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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冼鑒被迫折回順德縣去的時候，周炳乘坐的輪船瓊州號，從上海一路平安開到了廣州市河南的白蜆殼碼頭。「到了廣州了，」他想著，心裡咚嚨跳了一下。下了船，他提著行李，不知不覺地就朝著回家的方向走。他渴望著和爸爸、媽媽見面，想看看那生了兒子的姐姐周泉，甚至想起了何家的小丫頭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禮來。但是當他走到鳳安橋的時候，他的腳步又不知不覺地停下來了。他回到從前德昌鑄造廠的老地方一看，忍不住感慨萬端。那地方還是開著鑄造廠，但是已經換了招牌。不用說，那裡不會再製造他們從前所做的手榴彈殼了。那孟才師傅，李恩大個子，都為著革命，離開了人世了。冼鑒、馮斗、譚檳一夥子人，如今不知生死存亡，也不知散落何方。想到這裡，他於是自言自語道：「媽媽，我多麼想念你！可是我如今一事無成，拿什麼臉去見你呢？」他再看看自己的鋪蓋卷，還是家裡拿出來的那一副舊鋪蓋卷，只是更加發黃，更加殘破了，就又想著：不止沒臉去見媽媽，也沒臉去見那小丫頭胡杏跟小姑娘何守禮呢！當初，她們多麼好心腸，對他的期望多麼遠大；他自己也是感情比火熱，志向比天高，一往直前，義無反顧的，如今兩手空空，頭低、眼濕地回家，成什麼話！這樣，他又決定不回家，把行李往肩上一甩，沿著相反的方向，折回白蜆殼。從那裡過海，到了白鶴洞。又沿著一條蔥綠滿眼、四季常青的鄉村大路徒步向震南村走去。在路上，他滿懷壯志地發誓道：「找不著共產黨，我誓不回家！」往後，他每走幾里路，就重複一遍道： 「就是這樣。找不著共產黨，我誓不回家！不要說一年、兩年，就是十年、百年，我也不悔！」 村過村，渡過渡，約莫走了半天工夫，周炳就走到了震南村。雖說冬天風涼、他卻出了滿頭大汗。在村子北口一棵大榕樹腳下，他坐下來歇氣，順便想找個過往行人打聽一下，那震光小學究竟在什麼地方。這村口，他已經八年沒來過了，可是奇怪，那一草、一木、一磚、一石，他都多麼熟悉，多麼親切呵！那是那棵大榕樹，那是那個社台，那是那個門樓，那是那個竹林；一條麻石小道，彎彎曲曲地伸進村裡，小道的另一頭，斜斜地橫過小水溝，伸進那片廣闊肥沃的禾田裡。他跟胡柳、胡樹、胡松、胡杏他們四兄弟姊妹，就常常在這裡玩耍，拾榕樹豆，斗天冬草，捉黃蜂，頂蝸牛，樂得不可開交。那時的天氣，也是這樣的天氣，半冷不熱的；那時榕樹頂上的相思鳥，也和現在的相思鳥一樣地唱著，吱吱啁啁，聽得人入迷。周炳正在無邊無際地沉思著，忽然從村子裡走出一個十七、八歲，農家打扮的大姑娘來。周炳看她身材細長，大眼睛，尖鼻子，尖嘴，非常靈活秀氣，卻是認不得人，就說：「大姐，請問你，上震光小學怎麼走哇？」那大姑娘不答話，望著他嘻、嘻、嘻地笑個不停，笑得周炳發起毛來，把自己渾身上下望了一遍。又笑了一陣子，她才說：「阿炳，你回來啦？快去看看胡柳吧！」周炳搔著自己的腦袋說：「哦！可是我倒認不得你哪！」大姑娘又笑了，笑得非常甜蜜，說：「你認不得我，我可認得你，我叫何嬌。離胡柳她家不遠呢。」周炳站起身來和她點頭認識，又問了她幾句胡家的近況，就按照她所說的路徑，一直朝震光小學走去。 到了震光小學門口，門房通報進去不久，在一片兒童吵鬧聲中，走出了一個年紀在二十四、五的年輕人來。