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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偏，在那些日子小齊家來了一封信。信是以婆婆的口氣寫的。說當老母親的非常思念兒子，也沒見過孫女的面，想到北京，也就是到兒子家住一段。信是小姚接的。她沒給丈夫看那封信，她怕丈夫看了更為難，更犯愁。她在單位抽空兒給婆婆回了封信，說丈夫單位就要分房子了，說不久就要搬家了，說等搬過新居去，歡迎婆婆來住，願住多久住多久…… 而事實上是——小齊的母親患了晚期胃癌，想到北京入院治療。即使沒救，最後在兒子身邊住幾天，有機會和兒子媳婦孫女多親近親近，也是老人心中的一大願望。信上之所以沒明寫，是怕兒子著急上火。老人接到兒媳婦的信，沒到北京來。不久，去世了。 小齊獲電，如晴天霹靂。當日趕回老家奔喪。聽家人告訴，母親生前，曾親筆給他去過一封信。並將小姚的回信給他看。他一看之下，心中對小姚的氣可就生大了。他銜悲懷憾回到北京，一進家門，劈頭便質問妻子。小姚心裡也萬分地不好受，萬分地後悔，萬分地內疚，紅了臉低了頭向丈夫承認錯誤，請求原諒。她說怕房東那一種恨不得哪一天就可以找個什麼正當的理由將他們趕出這院的樣子，使婆婆住得不愉快，高興而來，掃興而歸。她說她哪兒能料到婆婆是患了不治之症呢？儘管她說的也在理，丈夫心中的火還是沒法兒消除。小齊在氣頭上，不但沒原諒她，反而當著孩子的面打了她…… 出事的前一天晚上，小姚下班時，特意繞道兒商場，給小齊買了一柄傘，就是那柄將冉的父親捅死了的傘。那半個月北京連雨難晴，小齊卻將傘丟了。一天下班回家，澆得落湯雞似的。小姚就想到第二天應該替丈夫買回一柄傘。諸事種種，那些日子使夫妻關係也不像以往那麼親暱了。小齊由於沒能在老母親去世之前與老母親見上一面，對妻子的態度始終不冷不熱，待搭不理的。小姚說傘是為他買的，他一瞅是黃色的，賭氣說不用，說他一個大男人，怎麼能撐一柄黃色的傘。而且說他在一切淺顏色中，最討厭的是黃色，說你是我老婆，和我共同生活了這麼多年，難道連自己的丈夫喜歡什麼顏色這起碼應該知道的一點都不知道嗎？小姚確實不知道。她蹙眉默想，想不起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夫妻倆談到過誰喜歡什麼顏色誰不喜歡什麼顏色。她買傘時，黑色的已經賣完了，只剩幾柄淺色的了。除了黃色的，還有粉色的，花的。她猶豫了半天，才決定給丈夫買下一柄黃色的。不就是遮雨嗎！她沒把傘的顏色看得多麼重要。她原本希望，通過這柄傘，消除丈夫心裡對她的一層隔閡，討得丈夫對她的幾分歡悅，沒曾想反而又惹丈夫不滿意。小姚當時一聲未吭，打定主意第二天換傘……第二天下班，她又繞道兒商場，見有了幾柄黑傘擺在那兒，心裡挺高興，暗自慶幸來得巧。她婉言婉語地向售貨員解釋，傘是替別人買的，別人不喜歡黃色的，希望能換一柄黑色的。反正都是同樣的價，反正她不是退。售貨員起初不給換，說用過了還能換嗎？不換！態度十分生硬。她就又婉言婉語說了許多請求的話，並且聲明自己絕對地沒用過，連撐開都沒撐開過。售貨員被她磨煩了。終於肯給她換了。換之前人家總是要檢查一下的，人家就撐開了。一撐開，才發現有兩根傘骨是斷的。人家指著冷冷問她，你不是發誓沒用過嗎？這怎麼回事兒？沒用過傘骨會斷了兩根嗎？問得她愣愣的。愣愣的她訥訥地說，是啊是啊，我連撐開都沒撐開過，傘骨怎麼會斷了兩根呢？這是質量問題啊。按她的想法，她認為自己更有理由請求換了。可是售貨員並不這麼認為。人家將傘往櫃台上一扔，乾乾脆脆地說出兩個字是不換。