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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總是對自己說心放寬點。 ——題記 我看見一輪很大的粉紅的月亮嵌在離地平線半寸高的藍天上，地平線很低，只是一線藍褐色，一個裸體的女人貼緊月亮站著，是個紫灰透紅的背影，很豐腴迷人。這幅形式感很強的油畫，創作意圖是相當明確的，它是在表現母親這個偉大的題材。這幅題名《月魂》的油畫，參加了1988年底省美協舉辦的湖南省油畫作品展覽，然而在技巧和內容上都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這幅油畫現在就掛在我腦後的壁上，佔了半面牆，畫中的女人就是我母親的寫照。我這一生最敬重的就是我母親。 我母親出身於中農家庭，這種家庭的成員是想削尖腦殼往上鑽的。我外公在世的時候就是這種人。外公長著一個尖腦殼，一雙混濁的三角眼睛，還有一隻小時候被老鼠咬過一口的爛鼻子。外公一心要攀權貴，絲毫不把女兒的幸福放在眼裡，母親長到17歲，外公就托媒人向本縣一個有名的地主兼官僚說親。那年我父親已有47歲，而且既有正房又有填房，但對女人們有興趣。父親讓媒人第二天帶母親去見見面，於是在一年後的一個秋天的深夜我呱呱落地了。母親說我生下來時鼻子是黑的，後來才慢慢轉紅。算命的說我臉上有紫霞之氣，長大將成個人物。這純粹是為了取悅於我父母。 1949年夏的某個大雨滂沱的下午，父親開著一輛敞篷小汽車回了家。他淋得一身透濕，從車上下來時整個臉是紅的，頭髮不斷地往下滴水，像只從水裡爬出來的老猴子。他一進屋就盯緊我（當時我12歲），目光憔悴且淒然，同家裡那隻老黑貓一樣。「光宗，」他說，「共產黨就要打進長沙了，我們得走。」那時父親仍是國民黨的一個處長，當時奶奶還活著，不過已病得奄奄一息了。母親一直住在鄉下服伺爺爺奶奶（等於父親是娶了個忠實可靠的女傭），不是母親照料，奶奶早給病魔帶進了地獄。我一直住在鄉下陪母親和奶奶，與父親形同路人，當父親那貓一樣圓圓的眼睛盯住我說要帶我走時，我果斷地說：「我要跟媽媽奶奶在一起。」父親繃緊他那張糖尿病患者的肥肥的紅臉，「共產黨會把你殺雞一樣殺死的！」父親嚇我說。我知道父親的心情，他只有我一個兒子，他大老婆只跟他生了兩個女兒，二老婆一個蛋也沒下，我是他企圖依賴的根。他的那雙眼睛已經老得同蜘蛛網樣的了，他還不斷咳嗽，他盯著我時臉上那很肥的兩塊在焦急地抽搐。這是我父親留在我眼中的最後形象。（這個形象很差！）父親見我鐵板一塊，撬都撬不開，住了幾天且同母親吵了幾天，終於開著那輛破爛的小汽車走了。臨走前，父親還最後一次問我：「你真的不跟爸爸走了？」 我點點頭，父親就轉過了背，那背寬大厚實，留在我記憶的土地上好像一座遠遠的山，縈繞著一片哀愁的山崗。 1950年初奶奶死後，我和母親便上長沙投奔我舅舅（舅舅當時在長沙坡子街開了家彈簧廠），舅舅告訴我們我父親把他在長沙的那幢房子賣給了一個教書的（500塊光洋），帶著大老婆和我同父異母的二姐去台灣了。 我童年時那段生活就這麼簡單地交代一下吧。下面我要說說我前妻——尚青青。 