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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方豪神父逝世的消息,非常痛悼。這是兩年前於野聲樞機猝逝羅馬的噩音所給我心靈震撼的第二次。宗教界、學術界一顆巨星又收斂了它的光芒,頓覺天宇沉沉,一片漆黑。海內外認識方豪神父的人,聞悉此事,當無不撫膺悲惜,並不止我個人為然。 我和方豪神父的友誼建立甚早,到今已將近半個世紀之久。這就是說當民國廿二、三年間,他尚在寧波神哲學院當修士時,先寫信給我,後便以他所著的楊淇園(廷筠)、李振之(之藻)的傳記寄給我,考證精詳,文筆流暢,實為不可多得的傳記文學。我對於這位少年修士便敬佩有加,知道他前途浩瀚無涯,必成學術界的重鎮。民國24年,他升任鐸職,主教派他在金華、永康、武義、湯池四個縣境作傳教工作。他一面傳教,一面寫作,又有多本著作出來,但多偏於天主教名流的傳記,尚未及中西交通史的問題。 26年抗戰爆發,我於次年隨國立武漢大學遷往四川樂山,方神父在浙江金華任天主堂本堂職務。忽一日來信說:敵氛日急,沿江一帶陷落,浙省全境均將入敵手。現在金華縣城裡,稍有能力者紛紛逃亡,形勢混亂。主教連生活費都不匯來,教友也大都走避,沒個人可以商量,我若困守原堂,不為敵殺亦將餓死。想投奔大後方,但旅費籌不出,奈何!奈何!那時候匯兌幸而尚通,我立刻匯了一筆錢去,並寄了一封快信,囑咐他立刻動身,不可遲延。 方神父接到我的信和匯款後,取道江西、廣西、貴州,輾轉而達雲南。那時天津益世報已在昆明復刊,他就在報社裡任總主筆及副社長,生活才安定下來。方氏自浙抵滇,走的都是旱路,繞了那樣一個彎,真可謂「萬里長征」,辛苦可想,他沿途常有信給我。桂林十萬大山和漓江風景片也附寄來幾張,尤其寶貴的是貴州某處宋代黨人牌(就是所謂『元祐黨碑』)拓片,可惜這些紀念品都在我後來屢次搬遷中散佚了。 方氏後來又到遵義浙江大學遷校和重慶復旦大學任教,在重慶時,也兼在益世報當編輯。勝利後,他應田耕莘樞機主教之聘,到北平主編公教文化機構各種刊物,同時在輔仁大學教書。41年,我自巴黎回國,教書於國立師範學院,方則在台大教書,我和他通訊垂及20年,這一次才得晤面。 方神父那次若不能逃出金華,餓死倒也未必,不過後來交通斷絕,他想撤退到大後方已無可能,為他設想,只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仍留金華原堂執行他司鐸的職務,日本人雖兇惡,對於宗教倒並不排斥,況日軍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常要來堂望祭和告解。許多天主教神職迫於情勢,也只好學習日文日語,虛與委蛇,以求保全教產。再者天主教視救靈為唯一大事,不能有敵我之分。方神父又何妨如法炮製。不過他是愛國心極端強烈的人,決不肯在敵偽槍尖下屈身抑志,以圖苟延的;那麼,他將加入我方游擊隊和敵人拚命了。他是個神職,於律不能殺人,只好做做救死扶傷的工作,兼為隊員盡盡拯救靈魂的義務。游擊生活本多艱險,他是個文人,也許饑寒勞頓,會損害他的健康,遇著敵偽圍剿時,也許一顆槍彈會奪去他的生命,我說這些話也非純出虛構,因為方神父以後於偶然間對我說:假如他當時陷身金華,無法出奔,就上山打游擊,決不與敵偽合作。倘若他那時不幸犧牲了,那麼,以後益世報和其他報刊上許多慷慨激昂,有光有熱,足以激民心而厲士氣的佳篇,便不會有了。他來台後,所撰寫數百萬言,煌煌學術巨著,也不會有了。請問這是何等的可惜!我今日說這話,並不敢說方神父的性命是我所援救的。他那時若幹著作已相繼問世,聲名已盛,教會已認定他是個「青年才俊」,定必多方設法,將他接出陷區,不過沒有這樣快,未免要讓他多吃些苦頭而已。我這樣說,實所謂「貪天之功,以為己功」,實甚可笑。這也由於我器小易盈,不能守「右手行善,勿使左手知」之訓。總自覺生平所為事,只有這一件為最有意義,每忍不住沾沾自得——這也難怪呀,這樣一個高貴而偉大的靈魂,世上能有幾呢? 