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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統照早年發表的短篇小說有《春雨之夜》，中篇有《一葉》、《黃昏》，長篇則有二十餘萬言的《山雨》。他在創作上也算得一個努力的作家，雖然成就並不是很大。王統照能將現代思潮之一的決定論（determinism）和宿命論（fatalism）作為小說骨幹的一個作家，不過思想並不徹底，一面拜倒於命運的無上威權，一面也相信人類心靈神奇的能力。他以為命運雖能給人以痛苦，而人類的「愛」和「美」卻能消弭痛苦於無形。與舊說「天定勝人，人定勝天」的理論倒有些彷彿。這本就是五四時代一般作家矛盾思想的反映，像葉紹鈞樂觀悲觀之時相衝突，又何嘗不如此呢？」《一葉》出版於民國十一年，似是王統照的自敘傳。描寫青年舊家子弟李天根，遭遇人生種種波折： 他深深地感到人生在一個環境裡沒有不痛苦；而且周圍是有尖端的荊棘向著的。他知道這是人類社會在宇宙中一個不可避免的循環律，但是永遠是這樣的，彼此刺著與互相以痛苦為贈遺，永久，永久，沒有止息的。從前他也曾讀過理想的小說，與那時很稀有的社會主義的零星著作，覺得一個如天堂的光明的境界，彷彿即刻可以在地上出現。又想人人真能「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那樣簡單，與有秩序而公平的對於人生的分配與解決的方法，也是最好不過的，而且或者將來可以實現。 但他自從自己病中聽過芸涵的痛苦歷史，與讀過關於她自己驚心動魄的記錄之後，又遇見柏如的遭遇，使他對於以前的信仰，都根本搖動與疑惑了。 李天根進大學之後更變成一個悲觀主義與宿命論者，整天埋首室中，寫他的感想錄，其沉鬱乖張的癖性，引得人人詫異。但他的信仰雖然是灰色： 同時又發現了一件人間可寶貴而稀有的東西，知道現在人類的全體尚有可以連結之一點的：能使有裸露的胸膛與真誠的眼淚的勢力，那就是「愛」。他以自身的經驗母親與姊妹的親愛，又如芸涵的哀慕她的可憐的父母，其餘如柏如的夫婦，海岸上老漁夫的談話，都堅定他的發現與有助他對於「愛」的考究……以為人間尚有花、有光、有同情的慰解、有深沉的密合，使彼此純白的靈魂，可以融化的機會。他又相信人間的痛苦與憂鬱，是與愛相並行的，因凡事必有個因，使人類的心底完全從沒有愛的痕違，痛苦從哪裡來呢？更有甚麼事可以憂鬱。他常想刀子割破了皮膚，或是火油燙傷了，以及沒有食物入口，或是遭遇了金錢上的缺乏與壓迫，他以為這不是痛苦與可憂鬱，不是物質上的剝喪，也不是物質的給予可以慰悅的。精神上的靈性上的痛苦與憂鬱，才是真正的。不過他也知道人類的精神作用與物質作用是常相為因應的。從此確信「愛」為人間的最大的補劑了。本書結束時，天根手持一鬆葉，發揮他的哲學思想：「一個人的生活譬如一個樹葉子，尤譬如一個松樹的葉子，在嚴冷的冬日，受了環境的風和雪，便黃枯些，到了春風吹來的時候，便發青而長大起來，人生的痛苦與『愛』是這樣的循環，不過沒有一定的周回律，如一定的天時一般……或者也可說人生還不如一葉能有幸福呢……但是也一樣的總需要春風的吹長！除『愛』之外又需要『美』。」瞿世英在《春雨之夜》的序說道：「劍三（王統照字）是對於人生問題下工夫的。他以為人生應該美化，美為人生的必要，是人類生活的第二生命。他說：『此類煩悶混擾之狀態互遍於地球之上，果以何道而使人皆樂其生得正當之歸宿歟？斯則美之為力已』……小說作家的作品的內容，大致是描寫實際生活與理想生活不融洽之點，而極力描寫他理想的生活的豐富和美麗，劍三的小說也是如此。他所咒詛的是與愛和美的生活不調和的生活，想像中建設的是愛和美的生活。」 《黃昏》出版於民國十六年，敘述商科大學生趙慕璉應胞叔趙建堂之招，至故鄉創設羊毛公司，因與叔妾周瓊符、英苕相熟。