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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定的相互信任，人類就不可能存在於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尤其是在像中國這樣一個組織得如此嚴密如此複雜的社會之中，這更是不容置疑。假定這是一條公理，我們去注意一系列的現象，是毫不過分的，儘管這些現象可能會與我們的理論相衝突，但對於那些熟悉瞭解中國的人來說，卻是千真萬確的。我們將要談到的關於中國人互相猜疑的許多情況，對中國人自己來說並不少見，相反，這是他們與所有東方人所共有的特點。毫無疑問，中國各種制度的本質使之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本章與業已討論過的中國人相互信任密切相關。一個人碰巧知道一些與他本人全然無關的事情，其結果可能十分嚴重，沒有什麼事情比這種危險性更能引起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人類各民族的猜疑。 在猜疑滋生盛行的中國，這種互相猜疑的第一個見證，便是吸引人注意的、高聳於這個帝國各地的城牆。「城」這個詞在中文裡的意思，就是用牆圍起來的城市。這與拉丁文裡「軍隊」一詞就意味著訓練或操練一樣，具有意味深長的含義。帝國的律法，要求每個城市都要按照規定把城區圍起來。同其他法律一樣，這並沒有形諸文字，因為在不少城市，人們聽憑城牆坍塌損毀，也不見任何保護措施。我們得知，有一座被太平天國軍隊包圍並佔領好幾個月的城市，儘管城牆完全遭到摧毀，但在之後的十多年裡都沒有再修起來。不少城市只有薄薄的泥牆，老百姓的狗都可以隨心所欲地爬上爬下。在所有這些情形中，事情總是從完美狀態趨於衰敗，這只能說明這個國家的貧弱。一旦事態危急，第一個措施就是修城牆。實施維修時，可以方便地對官員們以及其他暴發戶進行罰款。 政府對人民的不信任，這是中國所有城牆賴以建築的堅實基礎。儘管皇帝在理論上是其臣民之父，而他的下屬又稱作「父母官」，但每一方都清楚，這些都是純粹的專業術語，就像「加」和「減」一樣。而人民同其統治者的關係，實際上是孩子同一個繼父之間的關係。在中國的歷史中，農民起義層出不窮，其中大部分舉事，只要政府及時採取適當行動就可以避免。或許是政府有為難之處，政府並沒有及時行動；或許是政府不想那樣做。與此同時，老百姓慢慢地起事，正如政府所知道的那樣，而官員們卻迅速撤入準備好的防禦區裡，像縮到硬殼裡的烏龜，或者躲在刺球裡的刺蝟，卻把這場騷亂留待軍隊去慢慢收拾。 同別的東方人的城鎮一樣，中國人所有房屋都有高高的圍牆，這又是猜疑的例證。讓一個外國人在與中國人交談時談到類似倫敦或者紐約這些地方，就要故意把它們說成是「有圍牆的城市」，如果這一點讓外國人感到困窘的話，那麼，那些對西方有興趣的中國人也會困惑不解：這些國家的人民何以能夠生活在毫無圍牆遮攔的地方。儘管缺乏足夠依據，中國人也會立刻加以推斷：這樣的國家肯定沒有什麼壞人。 中國各地鄉村，幾乎都是人口密集，它們實際上就是一個個微型的城市。這一點，又一次證明了相互猜疑。防的不是外族入侵，而是他們自己人。據我們所知，唯一不這樣聚居的一個例外便是山區，那裡土地非常貧瘠，只能養活一二戶人家，而那裡的人又是如此貧窮，窮得以致不怕賊偷。比如貝德祿先生提到的四川省：「農民及其雇工，可以說無一例外地住在田邊的農舍裡，他們往往是相互分隔，而不是擠作一堆。」如果像李希霍芬男爵１所言，這之所以成為例外，是因為這個偏僻省份的人比別的省份的人更希望和平，那就證明了貝德祿先生的評論，這種希望歷經許多痛苦的失望，特別是——儘管在此之前有過長期的和平——太平天國起義的那些歲月。 -------- １譯註：李希霍芬男爵（Baron von Richthofen，1833—1905），德國地質學家。1861年，以地質學家身份隨普魯士艾林波使節團首次來華。1868—1872年得到美國銀行的支持，再度來華調查中國各地的資源。後得上海英國商會贊助，在中國內地進行了七次考察旅行，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包括山東、直隸、四川及華中、華南和東北南部，收集了許多地質和自然地理的寶貴資料。歸國後發表（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書，共三大卷和一部地圖集，從1877年開始出版，到1912年才出齊。1870—1872年，他給上海的英國商會寫過十封信，談及中國通商路線，提醒人們注意山東煤礦的重要性，說膠州灣是一個值得奪取的軍港。