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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文字本該叫做「無相庵隨筆」，所以見作者筆調之閒適也。從前也曾寫過幾篇東拉西扯的話，預備讓它漸漸地多起來，好出版一個單行本。朋友朱雯辦未名叢書，要我湊一本，我說沒有成稿，他說預告一個書名也得，我說那倒有的，無相庵隨筆。又有一個什麼人——非隱其名，忘記了也——要辦雜誌，問我有什麼好貢獻的，我曰有，隨筆吧。又有人辦小報，創刊之初，問我能不能寫一點閒文，我說可以，隨筆吧。隔了幾天，那位先生問戴望舒要文章，曰：「施蟄存已有隨筆寄來，而你可以不答應乎？」實則我的隨筆始終還只是那幾段見不得人的東西，昔人有一女字數家者，我則根本尚未有女兒，虛藏若深耳。 但是這回真要寫下去，並且要發表了。文章這個東西，現在想來總歸應該是留在肚子裡的，寫了出來就不是文章了。正如孕婦一樣，胎兒在腹，那時是她的兒子，一出娘肚子，就是另外一個人，而不是兒子了。所以現在雖然寫下去，但寫出來的實在已不是那些沒有寫出來時的東西了。然而畢竟要寫，畢竟要陸續發表，那單是為了想讓它早日成一本海闊天空的閒書。好玩兒，不為別的。不寫不成書，寫而不發表也不會接連地寫下去，也不易成書。至於這些小文章之不稱之曰隨筆者，蓋我自己看看筆調實在不閒適也。稱之為急就章，其庶幾乎。 虞長孺序解脫集曰：「大地一梨園也，曰生曰旦，曰外曰末，曰丑曰淨。」希臘詩人巴拉達思詩曰：「我們可以把人生稱為一個舞台，每一個角色都得在這台上用藝術去表演，有的嬉笑地做一出滑稽戲，有的嚴肅地做他的苦戲。」古今東西兩詩人，對於人生的態度，蓋似同而實不同也。這裡，可注意的是巴拉達思所謂「用藝術去表演」一點。把人生於世的一切行動，看做在舞台上演戲一樣，虞長孺的意味是以為那是很隨便的事。語曰逢場作戲，又曰官場如戲場，可知中國人以為在戲場上做戲這件事情，是絲毫不必認真的。大地既是梨園，人生便是串戲。戲如何串法？很容易。只要心血來潮，在緊張場面上的悲旦也不妨插科打諢。文縐縐的書生，若嫌不足動人心目，也不妨平空加一幕全武行。扮明朝的官，可以穿清朝的衣服。扮唐朝的公主，可以穿馬來女兒的草裙而艷舞。一切服飾表情歌詞說白，全可不守規律，因為反正在做戲，做的人知道是戲，看的人也知道是戲，守了規律法度，也不能使戲變成真事，何必當真！也許你說，這是說的新戲，若論舊戲，規律法度，非常謹嚴，哪有此事？不錯，舊戲不能那麼隨便，哭是哭，笑是笑，甚至哭法笑法都有尺寸。可是最好的做戲的人也只能嚴守他們的法度，該哭的地方準得哭，該笑的地方準得笑，該說三句話，決不說四句，該走方步，決不走斜步。他哭了，看客知道那算是悲傷，看客可不覺得悲傷。也許他們反而笑了，因為看他哭得沒眼淚。他若是笑了，看客知道這算是歡喜，可是看客不覺得也歡喜。也許他們反而有點吃驚，因為他笑得有點像怪叫了。說三句話的地方說了四句，配角兒便接不上嘴來。走錯了便是亂台步。戲子在舞台上的時候，該記著的只是戲的規矩，而不是他所表演著，或說代表著的人物的行動情感，看客對於他的注意也只注意於他守規矩到如何程度，而忽略了他到底表演出了劇中人的行動情感沒有。虞長孺，可以代表中國人，尤其是一些達觀派的哲人，既然對於做戲的觀念如此，那麼把人生比之於做戲，其對人生的看法也可以明瞭了。上焉者守規律法度而使人無真切之感，下焉者便簡直是「胡調」過一生了。若用巴拉達思的話，要用藝術去表演人生的戲，這實在是和虞長孺的話含義相反。在巴拉達思，並非說在舞台上做戲比在天地間做人容易。做戲之難，就難在「用藝術去表演」。現在先問，不用藝術去表演則如何？答曰那是做戲（重讀做字）。做戲，則看客所看見者止於戲而已。奇怪，難道用了藝術去表演，做出來就不是戲了嗎？試問彼時看客所看見者是什麼東西？答曰，當然不是戲。那麼難道是真事不成？答曰竟是真事。於是又不得不問，難道真有起死回生的關雲長到舞台上來單刀赴會嗎？