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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先生是現代作家中影響我最大的一個人。自從五四運動後我就愛讀他的作品，除了他清澀幽默的作風學不來以外，我對神話童話民俗學等，興趣的特別濃厚，大都是由他啟示的，雖然淺嘗，我於這幾項學問，只能無法去作專門的研究。兩年前在某處演講《周作人的思想及其影響》，留下了這篇稿子。因為屬於介紹性質，所以僅有客觀的分析而缺少主觀的批評。而且對於周先生現在所提倡的公安竟陵一派文學的理論及所談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等，均未涉及。我想將來有機會再寫一篇《周作人論》。這篇陳稿雖無所用，但對於那些想明瞭周先生思想和想研究他的作品的青年朋友們，或者可以當作一個簡單的指示，所以略為增減，將它發表了。民國二三年國慶日雪林自記於珞珈山字則須佔第一位。 近年小品散文的盛況似乎已被那些突飛猛進的長短篇小說所代替了。而且從前那些小品文成績也已被猛烈的時代潮流，沖洗得黯然無色了。但中國有一座屹立狂瀾永不動搖，而且顏色愈洗濯愈鮮明的孤傲的山峰，這便是周作人先生的作品！ 他的著作，採取短篇散文型式而寫的有《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澤瀉集》，《永日集》，《談虎集》，《談龍集》，《看雲集》等十餘種，較長的論文如《人的文學》、《中國新文學的源流》則不甚多見。所以周作人先生可說是小品散文最早的試作者，又可以說是小品散文的專家。因為別人創作時每喜向多方面發展，小說、戲劇、詩歌都要來一手，周先生則除此以外別無嘗試；別人以餘力為小品散文，他則用了全副心靈。 但我們如其說周作人先生是個文學家，不如說他是個思想家。十年以來他給予青年的影響之大和胡適之、陳獨秀不相上下。固然他的思想也有許多不大正確的地方——如他的歷史輪迴觀和文學輪迴觀——但大部分對於青年的利益是非常之巨大的。他與乃兄魯迅在過去時代同稱為「思想界的權威」。現在因為他的革命性被他的隱逸性所遮掩，情形已比魯迅冷落了。但他不願做前面挑著一筐子馬克思，後面擔著一口袋尼采的「偉大說誑者」，而寧願做一個坐在寒齋裡吃苦茶的寂寞「隱士」，他態度的誠實，究竟比較可愛。 現在我們就他作品來觀察他的思想和趣味，再來論他的思想。 他不單是個文學家，而是一個思想家，上文已說過了。他同魯迅一樣，對於中國民族病態是有深澈的研究的，也同樣的立了許多脈案和治療之方。魯迅的是《阿Q正傳》和一些雜感文字，他的則大略如下文所引： 一、對國民劣根性的掊擊 他在《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提出幾件思想革命的計劃： 我們要針砭民族卑怯的癱瘓。 我們要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 我們要切開民族昏憒的癰疽。 我們要閹割民族自大的風狂。 第一點論中國卑怯，照著者看來，有正反兩面。正面則求生意志的缺乏，而反面則是凶殘。《新希臘與中國》說：「希臘人有一種特性，也是從先代遺傳下來的，是熱烈的求生慾望。他不是只求苟延殘喘的活命，乃是希求美的健全的充實的生活……中國人實在太缺少求生的意志，由缺少而幾乎至於全無……中國人近來常以平和和忍耐自豪，這其實並不是好現象。我並非以平和為不好，只因為中國的平和和耐苦不是積極的德性是消極的衰耗的症候，所以說不好。譬如一個強有力的人他有壓迫或報復的力量而隱忍不動，這才是真的平和。中國人的所謂愛平和，實在只是沒氣力罷了，正如病人一樣。這樣沒氣力下去，當然不能『久於人世』。這個原因大約很長遠了，現在且不管他，但救濟是很要緊的。這有什麼法子泥？我也說不出來，但我相信一點興奮劑是不可少的；進化論的倫理學上的人生觀，互助而爭存的生活。尼采與托爾斯泰，社會主義與善種學都是必要。」