這些信件以《李希霍芬男爵書簡（1870一1872）》為名公開出版。此外，他還著有《山東及其門戶——膠州》等書。 中國人——也是東方人——的猜疑，在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最重要例證，就是口頭上與實際上對婦女的態度。這些說法是人們再熟悉不過的了，整整一章都談不清楚。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眾所周知地成為一種「危如私鹽」的商品。一旦她們訂了婚，她們外出走動的時間就比從前更少了，一點點風吹草動，就會引起惡毒的閒言碎語。有一條社會公理，說的是「寡婦門前是非多」。儘管中國婦女的自由比她們在土耳其或印度的姐妹要多得無法比較１，但中國人對婦女的尊重還是不夠。婦女普遍不能接受教育，處於從屬地位，存在一夫多妻制和納妾制度——所有這一切做法都不尊重婦女，而尊重婦女正是西方文明的一個特點。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並引用一些通俗的說法，來說明中國人對婦女的一般的看法，這些說法可以視為長期經驗的總結。她被說成生性見識短，而又不可信任——是嫉妒的化身，有道是，婦人善妒。這裡，「妒」讓人想起，或者故意讓人想起它的同音詞：「毒」。有一首中國古詩，充分表達了這個理論： -------- １原註：然而，判斷這種自由不能看表面現象。一位在印度城市德裡住過幾年後來又住在山西省會的女士評論說，中國大街上的婦女要比印度少。不過，這個事實與此處正文陳述的事實並不矛盾。 青竹蛇兒口， 黃蜂尾上針。 兩般尤為可， 最毒婦人心。 中國語言結構恰當而無意的公正性，隨帶地例證了這些觀點，其構成方式值得注意。一位漢語方面的傑出學者，為回答筆者的請教，仔細考查了一百三十五個部首從女的常用字，發現其中有十四個是褒義的，如「好」、「妙」等等，其餘的則是三十五個貶義，八十六個中性。但那些貶義的字，卻包含了整個語言中最為可恥的含義。女字旁結合聲旁表示「欺詐、詭詐、卑鄙、不忠、自私」；三個女字在一起，表示「私通、通姦、誘姦、陰謀」。 據說，人們之間之所以互相不信任，是有兩個原因：其一，因為他們互相不瞭解；其二，因為他們互相瞭解。中國人覺得，任一原因都足以引發互相之間的不信任，他們也就相應地見機行事了。儘管中國人生來就有聯合在一起的能力，這時常令人想起化學上原子的結合，然而在適當的時候，通過適當的途徑，就可以很容易地確知，中國人並不想相互信任，哪怕是做點表面工作來表示相互間的信任。同一個家庭中的各個成員，時常會成為互相猜疑的犧牲品。這些猜疑是由兒媳們煽起，為了分得共同勞動的收益，妯娌們經常使她們的丈夫之間互相嫉妒。 關於家庭生活，此處不作展開，那會佔去整整一章。我們接下去注意一下另一種同樣普遍的情況，這些人與家庭生活沒有複雜的關係。家裡的一群僕人，如果他們不是由同一個負責他們所有人的人介紹來的話，他們之間的關係是所謂的「武裝的中立」。如果有什麼不利於某個僕人的事情傳出來，他問自己的第一個問題，不是「主人是怎麼發現的」，而是「誰把我的事情告訴他的」，即使這個僕人明知自己已是罪惡昭彰，他的第一個念頭仍然認為其他僕人懷恨於他。我們曾經聽說過這樣一件事情：一位中國婦女聽到院子裡有人大聲說話，臉色立刻變了，怒氣沖沖地衝出房間。因為她以為一定是在爭論與她有關的事，但實際上只是在談購買稻草的事，而賣主的要價太高了。 如果一個僕人遭到突然解雇，這種猜疑一定會煽起戰火。他會疑心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斷定有人說了他的壞話，堅持要知道自己為何遭到解雇，儘管他明知理由十足，其中任何一條都可以解釋得通。他的面子一定要保住，他猜疑的本性一定要發揮。這些事情時常發生在中國家庭，以及有中國僕人的外國人家庭，但程度不同，因為一個中國僕人知道能把外國人的好脾氣利用到什麼程度，但他知道中國主人是不會那麼好擺弄的。這就是為什麼有那麼多的外國人，至今還僱用著那些早就該解雇的中國僕人，因為他們不敢解雇。他們知道，只要一提解雇，就如同捅了馬蜂窩，也就是惹惱了那位受到指責的「不光彩」的僕人，這個事件的中心人物。他們沒有勇氣採取斷然措施，唯恐失敗之後情況更糟。 有一個關於奧地利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紀時，這座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圍攻，而且馬上就要被攻佔了。