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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十年左右的文壇，北方歸魯迅、周作人兄弟統治，南方則「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對峙，對於青年心理有很大影響。北方唯一詩人是冰心，南方則郭沫若了。民國十一、二年間忽然從英國回來了一批留學生，其中有幾個後來以文學顯名，徐志摩就是其中之一。當他在《晨報副刊》、《學燈》、《小說月報》，發表他的《再會吧康橋》、《哀曼殊斐爾》等詩，其雄奇的氣勢，奢侈的想像，曼妙的情調，華麗的詞藻，都以一種嶄新的姿態出現。所以大家不約而同的用驚異的眼光看他。有的心懷妒忌，恨不得趁這條巨蟒尚未完全蛻化為頭角崢嶸的龍來爭奪自己的地盤時，把它一拳打死；有的卻暗暗歡喜說：我們的真詩人出現了，我們渴望的藝術誕生了。前輩文人如梁啟超等對他特別賞識，甚至嫉視白話文學如寇仇的章士釗，也許之為「慧業文人」，死抱傳統思想，學衡派鉅子吳宓對他亦具有好感。徐志摩這奇怪的人物，出馬文陣不久，便征服了青年、中年、老年的心，躍登第一流作家的壇坫。他在文學界成名之迅速，正不亞胡適之於學術界。 「徐志摩曾一手奠定了新詩壇的基礎」，這話雖成了反對黨嘲笑的口實。但我們若屏除任何成見，將他對於新詩壇努力的成績，一一檢查，則將承認這話並不算過分的恭維。現在把徐志摩的創作分形式、精神兩方面來研究一下： 徐志摩詩的形式 一、體制的講求 新詩自胡適時代至於郭沫若時代，都沒有一定的格式。郭沫若雖然採取西洋格式以為創作的模範，但他第一次試作《鳳凰涅槃》尚有些格律，後來他學上了美國詩人惠特曼（Whitman1819—1892）的自由豪放作風，又趨於鹵莽決裂之途。他集中十分之九為自由詩，他對於新詩體制實無貢獻。徐志摩知道詩沒有聲律便失去了詩的原素，所以他的試筆《哀曼殊斐爾》便是有韻的。民國十五年春，於賡虞想在北新書局辦一個純粹的詩志，徐志摩與朱湘勸他移辦於《晨報》。於是遂有《詩刊》產生。這詩刊便是後來新月書店詩刊之先驅。據於賡虞說詩刊發行之前夕，共聚於聞一多寓所討論，在座共有七、八位新詩人，共同的意見是在使詩的內容及形式，表出美的力量，成為一種完美的藝術。《詩刊》的發刊辭即出之徐志摩手筆。《詩刊》發行後，每週要在徐志摩家開一次讀詩會。會中討論最多的是詩的形式及音節。及《新月詩刊》出後，詩的格律愈加嚴謹，胡適的《新詩已上了軌道》，便是那時說的話。 徐志摩的詩變化極多且速。他今日發表一首詩是這種格式，明日是另一種，後日又是另一種。想模仿都模仿不了，他人是用兩隻腳走路，他卻是長著翅膀飛的。他在民國十四年發表了一本《志摩的詩》，據他朋友陳西瀅為他做的體制統計有：散文詩、自由詩、無韻體詩、駢句韻體、章韻體。詩刊派的詩有「方塊詩」之誚，他人為之，不免稍受拘束，而徐氏獨能於此嚴格規律之中，自由表現其天才，這一點也是他人所不及的。 二、辭藻的繁富 白話詩初起時，為了擺脫舊詩詞的格調起見，排斥舊辭藻，不遺餘力。又因胡適說過，真正好詩在乎白描，於是連「渲染」的工夫多不敢講究了，看劉復《揚鞭集》那樣樸實無華，汪靜之、胡思永雖說是比較年輕的詩人，也不敢把他們的作品帶上一點鮮明的色彩。白話詩之主白描，情形也正相類似。但詩乃美文之一種，安慰心靈的功用以外，官能的刺激，特別視覺、聽覺的刺激，更不可少。西洋某文學家說詩不過是「顏色」和「聲音」組成的，這話雖偏，不能說它完全無理。中國文人也早有見於此，劉勰《文心雕龍》有情采篇，曾說「綜述性靈，敷寫器象」，更少不得「彪炳縟采」。袁枚也說「美人當前，爛如朝陽，雖抱仙骨，亦由嚴妝！」又說「聖如堯舜，有山龍藻火之章，淡如仙佛，有瓊樓玉宇之號，彼擊缶披褐者，終非名家。」所以文學革命大師的禁令，只能收效一時，略有才氣的詩人便不甘受這種束縛。