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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這是傅雷和夫人朱梅馥離開這個世界的日子,今年今天,正是二十週年紀念。這二十年過得好快,我還沒有時間寫一篇文章紀念他們。俗話說:「秀才人情紙半張。」我連這半張紙也沒有獻在老朋友靈前,人情之薄,可想而知。不過,真要紀念傅雷夫婦,半張紙畢竟不夠,而洋洋大文卻也寫不出,於是拖延到今天。 現在,我書架上有十五卷的《傅雷譯文集》和兩個版本的《傅雷家書》,都是傅敏寄贈的,還有兩本舊版的《高老頭》和《歐也妮·葛朗台》,是傅雷送給我的,有他的親筆題字。我的照相冊中有一張我的照片,是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六日在傅雷追悼會上,在趙超構送的花圈底下,沈仲章給我照的,衣襟上還有一朵黃花。這幾年來,我就是默對這些東西,悼念傅雷。 一九三九年,我在昆明。在江小鶼的新居中,遇到滕固和傅雷。這是我和傅雷定交的開始。可是我和他見面聊天的機會,只有兩次,不知怎麼一回事,他和滕固吵翻了,一怒之下,回上海去了。這是我第一次領略到傅雷的「怒」。後來知道他的別號就叫「怒庵」,也就不以為奇。從此,和他談話時,不能不提高警惕。 一九四三年,我從福建回滬省親,在上海住了五個月,曾和周煦良一同到呂班路(今重慶南路)巴黎新村去看過傅雷,知道他息影孤島,專心於翻譯羅曼·羅蘭。這一次認識了朱梅馥。也看見客堂裡有一架鋼琴,他的兒子傅聰坐在高凳上練琴。 我和傅雷的友誼,只能說開始於解放以後。那時他已遷居江蘇路安定坊,住的是宋春舫家的屋子。我住在鄰近,轉一個彎就到他家。五十年代初,他在譯巴爾扎克,我在譯伐佐夫、顯克微支和尼克索。這樣,我們就成為翻譯外國文學的同道,因此,在這幾年中,我常去他家裡聊天,有時也借用他的各種辭典查幾個字。 可是,我不敢同他談翻譯技術,因為我們兩人的翻譯方法不很相同。一則因為他譯的是法文著作,從原文譯,我譯的都是英文轉譯本,使用的譯法根本不同。二則我主張翻譯只要達意,我從英文本譯,只能做到達英譯本的意。英譯本對原文本負責,我對英譯本負責。傅雷則主張非但要達意,還要求傳神。他屢次舉過一個例。他說: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第一場有一句「靜得連一個老鼠的聲音都沒有」。但紀德的法文譯本,這一句卻是「靜得連一隻貓的聲音都沒有」。他說「這不是譯錯,這是達意,這也就是傳神。」我說,依照你的觀念,中文譯本就應該譯作「鴉雀無聲」。他說「對」。我說:「不行,因為莎士比亞時代的英國話中不用貓或鴉雀來形容靜。」 傅雷有一本《國語大辭典》,書中有許多北方的成語。傅雷譯到法文成語或俗話的時候,常常向這本辭典中去找合適的中國成語俗話。有時我去看他,他也會舉出一句法文成語,問我有沒有相當的中國成語。他這個辦法,我也不以為然。我主張照原文原意譯,寧可加個注,說明這個成語的意義相當於中國的某一句成語。當然,他也不以為然。 一九五八年,我們都成為第五類分子,不便來往,彼此就不相聞問。不過,有一段時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會動員出去辦托兒所,她們倆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間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況。 一九六一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較多的行動自由,於是我又常去看他。他還在譯書,而我已不幹這一行了,那幾年,我在熱中於碑版文物,到他那裡去,就談字畫古董。他給我看許多黃賓虹的畫,極其讚賞,而我卻又有不同意見。我以為黃賓虹晚年的畫越來越像個「墨豬」了。這句話又使他「怒」起來,他批評我不懂中國畫裡的水墨筆法。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我已經在裡弄裡被「示眾」過了。想到傅雷,不知他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個傍晚,踱到他門口去看看。只見他家門口貼滿了大字報,門窗緊閉,真是「鴉雀無聲」。我就踱了回家。大約在九月十日左右,才知道他們兩夫婦已撒手西歸,這是怒庵的最後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剛直,如一團乾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雖然幾乎處處不同,但我還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樣的毅然決然不自惜其生命的,還有好幾個,我也都一律尊敬。不過,朱梅馥的能同歸於盡,這卻是我想像不到的,伉儷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應。 傅雷逝世,其實我還沒有瞭解傅雷。直到他的家書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的瞭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嚴,望子成龍的心情如此之熱烈。他要把他的兒子塑造成符合於他的理想的人物。這種家庭教育是相當危險的,沒有幾個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剛直。在青年時候,他的剛直還近於狂妄。所以孔子說:「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傅雷從昆明回來以後,在藝術的涵養,知識學問的累積之後,他才成為具有浩然之氣的儒家之剛者,這種剛直的品德,在任何社會中,都是難得見到的,連孔子也說過:「吾未見剛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說「願你安息吧」,只願他的剛勁,永遠瀰漫於知識分子中間。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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