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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四世紀到十九世紀前半期，屬於古斯拉夫民族的保加利亞人民一直被奴役在土耳其蘇丹的暴政之下。他們的祖國，雄偉的巴爾幹山橫貫著的美麗而豐饒的土地，是奧托曼帝國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紀初期，西歐人民還不很知道有所謂保加利亞人。他們把保加利亞人認為希臘人，因為他們在教堂裡用的是希臘文，也有一些人以為他們是土耳其人，因為他們的官話是土耳其話。真正的保加利亞民族語言僅僅活在人民的口頭上，而且還限制於同胞們的私人談話中，所以寫下來的就很少。在外國人的觀念中，因而就沒有保加利亞文，更沒有保加利亞的民族文學了。 在十九世紀中葉，保加利亞人民，也正如羅馬尼亞人民，希臘人民和塞爾維亞人民一樣，發揚了高度的民族自覺，起來與土耳其統治者鬥爭。一方面，他們脫離了希臘正教教會，創設了自己的斯拉夫式東正教教會。他們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語文，並且運用他們的民族語文，在宗教上擺脫了希臘文化，在政治上擺脫了土耳其文化。許多優秀的作家用這新生的祖國語文寫出了不少反抗土耳其暴政、爭取民族獨立的愛國主義的作品，保加利亞文學就從這時候起突然大大光輝起來，而為全世界所注意了。 伊凡·伐佐夫（ivanvazoff）是保加利亞民族文學的最偉大的建設者。一八五○年七月九日，他誕生於索波特，這是在巴爾幹山南麓的一個大市鎮。他從小就在本村的學校裡讀書。當時在保加利亞境內還沒有保加利亞語文的文學書報，所以這位天賦的詩人就不得不從俄文和法文中去飽享他的精神食糧。但是，一批愛國志士在羅馬尼亞創辦的《定期評論》卻每期都秘密運進來流通著，伐佐夫就成為最早的詩的投稿者。 伐佐夫的父親是一個商人，他不喜歡他兒子的那種詩人態度，而希望他在店裡學做商人。看看無法改變他兒子的文學嗜好，他就把伐佐夫送到旅居羅馬尼亞的一個伯父那裡，希望這個「不通世故」的文學青年會在那裡學會一些「生意經」。所以，從一八七○年到一八七四年，伐佐夫住在羅馬尼亞。但是，他在羅馬尼亞所學到的並不是「生意經」，而是革命的熱情，因為他在那兒認識了許多熱愛祖國的革命流亡者，其中最著名的有革命詩人及起義運動領袖克列思妥·鮑岱夫（christobotoev）和劉朋·卡拉維洛夫（liubenkaravelov），受了這些革命志士的影響，伐佐夫的詩作開始顯出了新的革命的內容，而廣泛地博得了國人的讚賞。 一八七四年秋天，伐佐夫回到索波特。像他這一等人，在當時是除了經商或當教師之外，沒有第三種行業可做的。躊躇著，經商呢，還是當教師？最後他決定了選取前者，因而就在他父親的店裡做事了。在商業方面，他並沒有什麼成就，但在革命工作上，他的成就卻不小。因為索波特鎮上，自從土耳其統治者在一八七三年虐殺民族解放鬥爭的最前進的領袖華西裡·萊夫斯基（vasililevski）之後，人民心裡充滿了對土耳其統治者的仇恨，革命的情緒非但沒有被暴力所鎮懾，反而越發激昂了。伐佐夫加入了索波特底一個秘密的革命委員會，從事於準備武裝起義的實際工作，一方面還寫了許多戰鬥性的詩歌，號召人民起來反抗壓迫者，那首著名的《戰時》，後來成為一八七六年四月起義運動的進行曲，就是婦孺皆知的《巴那喬裡希岱起義歌》。 一八七六年這一次的起義不幸失敗了。在土耳其統治者的極度殘酷的「鎮壓」之下，伐佐夫不得不越過巴爾幹山流亡到羅馬尼亞去。他在布哈累斯住了三年，印出了三本愛國的抒情詩集：《旗與笛》，《保加利亞的悲哀》和《解放》。