關鍵時刻，一個奧地利姑娘想起自己有許多蜂箱，於是就立刻搬來倒翻在城牆上；城牆外的土耳其人已經快爬到牆頂了。結果，由於蜜蜂的作用，上耳其人一方迅速敗退，城市保住了。。中國人的計謀經常是如同這位奧地利姑娘，而中國人的成功時常只是一種標誌，因為這種騷擾正如一位拉丁語教授所說的暴風雨，人們寧願「相信別的什麼」，也不「相信它本身」。怪不得有這樣一個說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的辦法只是乾脆閉上眼睛，假裝沒看見，但這個辦法對一個外國人來說不能輕易做到了。 我們發現有必要讓我們的孩子記住，當他們自己在世上獨立生活的時候，最好不要過分相信陌生人。而中國人即使在小時候也不需要這種告誡，因為他們吃奶的時候就已經吮進了這種謹慎了。中國人有句俗話說，一人不進廟，兩人不窺井。我們驚奇地問，為什麼一個人不能走進廟裡？回答是，因為和尚可能會趁機謀財害命！而兩個人不能一起往井裡看，是因為如果他們其中一個欠另一個債，或者有另一個想要的東西，所以他有可能趁機把同伴推入井裡！ 另外有一些互相猜疑的例子，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小事。在西方，有自由而沒有壓制，而在中國則正相反。對我們來說，對症下藥是處理事情的最為簡單、最為有效的方法，這是理所當然的。但在中國就得要考慮許多不同的其他因素。凡事都是如此，在涉及錢與糧這兩種構成大多數中國人生活經緯的東西時，這種感覺最為明顯。一筆原本可以交給別人來分給大家的錢，卻已經按照既定方案分好了，這對於中國人來說，很難信服，因為這種分配他沒經歷過，而他所經歷的許多次分配，總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被扣除了不少錢。同樣，很難安排一個中國人去負責別人的食物分配，儘管仔細詢問之下，接受食品的人也並不認為主管食物分配的人扣下了一部分以供己用，這種情況下，不滿情緒可能完全壓制了，但沒有理由認為表面上看不出來，人們就沒有在互相猜疑。的確，只有外國人才會有這樣的疑問，因為中國人早就料想會那樣，正如他們有同樣理由去肯定凡是機器都有摩擦一樣。 中國客店的店小二有個習慣，在客人付完錢即將起身之際，大聲報出帳單上的細目，這並不是為了稱讚客人出手闊綽——有的出門人以為是這樣——而是有更實用的目的；讓別的店小二明白，他自己並沒有偷偷地拿客人給的小費或者說「酒錢」，而他們卻一直希望客人能給一點。 要辦一件需要商量和協調的事，只要派人送封信就可以安排妥當，在西方是這樣，在中國卻不行。主管人員必須親自出馬，去見對方的主管人員。如果對方不在家，就得再去，直到見到為止，因為否則的話，沒有人能擔保通過他人的中介，而事情不被歪曲。 人們時常會談論中國人的社會團結。有些情況下，整個家庭或者家族的所有成員似乎都去干預某些家庭成員的個人私事。一個異姓人，如果他聰明的話，就不會插手這樣的事情，以免灼傷手指。有一句實在是很管用的話：不同姓，難相勸。這個傢伙來瞎摻和我的事情，算什麼意思？肯定別有居心，理所當然，居心叵測。如果終生為鄰為友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局外人或者沒有特別關係的人還不知道會怎樣呢。 在中國，「外」這個字的含義，有不同的範圍和意義。外國人因為來自外國，所以受到排斥；外村人因為來自外村，所以也受到排擠。如果一個外人，沒人知道他來自何處，他又不想讓人知道，那麼，情況就更受重視了。「誰知道這個傢伙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一位謹慎的中國人心裡總不免這樣嘀咕。 如果一個出門人不巧走錯了路，到達一個村莊時天色已暗，特別是時辰已晚，他會經常發現沒有人肯走出房子給他指一指路。筆者有一次就轉悠了好幾個小時，想出錢請人帶路，問了不少人，可他們甚至連我的這個請求都不願意聽一聽。 中國私塾裡的所有學童，都要大聲誦讀課文，極大地損傷了他們的發音器官，也使外國人心煩意亂。這是「陳規舊習」，但如果有人追根問底，就會知道，那是因為假如聽不到讀書聲，教書先生就會懷疑學童讀書不專心。而那種讓每個學童背對著先生背誦的奇異做法，也是為了讓先生能肯定學童沒有偷看先生拿在手上的書！ 並不是每一種形態的文明都主張人們有責任款待陌生人。所羅門的許多有關小心提防陌生人的箴言，在與東方人實際接觸之後，有了新的含義，但中國人謹慎到了一個令人難以超越的高度。一位受雇於外國人專門收集童謠的中國教書先生，有一次聽到一個小男孩哼唱著一支沒什麼意義的兒歌，恰好這位先生以前沒聽到過，他便讓這個小傢伙再唱一遍，結果小男孩嚇得趕緊跑掉了，再也找不到了。這個小男孩是中國環境的曲型產物。