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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間，北京出現了一位女詩人徐芳。在北京的幾個文學刊物和天津《大公報》的《文學副刊》上常有她的詩，據說是北大學生，胡適教授很欣賞的，一時聲名鵲起。 一九三八年，我在昆明。清華、北大的師生陸續來到雲南，一部分先到蒙自，一部分到昆明。有一天，我去看沈從文。他對我說：「徐芳來了。」 我和李長之都在雲南大學，同住在一個宿舍裡。我住樓下，長之住樓上，早晚都在同桌進餐。一天午飯時，長之對我說：「徐芳來了。」 一二天之後，我在翠湖公園散步，遇到一群人，其中有沈從文，是我唯一認識的人。從文為我介紹了其中的二人，一個是吳雨僧（宓）教授，一個是徐芳。吳先生還特別申明了一句：「女詩人徐芳。」 這樣，我認識了當時大名鼎鼎的女詩人徐芳。 後來才知道，她和李長之很熟，她一到昆明，就來看長之，我們的宿舍，她已來過好幾次，可我不知道。 一九四○年，我離開昆明，跑到福建，和戰時文化中心完全隔絕。西南大後方的文化動態，很難知道，徐芳也從我的記憶中暗淡下去。 一九八七年，偶然有人告訴我，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有一個女教師，名叫徐芳，作新詩很可注意。我大吃一驚，怎麼？又一個女詩人徐芳！趕快去找她的詩來看。不多，只見到幾首，顯然，不是三十年代那個徐芳的詩了。 不久，徐芳來了。於是我認識了八十年代的女詩人徐芳。 現在，徐芳要印出她的第一本詩集，來找我寫序文，並且送來了她的全部詩稿。我讀她的詩，覺得這篇序文不容易寫。但也不願辭卻這個任務，因為我很想利用這個好機會談談新詩。從三十年代女詩人徐芳的詩談到八十年代女詩人徐芳的詩。 這裡有五十年之久的文學代溝啊！ 近年來，文學史家喜歡為「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學區別流派。新詩方面，有初期白話詩派，新月派，現代派，後現代派，這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詩派，應當還有一個左翼派，可是似乎還未定名。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這三十年間的詩，還沒有人分流派，大約是混然一體的獨流，無派可分。從一九八○年開始，忽然出現了一個新的詩派，被稱為「朦朧派」。 以舒婷、顧城、北島等為先驅者的一群青年詩人，從一九七九年起，先後大量發表了一種新風格的詩。這種詩，有三四十年沒有出現在中國的文學報刊上了。最初，他們的詩還彷彿是在繼承現代派或後現代派的傳統，但很快地他們開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遠，自成一個王國。許多青年讀者，一部分老年讀者，久已習慣於三十年來文從字順，大聲疾呼的正統詩，一旦遇到這一流似通非通，似可解又不可解的詩，不免瞠目結舌，感到無法接受。少數勇敢的保守者，直言不諱地予以痛斥，認為是詩魔。更勇敢的索性運用政治批評，認為是資產階級的腐朽文化。但大多數人，還只是微笑地稱之為朦朧詩。朦朧詩這個名詞，顯然含有貶義。但朦朧畢竟不是完全看不清楚，這個名詞也還留著迴旋的餘地。近兩年來的青年文學批評家似乎已認可這個名詞，同意用它來標誌這一群詩人的作品。因此，這個詩派名詞，在將來的文學史上出現，不應該再含有貶義。 不過，我個人是不願意使用這個名詞的。我認為，朦朧或不朦朧，都是詩的創作手法，語文表現技術。陶淵明的詩明白清楚，並不朦朧；李商隱的詩就朦朧了。