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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不記得是誰所贈，在我書架上已有一年多了。昨晚，枕邊無書可看，才從架上抽出，看了小半本才放下入睡。 列那爾是法國十九世紀末期的文人。他寫過散文、隨筆、小說、劇本，但總的成就，只能說是一位散文家。他在世只有四十七年，作品不多，但他的文章，在法國文學中，卻是精品。從文字風格而論，他是一位十九世紀的文體家。 這個譯本，是他三種著作的選譯本。第一部分為《自然記事》，選譯了七十一篇記錄自然界小動物的小品文，第一篇《形象的捕捉者》，大約就是全書的引言了。第二部分是《胡蘿蔔須》。說是小說，卻沒有故事；說是散文，卻有一個中心人物。我想名之為小說體的散文。《胡蘿蔔須》是一個小孩的綽號，相當於中國的「蘿蔔頭」。這本書，三十年代有過一個黎烈文的全譯本，現在怕已找不到了。 第三部分是列那爾一八八七年至一九一○之間的日記，選譯的是與文學藝術有關的部分。這部日記，挺厚的三冊，一九三四年已有了英譯本。我在一本英國刊物上看到一部分摘錄，覺得很有趣味。當時我正在為天馬書店編譯《域外文人日記鈔》，很想把這部日記也選譯一部分編入，可是一時還無法買到，而交稿期已迫近，只好放棄，特地在《日記鈔》的序言末尾提了一下，為訪求日記文學的讀者提供信息。至今已六十年了，才見到這三十多頁的中文譯本，只能說是「聊勝於無」。 「一種現代意味的拉勃呂耶風格，這是最佳風格。」 「風格，就是說：忘記了一切風格。」 「梅裡美可能是將來流傳最久遠的作家。他比任何人更少使用描寫、渲染，這種文筆中的陳套。未來屬於文筆簡練，惜墨如金的作家。」 「我明天的句子是：主語、動詞和謂語。」 拉勃呂耶是法國十七世紀作家，以文筆簡練著名。列那爾也主張文章以簡淨樸素為美。他不喜歡用各種修飾語，做長句子。從這裡引用的四段日記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學傾向。 我想，對我們今天的青年作家，可能有益。 「現實主義！現實主義！給我一個美好的現實，我將按照它的樣子來寫作。」 「我是一個為現實所苦的現實主義者。」 這兩段日記，卻使我吃驚。作者分明以為現實主義的作品，必須寫美好的現實社會。因為他所見到的社會，並不美好，所以他苦惱了。這個想法是獨特的，從來沒有一位文學批評家規定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必須寫美好的現實。不過，列那爾這一觀念，倒有些像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前奏。 這部書是江西百花洲文藝出版社印行的。出版於一九九○年六月，我到一九九一年五月底才見到，也才知道。 全書共二冊，上冊正文四四六頁，有三五二頁是選印了我的二十五個短篇，佔我全部短篇創作的二分之一。 還是四五年前的事，編者來找我，說要把我三十年代寫的小說選入他編的一個什麼集子，作為現代文學教材，徵求我同意。我同意他在我的五個小說集中各選一二篇，總數不要超過十篇。過了好久，他拿了一個選目來給我看。我覺得選得很亂，篇數又很多，當時向他提了一些刪定的意見。此後就沒有消息。 現在才知道書名是《心理分析派小說集》，可是入選的我的二十五篇，幾乎有三分之一不是心理分析小說，似乎編者對心理分析還不很明白。 編者的《前言》是一篇不易理解的玄文。他對心理分析小說既似讚賞，又似持批判態度。洋洋數千言，到底不知道他為什麼要編這本書。這兩冊書中的作品，是正面教材，還是反面教材？ 「心理小說派的藝術手法，既不完全屬於現實主義，也不完全都是非現實主義的。」這是此書《前言》中的警句。不過很難理解，在「現實主義」與「非現實主義」之外，文學上還有什麼主義？ 