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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六日，在《新民晚報》上看到沈從文逝世的消息，極為驚訝。前不久，我還收到從文夫人張兆和的信，說從文的病已大有好轉，能在屋子裡走幾步，手也靈活了些，可望再執筆了。豈知好轉現象，卻是凶兆。 當晚，我擬了一副輓聯，翌晨，托老友包謙六寫好，寄去北京，以申遠地友朋哀悼之情。聯語云：「沅芷湘蘭，一代風騷傳說部；滇雲浦雨，平生交誼仰文華。」上聯說從文的作品是現代的楚風、楚辭，不過不表現為辭賦，而表現為小說。下聯說我和從文的交誼，雖然有五六十年之久，但經常會面的機會，只有在上海的三四年和在昆明的三年。彼此離居的時候，也不常有書信來往。因此，我和從文的交情，形跡是可謂疏遠的，但由於彼此相知較深，在出處之間，以及一些社會關係，有共同之處，在一個時代的文人之間，也有理由可以彼此都認為至友。 一九二七年四月以後，蔣介石在南方大舉迫害革命青年，張作霖在北方大舉迫害革命青年。這裡所謂革命青年，在南方，是指國民黨左派黨員，共產黨、團員；在北方，是指一切國民黨、共產黨分子，和從事新文學創作，要求民主、自由的進步青年。張作霖把這些人一律都稱為「赤匪」，都在搜捕之列。一九二七年五、六、七月，武漢、上海、南京、廣州的革命青年，紛紛走散。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八年上半年，北平、天津的革命青年紛紛南下。許欽文、王魯彥、魏金枝、馮雪峰、丁玲、胡也頻、姚蓬子、沈從文，都是在這一段時期中先後來到上海，我認識他們，也在這一段時期，而且大半是馮雪峰介紹的。 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丁玲、胡也頻、沈從文在法租界薩坡賽路（今淡水路）租住了兩間房子，記得彷彿在一家牛肉店樓上。他們在計劃辦一個文藝刊物《紅與黑》。我和劉吶鷗、戴望舒住在北四川路，辦第一線書店，後改名水沫書店。彼此相去很遠，雖然認識了，卻很少見面的機會。丁玲和胡也頻比較多的到虹口來，因為也頻有一部稿子交水沫書店出版。他們倆來的時候，從文都在屋裡寫文章，編刊物，管家。他們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際，有說有笑的，也頻只是偶然說幾句，幫襯丁玲。從文是一個溫文爾雅到有些羞怯的青年，只是瞇著眼對你笑，不多說話，也不喜歡一個人，或和朋友一起，出去逛馬路散步。 一九二九年十月，我在松江結婚。馮雪峰、姚蓬子、丁玲、胡也頻、沈從文、徐霞村、劉吶鷗、戴望舒等許多文藝界朋友都從上海來參觀婚禮。從文帶來了一幅裱好的賀詞。這是一個鵝黃灑金箋的橫幅，文云：「多福多壽多男女」，分四行寫，每行二大字，下署「丁玲、胡也頻、沈從文賀」。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從文的毛筆書法，已是很有功夫的章草了。賀詞原是一個成語，稱為「華封三祝」，原句應當是「多男子」，從文改為「多男女」，表示反對封建家庭只重生男的陋俗。可是，儘管從文這樣善頌善禱，我結婚後生了一個女孩，不到二歲就夭殤了。以後接連生了四個男孩子，竟沒有一個女兒，未免辜負了從文的反封建祝願。 十月是松江名產四腮鱸魚上市的時候。我為了招待上海朋友，特地先期通知辦喜筵的菜館為這一桌上海客人加一個四腮鱸火鍋。這一席酒，他們都吃得談笑風生，誦蘇東坡《赤壁賦》「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的名句，看到了直觀教材，添了不少酒興。