《民眾的詩歌》對於店伙酒色財氣詩的批評道：「這些詩裡所說的話，實在足以代表中國大多數的人的思想：妥協，順從，對於生活沒有熱烈的愛著，也便沒有真摯的抗辯。他辯護酒色財氣的必要，只是從習慣上著眼，這是習慣以為必要，並不是他個人以為必要了……倘或有威權出來一喝說『不行』，我恐怕他將酒色財氣的需要也都放棄了去與威權的意志妥協，因為中國的人看得生活太冷淡，又將生活習慣併合了，所以無怪他們好像奉了極端的現世主義生活著而實際上卻不曾真摯熱烈的生活過一天。」在另一文裡周氏以中俄兩民族相比較，結論是俄國民族好像一個飽經憂患的青年，艱難痛苦將他人格鍛煉得更加偉大而堅實，並發生他向上進步力求生存的勇氣，而中國民族則為一飽經憂患的老人，被艱難痛苦磨得筋力衰敗志氣頹唐，除終日枯坐追溯已往外，不問其他。所以俄國民族前途是有希望的，中國則難說了。 至於凶殘似乎不是懦夫所能幹的行為了。然暴虐之行，僅僅施於弱者，或施於無抵抗力者還是卑怯的變相。《詛咒》云：「我常說中國，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殺，最凶殘而又最卑怯的。」他於歷史人物最反對明朝的永樂帝，因清故宮裡藏有《永樂聖旨》的鈔本，朱棣殺人之殘忍，引起他的反感的緣故。他有《鬼的叫賣》一詩曾提及此事。又《自己的園地·永樂的聖旨》云：「我相信上邊所錄的聖旨，是以後不會再有的了，但我又覺得朱棣的鬼還活在人間，所以煞是可怕。不但是禮教風化的大人先生們如此，便是『引車賣漿』的老百姓也都一樣，只要聽他平常相罵的話便足證明他們的心，還為邪鬼所佔據。」《雨天的書》讀《京華碧血錄》云：「我向來是神經衰弱的，怕聽那些凶殘的故事，但有時卻又病理的想去打聽，找些戰亂的記載來看，最初見到的是《明季稗史》的《揚州十日記》，其次是李小圭的《思痛記》，使我知道清初及洪楊時情形的一斑，《寄園寄所寄》、《曲洧舊聞》、《因子巷緣起》還是記得。正如安特來夫的《小人物的自白》的惡夢使人長久不得寧貼……但是愚蠢與凶殘之一時的橫行，乃是最酷烈的果報，其貽害於後世者比敵國的任何種懲創尤為重大。」第二點論中國民族淫猥則尤為痛切。《半春》云：「中國多數的讀書人幾乎都是色情狂的，差不多看見女子便會眼角掛落，現出獸相。這正是講道學的自然結果，沒有什麼奇怪。」又說：「中國男子多數皆患著性狂，其程度雖不一，但同是『山魈風』（Satyr ia－sis）的患者則無容多疑耳。」周氏又看出中國禮教的根本為「性的恐怖」之迷信。如四川督辦，因為要維持風化把一個犯奸的學生槍斃。湖南省長因為求雨半月不回公館。周氏引弗來則博士（J．G．Frazer）之學說證明此二事為「性的恐怖」之表現。蓋野蠻人每以為性的過失能觸怒神靈招致災禍殃及全族，所以奸罪懲罰獨嚴。於是性成為禁忌（Tabu）之一種。又野蠻人信禁戒某種性行為或舉行某種性行為可以促鳥獸之繁殖與草木之生長，湖南省長求雨法就含著這種迷信臭味。 中國人以大半患有性狂之故，一方面對戀愛抱畏懼態度，即略涉猥褻之言語亦絕口不談。藹裡斯（HavelockEllis）嘲笑英國紳士談人體以胸以下脛以上為止，中國道學家亦有此等情形。然另一方面則喜談猥褻，成為天性。凡及中冓之言，房闈之私，以及人家隱諱之事，每興高而采烈。茶館酒後消遣之小報及小說十九為刺激色情之記載，固不待論；即以衛道自命之大人先生，亦於高談性理之餘，刊布《素女經》等等。對於性的觀念缺乏清醒健全態度，於是可見。第三點論中國民族之昏憒，《半春》云：「中國人的頭腦不知是怎麼樣的，理性太缺，情趣全無，無論同他講什麼東西，不但不能瞭解，反而亂扯一陣，弄得一塌糊塗。」《與友人論性道德書》引陳獨秀《青年的誤會》云：「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現代青年的誤解也和醉人一般……你說婚姻要自由，他就專門把寫情書尋異性朋友做日常重要的功課……你說要脫離家庭壓制，他就拋棄年老無依的母親。你說要提倡社會共產主義，他就悍然以為大家朋友應該養活他。你說青年要有自尊的精神，他就目空一切，妄自尊大。