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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代，有一群浙江青年，由於種種不同的遭遇，流浪在北京。他們做小職員、小買賣，勉強維持生活，但同時他們都迫切需要文化，需要知識。情況好一些的，便到北京大學去旁聽，或參加工讀互助團。情況差一些的，只能向圖書館或街頭報刊中去獵取他們的精神糧食。他們是受到新文學運動直接影響的第一代文學青年。他們追隨著魯迅、冰心、俞平伯、朱自清等較早一些作家的腳跡，開始寫作新文學的散文、詩或小說。他們的作品在京滬報刊上發表，逐漸露出頭角，使他們成為新文學運動第一個十年期間的知名作家。在這一群作家中，我所熟悉的有馮雪峰、姚蓬子、許欽文、魏金枝和王魯彥。 一九二九年我在上海閘北寶山路世界語學會綠光社，由姚蓬子的介紹認識了王魯彥。當時我對他的情況毫無所知。只知道他是一位世界語學者，曾陪同盲詩人愛羅先珂工作過一段時間。他送了我一本《花束》，這是他從世界語譯出的一本極有趣味的民俗學小書。這以後，他為衣食而奔走，離開了上海，我才開始看到他的小說。到一九三二年，我辦《現代》雜誌，他常有作品寄給我，後來他編了一本小說集《屋頂下》，收在我編的《現代創作叢刊》中。一九三六年我離開上海去杭州養病，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在上海的文藝界朋友一時星散，從此我和魯彥就沒有再見面的機會。大概前後不過五六年的時間，我和魯彥會晤閒談的機會最多只有五六次，但他給我的印象卻是很深的。 在魯迅的前導之下，許欽文、魏金枝和王魯彥的小說都是以浙江農村或小城鎮的世態人情為題材內容。他們對這一地區的封建社會，都是痛心疾首的。他們描寫的故事，都是忠厚善良的勞動人民怎樣為土豪劣紳、惡霸地主所壓搾，怎樣為封建禮教所迫害。魯迅曾經把他們的作品稱為「鄉土文學」，並且在許欽文和王魯彥之間指出了他們倆在創作方法上的異同。茅盾寫過一篇《王魯彥論》，指出魯彥的早期作品的創作方法有「教訓主義」的傾向，似乎作品的藝術性就差了一點。這兩位先輩作家的評論，說明了魯彥對他所生活著的封建舊社會，懷著極深刻的憤懣，他不能像魯迅、許欽文那樣用冷雋的筆調來刻劃這個舊社會，他不自覺地用了斥責、揭發的筆調來控訴這個舊社會，因而就顯出了有教訓意味。 魯彥曾不止一次自謙他寫的小說在反映現實生活方面還不夠深刻，因為他自己的生活還不夠充實。我以為這的確是他虛心學習的態度。為了衣食，他奔走於天南地北，在同輩作家中，他的生活是最艱苦的，因而也說明了，他的社會生活經驗是最充實的。 魯彥曾譯過一些歐洲的民間文學，也懂得一些民俗學，大概多少受到愛羅先珂、周作人、江紹原等人的影響。因此，在他的作品裡，明顯地透露著他對民俗學的趣味。 在《菊英的出嫁》裡，他詳細地記錄了浙東民間冥婚的禮儀，在《小小的心》裡，他描寫了閩南一帶販賣兒童的風氣，可知他隨時在注意民間的習俗，如果他的創作生命長久一些，我想他的作品裡一定會有豐富的民俗學資料，成為他的作品的又一特徵。 文藝作品，尤其是小說，是一種社會史。魯迅、許欽文、魏金枝、王魯彥的小說，是浙東封建社會的史料。它們也可以擴大到蘇、皖、贛、閩這一大片地區。因為這一地區的封建社會結構和人民風俗習慣，大致上是同樣的。但是，現在的青年人已看不到這個社會，也不熟悉這些民情風俗了。於是，解放以前，描寫舊社會的小說，對今天的青年，都成為一種生動的社會史讀物。 《黃金》是魯彥第二個小說集，也是他自己認為滿意的。我們現在依據一九二九年上海新生命書局初印本，改正錯字，重排印行。魯彥的著作，數十年不見於書市，現在的文學青年，很少人知道新文學運動初期有一位為魯迅所器重的青年作家王魯彥。我現在把《黃金》編入《百花洲文庫》，為新文學史研究者提供一個資料，為現代青年供應一種溫故知新的文學讀物，同時，對於我個人來說，也算是為亡友延續其作品的生命。 一九八三年五月八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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