如果有個人發了瘋，離家出走了，而他的朋友到處找他，希望聽到一點他的線索，他們很清楚要找到他的蹤影，可能性很小。如果他曾經在某個地方呆過，卻又消失了，找他的人自然要問，你怎麼著了他？這就可能帶來麻煩。所以，面對陌生人的問話，人們肯定會採用的最為安全的辦法，就是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已經從親身經歷中學到，一個陌生的中國人試圖尋找一個大家都知道的人，也會碰到同樣情況。有件這樣的事情：一個看似來自鄰省的人，向人打聽到了去他要找的那個人的村莊該怎麼走。但當他到達這個村莊之後，卻失望地發現全村人卻不約而同地否認有這樣一個人，還說連聽都沒聽說過。這種眾口一詞的假話並非事先有意編造，因為根本沒有機會。全村人同時採用此種對策，這是一種正確的本能，就像一隻草原犬鼠看到陌生的東西，就會縮進洞裡一樣。 在所有這類事情中，從一聲招呼中的細小方音區別，就可以判斷一個人大體從何而來。一個鄉下人碰到別人，別人就會盤問他，他住的地方離其他許多地方有多遠，似乎要肯定一下他有沒有騙他們。同樣，學者們並不滿足於詢問一個自稱是秀才的人何時「進學」，還要問他文章的題目是什麼，他是怎麼作文的。這樣一來，騙局就很容易揭穿，也經常如此。一個人不能指望冒充是某個地方的人，因為口音多少有點不同，會讓他露出馬腳的。一個陌生人不僅會發現自己難以找到某人的線索，這種做法會引起普遍懷疑，而且如同前面的例子那樣，整個村子都會這樣做。筆者就曾經派幾個中國人去尋訪一些長期在一家外國醫院就診的中國人，能找到的沒幾個。有一次，終於有個病人大膽地同陌生人說話，但他只說出自己的姓，姓屬於一個大家族，他斷然拒絕說出自己的名和別人對他的稱呼。另外有一次，一位信客到一個村莊查找一個收信人，但全村的都像一無所知的白癡一樣退避了，最後，所有線索都斷了，什麼都沒找到！這個例子中，這位陌生人在一二英里中沒能找到要找的人，感到十分困惑，其實要找的人就住在離他不到十桿１的地方。 -------- １譯註：桿（rod），度量單位，十桿約相當於零點零三英里，約合五十米。 筆者熟識的一位老人，有個十分富有的鄰居，以前跟他一樣，是中國一個極普通的秘密教派的成員。問起老人這位鄰居的事，筆者被告知，兩人的房子離得很近，一起長大，並共同度過了大約六十年光陰，卻不打交道了。「為什麼會這樣？」「因為他者了，不太出來。」「那你為什麼不時常去看看他敘敘舊？你們是不是關係不好了？」這個人一副很清高的樣子，笑了笑，搖了搖頭說：「關係很好，但他有錢了，我卻很窮，我要是去那兒，人家會說閒話的。人家會說，他來這兒幹什麼？」 中國人本能地承認他們互相之間存在著猜疑，最明顯的例子是，他們不願意單獨呆在一個房間裡。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客人會感到侷促不安，趕緊走到外面的走廊裡去，意思是：「不要懷疑我；你也看到，我沒拿你的東西；我不在乎這些東西。」一個自尊的中國人去拜訪外國人，也是這樣的情形。 沒有什麼能比一個人死得蹊蹺，更能引起中國人最強烈的猜疑了。曲型例子是出嫁的女兒死了。儘管如前所述，她活著時父母無力保護她，但她死後，如果對她的死有疑問，父母卻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控制局勢了。她的自殺是一種機會，使她父母不再如人所共知的那樣忍氣吞聲，相反，他們可以昂首挺胸，提出實實在在的賠償要求。如遭拒絕，兩家就會打一場曠日持久而又極其煩人的官司，其首要動機是報復，而最終是為了保住娘家的面子。 中國有個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這個充滿智慧的格言代表了一個普遍的真理。在中國的社會生活中，絕對必須輕輕地走路。這就是為什麼中國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們卻不會這樣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們知道這一點，我們卻不知道。 中國人的商業活動，從很多方面證明了他們的互相猜疑。買賣雙方互不信任，因此，雙方一致認為，暫時把事情交由嚴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這樣做對自己的利益最有好處，因為雙方的利益分成只能通過討價還價來達成。只有拿到錢，生意才算做成。如果這件事情有不少內容，有些就得寫下來，因為「空口無憑，立字為證」。 中國銀子市場的混亂狀況，一部分原因在於錢莊不信任顧客，而顧客也不信任錢莊，雙方都很有理由。