不受善言了……。」 第四點論中國民族之自大，則於日本安岡秀天所著《從小說上看出支那民族性》一文後云：「我承認他所說的確是中國的劣點……我們不必遠引五六百年前的小說來做見證，只就目睹耳聞的實事來講，卑怯、凶殘、淫亂、愚陋、說誑，真是到處皆是。便是最雄辯的所謂國家主義者也決辯護不來，結果無非是迫加表示其傲慢與虛偽而已……中國人近來不知吃了什麼迷心湯，相信他的所謂東方文化與禮教，以為就此可以稱霸天下，正在胡叫亂跳，這真奇極了。安岡這本書應該譯出來發給人手一編，請看看尊範是怎樣的一副嘴臉，是不是只配做奴才？」又《代快郵》論國恥問題云：「我想國恥是可以講的，而且也是應該講的。但我這所謂國恥，並不專指喪失什麼國家權利的恥辱，乃是指一國國民喪失了他們做人的資格的恥辱。這樣的恥等才真是國恥……中國女子的纏足，中國人的吸鴉片買賣人口，都是真正的國恥比被外國欺侮還要可恥。纏足、吸鴉片、買賣人口的中國人即使用了俾士麥、毛奇這些人才的力量，憑了強力解決了一切國恥問題，收回了租界失地以至所謂藩屬，這都不能算作光榮，中國人之沒有做人的資格的羞恥依然存在……所以中國如要好起來第一應當覺醒，先知道自己的醜惡，痛加懺悔，改革傳統的荒謬思想、惡習慣以求自立，這才有點希望的萌芽……照此刻的樣子以守國粹誇國光為愛國，一切中國所有的都是好的，一切中國所為都是對的，在這個期間中國是不會改變的，不會改好，即使也不致變得更壞。」又《與友人論國民文學書》也有同樣的見解。 二、驅除死鬼的精神 周氏有一個很特別的歷史觀念，即所謂歷史輪迴觀。他斷定歷史是「過去曾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也要如此。」所以「殭屍」、「死鬼」、「重來者」是他常用的名詞。《歷史》云：「天下最殘酷的學問是歷史。他能揭去我們眼上的鱗，雖然也使我們希望千百年後的將來會有進步，但同時將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現在上面，使人對於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嚇。我讀了中國歷史對於中國民族和我自己先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殭屍』！『殭屍』！我完全同感於阿爾文夫人的話。世上如沒有還魂奪舍的事，我想投胎總是真的……」《閉戶讀書論》云：「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在表面的確只是過去，但現在，將來也就在這裡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畫得特別莊嚴點，但從這上面總還看得出子孫的面影，至於野史更有意思，那是行樂圖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真相，往往令觀者拍案叫絕，歎傳神之妙，正如獐頭鼠目再生於十世以後一樣，歷史的人物亦常重現於當世的舞台，恍如奪舍重來，懾人心目。此可怖的悅樂，為不知歷史者所不能得者也。」《代快郵》與萬羽君論愛國運動云：「我很慚愧自己對於這些運動的冷淡一點都不輕減。我不是歷史家，也不是遺傳學者，但我頗信丁文江先生所謂譜牒學，對於中國國民根本地有點懷疑……巴枯寧說歷史的唯一用處是教我們不要再這樣，我以為讀史的好處是在能預料又要這樣了；我相信歷史上不曾有過的事中國此後也不曾有，將來舞台上所演的還是那幾出戲，不過換了腳色、衣服與看客。五四運動以來民氣作用，有些人詫為曠古奇聞，以為國家將興之兆，其實也是古已有之，漢之黨人、宋之太學生、明之東林，前例甚多。照現在情形看去，與明季尤相似；門戶傾軋、驕兵悍將、流寇、外敵，其結果——總之不是文藝復興——孫中山未必是崇禎轉生來報仇。我覺得現在各色人中倒有不少是幾社、復社、高傑、左良玉、李自成、吳三桂諸人的後身。阿爾文夫人看見她的兒子同他父親一樣地在那裡同使女調笑，叫道『殭屍』！