二人不耐非人的生活，苦求慕璉救援。費盡周折，將她們救出後，性格荏弱的瓊符，見建堂尋覓逃妾的廣告，竟驚懼而自殺；剛強的英苕，則投身伶界得享盛名。即同逃之婢女瑞玉，也考入職業學校，可以預測她結局不壞。這書似乎有些受俄國屠格涅夫《父與子》（FathersandSons）的影響，描寫熱烈的感情與冷靜的理智，人類的同情與倫理觀念，反抗精神與傳統威權，舊習慣與新知識，老年與青年思想的一切衝突，而作者的宿命論調，也時時顯露於字裡行間。像慕璉決策拯救二女出險時寫的日記：「我乃竟有此等思想，毋乃太奇？然事實迫我，我豈不願以清靜身，向大野灝氣中翱翔自如？及今而後，我乃不能不低首於命運的指揮之下，任其顛播……」不過命運之神的鐵腕雖然堅強，能決心反抗者，也可以得到最後的勝利，只看那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的周瓊符，逃出苦海後還不免一死；而沖決一切，雅有俠氣的英苕，則竟因此而恢復自由，可知作者命意之所在了。 《山雨》的命題系由「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句子取出，乃是大革命前夜的象徵。書中背景為山東一個農村，時代則自張宗昌的統治到國民革命軍的北伐為止。全書的主旨則要寫出北方農村崩潰的種種原因與現象，以及農民的自覺、矛盾。王統照描寫南方農村破產的慘況，已經相當的成功，而北方農村則是第一次試驗。本來北方農村與南方農村是兩個型式的：像氣候地理的差異、土地的出產、農民的性格、風俗習慣的種種不同，還有關外移民的情景，若能詳細寫出，很可以表現一種強烈的「地方色彩」，王氏在這方面的努力，還不算怎樣失敗。 此書開場時，作者借一個名叫魏二的農夫，唱出昔日農村的狀況： 言的是名利二字不久長，但都是東奔西走空自忙。 見幾個朝臣待漏五更冷，見幾個行客夜渡板橋霜，皆因為名利牽纏不由己，趕不上坡下農夫經營強。 差幾間竹籬茅屋多修補，住一個山明水秀小村莊，種幾畝半陵半湖荒草地，還有那耕三耙四犁一張，到春來殷殷下上種，牆而外栽下桃李十數行。 早早的擁撮兒孫把學上，預備一舉成名天下揚……過罷了大雪紛紛隆冬至，看家家戶戶把年忙：買上些金簪木耳黃花菜，買上些菠菜芫荽與生薑，常言道閒裡治下忙裡用，預備著過年請客擺桌張，不多時買罷菜品還家轉，大門上吉慶對聯貼兩旁，頭一句一統太平真富貴，次一句九重春色大文章。 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秩序生活，與擊壤而歌，鼓腹而嬉的太平氣象，真是過去農村的黃金時代。然而這值得令人憧憬的黃金時代，早已化為夢幻了。軍閥時代的農村怎樣呢？預征錢糧、強派學捐、討赤捐、旱災、手工業的破產、現金的流出國外，已經使農夫們骨枯髓竭，無法聊生；而最劇烈的災禍，則第一是土匪為患、第二是應兵差、第三是強派修路、第四是過路的饑兵的佔住，農村在這些層層壓迫，層層朘剝之下，終於不能維持了。書中主角奚大有，家有田數畝，草屋數間，在鄉間尚稱小康，自己身體強健，慾望低微，一年到頭，像牛馬似的在田裡工作，可算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農民。但在農村總崩潰的運命中，奚大有終於破了產。到山窮水盡時，他也不得不改變中國農夫安土重遷的特性，盡室逃到青島做工，後來竟加入了工人集團，成為革命一分子。現在我們且來看全書描寫最精采的饑兵佔居一段： 忽有一天下午，從旺谷溝與別的地方，突然過來許多南邊幾縣裡守城不住敗下來的省軍，屬於一個無紀律，無錢，無正當命令向那裡去的這一大隊餓兵，雖然有頭領，卻有幾個月不支軍餉了，這一來非吃完所到的地方不行……最奇怪的每一個兵差不多都有家眷，小孩子略少些。