就又去給人家磨面了。磨坊裡安著一座腳打羅，在那時，比起手打羅，這算是先進的工具。根雨叔從早到晚在磨坊裡工作，非常勤奮和歡快。他是對勞動充滿熱情的人，他在這充滿穢氣，掛滿蛛網，幾乎經不起風吹雨打，搖搖欲墜的破棚子裡，一會兒給拉磨的小毛驢掃屎填尿，一會兒撥磨掃磨，然後身靠南牆，站在羅床踏板上： 踢踢躂，踢踢躂，踢躂踢躂踢踢躂……篩起面來。 他的大辮子搖動著，他的整個身子搖動著，他的渾身上下都落滿了麵粉。他踏出的這種節奏，有時變化著，有時重複著，伴著飛揚灑落的麵粉，伴著拉磨小毛驢的打嚏噴、撒尿聲，伴著根雨叔自得其樂的歌唱，飄到街上來，飄到野外去。 面坊不久又停業了，他又給本村人家去打短工，當長工。 三十歲的時候，他娶了一房媳婦，接連生了兩個兒子。他的父親嫌兒子不孝順，忽然上吊死了。媳婦不久也因為吃不飽，得了瘋病，整天蜷縮在炕角落裡。根雨叔把大孩子送給了親戚，媳婦也忽然不見了。人們傳說，根雨叔把她領到遠地方扔掉了。 從此，就再也看不見他笑，更聽不到他唱了。土地改革時，他得到五畝田地，精神好了一陣子，二兒子也長大成人，娶了媳婦。但他不久就又沉默了。常和兒子吵架。冬天下雪的早晨，他也會和衣睡倒在村北禾場裡。終於有一天夜裡，也學了他父親的樣子，死去了，薄棺淺葬。一年發大水，他的棺木衝到下水八里外一個村莊，有人來報信，他的兒子好像也沒有去收拾。 村民們說：一輩跟一輩，輩輩不錯制兒。延續了兩代人的悲劇，現在可以結束了吧？ 1982年6月2日 吊掛 每逢新年，從初一到十五，大街之上，懸吊掛。 吊掛是一種連環畫。每幅一尺多寬，二尺多長，下面作牙旗狀。每四幅一組，串以長繩，橫掛於街。每隔十幾步，再掛一組。一條街上，共有十幾組。 吊掛的畫法，是用白布塗一層粉，再用色彩繪製人物山水車馬等等。故事多取材於封神演義，三國演義，五代殘唐或楊家將。其畫法與廟宇中的壁畫相似，形式與年畫中的連環畫一樣。在我的記憶中，新年時，吊掛只是一種裝飾，站立在下面的觀賞者不多。因為婦女兒童，看不懂這些故事，而大人長者，已經看了很多年，都已經看厭了。吊掛經過多年風雪吹打，顏色已經剝蝕，過了春節，就又由管事人收起來，放到家廟裡去了。吊掛與燈籠並稱。年節時街上也掛出不少有繪畫的紙燈籠，供人欣賞。雜貨鋪掌櫃叫變吉的，每年在門前掛一個走馬燈，小孩們聚下圍觀。 鑼鼓 村裡人，從地畝攤派，置買了一套鑼鼓鐃鈸，平日也放在家廟裡，春節才取出來，放在十字大街動用。每天晚上吃過飯，鄉親們集在街頭，各執一器，敲打一通，說是娛樂，也是聯絡感情。 其鼓甚大，有架。鼓手執大棒二，或擊其中心，或敲其邊緣，緩急輕重，以成節奏。每村總有幾個出名的鼓手。遇有求雨或出村賽會，鼓載於車，鼓手立於旁，鼓棒飛舞，有各種花點，是最動人的。 小戲 小康之家，遇有喪事，則請小戲一台，也有親友送的。所謂小戲，就是街上擺一張方桌，四條板凳，有八個吹鼓手，坐在那裡吹唱。並不化裝，一人可演幾個腳色，並且手中不離樂器。桌上放著酒菜，邊演邊吃喝。有人來弔孝，則停戲奏哀樂。男女圍觀，靈前有慼慼之容，戲前有歡樂之意。中國的風俗，最通人情，達世故，有辯證法。 富人家辦喪事，則有老道唸經。唸經是其次，主要是吹奏音樂。這些道士，並不都是職業性質，很多是臨時裝扮成的，是農民中的音樂愛好者。