飲至九時，才分乘人力車到火車站，搭十點鐘的杭滬夜車回到上海。 這是這一群文學青年最為意氣風發，各自努力於創作的時候，也是彼此之間感情最融洽的時候。誰想像得到，一二年之後，也頻為革命而犧牲，丁玲態度大變，雪峰參加了革命的實際工作，行蹤秘密，蓬子被捕，囚在南京，徐霞村回歸北平，沈從文有一個時期不知下落，後來聽說在中國公學，淞滬抗日戰爭以後，也回到北平去了。 從文在上海最多三年，我和他見面不到十次。直到我編《現代》雜誌，寫信去向他索稿，才從往來書信中繼續了友誼。在這一時期，我知道他很受胡適器重。他在中國公學任教，為《新月》和《現代評論》寫小說，都是胡適的關係。隨後，胡適又把從文介紹給楊振聲。當時教育部成立一個教材編審委員會，楊振聲負責編審各級學校語文教材，就延聘從文在那裡工作。由此，從文有了一個固定的職業，有月薪可以應付生活。但這樣一來，寫作卻成為他的業餘事務，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顛倒。於是他不得不擠出時間來從事寫作，常常在信裡說，他寄我的稿子是流著鼻血寫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我應國立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先生之聘，來到昆明。和我同時來到的有李長之、吳□、林同濟、嚴楚江等人。這是抗戰爆發後第一批到達昆明的外省人，不過二三十人。他們都是在盧溝橋事變以前決定應聘的，所以他們的來到昆明，不是由於戰事影響。但兩三個月之後，昆明市上出現了大批外省人。第二批到達的是中央銀行職員。第三批到達的是杭州筧橋空軍，他們把基地轉移到昆明。第四批到達的是清華、北大師生和中央研究院人員。清華、北大兩校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因為昆明還沒有校舍，暫時在蒙自上課。沈從文和楊振聲，屬於中央研究院，他們先到昆明，在雲南大學附近租了民房作辦公室和住宅。從文隻身一人，未帶家眷，住在一座臨街房屋的樓上一間。那鐘樓房很低矮，光線也很差，本地人作堆貯雜物用，不住人。從文就在這一間樓房裡安放了一隻桌子、一張床、一隻椅子，都是買來的舊木器。另外又買了幾個稻草墩，供客人坐。 從此，我和從文見面的機會多了。我下午無課，常去找他聊天。漸漸地，這間矮樓房成為一個小小的文藝中心。楊振聲和他的女兒楊蔚，還有林徽音，都是我在從文屋裡認識的。楊振聲是位忠厚長者，寫過一本小說《玉君》之後，就放棄了文學創作，很可惜。林徽音很健談，坐在稻草墩上，她會海闊天空的談文學，談人生，談時事，談昆明印象。從文還是瞇著眼，笑著聽，難得插一二句話，轉換話題。 昆明有一條福照街，每晚有夜市，擺了五六十個地攤。攤主都是拾荒收舊者流，每一個地攤點一盞電石燈，綠色的火焰照著地面一二尺，遠看好像在開盂蘭盆會，點地藏香。我初到昆明，就有人介紹我去「覓寶」，開頭是和李長之、吳□一起去，後來長之被雲南人驅逐出境，吳□結識了教育廳長龔自知，幾乎每晚都到龔家去打牌。於是，沈從文遂成為我逛夜市的伴侶。 這些地攤上的貨物，大多是家用器物。電料、五金零件、衣服之類，我們都沒有興趣，看一眼就走過。但也會有意外的收穫。有一次，從文在一堆盆子碗盞中發現一個小小的瓷碟，瓷質潔白，很薄，畫著一匹青花奔馬。從文說，這是康熙青花瓷，一定有八個一套，名為「八駿圖」。他很高興的化一元中央幣買了下來。當時的中央幣一元，值舊滇幣十元，新滇幣二元，民間賣買，還在使用滇幣，因此，使用中央幣的外省人，都覺得雲南物價廉平。 這個康熙八駿圖瓷碟，引起了從文很大的興趣。