中國南方甚至中國任何地方每一枚加蓋印戳的銀元，都證明這個偉大的商業民族的猜疑本性；儘管他們想做成一筆生意時是精明的，但不願做一筆生意時，他們更精明。一個顧客，中國人外國人都一樣，希望天黑之後花用銀子，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疑，難怪城裡的每個商家都不斷忠告說。今天打烊，明日請早。 中國的銀行系統看上去十分複雜，我們從馬可·波羅那裡獲知，錢莊匯票很早以前就開始使用。但這些票據絕非普遍，而且看來也只在極其有限的範圍內流通。相距十英里的兩個城市的錢莊，會拒收對方的匯票，而且這樣做還是挺有道理的。 中國的高利率，從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見證。這種過分的搾取，主要不是錢的使用費，而是巨大風險的保險金。中國根本就沒有我們所熟悉的西方國家的投資方式，這並不是因為這個帝國的資源開發得不夠充分，而是因為人與人之間普遍的不信任。「民無信不立」１，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中國的許多事情會長期悻離這句話，以致於極大地損害人們的利益。 -------- １譯註：語出《論語·顏淵》。 幾年前，報紙上刊登了一段有關紐約華人社區情況的報道，這給我們提供了中國在商業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這個中國人的組織大概同中國人在別的城市建立的組織沒有什麼不同他們有自己的市政府，還有十二名頭面人物做市政官員。他們把市政府的錢和文件存放在一隻很大的鐵製保險箱裡，為了確保絕對安全，他們鎖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國式銅掛鎖，而不是紐約各家銀行那種結構複雜外觀漂亮的暗碼鎖。這十二位市政官員每人掌管一把掛鎖的鑰匙，如果要打開保險箱，就必須十二個人同時到場，每人打開自己的那把。這些傑出的市政官員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於是，市政事務陷入了極端混亂。他那把鎖的鑰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沒人敢冒險佔他的位置，這是因為害怕這樣一種迷信：死者會嫉妒他的繼任，讓他得同樣的病死去。直到一場特殊的選舉之後有人填補了這個空缺，才會有下文。這件小小的事故的確是一個窗口，願意一看的人可以從中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性格的重要特徵——組織能力、經商能力、互相猜疑、無限輕信，以及對西方人的制度和發明的沉默的蔑視。 中國的政府結構，也同樣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實就是亞洲所特有的一個例子，中國很早就有；但當今的清室卻用十分有效的辦法對付了這個危險的階層，剝奪了他們在歷朝歷代禍害他人的權力。 當不和諧的雙方，比如征服者與被征服者，必須在高層次上合作時，必然會有猜疑。而滿人和漢人在管理政府方面的奇異結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說明他們之間相互猜疑：「六部」中滿人擔任正職，漢人也許就擔任副職。通過這樣的互相牽制和平衡，國家機器得以維持。龐大而重要的檢查機關同樣證明這一點。 那些瞭解中國政府內部運作情況的人，他們的觀點讓我們確信，我們所認為的中國人社會生活中的互相猜疑這也是中國官方生活的特點。它不可能是別的什麼樣子。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上級官員嫉妒下級官員，因為這些對手令人懼怕。另一方面，下級官員對上級官員也少不了猜疑，因為上級官員可以隨時讓他調任或免職。看來有充分理由相信：上下級官員都多多少少嫉妒龐大而有力的文人階層，而官員們又一致戒備著老百姓。後一種心境，可以解釋為什麼有那麼多半政治性質的社團，因而整個帝國成了個大蜂窩。一個知縣可以壓制如著名的在理教１這樣的社團的年度聚會，只不過因為這個社團禁止享用鴉片、酒和煙草。知縣想把他們預定的宴席讓給他衙門裡貪婪的「虎狼」。他這樣做不是因為在理教計劃反叛，證據確鑿，而是因為官方早就假定他們一定會那樣做。所有的秘密社團都是謀反的，這個也不例外。這種普遍的猜疑解決了全部問題，政府隨時干預，抓住首領，發配或除去，這一刻的疑心解除了。 -------- １譯註：在理教，又稱理教、理門、理善會、白衣道、八方道，清代白蓮教的教門支派。