1986年底，我們一些身在湖南的浙美同學在湘江賓館搞了個同學聚會，由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同學資助組織的，我去了，尚青青也去了。吃酒的時候尚青青不斷拿眼角瞟著我，那種眼光是讓我很想體現出一點男人的氣質的，我身上這套正宗老爺車西服幫助我恢復了自信，我注意到很多同學都穿得不及我講究和不及我有男人色彩。在舞廳裡跳舞時，我有一種預感，她會找我。如果我跳完第三支舞曲就告辭，像我走進舞廳的那一刻所想的，那我和她就不會有後面的故事，但我太想在她面前表現自己的風度了。 在跳第四支舞曲的時候，樂隊剛奏起過門，她便從我前面幾排的椅子上起身走來，白淨的臉上掛著一抹生硬且淒然的笑容，「我們是老搭檔」，她誇張地說。我摟住了她腰，我感到我的手和她的腰上散發的熱氣像漿糊樣粘到了一起。「我們有二十多年沒見面了，」她健忘地說。我說：「1967年我畫毛主席像時，在你們局的食堂裡，我們見過面。」「那也有8年了，」她一笑，「你沒有顯老。」「一個人不是想老就能老的，」我說。她的舞步起先有些松疏，有幾下踩了我的皮鞋，但跳過幾支舞曲後，她的舞步就輕快了，身體便隨同舞步輕快地轉動起來。在跳《友誼地久天長》這首慢三舞曲時，我們彷彿又回到了充滿青春活力的大學時代。我不自主地摟緊了她，一種歲月流逝的傷感岩石般壓在我心頭。她看著我，那種眼神也是傷感，她把頭緩緩貼到了我肩上，握著我的手很燙人。「你還恨我嗎？」她猛然這麼說。我說：「不恨。」 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浪潮般撲到我懷裡。我同尚青青結婚九個月後，一天傍晚她一臉土色地回來了，倒在鋪上，臉上虛汗直淌。 我母親問她哪裡不適，她把臉狠狠地扭到一邊不回答，母親讓我去問。母親把我拉到廚房門口低聲囑咐：「你態度要好。這麼大一個人要懂得體貼。」可是我也問不出任何一點東西來，她望都不望我。這事是有回我同她吵架，她自已翻出來的。她為了深深刺傷我，說：「你曉得唄，那天我去打了胎，我就是不願為你生孩子。」 要不是母親抱住我一條腿，那天我就會讓她進醫院躺半年。母親被我氣憤地推倒。可仍趴在地上死死箍緊我一條腿，「看在媽的臉上，不要打她……」我不能讓母親過於傷心。另一次是我去勞改農場後不久（她做了兩次人工流產）。她堅決不為我生孩子，她曾憤怒地說：「我就是要讓你們何家絕子絕孫！」語言夠兇猛的！！ 我在1957年做了件違心的事，那時我在浙江美術學院讀大學二年級，20歲，年輕然而沒有頭腦。當時我和另一個同學肖克勤部愛尚青青，當然還有人愛她，她那麼美，臉上有一種一般女人沒有的冷峻的光艷。肖比我討她歡心，肖會講，是班上的中心人物，總有一些同學樂意為他效勞。肖的《耕耘》在1956年舉辦的全國油畫作品展覽中榮獲二等獎。肖太聰明了，於是有人恨他。 1957年新學期一開學，肖就寫了份大字報，為李凡講師鳴不平。李講師是留法歸國的華僑，因同一女生關係暖昧，系主任就讓他到食堂賣餐票。肖的大字報直指系主任，並說共產黨的作風不是一棒子把人打死。他還把秦始皇拉扯進來做文章，還談到了孔子。這就是他走背時運的開端，我不過在他背後無意中推了一把。 