我們看了近來的情狀怎能不發生同樣的恐怖與驚駭？佛教我是不懂的，但這『業』——種性之可怕，我也痛切地感到。即使說是自然的因果，用不著怎麼詫異，灰心，然而也總不見可以歎許，樂觀。」《與友人討論國民文學書》云：「……但是有時又覺得這些夢想也是輕飄飄的，不大靠得住；如呂滂（GustaneleBon）所說人世事都是死鬼作主，結果幾乎令人要相信幽冥判官，或是毗騫國王手中的帳簿，中國人是命裡注定的奴才，這又使我對於一切提倡不免有點冷淡了。」 周氏自抱這樣歷史觀念以來，對中國整個民族，甚至對他自己，似乎都很悲觀，但後來漸由消極而轉為積極。他在《歷史》裡說：「不過有這一點，自己知道有鬼附在身上，自己謹慎了，像癩病患者一樣搖著鈴鐺叫人避開，比起那吃人不饜的老同類來或者是較好一點吧。」又《我們的敵人》云：「我們的敵人是什麼？不是活人，乃是野獸與死鬼，附在許多活人身上的野獸與死鬼……在街上走著在路旁站著，看行人的臉色，聽他們的聲音，時常發見妖氣。我們為求自己安全起見，不能不對他們為『防禦戰』：我們要從所依附的肉體裡趕出那依附著的東西……我們去拿許多桃枝與柳枝、荊鞭蒲鞭，盡力的抽打面有妖氣的人的身，務期野獸幻化的現出原形，死鬼依托的離去患者……」周氏所有隨感錄中對於「殭屍」的討論層出不窮，或者就是他警告之一種，或防禦戰之一種吧。 三、健全性道德提倡 中國人之所以好談挑撥肉慾的言語，或道學地對性加以嚴峻的反對，都是沒有健全性道德的緣故，所以我們的「中國藹利斯」周作人先生便從這方面的工作努力了。第一，他提倡淨觀。他說：「平常對於猥褻事物可以有三種態度，一是藝術地自然，二是科學的冷淡，三是道德的潔淨。這三者都是對的。但在假道學的社會中我們非科學及藝術的凡人所能取的態度只是第三種（其實也以前二者為依據），自己潔淨的看，而對於有不潔淨的眼的人們則加以白眼，嘲弄，以至於訓斥。」他佩服被禁30餘次而依然出版的穢褻著作的日本廢姓外骨，和那披著猥褻的衣出入於禮法之陣的法國拉勃來（Rabelais）。因為他們的行為顯然是對於時代的一種反動，對於專制政治及假道學的教育的反動。有一次有個心琴畫會展覽作品，某人在報紙上做了一篇批評，有幾句話說：「絕無一幅裸體畫，更見其人品之高矣！」周氏為之氣極，大罵：「中國現在假道學的空氣濃厚極了，官僚和老頭子不必說，就是青年也這樣。中國之未曾發昏的人們何在，為什麼還不拿了十字架起來反抗？我們當從藝術科學尤其是道德的見地，提倡淨觀，反抗這假道學的教育直到將要被火烤了為止。」 第二，他對性主張嚴肅的態度。這在他的《人的文學》裡早經說過了。他的《論情詩》道：「戀愛不過是性的要求的表現，凱本德在《愛之成年》裡曾說道：『性是自然界愛之譬喻。』但因了戀愛而能瞭解求神者的心情，領會入神（Enthousiasmos）與忘我（Ekstasia）的幸福的境地……愛慕，配偶與生產，這是極平凡極自然，但也極神秘的事情。凡是愈平凡愈自然的便愈神秘，所以現代科學上的性的知識日漸明瞭，性愛的價值也益增高。正因為知道了微妙重大的意義，自然興起嚴肅的感情，更沒有從前那種戲弄的態度了……但是社會上還流行著開化時代不自然的意見，以為性愛只是消遣的娛樂而非生活的經歷，所以常有年老的人盡可耽溺，若是少年的男女在文字上質直的表示本懷便算犯了道德律。還有一層，性愛是不可免的罪惡與污穢，雖然公許，但是說不得的，至少也不得見諸文字。」又說：「我們對於情詩當先看其性質如何，再談其藝術如何，情詩可以艷冶，但不可涉於輕薄，可以親密，但不可流於狎褻：質言之，可以一切，只要不及於亂。這所謂亂與從來的意思有點不同，因為這是指過分，過了情的分限，即是性的遊戲的態度。」臨了，他標出他的宗旨：「道德進步，並不靠迷信之加多，而在於理性之清明。我們希望中國性道德的整傷，也就不希望訓條的增加，只希望知識的解放與趣味的修養。」 一、民俗學之偏愛 看我們新文學大師對於野蠻人的宗教、迷信、禁忌、神話、童話等等那樣談得起勁，那樣研究得精細深澈，足知他是一個對民俗學有偏好的人了。 （1）神話 《鬚髮爪序》說；「我是一個嗜好頗多的人……我也喜歡看小說，但有時又不喜歡看了，想找一本講昆蟲或是講野蠻人的書來看。但有一樣的東西，我總是歡喜，沒有厭棄過，而且似乎足以統一我的凌亂的趣味，那就是神話。」因淺薄的中國人見神話多荒唐無稽之談，遂以為不合科學思想加以排斥，周氏《雨天的書》遂有《神話的辯護》、《續神話的辯護》兩篇，又《自己的園地·神話與傳說》均有矯正此項錯誤觀念之語。他又說，神話不但在民俗研究上的價值很大，就是在文藝方面也很有關係，大約神話的種類有四種：（一）神話（Myth）、（二）傳說（Legend）、（三）故事（Anecdote）、（四）童話（Fairytale）。離開了科學的解說，即使單從文字的立腳點看去，神話也自有獨立的價值，不是可以輕蔑的東西。本來現在的所謂神話等原是文學，出自古代原民的史詩史傳及小說。他們做出這些東西，本來不是存心作偽以欺騙民眾，實在只是真誠的表現出他們質樸的感想。「我想如把神話等提出在崇信與攻擊之外還它一個中立的位置，加以學術的考訂；歸入文化史裡去，一方面當作古代文學看，用歷史批評或藝術賞鑒去對待它，可以收穫相當的好結果。」 （2）童話 藹利斯有一段名論道：「意話是兒童精神上最自然的食物，倘若不供給他，這個缺損，無論如何，不能夠補救。正如使小孩吃澱粉質的東西，生理上所受的餓，不是後來給予乳汁所能補救的一樣。」童話每賦動物以人格，狗哥哥，貓弟弟，牛伯伯，驢叔叔連篇累牘，其荒唐無稽與神話相類。周氏雖無替童話辯護的文字，但他為神話辯護，不管就為童話辯護了。他說：「人之反對童話，以為兒童讀之，就要終身迷信，便是科學知識也無可挽救。其實神話只能滋養兒童的空想與趣味，不能當作事實，滿足知識與要求。這個要求當由科學去滿足他，但也不因此遂打消空想。知識上貓狗是哺乳類食肉動物，空想上卻不妨仍是會說話的四足朋友。」而且童話與文學也大有關係。大約童話可分為民間童話與童話文學兩種，前者是民眾的、傳述的、天然的；後者是個人的、創作的、人為的；前者是小說的童年，後者是小說的化身，抒情與敘事詩的合作。 （3）民歌及童謠 《海外民歌序》云：「我平常頗喜歡讀民歌，這是代表民族的心情的，有一種渾融清澈的地方，與個性的詩之難以捉摸者不同。在我們沒有什麼文藝修養的人；常覺得較易領會。我所喜讀的是：英國的歌詞（Ballad），一種敘事的民歌，與日本的俗謠，普通稱為『小唄』。」 《江陰船歌序》云：「民歌（Folksong）的界說，據英國F．Kidson是生於民間，並且通行民間，以表現情緒或抒寫事實的歌謠……民歌的特質並不偏在有精彩的技巧與思想，只要能真實表現民間的心情，便是純粹的民歌。民歌在一方面原是民族的文學的初基。倘若技巧與思想上有精彩的所在，原是極好的事；但若生成是拙笨的措詞，粗俗的意思，也就無可奈何。」 《讀童謠大觀》云：「現在研究童謠的人大約可分為三派，一是民俗學的，認定歌謠是民族心理的表現，含蓄許多古代制度的遺蹤。二是教育的，既知道歌吟是兒童一種天然的需要，便順應這個要求，供給他們整理的適用的材料，能夠得到更好的效果。三是文藝的，曉得俗歌裡有許多可以供我們取法的風格與方法，把那些別有文學意味的風俗詩選錄出來供大家的賞玩，供詩人的吟詠取材。這三派的觀點盡有不同，方法也迥異，但是各有用處，又都憑了清明的理性及深厚的趣味去主持評判，所以一樣的可以信賴尊重的。」但他說五行志之流則宜打倒。 （4）民間故事及野蠻人風俗與迷信 民間故事的搜集，他在《語絲》上不斷的提倡。而野蠻人風俗與迷信則他有《殭屍》、《榮光之手》、《論山母》、《平安之接吻》、《野蠻民族的禮法》、《關於夜神》、《關於妖術》、《祖先崇拜》、《初夜權》、《花煞》、《買水》、《回煞》，甚至江湖上所謂《鐵算盤》、《迷魂藥》均以極大之興趣討論之。 二、人間味的領略 中國人活在這世界上只是生存，不是生活。原因雖是經濟的壓迫，但有錢而不知享受者也很多。這大約我們不曾把生活當作藝術，所以如此。善於生活者在最簡單的物質條件下仍然能夠滿足，這就是人間味的領略。 （1）生活藝術化 芥川龍之介曾說：「因為使人生幸福，不可不愛日常的瑣事，雪的光，竹的戰慄，雀群的聲音，行人的容貌，在所有的日常瑣事之中，感著無上的甘露味。」