女人的數目不少於穿破灰衣的男子，除掉些軍隊的家眷之外，還有一些婦女，少數沒穿灰衣的男子，說是挈帶來的。總之他們都一樣，衣服不能夠擋住這樣天氣的寒威，沒有食物，恰是一大群可怕的乞丐，令人怎樣對付？他們到那裡十分凶橫，索要一切，連女人也多數沒有平和的面目，困頓與飢餓，把他們變成另一種心理……占房子，搶食物之外，人家的衣服，較好的被窩，雞、鴨、豬，凡是弄得到的，該穿、該吃，絲毫不容許原主人的質問。隨便過活。這一來全村中成了沸亂的兩種集團：受災害的無力的農民，與在窮途不顧一切的客兵。在槍托子皮帶之下，主人們只好事事退避。 後來真鬧得太不像樣了。全村只好用了一筆重款，買通了他們的頭目，才將這一群餓鬼打發動身。臨走的時候，每個兵如同遷居似的，衣服、被褥、零用的小器具，甚至如碎木柴、磁飯碗，都由各村中的農人家強取來了，放置在高高堆起的行李包上……將鎮上與近村的耕牛、驢子全牽了去，馱載他們的行囊……剩餘的糧米他們吃不了全行帶去，只有土地還揭不動。然而他們也還是不容易動身的： 尤其是他們的女人，那些小腳蓬頭，不知從哪裡帶來的多少女人，因饑勞與風塵，早已改變了女人們的柔和慈善的常性。她們雖沒有執著步槍與皮鞭，可是也一樣的威風。他們對於那些沒有衣服穿著農民，根本上就看不在眼裡；至於她們的同性，更容易惹她們動怒。也有像是有說不出苦痛的年輕女人，有時淒楚的說著，對農婦們用紅袖子抹眼淚，不過一到餓得沒有力氣的時候，誰還去回顧已往，與憧憬著未來呢！由兵士們的手裡拿得到粗饅頭充足了饑腹，這樣的生活久了，會將喜樂與悲苦的界限忘掉，所以女人們在這片地方暫時安穩地住過十幾天，臨走的時候，在街上巷口上，都難堪的咒罵她們的軍官，男的更沒有好氣，說是頭目圖了賄，他們卻不過才吃過幾天搶了的飽飯。於是在左右的農民很容易觸動他們的火氣。這一日在鎮上無故被打的人都沒處訴苦，有的包著頭上的血跡，還得小心伺候。辦公所中，只有吳練長與旅長團長在一處吸鴉片、交款，吃不到一點虧。別的鄉董，耳光、挨罵，算得十分便宜的事。大家都在無可如何之中忍耐，忍耐，任管甚麼侮辱都能受，只求他們早早的離開這裡。 前文說過王統照早年的作品，有肉多於骨的毛病。他的文章拆開一句一句讀，都完美無疵，合在一處讀便顯得拖沓繁冗，令人沉悶。而且無論寫什麼故事都缺乏一種緊張的空氣。像《黃昏》的題材原很富於刺激性，若能將緊張的情緒，表現出來，未嘗不可成為一部興味濃郁的佳作。可惜作者浪費了無數的筆墨，僅僅描寫一個淡淡的輪廓。書中情節的穿插，既不適當，事項的進展，也不自然，人物心理的刻劃，更談不上了。趙建堂的二妾對侄少爺萌生感情，乃全書最緊要的關節，一部《黃昏》，可說都由這一點發生出來的，不意作者竟用突如其來莫名其妙之筆寫之。這個地方尚輕輕放過，全書結構之無力，可想而知。《春雨之夜》，為二十個短篇所組成，命意非不深奧，遣詞非不雅潔，辭藻非不富麗，而以表現毫無力量的緣故，藝術都顯得很幼稚，以今日眼光評之，值得一讀的很少。 《山雨》發表時，作者的學問閱歷都比從前進步。那種「真痛苦與憂鬱，不是物質上的剝喪，也不是物質的給予可以慰悅的」唯心論不再唱了。「人生在一個環境裡沒有不是痛苦；彼此刺著與互相以痛苦為贈遺」的宿命論，也不大主張了。他知道人類的精神也受著物質律的支配，肚皮餓著時，以及虐待受到無可再受時，馴良的會變成殺人放火的罪犯，戀田園的會舉家逃亡，頑固的也會贊成革命理論，這種傾向新寫實主義的文字的寫法，比之他從前那些帶著浪漫氣氛的作品，自不可同日而語。不過藝術上的鬆懈、瑣碎、重複的毛病還未改去多少，所以他的現代農村描寫不如茅盾、葉紹鈞之感人，不能成為一流的作品。 落華生在小說月報發表的創作小說有《綴網勞蛛》，在文化書局出版有《無法投遞之郵件》。又在《文學月刊》上發表長篇《女兒心》。落華生的文字勝於王統照，久有定評，不必贅述。