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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藝寫作的企圖上，我的最初期所致力的是詩。因為在讀到《新青年》雜誌的前一年，我方在中學校裡讀書，那時的國文教師是一位詞章家，我受了他很多的影響。我從《散原精舍詩》，《海藏樓詩》一直追上去讀《豫章集》，《東坡集》，和《劍南集》，這是我的宋詩時期。那時我原做過許多大膽的七律，有一首云： 揮淚來憑曲曲欄，夕陽無語寺鐘殘。一江煙水茫茫去，兩岸蘆花瑟瑟寒；浩蕩秋情幾洄澓，蒼皇人事有波瀾；邇來無奈塵勞感，九月衣裳欲辦難。 一位比我年長十歲的研究舊詩的朋友看了，批了一句「神似江西」，於是我歡喜得了不得，做詩人的野心，實萌於此。以後又從宋詩而轉讀唐詩了。這一轉變的機緣是很有趣味的。那時我在中學四年級，要讀《納氏文法》第四冊。我家裡本來藏著黃布面的《納氏文法》第四冊有二十餘本之多，那是我父親在「光復」的時候從「學堂」裡「揩油」來的，一向沒有用處，這時市面上所有的《納氏文法》多已經變了藍色紙面的了。同學們看見我有黃布面的，就追問起我那本書的來歷。於是我就做了一筆生意，把其餘的幾本黃布面《納氏文法》都賣給了同學。但是我覺得似乎不好意思以「揩油」來的東西賣錢，於是我想出一個法子來，請他們各人到掃葉山房去買一部詩集來交換。這次交換得來的詩集卻都是唐詩，《李義山集》，《溫飛卿集》，《杜甫集》，《李長吉集》，一時聚集在我書齋裡，這不得不使以前費了工夫圈點的宋詩讓位了。在這些唐人詩中，尤其是那部兩色套印的，桃色虎皮紙封面，黃綾包角的《李長吉集》使我愛不忍釋。它不僅使我改變了詩格，甚至還引起了我對於書籍裝幀的興趣，我酷愛精裝書本的癖性實在是從那時開始的。我摹仿了許多李長吉的險句怪句。《安樂宮舞場詩》就可以作為我那時的代表作。 高甍接棟破天起，日暮張燈白江水。叩弦裂管一時繁，綺箔憧憧閟嬌美。吹蘭嚼蕊浮空脂，粉縠遮光蕩眸子。叉腰垂手迥輕鸞，毾氉亂落金釵鉺。搓煙點霧月華紫，不辭踏碎拖珠履。百丈游絲罥春樹，抱月飄雲為郎死。掌中偷掏相思字，星眼斜飛做淫媚。縱雨騰花意不支，頰上紅霞撲人醉。箏銅淺澀箜篌喑，明燭千枝落殘穗。楚羅之幃噴冷香，阿郎枕斷吳娥臂。錦衾不羨漢仙人，貼臉縫唇合情淚。不知門外玉驃嘶，長教朱輪點苔翠。 可是這時期並不長久，胡適的《嘗試集》在我學期大考的時候出版了。我以一個暑假期反覆地研究它。結果是對於胡適之的新詩表示反對了。因為我覺得他的新詩好像是頂壞的舊詩，我以為那不如索性做黃公度式的舊詩好了。但是我從他的「詩的解放」這主張裡，覺得詩好像應該有一種新的形式崛興起來，可是我不知道該是哪一種形式。 這個疑問是郭沫若的《女神》來給我解答的。《女神》出版的時候，我方在病榻上。在廣告登出的第一天，我就寫信到泰東書局去函購。焦灼地等了一個多禮拜才寄到。我倚著枕讀《女神》第一遍訖。那時的印象是以為這些作品精神上是詩，而形式上絕不是詩。但是，漸漸地，在第三遍讀《女神》的時候，我才承認新詩的發展是應當從《女神》出發的。 那時候，我曾用了各個不同的筆名寄詩到邵力子先生編的《民國日報》副刊《覺悟》上去發表。雖然是淺薄到了不得的東西，但在我個人是很值得紀念的。 這時候，革新了的《小說月報》中所載的許多俄國小說的翻譯，引起了我的對於小說的興趣，並且還很深地影響了我。我於是也寫小說了。許多短篇被寄出去了，過了十天，十五天，二十天，除了《覺悟》上給刊載了一二篇之外，大半都退回來了。還有一小半呢，它們的運命是不可知了。我不自覺自己的幼稚，我只要發表。此路不通，則另謀彼路，於是我投稿《禮拜六》，《星期》這些雜誌了。所以，到現在有許多人罵我曾經是「鴛鴦蝴蝶派」中人，以為這是我的不名譽處，其實除了一小部分雜文之外，我那時的短篇小說倒純然是一些寫實主義的作品。 因我自己明白了新文學與「鴛鴦蝴蝶派」這中間是有著一重鴻溝的，於是我停止了這方面的投稿生活。同時，因為新文學雜誌中沒有安插我的文章的地位，於是我什麼也不寫了。