他們所奏為細樂，笙管雲鑼，笛子嗩吶都有。 最熱鬧的場面，是跑五方。道士們排成長隊，吹奏樂器，繞過或跳過很多板凳，成為一種集體舞蹈。出殯時，他們在靈前吹奏著，走不遠農民們就放一條板凳，並設茶水，攔路請他們演奏一番，以致靈車不能前進，延誤埋葬。經管事人多方勸說，才得作罷。在農村，一家遇喪事，眾人得歡心，總是因為平日文化娛樂太貧乏的緣故。 大戲 農村唱大戲，多為謝雨。農民務實，連得幾場透雨，豐收有望，才定期演戲，時間多在秋前秋後。 我的村莊小，記憶中，只唱過一次大戲。雖然只唱了一次，卻是高價請來的有名的戲班，得到遠近稱讚。並一直傳說：我們村不唱是不唱，一唱就驚人。事前，先由頭面人物去「寫戲」，就是訂合同。到時搭好照棚戲台，連夜派車去「接戲」。我們村莊小，沒有大牲口（騾馬），去的都是牛車，使演員們大為驚異，說這種車坐著穩當，好睡覺。 唱戲一般是三天三夜。天氣正在炎熱，戲台下萬頭攢動，塵土飛揚，擠進去就是一身透汗。而有些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在此時刻，好表現一下力氣，去「扒台板」看戲。所謂扒台板，就是把小褂一脫，纏在腰裡，從台下側身而入，硬拱進去。然後扒住台板，用背往後一靠。身後萬人，為之披靡，一片人浪，向後擁去。戲台照棚，為之動搖。管台人員只好大聲喊叫，要求他穩定下來。他卻得意洋洋，旁若無人地看起戲來。出來時，還是從台下鑽出，並誇口說，他看見坤角的小腳了。在農村，看戲扒台板，出殯扛棺材頭，都是小伙子們表現力氣的好機會。 唱大戲是村中的大典，家家要招待親朋；也是孩子們最歡樂的節日。直到現在，我還記得一個歌謠，名叫「四大高興」。其詞曰： 新年到，搭戲台，先生（學校老師）走，媳婦來。 反之，為「四大不高興」。其詞為： 新年過，戲台拆，媳婦走，先生來。 可見，在農村，唱大戲和過新年，是同樣受到重視的。 1982年7月 因為他生過天花，我們叫他疤增叔。堂叔一輩，還有一個名叫增的，這樣也好區別。 過去，我們村的貧苦農民，青年時，心氣很高，不甘於窮鄉僻壤這種饑一頓飽一頓的生活，想遠走高飛。老一輩的是下關東，去上半輩子回來，還是受苦，壯心也沒有了。後來，是跑上海，學織布。學徒三年，回來時，總是穿一件花絲格棉袍，村裡人稱他們為上海老客。 疤增叔是我們村去上海的第一個人。最初，他也真的掙了一點錢，匯到家裡，蓋了三間新北屋，娶了一房很標緻的媳婦。人人羨慕，後來經他引進，去上海的人，就有好幾個。 疤增叔其貌不揚，幼小時又非常淘氣，據老一輩說，他每天拉屎，都要到樹杈上去。為人甚為精明，口才也好，見識又廣。有一年寒假完了，我要回保定上學，他和我結伴，先到保定，再到天津，然後坐船到上海，這樣花路費少一些。第一天，我們宿在安國縣我父親的店舖裡。商店習慣，來了客人，總有一個二掌櫃陪著說話。我在地下聽著，疤增叔談上海商業行情，頭頭是道，真像一個買賣人，不禁為之吃驚。 到了保定，我陪他去買到天津的汽車票，不坐火車坐汽車，也是為的省錢。買了明天的汽車票，疤增叔一定叫汽車行給寫個字據：如果不按時間開車，要加倍賠償損失。那時的汽車行，最好坑人騙錢，這又是他出門多的經驗，使我非常佩服。 