《收穫》雙月刊是側重刊載長短篇小說的文學期刊。承蒙編者不棄，已連續送了我三年。我已沒有精力閱讀長篇小說，每期收到，只能看一二個短篇。不過從去年以來，這個刊物上有了不少老年人以為可讀的雜文，例如徐遲的自傳，使我對這個刊物刮目相看了。 這是今年第一期，我首先看了王蒙發表的八封作家書簡，其次看了高汾追憶廖沫沙的文章。看後也有些說不清楚的感慨。 「三家村」中人，我只認識一個吳□。一九三七——一九四○年，我和吳□在雲南大學為同事，又同住在一個宿舍裡。第一年，初到昆明，還沒有社會關係，本省教師與外省教師之間還有隔閡，不多往來。我們住在王公館宿舍裡的外省教師，自成一個部落，生活閑靜得很。有好幾個月，每星期總有四五個晚上，大家都在我房間裡打撲克，打橋牌。吳□是一名高手，他的橋牌打得好，每逢我和他做伴，我屢次打錯，常常挨他的罵。 吳□這個人，性直氣爽，很急躁，對一切事情太主觀。他似乎沒有客觀世界。他在清華大學讀歷史系，專攻明史，為蔣廷黻的得意門生，一九三四年清華畢業，留校當助教。一九三七年，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熊慶來被任命為新由省立改為國立的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是雲南人，此次是奉命去為桑梓服務。他先在清華組織他的師資班子，文理科各系都羅致了一些人，大多是助教、講師一級的人。只有吳□，在清華還剛升上講師。他由於蔣廷黻的推薦，要求熊校長以教授名義聘任他，熊校長同意了。因此，在我們這一輩人中間，吳□可以說是飛黃騰達得最快的一個。但也因此而助長了他的自信和驕氣。 他那篇《海瑞罵皇帝》發表於「文化大革命」前夕，當時我看到後，就震驚於他的魯莽無知。後來果然，這篇小文章成為他的大罪狀。 廖沫沙，我不認識，如果不批判「三家村」，也許到今天我還沒有看過他的文章，甚至未聞其人。現在，讀了高汾所引錄的這幾首詩，才知道此人胸襟十分寬宏、氣度十分高朗。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居然會培養出兩位幽默詩人，一位是散宜生，一位是廖沫沙，他們都活下來了。 淳於髡、東方朔是中國幽默的祖師，但是，自從司馬遷寫了《滑稽列傳》以後，歷代以來，幽默家還不多見。林語堂在上海提倡幽默，幾乎有十年之久，也沒有提倡出一個高明的幽默家。看來，中國人的氣質，很不容易醞釀出幽默感。 再說，淳於髡、東方朔，都是皇帝的弄臣，有些像十七、八世紀法國皇宮中的小丑和「比哀樂」，他們以逗人發笑的言行，娛樂皇帝。在他們自身，這種幽默感僅僅是出於機智。散宜生、廖沫沙的幽默感，卻是他們內心悲憤，失望的苦果。我們讀了他們的詩，不會發笑，只會慨歎，甚至會想掉淚。這是一種高層次的幽默。有一個時候，我們曾說：「化悲憤為力量。」如果力量發揮不出，也只好化為幽默了。然而，很不容易。 一九五九年，我以「右派分子」資格，從嘉定勞動回來，被安置在華東師大中文系資料室工作，本職工作十分清閒，一天用不到八小時，因此，我就利用空閒，抄寫歷代詞籍的序跋、凡例，打算從這一方向，收集詞學的研究資料，編為一書，亦可以說是別創一格的編纂工作。用了四五年時間，時作時輟，抄成了一部七八十萬字的《歷代詞籍序跋彙編》。 這部稿子，在資料室書櫥裡沉睡了將近二十年，到一九八四年才由繼任工作人員找出來送給我。由於當年是用土法造的格子紙抄寫的，紙已大半霉爛，字跡不清，不得不挑出一部分無法辨認的，請中文系同學重抄了一份。 華師大中文系畢業生季壽雍在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工作，一九八五年到上海來組稿，我和他談起，有這麼一部文稿，還在找出版家。承他熱情，把文稿帶回北京，向編輯部推薦。不久，收到他的信，說該社已決定接受此稿，列入出版計劃。