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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把仁列為五德之首。仁這個字是由「人」與「二」構成的，據此推測，暗含著這樣的看法；仁，是由發展於兩個人之間的交往。這種理論儘管為字的結構所贊同，而在中國人的生活實踐中卻根本沒有得到證實，我們對此不必多作評論，因為聰明的觀察者自會留心。然而，一些應該瞭解真相的人卻常作膚淺的考察，認為中國人當中不存在仁。這種看法遠非正確。「惻隱之心」，孟子提醒我們，「人皆有之」，１但表達方式有很大不同。佛教教人溫和、仁慈，這對中國人不是沒有影響的。再者，中國人在各方面都有一種注重實際的強烈天性，他們「行善」之時，一定會有多種多樣的行善方式，當然，在這些方式中肯定也會有許多變通的餘地。 -------- １譯註：語出《孟子·告子章句上》。 在各種行善方式中，給中國人留下良好印象的是設立育嬰堂、麻風病院、老年人收容所和免費學校。由於中國實際上沒有戶口調查，因此不可能確切地知道這些善行的開展程度。李修善教士１曾經調查過中國中部的慈善機構，他在報告中指出，漢口有三十個慈善機構，每年的開支約八千英鎊。然而，我們稍為冒昧地說，這些機構肯定相對是少的；這就是說，因為人口眾多，尤其是在人口集中的大城市，這些機構是大量需要的。 -------- １譯註：李修善（David Hill，1840—1896），英國循道會教士。1865年來華，在漢口、武昌等地傳教。1878年赴山西「放賑」兩年。後又回湖北傳教。在華凡三十一年。死於漢口。著有《華中的傳教事業》（1882）和《在華中二十五年，1865—1890》（1891）等書。 每逢洪水和饑荒，經常可以看到處處設立巨大的施粥棚，並捐贈冬衣給沒衣服穿的人。不僅是政府忙於此事，平民百姓也積極配合，他們的行為值得高度讚賞，而這種有仁有義地花費巨資之舉，實在並不罕見。年景不好，城裡擠滿了一批批的難民，他們被允許住進車棚和空房等處，但這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不得以而為之。因為當大隊難民湧來，卻又處處無法安身時，他們就肯定會有所報復。這樣的情況下，明智的辦法是對他們作些安撫。 我們沒有把各省的會館當做中國的慈善機構，因為這些社團是照顧遠離家鄉的人的。離開這種幫助的話，他們就回不了家鄉，或者在客死他鄉之後無法運回家鄉安葬了。這是一種保險性質的日常機構，中國人自己大概也這樣看。 在某些勸人行「善」的書中，有人引咎於自己能記起的惡行，同時自傲於自己的善舉。善惡相抵，顯示出他在中國的拉達曼斯１的生死簿上的壽數。這種把一切記錄在生死簿上的做法，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人的實用特徵，以及他們總是忘不了考慮來世報應。如果有來世，也只是現世的延伸和擴展。這種為求來世有好報的明顯動機，在中國人的善舉中佔了不小的比例。而公開承認自己的自私動機，有時則會帶來始料未及的結果。1889年4月，杭州的地方官試圖從這個大城市的茶館的每一杯茶水中徵稅，籌款以幫助遭受黃河水災的災民。對這個古都的人們來說，這種做法有點像1773年波士頓人征茶葉稅，３官員竭力誘導人們，發佈公告，告訴他們：「倘若樂善好施，當有好報。」然而，人們聯合起來不去茶館，最後完全取得了勝利。全城的人聯合抵制這種強制性的「好報」，這種奇觀我們真是難得一見。 -------- １譯註：拉達曼斯（Rhadamanthus），希臘神話中宙斯神與歐羅巴之子，生前為人公正，故死後封為冥府三判官之一。 ２譯註：指波士頓茶黨案。這是北美殖民地波士頓城及英鬥爭事件之一。波士頓居民為反對殖民地茶葉稅和東印度公司對於茶葉貿易的壟斷，於1773年！2月16日舉行抗議集會，當夜又將港內英船上的三百四十二箱茶葉傾入海中，波士頓茶黨即由此得名。從此，英國與北美殖民地之間的公開衝突日益擴大。 為窮困的人買棺材；收埋野外暴屍；焚燒撿到的字紙，以免它們被褻瀆；把活鳥和活魚買來放生。有的地方還為病人貼上有神奇功效的膏藥，免費接種疫苗，提供廉價乃至免費的勸人行善的書籍。這些都是積德的善舉，它們在中國人的行善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據我們觀察，對人行的善則處於次要地位。這些善行都有千篇一律，行善者不會有什麼麻煩，也用不到費什麼心思。行善之人站在河岸上看打魚人撒網打魚，然後把打魚人打上來的魚全都買下來，再把這些魚放回去。這的確比上門探訪，急人所急地幫助別人要容易多了。 在講求實際的中國人心裡，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不同。魚一旦入水，鳥一旦展翅，就完全自立，行善也就大功告成了。魚和鳥不會再指望放生的人去供養它們及其眾多的「家庭成員」。由於行善的人只想讓自己的善行記錄下來，他們就可以去於自己的事情去了，不用擔心會出現煩心的結果。然而，在中國，「善門難開」，而且更難關上。