這個人像蝦干一樣的身體，一舉一動，都顯得十分輕浮，加上眼似狐狸左右望，嘴象喇叭往外翻，格外可觀。他兩人一見面，那格調就不比尋常： 一個瞠目結舌，大聲驚呼道：「是你呀！」 一個目瞪口呆，高聲怪叫道：「是你呀！」 那走出來的人說：「你找誰？」 周炳愛理不理地說：「我找這裡的校長！」 那出來的人說：「我就是這裡的校長！」 周炳一面說：「我的時運太低，白天見鬼！」說罷回身想走。 那出來的人伸手攔住他道：「我早聽校董會說有個新的『人之患』，就要來吃咱這裡的『鹹魚頭』，可是你打死我，我也想不到是你。這才叫不是冤家不對頭。得，既來之，則安之。老相識了，用不著客套。裡面坐，裡面坐。」 原來這出來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八年之前的一個七夕晚上，因為他調戲區桃，叫周炳給結結實實砸了一鐵錘的，青雲鞋鋪的少東家林開泰。要接受這麼一位主人的邀請，到他的房間裡去，像賓主一般的慇勤款洽，這在周炳說來，倒不算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兒。他略為躊躇了一下，然後——不知道是出於好奇心的驅使，還是出於另外的其他什麼原因，他毅然地跟著林開泰走了進去。到了這位意想不到的教會小學校長所居住的地方，周炳一不看那裡面的烏煙瘴氣的陳設，二不忙拿出陳文英的介紹信件，三不問學校有些什麼情況，只是一個勁兒盤查林開泰道：「既是熟人，我也就不拘禮了。你是一個鞋鋪少東家，連一雙頂起碼的布鞋，也是決計做不出來的。你倒憑了什麼本領，來當這小學的校長？豈不白白誤了人家的子弟？」應該說，對於這樣一種談話的腔調，林開泰倒是安之若素的。當下只見他不但不惱，反而笑嘻嘻地答話道：「弟台，這就是你的少見多怪了。如今社會上做事，只憑腰桿，不問頭腦。體會做鞋，會賣藥，會看牛，打鐵更是看家本領，如今不也就當了個教席？至於我，我是推辭再四，總是推不掉，這才來勉強承乏的。你大表哥陳文雄說我：『你怕什麼？天大的事兒，有我擔戴，這校長一席，別的不問，只問信仰，你是一個信仰虔誠的人，你只管放手幹去！』這樣，我還有什麼話好說？我也是逼不得已的呵！」周炳笑了。他一面掏出陳文英的介紹信，遞給林開泰，一面說：「這敢情是無巧不成書！你的後台老闆，也是我的後台老闆。他姐弟倆都是咱們的大施主呢。既然如此，我二人當面約定：此後河水不犯井水，各行其是。你只管營私舞弊，中飽貪污，我不管你；可是我幹什麼，也隨我的便，你也不要來管我。總之，誰也不要礙著誰。你應承麼？」林開泰顛三倒四地看了介紹信，連忙點頭不迭道：「當然應承，當然應承。——何止應承？簡直是好極了，好極了。既然攤開族譜，成了一家人，還分什麼彼此！只要往後弟台看到我有什麼隕越之處，多多包涵就是了。」說罷，又叫人喚了另外兩位老師進來，一一介紹寒暄，算是見過了同事。往後，周炳就在震光小學住下來，只當又找到了一個暫時落腳的地方。原來這震光小學，是倚仗著廣州三家巷陳家勢力撐持的一個教派所創辦的，本來有一個校長，兩個教員，——加上周炳，成了三個教員。學生也不少。在名冊上有百兒、八十人，實際上每天也有那麼三、四十人來上課。創辦這間小學的目的，不要說學生和那些富有的家長——那些紳襟父老不知道，就是校長、教員，也是不知道的。有人譭謗說，只怕連那些校董會的董事老爺們，也未必清楚。看這學校設備簡陋，教學嗚呼，高級小學畢業，還抵不上別的初級小學程度。它不像是打算培養人材的地方。