我只能說我是個豬。 系主任開始調查肖克勤的言行了。他把肖周圍的同學一一找到系辦公室個別談話。我是其中一個，那天我記得是落雨，風把門窗吹得叮叮匡匡響，屋裡要開燈才感覺舒服。系主任讓我在他對面靠椅上坐下，泡了杯茶遞到我手上。他說他知道我出身不好，他說我能做到尊師愛友團結同學。然後他呷口茶，把茶杯輕輕放到桌上，很嚴肅地瞧著我話鋒一轉：「據有些同學反映肖克勤在寢室裡大肆宣揚共產黨狹隘，你當時也在場是嗎？」 肖克勤這句話是這樣說的：「我發現共產黨裡有些人有種狹隘的農民意識，容不得能人。」 當時寢室裡有五個人。我把這句話的來龍去脈對系主任說了。 為了證明肖克勤為人正直，我把我們同來時在火車上的談話內容告訴了系主任。肖的母親在縣城一所中學教書，校長是參加過平津戰役的南下幹部，但他是個管得極寬的老粗，就連年輕老師談戀愛也要管，誰要是有輕視他的神色他在關鍵時候就找雙小鞋給你穿。他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專門談他如何打仗，要不就談他小時候如何害地主等等，就隻字不提教學。肖克勤嘲笑地說：「這種人應該扛起背包回家種田。」後來這句話成了肖克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三條罪狀之一。「肖克勤希望黨的好幹部回家種田，其用心是要把老革命用生命和熱血奪來的無產階級政權交回到資產階級手裡去。」系主任在大會上斬釘截鐵地說，接著猛拍一下桌子，「那還了得！肖克勤你站起來！」他咆哮道。 我愕然。肖克勤就坐在我前面。他的臉緋紅如夕陽，他慢慢站起身，勾著頭，瞥了眼我。 現在回想起來，肖克勤打成「右派」，我並沒什麼可內疚的。 在社會上混了這麼多年，又工作了這麼多年，閱歷告訴我領導要整人就跟老師整學生一樣簡單，老師瞧著那個學生不順眼了，老師就要找個由頭整他，找個由頭是很容易的。然而有好幾年，我一直感到心裡有愧，感到有個障礙物橫在我心坎上，無法清除。 我想清除出去。 1960年某個深夜，當幾個在我家喝酒的同事走了後，我瞅著如花似玉的尚青青，心裡抑制不住一種偷竊的富有感和深切的內疚。我說這種內疚壓在我心頭有兩年了，晚上一睡覺就騰起一層灰。我求她出自內心地理解我。她的表情越來越憤怒，像一塊逐漸燒紅的鐵。「你不是人哩！落井下石的東西！地主的崽就是壞！」 這是她的原話。母親就躺在外房，她把我喊出來，她怕我不冷靜。 「今天晚上你就睡在我床上，」母親說，「她說的是氣話，你莫往心裡放。」20多年過去了，我怎麼也揎不掉這幾句話在我心田上築的城牆，特別是在勞改農場，我一想起這句磚頭一樣砸在我心坎上的話和那個使我羞慚不已的場面就禁不住要潸然淚下。 1961年10月我去白蓮湖農場勞改，因為一句話（我以後會要提到它）。1963年我提前半年釋放了。看管我們這隊勞改犯的邢指導說：「我們覺得你一直表現好，你回家去過『五一』勞動節吧。」 他遞給我一張證明，證明我在農場表現很突出。他要我把這張蓋了紅戳的證明交當地辦事處，請他們幫我安排工作。 我回了家。 母親不在家，尚也不在。隔壁鄰居告訴我，我母親早住到自來水站守水去了。那時不是家家戶戶有水龍頭，用水要上自來水站挑，一分錢三擔。