冰心的小詩是有些辭藻的，郭沫若的長篇也是充滿了「心弦」、「洗禮」、「力泉」、「音雨」、「生命的光波」、「永遠的愛」種種西洋辭藻。徐志摩出現後，詩的辭藻，更為富麗了。但他的辭藻不是中國的，也不是西洋的，那是經過他的心靈煉製過的一種東西。陳西瀅說：「他的文字，是把中國文字西洋文字融化在一個洪爐裡，煉成一種特殊而又曲折如意的工具。它有時也許生硬，有時也許不自然，可是沒有時候不流暢，沒有時候不達意，沒有時候不表示是徐志摩獨有的文字。再加上很豐富的意象，與他的華麗的字句極相稱，免了這種文字最易發生的華而不實的大毛病。」這批評是最切當沒有。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西瀅還說：「他的毛病是太沒有約束。在文字方面，有時不免堆砌得太過，甚至叫讀者感到煩膩。」徐志摩有一篇小品文字，描寫新加坡和香港的風景，題為《濃得化不開》，謔者遂以名其文。甚至「唯美派」、「新文學中的六朝體」，這些名稱也是反對派加給他的。鐘嶸詩品論謝靈運道：「頗以繁蕪為累」，又說：「若人興多才博，寓目即書，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其繁富宜哉。然若名章迥句，處處間起，麗典新聲，絡繹奔赴，譬如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塵沙，未足貶其高潔也。」我於徐氏亦云。徐志摩後出版的《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已免除上述毛病了。 三、氣勢的雄厚 郭沫若詩頗雄，而厚則未必，因為他的作品，往往只有平面而無深度。所謂「力量與氣魄不相稱」也。徐志摩詩則雄而且厚。凡辭藻過於富麗者，氣每不足，足者即為上乘。曾國藩日記云：「奇辭大句，須得瑰瑋飛騰之氣，驅之以行，凡堆重處皆化為空虛，乃能為大篇，所謂氣力有餘於文之外也，否則氣不能舉其體矣。」徐之作品，可當此語而無愧。散文詩如《毒藥》、《嬰兒》、《白旗》、《天寧寺聞禮懺聲》，都足見他真實的功力。試舉《嬰兒》中的一段： 你看他那母親在她生產的床上受罪！ 她那少婦的安詳、柔和、端麗，現在劇烈的陣痛裡變形成不可信的醜惡：你看她那遍體的筋絡，都在她薄嫩的皮膚底裡暴漲著，可怕的青色與紫色，像受驚的水青蛇，在田溝裡急泅似的，汗殊站在她的前額上，像一顆顆的黃豆，她的四肢與身體，猛烈的抽搐著、畸屈著、奮挺著、糾旋著，彷彿她墊著的蓆子是用針尖編成的，彷彿她的帳圍是用火焰織成的；一個安詳的，鎮定的，端莊的，美麗的少婦，現在在陣痛的慘酷裡變形成魔鬼似的可怖：她的眼，一時緊緊的闔著，一時巨大的睜著，她那眼，原來像冬夜池潭裡反映著的明星，現在吐露著青黃色的凶焰，眼珠像是燒紅的炭火，映射出她靈魂最後的奮鬥，她的原來紅色的口唇，現在像是爐底的冷灰，她的口顫著、撅著、扭著，死神的熱烈的親吻不容許她一息的平安，她的發是散披著，橫在口邊，漫在胸前，像揪亂的麻絲，她的手指間緊抓著幾穗擰下來的亂髮；這母親在她生產的床上受罪！ 這個選材極難的題目，他試以正面描寫的方式，形容得那麼淋漓盡致，刻畫得入木三分，真是十分不易的。而且以上所引的兩段約三百五、六十字，下文還有二百餘字才完。一首六百多字的散文詩有曲折、有層次、有奔注、有頓挫，我們讀來毫不覺得它的冗長拖沓。真如韓愈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又如吳摯甫所謂「聲音之道，嘗以意求之；才無論剛柔，苟其氣之既昌，則所謂抗墜、曲直、斷續、斂侈、緩急、長短、伸縮、抑揚、頓挫之節，一皆循乎機勢之自然……」 四、音節的變化 陳西瀅又論徐詩音調云：「音調方面也沒有下研究工夫，因為他喜多用實字，雙雙的疊韻字，仄聲的字；少用虛字，平實的字，他的詩的音調多近羯鼓、燒鈸，很少是提琴、洞簫等抑揚纏綿的風趣。