他告訴我，他專收古瓷，古瓷之中，又專收盆子碟子。在北平家裡，已有了幾十個明清兩代的瓷盆。這回到昆明，卻想不到也有一個大有希望的拓荒地。 有一天晚上，我們在一堆舊衣服中發現兩方繡件，好像是從朝衣補褂上拆下來的。從文勸我買下。他說：「值得買。外國婦女最喜歡中國繡件，拿回去做壁掛，你買下這兩塊，將來回上海去準可以銷洋莊。」我聽他的話，化四元中央幣買下了。後來送給林同濟夫人，她用來做茶几墊子。當時的林同濟夫人，是一位美國人。 在福照街夜市上，我們所注意的是幾個古董攤子，或說文物攤子。這些地攤上，常有古書、舊書、文房用品、玉器、漆器，有時還可以發現琥珀、瑪瑙，或大理石的雕件。外省人都擁擠在這些攤子上，使攤主索價愈高。我開始搜尋緬刀和緬盒。因為我早就在清人的詩集和筆記中見到：雲南人在走緬甸經商時，一般都帶回緬刀，送男子；緬盒，送婦女。緬刀異常鋒利，鋼質柔軟，緬盒是漆器，婦女用的奩具，大的可以貯藏雜物。從文未來之前，我已買到一個小緬盒，朱漆細花，共三格，和江南古墓中出土的六朝奩具一樣。這個東西引起了從文的興趣，他見到就買。一九四二年，我在福建的時候，他來信說，已經買到大大小小十多個了。瓷器也收了不少，八駿圖又收到二隻。一九四二年以後，大後方物價高漲，公教人員月薪所得，維持不了原有生活水平。昆明屢經敵機轟炸，大學師生都疏散到鄉下。大約從文也沒有興趣去逛夜市，說不定夜市也從此消失了。 從文對文物的興趣，早就有了。從練字開始，首先就會注意到碑帖。在上海的時候，走在馬路上，他總是注意店家的招牌。當時上海的招牌，多數是天台山農寫的北魏字，和唐駝寫的正楷，從文似乎都不很許可。回北平後，琉璃廠、東安市場、隆福寺，肯定是他常到的地方，收集和鑒賞文物，遂成為他的癖好。解放以後，從文被分配在歷史博物館工作，許多人以為是委屈了他，楚材晉用了。我以為這個工作分配得很適當，說不定還可能是從文自己要求的。自從郭沫若盛氣凌人的斥責了從文之後，我知道從文不再會寫小說了。如果仍在大學裡教書，從文也不很合適，因為從文的口才，不是課堂講授的口才。蹲在歷史博物館的倉庫裡，摩挲清點百萬件古代文物，我想他的興趣一定會忘了一切榮辱。在流離顛沛的三十年間，他終於寫成了《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幾部第一流的歷史文物研究著作。如果當年沒有把他分配在歷史博物館，可能不會有另一個人能寫出這樣的文物研究專著。 一九三八年七月，我經由越南、香港回上海省親。十月，離上海到香港，耽了幾天，待船去海防。當時沈從文的夫人張兆和，九妹岳萌，和從文的兩個兒子小龍、小虎，還有顧頡剛的夫人，徐遲的姊姊曼倩，都在香港待船去昆明。從文、頡剛都有電報來，要我和他們的眷屬結伴同行，代為照顧，徐遲也介紹他的姊姊和我一起走。此外，還有幾位昆明朋友托我在港代辦許多東西，記得有向達的皮鞋和咖啡，楊蔚小姐的鞋子和絲襪，諸如此類。我當了兩天採購員，於十月二十八日，一行七人，搭上一艘直放海防的小輪船。顧夫人身體不健，買了二等艙位，餘者都買了統艙位，每人一架帆布床，並排安置在甲板上，船行時，顛簸得很厲害。 船行二晝夜，到達海防，寓天然飯店。次日，休息一日，在海防補充了一些生活用品。次日，乘火車到老街，宿天然飯店。這裡是越南和中國雲南省的邊境，過鐵路橋，就是雲南省的河口。當晚，由旅館代辦好雲南省的入境簽證。次日，乘滇越鐵路中國段的火車到開遠，止宿於天然飯店。次日，繼續乘車，於十一月四日下午到達昆明。這一次旅行，我照料四位女士，兩個孩子，攜帶大小行李三十一件。船到海防，上岸驗關時，那些法國關吏把我們的行李逐件打開。到河口，又一度檢查，比海防情況好些。每次歇夜，行李都得隨身帶走。全程七日，到昆明時，只失去了徐曼倩的一件羊毛衫，還是她自己忘記在火車上的。