究竟他在上海幹什麼，村裡也傳說不一。有的說他給一家紡織廠當跑外，有的說他自己有幾張機子，是個小老闆。後來，經他引進到上海去的一個本家侄子回來，才透露了一點實情，說他有時販賣白面（毒品），裝在牙粉袋裡，過關口時，就叫這個侄子帶上。 不久，他從上海帶回一個小老婆，河南人，大概是跑到上海去覓生活的，沒有辦法跟了他。也有人說，疤增叔的二哥，還在打光棍，托他給找個人，他給找了，又自己霸佔了，二哥並因此生悶氣而死亡。 又有一年，他從河南趕回幾頭瘦牛來，有人說他把白面藏在牛的身上，牛是白搭。究竟怎樣藏法，誰也不知道。 後來，他就沒掙回過什麼，一年比一年潦倒，就不常出門，在家裡做些小買賣。有時還賣蝦醬，摻上很多高粱糝子。 家裡娶的老伴，已經亡故。在上海弄回的女人，給他生了一個兒子，中間一度離異，母子回了河南，後來又找回來，現在已長大成人，出去工作了。 原來的房子，被大水沖塌，用舊磚壘了一間屋子，老兩口就住在裡面，誰也不收拾，又髒又亂。 一年春節，人們夜裡在他家賭錢。局散了以後，老兩口吵了起來，老伴把他往門外一推，他倒在地下就死了。 1983年9月3日 秋喜叔的父親，是個棚匠。家裡有一捆一捆的葦席，一團一團的麻繩，一根大彎針，每逢廟會唱戲，他就被約去搭棚。 這老人好喝酒，有了生意，他就大喝。而每喝必醉，醉了以後，他從工作的地方，搖搖晃晃地走回來，進村就大罵，一直罵進家裡。有時不進家，就倒在街上罵，等到老伴把他扶到家裡，躺在炕上，才算完事。人們說，他是裝的，借酒罵人，但從來沒有人去拾這個碴兒，和他打架。 他很晚的時候，才生下秋喜叔。秋喜叔並無兄弟姐妹，從小還算是嬌生慣養的，也上了幾年小學。 十幾歲的時候，秋喜叔跟著一個本家哥哥去了上海，學織布。不願意幹了，又沒錢回不了家，就當了兵，從南方轉到北方。那時我在保定上中學，有一天，他送來一條棉被，叫我放假時給他帶回家裡。棉被裡裡外外都是虱子，這可能是他在上海學徒三年的唯一剩項。第二天，又來了兩個軍人找我，手裡拿著皮帶，氣勢洶洶，聽他們的口氣，好像是秋喜叔要逃跑，所以先把被子拿出來。他們要我到火車站他們的連部去對證。那時這種穿二尺半的丘八大爺們，是不好對付的，我沒有跟他們走。好在這是學校，他們也無奈我何。 後來，秋喜叔終於跑回家去，結了婚，生了兒子。抗日戰爭時，家裡困難，他參加了八路軍，不久又跑回來。 秋喜叔的個性很強，在農村，他並不願意一鋤一鐮去種地，也不願推車擔擔去做小買賣。但他也不賭博，也不偷盜。 在村裡，他年紀不大，輩份很高，整天道貌岸然，和誰也說不來，對什麼事也看不慣。躲在家裡，練習國畫。土改時，他從我家拿去一個大硯台，我回家時，他送了一幅他畫的「四破」，叫我賞鑒。 他的父親早已去世，他這樣坐吃山空，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家裡地裡的活兒，全靠他的老伴。那是一位任勞任怨，講究三從四德的農村勞動婦女，整天蓬頭垢面，鑽在地裡砍草拾莊稼。 秋喜叔也好喝酒，但是從來不醉。也好罵街，但比起他的父親來，就有節制多了。 秋天，村北有些積水，他自製一根釣竿，從早到晚，坐在那裡垂釣。其實誰也知道，那裡面並沒有魚。 