但是，大約由於文史資料書不景氣，這部文稿至今未能印出。 上星期，有人送來一冊江蘇教育出版社印行的《唐宋詞集序跋彙編》翻閱一遍，正和我編的那本書大同小異，不過只收了唐宋部分，可是也已有四十七萬字，似乎編者搜索得比我更為詳贍。這一部分能及早印出，為詞學研究工作者利用，確是可喜的事。 我在抄集這些詞籍題跋的過程中，無意之間，弄清楚了一個問題。「詞」這一種文學形式，在唐、五代時，名為「長短句」、「曲子詞」。在北宋時，名為「樂府」或「樂府雅詞」，或「近體樂府」。到南宋中葉，才出現「詩余」這個名詞。到南宋晚期，才確定這種文學形式的專名為「詞」。在南宋中葉以前，一切單用的「詞」字，都是「辭」字的簡體字，其意義是「歌辭」，是一個普通名詞。 這本《詞集序跋彙編》的《引言》中說：「詞，這一文體，在唐宋時期不大為人所重視，是以『詩余』而出現的。」編者這句話失於考究了，可知他沒有注意到：從晚唐、五代到北宋，始終沒有出現「詩余」這個名詞。再說，「詩余」這個名詞，並不表示宋人不重視詞，恰恰相反，正因為詞的地位愈來愈被重視，故名之為「詩余」，把它們推進了詩的行列。 《元草堂詩余》和南宋人編的《草堂詩余》是完全不同的兩部書。這個《彙編》把這兩種《草堂詩余》的序跋抄在一處，是一大錯誤。 一九三○年代，我在上海的時候，曾譯過一本赫伯特·裡德的《今日之藝術》，由此引起了我對西方現代畫派的興趣。我買過一二十種畫集，最大的一部是日本平凡社出版的《世界美術全集》。這些書，在抗日戰爭時期，都失去了。 在這一批失去的畫集中，使我懷念的，並不是畢卡索，果庚，或超現實派畫家，而是一本法國女畫家勞朗珊的水彩畫集，一本英國吉平斯的木刻集，和一本法國杜米埃的漫畫集。 去年，老友周松令來閒談，我和他談起杜米埃。過了一個月，他把這一本一九八五年人民美術出版社印行的《杜米埃》畫集送來給我，使我有機會再欣賞一次這位玻璃匠的兒子的辛酸的諷刺畫，亦是老來一樂。 可惜的是，這本書印得不好，製版技術很差，排版形式亦十分古老，選材也不夠精嚴，有些著名作品沒有選入。而最大的缺點是沒有解說。 諷刺畫具有極強的時間性、時代性。不用說外國諷刺畫，即使我們中國的諷刺畫，當畫家諷刺的對象消失以後，他的畫就不很容易為觀賞者所理解了。上海，或者是中國，最早的諷刺畫家，是我的同鄉黃文農。他的畫出現在二十年代的上海報刊上，如果今天有人把他的畫收集起來，印一本畫集，可能連我這個當時的欣賞者，也記不起這些畫的矛頭指向何處了。 這本杜米埃畫集，收畫三十九幅，加上封面、封底各一幅，共四十一幅，卷首《杜米埃簡介》中提到了其中的二十幅。卷尾《部分作品說明》解說了其中的八幅，都沒有解釋畫面。還有十多幅，連一點提示也沒有。這就使人無法深入理解其諷刺意味。 第三十二圖《拿破侖之舟》。畫上的「舟」是「方舟」，也是拿破倉的軍帽。拉車的是象徵俄羅斯的鷲。這幅畫的寓意是：拿破侖想以征服俄羅斯作為他救命的方舟，結果卻被俄羅斯拖到了慘敗。 第三十六圖的畫題是《被遺產震驚了的女人一八七一年》。這一八七一，好像是作畫的年份。其實這個年份在畫面上有，畫家告訴觀者，這是一八七一年的事。也就是巴黎公社失敗後，畫家追悼之作。「遺產」是指為巴黎公社獻出了生命的人民。《簡介》中雖然談到了巴黎公社，卻沒有說明畫意。 我舉兩個例子，代表讀者，要求介紹外國藝術的出版物，要有高明的解說，幫助觀畫者理解。 八月十三日，收到兆和嫂子寄給我的這本沈從文著作的新刊本。當時我正在病中，十分萎頓，伏枕看書都沒有精力。大略翻閱，知道湖南嶽麓書社在計劃印一套《沈從文別集》，全部將有二十種，這本《湘行集》是第一種。 十年以來，從文的著作已印了不少。全集也已印出了。《湘行集》的內容，主要就是《湘行散記》。這一種，也曾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印過一個單行本，現在又印出了一個《別集》本。