《文心雕龍》有《隱秀》一篇，作者也注意到詩可以有比較隱約其辭的表現手法，可知朦朧詩也是我們「古已有之」的一個詩的品種。為什麼沒有說李商隱的詩是朦朧詩呢？ 朦朧詩有兩種：一種是詩句不甚可解，而全篇主題思想可以覺察的，一種是詩句可解，而全篇主題思想無從捉摸的。前者是由於詩句的比興方法運用得曲折，不是直捷的象徵或比擬，而是折射或反射。後者是由於詩人的邏輯思維不夠明確，使形象思維沒有發揮作用。當然，也有一些詩人在兩方面都沒有處理好。 看近年來許多青年詩人的詩作，不論朦朧的濃度如何，或者還有並不朦朧的。再看許多詩評家、詩論家的批評，漸漸地感覺到，朦朧詩的問題，不在朦朧，而在詩。 「詩言志。」（《尚書》）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詩序》） 「善為詩者不說。」（《荀子·大酪》） 「詩以言情。」（劉歆） 「詩可以興。」（《論語·陽貨》） 這是我國傳統文學對於詩的定義。從《尚書》中「詩言志」一句定下了詩的疆域，以後的學者做的工作，只是給以各個角度的詮釋。「在心為志」，是第一個對「志」字的詮釋。但是，什麼叫「在心」？還不明白，於是再加上一句：「情動於中。」於是「志」字明白了，就是在心裡頭蠢動的情。到了劉歆，索性改說「詩以言情」，因為這個「志」字到了漢代，有了「意志」的義詁，屬於理性認識了。孔子說了一句「詩可以興」，他的意思是以為讀詩者可以從詩人的作品中感悟，聯想或啟發到某些東西，而不是詩人直接明白地講給他聽的。從讀者的角度，這叫做「興」。如果從詩人的角度來說明呢？荀子就乾脆說「善詩者不說」。會做詩的人不會直接說明他的詩意，或者我們仍然用「志」字。這些話，都說得很好，我把它們集合起來，詩的性能格外明確。但是，這許多中國古人的古語，還不如一個現代英國人說的簡單明白。赫伯特·李特在他的《論純詩》裡說：「詩與散文之不同，在於詩是： 思想的感情化。」 當今我們青年詩人的作品，我沒有看過很多，就我看過的那些詩而論，我感覺他們的問題就在這裡。這一代的青年，是從三十年的理性枷鎖中釋放出來的。他們首先要恢復理性。為什麼？往哪裡走？五個w佔領了他們的頭腦，他們想用詩來發問，用詩來探索，用詩來控訴。他們學會了各種形象思維的表現手法：明喻、隱喻、特喻、象徵、寄托、外應物象，用以說明他們的時代感、歷史感、民族責任感、人生觀、世界觀、宇宙觀。他們沒有回憶，因為沒有美好的往昔；他們沒有希望，因為不知道該希望什麼？他們詩中所表現的只有思想，哲學的或倫理的，而且連這些思想也顯示得不很清楚，使我們發現詩人正在三岔路口，又迷惘，又惶惑。這些詩的讀者，如果能撩開朦朧的面紗，將會看到，呈現出來的不是一個蒙娜·麗莎，而是一個十字架上的耶穌。 徐芳寫過一篇談詩的文章：《被矛盾折磨的詩歌現實》。最近又為自己的詩集寫了一篇七千字的《後記》。她都給我看了。她這篇《後記》敘述她寫詩的過程，聯繫到她的前一篇論文，我發覺她很有些懺悔的情緒。她跟著舒婷、顧城、北島走過來，也曾嚮往於龐德、艾略特、裡爾克、瓦雷裡、卡夫卡……，現在，她編好了第一個詩集，打算和這些人告別了。這又是一種迷惘，一種矛盾，可以說是「被詩歌現實折磨的矛盾」。 徐芳，三十年代的那一個，我不知道她終於走到哪裡去。現在我所能看到的，她有一篇四十年代的詩《征衣曲》，是為抗日作戰軍人縫製征衣而寫的。在時代現實的衝擊之下，似乎情感已有些理性化了。八十年代的徐芳，正站在她手帕的邊緣上，要追回她的青春。我高興鼓勵她，去追。放下思想包袱，扔下哲學，去追回詩的青春。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四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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