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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冒著黑煙的巍峨大艦，載著幾百個滿懷希望，渾身快樂，像春花才放的青年，自上海黃浦碼頭，向茫茫無際的太平洋出發，其中有一個渺小的我，一個偉大的吳稚暉先生。這就是一九二一年秋天，吳先生與李石曾先生在法國里昂，創立了里昂中法學校，在中國招考了一群學生，由吳先生親自領導赴法的開場的一幕，也是作者認識吳先生的開始。 赴法留學的人經濟狀況都比留英留美的壞；那時正值歐戰結束，法郎貶值，但自中國赴法，那筆旅費也頗可觀。吳先生體諒到這一層，特與法國船長交涉，在四等艙特為我們開闢了一片園地。所有男女生都睡在統艙裡，但與其他搭客的舖位略略隔離，男生用的是繩索，女生則用木板——好像統艙裡另開了一間客房，因為女生人數不多，所以蒙此優待。吳先生和男生睡在一起，他的舖位正當女生客房的門外，我們朝夕進出都可以看到吳先生的尊容。 一張紫褐色的圓臉，兩撇須角下垂的鬍鬚，一對炯炯有光的大眼，看見他的人會把這位已近花甲的老人的年齡，縮短三分之一。他的身裁是胖碩的，但並不高，穿著一身不大合體的半舊西裝，看去頗似一個「鄉老」又似乎是工廠裡一個「工頭」，的確，吳先生在一般大人物中是最缺少所謂大人物氣度的，他的儀表與他的談話正相類似，一味率真，一味不拘繩墨，士大夫階級的裝腔做勢的身份，和他們滿口引經據典文雅高貴的談吐，是他所最討厭的。吳先生很早便是提倡手腦並用的一個人，在陳獨秀先生所辦新青年上寫過《青年與工具》一文，曾贏得中國青年的迴響。他陪著我們睡四等艙，一路上掃除房間、整理床鋪、捆紮行李、搬運箱籠，一切有待於僕役的事都由他自己做，也教導我們做。然而我們這些學生雖說大都出自清寒之門，但既頂著一塊「讀書人」的金字招牌，便非擺出傳統讀書人架子不可，一個個五穀不分，四體不勤，喝杯開水，也恨不得教人送來手上。說到「勞動」兩字，當然更要視為畏途，吳先生雖對我們苦口勸喻過，並躬親示範過，我們始終革不了這幾千年相傳下來的不良習慣。以我個人而論，還是這一次八年艱苦抗戰，才把我從象牙之塔趕到十字街頭。然而我現在雖說能劈柴、能種菜、能做一點木匠和泥水匠的工作，卻還不能好好烹調一頓餚膳，好好洗清一床被單、一頂帳子、好好縫紉一身衣服、若非家姊和我生活在一起，免不了還要受女工的惡氣。 這雖說是我自己天生的無能，但過去讀書人的習慣其實深深陷坑了我。聽說吳先生自隨國府西遷以來，以八十之高齡，黨國元老之尊貴，居然能夠不用僕役，灑掃煮飯都由他老人家自己動手，豈不教我們愧死！一個人光陰精力有限，既要讀書寫作，對於家庭瑣務當然不能兼顧，像我們現在捨棄應為之事而不為，整天在柴米油鹽的漩渦裡打滾，這種生活，我也不認其為正常，但老天既生我以兩手，不能解決一身之事，一旦環境變遷，便鬧得手足無措，有志氣有骨頭的人，咬緊牙關忍受，到倒下來完掉；或日坐愁城，長吁短歎，免不了心理變常。沒有志氣，沒有骨頭的人，就要與惡勢力妥協，做出許多不利於抗戰前途的事來；甚者投降敵偽，甘心作國家民族萬世罪人。所以過去士大夫整天鼓吹「安貧樂道」，整天叫人「體認孔顏樂處」而偏把一雙手籠在袖裡，或蓄養著幾寸長的指甲，矜誇為讀書人的標誌，那些話也就成了紙上談兵。像吳先生這樣，才算真能把古人的教訓實踐出來呢。 