他的兒子長大了，地裡的活也幹得不錯，娶了個媳婦，也很能勞動，眼看日子會慢慢好起來。誰知這兒子也好喝酒，脾氣很劣，為了一點小事，砍了媳婦一刀，被法院判了十五年徒刑，押到外地去了。 從此，秋喜叔就一病不起，整天躺在炕上，望著掛滿蛛網的屋頂，一句話也不說。誰也說不上他得的是什麼病，三年以後才死去了。 1983年9月2日下午 幼小時，聽母親說，「過去，人們都願意去店子頭你老姑家拜年，那裡吃得好。平常日子都不做飯，一家人買燒雞吃。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誰也不去店子頭拜年了，那裡已經吃不上飯，就不用說招待親戚了。」 我沒有趕上老姑家的繁盛時期，也沒有去拜過年。但因為店子頭離我們村只有三里地，我有一個表姐，又嫁到那裡，我還是去玩過幾次的。印象中，老姑家還有幾間高大舊磚房，人口卻很少，只記得一個疤眼的表哥，在上海織了幾年布，也沒有掙下多少錢，結不了婚。其次就是大嘴哥。 大嘴哥比我大不了多少，也沒有趕上他家的鼎盛時期。他發育不良，還有些喘病，因此農活上也不大行，只能幹一些零碎活。 在我外出讀書的時候，我們家已經漸漸上升為富農。自己沒有主要勞力，除去雇一名長工外，還請一兩個親戚幫忙，大嘴哥就是這樣來我們家的。 他為人老實厚道，幹活盡心盡力，從不和人爭爭吵吵。平日也沒有花言巧語，問他一句，他才說一句。所以，我們雖然年歲相當，卻很少在一塊玩玩談談。我年輕時，也是世俗觀念，認為能說會道，才是有本事的人；老實人就是窩囊人。 在大嘴哥那一面，他或者想，自己的家道中衰，寄人籬下，和我之間，也有些隔閡。 他在我們家，呆的時間很長，一直到土改，我家的田地分了出去，他才回到店子頭去了。按當時的情況，他是一個貧農，可以分到一些田地。不過他為人孱弱，鬥爭也不會積極，上輩的成份又不太好，我估計他也得不到多少實惠。 這以後，我攜家外出，忙於衣食。父親、母親和我的老伴，又相繼去世，沒有人再和我念道過去的老事。十年動亂，身心交瘁，自顧不暇，老家親戚，不通音問，說實在的，我把大嘴哥差不多忘記了。 去年秋天，一個叔伯侄子從老家來，臨走時，忽然談到了大嘴哥。他現在是個孤老戶。村裡把我表姐的兩個孩子找去，說：「如果你們照顧他的晚年，他死了以後，他那間屋子，就歸你們。」兩個外甥答應了。 我聽了，托侄子帶了十元錢，作為對他的問候。那天，我手下就只有這十元錢。 今年春天，在石家莊工作的大女兒退休了，想寫點她幼年時的回憶，在她寄來的材料中，有這樣一段： 在抗戰期間，我們村南有一座敵人的炮樓。日本鬼子經常來我們村掃蕩，找事，查戶口，每家門上都有戶口冊。有一天，日本鬼子和偽軍，到我們家查問父親的情況。當時我和母親，還有給我家幫忙的大嘴大伯在家。 母親正給弟弟餵奶，忽聽大門給踢開了，把我和弟弟抱在懷裡，嚇得渾身哆嗦。一個很凶的偽軍問母親，孫振海（我的小名——犁注。）到哪裡去了？隨手就把弟弟的被褥，用刺刀挑了一地。母親壯了壯膽說，到祁州做買賣去了。日本鬼子又到西屋搜查。當時大嘴大伯正在西屋給牲口喂草，他們以為是我家的人。偽軍問：孫振海到哪裡去了？大伯說不知道。他們把大伯吊在房樑上，用棍子打，打得昏過去了，又用水潑，大伯什麼也沒有說，日本鬼子走了以後，我們全家人把大伯解下來，母親難過地說：叫你跟著受苦了。 