看這學校雖然也讀聖經，唱贊詩，做禮拜，講道理，但是也不那麼認真、嚴肅，也不那麼裝腔、刻板，學生和家長來也好，不來也好；聽也好，不聽也好；反正散發了那些精美的畫片和香甜的糖果，大家喜地歡天，一哄而散。它又不像是打算傳教布道的處所。要說它是想沽名釣譽，借學斂財，培植勢力，結黨營私，那也未必盡然。況且陳文雄董事長一向以公正廉明自居，也未必肯這樣幹。所以說來說去，大家對這間學校，還是弄不清楚。那些富有的紳襟父老只想著從這小學畢業，可以升教會中學；從教會中學畢業，可以升教會大學；從教會大學畢業，可以做官，可以經商，也可以留洋；就把子弟送去了。 周炳也沒有多餘的心思去過細研究那些問題。在學校住下來之後，有一天半天工夫，還不忙上課，他第一件大事就是上胡杏的老家去看看她的爸爸胡源，她的媽媽胡王氏，還有胡柳、胡樹、胡松一班老朋友。胡家本是熟地方，況且除了胡柳、胡樹兩人，在廣州見過面之外，其餘的人都是八年沒見，想念得很，因此草草吃過晚飯，就奔向胡家去。天氣漸漸地黑下來，村子裡的人漸漸地多起來，趕著牛的，划著船的，都從四面八方回到村子裡來了。周炳小時候在這裡放過牛，道路很熟。他沿著一條叫做螺沖的大衝往西走，不久就看見隔沖那面，胡源住家旁邊那幾棵大蕉樹；那排蕉樹後面，便是那棵九里香；九里香的西面，就是屋後那一片菜地，約莫也有個一分、半分光景。這流水、樹木、菜地、家屋，是這樣地凌亂殘敗，又是這樣地熟悉親切，使周炳常常停了腳步，望著出神。在暮靄蒼茫之中，他還看得出來，胡家房屋雖然還豎立在沖水旁邊，外形跟八年前差不多還是一個樣，可是顏色變得又黑、又蒼老了，屋頂的瓦片破碎得多了，屋腳的青磚給硝鹼侵蝕得露出槽溝來了，朝北的那堵牆也已經有了裂縫，向外傾斜，並且用一根很粗的檁子斜支著頂住了。他急著要見那些人，也就無心細看，一直往西走，看看快走到那象南北向的較小的前衝，他才折向南，過了那座用六塊厚木板、分三截搭成的，上、下拋得很厲害的小橋，又倒回來折向東，順著村中大路，一直向曬穀場走去。從曬穀場西北角上，他又向北轉進一條小巷子，不久就走到了胡源家門口。這門口近看起來，更顯得低矮破爛、剝蝕傾頹。屋簷的瓦片差不多掉光了，只拿篾席蓋著；兩扇大門剩下了一扇，半邊開著，半邊掩著；門口墊的石塊已經完全不成形狀，變成了一堆碎石子。一道微弱的燈光，從裡面神廳溜到外面的草地上來。本來周炳看見這貧窮破落的情況，心中十分難過，口中嗟歎不已，倒是這一抹燈光，引起他滿懷的熱望，他一面想著：「這裡的人大概都健壯吧！」一面就滿臉笑容地走了進去。 這樣一位遠方來客的突然出現，他那神采風度，把神廳裡滿屋子的人一下子都給嚇呆了。一家人正圍著一張很矮的方桌子，就著一盞很小的煤油燈吃飯。最先，一位年紀在六十上下，中等身材，滿臉虛胖的男人放下碗筷，站了起來。跟著，一位年紀不過五十多，可是看樣子非常蒼老的婦人也放下碗筷，站了起來。隨後一雙年輕兄弟，一個老成些，約莫十八、九歲，一個稚氣些，約莫十六、七歲，也都站了起來。最後一位大姑娘，看上去正在二十左右，也輕盈淡定地站了起來。大家不約而同地驚叫看。因為這樣一位穿鞋踏襪、英俊大方的客人上他們家裡來，這在他們的家族史上，是從來沒有記載過的事兒。那老頭兒正在喃喃吶吶，想認又不敢認、想問又不敢問的時候，到底是大姑娘眼利，脫口而出地叫道： 「炳哥哥！」 那黃鶯兒般的聲音剛一落地，大家都認出來是周炳，於是整個神廳裡，又大事喧鬧起來了。