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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我在上海主編文學雜誌《現代》,每期都發表一些有新傾向的詩歌創作,造成了新詩壇的所謂「現代派」。文藝界的輿論,對它毀譽不一。李白鳳是當時寫詩很起勁的一個。他最初從北京寄稿來,不久,來到上海,我們便成了朋友,至今已歷四十多年,儘夠算是老朋友了。 白鳳是個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無城府,喜怒立即形於辭色;耿直,所以受不了一點委屈。我喜歡並尊重他的性格。但是,從我這個以老莊思想為養生主的人看來,他這個性格肯定將不諧於俗。四十年來,他的生活多半在坎坷不遇中過去,雖然客觀條件對他常有不利,但也多少是他自己的性格構成的。 我和白鳳雖然是四十多年的老朋友,同在一地的時間卻不多,何況同在一地也還不是經常見面。最初幾年,我只知道他是個新詩人,此外,對他的家世、生活,一無所知。一九四八年,我們同在上海,我到他家裡去過,在他的小樓上談了半日,才知道他愛寫字、作畫、刻圖章。當時有些意外,不瞭解一個作新詩的青年,怎麼會走到書畫篆刻的路上去。他還告訴我,戰爭期間,在桂林的時候,他還依賴治印解決了一部分生活問題。他的篆刻,曾得到柳亞子先生的賞譽,為之題詩,最近又為他撰作鬻印小啟。郭沫若先生也欣然為他的印譜題籤。我聯想起聞一多先生在昆明賣印的情況,因而體會到白鳳之走這條路,不是他愛做斗方名士,而是一種社會現實的反映。何況後來又知道書畫篆刻,原是他繼承的家學,這就更不足為奇了。 解放後,白鳳離去上海,幾年沒有消息。到一九五五年,才得到他的信,說是在河南開封師範學院中文系教蘇聯文學。這又使我有些驚訝。蘇聯文學不是白鳳的專攻,也沒有聽說他學過俄文,怎麼居然去擔任這個講席呢?我當時便覆信給他,勸他換一個工作,最好是教現代文學或古典文學。可是他回信說:師範學院是因為獨缺蘇聯文學教師而請他去任教的。這樣,我又心中納悶,覺得無可奈何,聯想起一九四六年他在上海社會局當一名小職員,情況正是如此。 哪裡知道,就是這五斗米,白鳳也無福消受。一九五七年,他也和我一樣,得了無妄之災。他的遭際比我更慘,竟失業閒居了。從此,我們又有五六年不相聞問。直到一九六二年,他可以在家休養,才又有信來敘述這段時期的艱辛生活。他還告訴我:今後歲月只有依仗賢妻的供應和女兒的幫助了。 當時,我也拋棄了文學,轉移興趣於金石文字。自己也覺得這是一個諷刺。從前魯迅放下了古碑,走出老虎尾巴來參加革命;我也原想參加革命,或說為革命服務,結果卻只落得躲在小閣樓中抄古碑。既然如此,那就索性往古碑裡鑽吧。同時,白鳳也索性鑽進了書畫篆刻,有時還哼幾句舊詩解悶。此後,我們逐漸地恢復了聯繫,經常有書信來往。我托他在開封收羅金石拓本,他托我在上海買書、借書。我們相濡以沫,彼此都有些影響。他經常把作品寄給我。篆刻,畫幅,書法,各方面都有,而且都是愈來愈好,可以看出他的進步歷程。我尤其佩服他的書法,由於他也熱中於金文,一方面開始了古史的研究,一方面他的書法從小篆進入到大篆。 文化大革命打斷了我們的「雅興」,我和白鳳又隔閡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自以為在響應黨的號召,參加這一場文化大革命,而事實上卻是被革命。待到動亂的空氣慢慢地安定下來,我們又恢復了聯繫。我發現白鳳的金文研究和大篆書法已突飛猛進。一九七二年以後,他不時寄給我一些考釋彝銘的文章,有關於文字學的,有關於古史的。他鑽得深了,我沒有能力提供意見。我建議他向郭沫若和唐蘭兩位專家請教。唐蘭先生很熱心給他幫助。至於他的書法,我認為,國內寫大篆的,今天恐怕還未見有人能超過他。 一九七六年,國內政治出現了除舊布新的大好形勢。白鳳的生活有了昭蘇之望,他的情緒登時積極樂觀起來,對自己的書法篆刻和金文研究,定出了宏大的規劃,全力以赴。豈知在連續二年的勤業力學之中,失去了生活的平衡,終於以生命和壯志為改正的代價。 對於白鳳的死,及其坎坷的一生,我是非常感慨的。二十年來,他的鍥而不捨的精神,剛毅不撓的志節,正反映了絕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儘管在罡風淫雨之中,仍然能孤特獨立,有以自振。我以為,這正是我們國家的一股元氣。 最近,白鳳的書法篆刻,已經在開封、鄭州、北京等處展出,獲得高度的評價。他的一些遺著,也可以有機會印行。這都是朋友們對白鳳最好的紀念辦法。像我和白鳳的交情,白鳳去世之後,我早就該寫文章紀念他了。但是,二十年間,去世的老朋友不少,我都只有感慨,而沒有話說。現在,我不能再保持沉默,因而借此機會,敘述我和白鳳的多年交往,以及我所瞭解的他的一生,用此來反映中國知識分子近二十年來的景況,以白鳳為例子。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五日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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