從一九三○年代上海商務印書館印的初版本算起，這本書我已看過不止三遍，現在我沒有精神再「炒冷飯」。因此就把它插上了書架。 這幾天，健康逐漸恢復，偶然又從書架上把它抽出來，仔細看看。才發現這個《別集》本的特色。原來這個版本的主要內容並不是《湘行散記》，而是從文寫《湘行散記》的以前的原始素材——他們兩夫妻的三十七封書簡。這是沒有發表過的資料，如果說《湘行散記》是「表」，那麼，這些書簡便是「裡」。向來我們讀《湘行散記》，只是見其表，而現在，這些「散記」卻表裡透明了。這本書的編法，是一種創新。想不到從文、兆和夫婦在歷劫之餘，居然還能把這些五十多年前的書信保存下來，為從文的著作補充研究資料。如果《別集》的其他各本，都有這樣的新增資料，《別集》就可能勝過《全集》。 書中還印有幾幅從文的山水漫畫，大約是當年隨信寄給兆和的。為什麼早年印《湘行散記》的時候不把它們印進去呢？向來我只知道從文能寫一手好章草，卻不知道他還能畫。 現在，知道得太遲了！ 《遐庵談藝錄》一冊，宣紙線裝，仿宋鉛字印，七十年代從呂貞白借閱。卷首有《小引》，略云：「此書為葉遐庵先生近二三十年關於藝文之隨筆、札記，茲經搜集成帙。雖未必盡愜先生之意，且事實亦或有遷變，然足供藝林參考，則無疑也，故錄焉。」此《小引》署名「錄者」，全書中不見編錄人名，竟不知此「錄者」為何人？ 全書收文一百二十九篇，遐庵自記其所知、所見、所得書畫、金石文物，為文物考古學者重要參考資料，可與鄧之誠所著《骨董瑣記》比美。遐庵者，葉恭綽也，文革中，被凌辱而死。此為其最後著述。 此書無印行年月，亦非公開發行品，故流傳極少。聞為胡道靜一九六四年編輯校印，以贈友好，免於亡佚。《骨董瑣記》近年有重印本，我希望此書亦有機會重印流傳。 新文學運動初期，譯詩集極受青年歡迎。郭沫若譯《魯拜集》，鄭振鐸譯泰戈爾的《飛鳥集》，都曾暢銷一時。但以後幾年，譯詩集漸漸不景氣，書也出得很少了。 最近十年，可謂譯詩集出版的旺季。湖南印出了一套《詩苑譯林》叢書，把外國古今詩歌作了大面積的介紹，極受青年詩人的歡迎。 詩人貝嶺選編了一本《外國百家愛情詩選》，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印行。七月中，送給我一冊，我正在病中，即在病床上看了一遍。 此書中選譯的都是現代詩，我十分欣賞，愛情也有時代感，十八、九世紀的外國愛情詩，在它們本國也沒有青年人喜歡讀了；中國青年，距離更遠。 其次是此書選材面廣，收入了許多國家的好詩。這反映了近年來譯界的宏觀趨向，介紹外國文學，不再局限於英、法、德、俄、美幾個大國了。 第三十二頁有一首法國詩的最後三行，譯文是： 「我呢，我將頭 捧在手心 我嚶嚶哭泣。」 這三行詩，使我想起《聊齋誌異》中的那個女鬼，把自己的頭拿下來放在桌上梳理頭髮。 一九二○年代，趙景深把英文的「銀河」譯為「牛奶路」，被魯迅奚落了一頓。又有人把英文的「仰頭而臥」譯為「睡在他的背上」，也在譯人中間傳為笑柄。其實，這兩位譯者都沒有譯錯，不過是直譯、死譯，不適用於中國語文習慣而已。 「將頭捧在手心」而「我在哭泣」，不知「我」的眼淚從何而來？中國有「抱頭痛哭」的成語，譯者為什麼沒想到？ 南潯劉氏嘉業堂藏書之富，為清季以來東南藏書一大家，今書散堂空，成陳跡矣。吾友周子美早年傭於劉氏，典守其藏書，凡二十年。嘗編《嘉業堂藏鈔本書目》，藏於家，未及刊行。甲寅（一九七四）秋日，我從子美借閱，為之著錄。 書凡四卷，稿本，著錄鈔本、稿本一千二百餘種，皆古籍由鈔本及明清人著述之未刊稿本。《清史稿》原稿本有數百冊，子美云：其列傳部分視今已印行之《清史稿》多千餘篇。可知當時定稿，刪退甚嚴。然此刪余稿，亦甚有用處，不可任其泯沒。 我不習版本之學，不能知此書目中名貴者何在？但錄其為我所注意者於此，希望他日或有機會得而讀之。 劉僖海《唐昭陵陪葬姓氏目碑文存佚考略》一卷，又《燕庭金石叢編》五冊。燕庭遺著，多未刊行，此二書僅其一臠耳。