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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沒有替論語寫文章了。編者來了信，說這回要出復刊週年紀念號了，上次的談吃談病，你都沒有一個字，這回非湊湊熱鬧不可。限期十一月二十四晚上，必須寫一點什麼的出來。這是「死線」（deadline）。 現在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我正站死線上，兀自寫不出什麼可以在論語半月刊上服侍看官們的文字。正在焦急，忽然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我立刻跳起身來，說：「你來得正好。」 客人怔住了，問：「這是什麼道理。」 「因為我要寫文章。」我說。 可是客人反而更莫名其妙：「你要寫文章，為什麼反而說我來得正好」？ 「因為我正在寫不出。」我說。 客人恍然大悟，說道：「原來如此。你正在寫不出，厭煩得很，歡迎我來聊天，給你解解悶，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還沒有弄清楚。」我說。「歡迎你來聊天，這不錯。但並不是為了給我解悶。」 「那麼……」 「是為了供給我一些文章的材料。」我趕忙攔著他說。 客人立刻變色，隨手撿起一張夜報，往沙發裡一沉，管他自己看報了。 「怎麼了？敢情得罪了你？」我陪小心問。 「豈敢豈敢，你還是寫你的文章，可別跟我這裡來找材料，我不願意把我的說話寫進去。這年頭，說家常話也得秘密些，你看了菜館裡的國防部諭沒有？」客人牢騷起來了。 我對他瞪瞪眼，也奈何他不得。如果你不預備開口的話，還是請早去吧。否則，只要你說一句話，我的死線就不怕了。 我心下想，就耐性的等著。 果然，一會兒就給我等到了機會。他好像在報上得到什麼感慨。 「愈來愈可笑了。哼！」他把報紙一揚。好像在對自己說，也像在對我說。 「關於選舉的笑話，是不是？」我趕忙奉承下去，唯恐他不再開口。 他回頭跟我一愣：「選舉的笑話，即在我看來，已經不是笑話了。我說的是自殺。你看，一個裁縫，吞了一個銅戒指，要自殺，才吞下去，就叫茶房救命，這豈不可笑？」 這倒並不可笑，歸根結蒂，人都是要生命的，即使自殺的人亦然。但我明說這個意見，怕來客掃興，又堵斷了我的文料。我就改說：「不久以前也有過這樣的事。一個失戀的青年，跳黃浦江自殺。才跳進水，就大叫救命了。也一樣的可笑。」 「所以，」我一聽他這樣說，就高興了。至少我已經引出他的話來了。他說下去，「自殺也不必禁止，有許多人會得自己叫救命的。」 「這也不然。在這個社會上，一切被禁止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好的，有價值的，或者說是前進的。所以，愈禁止則趨而為之者愈眾，關於自殺也是如此，縱然有許多人會得自己叫救命，但自殺的人還是在日日的多起來，因為他如果不自殺，也就不會叫救命了。」 我的話顯然引起了來客的興趣，他調整一下坐的姿態，「你說什麼：在這個社會上，一切被禁止的事情差不多都是好的，有價值的，或者說是前進的？這是指的什麼？」 「事實，」我說，「我沒有微言大義。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文匯報，學潮，黃金，美鈔，這些都是，最近還可以加上一個民盟。許多人都在懷念它們，就因為它們都已經被禁止了。」 「你的意思是不是在說明，當它們沒有被禁止以前，它們都不是……」來客有點深思起來，他在開始與我辯難了。幸而我阻住了他。我說：「你是不是希望我們談談政治？」 他恍然大悟，趕忙說：「不不，我們不談那些個，你別把那些東西寫進去。我們寧可再來談談自殺。」 「好吧，反正也一樣。」我說。 「那麼，從你的邏輯，你是不是以為在禁止自殺以後，自殺的人就多起來了？」他問。 「可以這樣說，我相信。雖然這個理論用在自殺這件事情上，不容易獲得明顯的論證。」我說。 「然則，你以為這些可笑的自殺者是前進的，是不是？」他逼著問。 「當然，也可以這樣說。」我回答，「不過，你要注意，大多數自殺者是沒有叫救命的，他們真正做到了自殺，自然是前進的，例如轟動一時的筱丹桂就是。」 「筱丹桂，我承認她是前進的，但是，我不瞭解，叫救命的難道也同樣是前進的嗎？」我說。 「當然同樣是。這分別只是一個自殺的技術問題。技術差的自殺者，使他在臨死之前，還有能力表示他的要生命的意志，技術好的，使他在來得及表示其要生命的意志以前，已經死了。」我說。 「怎麼？你以為凡是自殺的人都是要生命的人嗎？」他有點迷糊了。 「很抱歉，」我說，「我在沒有回答你第一個問題以前，就把你送進第二個問題裡去了。現在讓我們先來解決第一個問題。我說『前進的』，這個狀詞的意義並不如普通人所想像的那樣可尊敬。我所認為前進者，是指一些有能力有辦法解決一個問題的人。至於那能力那辦法之是否適當，是否成功，都沒有關係。自殺者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應付他那苦難的生命，如果他根本不要生命，不重視他的生命，又何必急於要解決這個問題呢？因此，這就是我對於你第二問題的答案了。你也許會覺得，這裡存在著一個顯著的矛盾：既然要生命，反而以停止其生命為解決生命苦難的方法。是的，這就是每一個人都會有的矛盾，在自殺後叫救命的人洩漏了這個矛盾；而終於自殺的人則保藏了這個矛盾的秘密。」 「很好，你解釋得很透徹。但是，我還得回頭來問一下，在禁止自殺以前，這些人難道都沒有準備解決他們的問題嗎？」他問。 「何以見得？既然一問有人自殺，則那些自殺者就是自動地在設法解決其問題的人。這種人可以說是先知先覺的自殺者。先知先覺的自殺者多了，不免影響到社會人心，於是當局要禁止了。而禁止實在就無異於喚醒。先知先覺者促成了禁止，禁止反而喚醒了一批正在不知應該如何解決其問題的游移分子，給他們指示了出路。於是有的完成了悲劇，有的鬧了笑話……」 「這樣說來，根本就取放任政策，不加禁止，你能擔保自殺者不會互相傚尤，愈來愈多嗎？」他問。 「如果生命的苦難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時，這就無法擔保了。」我說，「但是，事實上，十之九的自殺者都應該可以有別的兩全之道去解決他們的問題，只是他們沒有經過周密的考慮，卻採取了一個乾脆，然而是犧牲最大的方法而已。」 我說。 來客又對我瞪了一眼，漏出了他的昆明話：「你家說哪樣？」 「我說的是關係自殺的事。」我回答。 「那麼何以說是『兩全之道』？這『兩』字指的什麼？」他咄咄逼人地問。 「難道你以為應當說是『自全之道』嗎？我卻不以為然。一個生命是個人的，另一個生命是人類的，雖然同時在一起。」 「得了，別引申開去了，我該走了。除了自殺的事情以外，我今晚沒有跟你談別的，你下筆得放仔細。」他說著就走了。 於是我寫得了這麼一篇閒文，送給論語復刊週年紀念號去助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晚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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