答曰自然真是關雲長，可不是起死回生的。三國時候的關雲長也是人做的，難道現在的人不可以做關雲長嗎？用藝術表演的戲，其效力應該不得像真，而簡直就是真。扮關雲長者如果止於像關雲長，那還是在做戲。要扮關雲長者簡直就變做了關雲長，那才是我所謂做的不是戲。做的不是戲，那才是頂好的戲。可是話也得說明白，所謂像關雲長與變做了關雲長，這其間的分別在看客們也許是極少有人能辨別得出來的，但在那戲子自己卻是冷暖自知的事。然而說到這裡，我覺得還沒有發揮盡「用藝術去表演」這句話的意思。一客不煩二主，仍舊拿扮關雲長者來做例。你以為我說要扮關雲長者自己覺得自己變做了關雲長那才是頂好的表演嗎？還沒有！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這一層樓，卻要使扮關雲長者自己覺得自己到底並不是變做了關雲長，而是變做了一個比關雲長更大膽更忠心的超關雲長，那才是頂好的表演。說到這裡，我想最好得提起一下亞歷斯多德在他那一卷名著《詩學》中所說的關於模仿的理論。其言曰：「吾人之狀人，亦必優於實際之人，或劣於實際之人。」包龍圖未必真如戲台上那樣的正直莊嚴，但因為戲台上的包龍圖是那麼樣的超於可能以上的正直莊嚴，於是婦人小子知道包龍圖是一個很正直莊嚴的人了。曹操未必真如戲台上那樣的奸惡，但戲台上的曹操是那麼樣的超乎可能以上的奸惡，於是婦人小子知道曹操是一個奸惡的人了。這一種誇張作用就是所謂藝術。如此說來，扮關雲長者簡直就變了關雲長其人，也還沒有盡其能事，然則豈非做戲比做人更難乎？若做滑稽戲而不嬉笑，做苦戲而不嚴肅，那簡直是該攆下舞台去的傢伙了。惟其做戲比做人難，所以巴拉達思要把人生比喻做舞台。誰在人生的舞台上用藝術去表演各自所擔任的角色呢？我想，至少總不是虞長孺之流吧。 拉封丹以蟬與蟻為寓言，說蟬終日詠歌，不知儲蓄糧食，遂至身先蒲柳而亡，蟻則孜孜矻矻，有春耕夏耨，秋收冬藏的能耐，卒歲無虞，辟寒有術。結論是把人教訓一頓，應當學學螞蟻的習勞，而不可如蟬的耽於逸樂。 我小時候讀到這篇寓言，固然也未嘗不心中惄然。覺得對於螞蟻有了尊敬心，而對於那無辜的蟬，不知不覺的有點瞧不起。實在的，無論從科學的或文學的故實中去尋究，蟬那件東西真是一種有閒階級，享樂，懶惰，無組織力，而尤其是壞在整天的歌唱；看看螞蟻那樣的勤奮，刻苦，有集團精神，不聲不響地埋頭苦幹，真是一副可敬可佩的勞苦大眾面目。這樣看來，拉封丹的寓言也許真是不錯的。 但是我今天走過一株大柳樹下，恰好有三四隻蟬在那些柳葉叢中聒噪著——大概總有三四隻吧，聒噪得那樣的叫人心裡為之煩亂。我就坐在樹根上靜聽著了。那正是傍晚時候，夕陽紅紅的照耀在西天，可是有一點微風，所以也不很熱，何況我還只穿著犢鼻褲，外加手中有大葵扇。我用「蟬噪林愈靜」的會心去聽它們歌唱，漸漸地我非但不再覺得它們煩亂，甚至竟聽出一點意思來了。 倘若蟬不歌唱，它是否能活到螞蟻那樣的壽命？倘若螞蟻而懶惰，不知儲蓄，過一天是一天，是否會和蟬同其死生？從這兩種昆蟲的生命來講，螞蟻雖能過冬，蟬雖只活了一個夏季，但在它們自己，並不覺得誰比誰多活幾年，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彼此都過了一生，蟬與蟻亦如是耳。不會歌唱的蟬不見得能活過了殘秋，又活過了嚴冬。懶惰的螞蟻的壽命也不見得會比它的勤勞的同伴短些。然則螞蟻之儲藏食糧，未必便是美德，而蟬之歌唱，亦未必便是什麼惡行了。更進一步言之，彼此都是一生，蟬則但求吃飽喝滿，便在大熱的太陽下用它的能力歌唱著，我們不管它們歌唱些什麼，因為我們當然不懂得蟬語，但無論是吟風弄月，或要悲天憫人，它多少總已經唱了出來，使它得一生除了吃喝之外，還有一點旁的意義。螞蟻呢？吃飽了，喝飽了，還得忙著。孜孜為利，為來為去只為了維持它的生命，而它的生命並未延長，它所儲藏著的糧食，也許它自己都還吃不完，徒然留下了一副守財奴相，我不知道它的勤奮，刻苦，和集團精神，除掉為了求富足安全地過它的定命的一生之外，究竟對於它的生命還有什麼意義？ 