著錄昭陵碑刻，前有林同人，後有羅振玉，皆未詳及陪葬姓氏。劉氏此作，亦費考核。《金石叢編》為《金石苑》之未刊稿，其中著錄異品必多。 舊鈔本宋謝采伯《密齋筆記五卷，續記一卷》。此書雖有四庫著錄，亦未聞有刻本。宋人筆記，至今少此一家。 詞人鄭文焯著述甚富，多未刊行。其婿戴正誠為撰《年譜》，著錄其所撰書目，皆有目無書，讀者或以為妄。今此目中有《樵風雜纂三卷》、《瘦碧庵脞錄一卷》、《雙鐵堪雜記》一冊、《半雨樓雜鈔》一冊，想必皆花草金石文字。我嘗得鄭氏所藏金石拓片數種，皆有題識，此諸稿亦不知流落何許。文人身後，著述不傳，亦可慨事。 史事之書，則有李仙根、楊兆傑之《安南使事紀要》四卷，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錄》四卷，皆有關晚清海疆政治之作，惜未得刊行。 《五茸志逸》為吾松江野史之著名者，所見抄本皆不過數卷或十餘頁。嘉慶《松江府志》常引用此書，而迄今未有刊本。此目中有舊鈔本十二冊，必從原稿過錄之全本也。 集部書目皆明清人詩文集之無刊本傳世者，多小家數，惟其中有閨秀集十餘種，皆未見征錄者，尤可歎惜。 作者房龍是一個荷蘭人，一九○三年，二十一歲，到美國讀大學，畢業後即在美國各大學任教歷史。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任戰地記者。一九二一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文化普及讀物《人類的故事》，獲得好評，風行一時。以後又出版了《閒話聖經》、《房地理》等書，奠定了他的著作方向。 《人類的故事》三十年代有過中文譯本，我看過，覺得很好，應當推薦給青少年閱讀。這本《人類的藝術》原著出版於一九三八年（倫敦版），中國已在抗日戰爭時期，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中外文化消息不通，故無從見到。轉眼過了五十年，才讀到這個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中譯本，意外的高興。 這本書，也像作者其他著作一樣，是一本普及性讀物。它簡明扼要地講解了全世界各國的藝術情況。不過關於中國部分，似乎講得太浮泛。看來作者對遠東藝術，所知不夠，因而無法具體地論述。但是，有一段話，倒很有意思： 「有人說：中國不是一個國家的名稱，而是一種文化的名稱。我認為，說這話的人，是個聰明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中國人不會得這樣長久在世界上存在。國家有興亡，但文化卻是在創造它的民族已滅亡之後，仍能繼續流傳幾千年的東西。」 「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名稱，開始於辛亥革命以後（一九一二年）。這以前，本來沒有這個國名。如果說它是一種文化的名稱，那也是開始於一九一二年以後，在此以前，我們的文化曾被外國人稱為秦漢文化，唐文化，這是中國文化最有對外影響的兩個時代。唐代文化尤其是源遠流長，到今外國各大都市仍有唐人街，而不稱中國街，雖然英文名為chinatown，這個名詞亦只能譯作「支那城」，而不是「中國城」。 印度人稱中國為「脂尼」，日本人稱為「支那」，這個名詞傳到西歐，英國人讀作「卻也那」，法國人讀作「希納」。本來都不是「中國」的譯名。至於俄國人，到今天還說是「契丹」。 「國家」只是一個政治實體，國家興亡，本來不同於民族興亡。文化是一個民族的精神產物，不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產物。所以，民族文化可與國家同興，而不會與國家同亡。但是，一個民族滅亡之後，它的文化遲早必然被消滅，只要看墨西哥的瑪雅文化，即可為證。