胡樹、胡松兩兄弟將身一拱，像兩匹小老虎似地跳了出來，一個摟著周炳的脖子、一個纏著周炳的腰，把他按到飯桌旁邊的木板床上坐下，差一點沒跟他三個人滾做一團。朝王氏把一碗茶遞了給他，胡源把一包生切煙放在他身邊，只有胡柳站著不動，只顧拿眼睛偷偷地看他。看了好一會兒，又開言道： 「怪不得呢！我說怎麼的，今兒後響喝茶，那茶葉骨子老是豎起來，沉不下去，原來是有貴人到呢！」 大家聽她說得有意思，又嘻哈笑樂一番。 胡源搔著自己的花白腦袋，問周炳怎麼會跑到鄉下來。周炳告訴他是來教書，他兩手合掌道： 「我總說神佛有靈，皇天有眼，你們都不信。可你們這回親眼看見了！要不是他好心熱腸，厚道義氣，他就能當上了人上之人？周炳你這回好了。才不過八年工夫，你一個受苦孩子就當上了洋學堂的先生。你是發了，出人頭地了！像我們那兩個牛屎仔，真是一點用處也沒有呢。真是好，真是好。 總算咱們受苦人也出一口氣！」 胡媽未開言，先流了眼淚。她把那蓬鬆的頭和邋遢的臉垂到胸前，又用那雙細瘦而結實的手拉起衣擺去擦眼睛，一面哭、一面笑道： 「真是好，真是好。難得你還那樣有我們的心，難得你還沒有忘記我們這一門窮苦人家！自你走了之後，我想著，你再不會回到我們這寒苦的地方來了，你再不會記得我們這些賤骨頭、爛渣命了！我只當咱們這一輩子再也沒有福份見著了！沒想到一轉眼你就回來了呢，真是一天都光彩了呢！怪不得我們阿杏說，三家巷裡，只有你們周家是好人！怪不得阿杏——」 說到這裡，胡王氏竟嗚咽梗塞，說不下去。周炳不明白什麼緣由，只顧安慰她道：「胡大媽，傷心什麼呢？什麼事情都會好起來的！我當了這個先生，心裡可實在是不樂意呢！我一點也沒有想過自己要出人頭地，我只想著怎樣才能叫大家一道來享福！當這教員，在我還是逼不得已的呢。——可是說到你們，別說我永遠不會忘記，倒恰恰相反，是時時刻刻地想念著，日日夜夜地惦記著的呢！倘若不是想念著大家，惦記著大家，我作興一輩子留在上海，穿了洋服，坐了洋車，住了洋房，吃了洋飯，當了洋奴，光光滑滑的，肥肥胖胖的，漂漂亮亮的，永遠不回到這廣東地面，永遠不把自己當做中國人了！飯都涼了，快吃吧。吃了，慢慢細談。」 周炳說完了，就坐在胡家兄弟共睡的木板床上，瞧著他們一家人吃飯。趁這空檔，他悄悄地四面張望了一下，只見這裡一堆破布，那裡一堆斷繩，農具不是缺了口的，就是脫了榫的，桌、椅、板凳，不是穿了洞的，就是折了腿的，竟沒有一樣光鮮完好的東西。不禁暗暗地替他們擔心。他想，要是去年的革命成了功，土地收歸國有，他們的地租就可以免掉，他們的光景也不會敗壞到這般田地。胡王氏先吃完了，看見周炳坐著發呆，就說：「阿炳，你仔細看一看，這裡連一件像樣子的東西都沒有了。大家活著，都不知道怎麼活過來的呢！」周炳說，「你們五個人，就是五個幹活的人手，怎麼還遮蓋不過來？」這句話挑起了她的憂愁，她就像編年史家一樣，從周炳離開震南村那年起，年復一年地排著班兒，向周炳訴起苦來。……周炳一面無限同情地聽著，一面就深深地思索起來，不知有什麼辦法能幫助他們脫離這困苦的境地。他在胡王氏偶然歇口氣的一瞬間，舉頭四望，只見屋頂牆壁，全是一片黑色。他隱約看得出來，屋樑上掛著許多東西，牆壁上也滿滿地掛著東西，只是年年月月地叫柴煙熏著，竟是遍體黜黑，不能辨認。他想起在上海金鑫裡三號聚會的那些精神抖擻的女慈善家們，又不到這胡家來親自見見世面，真令人啞然失笑。後來胡王氏講得多了，胡源就打斷她道：「夠了。又不是什麼得意的東西，你盡倒翻那本陳年爛賬幹麼？洗碗去吧！」