中學畢業後，從之江大學而上海大學，而大同大學，而震旦大學，這五六年間，我的思想與生活是最混亂的時候，我只胡亂地讀書。對於文藝書，我覺得一切都是好的，到手就讀。非但讀，而且還抄。在之江大學圖書館裡，我選抄了一部《英國詩選》，在大同大學的文藝書很貧乏的圖書館裡，我選抄過一部《世界短篇小說選》。這是我當時最得意的工作。 那時候，我也幾次想發展一點文學生活。看了別人的文學結社，東一個西一個地萌動起來不免有點躍躍欲試。可是終於因為朋友少，沒有錢自己印自己的作品，更沒有日報副刊或大雜誌收容我們，不成大事。 但這時候，有兩個投稿記錄是值得我追憶的。當我住在哈同路民厚裡的時候，我打聽到了創造社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諸先生也都住在同一里內。我就將我所寫的兩篇小說封了親自去投入他們的信箱中。這兩篇之中，有一篇的題目是《殘花》，我還記得。過了幾天，《創造週報》上刊出郭沫若先生給我的一個啟事，問我的通信處。於是我寫了一封信去告訴他我就住在與他們同一里內。並且還問他我的小說是否可用，因為我很擔心他問了我的通信處是預備退稿的。三日後，接到他的信，要我去一談。可是我忐忑著沒有敢就去，延遲了一個多星期。等到在一個晚上去時，他已到日本去了。只見到了成仿吾先生，他說郭先生把我的小說稿也帶著走了。這樣，再過了七八個星期《創造週報》停刊了。我的小說稿又遭到了不幸的運命。還有一個投稿記錄是成功的。那是《現代評論》居然給我刊出了兩首詩。《照燈照地》，《古翁仲之對話》。其時我剛從牛津大學出版部買到了英譯本的《海涅詩選》，它對於我的詩格也起了作用，這兩首詩便是當時的代表作了。 在短短的努力於詩的時期中，我也曾起了一點轉移。海涅式的詩引起了我的興趣並不長久，所以我只摹仿了十餘首就轉移到別的西洋詩方面去了。我吟誦西洋詩的第二階段是司賓塞的《催妝詩》及《小艷詩》，莎士比亞的十四行詩。我曾讀了《催妝詩》的全部，又曾用spencerian stanza的腳韻法做過一首較長的詩，題名《古水》，可是這一陣熱中也不過一年多些。 差不多在同時，我和戴望舒，杜衡合辦了一個題名《瓔珞》的旬刊。我就在這僅僅出了四期的小刊物上發表了《上元燈》（原名《春燈》），及《周夫人》兩個短篇，望舒發表了魏爾侖（verlaine）詩的譯文及自作詩，杜衡發表了從德文譯出的海涅詩。但那時候，似乎並沒有人注意到我們這小刊物。 自從在自辦的刊物上發表了上述的兩個短篇以後，寫小說的心在我胸中蠢動起來了。但是我實在找不出可供我寫的材料。這其間，在《東方雜誌》上讀了夏丐尊先生所譯的日本田山花袋的中篇《棉被》，於是我摹仿了一下，寫了一篇《絹子》，寄給《小說月報》發表了。這是純粹的摹仿，幾乎可以說一點也沒有創作功夫，實在是可恥的事情，雖則它曾經和其他二篇同樣不成話的東西編在一個集子裡出版，那是為了要錢用的緣故，我不願意再提起它們。 第一本新俄短篇的英譯本「flying osip」在這當兒運來中國了。我從別發西書店裡買了來，看了大半本，（其實是，只除了賽米諾夫的那篇《僕人》沒有看）於是我又想摹仿一下了。《追》就是在這種不純的動機之下產生的。繼續了《追》而寫成的尚有《新教育》一篇。那似乎較好得多，因為這篇並沒有摹仿任何作品，實在是因為那時已在故鄉當教師，對於現行教育制度確實有這樣的不滿而寫出來的。 當了兩年中學教師，望舒與劉吶鷗在上海創辦第一線書店了。而我這時正在耽讀愛侖坡的小說和詩。他們辦了一個半月刊，題名《無軌列車》，要我也做些文章，於是我在第一期上寫了幾段《委巷寓言》，在第四期上寫了一篇完全摹仿愛侖坡的小說《妮儂》。 在這時期以前，我所曾寫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習作，都是摹仿品。 直到第一線書店改名水沫書店，我才繼承著寫《上元燈》及《周夫人》時的一種感懷往昔的情緒寫成了八個短篇，這就是在水沫書店出版的包含了《上元燈》及《周夫人》這兩篇的小說集《上元燈》。