關於這一個觀點，房龍卻講錯了。 去年十月，有人從北京來，說北京新出了一本名家書法集，其中有我的字跡。我已十多年不寫毛筆字，而且我的字不入書家之列，怎麼會有人看中我的書法？ 近日收到中華書局所贈一部《中華書局所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其中有我的三封信，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去年是中華書局創業八十年紀念。書局領導同志把編輯部中所藏文人、作者的書信，選印一冊，以為紀念。從一九一九年的梁啟超到一九四八年的嵇文甫，共收書信將近四百封。在這三十年間，與中華書局有過關係的文化人的筆跡，由此書保存了不少。 現代的文人、學者，可以無求於達官貴人，卻不能不有求於出版家。這四百封信，反映了一代文人如何迫切希望他們的著述能夠問世。一部分書信更反映了他們的經濟處境。 一九三○年五月，徐志摩曾有信給舒新城，為胡也頻介紹出版其小說集，《夜裡的謀生者》，這部書稿也隨信寄去。這件事，好像沒有人說過。《夜裡的謀生者》也沒有見到過印行本。胡也頻與徐志摩相識，也一向無人知道。這一記錄，可謂文壇逸聞。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徐仲年有一信致舒新城，內容說：「弟之老友韓侍桁兄及杜衡、蟄存兩兄擬編一叢書」，要求中華書局為之出版。信中開列了十種書目，其中有《施蟄存小說集》。這件事，我當時並不知道。我和徐仲年共見過二三次，並無交往。由此可證，有許多新文學史料記錄，都是不足徵信的。 一九三三年，鄭振鐸、朱光潛、巴金、靳以等計劃辦一個文學季刊，當年十二月十二日，鄭振鐸有信給舒新城，為這個集資自費辦的刊物拉廣告。他希望中華書局能在這個刊物上登一頁新書廣告。廣告費原定每頁四十元，可以優待，改為二十元。信中說，《文學季刊》創刊號印一萬冊。 這封信，反映了當時辦同人刊物的艱難。二十元一頁的廣告費，可謂低廉已極，舒新城當然在信上批了同意。這二十元，在當時是三萬字的排字工價。一本《文學季刊》，有四五十萬字，不知要拉多少廣告，才能解決排版費用？紙張、稿費，還不知從何處張羅？鄭公信上又說：《文學季刊》第一期擬印一萬冊。這句話分明是為拉廣告而誇大了。當年的文學刊物，每期能印四千冊，已經算是紅火的了，那能印一萬冊？ 鄭振鐸為人慷慨直爽，熱心助人，一九五八年死於飛機事故，友好無不痛悼。今讀其遺札，又三十餘年矣，懷念音徽，不勝斯人難得之感。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春遊瑣談》第一、二、三集各一冊，一九七五年從呂貞白處借閱。第一集有壬寅（一九六二）春中州張伯駒序，略云：「嘗得隋展子虎畫游春圖，因名其所居曰展春園，自號春遊主人。晚歲於役長春，先後來集者有於省吾（思泊）、羅繼祖（奉高）、阮洪儀（威伯）、裘文若（伯弓）、單慶麟（致任）、惲寶惠（公孚）諸君，舊雨新雨，相見並歡。愛集議每週一會，談笑之外，無論金石書畫、考證詞章、掌故軼聞、風俗遊覽，各隨書一則，錄之於冊，積日成書。他年或有聚散，回覓鴻跡，如更面睹。都中諸友，亦月寄一則，以通魚雁。非惟為一時之趣事，不亦多後人之聞知乎。」 張伯駒於一九五八年被劃為「右派」，謫居長春，無聊之極，遂創此議，集同道諸友好，每月作一文，以遣歲月。此三冊乃當時油印以分送友好者。聞所印不止三集，貞白所得，我所見，惟此三集耳。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六年間，中國知識分子黃楊厄閏，大受衝擊。剛烈者一死了之，怯弱者隨緣忍辱，惟曠達者猶能夷然處之，不改其樂。青年人則以小說，詩歌，油印流傳，奇文共賞；中老年如春遊主人，則創為此舉，集體成書，以貽後人。