我扛著背包走到了用竹籬圍攏的自來水站，當時那兒正有很多人在排隊挑水，母親坐在水龍頭旁收水籌，一隻手把著龍頭，眼睛盯著水桶，怕水漫出來浪費水。母親一見我眼圈就紅了。我說：「這麼多人咧。」母親馬上用蒼老的手背揩乾了淤積在眼角窩的濁淚，背過了身。 我勞改回來後便同母親住在自來水站那間狹窄陰濕的爛房子裡，和母親同睡一張床，那間小得可憐的房裡只能擺一張兩尺寬的床。 我急於找工作找房子。 辦事處要我在家等安排。我閒著相當苦悶。有天母親說對門黃老倌問我願不願意賺點力氣錢。我瞅著母親那磋商和委屈我的神情，「沒關係，我願意。」黃老倌父子都是搬運工，一到傍晚就有二輛烏黑的板車斜斜地靠牆立著。次日我便隨黃老倌上北站運煤去了。黃老倌瞧我不來，他從人家口中知道些我和尚的事。「年輕輕的不要洩氣，」他說，「我在你這個年紀，窯子裡進窯子裡出，看得多。」母親在我釋放回來的那天告訴我，尚和一個四十歲的男人關係曖昧，那男的是個什麼處長。我說：「莫講了，我同她不在一個層次了。」我想忘記她，我下死力幫黃老倌拉車，好讓疲憊的利爪抓住我的思想以免胡思亂想。然而我老掛著她，在夢鄉裡我也常常見到她。有幾次我在夢中大喊大叫，把母親也嚇醒了，母親打醒我說：「你叫得嚇人！」「我不知道。」我說。母親用粗糙的手揩著我臉上的虛汗，「你在喊她。」「我搞不清。」我慚愧不已。 有天天氣涼快，我和黃老倌多拉了一趟煤，天快黑了才回來。 我打著赤膊，一身臭汗和黑煤，拿起擱在車輪頭上的髒衣，一折身看見了尚青青。她立在路燈下，那種目光讓我想起驚疑的兔子。 我感到天快塌下來了。「何光宗，」她喊了我一聲，走上來，「我寫了份離婚報告，你看下吧。」我傲氣頓生：「不必看。」她把離婚報告遞到我手上，「你還是看下，同意就請你簽個名。」她把鋼筆遞給我，我立即在離婚書上寫下：「同意」，簽了名，把鋼筆狠勁地往地上一丟，快步走進了自來水站。我從籬笆的縫中瞧見她彎腰拾起鋼筆看了看又扔下，朝前面走去。不遠的樹蔭裡走出個高個男人，倆人消失在黑暗中。我走出去撿起鋼筆，筆尖彎了，我心裡一陣熱浪翻滾，想吼叫。母親走攏來說：「你洗個澡會好點。」我坐在水龍頭下，任水沖著我的頭，洗完澡我就躺在鋪上睡覺，邊想我要殺了那高個子男人。天熱，母親便倒下竹板睡在坪裡，母親的鼾聲一會從窗口陣陣送來，像遙遠的輪船聲。我要殺人的念頭使我渾身火燒火燎。很不是滋味。陰莖硬挺挺地頂褲衩熾熱脹疼。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手淫，往後還背著母親手淫過許多次，直到我娶上第二個妻子才終止。 我跟黃老倌拉板車拉了三個月，隨後街道上安排我進了「土夫子隊」，所謂土夫子隊就是挑土的人，我在土夫子隊認識了我第二個妻子秋蘭。秋蘭是市政公司的測量員，為我們排土她算方。土夫子隊跟農村一樣計工分。我在土夫子隊干了五個月，頭個月拿七分，後四個月拿十分。土夫子隊裡勞改犯很多，隊長同他的幾個把兄弟都是刑事犯，政治犯好像就我一個。我在土夫子隊不大入流，那些男人喜歡把女人那個掛在口裡談論，我插不進話。歇氣時我多半坐在稍遠的樹蔭下抽煙，也盯女人的屁股看，但我比那些男人目光去得含蓄，掃一眼就飛開了。那些男人的目光是充分具有想像力的，使一些姑娘走路不由得要夾緊腿。 