結果她就和人家爭論起來了，結果就圍了一大群瞧熱鬧的人。售貨員理執一端，指著她對一大群瞧熱鬧的人說，她把傘昨天買回去了，用過了，用壞了，隔了一整天又來要求換，還不老老實實承認自己用過了，用壞了，花言巧語說是替別人買的，說是因為別人不喜歡黃色的，要求換一柄黑色的。這不是無理取鬧嗎？你說是質量問題，你當時若撐開看，發現傘骨斷了，當然是質量問題。可你用過了，用壞了，再說是質量問題，再想用一柄壞的換一柄好的，哪家商店也不能給你換。用壞了你還不說用壞了，這要是不檢查檢查，當成柄好傘再賣給別人，你這不是坑了別人嗎？你這不等於是存心敗壞本商店的信譽嗎？目前已是質量評比月，你想幹什麼啊？小姚長這麼大，從沒在公共場合跟誰爭長論短過，她也不會爭長論短。在許多人圍觀的這一種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她實際上是處在被那個售貨員嚴詞訓斥的地位。她的理一句也說不出來了。甚至，連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是有理還是沒理了。她反而覺得自己似乎真的沒什麼理了，真的有點兒胡攪蠻纏了。她面紅耳赤起來，她無地自容起來。這就使她在圍觀者們看來，的確是個無理取鬧胡攪蠻纏的人了。在他們的譴責聲中，在他們的厭惡的目光的圍剿下，她從櫃台上抓起那一柄想換而沒換成的斷了兩根傘骨的傘，狼狽之極地逃竄出了商場…… 其結果是，她終於在存自行車的地方，和冉的父親遭遇到一塊了，並且吵了起來。並且就用那柄傘捅死了老社會心理學家…… 聽王松山像是說評書似的，繪聲繪色地說完，我覺得自己如果仍無動於衷就太不是個東西了。 我問她的丈夫：「現在呢？」 他反問：「現在什麼？」 我說：「現在你們搬走了嗎？」 王松山說：「你別轉移話題，不需要你幫忙租房子。」我說：「你也別總衝我嚷嚷。我想知道！」 小齊說：「現在我們還住那兒。現在房東不打算把我們擠對走了，又對我們好了，向我表示歉意，同情起我們來了……」 我說：「我也是。」 王松山說：「你光用好話應付我們沒意思的！」我說：「我怎麼是光用好話應付你們呢？你們都聽著，我以人格向你們保證——第一，我要回絕了死者的老伴兒對我的委託，明天就回絕她。第二，我願意做你們的委託人。願意從中調解，願意代替你們，去同那老太太斡旋斡旋，也許有可能……」 他們互相望望，便都站起。 王松山說：「以後有什麼需要面談的，我就不帶小齊來了。 我比不得你，我得天天上班。小齊自己來行不？」我說：「行，行。」 那位韓副院長說：「我們醫院雖是區屬醫院，但醫療水平還是可以的。有好幾位中醫專家呢，治慢性病挺出名，比如肝炎、胃炎、支氣管炎什麼的。想看中醫時，歡迎你去我們醫院找我，一定讓專家給你看。」 我說：「會去的會去的，一定會去的。」 小齊想對我說什麼，卻什麼也沒對我說。只對他的女兒說：「跟伯伯再見。」 於是那女孩兒機械地重複：「伯伯再見。」眼神兒依然像來時那麼憂鬱，模樣也是。兒童的憂鬱的眼睛，最能將大人們常說的「憂鬱」這個詞兒放大了再顯示給大人們看。我自己的眼睛不禁地望向別處。 「跟伯伯貼個臉兒。」 女孩兒從爸爸懷中將身探向我，我將自己的臉湊上去，和她的小臉兒貼了貼。 我覺得那小臉蛋兒挺燙。 「孩子在發燒吧？」 「嗯。」 「那你還帶著孩子來！」 我不免責備當爸爸的。 「不帶不行她要來啊！這孩子太懂事了，比我還上火著急。」 當爸爸的似有無窮苦衷。 將他們送走後，妻埋怨我：「叫你少管閒事兒，你偏不聽。怎麼樣，這下又把自己捲進去了吧？處理不妥，你非落個雙方面都記恨你的下場不可！」 我感到自己彷彿成了一個雙重間諜。