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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戲劇工作同志鳴得非常熱鬧，我在報紙上看到這許多內部矛盾的暴露，相信劇運前途不久必可轉進到一個更光明燦爛的階段。我對戲劇是個十足的外行，沒有資格湊熱鬧提意見。但案上的戲劇是我的文學專業中的一部分，場上的戲劇又是我的文娛之一，這樣我就不能說和戲劇毫不相干，所以我想以戲劇的讀者和觀眾的身份來談談我的感想。 先談劇本。劇本有兩種用處，第一是供給演員排戲用，第二是作為文學形式的一種，供給喜愛文學的讀者閱讀用。解放以來，劇本的創作的確不多，每個劇團都鬧劇本荒，據說是劇作者馬列主義思想水平不高，不敢寫劇本。但我有兩點不解：（一）為什麼小說家居然能自信馬列主義思想水平已夠高了，居然能寫出好幾十部成功的作品來，我們的劇作家為什麼這樣謙虛呢？（二）戲劇領導者對於創作的劇本為什麼要求到這樣高。既然「封神榜」、「西廂記」、「琵琶記」可以演出，難道我們今天劇作家所創造的劇本的思想性還趕不工它們嗎。我並不是把這些古典劇本作為思想性最落後的例子，而是要指出這種厚古薄今的觀念是非常妨礙文藝創造的，這不單是戲劇如此，文學方面也不是沒有這種現象。我以為一個應該被淘汰的劇本，總得在觀眾的意見之下自然被淘汰，而不該在排演之前就被悶死在一些不必要的顧慮之下。當然，我也並不主張每一個壞劇本都得有演出的機會。 作為文學讀物的劇本，解放以來出版得真是太少了。我想這是圖書發行機構及出版社應該共同負責的。出版社不肯出劇本，因為發行機構說劇本沒有銷路，於是這件事情的主要關鍵就在發行機構方面了。我相信劇本的銷路不太大，但也不至於「沒有」銷路。從營業觀點來說，出劇本也決不會是虧本生意，要不然，從五四到一九四九年，資本主義的私營出版社為什麼倒著實出過一些劇本呢？別的我不很清楚，洪深先生的「五奎橋」，二十年前收在我主編的「現代創作叢刊」中，當時也賣了五六千冊，這數字已經比一般的小說為高了。過去的出版社，無從計劃發行，也不可能主動推銷，可是它們接受一個好劇本的時候，卻並不考慮到能不能賺錢，最多只考慮到能不能保本。因為明知道這是銷路不大的作品，但也覺得是應該出版的。我想這一點至少是比現在的情況好些。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中，圖書發行機構能主動地掌握一部分銷路，本來應該更有助於劇本的出版，可是它們並不這樣做，它們似乎要等到劇本能賺大錢的時候才歡迎劇本，於是劇本的出版希望被扼殺了。我還要順便提一提，不單是劇本，詩也如此。我們出版的文學作品，好像只有小說，小說，小說……。 最奇怪的是蘇聯劇本，無論在出版或演出方面，也是那樣地不被重視。蘇聯戲劇在對人民的思想教育上貢獻出的功績，大大地超過了蘇聯的小說，如果和驚險小說比起來，那距離就更遠了。可是我們的出版界卻非常歡迎蘇聯的驚險小說，而不怎樣重視蘇聯劇本。我以為向蘇聯學習，應該從最好的學起。解放以後出版的蘇聯劇本，品種反而比解放以前為少，這又從何說起？ 蘇聯戲劇之很少演出，這是由於我們話劇不振的關係。要消滅這一現象，當然首先要大力發揚話劇。我們的話劇運動，如果從「春柳社」算起，也有五六十年的歷史，可以說是有傳統的了。五四運動以後，許多戲劇工作者，即使是搞民族戲劇的人，思想上大都承認話劇是新時代的主要劇種，為許多次反帝、反封建運動和抗日戰爭服務，而獲得光榮成績的，也主要是話劇。但近年來，話劇的情況卻一蹶不振，好像它不在民族戲劇傳統之內了。毛主席對詩歌工作的指示是非常正確的：「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我們對戲劇似乎也應當有同樣看法。今天我們的戲劇，只有京戲和話劇是有全民性的。我個人主張以話劇為主，京戲為輔。但也願意退一步，承認二者共存共榮。至於其他一切地方戲，不妨環繞著這二者爭鳴鬥勝。如果它們中間有能夠發展成為全民性的，那就給以更多的支持，成鼎足之勢。但這必須是觀眾自然選擇的結果，而不是領導上的偏愛和硬撐（如果有這種情形的話）。這裡又牽涉到一個人民看戲的方式問題。我覺得現在看戲好像是被配給的。一個個劇團，一個個戲院，都排好了程序，觀眾只能依照這個程序去看戲，無法自由選擇。這樣就可能過分支持了某一戲種，也可能對另一戲種幫助不夠，而無法看出人民的真正好惡，這是於戲劇的百家爭鳴有妨礙的。 我並不輕視任何一種地方戲，但我還主張我們應該在許多戲劇中分別主從。像上海這樣的大都市，總該有幾個戲種固定的戲劇。通年專演話劇和京劇，或者至少每年演兩個戲劇季。我現在竟弄不明白人民大舞台是個什麼戲劇院，長江劇場又是個什麼戲院。我想非但我們觀眾感到不方便，恐怕劇團裡的同志們也不很愉快吧。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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