他的文字專以供給讀者「異國情調」為主，與他的小品散文並無二致。如《命命鳥》、《醍醐仙女》是以印度為背景。《商人婦》、《枯楊生花》、《海角孤星》、《綴網勞蛛》，則以南洋為背景。他又好寫滿洲貴族的戀愛故事，像《換巢鸞鳳》及《女兒心》都是。異國的風物、熱帶光與影、旗人的生活，在讀者都是陌生的，作者用美麗細緻的筆致，將它們介紹過來，自然會使讀者感到一種新鮮風味。落華生得著讀者熱烈的歡迎，不算偶然的了。但更重要的還是這類文字蘊蓄的「逃避性」，趙家璧論勃剋夫人（Mrs．S．Bu ck即賽珍珠）與黃龍（賽珍珠著《大地》男主角）有一段議論，我以為很可以作這話的解釋。他說： 最近歐美的物質文明已發展到了峰極，一般有靈魂的人都在機械生活裡呻吟著，在都市裡感到了極度的疲乏。這不特在精神上有這一種厭倦的趨勢，事實上從十九世紀後期發展起來的機械生產和都市建設，因為受了資本主義制度不合理的處置，近數年來早已達到了一個將瀕破滅的危險期。當大家都感覺到無路可走的痛苦時，就有一部分人提倡脫離都市回到農村去，而過著原始生活的初民，就形成現代人唯一的夢想。 在今日歐美的文學上就明白的表現了這一種現代人逃避的慾望。他們和黃龍同樣不敢用人力去改造現狀，而只求在觀念上獲得片刻的安慰。因此極端寫實主義的作品沒有銷路了，心理分析小說也不能獲得大眾的擁護了。 為適應現代人的這種心理的要求，那種以猛獸和非洲土人為對象的小說遊記和影片在一個時期曾給了都市的居民一種很大的刺激和安慰。當勃剋夫人在素稱精神文明的中國農民裡挑選了這一位較富人性的初民型的黃龍作她小說中的主角，去替代那輩獸性未脫的非洲土人，那當然使讀者在觀念上獲得更大的慰安了。 在勃剋夫人所創造的天地裡，他們可以不必再顧慮機械生產的毀滅，都市的破產，他們也不再求什麼挽回危殆現象的實際方法。只要能夠給他們理想間上得一點安靜，他們就緊抓住不肯放手了。 因此，在這數年來的小說裡，理想主義就逐漸的回來，那位詩人而又兼小說家的史特朗（L．A．GStrong）更說：「文化已很明顯的到達了亨利亞當（HenryAdams）所說的客觀範圍外邊，今後的大運動便是轉向內去的了。人類的思想，以前是由一個圓錐形的尖端向外擴展成一種機械的文化，今後是要走向新的圓錐形的尖端去到那個精神的文化」在這種主張理想主義文學旗幟下的作家，有開守（WilleCather）、羅勃芝（E．M．Roberts）、淮特爾（TheWilder）、史特朗等。而史特立（A．G．Street）的《農夫的榮光》（FarmersGlory）和比耳（Ad imBell）的《土地的三部曲》，與勃剋夫人的《大地》，取的更相類的題材，都給現代的讀者一種逃避現實的夢想力，因而史特朗一輩人更以理想主義為標榜，而提倡唯心論哲學家柏克立（Berkely）的復活運動。 但是逃避性的文學，對於那些尚未感受切膚之痛的歐美人士和以前的中國人，還可以發生一點效力，至於現代中國農村破產，百業蕭條，苛政如虎，萑苻遍地，一般人民轉輾於水深火熱之中，逃生無路，要想用精神上的麻醉來緩和實際的痛苦，絕對的不可能，所以落華生若不改變他的作風，過去的光榮恐難保持呢。 我所謂改變作風並不是想勸他也走上喧闐叫囂所謂新寫實主義的路，這種被歪曲被利用的路，對中國的將來害不勝言，哪有提倡之必要？不過文藝創作的道路究竟寬闊，描寫民生的疾苦，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也未嘗不好。以為想拯救民生，復興中國，非推翻現行政制，改用某種主義不可，那是野心家的別有懷抱，是非常可怕的。 選自《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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