這一件事，我自負是平生一大功勳，當時我自以為頗有「指揮若定」的風度。 這一次旅行，使我和從文夫人及九妹都熟識了。從文已在北門街租了一所屋子，迎接他的家眷。北門街也在雲南大學附近，因而我常有機會去從文家閒談。此後又認識了從文的小姨充和女士。她整天吹笛、拍曲、練字，大約從文家裡也常有曲會了。不久，我遷居大西門內文化巷，與呂叔湘同住一室，與陳士驊、錢鍾書同住一樓，與羅廷光、楊武子同住一院。從文有了家庭生活，我也沒有機會夜晚去邀他同游夜市了。 一九四○年三月，我又回上海省親。由於日本軍隊已佔領越南，我無法再去昆明，就和從文暌別了好幾年，書信往還也不多。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我兩次去北京開會，都到東堂子胡同去看望從文。他說正在收集各地出土的古錦殘片，一件一件的裝裱起來，想編一本《古錦圖錄》。他還拿出幾個裱好的單片給我看，我覺得很有意義。這本書，不知後來完成了沒有。 一九六三年，從文因公出差到上海，住在衡山飯店。他和巴金一起來看我，其時我新從「右派」改為「摘帽右派」。他在反右運動中的情況，我不知道，彼此覺得無新話可說，只是談些舊事。過一天，我去衡山飯店回訪，適巧有別的客人接踵而來，我只能稍稍坐一刻，就辭別了。這一別，就是音訊不通的十八年。一九八一年七月，我帶研究生到北京，在北京圖書館找論文資料。我擠出一個下午，到崇文門西河沿去看望五十年未見面的張天翼，此後，就到附近東大街去看從文。時已傍晚，話也不多，我想走了，從文和他的夫人卻堅邀我吃了晚飯走。我就留下來，飯後再談了一會兒，我就急於回北師大招待所。這是我和從文最後一次會晤，如今也不記得那天談了些什麼。似乎還是他夫人的話多些，由於我的聽覺已衰退，使用助聽器也不很濟事，從文說話還是那麼小聲小氣的，都得靠他夫人傳譯和解釋。 以上是我和沈從文六十年間友誼的經過。論蹤跡，彼此不算親密；論感情，彼此各有不少聲氣相通的默契。從文對我如何理解，我不知道；我對從文的理解，卻有幾點可以說出來，供沈從文研究者的參考。 從文出生於苗漢雜居的湘西，他最熟悉的是這一地區的風土人情。非但熟悉，而且是熱愛。從文沒有受過正規的中學和大學教育，但他的天分極高，他的語文能力完全是自學的。在他的早年，中國文化傳統給他的影響不大。這就是他的大部分作品的題材、故事和人物形象的基礎。各式各樣單純、質樸、粗野、愚昧的人與事，用一種直率而古拙，簡淨而俚俗的語言文字勾勒出來。他的幾種主要作品，有很豐富的現實性。他的文體，沒有學院氣，或書生氣，不是語文修養的產物，而是他早年的生活經驗的錄音。我所欽仰的沈從文，是這樣一些具有獨特風格的作品的作者。 由於要在大都市中掙扎生存，從文不能不多產。要多產，就不能不有勉強湊合的作品。在三十年代初期，他有一部分作品屬於這一類。他為我編的《現代》寫過幾篇小說，用《法苑珠林》中的故事改寫，後來編為一本《月下小景》，也是我幫他印出來的。這幾篇小說，我都不很滿意。在昆明時，我曾坦率地向他講了我的意見，他笑著說：「寫這些小說，也流過不少鼻血呢！」 從文的小說中，確有些色情描寫，這就是為郭沫若所呵斥的。赤裸裸的性慾或性行為的描寫，在現代文學中，本來已不是希罕的事，要區別對待的是：還得看作者的態度，是嚴肅的，還是淫褻的？從文小說中那些性描寫，還是安排在人物形象的範疇中落筆，他並沒有輕狂誨淫的動機。再說，從文小說中的性描寫，既不是《金瓶梅》型的國貨，也不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型的舶來品，而是他的湘西土貨。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苗漢混血青年的某種潛在意識的偶然奔放，不是他一貫的全力以赴的創作傾向。