我輩今日讀之，非但可以博聞多識，繼承薪火，亦可仰諸老輩之堅貞風度。 一九五八年以後，幾有二十年，文化出版物非常寥落，惟此等以油印流傳之地下文學，頗多佳著。我希望有好心人，能為之收集，著錄，建拾遺補缺之功。 《讀嶺南人詩絕句》十八卷，謄寫版印二巨冊，番禺陳融著。融，字協之，號顒庵，平生好聚書，搜羅粵中文獻尤備。 其越秀山堂藏書數十萬卷，自抗日戰爭以後，散亡殆盡。 顒庵嘗以暇日，盡讀嶺南人詩，題以絕句一二或三四首，凡六易稿始寫定為此編，戊子立秋日，如皋冒廣生為之序，稱「今年七月，值協之七十三歲生日，同人醵資為付剞劂，並其所作《黃梅花屋詩》附焉。」然此書實於一九六二年在香港印成，蓋戊子歲末及付梓而時移代變也。 此書收論詩絕句四千餘首，詠及之嶺南詩人凡二千餘家，惟未附其《黃梅花屋詩》。詩皆評泊古今粵中詩家，題材單一，宜其不能多變化，然其所附詩人小傳，則頗足備稽考，可與周慶雲《兩浙詞人小傳》比美，亦有用之書也。 嶺南詩人可考者，自唐曲江張九齡始。此編增漢楊孚、陳劉珊二家，意欲使嶺南詩史，追源至漢代，其實此兩家，未嘗有詩也。 近代詩人，則征存甚富。然有目而無詩者，至五十餘家，如黃節、古應芬、梁啟超、胡漢民、汪兆銘、蘇曼殊、蔡守、倫明諸人。皆題詠所未及，豈有所避忌耶？當世作者，如葉恭綽，洗玉清，詹安泰諸家，亦未有品藻，可知滄海有遺珠矣。 《精選唐宋千家聯珠詩格》二十卷，四冊。題番陽默齋於濟、德夫，建安蒙齋蔡正孫，粹然編集。卷首有蔡正孫庚子春三月序，大德己亥花朝王淵序，大德丁酉孟商於濟序。可知此書原為於濟編集，僅三卷。以其稿寄建安蔡正孫。蔡惜其書「雜而未倫，略而未詳」，為廣搜博采，擴為二十卷，付其子彌高梓行之。蔡氏父子，蓋建安書坊主人也。蔡氏所刻之書，有《詩林廣記》、《陶蘇詩話》，我曾見之。 此本乃日本所刻，題「天保辛卯年新鐫須靜堂校本《增注聯珠詩格》」。增辛卯歲須靜主人一序，稱「此書版毀久矣，賴有江戶近刻本。然江戶本刪去增注，不可見古人面目，未為善本。因以所藏校本付松柏堂書肆刊版傳之。」按天保辛卯，當我國清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此書在日本，似頗流行，屢有刻本，在我國則明清以來，未有刻本，且諸家藏書目錄中，亦未嘗見。 此書為學詩者編撰。於濟序云：「此為童習者設也。使其機栝既通，無往不可，亦學詩之活法歟。」其所謂活法者，對仗之法，用字之法也。蔡正孫序云：「凡詩家之一字一意，可以入格者，靡不具載。凡三百四十有餘篇，附以評釋。」蓋搜集詩家常用之轉折字面，以為格式，使學者得以參悟。自第四捲至第十九卷，皆以語詞為格。如第五卷有「用莫道字格」一篇，集錄劉禹錫詩句：「莫道西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又王昌齡詩句：「莫道薊門書信少，雁飛猶得到衡陽。」又陳陶詩句：「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疏。」其他如「用若使字格」，則集錄唐宋名家詩之用「若使」字者，「用底事字格」則集錄詩家用「底事」字之句，凡三百餘格，皆如此。所錄原詩，全為七絕。童子學詩，未嘗不可以三隅反，然專以用字為格式，終非根本也。 此書采錄宋人詩，以江湖詩人之作為多，頗有佚篇，可資采摭。如集中收白石道人《水亭》詩云：「啼殺流鶯春正寒，一亭長占綠楊灣。客來日日拋香餌，慣得游魚傍王闌。」此詩今本《白石道人集》皆失收。又有《早春》一首，即今本《除夜自石湖歸苕溪》之第十首，其結構今所傳集本作「看見鵝黃上柳條」，此本所錄則為「看見鵝黃柳上條」。下有蔡氏注云：「上字放柳字之下，此詩中下字體」。可知當時傳術為「柳上條」，今本皆改誤矣。 《棕槐室詩》油印本一冊，金山詩人彭鶴濂著。此書承作者見惠已數年，收到時曾諷誦一過，其後插上書架，塵封久矣。今日整理書架，又得而閱之。 