創始人羊宰（1621—1753），山東萊州即墨人，教內奉為「羊祖」，訂有《羊祖大法》（又稱《理教大法》），並訂有八大戒律，其中尤以不抽煙（後來包括的鴉片煙）和不喝酒為主。在理教剛創立時，有反清復明思想，後逐步變成一種以戒煙酒、辦公益為主的民間宗教團體。第六代傳人尹來風興盛此教，於1765年在天津建立理教公所，從此傳遍上海、北京、河北、江蘇、山東、河南、安徽、江西、內蒙古及東北等地，社會底層百姓信者甚眾。在理教每年有三個節日：農曆三月十一、十月初三和臘月初八，但一般只慶祝臘八。臘八「擺齋」，即信徒聚餐，十分熱鬧。1933年成立「中華全國理教聯合會」，各地相繼建立分會，全國在理教公所達三千多個，成為清代及民國時期頗有影響的白蓮教支派。1949年之後，在理教為反動勢力所利用，被政府取締。 很明顯，此處論述的互相猜疑的習性，強化了前面討論過的保守性，因而使新事物無法得到採用。人口調查，由於政府很少為之，致使中國的老百姓對此感到陌生，甚至連這種說法都不熟悉。因此，這種人口調查總是讓人心生疑竇，懷疑其別有用心。這種猜疑的真實性，可以用筆者所住鄰村的一個事件來闡明。有兩兄弟，其中一個聽說已經下令進行人口調查，理所當然地以為這意味著強制性移民。在這種情況下，按照當地習俗，他們中有一人要留在家裡看祖墳，弟弟預見到自己肯定要走了，就自殺以逃脫了長途跋涉之苦，這樣就使政府的計劃受了挫。 猜疑與保守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年輕中國人回國至今，一直在荊棘叢生的道路上步履維艱；這一致命的結合，同樣也阻礙了中國對鐵路的必然引進。而對政府意圖的猜疑，將會長期阻礙中國需要的改革。三十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某位顯赫的政治家指出發行銀質鑄幣的重要性，他非常實事求是地回答說，永遠都不能去設法改變這個帝國的貨幣：「如果嘗試著那樣做，老百姓馬上就會認為朝廷要從中謀利，那是行不通的。」 開採礦藏也障礙重重。如果開採得當，應該能使中國成為一個富裕的國家。地下的地龍１，地上的侵吞和猜疑，層出不窮，使得這方面任何最基本的進步都舉步維艱。不管好處有多大有多明顯，當人人對此猜疑皺眉之時，引進新事物便幾乎不可能了。已故的倪維思博士２在芝罘為中國培植外國高級品種水果，做了大量的工作，這些水果明顯可以產生巨大收益，但他每做一步，就不得不與這種猜疑作鬥爭。換一個不夠耐心、不夠善良的人，早就厭惡地放棄這個計劃了。一旦有了好的收成，這種狀況就逐漸消失了。但是，當中國海關對養蠶種茶進行調查時，這種猜疑卻是十分真切的。那些對這些事情感興趣的人，何以相信，與以往積累的經驗相反，這次調查的目的不是徵稅，而是促進生產，增加勞動的收益。誰聽說過？誰能相信？中國人對這種計劃在心裡所持的態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蘭諺語來表達：「狐狸跳進鵝圈裡時說：大家早上好。」 -------- １譯註：地龍，蚯蚓的別名。 ２譯註：倪維思（JOhn Liyingstone Nevius，1829—1893），美國長老會教士。1854年來華，在山東登州傳教，1871年轉煙台傳教，直到去世，共在煙台二十二年。1877年，曾到華北協助「救濟」工作。1887年在煙台向教民傳授外國品種梨、蘋果、葡萄和梅的栽培技術，梨和蘋果的培植完全成功。著有《中國和中國人》（1869）、《著魔及類似題目》（1893）等書。其妻著有《倪維思傳》，於1895年在紐約出版。 我們還是接著來談這個話題與外國人的特殊關係。對外國人十分猜疑，時常伴隨（或許主要也是因為）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想法，認為外國人有能力輕而易舉地去幹最不可思議的事。如果一個外國人走到一個人們不常見到他的地方，人們會據此推斷他在考察這個地方的「風水」。如果他注視著一條河流，那他一定是在探測河裡有沒有貴重金屬。人們認為他有能力看到地下深處，看出有沒有最值錢的東西可以拿走。如果他參加賑濟饑荒，人們不用仔細思考，就知道他的最終目的是要挾持一批這個地方的人去國外。正是由於對「風水」的這些看法，外國人不能上中國的城牆。而在中國的外國建築物，其高度必須嚴格規範，如同帝國的邊界線一般。中國看來完全缺乏自然界一致性的信念。貝德祿先生提到過四川某山區有一種說法，認為長鴉片的地方，地下就有煤。但這不單是無知的人的概念，因為彭北萊１教授宣稱說北京有位高級官員告訴過他同樣事情，並將不知道煤的生長速率來作為反對煤礦開採過快的理由。