我明白這樣的角色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角色，但卻有些不明白自己究竟錯在哪一情節或細節，使自己命中注定似的成了這麼一個角色。我說：「你別煩我了好不好？」 第二天晚上我到冉家去。開門的是冉的母親，面有慍色的老太太強作笑顏，沒將我引進客廳，而引進了四間房中最裡邊的一間——冉的父親的書房。經過客廳，我見魚缸不在了，地上有沒拖干的水跡。經過冉的臥室，我聽到有人在裡面抽泣。我想那一定不會是別人，一定是冉。我想那魚缸一定是碎了…… 老太太分明也不想隱瞞我她們發生了爭吵。我一落座她便說：「氣死我了。」 我訕訕一笑，問怎麼了？ 老太太說冉反對她替冉的父親準備進行到底的事。說冉認為，當女兒的起碼也有一半的權力和資格，決定某件與死去的父親有直接關係的事，以及決定怎樣做才合乎父親生前的一貫思想方法。 「你說她這不是家庭中的叛逆嗎？她還認為她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你說，父親死在別人手下，當女兒的，哪有站在什麼客觀立場的？如果老頭子惡貫滿盈，又當別論。可老頭子一生善良得沒比正直得沒比呀！誰反對我，誰就是我的敵人！……」 老太太說著說著，激動起來，惱怒起來，兩隻保養得很好的手，同時緊緊地握成了拳頭，並不時擂著自己的膝蓋。她一副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的樣子，甚至是一副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的樣子。 那一時刻我被她那一種氣概震懾住了，預先想好該怎麼說的話，全忘了，感到很是尷尬。彷彿內心裡的企圖和目的，已然被老太太洞悉無遺看穿看透。我覺得即使要說的話又在頭腦中重新排列組合好了，聰明點兒，識時務點兒，也還是不要說為妙，起碼應該留待以後或許有了較適當的機會再說。老太太問我，是不是來告訴她進展情況的？ 我說也是也不是。那件事麼，進展是在進展之中的，但牽涉法律的事，非一朝一夕就能有結果，希望她耐心等待。說罷我起身告辭。 老太太翻出一條煙非要送給我。我推拒不過，只得笑納了。我知道這將使我以後在她面前更加被動。但是她那麼誠心誠意，使我唯恐卻之不恭，沒法不收。 復經過冉的臥室，老太太悄聲對我說：「你勸勸冉吧，勸她別跟我爭吵。這家，從此就剩我們母女倆了，不能爭吵。一爭吵，雙方都傷心，都傷感情……」 她笑了笑，笑得有那麼幾分淒涼。 我猶豫一下，說：「好，我勸勸她。」 於是我進去勸冉。無非將她母親的話，對她重複了一遍。其實我進去之前，她已經不再抽泣了。她先看我手中的煙，隨後才抬頭看我的臉。她那樣子，似乎對我有些冷淡。她說：「對於我們家的事，你最好別過分熱心，別太介入，行不行？」 我說：「行，行。」 她說：「行就好。」 我諾諾著退出。心裡罵了自己一句：你他媽的！……回到家不一會兒，電話響了，是我那位當律師的北大荒知青戰友打來的。 我告訴他，我請求他進行的事，不要繼續進行下去了。他說他還要繼續進行下去。 我衝著話筒嚷：「你這人怎麼了？有病啊？告訴你不要繼續進行下去，你卻偏要繼續進行下去！」 他說，他得聽命於他的職業良心，而不是聽命於我。我說：「見你媽的鬼！」 電話那一端沉默了片刻，以堅定不移的口吻又說：「這件事值得當律師的人為之一辯，律師也需要出名的機會。不過我將不是站在你的委託人的立場，而是站在替被告辯護的法律立場。」 「什……麼？……」我不禁吼起來：「你他媽的存心耍弄我是不是？……」 這時妻聞聲走到跟前，一把奪過聽筒，說：「這很好，你是對的，你就這麼繼續進行下去吧。