他的平民風格的詩，尤其是土白詩，音節就很悅耳，正因為在那些詩裡，他不能不避去上面所說的毛病。」這話未嘗不對，但我以為徐志摩作品在音節上試驗是同他體制上試驗一樣勤苦，而且一樣具有許多變化的。他的音調隨著詩的情緒而生變化，如果情緒是愉快的，音節即異常輕快；悲傷的，則音節也顯出淒涼。試看他的《雪花的快樂》，第三、四兩段： 在半空裡娟娟的飛舞，認明瞭那清幽的住處， 等著她來花園裡探望—— 飛颺，飛颺，飛颺——啊，她身上有硃砂梅的清香！ 那時我憑藉我的身輕，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貼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音節之輕快，真有雪花隨風回舞的感覺。又如《落葉小唱》： 一陣聲響轉上了階沿（我正挨近著夢鄉邊）；這回準是她的腳步了，我想——在這深夜。 一聲剝啄在我的窗上 （我正靠緊著睡鄉旁）；這準是她來鬧著玩——你看，我偏不張皇！ 一個聲息貼近我的床，我說（一半是睡夢，一半是迷惘）：「你總不能明白我，你又何苦多叫我心傷！」 一聲喟息落在我的枕邊（我已在夢鄉裡留戀）；「我負了你」你說——你的熱淚燙著我的臉！ 這音響惱著我的夢魂 （落葉在庭前舞，一陣，又一陣）；夢完了，呵，回復清醒；惱人的——卻只是秋聲！ 詩人失戀的苦惱，完全在這淒涼音調中傳出，讀之每使人聯想及白人甫的《梧桐雨》和長生殿《夜雨》一折。雖然唐明皇的情況與詩人是不同的。 又如徐志摩在《滬杭車中》第一段： 匆匆匆！催催催！ 一捲煙，一片山，幾點雲影，一道水，一條橋，一支櫓聲，一林松，一叢竹，紅葉紛紛：匆匆，催催，像車輪的聲音，以下連用「………」三字短句，形容火車進行的速度。讀者也恍惚坐在那風馳電卷的火車中了。此外則《蓋上幾張油紙》，連用疊句，如聆坐在風雪孤墳旁婦人的哽咽。《天寧寺聞禮懺聲》，儼似梁皇懺的聲調。《廬山石工歌》用無數「浩唉」表出漢族耐勞苦愛平和的心聲，足與俄國《伏而加搖船曲》（Volga Boatman's Song）媲美，其他音節優美的甚多。不及細述。 五、國語文學的創造 胡適作文學革命論時，曾提出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所謂國語，不是指的白話文，其實是指的「官話」。 中國語言太龐雜，為國民交換思想感情一大障礙，而且也阻滯文化的發展與進步。我們提倡白話文，一半為改良文學工具，一半也為推廣國語。但推廣國語，以文學的實驗為要著。如法國國語之臻於完密，也是路易十四時代，各個戲劇家、文學家、詩人之功。莫裡哀（Moliere）劇中的言語，到今還在法國人口中說著呢。 但胡適白話文雖寫得極其明暢流利，所用不過長江流域通行的言語，搭上舊有的白話文學如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的調子。冰心的小說用的一半紅樓夢，一半歐化的文字，也不是純粹的國語。至於珠江流域的文人，對於國語，更不能運用自如了。所以胡適「國語的文學」他自己先就不能做到，至於文學的國語，那更談不上了。 徐志摩雖是浙江硤石人，國語倒說得很標準的，他就毅然肩起這創造「國語文學」的責任。他的小品散文全用國語，詩則一部分用國語，一部分用磚石調子，一部分是普通白話。劉復用北京下等階級的言語，模擬人力車伕的對話，雖然口吻逼肖，但像那「一個崩子」（一文錢）、「半喇子」（一撮）、「揍」（打）、「甭」（不要）究竟太不普遍了。而且我們創造國語文學的宗旨，是要將國語提高程度，作為士大夫的言語，不是要把士大夫的言語降低，去與車伕談話，所以劉復的辦法是學不得的。徐志摩寫叫化子、車伕、士兵，也模擬他們的口吻，至於別的詩便不如此。