不能自己洗衣煮飯，還是小事，抗戰並不是一萬年抗下去，況所貴於文化進步者，以其能利用機械代替人的勞力，像我們現在儼然成了漂流荒島的魯濱遜，樣樣都要自己蓽路藍縷地來開創；或者恢復了我們老祖宗原始生活，一飯一粥，都須以無窮血汗換來，也就太缺乏做人的意味了。但科學之事非實驗不為功，晏然高坐於書齋，憑腦筋裡的空想去致知格物，如何能格出什麼？中國科學不進步，原也害在「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那句話上，吳先生所寫《青年與工具》一文，當時雖說曾引起青年界一點迴響，但迴響終於迴響而已。若當時大家能把吳先生的話深切體認一下，我們現在抗戰也不致於因科學過於落後，而吃這麼大的虧吧。 到了里昂，吳先生把我們安置妥當以後，有時回英國他的家庭一趟，有時到比利時，德意等國替學校奔走。每到一處，必有致同學的公開信一封，詳敘各地的風俗人情，文物制度，以及新發明的事物。千言萬語，不外提倡西洋科學精神，而希望我們迎頭趕上。他也曾在里昂中法大學對同學演講過幾次，他的話像是一股洪流，開了閘口，便滔滔滾滾地永遠流下去，一口氣講兩三個鐘頭。這樣長的時間，也許會叫聽眾不耐煩，但吳先生的談話，融貫中西學術原理，而以莊諧雜出之語調出之。妙趣風生，令人樂而忘倦。讀吳先生的上下古今談是愉快的，讀吳先生的黑漆一團人生觀更其愉快，然而聽吳先生演講，愉快應該加上三倍。因為我們除了耳朵溢洋著那大海潮音的妙奏，眼前還湧現著一個縱橫揮霍，元氣淋漓吳先生的法身！ 吳先生抱了為國育才的目標，又抱了溝通中西文化，促進中法友誼的宗旨，不辭辛苦，在海外設立許多教育機關，叫中國青年去讀書求學，然而他所得於青年的報國卻是出乎人情之外的惡劣，簡直可以說叫人萬分憤慨。雖說為群眾服務者照例要領受這一份荊棘冠和十字架，然而也是那時代青年過於狂妄無知所釀成的結果。當時我也是那些狂妄無知的青年之一，曾做了一點大對吳先生不起的事，於今回想起來，只有疚心，只有好笑。吳先生始終愛護青年，原不以此芥蒂於胸；而且時過境遷，我們也已無懇切向吳先生表示懺悔的必要。但自五四運動以來，青年誤解個性自由的真義，而蹈於狂妄無知之過者，至今流風未泯，那麼，我以過來人的資格而向青年說這句話或者不是毫無意義的吧。 五四運動之起，像一股初出三峽莫可阻攔的奔流，動搖了數千年來封建的壁壘，沖決了最森嚴的禮教的藩籬，打破了蒂固根深的傳統習慣，於過去的制度典章，歷史上的聖賢豪傑，都要重新加以估價，而估價的結果，總覺得都是一文不值。那時個人主義大昌，人人以發展個性為唯一要求，個性發展到了極度，則以叛逆為美德，以反抗為勇敢，以破壞為當然手段，我們都是二十歲上下的青年，都是這個時代思潮沖激震盪出來的人物，學問雖談不上什麼，經驗也異常貧薄，但上述這些論調卻早跟著時賢之後，聽得慣而又慣了；自己談話寫文，開口即至，搖筆即來，也熟而又熟了；而且居然認為天之經，地之義，誰敢反對，誰就是思想落伍，並可以說是不齒於人類了。帶著呵佛罵祖，抹煞一切的「狂」，抱著壁立萬仞，唯我獨尊的「妄」，與生吞活剝，一知半解的「無知」，到了自由平等先進之邦的法國，以為我們的個人主義，更可以發揮盡致。不意法國之一切，並不如我們所理想，他們傳統威權倒是很大，青年很講究服從，我們閒與法友談起我們的思想來，他們每每點頭讚歎道：「你們是太前進了！」如果在現在，我們聽了這句譏諷的話，也許會引起一點反省，但在當時卻反洋洋得意。我們比自由平等的法國人還要前進，豈不光榮嗎？譬如吳稚暉先生辦中法學校，雖有學生數百之多，吳先生對於我們的前途卻並不抱如何的奢望，他曾和他幾個親信人說，將來能出得一個「胡適之」，也就不枉他一番辦學的苦心了。