彭君詩取徑中晚唐，時有佳句，亦不免有敗筆。集中附當世諸名家評語，亦有助於吟賞。然亦有出人意外者，如彭君詩云：「城裡萬家都睡盡，雨余卻放月光來，莫愁高閣無人共，自有鐘山照酒杯。」有李撥可評曰：「頗似白石。」按此詩直露無餘韻，去白石詩風甚遠，乃冒：「頗似」，竊所未喻。又有句云：「茶香疊疊真堪味，世論紛紛各不同。」李撥可評曰：「五、六系流水對，此是晚唐做法。」此評語亦出人意外。流水對者，合上下二句，始成一意，今此聯二句各具一意，豈得謂之流水對？且流水對亦不始於晚唐。李氏此評，使人瞠目，可知其詩雖佳，詩學則猶未逮。 又，朱東潤評彭君詩云：「詩寫得清新自然，頗有新意。韻律也很和諧，讀之膾炙人口。」此評語亦大奇。成語「膾炙人口」，是稱許其詩傳誦於眾人之口，現在說是讀了彭君之詩，就「膾炙人口」，到底「膾炙」於什麼人之口？可知朱氏實未解此成語。以為是「齒頰流芳」的意思了。 李、朱二家都是名士，還不免於疏失如此，古典文學真是不容易講談。 在沸沸揚揚的評論熱潮中，我也受到衝擊，托人去把這本書買來，看了三天，介紹給我的孫女兒。想不到她說：「已經看過了。」我問她：「你什麼時候看過？」她說：「好幾個月了。」我說：「書呢？」她說：「在樓上房間裡。」我說：「為什麼不給我看？」她說：「我不知道你會要看這些書。」 她說得不錯，「這些書」，我確已好久不看了。可是，這本書現在我家裡已經有了兩本，一本是定價六元的，一本是定價九元的。從這一現象看來，這本書已無愧為一本b．s（暢銷書）。 這本書，正在引起一個「軒然大波」，議論紛紛，還未有定論，我也不想介入。不過，應當首先認定的是：這是一本什麼書？傳記文學、報告文學、自傳體小說、小說，已經有過這些提法。我認為，是傳記，還不是文學。古今中外，有不少人寫了不少傳記，能列入文學之林的沒有幾本。這本書能不能列入文學之林，還要待讀者和時代的論定，現在則為時尚早。報告文學這個名詞本身有問題。歐美人只說「報告」而不稱「文學」，只有日本人創造了「報告文學」這個名詞。而我們跟著使用了。「報告」是新聞文體，不是文學文體。既稱「報告」，就不能用第一人稱。自傳體小說，這是一個古怪名詞。用第一人稱的小說，應該都是自傳體的小說了。小說的特徵，至少有兩個：一、有故事結構。二、不寫真人真事。因此，這本書就不能說是小說。我認為，正名定分，這本書是周勵的自傳。一切評論，都應當服從於評論傳記的觀點。 作者在書中敘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生活，先是當紅衛兵，為革命立功。得到的獎勵是到北大荒去接受再教育。這是中國青年所遭遇的一種獨特命運。我無法想像，他們在冰天雪地裡勞動之際，回憶當紅衛兵時期的烈烈轟轟的戰果，到底自以為勝利了呢？還是失敗了？ 八十年代初期，出現了一批傷痕文學，我以為很好，應該把各種在「文革」中負傷的老中青年的病歷記錄一下，留一份歷史檔案。可是，不知給什麼風一吹，傷痕文學忽然悄悄地病癒出院了。今天的二十歲青年，根本不知道我們有過這一段殘酷歷史，可知歷史是很容易被忘卻的。 周勵這本書中，記述她的北大荒生活，似乎寫得十分溫文爾雅，我看了還覺得不夠。可是，有一位批評家卻以為，到今天九十年代，還在寫上山下鄉的知青生活，不免過時了。 有些人要弄清楚歷史的本來面目，鑒古知今，有些人遮掩、塗改、或忘卻歷史，這是為了什麼？ 周勵這本書，是在興高采烈的情緒中寫出來的，不免有許多自鳴得意之處。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本書對於在外國打工求生的中國青年，可以起一點鼓勵作用，使他們有信心，有希望，也未嘗不是好事。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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