大女兒幼年失學，稍大進廠做工，寫封信都費勁。她寫的回憶，我想是沒有虛假的。那麼，大嘴哥還是我們一家的救命恩人。抗戰勝利，我回到家裡，他從來沒有提起過這件事。初進城那幾年，我的生活還算不錯，他從來沒有找過我，也沒有來過一次信。他見到和聽到了，我和我的家庭，經過的急劇變化。他可能對自幼嬌生慣養，不能從事生產的我，抱有同情和諒解之心。我自己是慚愧的。這些年，我的心，我的感情，變得麻痺，也有些冷漠了。 1985年6月27日下午 岳父只有兩個女兒，和我結婚的，是他的次女。到了五十歲，他與妻子商議，從本縣河北一貧家，購置一妾，用洋三百元。當領取時，由長工用糞筐背著銀元，上覆柴草，岳父在後面跟著。到了女家，其父當場點數銀元，並一一當當敲擊，以視有無假洋。數畢，將女兒領出，毫無悲痛之意。岳父恨其無情，從此不許此妾歸省。有人傳言，當初相看時，所見者為其姐，身高漂亮，此女則瘦小乾枯，貌亦不揚。村人都說：岳父失去眼窩，上了媒人的當。 婚後，人很能幹，不久即得一子，取名大根，大做滿月，全家歡慶。第二胎，為一女孩，產時值夜晚，倉促間，岳父被牆角一斧傷了手掌，染破傷風，遂致不起。不久妾亦猝死，禍起突然，家亦中落。只留岳母帶領兩個孩子，我妻回憶：每當寒冬夜晚，岳母一手持燈，兩個小孩拉著她的衣襟，像撲燈蛾似的，在那空蕩蕩的大屋子出出進進，實在悲慘。 大根稍大以後，就常在我家。那時，正是抗日時期，他們家離據點近，每天黎明，這個七、八歲的孩子，牽著他餵養的一隻山羊，就從他們村裡出來到我們村，黃昏時再回去。 那時我在外面抗日。每逢逃難，我的老父帶著一家老小，再加上大根和他那只山羊，慌慌張張，往河北一帶逃去。在路上遇到本村一個賣燒餅果子的，父親總是說：「把你那櫃子給我，我都要了！」這樣既可保證一家人不致挨餓，又可以作為掩護。 平時，大根跟著我家長工，學些農活。十幾歲上，他就努筋拔力，耕種他家剩下的那幾畝土地了。岳母早早給他娶了一個比他大幾歲，很漂亮又很能幹的媳婦，來幫他過日子。 不久，岳母也就去世了。小小年紀，十幾年間，經歷了三次大喪事。 大根很像他父親，雖然沒念什麼書，卻聰明有計算，能說，樂於給人幫忙和排解糾紛，在村裡人緣很好。土改時，有人想算他家的舊賬，但事實上已經很窮，也就過去了。 他在村裡，先參加了村劇團，演《小女婿》中的田喜，他本人倒是個地地道道的小女婿。 二十歲時，他已經有兩個兒子，加上他妹妹，五口之家，實在夠他巴結的。他先和人家合夥，在集市上賣餃子，得利有限。那些年，賭風很盛，他自己倒不賭，因為他精明，手頭利索，有人請他代替推牌九，叫做槍手。有一次在我們村裡推，他弄鬼，被人家看出來，幾乎下不來台，念他是這村的親戚，放他走了。隨之，在這一行，他也就吃不開了。 他好像還販賣過私貨，因為有一年，他到我家，問他二姐有沒有過去留下的珍珠，他二姐說沒有。 後來又當了牲口經紀。他自己也養騾駒子，他說從小就喜歡這玩意兒。 「文革」前，他二姐有病，他常到我家幫忙照顧，他二姐去世，這些年就很少來了。 去年秋後，他來了一趟，也是六十來歲的人了，精神不減當年，相見之下，感慨萬端。 他有四個兒子，都已成家，每家五間新磚房，他和老伴，也是五間。