一天，太陽白得耀眼，讓人疲乏，大家便坐到樹蔭下扯談。我同一個姓彭的青年（這個人我以後會要提到他）坐在一株梧桐樹下閒聊。彭比我小，很瘦，長相給人一種滑稽感（這主要是他的嘴巴長得太大的緣故）。秋蘭從我們眼底經過時彭喊住了她：「秋姐，來羅。」秋蘭折過頭來瞟著彭，彭又說：「來羅，跟你講件事。」 彭說我工分太低，隊長欺負我是讀書人，只給七分工一天比有些女勞力還低。「隊長只聽你的話，」彭瞅我一眼又盯住她，「你要丘隊長多給他幾分羅。」秋蘭同情地瞧著我，目光像飛來的麻雀落在我臉上，「你大學生，怎麼進了勞改農場？」我大器地一笑：「一句話說走了火。」「什麼話？」我閉攏了嘴巴，自從一九六一年我因說話遭殃後，我把一句古訓鑿在腦壁上了：「言多必失」。 次日，丘隊長拍著我的肩膀，「老弟，從今天起，你十分一天，夠朋友羅。」 後來我同秋蘭談得就比較多。 後來她母親死了，她喊我去寫輓聯。她街上的人稱讚我的毛筆字寫得好。後來她嫁給了我。她說：「真的，我真的搞不清楚我看中了你。開始我只是想跟你接觸接觸……」我打斷她說：「越接觸就越發現我有魅力唄？」「你那個姓尚的前妻，未必從沒注意過你的優點？」她說，「我覺得你應該是逗女人喜歡的。」「她只注意她自己，」我說，感到心底有股淒涼浮了上來，像只鴨子在水上游著。 1986年在湘江賓館同尚青青分手時，我告訴了她我家的住址（她也告訴了我），沒想幾個月後的一天下午她上我家來了。她說她是辦事經過這裡順便來拜訪，她說她主要是來看看我現在的家庭，說得很冠冕堂皇。她手裡拿頂白太陽帽搖著（這是不自然的，那天很涼快），身上藕白色真絲綢夏衫把她豐腴的肌膚襯得很健康，她的嘴角懸著一抹輕笑，嘴唇是塗了口紅的。「你愛人呢？」 「她上班。」「看看女大學生的照片，」她指我女兒。我邁進臥室拿出了影集。「像你，」尚翻開影集便說，「但比你漂亮，真長得好。」 「馬馬虎虎羅，」我已習慣這種誇獎了。尚又盯著秋蘭的一張照片，「你妻子也漂亮。」她合上影集說。我說：「對得住人羅。」 她站起身，在我稱為「老鼠窩」的房裡轉悠，這間房子那間房子地看，這件東西那件東西地摸，讚不絕口，連我的廚房和衛生間她也讚不絕口。「抽水馬桶的顏色淡雅，粉紅。」她稱讚得不是地方地說。我說我原想買白的。我們是在找話說，她誇大她的感覺，故作天真，她是害怕我們一併掉進回憶的陷阱裡去。當我們把所有的話都說完後，沉默就如毒蛇爬到了她身上，她跳了起來跟雞飛了起來一樣。「啊呀，我得走了。」她煞有介事的形容。如果我要留住她，她是不會走的，但我感到那是玩火。她拿起擱在沙發上的白太陽帽，走到門口又偏過臉來說：「到我家來玩羅。」我答應了，她把太陽帽戴到頭上，輕盈地走了。神經病，我這麼想。 她來找舊感情嗎？這個瘋子。 我做完晚飯秋蘭就下班回家了。她進屋就把襯衣脫了，換了件男式汗衫，把解下的兩個海綿乳房扔在茶几上。我等她洗完手臉，坐到飯桌旁時說：「下午尚青青來過。」秋蘭一時沒反應過來，我說：「就是我前妻，這個神經！」她望著我：「她跑到這裡來幹什麼？」「鬼曉得！」「你沒跟她有別的事唄？」她像豹子一樣盯緊我。 我感到好笑：「我哪裡還有心情同她磨陽壽。」吃過晚飯，我走到晾台上抽煙（自從她的乳房割去後她對煙味就反感了）。