前面兩個詩集裡的題材，大都是表現著人民對土耳其壓迫者的仇恨，而最後那本詩集是歌詠保加利亞人民對俄羅斯的感激的，因為保加利亞終於得了俄羅斯的幫助，在一八七七年推倒了土耳其的羈軛，完成了民族獨立的鬥爭。 一八七八年，伐佐夫回到祖國。他的故鄉索波特已經成為一片廢墟，他的父親也已被土耳其志願兵殺死了。這個殘酷的印象後來就被描寫在《軛下》的最後幾章裡。一八七九年，他被選舉為省議會的委員，住在當時的首府菲利波波利。 在那裡，他印出了最早的散文著作，有短篇小說《不久以前》、《米脫洛番》、《亞喜爾哈只》及《亡命者》；此外還有兩本詩集：一本是《田野與森林》，一本是旅行意大利的收穫，《意大利詩集》，出版於一八八四年。 一八八五年，塞爾維亞侵略保加利亞的時候，伐佐夫到史列夫尼察、查列孛羅和比羅特等戰地去巡視了一趟，非常感動於保加利亞兵士英勇衛國的精神，就寫下了許多詩，集名為《史列夫尼察》，以抗議塞爾維亞國王米蘭的侵略罪惡。但是，當一八八六年，巴登堡親王亞歷山大遜位以後，史丹波洛夫的資產階級獨裁政權在保加利亞建立起來，被目為「親俄派」的伐佐夫就被迫離開他的祖國，流亡到俄羅斯的敖得薩，在那裡，他把一八七六年的起義經驗寫成了一部最好的革命史詩，這就是他的著名小說：《軛下》（podigoto一八八七）。 一八八九年，伐佐夫回到保加利亞，住在索菲亞，在那裡繼承了一個伯父的一些遺產。《軛下》就在保加利亞人民教育部所主辦的《雜誌》（sbornik）上陸續發表。這個刊物還在一八九二年發表了伐佐夫的又一部著作《裡洛大沙漠》，一八九三年又發表了他的《在洛陀普深山中》。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二年，他主持了《晨星月刊》（dennitsa）的編務。一八九四年，史丹波洛夫獨裁政權瓦解後，伐佐夫就當選為人民會議代表。一八九五年，任教育部長。一八九六年，發表第二部長篇小說《新的大地》，一九○二年發表了第三部長篇小說《卡札拉爾的女皇》。這期間，他還發表了許多短篇小說及詩歌。一九一二年，巴爾幹戰爭爆發，斯拉夫聯軍擊潰了土耳其帝國之後，他又出版了一個詩集《勝利的雷聲》。一九一九年，帝國主義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他看了反動的統治集團造成保加利亞人民的厄運，在怒憤的情緒下出版了詩集《它不會滅亡的》。一九二○年，保加利亞人民盛大地慶祝了他的七十壽辰及從事創作五十年紀念。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他正在寫一個劇本《寶座》，以心臟爆裂症突然逝世，九月二十八日，人民非常哀悼地在索菲亞給他舉行了葬禮。 在伊凡·伐佐夫這位熱愛祖國、反抗土耳其暴虐統治的民主作家一生的作品中，鮮活地反映了保加利亞的最關重要的半世紀的歷史。他是這一時期的保加利亞人民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和工作都是和他的祖國的及其苦難的人民聯繫在一起的，所以他至今還受到保加利亞人民的崇敬，而成為保加利亞民族文學的典範作家。 在再度流亡外國的期間，伊凡·伐佐夫的情緒是很苦悶的。一八七七年的全民革命的勝利的果實，不多幾時就被資產階級的獨裁者篡奪了去，付出了許多代價的保加利亞人民又陷於一種新的奴役生活中，這是多麼可悲的國運啊！伊凡·伐佐夫再三地回憶著當時那些參加革命的英勇人物，而尤其使他不能忘懷的，是一八七六年那次失敗的起義。 住在敖得薩，在百無聊賴的心境中，伐佐夫就天天寫小說，以減輕他精神上的痛苦。他自己說：「回想到祖國可愛的生活，為了存念這被委棄了的祖國的一切，寫小說成為我唯一的工作了。在流亡生活的辛酸滋味中，寫小說成為我唯一的安慰了。」 《軛下》就是這些工作中最偉大最不朽的成就。 這是一部近代史的傳奇小說，充滿了詩意的浪漫氣氛，卻又是多麼現實！