有八個孫子孫女，都已經上學。大兒子是大鄉的書記，其餘三個，也都在鄉里參加了工作。家裡除養一頭大騾子，還有一台拖拉機。責任田，是他帶著兒媳孫子們去種，經他傳藝，地比誰家種得都好。一出動就是一大幫，過往行人，還以為是個沒有解散的生產隊。 多年不來，我請他吃飯。 「你還趕集嗎？還給人家說合牲口嗎？」席間，我這樣問。 「還去。」他說，「現在這一行要考試登記，我都合格。」 「說好一頭牲口，能有多大好處？」 「有規定。」他笑了笑，終於語焉不詳。 「你還賭錢嗎？」 「早就不幹了。」他嚴肅地說，「人老了，得給孩子們留個名譽，兒子當書記，萬一出了事，不好看。」 我說：「好好幹吧！現在提倡發家致富，你是有本事的人，遇到這樣的社會，可以大展宏圖。」 他叫我給他寫一幅字，裱好了給他捎去。他說：「我也不貼灶王爺了，屋裡掛一張字畫吧。」 過去，他來我家，走時我沒有送過他。這次，我把他送到大門外，鄭重告別。因為我老了，以後見面的機會，不會再多了。 1986年8月14日 刁叔，是寫過的疤增叔的二哥。大哥叫瑞，多年跑山西，做小買賣，為人有些流氓氣，也沒有掙下什麼，還把梅毒傳染給妻子，妻女失明，兒子塌鼻破嗓，他自己不久也死了。 和我交往最多的，是刁叔。他比我大二十歲，但不把我當做孩子，好像我是他的一個知己朋友。其實，我那時對他，什麼也不瞭解。 他家離我家很近，住在南北街路西。磚門洞裡，掛著兩塊貞節匾，大概是他祖母的事跡吧。那時他家裡，只有他和疤增嬸子，他一個人住在西屋。 他沒有正式上過學，但「習」過字。過去，村中無力上學，又有志讀書的農民，冬閒時湊在一起，請一位能寫會算的人，來教他們，就叫習字。 他為人沉靜剛毅，身材高大強健。家裡土地很少，沒有多少活兒，閒著的時候多。但很少見到他，像別的貧苦農民一樣，背著柴筐糞筐下地，也沒有見過他，給別人家打短工。 他也很少和別人閒坐說笑，就喜歡看一些書報。 那時鄉下，沒有多少書，只有我是個書獃子。他就和我交上了朋友。他向我借書，總是親自登門，訥訥啟口，好像是向我借取金錢。 我並不知道他喜歡看什麼書，我正看什麼，就常常借給他什麼。有一次，我記得借給他的是《浮生六記》。他很快就看完了，送回時，還是親自登門，雙手捧著交給我。書，完好無損。把書借給這種人，比現在借書出去，放心多了。 我不知道他能看懂這種書不能，也沒問過他讀後有什麼感想。我只是盡鄉親之誼，鄰里之間，互通有無。 他是一個光棍。舊日農村，如果家境不太好，老大結婚還有可能，老二就很難了。他家老三，所以能娶上媳婦，是因為跑了上海，發了點小財。這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經提過了。 我現在想：他看書，恐怕是為瞭解悶，也就是消遣吧。目前有人主張，文學的最大功能，最高價值，就是供人消遣。這種主張，很是時髦。其實，在幾十年前，刁叔的讀書，就證實了這一點，我也很早就明白這層道理了。看來並算不得什麼新理論，新學說。 刁叔家的對門，是禿小叔。禿小叔一隻眼，是個富農，又是一家之主，好賭。他的賭，不是逢年過節，農村裡那種小賭。是到設在戲台下面，或是外村的大寶局去賭。