沒有人能預見自己的好心好意在日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而大家又都知道承擔責任的風險；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小心謹慎。一位居住在中國內地的傳教士，被一名當地的紳士請去行善，為一個全瞎的可憐乞丐治眼病。由於那乞丐患的是白內障，所以視力恢復得很好。治好之後，這位紳士又把傳教士請去，告訴他，這個瞎子靠的就是他的瞎眼乞討，現在失去了乞討的理由，因此這位傳教士要彌補這一過錯，把他帶回去雇作看門人。有時，一位行動不便的好心的老婦會招待一下她認為值得款待的其他老年婦女，而這些老年婦女其實是殘酷命運的犧牲品。我們的確聽說過這個事例，但僅此一次，不過要比我們設想的多一些。說了這麼多貶低的話，我們必須承認，「誠心誠意行善」在中國人生活中是很少碰到的。 一旦有大災難降臨，比如大饑荒或者黃河決口，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的有關官員，總是先後迅速趕到災區，試圖幫助災民。但是，這些賑濟措施不是大規模地統一實施，正如這些不斷發生的災禍本身所暗示的那樣，而只是採取一些權宜之計，似乎災難以前從未發生過，今後也不會再發生。並且，對難民的救助偏偏在他們最需要救助時就停了下來，也就是在早春時節，長期的困苦和人口擁擠已使他們極度虛弱，最容易得病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打發他們一點現錢，讓他們盡快回家去盡可能地恢復原來的生活。當然，這樣做的理由也是很充足的：救災基金通常已經發完了；田裡有活要干，如果他們回去幹農活，麥收時就能有飯吃。官員們知道，如果難民在天氣轉暖時還留在外面不返回家園，他們就可能會死於瘟疫。對政府而言，小範圍的災難總沒有成群結隊地死去觸目驚心。 同樣的精神，也體現在「臘八施粥」這個熱鬧非凡的慈善活動之中。我們可以認為，這個活動是一種典型事例，表明中國人的行善流於表面。按照習俗，中國的農曆十二月初八，那些積累了大量行善願望而平素沒機會滿足的人，便在這一天白天大約十二個小時都來者不拒地慷慨施捨最為質次價低的粥湯。這就稱為行善，是積德的一種途徑，如果碰到好年景，就沒有鄉下人來喝粥，因為即使最窮的人家裡也可以吃到這樣的粥，乃至要好一些的粥。然而，這並不能使施粥的人怠慢此舉，也沒有人讓他們把粥換得質量好一些。相反，施粥的人一如既往地宣傳自己的善意，即使他們不比往年更誇大。這天過去了，沒有一個人來要一碗粥湯，只好把粥湯倒進一個個破罈子裡去餵豬。行善的有錢人極其神氣地回去休息了，他可以認為，儘管沒有一個窮人來出席他的「宴席」，他也盡到了一年的責任，良心上有了滿足。但是，如果遇到壞年景，糧價漲得驚人，還是這個有財有德的人卻不發出任何「行善」的告示，理由是「施捨不起了」！ 我們曾經提及，成群結隊的乞丐處處可見。施捨本質上就是給自己交保險。正如人們熟知的那樣，乞丐在城市裡組織起強大的丐幫，遠遠強大於與之爭鬥的其他幫會，原因在於乞丐既無所失又無所懼，他們獨立於世。設想一個頑強的乞丐，以日內瓦仲裁所特有的「恰如其分的勤勉」，長時間地向一個店主乞討，卻遭拒絕，這個店主就會因此受到大批饑民的侵擾，他們賴在那裡不走，讓這個愚頑不化的店主招架不住，若不滿足乞丐們不斷加碼的要求，買賣就沒法做。店主與乞丐雙方都知道這一點，因此，這種施捨總是像涓涓細流那樣永不間斷。 同樣的原則，經過明顯的變通之後，也適用於小規模地賑濟那些隨處可見的川流不息的難民。我們從所有這些事例中發現，賑濟的目的不是讓受惠人獲益，而是使行善之人獲取回報。中國人行善的目的，好比在擲雙骰的賭博中擲出四點一樣，凡與行善者有關的人，都要有理由肯定自己會「往前走」。 至於中國慈善事業的缺陷，一定要加上這樣一條：任何事情，無論好到哪兒急到哪兒，幾乎都不可能逃避中國的壓搾系統，它與中國政府的其他部分一樣有著良好的組織。要把常備的救濟錢糧全部佔為己有，那是不容易的。但是，人們完全可以看到，每逢大饑荒的緊要關頭，人民的水深火熱並不足以阻止各級官員最無恥地侵吞原本應該由他們發放下去的救濟款。此時，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在災情和重建家園之上，外界又對救濟款項的籌措和使用一無所知，在這樣的情況下，那些貪官會做出些什麼醜行便不難想像了。 當中國人終於開始瞭解西方文明時，他們時常被迫接受最壞的方面，在他們看來，基督教世界裡到處都是慈善機構，基督教世界以外的地方根本無法與之相比。然後，他們或許會想到去探究這個頗有意義的事實的原理。他們或許會注意這樣一個引人聯想的情況：中文的「仁」字，不像其他與情感有關的字那樣有「豎心旁」，它也根本沒有「心字底」。中國的善，也是行之而無誠心可言，其普遍後果我們已經注意到了。本能地從事實際的慈善活動，不管何時何地，都自覺地要求有機會展示這個本能——這種心理狀態中國人完全沒有。這的確不是人類的進步。如果它是中國人的創造，就必須經歷曾經出現在西方的過程，使這種本能成為人生的必要成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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