周氏也說：「我們於日用必須東西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又《論喝茶》云：「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閒，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為名為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的優遊乃正斷不可少……」這就是他生活藝術化一語具體的解釋。 所謂藝術的生活是什麼？即相當的節制是也。周氏說：「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的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別無道路，有之則是禽獸之下的亂調的生活了。生活之藝術只在禁慾與縱慾的調和……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所謂禮——這是指本來的禮，後來的儀禮教禮卻是墮落的東西——日本雖然也很受到宋學的影響，生活上卻可以說是承受平安朝系統還有許多唐代的流風餘韻，因此瞭解生活之藝術也更是容易。有許多風俗日本的確保存這藝術的色彩，為我們中國人所不及。」周氏又有《日本的人情美》一篇論日本人喝茶弄花草時之閒情逸致，以為他們能瞭解生活意味之證。 （2）好事家的態度 《鬚髮爪序》云：「我是個嗜好頗多的人。假如有這力量，不但是書籍，就是古董也想買，無論金、石、瓷、瓦，我都很喜歡的。」他在《玩具》一文裡說出他對收藏古董的意見道：「大抵玩骨董的人，有兩種特別注重之點：一是古舊，二是希奇。這不是正當的態度，因為他所重的是骨董本身以外的事情，正如注意於戀人的門第產業而忘卻人物的本體一樣，所以真是玩骨董的人是愛那骨董的本身，那不值錢沒有用極平凡的東西。收藏家與考訂家以外還有一種賞鑒家的態度。骨董家，其所以與藝術家不同者只是沒有那樣深厚的知識罷了。他愛藝術品，愛歷史遺物，民間工藝以及玩具之類。或自然物如木葉貝殼亦無不愛。這些人稱作骨董家或者不如稱之曰好事家（Dilettante）更是適切：這個名稱雖然似乎不很尊重，但我覺得這種態度是很好的。在這博大的沙漠似的中國至少是必要的，因為仙人掌似的外粗厲而內腴潤的生活是我們唯一的路，即使近於現在為世詬病的隱逸。」周氏有《鐔百姿》、《法布爾昆蟲記》、《草木蟲魚》、《金魚》、《虱子》、《兩株樹》、《莧菜梗》、《水裡的東西》、《案山子》、《關於蝙蝠》等文字，即其好事家態度之表現。 三、文藝論 周氏既以文學家而兼思想家，他對於文藝的意見當然是值得我們尊重的。他並沒有成為系統的文藝論，但在他著作中則有如下的意見： （1）寬容的態度 他常說：「文學以自己表現為主體。以感染他人為作用，是個人的而亦為人類的……各人的個性既是各各不同，那末表現出來的文藝當然是不相同。現在倘若拿了批評大道理要去強迫統一，即這不可能的事情居然實現了，這樣的文藝作品已經失去了他唯一的條件，其實不能成為文藝了。因為文藝的生命是自由，不是平等，是分離，不是合併；所以寬容是文藝發達的必要的條件。」在《文藝的統一》中說：「世間有一派評論家憑了社會或人類之名建立社會的正宗，無形中厲行一種統一。在創始的人如居友、別林斯基、托爾斯泰原也自成一家言，有相當的價值，到了後來卻正如凡有的統一派一般，不免有許多流弊了。」又說：「現在以多數決為神聖的時代習慣上以為個人的意見以至其苦樂是無足輕重的，必須是合唱的呼噪，始有意義，這種思想現在雖然仍有勢力，卻是沒有道理的。」《詩的效用》說：「君師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應該反對；民眾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也是應該反對的。」 （2）貴族平民化 在社會主義發達的現代，大家都以為平民是好的，貴族是壞的。周氏卻說不然，他說：「平民的精神可以說是叔本華所說求生的意志，貴族的精神便是尼采所說的求勝的意志了。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後者是要求無限的超越的發展；前者完全是入世的，後者卻幾乎有點出世的了。」因為如此，所以「平民文學的思想，太是現世的利祿的了，沒有超越現代的精神；他們是認識人生的，只是太樂天了，就是對於現狀太滿意了。貴族階級在社會上憑藉了自己的特殊權利，世間一切可能的幸福都得享受，更沒有什麼歆羨與留戀，因此引起了一種超越的追求，在詩歌上的隱逸神仙的思想即是這樣精神的表現。至於平民，於人間應得的生活的悅樂還不能得到，他們的理想自然限於這可望而不可即的平民生活．此外更沒有別的希冀，所以在文學上表現出來的是那些功名妻妾的團圓思想了。」又說：「我不相信某一時代某一傾向可以做文藝上永久的模範，但我相信真正的文學發達的時代必須多少含有貴族的精神。求生意志固然是生活的根據，但如沒有求勝意志叫人努力的去求『全面善美』的生活，則適應的生存是容易退化的，而非進化的了。」結果他主張文學應當是平民化，那就是「以平民的精神為基調更加以貴族的洗禮，這才能夠造成真真的人的文學」。 （3）平淡 《自己的園地序》云：「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看古代或外國文學才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為有氣質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的做出沖澹的文章來。」 （4）清澀 周氏的文字平淡之外，便是清澀。正如胡適所稱「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燕知草跋》云：「我也看見有些純粹口語體的文章，在受過中等教育的學生手裡寫得很是細膩流麗，覺得有造成新文體的可能，使小說戲劇有一種新發展，但是在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敘事而以敘情分子為主的，有人稱他為絮語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當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可造出雅致的俗語文來。」又《藹理斯感想錄》抄《晦澀與明白》一條云：「但在別一方面絕頂的明白也未必一定可以佩服。照呂南（Renan）的名言說來，看的真切須是看的朦朧。藝術是表現，單是明白，不成什麼東西。藝術家之極端的明白未必由於能照及他的心的深淵之偉力，而是簡單並無深淵可照緣故……我們初次和至上的藝術品相接時的印象是晦冥，但這是與西班牙教堂相似的一種晦冥，我們看著的時候，逐漸光明，直至那堅固的構造都顯現了。又如東方舞女帶面幕跳舞，初見其『深』之透明，繼見其『美』之面幕之落，最後乃見其『明白』。但面幕一落，跳舞亦畢。」 周氏的思想趣味及對文藝的意見既都介紹了一個大概，現更把他給現代中國的影響略為談談。 周氏的文字素以幽默出名，但一到針砭中國國民性時便像有火焰似的憤怒，抖顫在行間字裡。一句話便是一條鞭，向這老大民族身上劇烈地抽打，哪怕我們的肌肉是如何的頑鈍，神經是如何的麻痺也不能不感覺痛苦。但他的態度是這樣的懇摯和真實，我們讀之只覺得羞愧感奮，並不覺其言之過火，這真是興頑立懦的好文字，每個中國青年都應當當做座右銘，時刻省覽的。可惜中國人天性麻木，難於教誨，五四運動後的幾年中，大家對於他的話還肯聽受，後來又漠然了。譬如他憎惡凶殘暴虐的行為，指為卑怯性格的表現。近年有幾種新文藝作品偏偏描寫可怖的殘殺，慘酷的復仇，無理性的爭鬥舉動，煽熾青年的施虐狂，醞釀將來不可收拾的結果。