天是紫藍的，有幾縷灰雲，遙遠的樹梢上吊著一個彎月，有一股鐵銹味從天上飄來，很重。 月亮巴巴，肚裡坐個媽媽， 媽媽出來買菜，肚裡坐個奶奶…… 我忽然憶起這首童謠。我小時候常聽見一些年輕母親吟唱這首童謠為嬰兒止哭或催眠，如今也偶爾聽見。它充滿魔力，世代流傳。 這首童謠全文是： 月亮巴巴，肚裡坐個媽媽。 媽媽出來買菜，肚裡坐個奶奶， 奶奶出來繡花，繡個滋粑， 滋粑跌得井裡變個蛤螞， 蛤螞咯咯咯，和尚吃菱角， 菱角溜溜尖，和尚望著天， 天上四個字，和尚犯噠事， 事又犯得惡，抓噠和尚砍腦殼。 秋蘭走過來斜乜著我，「你在想她唄？」「想月亮巴巴。」我我告訴她母親講的一個故事，那時我還校母親說一天有個細女孩在家做作業，忽然有人叩門，咚咚咚，細女孩走過去把門一開，原來是隻老虎。秋蘭笑了。我們邁進房裡，坐到沙發上，我說我真希望我們年輕20歲，那樣我們就有精力去創大業。秋蘭說：「你可以想像羅。」她有點不高興，因為她不可能回到二十年前去，她的兩個奶子做了切除手術，現在胸脯上留著兩條棕色疤印，像兩條蜈蚣伏在那裡呈凶險相。好幾年前她的乳房內就有兩團硬塊，手摸上去能感覺到。後來奶頭黑了，整個乳房萎縮了，現出皮拉扯的形容，乳腺癌。前年做的切除，好像沒留下後遺症，然而做為一個女人她卻越來越不像她的過去了，從前那時常撫慰著我的溫柔逐漸蕩然無存，換之而來的是暴躁脾氣，有時候為一句話竟同我真刀真槍地干（砸碗摔椅子）。她的乳房丟失了，造物主就改變了她整個人。我想，於是原諒了她。 那天晚上睡覺時，秋蘭忽然警覺地盯著我，目光如一盆開水潑過來，燙人。「她（尚）邀你到她家去玩冒？」「她說是說了。」我答。秋蘭立刻說：「你要是去了我就對你不客氣。」我不想在這個問題上浪費力氣，我把手放到了她的大腿內側，想逗起她的情慾，但她把我的手推開了，「莫動我，我沒興趣。」我敢斷言，她並沒意識到她整個人改變了，她那平板的胸脯使她成了個不倫不類的女人。她從前的那雙眼睛是很美很女性的！ 秋蘭的眼睛眼白佔據的空間較大，眸子如兩粒黑豆，像狼眼睛，且有幾分斜視，因而目光特別亮。她瞧我時頭總偏著，眸子擱在眼角，撅著多肉的紅唇。那種目光熱切大膽，噴射著愛的火焰，我很喜歡。 一個陰霾霾的傍晚，秋蘭走進了我家。當時家裡已點了煤油燈，母親坐在燈下補米袋，我坐在床上吸煙。她穿條能充分表現曲線的紅寬邊燈芯絨褲，上身一件天藍衣服，比起在土夫子隊裡她要顯高些且迷人些。這是她第一次來我家，我愕然。「你怎麼曉得我住在這裡？」她一笑：「彭告訴我的。」母親為她泡茶，「妹子，呷茶。」她接住茶杯放下，又拿起我母親擱在床邊的米袋，「你屋裡好擠啊，又黑。」「這不能叫做屋。」母親說。秋蘭斜瞟我一眼，那種目光拿母親注意到了。她走後母親認真地說：「這個姑娘比尚青青懂事些。」 幾天後秋蘭又來了。她扛著捆白紙，拎著半鐵桶漿糊，汗水涔涔且紅光滿面。那是大清早，我坐在門坎上吃麵。她衝我一笑，步入房內時把我手中的筷子撞落了。「對不起，」她做下媚眼說（她是有意），然後衝我母親嬌柔地一笑，「早幾天我托熟人從造紙廠買了捆便宜的紙。」我望著她，拾起筷子往褲腿上一揩，又要夾面。「邋遢！」她搶過我手中的筷子走到桌前，提起熱水瓶倒了杯開水，把筷子插進水中燙了燙。「病從口入。」她斜視著我說。