郭沫若以此來譴責沈從文，似乎完全忘記了他的老朋友郁達夫。 為新文學運動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潮所感召，從文於一九二三年來到北平，沒有熟人，沒有親戚，孤軍奮鬥。一九二四年，已在《現代評論》和《京報副刊》上發表創作，大約此時已受知於胡適。以後，逐漸認識了徐志摩、郁達夫、楊振聲、朱光潛、梁實秋、朱自清、葉公超等人。長期和這樣一群教授、學者接近，不知不覺間，會受到熏陶。這一群人的總的氣質，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的紳士派。從文雖然自己說永遠是個鄉下人，其實他已沾染到不少紳士氣。一九三三年，他忽然發表了一篇《文學者的態度》，把南北作家分為「海派」和「京派」。讚揚京派而菲薄海派。他自居於京派之列。這篇文章，暴露了他思想認識上的傾向性。早年，為了要求民主，要求自由，要求革命而投奔北平的英俊之氣，似乎已消磨了不少。從此，安於接受傳統的中國文化，怯於接受西方文化。他的作品裡，幾乎沒有外國文學的影響。他從未穿過西服。他似乎比胡適、梁實秋更為保守。這些情況，使我有時感到，他在紳士派中間，還不是一個洋紳士，而是一個土紳士。反帝、反封建，在他只是意識形態中的覺醒，而沒有投身於實際行動的勇氣。也許他的內心有不少矛盾，但表現出來的行為現實，卻宛然是一個溫文爾雅，謹小慎微的「京派」文人了。 從文在文章和書信中，有過一些譏諷左翼作家的話。話都說得很委婉，但顯然暴露了他對某些左翼作家的不滿。他說左翼作家光會叫革命口號，而沒有較好的作品。他們是以革命自詡的浮誇青年，不能扎扎實實的工作。這些轉彎抹角的譏諷，當然使左翼作家會對他懷有敵意，因而把他目為反革命的作家。其實從文不是政治上的反革命，而是思想上的不革命。他不相信任何主義的革命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歸根結柢，恐怕他還是受了胡適的改良主義的影響。他對某些左翼作家的譏諷，也並不是出於政治觀念。魯迅對左翼作家也說過類似的話：他們是左翼，但不是作家。１從文的意義也是這樣。不過魯迅是從更左的立場上講的，從文卻從偏右的立場上講了。 -------- １魯迅有過此語，待查出處，故暫不用引號。 從文一生最大的錯誤，我以為是他在四十年代初期和林同濟一起辦《戰國策》。這個刊物，我只見到過兩期，是重慶友人寄到福建來給我看的。我不知從文在這個刊物上寫過些什麼文章，有沒有涉及政治議論？不過當時大後方各地都有人提出嚴厲的批評，認為這是一個宣揚法西斯政治，為蔣介石製造獨裁理論的刊物。這個刊物的後果不知如何，但從文的名譽卻因此而大受損害。 沈從文一生寫了大量的小說和散文，作為一位文學作家，在中國新文學運動的第二個十年間，他和巴金、茅盾、老捨、張天翼同樣重要。建國以來，文學史家絕口不提沈從文，卻使國外學者給他以浮誇的評價，並以此來譏諷國內的文學史家和文藝批評家。這是雙方都從政治偏見出發，誰都不是客觀的持平之論。 至於沈從文的思想問題，我已把我個人所感覺到的情況講了一個大概，也許我說得是，也許不是，畢竟我和他常在一起的機會很少，他的思想發展的曲折道路，也許我的觀感太簡單化了，這還有待於傳記作者的研究。今天，既然黨的政策已開放了百家爭鳴的自由，那麼，一切知識分子的思想問題，都應當用思想問題的尺度來作結論。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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