據說，已故政治家文祥２讀了丁韙良３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後，有人問他有何看法，他回答說，書中科學的部分他準備接受，但「宗教部分」（其中斷言地球圍繞太陽轉）他實在不敢苟同。 -------- １譯註：彭北萊（Raphael Pumpelly，1837—1923），美國地質學家。1861一1863年為日本調查資源。1865年來華，沿長江上游旅行，調查沿江各省的煤藏。繼來京津，最後路經蒙古、西伯利亞到聖彼得堡。著有《1862—1865年在中國、蒙古、日本的地質調查》（1867）、《穿過美洲和亞洲》（1870）等書。1918年，他出版了兩捲回憶錄，其中有十三章關於中國。 ２譯註：文祥（1818—1876），清末盛京（今瀋陽）正紅旗人。滿族。瓜爾佳氏，字博川。道光進士。曾任吏部右侍郎等職。1859年（咸豐九年）任工部右侍郎。1860年英法聯軍攻陷北京時，隨恭親王奕（讠斤）留京議和。1861年克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參加棋祥政變。後又統率神機營，鎮壓東北王達、馬傻子起義。歷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軍機大臣，奉行奕（讠斤）的政治主張，竭力推行洋務「新政」，是洋務派首領之一。 ３譯註：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國北長老會教士。1850年來華，在寧波傳教。1858年任美國首任公使列衛廉的翻譯，參與起草在天津與中國全權代表簽訂的《中美友好條約》（即《天津條約》）。1863年由寧波調往北京傳教。1869年經赫德推薦，就任同文館總教習，兼授國際公法，直到1894年，共在職二十五年。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被聘為總教習。1900年夏，義和團運動發生時，他避於東交民巷。後曾一度返美，旋即應張之洞聘，在武昌籌備設立大學，後因張內調而作罷。1908年，丁氏復回北京從事傳教及著述。1916年12月死於北京、了氏除譯惠頓氏《萬國公法》為漢文外，還著有《中國人：他們的教育、哲學和文字》（1876）、《花甲憶記》（1896）、《北京被圍：中國對抗全世界》（1900）、《中國知識》（1901）、《中國的覺醒》（1907）等書。此外，他還寫有不少漢文宗教書籍，其中以《天道溯源》一書最為著名。 外國人來中國，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中國知識分子目前的發展狀況。看到李希霍芬騎馬遊歷鄉間，他那副毫無目的信馬由韁的樣子，使四川的老百姓把他想像成一場慘重戰鬥之後的逃命者。許多中國人，儘管過後十分瞭解外國人，但他們第一次見到外國人時，如果這個外國人正巧個子很高，他們都會暗自吃驚。許多中國婦女受到勸告，她們一旦主動走進外國人的房子，要人命的咒語就會起作用，讓她們中魔；如果最終硬要她們進去，她們也絕對不會踩外國人的門檻，或者照外國人的鏡子，因為那樣做就會安全不保。 幾年前，來自中國內陸省份的一位年輕的中國學者，到筆者的居所來幫助一位新來的人學習漢語，由於他們那兒對外國人幾乎毫無所知，因此他與外國人打交道就不免有些困難。他呆了幾個星期之後，突然想到他母親需要他去孝敬，就走了。他說好某天會回來，但再也沒有出現。在我這個外國人家裡的時候，這位精明的儒學家從沒喝過一口僕人按時送去的茶水，也沒吃一頓飯，以免麻醉藥下肚。當另一位教書先生遞給他一個信封，讓他把自己寫給母親的平安家書放進去，並示範給他看只要用舌尖舔濕信封即可封口時，他的心情立刻緊張，轉而客氣地請那位教師替他封，因為他自己實在不會。 這種心理定勢，使中國人對外國人印刷的中文書籍有了一種頑冥不化的看法。他們普遍堅信，書上有毒，而油墨的氣味就是小說中的「蒙汗藥」。人們有時還會聽說，這種書誰要是讀上一本，就會立刻變成外國人的奴隸。我們聽說的一位小伙子的看法，與之略有不同，他在讀了這樣一本小冊子的開頭之後，就害怕地把它扔了，跑回家告訴朋友說，如果誰讀了這本書並且說謊，就肯定會下地獄！有的時候，分發宗教書刊的小販會發現，這些書送不掉，卻不像某些人猜測的那樣是因為人們敵視書的內容，其實書中內容既不為人所知，也沒什麼可在乎的，而是因為人們擔心它是以贈書為肇始而進行敲詐，中國人太熟悉這種方法了。 如果一個外國人試圖記下中國孩子的名字，據悉這個簡單的程序顯然成功地弄垮過一所即將興辦起來的學校。記名字這種不明智的做法，所引起的臆測，同樣會導致一場驚慌。漢字的羅馬化拼音系統，最初階段肯定碰到過這種反對和猜疑。