方豪神父「是一個成功的學者,也是一個成功的宗教家」,這話好像是他同鄉阮毅成先生所說,我極以為然。他的關於中國天主教史資料的整理,他的中西交通史、宋史、台灣史的研究,都是不朽之作。聽說尚有許多遺書,未曾付刊,希望將來有人整理刊行,庶不辜他一生的苦志。 方豪神父學問基礎,實在堅實。他國學的根底,半得之父授,半得之自己修習,文筆之簡潔優美,有如精金百煉,一字不能多,也一字不能少。公教教士無不嫻習拉丁,由這拉丁一系,自然通達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諸國語文,而法文則更所擅長,他又自修英文、日文,還有若干國的語文,不及備述。有了這多犀利的工具在手,以攻學術堡壘,何城不摧?何險不下?又記憶力天生極強,悟性亦極高,故博聞強記,腹笥淵博。他研究學問所做的工夫,是紮實而又紮實,從來不說一句空話。 胡適先生教學人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而方神父恐怕要有十分證據,才說一分話。所以他的朋友某神職說:別人所寫文章,每覺肉多於骨,你的則全是骨頭,簡直教人嚼不動。他著手考證一件事,必先到處訪求珍本、孤本、手跡,跑遍中國圖書館,也跑遍外國圖書館,攝影、攝制顯微膠片,若受訪者是活人,則用錄音機將談話的音錄下來。傅斯年教人做學問,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我看只有方豪神父能將這兩句話完全做到。胡適之先生又有「為學要如金字塔,既能廣大又精深」,方豪神父也把這兩句話完全做到了。 至於說他也是個成功的宗教家,我雖忝為教友,卻非神職,對於神職界人士的修為,所知實在有限。只知方豪神父教書著作與傳道愛人,並行不悖。當我在台北時,每見他穿著破舊單薄的衣服,腋下夾著一個沉重的書包,冒著大風寒去講道。受他感召而皈依聖教的名流甚多,像香港故徐誠斌主教就其一例。患了腦中風住在醫院裡,躺在病榻上,不能讀日課,就請別的神職讀給他聽。稍能起立,就在病房裡舉行獻祭。病癒回寓,所有神業未嘗有一日之輟。即如去年聖誕夜,他在寓中連續舉行三台子夜彌撒,幾至暈倒。他之屢次發病,與過於好學,不遵守醫誡,常偷著在病床間看書,與愛主心過於熾烈,嚴格履行他身為神職應盡的職責,或者也有關係——這些話我是不該說的。因為我究竟是個世俗人,宗教家許多作為,我是不大懂的。 我生性奇懶,在方豪神父病前與他不通音信者竟達十餘年之久,他受教廷晉封名譽主教並蒙席名號和他之膺選為中院院士,我都未去信道賀。直到去年聽說他中風住院才去信慰問。對他說腦中風這種病是不當玩的,這或者是他平日過度用功所致。勸他將書本放下,以侍花養鳥自娛,並養幾隻小動物陪伴。又勸他既然身體有病,神業也該放鬆。像他每日念日課,舉行獻祭,何妨減輕份量,天主是仁慈的,哪會計較呢?這當然又是世俗人的意見,方豪神父只有置之一笑,不會聽從的。因在《中副》上讀他自述,養病鄉下,我既不知其通訊地址又希望不致過份擾他的精神,有好幾個月未寫信去了。不過總是關心他,總希望得他訊息,常常在有關方面探聽他的病情,是否有進步。就在他去世的前兩日,我還寫信給台北某主教問到他,誰知所得的竟是這樣一個大不幸的消息,方豪神父已走完了他71年的旅程,安息天鄉了!「人生七十古來稀」,是古人成語,於今醫藥衛生進步,這句話早推翻了。現代人又說「七十是人生的開始」,我以為這要等數百年後始能實現,現在則未免言之過早,不過像方豪神父的生理狀況,若非患有這種危險症候,再活一二十年是不成問題的。他對宗教對學術都有許多輝煌的貢獻,也是意料中事。他說做學問要「富貴壽考」,前二字他已做到了,可恨後二字則付之缺欠。我現在只有為教會人才惜,為學術界人才惜,尚復何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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