像《海，不再是我的乖乖》、《殘詩》、《卡爾佛裡》都是用的國語，到了《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則作者運用國語的技巧，更為進步。如《休怪我的臉沉》中的兩段： 不是的，乖，不是對愛生厭！ 你胡猜我也不怪， 我的樣兒是太難，反正我得對你深深道歉。 不錯，我惱，惱的是我自己： （山怨土堆不夠高； 河對水私下嘮叨。） 恨我自己為甚這不爭氣。 徐志摩詩的精神 一、人生美的追求 陶孟和說徐志摩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的理想曾受了希臘主義的影響，求充分的完全的生命。他要生命中求得最豐富的經驗……志摩不是哲學家尋求理智，他是一個藝術家，尋求情感的滿足……他所愛的是人生的美麗。他的態度，可以說是哈代的對照。他詠哈代曾說：『為什麼放著甜不嘗，暖和的座兒不坐，偏挑那陰淒的調兒唱，辣味兒辣得口破。』正因為他自己所尋求的都是陽光、暖和、甜蜜、美麗，一切人生的美。他永遠設法避開人生的醜陋，正如小兒避開狀貌猙獰的偶像一般。他不單是怕看醜陋或蠢笨，他直是不看，不加理會……他永遠希望他所尋到的是神奇、新穎、奧妙、聰明、美麗，一切人生的寶貝，而不願有與它們相反的出現；他更希望他所尋到的，永遠保持著它們的神奇、新穎、奧妙、聰明、美麗，而不願他們露出使他失望的破綻；即使露出，他也不看。幻滅是志摩所不能忍受的。」這話真把徐志摩整個人格都表出了。有人因為他文筆優美，稱他為唯美派，其實，他是理想派。唯美派的文人對於俗眾以為不足與語，把自己深深藏閉在「象牙之塔」裡，或高坐藝術宮殿上，除游心於古代希臘或異國文藝之外，與現實世界非常隔膜。理想主義者不然，他們看定了人生固然醜陋，但其中也有美麗；宇宙固是機械，而亦未嘗無情。況且他們又認識人類「心靈力」可以創造一切。宇宙是個舞台，人類是這舞台上的表演者，我們固可以排演出許多毫無精彩懨懨欲絕的戲劇，我們也可以表現出許多聲容荼火，可歌可泣的戲劇，只看我們肯不肯賣力罷了。 所以徐志摩尋求人生的美，不但為了慰安自己，還想借此改善人生。他以一支生花妙筆，寫明月、星群、晴霞，山嶺的高亢、流水的光華；寫那朝霧裡輕含閃亮珍珠的小花草；寫那像古聖人祈禱凝成「凍樂」似的五老峰；寫愛、寫光明、寫真美善。甚至雪中哭子的婦人，垃圾桶邊撿煤屑的窮人，深夜拉車過僻巷的老車伕，跟著鋼絲輪討錢的乞兒，滬杭車中的老婦，蠢笨污穢的兵士，都予以無限的同情。他說：「貧苦不是卑賤，老衰中有無限莊嚴」，在這些裡面也可尋著人生美的。他寫精神上最高境界更好，比如：「他的前面有無窮的無窮；他在有限中見著永恆；他的精神似一粒無形的埃塵，追隨造化車輪不停地前進；他的靈海中常常嘯響著偉大的波濤，應和更偉大的脈搏，更偉大的靈潮。」沈從文說，在徐詩《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蕩》中，作者的文字簡直成為一條光明的小河了。我說不如謂作者的思想，成為一條光明的小河之為恰當。 他在《新月詩刊》創刊號曾說：「我們詩是一個時代最不錯誤的聲音，由此，我們可以聽出民族的精神，充實抑空虛，華貴抑卑瑣，旺盛抑消沉。一個少年人偶爾的抒情的顫動，竟許影響到人類終古的情緒；一支不經意的歌曲，竟許可以開成千上萬人熱情的鮮花，綻出瑰麗的英雄的果實。」他在最早發表的《留別日本》，對著那承繼古唐壯健精神的島國，追慕祖國過去的光榮，於是大發宏願道：「我願化一陣春風，一陣吹噓生命的春風，催促那寂寞的大木，驚破他深長的迷夢，我要一把崛強的鐵鍬，剷除淤塞與臃腫，開放那偉大的潛流，又一度在宇宙間洶湧。」 但在這齷齪的、缺陷的、平庸的、罪惡的世界裡，詩人的幻夢常常被打破，況軍閥時代的中國更是一個天昏地黑，罪惡橫行的場所；一個刀山劍樹，鬼哭神號的地獄，理想主義者想在這裡生活是更難上加難了。所以樂觀的詩人也常常喊著：「可怖的夢魘，黑夜無邊的慘酷，甦醒的盼切，只增劇靈魂的麻木。」