他為人，有些膽小，那時地面也確實不大太平，路劫、綁票的很多。每當他去赴寶局之時，他總是約上刁叔，給他助威仗膽。 那種大寶局的場合、氣氛，如果沒有親臨過，是難以想像的。開局總是在夜間，做寶的人，隱居帳後；看寶的人，端坐帳前。一片白布，作為寶案，設於破炕席之上，ど、二、三、四四個方位，都壓滿了銀元。賭徒們炕上炕下，或站或立，屋裡屋外，都擠滿了人。人人面紅耳赤，心驚肉跳；煙霧迷濛，汗臭難聞。勝敗既分，有的甚至屁滾尿流，捶胸頓足。 「免三！」一局出來了，看寶的人把寶案放在白布上，大聲喊叫。免三，就是看到人們壓三的最多，寶盒裡不要出三。 一個賭徒，抓過寶盒，屏氣定心，慢慢開動著。當看準那個刻有紅月牙的寶心指向何方時，把寶盒一亮，此局已定，場上有哭有笑。 禿小叔雖然一隻眼，但正好用來看寶盒，看寶盒，好人有時也要瞇起一隻眼。他身後，站著刁叔。刁叔是他的賭場參謀，常常因他的運籌得當，而得到勝利。天明了，兩個人才懶洋洋地走回村來。 這對刁叔來說，也是一種消遣。他有一個「木貓」，冬天放在院子裡，有時會逮住一隻黃鼬。有一回，有一隻貓鑽進去了，他也沒有放過。一天下午，他在街上看見我，低聲說： 「晚上到我那裡去，我們吃貓肉。」 晚上，我真的去了，共嘗了貓肉。我一生只吃過這一次貓肉。也不知道是家貓，還是野貓。那天晚上，他和我談了些什麼，完全忘記了。 聽叔輩們說，他的水式還很好，會摸魚，可惜我都沒有親眼見過。 刁叔年紀不大，就逝世了。那時我不在家，不知道他得的是什麼病。在前一篇文章裡，談到他的死因，也不過是傳言，不一定可信。我現在推測，他一定死於感情鬱結。他好勝心強，長期打光棍，又不甘於偷雞摸狗，鑽洞跳牆。性格孤獨，從不向人訴說苦悶。當時的農民，要改善自己的處境，也實在沒有出路。這樣就積成不治之症。 1986年8月15日 前幾年，細讀了沙汀同志所寫，一九三八年秋季隨一二○師到冀中的回憶錄。內記：一天夜晚，師部住進一個名叫遼城的小村莊（我的故鄉）。何其芳同志去參加了和村幹部的會見，回來告訴他，村裡出面講話的，是一個迷迷怔怔的人。 我立刻想到，這個人一定是老煥叔。 但老煥叔並不是村幹部。當時的支部書記、農會主任、村長，都是年輕農民，也沒有一個人迷迷怔怔。我想是因為，當時敵人已經佔據安平縣城，國民黨的部隊，也在冀南一帶活動，冀中局面複雜。當一二○師以正規部隊的軍容，進入村莊，服裝、口音，和村民們日常見慣的土八路，又不一樣。倉皇間，村幹部不願露面，又把老煥叔請了出來，支應一番。 老煥叔小名旦子，幼年隨父親（我們叫他胖胖爺），到山西做小買賣。後來在太原當了幾年巡警和衙役。回到村裡，游手好閒，和一個賣豆腐人家的女兒靠著，整天和村裡的一些地主子弟浪當人喝酒賭博。他是第一個把麻將牌帶進這個小村莊，並傳播這種技藝的人。 讀過了沙汀的回憶文章，我本來就想寫寫他，但總是想不起那個賣豆腐的人的名字。老家的年輕人來了，問他們，都說不知道。直到日前來了兩位老年人，才弄清楚。 這個人叫新珠，號老體，是個邋邋遢遢的莊稼人。他的老婆，因為服裝不整，人稱「大褲腰」，說話很和氣。他們只生一個女孩，名叫俊女兒。其實長得並不俊，很黑，身體很健壯。不知怎樣，很早就和老煥叔靠上了，結婚以後，也不到婆家去，好像還生了一個男孩。