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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說《南北極》是我的初期作品，而這集子裡的八個短篇是較後期的，這句話，如果不曾看到我寫作的日期，只以發表的先後為標準，那麼，從內容和技巧判斷起來都是不錯的。可是，事實上，兩種完全不同的小說卻是同時寫的——同時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情緒，寫完全不同的文章，是被別人視為不可解的事，就是我自己也是不明白的，也成了許多人非難我的原因。這矛盾的來源，正如杜衡所說，是由於我的二重人格。我是比較爽直坦白的人，我沒有一句不可對大眾說的話，我不願像現在許多人那麼地把自己的真面目用保護色裝飾起來，過著虛偽的日子，喊著虛偽的口號，一方面卻利用著群眾心理，政治策略，自我宣傳那類東西來維持過去的地位，或是抬高自己的身價。我以為這是卑鄙齷齪的事，我不願意做。說我落伍，說我騎牆，說我紅蘿蔔剝了皮，說我什麼可以，至少我可以站在世界的頂上，大聲地喊：「我是忠實於自己，也忠實於人家的人！」忠實是隨便什麼社會都需要的！我還可以當著那些罵我的人說：「也許我是犯過罪的，可是我是勇敢地坦白地承擔著——問題是：誰是能拿起石頭來扔我的人呢？躺到床上去仔細地想一想吧。」 夠了，我用不著多解釋，應該解釋的只是這集子裡的八篇小說。我覺得世界上頂希奇的事是有人會把你的小說解釋得和自己的意思完全不同，而我就是時常碰到那種奇跡的人。記得有一位批評家說我這裡的幾個短篇全是與生活，與活生生的社會隔絕的東西，世界不是這麼的，世界是充滿了工農大眾，重利盤剝，天明，奮鬥……之類的。可是，我卻就是在我的小說裡的社會中生活著的人，裡邊差不多全部是我親眼目睹的事。也許是我在夢裡過著這種生活，因為我們的批評家說這是偶然，這是與社會隔離的，這是我的潛意識。是夢也好，是偶然也好，是潛意識也好，總之，我不願意自己的作品受誤解，受曲解，受政治策略的排斥，所以一點短解釋也許是必需的。 《被當作消遣品的男子》和《公墓》是比較早的東西。前者只想寫一種被當作消遣品的悲哀，和一種憂鬱的氣氛。後者則是寫的帶著早春的蜜味的一段羅曼史。 《上海的狐步舞》是作長篇《中國一九三一》時的一個斷片，只是一種技巧上的試驗和鍛煉，在《現代》發表時，寫在後面的一些聲明叫編者給截去了，也許是為了雜誌的尊嚴，可是我還得在這兒提一句，這只是《中國一九三一》的技巧的試驗。 其餘五篇：《夜》，《蓮花落》，《夜總會裡的五個人》，《黑牡丹》，CRAVEN「A」是在一個稍微相同的企圖下寫的。當時的目的只是想表現一些從生活上跌下來的，一些沒落的pierrot。在我們的社會裡，有被生活壓扁了的人，也有被生活擠出來的人，可是那些人並不一定，或是說，並不必然地要顯出反抗，悲憤，仇恨之類的臉來；他們可以在悲哀的臉上戴了快樂的面具的。每一個人，除非他是毫無感覺的人，在心的深底裡都蘊藏著一種寂寞感，一種沒法排除的寂寞感。每一個人，都是部分的，或是全部的不能被人家瞭解的，而且是精神地隔絕了的。每一個人都能感覺到這些。生活的苦味越是嘗得多，感覺越是靈敏的人，那種寂寞就越加深深地鑽到骨髓裡。《夜總會裡的五個人》，破產了的金子大王胡均益，失去了青春的交際花黃黛茜，懷疑主義者季潔，大學生鄭萍，失了業的市府秘書繆宗旦，《蓮花落》裡的那個流浪漢，《夜》裡的「水手和舞女」，《黑牡丹》裡的「我」和「黑牡丹」，CARVEN「A」裡的那個荒唐的姑娘，都是那樣的人，而我所要寫出來的，也就是這些。 我想在這裡致謝於蟄存和家壁，一致地把輕視和侮辱當作唯一的方法來鼓勵我的兩個人；杜衡或是蘇汶，繃著正經臉用理論家的態度來監督我的；高明和靈鳳，時常和我討論到方法問題，給了我許多暗示的。 末了，我把這本書敬獻給遠在海外嘻嘻地笑著的pierrot，望舒。 1933年2月28日 時英 ------------------ 小草掃校||中國讀書網獨家推出||http://www.cnread.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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