他剛才沒聽懂你的話，其實他也是這個意思……」 我又從妻手中一把奪過聽筒，可對方已將電話掛了。我放下聽筒，瞪著妻，咄咄逼人地問：「你這是幹什麼？」妻說：「我也不太明白你。你昨天不是信誓旦旦地答應了小姚的丈夫，要幫助人家的嗎？現在有一位律師願意為小姚進行辯護，你還跟人家吼，你又究竟是幹什麼呢？」我氣急敗壞地說：「可他是我為冉的母親請的律師，我已經將他的名字告訴了那老太太。現在他反戈一擊，老太太對我會作何想法？我吸這煙，就是那老太太今天強送給我的。對她，我可是成了個什麼樣的人啦？」 妻愣了。她沒想這麼多，更沒想到我非但沒拔脫出自身，反而越陷越深，反而收受了人家的人情。 她怔呆半天，恨恨地說：「活該！人家送給你，你就接？缺你煙過麼？」 第二天上午，我正欲出門去找我那位當律師的北大荒知青戰友，他卻來找我了。 他說：「你先告訴我，那位老先生，是江蘇人不是？」我說：「好像是。你問這幹嘛？」 他說：「是江蘇人就對了。兩人爭吵起來，是因為他先開口罵了人家，用江蘇話罵人家『癩皮臉』。這在長江以南，尤其江蘇一帶，對婦女是侮辱性很重的一句罵人話。對方也是江蘇人，從小在江蘇長大，對用家鄉話罵她格外敏感，就也用家鄉話回罵了一句，罵的是『老瘋癲』之類。而那位老先生，就扇了對方一記耳光……」 我說：「這不可能！這根本不可能！冉老那樣的老先生，怎麼可能先開口罵一位婦女，還動手打人家？你對你的話，是要負責任的！」 他笑笑，說：「我當然對我的話負責任。我調查瞭解過，還取了證。現在證言都在我手裡。有看自行車的老頭兒的證言，有對面賣烤羊肉串的小伙子的證言，有旁邊修理自行車的師傅的證言，還有一位擺服裝攤的姑娘的證言。你別急，你也別不信，你耐心聽我告訴你，是怎麼一個經過。那姓姚的女同志，也就是被告，取自行車的時候，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也在取車。他碰倒了一輛自行車，結果像多米諾骨牌似的，一輛壓一輛，倒了一大片，包括被告的車也倒了。那男人卻視而不見，推了自己的自行車便走。看自行車的老頭兒從小木房裡衝出來嚷嚷，想喝住他，讓他把車都扶起來。不料那男人凶，罵了老頭兒一句。老頭兒瞅那男人凶，沒敢惹。老頭兒那一天連看自行車，同時照看著孫子。他那孫子在小木房裡哭了，老頭兒顧不上先扶車，趕快進了小木房哄孫子。被告呢，雖然自己的車也被壓倒了，但和老頭兒一樣，不敢惹那個男人。她扶起自己的自行車，推著走了兩步，回頭看看倒下的一排車，又不走了，支住車，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車。如果她走了，不去扶那一片倒了的車，那一天也就不會發生那麼一件事。咱倆今天也就不會談這件事。細想想，還真有些符合摩非定律——任何事情，只要能往壞的方向發展，就一定往那個方向發展。生活中有些帶規律性的現象，是他媽很邪門兒的。她一輛輛扶起了十幾輛車，還倒著十幾輛沒扶起來的時候，那位姓喬的老先生來取車了。倒著的車中，包括他的車。被告，也就是那姓姚的女同志，就不再扶了，向自己的車走去。也許她心裡想：這點兒公共義務人人都應盡，您老把那些車扶起來吧。而看自行車的老頭兒呢，進到他的小木房去之前，見有人替他扶起倒了的一排車，也就發懶，索性不出來了。那位喬老先生呢，誤會了，犯了主觀主義的錯誤，以為那些倒著的車，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我們現在當然已經無法知道他怎麼會產生誤會了。大概按照他的主觀主義的想法，認為既然對方在扶車，毫無疑問地那一排車是對方弄倒的。