胡柳、胡樹、胡松也紛紛開言，要周炳講一講這八年的經歷，於是周炳也像編年史家一樣，從自己離開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復一年地排著班兒，把所有的遭遇都一件不漏地，毫無隱瞞也毫無修飾地告訴了這些知心朋友。大家都坐在矮凳子上，仰起臉，張大著嘴巴，聽得入了迷。胡松年紀小，頂愛插嘴問這、問那，大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胡樹不停地拿手搓著自己的耳朵。胡柳時常忍不住發出低聲的叫喚。胡源一根生切煙接著一根生切煙地抽著。胡王氏開頭還一面洗碗，一面聽，後來就索性撂開碗盞，把兩手籠在又破又硬的棉襖袖子裡，一心一意地聽起來。聽到周炳離開剪刀鋪子，重新上了學堂，大家就替他高興；聽到區桃在沙基慘案當中英勇殉國，大家就嗟歎惋惜，肅然起敬；聽到李民魁、張子豪、陳文雄、何守仁這些人違反盟誓，破壞罷工，出賣朋友，背叛革命，大家就嘴裡呸，鼻裡嗤，搖頭頓腳，咒罵不停；聽到國民黨實行反革命政變，投降帝國主義，大批屠殺工人、農民和革命青年，大家就咬牙切齒，義憤填膺；聽到廣州起義成功，奪取了政權，宣佈了政綱，成立了廣東工農民主政府，大家就昂揚振奮，痛快淋漓；聽到廣州起義失敗，許多英雄烈士轟轟烈烈地拼頭顱，灑熱血，最後是死的死，逃的逃，分離失散，大家就低頭掩面，悲痛萬分。那胡柳一時感情難忍，竟嗚嗚咽咽地哭出聲來。後來聽到周炳在上海碰到麥榮大叔，又遭到敵人的迫害，竟是可望不可即，可見不可親，胡柳替周炳著急，又噢噢地哭了起來，一直到聽到周炳在上海北四川路餘慶坊幹了一樁痛快的事兒，懲罰了那個包打聽，救走了金端同志，這才轉悲為喜，帶著眼淚笑起來了。周炳講完了，大家還在凝神深思，胡源忽然沙著嗓子開言道： 「這才是些穿州過府，闖大事兒的英雄好漢！我們窩囊一輩子，做夢也想不到這些事兒呢！——可你們也別當是好要的，鬧得不好，吃飯的傢伙就沒有了；你們剛才聽見阿炳講的那些話，聽了就算了，千萬不能洩漏一言半語！一不小心洩漏出去，可知道阿炳的性命就難保！咱們村西『蛇岡』腳下，就有那麼一間公安稽查站，他們專幹的這種營生！阿炳既把我們當做自己人，我們也一定要保住他的平安。這一層，你們都想到了沒有？」 大家都說知道了。往後，又七嘴八舌地問這問那。 胡王氏問陳文英後來怎樣了，胡柳問陳文婷後來怎樣了，胡松卻追問李民天後來還革命不革命，到底是胡樹心地深沉，他只要求周炳把張太雷同志代表中國共產黨所宣佈的政綱，一條一條地解釋給他聽。這樣，一直談到四更天，雞叫了三遍，大家才依依不捨地分了手。周炳一個人，心情酣暢地穿過寂靜的、深藍色的村莊，梯梯他他地走回學校，連沿途的狗吠聲都沒有聽見。 第二天早上，林開泰在校務室裡碰見了周炳。他已經知道周炳昨天晚上到何五爺家的佃戶胡源家裡去，直到四更天過後才回來，只是摸不清他去幹些什麼事兒。他想問周炳，礙於早先已經有了「紳士協定」，又不好問得，只是瞇起眼睛，聳起肩膀，不懷好意地對周炳奸笑。同事中有個叫做華大維的年輕人，今年二十二歲，英文原名「大維·華盛頓」，字「士瑪」，號「摩登」的，走到周炳身邊，做了一個美國西部的「牛仔」手勢，說：「好天堂！你真是好運道！胡家的『黑牡丹』，我敢賭我的頭，是這荒村中『愛』字第一號的天生尤物！」周炳臉頰微紅，正色回答道：「華君，你、我都是為人師表，放尊重些來！」