但我們聽了這話，竟大不以為然，我們不但人人都將成為胡適之，而且還要勝過胡適之，因為那時候，五四思潮已轉了方向，而趨向於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成了我們所崇拜的偶像，胡適之在我們眼裡早已變成過時人物了。又譬如那時我們在國內讀了幾本什麼愛倫凱的戀愛論，都成為戀愛至上主義者，男女社交更要講究要絕對自由。聽說吳先生家有男女公子數人，而家教甚嚴，不許自由交結朋友。有某男同學對他某位小姐獻了點慇勤，便大遭吳先生之白眼。一回，那男同學又贈他女兒以鮮花一束（或者還附了一封情書），他老人家竟勃然大怒，賞了那魯莽青年一個耳光，揮之大門之外，從此再不許上門。這話教我們聽了，不唯當做笑談，而且深為驚訝。於是我們批評吳先生說他究竟是半路出家的新人物。他接受先進各邦的思想，敢於革滿清政府的命，但他腦筋裡還保留中國傳統的觀念，所以不敢革舊禮教的命。現在我們也已忽忽到了中年，閱歷已比前加深，對於五四以來青年由盲目衝動所鬧的戀愛悲劇，所見也已不少，才知吳先生那種持重的態度，是為人父母所應該取法的。字典和人類良心上所有「愛戴」、「尊敬」、「感激」那類字眼，到唯我主義面前，照例是不能存在的。吳先生雖是革命元老，思想界先輩，我們卻並不知如何敬重。吳先生雖費盡了苦心與勞力，把我們弄到外國，給我們一個優美安適的讀書環境，我們卻認為理所當然，對吳先生並無半點感謝的表示。吳先生初見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歐洲各國勞工缺乏，以華幣折合貶值的法郎，又可以得到許多便宜，遂與李石曾先生等發起勤工儉學運動，領導上千的清寒子弟赴法留學。然而這些青年學生原屬於「醬缸倒了醬架不倒」的中國讀書人，哪肯流汗出力去做工人的事？他們到法後，只知終日包圍著吳李諸公討索生活費用，不滿所欲，便咆哮怒罵，並且發傳單，登報章，百端侮辱。及吳先生與法國政府在里昂辦了中法學校，各地勤儉學生麇集數百人，毫不客氣將我們校舍來一個鵲巢鳩佔。法政府見他們不可理喻，只好將他們一概押送返國。他們當然不甘，返國後與吳先生起訴，登報毀罵，足足糾纏了兩三年，還不得清爽。當他們在里昂鬧得最激烈時候，原已宣言要與吳先生拚命。吳先生也曾對我們歎道：「以後我都不能自由自在在街上走了，也許他們會當胸給我一手槍的。」 勤儉同學把弄他們到外國來的吳先生當做大冤家大仇人，可說太不知好歹。想不到我們中法學校的同學其不知好歹比他們竟有過之無不及。我們到了里昂的第二年便鬧了場要求「平等待遇」的大風潮，竟把吳先生由他手創的中法學校轟跑了，原來中法學校雖說由中法合辦，但法方僅供給校舍，經常費則由中國擔負，大部分的錢，出自廣東，所以廣東學生特受優待，不惟旅費由公家代出，每年學膳費豁免，並且每月還給幾百法郎的津貼。其他各省同學則每年須自出學膳費華幣六百元之譜。這比之自費留學英美已不知便宜若干倍，所以事前我們原已欣然允許了校方的。但六百元的華幣雖為數不巨，而在寒士家庭也成了一個重負，不出豈不更好，況且還有額外津貼呢。於是有數位同學發起要求學校平等待遇，學校不允，風潮遂起。不但出了許多傳單揭帖之類，將吳先生和幾個學校當局，攻擊得體無完膚，並且幾次開會把吳先生請來當面質問。我們既想將自己的要求變成百分之百的「有理」，不得不把「無理」推在對方身上；竟牽強附會地指出吳先生許多罪狀。