十九世紀後半期，中東歐諸國的民族解放鬥爭，產生了許多文學傑作，使那些向來不為世人所注意的小國文學，成為歐洲文學的一個重點，而以這部《軛下》為典型的代表作。我們不能讀保加利亞原文，因而無從欣賞它的文字之美，雖然據文學史家告訴我們，這部小說對保加利亞民族語文有很大的貢獻。從故事方面看，我們很容易看出這部小說滲透著濃厚的自傳性。故事所集中的地點，倍拉·采爾克伐，就是作者的故鄉索波特，奧格涅諾夫這位可敬可愛的民族英雄，也多少有幾筆是伐佐夫的自畫像。他自己也說過：「我的目的是在於描寫保加利亞人民的奴役生活，和革命的鼓舞人心。夜間想起的東西，很快的就把它們寫下來。我以熱情和興奮，專心於這部小說，而以創造的想像力工作著。這裡有許多遭遇，都是我親身經歷的回憶與觀察。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索波特的真實人物，不過用別的名字來敘述罷了。除了個人回憶所及之外，這部小說的材料來源，有些都是革命時參加工作者及目擊者的故事，有些是查赫利亞·史朵揚諾伐所著《保加利亞革命別錄》和史達耶那·查依莫伐所著《往事集》中所載的事實。」 在土耳其統治下的保加利亞，有一種被稱為「楚爾巴義」（chorbaji）的資產階級。「楚爾巴義」原是一個土耳其字，直譯起來，義為「羹人」，即為蘇丹掌御膳的人。後來這個字成為一個官職名，職司軍費度支，其階級大約相當於上尉。再後來，這個名稱就被用以稱呼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亞農村中的大戶，因為那時還沒有客棧這種設備，村中來了不速之客，就由這種大戶負責招待。因此，久而久之，凡有錢的地主，商人或工廠主，均被稱為「楚爾巴義」，而這個字乃成為保加利亞人的一個階級稱謂了。楚爾巴義階級，因為是一種資產階級，當然都是保守的。所以，在保加利亞民族解放鬥爭中，進步人士都認為這個階級的保加利亞人最有問題。他們不熱心於革命，有些甚至為了保全自己的財產，而不惜出賣革命工作者。但伐佐夫在這部小說中卻替這個階級作了辯護，至少他認為這個階級的保加利亞人並不全是叛背祖國的反革命分子：馬柯就是一個典型的進步人物，姚爾丹雖然是個反動的楚爾巴義，但他的女兒和兒子都走了另一個極端。這是由於伐佐夫對楚爾巴義階級的原諒與推愛，但這種辯護也僅僅限於對異族異教的土耳其統治者鬥爭的時期，因為在史丹波洛夫獨裁政權統治之下，就沒有什麼楚爾巴義與勞苦的人民大眾站在一條戰線上了。 對於我，《軛下》是一部久已聞名了的作品。早在二十年前，從倍蔻（e．a．baker）的《英文本最佳小說指南》中知道有一個英譯本，收在愛德門·戈斯（edmondgosse）給海尼曼書局編的《國際文學叢書》中。出版年月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查此書的保加利亞原文單行本，第一部出版於一八八九年，第二部及第三部出版於一八九○年，可知英譯本是原書出版後第三年就有了，但是這個英譯本卻多年未能得到。一九三五年，在鄭振鐸先生所編《世界文庫》中，見到沈雁冰先生的譯此書的預告，可是一直到《世界文庫》停刊，還未見沈先生的譯文。一九四六年，我忽然在上海一個舊書攤上發現了這個英譯本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修訂新版本，裡封面上有沈雁冰先生的簽名與印章，這必然是沈先生曾經計劃據以翻譯的那個本子，不幸在流徙中散失出來的。 我把這個本子買回家，一氣讀完了，就很想把它翻譯出來。但是那時候，一則自己沒有空閒，二則出版界正在低氣壓中，無法實現我的理想。直到去年，我想在暑假裡做些工作，就向文化工作社提出了這個計劃。由於他們的贊成和資助，我才能從五月中旬起動筆翻譯這部名著。 