（《多謝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蕩》）「又是一片暗淡，不見了鮮虹彩。希望，不曾站穩，又毀了。」（《消息》）又說「愛和平是我的生性，在怨毒、猜忌、殘殺的空氣中，我的神經每每感受一種不可名狀的壓迫。」（《自剖》）。又說：「我們靠著維持我們生命的不僅是麵包，不僅是飯，我們靠著活命的用一個詩人的話，是情愛、敬仰心、希望（We live by love，admiration，and hope），這話又包涵一個條件，就是說世界的人類是能承受我們的愛，值得我們的敬仰，容許我們希望的。現代是什麼光景？我們看得到聽得到的到底是怎樣人性的表現，除了醜惡、下流、黑暗。太醜惡了，我們火熱的胸膛裡有愛不能愛。太下流了，我們有敬仰心而不能敬仰。太黑暗了，我們要希望也無從希望。太陽給天狗吃了去，我們只能在無邊的黑暗中沉默著，永遠的沉默著！這彷彿是經過一次強烈的地震的悲慘，思想、感情、人格，全給震成了無可收拾的斷片，再也不成系統，再也不得連貫，再也沒有表現」（《秋》）。在《毒藥》那首散文詩中，也有同樣沉痛的話。 但是徐志摩還沒有完全灰心，對於人類熱烈的愛，使他又說出這樣的話：「但我卻不絕望，並不悲觀，在極深刻的沉悶的底裡，我那時還摸著希望」。所以在寫完《毒藥》之後，他又有《白旗》，想這罪惡的人類——尤其是罪惡的中國人——用眼淚，嚎慟，激起悠久酣徹的懺悔，接著就希望那偉大的嬰兒出世了。 以徐志摩個人行為而論，他的離婚及第二次結婚，也無非為了貫徹「人生美」追求的目的。雖弄得家庭關係斷絕，親友責難紛至，而他也不悔。他之殉身這個追求，竟似飛蛾投火的勇敢。胡適批評他道：「他的一生真是美的象徵，愛，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又說：「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的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一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裡。他的一生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實現的歷史。」 二、真詩人人格的表現 這標題也許空泛了些，但我下的詩人人格定義是很簡單的，第一，詩人宜具熱情，第二，詩人宜有寬大的度量。 熱情為人類事業之原動力。「世上從沒有一樁大業的成功，不需熱情。」黑格爾（He gel）的話豈不可信嗎？至於文藝的創作，若缺乏熱情，便如煉鐵成鋼時缺乏火力。亞里斯多德說：「要我哭，你先得自己哭」，司蒂文生（Stevenson）以「白熱」比作者之感情。此外還有許多名言，暫時不引。總之，凡是詩人，無不是熱情的化身，而徐志摩更是熱情化身之化身。熱情最具體的表現，是關於兩性的情愛。徐之集中戀歌特多，所以有人批評它為「情慾的詩歌，具爛熟頹廢的氣息」，說「情慾」，我們還勉強同意，「頹廢」二字加之徐志摩的作品，真是風馬牛不相及了。徐志摩對於戀愛，並不單純地受著肉慾的驅使，其實他所蘄求的，是由戀愛所得到的靈感，以達到精神上最圓滿的境界。如佛洛伊德所謂Li－bido的「昇華作用」。直言之，戀愛是他的手段，靈感的得到，才是他的目的。他有一首刪去了的《默境》，寫帶著女友去游西山，有句道：「我友！知否你那自——漆黑的圓晴——放射的神輝，照徹了我靈府的奧隱，恍如昏夜行旅，驟得了明燈，剎那間週遭轉換，湧現了無量數理想的樓台，更不見墓園的風色，更不聞衰冬喟吁，但見玫瑰叢中，青春的舞蹈與歡容，只聞歌頌青春的諧樂與歡鼓——」他要求「愛」引導他達到那最高的境界，所以又說「輕捷的步履，你永向前領，歡樂的光明，你永向前引：我是個崇拜青春，歡樂與光明的靈魂。」