為什麼外國人教學生寫的東西家裡朋友讀不懂？這個世界上的一切解釋，都不足以向一個滿腹狐疑的中國老人交代清楚，因為他認為：多少輩人都認為漢字夠完美了，對他的孩子也就夠好了，比起不知祖先是誰的外國人的發明來，要好多了。幾乎可以說，外國人提出的一切，都會遭到反對，明顯的理由是，那是外國人提出來的。「柔順固執」這個特點，會使你的中國朋友用最為客氣和準確的話向你保證：你的提議十分令人讚賞，也十分荒謬。 諷刺在外國人手裡是一種武器，但絕不符合中國人的口味，有一位外國人，他對中國人的瞭解絕沒有他要求的那樣多，對於一個僕人的失職和過錯，曾在厭惡之中用英語罵他是「騙子」。這個僕人一有機會就問一位漢語很好的夫人是什麼意思，才知道這個字眼是說他的，「這致命的刺痛深深地激怒了他」。那些讀過羅伯聃１先生《伊索寓言》中文譯本的官員，他們的心態與這位北京僕人一樣。這些官員不禁悟出這些會說話的鵝、老虎、狐狸和獅子的隱晦含義，為防患於未然，他們竟查禁了這本書。 -------- １譯注；羅伯聃（Robert Thom，1807一1846），英國領事官，生於蘇格蘭。1834年來華，抵廣州後很快學會漢語，於1839年用「Sloth」（懶惰）為筆名，發表了一個中國故事的譯文。不久，他把《伊索寓言》譯成漢文。1840年進英國領事界，在廈門、舟山、鎮海及廣州等地任翻譯。1841年10月至1842年5月任鎮海民政長官，1843年10月任英國駐寧波第一任領事。編有《漢英字彙》（1842）及《漢英會話》（1846）等書。 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猜疑，最為頑固的，要數發生在外國人開辦的醫院和診所裡的事情了，如今這樣的醫院和診所已經遍佈中華大地。在廣大的病人之中，的確有不少人對外國醫生的好心和技術，表現出的信任既含蓄又令人感動。還有其他不少人，他們的感受我們所知甚少，除非仔細詢問，才知道他們還在相信那些十分荒謬的傳言，比如把人的眼睛和心臟摘取製藥，外科醫生具有把病人剁碎的癖好，外國人在地窖裡可怕地處置中國小孩。一二年之後，這樣一個醫療機構的好處廣泛傳揚，雲開霧散，這類謠言不攻自破；但是，這些謠言還在數以萬計地一次次成功地使人相信，就像八月間的黴菌繁茂地生長在溫暖濕潤的土地上一樣。 外國與中國交往的全部歷史，在中國一方是猜疑和推諉，在外國一方也無疑有不少嚴重失誤。這段歷史回想起來令人厭倦，而那些負責那種出力不討好的談判的人，卻沒有吸取這段歷史教訓。在中國，個人自己常常就得充當外交家，中國人應該明白該怎麼辦。我們下面的例子能夠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事情是：有位外國人想在某個內地城市租一些住宅，而當地的官員卻擺出各種理由來拒絕。在一次事先有安排的會見時，這個外國人一副中國裝束，帶著不少書寫用品。初步交談之後，這個外國人慢條斯理地打開了他的書寫用品，放好紙，看看鋼筆裡面有沒有墨水，一副專心致志的神情。那位中國官員極有興致並十分好奇地注視著這個過程。「你在幹嗎？」他問道。這個外國人解釋說他只是理一理書寫用品——僅此而已。「書寫用品！用來作什麼？」「記錄你的答覆。」外國人回答說。這位官員趕緊向這個外國人保證說，沒必要記了，可以滿足你的要求！這個官員怎麼能保證，那份他不可能知道內容的神秘文件，下次他會在哪裡再聽到？ 中國是一個謠傳四起的國家，人們生性怕事。前幾年，旅居新加坡的華人中，就有這樣一種謠傳，使苦力們堅決拒絕天黑之後去走某一條路，因為據傳那條路上會有突然砍掉腦袋的危險。這個帝國也許永遠不能從這種恐怖的時代裡走出來，這種恐懼就像1789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黎人所感到的一樣真切。無限的輕信和互相猜疑，是這些可怕謠傳誕生和滋養的土壤。當這些謠傳與外國人有關時，長期而又痛苦的經驗表明，絕對不能輕視，而應該剛傳出來就趕緊闢謠。如果當地官員能認真制止這些謠傳，也就沒什麼大礙了。如果不加制止，任其傳播，結果就會導致天津大屠殺那樣的暴行。中國處處都適宜迅速傳播此類謠傳，幾乎沒有一個省份沒有這樣那樣地傳播過。為了徹底制止那種事件的爆發，極有必要抓緊時間著手於此，這如同地質學的結果一般重要。避免那種事件的最好辦法，是用無可爭議的實例教學，讓中國人確信：外國人是中國人真誠的祝福者。這種簡單的命題一旦牢固地確立下來，「四海之內皆兄弟』才會第一次成真。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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