他主張使兒童讀童話，而現在正有許多頑固的有勢力的人，反對小學教科書禽獸作人言，主張使小孩再去讀「天地玄黃」、「人之初」或「四書五經」。他主張文藝的態度應當寬容，而一般批評家竟拿這話來判決他思想落伍，或作為他反動的罪狀，想將他轟出新文壇以外去。他在十年前便作《教訓的無用》一文，大約今日的種種早預先感覺到了吧？ 他提倡性教育的結果，歐美幾本有名的性教育研究如司托潑夫人（M．C．Stopes）的《結婚的愛》（MarriedLove）和《賢明的父母》（Wise parent hood）、藹利斯的《愛的藝術》（Arsamatoria）、凱本特（E．Carpenter）的《愛的成年》（LovesComing of age）都翻譯到中國來了。青年對於性，不再將它當作神秘或猥褻的事而不敢加以討論了。對藝術上性慾的描寫，從前是一概含著不莊重的眼光看視的，現在也能根據「人的文學」的論點，辨別其何者為嚴肅的，何者為遊戲的了。郁達夫《沉淪》初出時，攻擊者頗多，周氏獨為辯護，謂此書實為藝術品，與《留東外史》有導，眾論翕然而定，而郁氏身價亦為之驟長。但天下事利弊每相半，國人不健全的性觀念固因此而略為矯正，而投機者流亦遂借性問題而行其蠱惑青年之術。某博士即在周氏筆鋒掩護之下，編著《性史》，其後又開美的書店，專售誨淫作品。周氏雖悔之，而已無如之何。又一切下流淫猥的文字都假「受戒的文學」（Literature for the intiated）為護身符公然發行，社會不敢取締，亦周氏為之厲階雲。 人類學的研究，對文學亦有偉大的貢獻。神話則有黃石之《神話研究》、鄭振鐸之《希臘神話》。《ABC叢書》中有《北歐神話》，《希臘神話》。其他神話著作不可勝述。童話則民間的童話翻譯過來者固不下百十種。文學的童話如《王爾德童話》、《安徒生童話》、拉斯金的《金河王》、喀洛爾的《阿麗斯漫遊奇境記》、《鏡中世界》、庚斯來的《水孩》、以及繆塞的《風先生和雨太太》，孟代的《紡輪故事》、《格林童話集》、《列那狐的歷史》均有譯本。關於民歌童謠則周氏曾於1914年在《紹興教育會月刊》上登過徵集歌謠的啟事，1918年又在北京大學與劉復、錢玄同、沈兼士設立歌謠徵集處，1922年又成立歌謠研究會。發行《歌謠週刊》至96期乃停版。其後何中孚的《民謠集》、顧頡剛的《吳歌甲集》、王翼之的《吳歌乙集》、謝雲聲的《閩歌甲集》及《台灣情歌》，台靜農的《淮南民歌》、鐘敬文的《客音情歌集》、《蜒歌》及《狼犭童情歌》，李金髮的《嶺東戀歌》、劉半農的《瓦釜集》、婁子匡的《紹興歌謠》，皆在這影響之下產生。民間故事，則林蘭女士對此幾為專家，如《徐文長故事》、《朱洪武故事》、《呂洞賓故事》、《呆女婿故事》、《新仔婿故事》、《鳥的故事》、《鬼的故事》。又有鐘敬文的《民間趣事》、顧頡剛的《孟姜女故事》，《妙峰山研究》等等。民俗學研究之影響有江紹原《鬚髮爪》、黃石《野蠻民族迷信之研究》及零星篇章甚多。平淡與清澀作風的提倡，發生俞平伯、廢名一派的文字，又有作風雖與此稍異而總名為語絲派者，其作品大都不拘體裁，隨意揮灑，而寫諷刺於詼諧之中，富於幽默之趣。周氏常論浙東文學的特色謂可分為飄逸與深刻二種：「第一種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第二種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而在其著眼的洞澈與措語的犀利。」語絲派文字之佳者，亦具此等長處，但其劣者則半文半白，搖曳而不能生姿，內容亦空洞可厭。 鐘敬文曾推崇周氏道；「在這類創作家中，他不但在現在是第一個，就過去兩三千年的才士群裡，似乎尚找不到相當的配侶呢。」這話固然有些溢美，但最近十年內「小品散文之王」的頭銜，我想只有他才能受之而無愧的。 原載《青年界》，1934年12月，第6卷第5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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