在《愛的靈感》這一首詩裡，作者表示得更明白，雖然這首詩是為一個單戀著胡適的女郎作的。 那天愛的結打上我的心頭，我就望見死，那個美麗的永恆的世界；死，我甘願的投向，因為它是光明與自由的誕生。 從此我輕視我的軀體，更不計較今世的浮榮，我只企望著更綿延的 時間來收容我的呼吸。 燦爛的星做我的眼睛，我的髮絲那般的晶瑩，是紛披在天外的雲霞，博大的風在我的腋下，胸前眉宇間盤旋，波濤沖洗我的脛踝，每一個激盪湧出光艷的神明！ 再有電火做我的思想，天邊掣起蛇龍的交舞，雷震我的聲音，驀地裡叫醒了春，叫醒了生命。 無可思量，呵，無可比況，這愛的靈感，愛的力量！ 正如旭日的威稜掃蕩。 田野的迷霧，愛的來臨也不容平凡，卑瑣以及一切的庸俗侵佔心靈，它那原來青爽的平陽。 我們萬不能相信一個鄉下的女郎，能有這樣的高深的思想，能說出這樣富有文學意味的話，作者不過在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吧。 我們的詩人永遠像春光、火焰、愛情。永遠是熱，是一團燃燒似的熱。他燃燒自己的詩歌發出金色的神異光，燃燒中國人的心，從冰冷轉到溫暖，如一陣和風，一片陽光，溶解北極高峰的冰雪，但是可憐的是最後燃燒了他自己的形體，竟如他所說的像一隻夜蝶飛出天外，在星的烈焰裡變了灰。 再之，我要說他心胸是如何博大。新文學界謾罵之風的蔓延比虎烈拉還要來得快，不受傳染者甚少。但徐志摩則始終持保他博大的同情，即受人無理謾罵，亦不肯同罵。在他作品中尤處處有此人格的反映。他飛機失事後，友好追悼的話甚多。胡適說：「志摩所以能使朋友這樣哀念他，只因為他為人整個的只是一團同情心，只是一團愛。」葉公超說：「他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來未曾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無意中都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神氣。」陳西瀅說：「尤其朋友裡缺不了他，他是我們的連索，他是粘著性的，發酵性的。在這七、八年中國文藝界裡，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得不能見面，但我沒有聽見有人怨恨過志摩。誰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誰也不能避開他的粘著性，他總是和事佬，他總是朋友間的連索。他從沒有疑心，他從不會妒忌，他的無窮的同情，使我們這些多疑善妒的人們，十分慚愧，又十分羨慕。」林徽音道：「我們丟掉的不止是一個朋友，一個詩人，我們丟掉的是個極難得的可愛的人格。」陶孟和說：「濟南號的出險，結束了一個美麗的可愛的靈魂，但我們覺得我們生命上發見了不可彌補的真空，而這卑污世界中消失了一個高貴的人格！」鄭振鐸也說道：「我不僅為友情而悼我失去一位最懇摯的朋友，也為這個當前大時代而悼它失去了一個心胸最廣而最有希望的詩人。」 一種偉大文學決不是短時期裡所能成熟，新詩的黃金時代也許在五十年一百年後，現在不過是江河的「濫觴」罷了。然而這個濫觴也值得我們珍愛，因為其中有我們可愛的天才徐志摩。 詞的成熟期是兩宋，五代不過是權輿期，五代許多詞人都受時間淘汰而至於消滅或不大為人注意，而李後主卻巍然特出，足與周黃蘇辛爭耀。王國維說：「詞至後主，眼界遂大，感慨遂深，遂變伶人之詞為士大夫之詞。」李後主為詞的劃分時代的界線，徐志摩是新詩的奠基石，他在新詩界像後主在詞界一樣佔著重要的地位，一樣的不朽！ 選自《中國二三十年代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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