在翻譯的過程中，我發現有許多關於土耳其或保加利亞的歷史，風俗，服飾及專有名詞，不易瞭解或不知該如何達意。英譯本雖有少許註解，還嫌不夠。適巧國際書店運到了一九五○年莫斯科出版的俄譯本《伐佐夫選集》，全書兩卷，第一卷是中篇小說及短篇小說，第二卷就是《軛下》。這個俄譯本《軛下》卷末附有較多的註解，我就請凌渭民先生翻譯出來，參考了英譯本的註解分別加在我的譯文裡。 但是，還嫌不夠，還有許多地方會引起我們的疑問。由於呂叔湘先生的介紹，我把幾條疑問寫給在清華大學留學的保加利亞學生祁密珈女士（milkakitavaivanova），承她逐一解釋清楚了。七月十六日，祁密珈女士和她的同學賈密流先生（mlilionedjalkovkatsarov）到上海來玩，他們從百忙中分出一個晚上的時間，使我有了晤談的機會。在這一次的會晤中，通過鐘梫同志的翻譯，我很感激他們幫助我多改正了幾條註解，多解決了些疑問。但是，我們還擱起了一些問題，因為，據他們說，這一代的保加利亞青年，已經不很熟悉當時土耳其羈軛下的社會情況了。 十月四日，他們從北京給我一封信，通知我：他們已給我介紹了保加利亞文化訪問團的兩位團長：詩人季米特爾·伯列揚諾夫（dimitrpolyanov）和小說家喬治·卡拉斯拉沃夫（georgikaraslavov）。他們聽說已有人在翻譯這部人民文學的傑作，非常高興，希望到上海來的時候，有機會看到我。果然，十月十六日，我接到錦江飯店的電話，說有保加利亞文化訪問團團長邀我去談談。我就把許多問題整理了一下，即晚就在錦江飯店會見了喬治·卡拉斯拉沃夫先生。承周而復先生給我請了一位工作同志來當翻譯（很抱歉，我已經忘記了她的姓名），因而我們可以毫不感到隔閡地解決了許多未決的疑問，並且還連帶地交換了一些別的觀感。卡拉斯拉沃夫先生對於《軛下》這部書很熟，有幾節還能背誦出來，我相信他的解釋是最可靠的。他對於我翻譯這部小說，表示了熱忱的謝意，他說這是促進中保兩國文化友好的一件切實的工作。我覺得非常當不起他的讚揚，因為我只能從英文轉譯他們的名著，這已經是一嚼再嚼的哺食工作了。他說這沒有多大關係，五十年前有過一個很好的英文譯本，是作者伐佐夫所滿意的。我告訴他：我現在所用的一定就是這個英譯本，因為，據我所知，恐怕這是唯一的英譯本了。他說，那就好了，他相信這個譯本跟原本不會有太大的出入。 十一月中旬，我的譯本全部脫稿了。但註釋與潤文，直到此刻校對排樣的時候，還在增刪或改易。也許初版本印出之後，由於讀者的指正，我還得加以修飾。現在所有的許多註釋，除了上文所提起過的各方面的幫助之外，有一部分是我自己找材料添加的，因為已經分別不清楚，所以也不再逐一說明出處。我希望讀者對本書正文的每一句，都不會發生疑問，所以盡可能地加了註釋。萬一讀者認為還有不可解的地方，希望提出指教。 我曾經把英譯本、俄譯本及保加利亞文原本比對過，發現英譯本的分章與俄文本保文本不同，而俄文本卻與保文本全同。第一部，保文本有三十五章，而英譯本僅二十七章；第二部，保文本有三十七章，而英譯本僅二十章；第三部，保文本僅十六章，而英譯本卻有十七章。這是因為英譯本把原本較短的幾章併合了起來，內容方面似乎並未有所刪節，因為俄譯本的註釋大部分都可以配合在英譯本上，但俄譯本註釋所指出的章次常常與英譯本不同，這就可以證明這個事實了。 我在這裡把這部小說的翻譯經過情形詳細地寫下來，為的是要向上文提起過的那些人致謝，他們直接或間接地給了我熱心的幫助，而我所做出來的恐怕還是一個有很多缺點的工作，這是我又感激又慚愧的。最後，我還要把這個拙劣的譯本呈獻給沈雁冰先生，因為我利用了他的書，不自量力地替他做了他曾經想做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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