我常常想，倘若能夠以每日三分之一或二的時間去獲得我的生活之資，那麼我將來一定能夠做一點使我的生命有些意義的事情出來的。但是現在我雖終日辛勞猶不能使妻孥無菜色，這生活簡直是勞於蟻而不及蟻之裕如了。過著勞於蟻而不及蟻的生活的人，對於那些據梧高詠的蟬又將怎樣艷羨之不暇，更何敢非笑它呢？然則，以蟬為閒懶而肆其非笑者，其必為不知自己之可憐的螞蟻乎？其必為欲為蟬而不得的那些比螞蟻更可憐的傢伙乎？ 今天，同事張君問我曰：「足下大概不常使用剃刀？」我答之曰：「不錯，但萬利剃刀倒也買了一柄。」一面回答，一面摸摸唇上和下頷，彼鬑鬑者實在並沒有蓬勃之象，覺得未免有點英雄氣短。 自從歐風東漸以來，我們知道一個人留鬍子也該提早了年歲。原來中國人向以有鬍子為衰老，而西洋人卻以有鬍子表示其少壯。荷馬詩曰：「容光煥發時，鬑鬑初有髭。」蓋由來久矣。我曾在電影中看約翰吉爾勃晨起修面，一塊毛巾把兩頰上的肥皂沫揩抹乾淨之後，鼻子下兩撇八字形的整齊嚴肅的小鬍子，兩耳根直到下頷顯著一片光滑的青色——雖然影片上並沒有青色，但我知道那一定是青色了——這神情實在夠得上算是容光煥發。我時常會想起這個電影畫面，臨鏡自照，雖然沒有鬍子，卻總覺得似乎反而已是老年人的樣子。 關於鬍鬚之類，在中國字裡有許多分別。曰胡，曰須，曰髭，曰髯，但我可不管那些分別。我這裡說髭，說鬍子，總之是指的約翰吉爾勃鼻子底嘴唇上邊的那兩小撇東西。我並不否認於右任先生的美髯，也並不說林主席的鬍鬚不好看，但那些實在是表示著中國風的老，慈善有餘，威武不足，嚴肅有餘，精壯不足。更何況於右任先生的一把長髯還有待於他那雙炯然的眸子為之劻贊。 但是代表著西洋風的少壯的鬍子也並不只有吉爾勃式的。最普遍的是我們可以在幾乎每一個日本人的鼻子下找到的那一撮東西，我不知道那該算是什麼式子。這種鬍子的形式，我們可以找到兩個代表人，一個是笑匠卓別麟，一個是霸王希特勒。好像是美國《繁華市》雜誌上曾經並列著這兩位先生的尊胡的。放大照片，真是一模一樣的。但不知怎的，我總覺得卓別麟的假鬍子假得像真，假得有趣；而希特勒的真鬍子卻真得像假，真得可厭。然而無論其為真為假，如果叫我自己揀選起來，我是不會指定要留這種鬍子的。因為這種式子的鬍子所表示的似乎不是一種健全的少壯。 我自己雖然不喜歡這種式子的鬍子，但是看看日本人，總覺得他們似乎幸而從西洋去裝上了這一撮東西，而且我疑心他們中間第一個洋化的人一定經過了精微的觀察，因為他們的尊容上似乎只有安上這個形式的洋鬍子才配，才有百利而無一弊。若是沒有這一撮東西，我們設想那矮小的身軀上面的那副委瑣黃瘦的臉嘴，畢竟將如何難看。若是不安上這個式子的洋鬍子，而換上了一副翹起兩個尖角的仁丹商標式的威廉胡，或是蕭伯納式的鬍子，或是我所曾讚美過的吉爾勃式的小八字須，瞑目思之，又將如何地不稱！ 歐化到了日本，在日本人的臉上，風行一時的多了兩件東西。一件是我剛才曾說過的一撮濃鬍子，另外一件乃是眼鏡。中國人急起直追的，從日本人那裡去吸收歐風，不知怎的，大家都取眼鏡而捨鬍子。雖然我還留不起鬍子來，但我們的貴同胞在少壯時留鬍子的畢竟也還寥若晨星。有鬍子可留者也只是天天刮，天天刮，只恨其生長出來得太快，破壞了他的白淨面皮，反是並不短視的人，卻情願架一副眼鏡在鼻樑上。 我以為日本人吸收西洋文化的態度與中國人吸收西洋文化的態度，就可以在此一事上揣摹出一些消息來。到現在，洋鬍子已經替日本人的臉嘴上增加了一些尊嚴，雖然眼鏡的輸入適足以增加他們的短視。至於我們，卻還只有眼鏡而無鬍子。 我讀荷馬之詩，而企望吉爾勃式的鬍子，可是眼前所見到的還是那些表示中國式的衰老的鬚髯，連日本式的那一撮也未嘗多見，豈不悲哉！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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