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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我臥病在醫院，王瑩曾帶了一束鮮花來看我。現在我又臥病在醫院，卻收到謝和賡同志惠贈的王瑩遺著《寶姑》。前後五十年，當時的青年文藝工作者，各自在兵荒馬亂、政治風波中，走完了生命的道路。許多人已經下世，還生存著的也已是風燭殘年了。從一九五七年開始，幾乎有二十年，即使極熟的朋友，也彼此不知道消息，直到最近幾年，才一鱗半爪地透露出來。王瑩被「四人幫」殘酷迫害，死於牢獄中，這消息，和老捨之死一樣，使我震驚。今天，翻閱她的遺著，想到當年她來問病的友誼，覺得應該寫一點東西紀念她。 在一九三○年代，王瑩是上海的電影「明星」。但我認識的王瑩，並不是「明星」，而是一個初試筆墨的文學青年。我在一次宴會上，湊巧和王瑩坐在一起，因而認識了。她知道我是文藝刊物的編者，就同我談文藝，並且說，她也想寫文章。一個文藝刊物的編者，碰到人就要組稿，我對王瑩也不例外，聽說她要寫文章，來得正好，就鼓勵她為我的刊物寫稿。這以後，她給我寫了幾篇抒情散文，和一篇《秋田雨雀訪問記》。 當時王瑩住在環龍路（今南昌路），一家白俄開的小公寓裡。一個小房間，不過六七平方米，僅容必要的生活用品。每天晚上，王瑩大多在寓所，接待文藝電影界的朋友。這個小房間，最多只能容賓主四人，所以前客必須讓位給後客。王瑩煮一壺咖啡，和來客聊天，經常要談到十一、二點鐘才把客人送走。我也有過幾次參加了她的「沙龍」，覺得她的文學趣味極高，評論看過的作品，也多中肯的意見。至少，在我面前，她不是一個電影「明星」，更不是一個像某詩人所說的，沉醉於舞場的上海明星。要不然，她怎麼能喊出「衝出黑暗的電影圈」而毅然東渡日本去求學呢？ 她到醫院來看我，是我和她最後一次見面。抗戰時，聽說她去美國，在白宮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曾蒙羅斯福總統接見。一九四九年以後，美國官方不承認她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要她夫婦倆加入美國籍。她們不願意，就遭到拘留，最後是被驅逐出境，終於回到社會主義的祖國來。可是，兩夫婦回國沒多久，謝和賡同志被誣為右派分子，流放到北大荒。王瑩隱居在北京郊區，在艱苦的生活條件下，還改寫她的自傳體小說《寶姑》和《兩種美國人》。在十年浩劫中，她又被誣為美國特務，關進牢獄，負屈而死。解放以後，有多少旅居海外的知識分子，為了熱愛祖國，擁護社會主義，擁護黨的領導，衝破各種阻撓，紛紛回到祖國。滿以為從此英雄有用武之地，可以盡其長技，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出一分力，添一把火。誰知他們中間，大多數人，在擴大反右和十年浩劫中，都蒙受無妄之災，甚至斷送了生命。像老捨、傅雷和王瑩之死，都使海外愛國人士，聞之寒心。宋人詩曰：「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三十年來的知識分子，對那時的極左政治，只好吟此詩以為解嘲。 《寶姑》是王瑩的自傳，其實不能稱為小說，因為沒有故事結構。書中記述的是她的前半生的生活，即自幼年到投奔上海這一段時期。書的英文本早已出版，這個中文本是歸國後改寫的成果。洋洋四十餘萬字，我只在病床上隨便翻閱了數十頁。她寫封建舊家庭，寫童養媳，寫修道院，都很能傳神，文筆也很明朗、潔淨，還是她青年時代寫抒情小品那一支筆。在五四運動的影響之下，被關閉在封建社會裡的女青年，怎樣掙扎著投奔自由，追求光明，《寶姑》是一本忠實的記錄。我敢向現代青年讀者推薦。至於我自己，我把這本書放在枕邊，作為她遺贈給我的一束鮮花。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日在華東醫院作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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