既然是你弄倒了別人的車，你就應該全扶起來。於是他叫住姓姚的女同志，質問她為什麼不把車全扶起來，並且批評對方缺乏起碼的公德。她呢，當然說不是自己弄倒的啦。老先生拖住她的自行車後座，不許她走。說我明明看見你在扶，見我來了，就不扶了，就想走。說沒有第三者，不是你弄倒的，難道是我弄倒的不成？說你們如今的年輕人，怎麼竟這樣！說你不把我的自行車扶起來，不把所有你弄倒這些自行車扶起來，你休想走！我非治治你這號人不可！對方說，是我剛才在扶不假，但那也不能證明是我弄倒的呀！你這位老同志怎麼如此冤枉好人啊？這時又來了幾個取自行車的人，見他們的車倒了，都以為是姓姚的女同志弄倒的，都不依了，都七言八語地衝她嚷嚷。那存車處，在商場附近，是個熱鬧的地方，於是就聚了好些圍觀者。其中不乏閒男散女，痞子混混。對面賣烤羊肉串的，兩位修鞋的擺服裝攤的，前後經過全看在眼裡，雖知那姓姚的女同志的確是被冤枉了，但都持一種事不關己的白相者的態度，何況他們得照應他們的買賣。在他們的潛意識裡，也許都覺得一位老夫子樣的老知識分子，和一位有理講不清的年輕婦女當街爭吵，本已構成熱鬧，不看白不看。而那看自行車的老頭兒，一見沒人勸解事兒沒完沒了，一邊嚷嚷著『不是她弄倒的，不是她弄倒的』，一邊邁出他那小木房。些個閒男散女，痞子混混，卻把他推進小木房裡，堵在門口，不許他出來澄清事實。他們巴望著看更大的熱鬧，他們起哄架秧子，一心想鼓噪成更令他們開心的情節。也就是在這個時候，那位喬老先生，放開了姓姚的女同志的自行車後座。他自己扶起了自己的自行車，並接著去扶別人的。但他在這麼做之前，罵了對方一句『癩皮臉』。而那些自己的自行車被弄倒了的男男女女，那些圍觀者之中的某些人，那些閒男散女，痞子混混，也跟著指罵姓姚的女同志是『癩皮臉』。她當時的心理狀態可想而知，於是她回罵了一句『老瘋癲』，也就是老精神病的意思吧。於是那位喬老轉身扇了她一耳光。於是她從車後座上抽下了傘。但是她並沒有立刻就用傘捅他，她只不過是持著傘對向他。我想那更是一種本能舉動，一種下意識。那位喬老呢，呆住了。我想一來是因為自己當眾打了一位婦女，他大概從沒做出過這種有失男人尤其有失知識分子有失一位長者風範的行為；二來呢，他大概不知對方下一步會怎麼回敬自己。他盯著傘端愣在那兒，處於一種半防衛不防衛的狀態。對方，也就是姓姚的女同志，也有些被那當眾挨過的一耳光，被自己的下意識舉動搞懵了，當時她並沒有像我們通常所說的，完全徹底地喪失了理智。恰恰相反，即使在那一種情況之下，那一種時刻，她還是較理智的。設身處地想一想，將人比人，那挺不容易的了。卻有幾個痞子混混，更加來勁兒地起哄架秧子。說他們是痞子混混，其實是說輕了他們。可以認為他們就是些街頭流氓。他們一邊叫喊：『打呀，打呀！中國人口多，打死一個少一個！』『閃開點兒，閃開點兒，別濺身上血！』一邊從後猛撞她。現在這個季節，人人穿得都十分單薄。那位喬老也不例外。穿的是一件半袖小褂。由於有人撞，傘端就衝著他當胸捅過去了……過程就是這樣。一見有人被捅倒了，圍觀的人更多了。那幾個痞子混混，覺得情形不妙，全都溜了。我調查得很詳細。那些證言寫得也都很詳細。他們對每一句話，每一個細節，都是肯出庭作證的。因為但凡算個人，親眼目睹了一場冤枉，總還是多少有點兒正義感的，總還是願意講句公道話的，當然，除了流氓除了痞子除了混混之類的人。何況我們當律師的。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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