旁邊還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做丁猷的，今年已經四十歲，是本校資格最老的一位教員，又是一位悲觀主義者，當時聽了他們的對話，就先在鼻子裡哼了一聲，然後笑著說：「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說世風日下，就是世風日下！」談笑已畢，各人散開，分頭上課。周炳是新來的教員，要到第三天才分班上課，因此就走出校門，信步閒串。在這樣的學校環境之中，周炳是連一分鐘也不願多呆的。後來他雖然正式上了課，但一下課之後，他仍然在村裡、村外，到處遊逛。有時在村南的大帽岡上，時隱時現地盤桓一個早晨；有時在村東的小帽岡上，尋幽探奇地流連一個黃昏；有時整整一個前晌，他坐在村北的大堤圍上，望著滾滾的東沙江出神；有時整整一個後晌，他在村西的犁冬田裡穿來穿去地走著，跟所有他認識的耕家談家常話。大家都以為他喜歡遊山玩水，也不知道他心裡還擱著多少事兒。這樣，一過又過了兩個多月，已經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天了。 周炳對著那萬物萌動的春天說：「春天哪春天，我一點沒有盼望你，你卻來了，可是我日夜盼望的共產黨，怎麼連一點蹤影兒都沒有呢！」 震南村河沖縱橫，清幽絕俗的風光雖然好，但是周炳覺得孤獨，寂寞，意態蕭條。他深深地歎息道：「這樣的日子，怎麼過下去呵！我只道在自己的家鄉，說不定更容易創造奇跡。但是奇跡在哪裡呢？奇跡一次也沒有發生過呵！」他不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兒，也不知道廣東跟廣州正在發生什麼事兒，甚至也不知道這震南村和那隔江相望的震北村正在發生什麼事兒，——總之，他和外界失去了聯繫，和去了香港的哥哥周榕又很久不通音訊，這種隱居的生活，無聊無賴的生活使他覺著一種出不來氣般的痛苦。本來為了避嫌，免得他的同事們說閒話，他開頭是不大上胡源家去的，後來實在悶得發慌，就隔兩三天去閒坐一陣；再後來，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了。大家都十分熱情地接待他，對他提出了數也數不清的問題，要他詳細解答。只有胡柳總是冷冷靜靜地坐在一旁，歪著腦袋，仔細地聽，有時淺淺一笑，也不向他提什麼疑問。到了白天，胡樹經常上學校去找周炳，要聽他講革命的道理。一去，就給周炳帶去洗得乾乾淨淨的衣服、襪子，遇著有破爛了的，都縫補整齊；有時在手帕角上，枕頭套上，還用絲線繡上各種花鳥，玲瓏鮮艷，十分可愛；有時送去過年糕餅，春節糖食，那上面總蓋著一幅剪紙花兒，不是龍、鳳、福、壽，就是榴、藕、荔、桃，又配襯了食物，又精妙無比。這種種安排，都出自胡柳之手，周炳不免十分感激，把她繡的花鳥，剪的紙花，都加意保存，極為珍重。只有一樣，周炳覺著奇怪的，就是一提起賣到廣州三家巷去的小妹妹胡杏，他們全家就閉口不談。有一次，周炳在螺沖閘口旁邊那眼大魚塘前面，遇見挑著空桶的胡柳，問起胡杏的情況，胡柳一句話不說，只是瞪大眼睛，咬牙切齒，那眼淚珠子象亂箭似地從那又大又圓的眼睛裡飛射出來，嚇得周炳滿腹狐疑，不敢再問。 ------------------ 一鳴掃瞄，雪兒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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