老煥叔就長年住在她家，白天聚賭，抽些油頭，補助她的家用。這種事，村民不以為怪，老煥嬸是個順從婦女，也不管他，靠著在上海學織布的孩子生活。 老煥叔的羅曼史，也就是這一些。 近讀求恕齋叢書，唐晏所作庚子西行記事：鄉野之民，不只怕賊，也怕官。聽說官要來了，也會逃跑。我的村莊，地處偏僻，每逢兵荒馬亂之時，總需要一個見過世面，能說會道的人，出來應付，老煥叔就是這種人選。 他長得高大魁梧，儀表堂堂。也並非真的迷迷怔怔，只是說話時，常常瞇縫著眼睛，或是看著地下，有點大智若愚的樣兒。 我長期在外，童年過後，就很少見到他了。進城以後，我回過一次老家，是在大病初癒之後，想去舒散一下身心。我坐在一輛舊吉普車上，途經保定，這是我上中學的地方；安國，是父親經商，我上高級小學的地方。都算是舊地重遊，但沒有多走多看，也就沒有引起什麼感想。 下午到家。按照鄉下規矩，我在村頭下車，從村邊小道，繞回叔父家去。吉普車從大街開進去。 村邊有幾個農民在打場，我和他們打招呼。其中一位年長的，問一同幹活的年輕人： 「你們認識他嗎？」 年輕人不答話。他就說： 「我認識他。」 當我走進村裡，街上已經站滿了人。大人孩子，熙熙攘攘，其盛況，雖說不上萬人空巷，場面確是令人感動的。無怪古人對勝利後還鄉，那麼重視，雖賢者也不能免了。但我明白，自己並沒有做官，穿的也不是錦繡。可能是村莊小，人們第一次看見吉普車，感到新鮮。過去回家時，並沒有遇到過這樣的場面。 走進叔父家，院裡也滿是人。老煥叔在叔父的陪同下，從屋裡走了出來。他拄著一根棍子，滿臉病容，大聲喊叫我的小名，緊緊攥著我的手。人們都仰望著他，聽他和我說話。 然後，我又把他扶進屋裡，坐在那把唯一的木椅上。 我因為想到，自身有病，親人亡逝，故園荒涼，心情並不好。他見我說話不多，坐了一會兒就走了。 他扶病來看我，一是長輩對幼輩的親情，二是又遇到一次出頭露面的機會。不久，他就故去了。他的一生，雖說有些不務正業，卻也沒做過什麼對不起鄉親們的壞事。所以還是受到人們的尊重，是村裡的一個人物。 1987年10月5日 附記：如寫村史，老煥叔自當有傳。其主要事跡，為從城市引進麻將牌一事。然此不足構成大過失，即使農村無麻將，仍有寶盒及骨牌、紙牌也。本村南頭，有名曹老萬者，幼年不耐農村貧苦，去安國藥店學徒。學徒不成，乃流為當地混混兒。安國每年春冬，有藥市廟會，商賈雲集。老萬初在南關後街聚賭，以其悍鷙，被無賴輩奉為頭目。後又窩娼，並霸一河南女子回家，得一子。相傳妓女不孕，此女蓋新從農村，被拐騙出來者。為人勤勞敞快，頗安於室。附近有錢人家，生子恐不育者，爭相認為乾娘。 傳說，小兒如認在此等人名下，神鬼即不來追索。此女亦有求必應，不以為迕。然老萬中年以後，精神失常，四處狂走，不能言語，只呵呵作聲，向人乞討。余讀醫書，得知此病，乃因梅毒菌進入人腦所致。則曹氏從城市引進梅毒，其於農村之污染，後果更不堪言矣。 古人云：不耕之民，易與為非，難與為善。這句話，還是可以思考的。 次日又記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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