這是我正式的第一個短篇集。 因了許多《上元燈》的讀者，相識的或不相識的，給予我許多過分的獎飾，使我對於短篇小說的創作上，一點不敢存苟且和取巧的心。我想寫一點更好的作品出來，我想在創作上獨自去走一條新的路徑。《鳩摩羅什》之作，實在曾費了我半年以上的預備，易稿七次才得完成。這時我們辦《新文藝》月刊，我就很自負地把我的新作排在第一篇印行了。 但是《鳩摩羅什》以後卻難於為繼了。在編輯第二期《新文藝》月刊的時候，我想寫一篇《達摩》，又想寫一篇《釋迦牟尼》，思想盡往這一方面去找，結果是一句也不敢落筆。 而這時候，普羅文學運動的巨潮震撼了中國文壇，大多數的作家，大概都是為了不甘落伍的緣故，都「轉變」了。《新文藝》月刊也轉變了。於是我也——我不好說是不是，轉變了。我寫了《阿秀》，《花》這兩個短篇。但是，在這兩個短篇之後，我沒有寫過一篇所謂普羅小說。這並不是我不同情於普羅文學運動，而實在是我自覺到自己沒有向這方面發展的可能。甚至，有一個時候我曾想，我的生活，我的筆，恐怕連寫實的小說都不容易做出來，倘若全中國的文藝讀者只要求著一種文藝，那是我惟有擱筆不寫，否則，我只能寫我的。 於是，繼承了《鳩摩羅什》而寫成的《石秀》與繼承了《梅雨之夕》而寫的《在巴黎大戲院》，《魔道》在同一卷的《小說月報》上發表了。後兩篇的發表，因了適夷先生在《文藝新聞》上發表的誇張的批評，直到今天，使我還頂著一個新感覺主義者的頭銜。我想，這是不十分確實的。我雖然不明白西洋或日本的新感覺主義是什麼樣的東西，但我知道我的小說不過是應用了一些freudism的心理小說而已。 《石秀》以後，應用舊材料而為新作品的，還有《將軍的頭》及《孔雀膽》（後改名《阿襤公主》）。這兩篇以後，我的創作興趣是一面承襲了《魔道》，而寫各種幾乎是變態的，怪異的心理小說，一面卻又追溯到初版《上元燈》裡的那篇《妻之生辰》而完成了許多以簡短的篇幅，寫接觸於私人生活的瑣事，及女子心理的分析的短篇。前者的結集是本年在新中國書局出版的我的第三個短篇集《梅雨之夕》，後者的結集是即將在良友公司出版的《善女人行品》。 我寫小說，到現在不過四個短篇集，數量上誠然是微弱得很。但在寫作這四集小說的過程中，對於寫短篇小說的甘苦，自問卻很知道了些。我不曉得我將怎樣告訴讀者，但我可以簡括地說，小說並不是愈寫愈容易的。人說「熟能生巧」，對於文學上，這卻不盡然。我只覺得愈寫愈難。現在是，每當要寫一篇小說，必得有至少一星期的醞釀，回想以前的貿然握筆，一揮而就的情形，真要詫異這勇氣是從哪裡來的。 在去年春間，因一二八戰事而蟄居在鄉下時，我看了些英美近代詩的選集和評論集。這一時期的研讀使我荒落了好久的詩的興趣重新昇華起來。同時，又因為看了友人戴望舒做詩正做得起勁，於是也高興寫起詩來。可是數量甚少，《現代》雜誌中發表的幾首，就是我一年來大部分的成績了。對於詩，我覺得胡適之先生的功績是在打破了舊詩的形式，郭沫若先生的功績是在建設了新詩的精神，徐志摩的功績是創造了新詩的形式與韻律，李金髮先生與徐志摩同時，但他以精練的詩人氣質，屏除了郭沫若先生的豪放，著眼於文字的自然的節奏，而創造了中國的象徵主義的自由詩。戴望舒在新月詩風疲敝之際，李金髮詩才枯澀之餘，從法國初期象徵詩人那裡得來了很大的影響，寫出了他的新鮮的自由詩，在他個人是相當的成功，在中國詩壇是造成了一種新的風格。直到如今，有意無意地摹仿他的青年詩人，差不多在每一個載著詩的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我呢，自然承認我們現代的新詩在形式上應該跟著這條路去求發展，而在精神上，卻想竭力避免他那種感傷的色彩。但這也是不容易的，因為我已寫成的幾十首詩，終於都還免不了這種感傷。我企圖著，我想對於新詩有較好的進步，正如對於小說一樣。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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