吳先生有親戚馬女士率求學的子女數人住在校中，我們即指他為「徇私」，吳先生辦有某項學術團體，邀同學某某數人加入，我們即指他為「植黨」，我們原主張男女社交絕對自由的，但這時候偏又擺出道學先生衛道的面孔，指摘某某學校辦事人與女同學往來之不當。當雙方言語衝突到極激烈時，吆喝之聲，連校舍的牆壁都像為之震動，校外行人都為之佇足而聽，若非校方預派有力校工數名將吳先生援助出去，吳先生也許在我們的盛怒之下挨一頓毒打呢。 吳先生一向把我們當小孩子看待，凡事都不計較，這一氣卻非同小可，即日帶領馬氏全家離校赴英而去。我們的鬥爭居然獲得勝利。尚恐國人不諒，又寫了幾篇宣言寄回國內各大報紙發表，署名者共二十八人，我亦附於驥尾。我們把那一次向吳先生的質問，認為「開庭審判吳稚暉」；而報紙宣言則誇為「二十八宿鬧天宮」，同國內朋友寫起信來，非常沾沾自得，以為這是我們革命精神之表現，連吳稚暉都被我們打倒了。 所奇者，我們鬧這場風潮的本意，原是為了私人的利益，但既藉口於學校待遇不公，鬧到後來，竟完全忘其所以，覺得自己的動機非常光明純潔，舉動非常熱烈悲壯，儼然感覺自己是一個極力與黑暗及不公道搏鬥的革命志士。凡不敢附和我們舉動者，非視之為「懦夫」，則斥之為「叛徒」。記得初發起風潮時，曾邀平日比較接近的幾個朋友參加。楊潤余女士本屬我們的密友，因其兄端六先生與吳先生私交頗篤，未便對吳先生公然採取敵對行動，婉辭謝絕，我們對楊女士便立刻鄙夷唾棄起來，說她圓滑，說她沒有肩膀。又有幾位同學認為良心未安，中途脫黨而去，我們也不把他們當人類看待。當時憤慨之情，至今猶能記憶。這才知青年的正義感和熱忱是可以誤用的。自由權利之濫用，也是非常危險的——羅蘭夫人的「自由，自由，天下幾多罪惡，假爾之名以行！」誠足令人警惕。 但假自由之名以行惡固可怕，因自由之故忘其惡而反以為善則尤可怕，以其可以流為「暴民政治」而不知。法蘭西號為自由平權先進之邦，而他們社會一切都非常講究秩序，他們的思想，也比我們五四青年為保守，可說是大革命時代暴民政治給了他們以絕大教訓的緣故。五四以後，有許多熱血青年，醉心破壞與革命，為了追求光明，走上偏激的道路，不但葬送自己前途，而且敗壞國家民族多少大事。他們的心地，我是可以原諒的，但他們的行動，我卻不敢讚許。為的我也是在「暴民政治」裡翻觔斗過來的人啊！ 凡屬青年，都免不了要幹幾件糊塗事，吳先生雖屢次受我們之辱，卻始終愛護著我們。他回國以後，勤儉同學和里昂中法學校的同學還纏著他不肯放鬆，日夜包圍著他聒絮，聒得他老人家真不耐煩了，登出了一個活死人吳稚暉的哀啟，訃告全國，吳稚暉現在已經死了，你們不必再來尋他吵鬧吧。這篇妙文，想大家還能記得。在他人處此地位，一定要對青年灰心失望，從此決不再與青年打交道了，但吳先生還是一批一批護送學生出洋，遇著國內青年與人爭論時，他總愛站在青年一方面，替青年說話。吳先生之所以永不失「青年導師」資格者在此，吳先生之偉大處也在此。 但是先生對青年雖以期望太過之故，免不了流為過分的寬容，而青年卻不該永遠糊塗下去。所以我今日藉著慶祝吳先生八十大慶的機會，作這一番誠懇坦白的表示。這在吳先生誠然是多餘的，然而在我卻覺得若不如此則不能求得良心的平安。但願閻羅天子不算那筆「秤鉤賬」，讓吳先生再在人間八十年，領導青年完成莊嚴燦爛的祖國復興工作，以後青年想不致再像我們過去之糊塗了吧。我誠懇地希望著！ 選自《歸鴻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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