母親眼睛濕潤了，望一眼我又瞅著她，「妹子，你坐下吧。」 秋蘭不肯坐下。她在我家忙了一整天，先是把雞毛撣子綁在竹竿上打揚塵灰，然後拎著漿糊桶往牆上刷漿糊，凳子搭在桌上，站得老高，很起勁且嬌媚地撅著滾圓的屁股。她刷漿糊我貼紙，後來我刷漿糊她貼紙，直忙到天黑。屋裡亮堂了許多，煤油燈格外顯亮。母親為她專做了幾個菜，吃完晚飯，我們便坐在燈下聊天。 晚上9點鐘我送她出來，倆人在冷清清的小巷裡走著，空氣擁著春天的清新撫慰著我們。她異常高興，臉上撒著嬌媚和得意的網。 「我今天一點也不累，」她說。我說：「我是腰都斷了。」「你沒用，」她打了我一下，看著佈滿星星的深幽幽的天空，「我有時候覺得天空很可怕，總怕它會塌下來一樣。」「應該不可怕！」我說，「天就是天，想都不要去想。」「明天你來我家玩不？」她說。我說：「看情況。」她說：「我等你。」這時晚班車來了，她登了上去，在車門將關的那一剎那，她斜瞟了我一眼，那彷彿是扔過來的一把鐵鉤。 第二天，我好像是被她的那把鐵鉤一路拉扯進去的，我一進門就似乎邁進了一個柔軟的口袋，我嗅到了一種很刺激神經的肉香，那是她身上散發出來的。她為我買了斤蘭花豆，一斤餅乾，半斤油炸花生米和一包大前門煙。「我不吃零食的。」我說。她一笑：「那我不變成為自己買了？」「我抽煙。」我坐到桌前點燃一支煙。我感到有股情愛的洪流在衝擊著腦壁，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摟住了她，像個歹頭樣的對她施展著男人的威猛，她起先有點扭捏，很快在我強橫的瘋勁下屈服了，成了只綿羊。事後她對我說：「我都是你的了，開始我還以為你會把我搞死，你真粗野。」我很慚愧，我說：「對不起。」「沒什麼，」她嬌聲說，「反正我是你的了。」 那天我聽從了秋蘭的主意，用她那當街的房子開個「畫像」鋪，用自己的特長養活自己。她的房子是她爺爺留下的私房，在書院路的街口上（後來我平反回校工作後把它賣了）。我把當街的兩頁窗戶下了，擴大一半，安了活動木板，在窗口上面釘了塊白漆木板，用黑漆寫了兩個醒目的方體字「畫像」。 如今平躺在我身旁的秋蘭早已失去了從前的光色，沒了乳房，四肢也乾瘦了，思想和溫柔以及一切美好的肌肉均退化了。她現在生活在自己的心地裡，她的世界那樣窄，連一個交心朋友都沒有，看人也是從門縫裡看了。「你怕這個世界上有好人，」她說，「沒有一個，包括你在內。」那是一個灰濛濛的傍晚，在那種傍晚老鼠子也會吵架，我們面對面坐在飯桌前。那天她摔碗了，那是她第一次摔碗，為一句話。「你應該活得精神點，」我說，「莫這麼一副晦氣相。」「我就是這鱉樣子，你看不得我就滾！」她很理直氣壯，把手中的碗往地上一摔，叭。我倒不是心疼那只碗，我是覺得她不應該拿碗出氣。我喊醒她說：「碗又沒得罪你！」於是她把菜碗也拂到了地上，那砸爛的碎片像一朵百合花。「看你還砸！」我火道。她拿起一個菜碗又一扔，砰。我一伸手揪住了她的頭髮，把她直拉到沙發上按住，「你這臭鱉，不要以為老子欠了你什麼！」我吼道，但是我攥緊的拳頭沒有砸下去。她沒有乳房，我想。 我在學校裡教書一星期裡只有一天課，六節，三個班每班二節。教美術課，對於我這只伸開翅膀撲打了幾十年的老麻雀來說，完全是小菜一碟了。所以有很多時間我都打發在畫國畫上。1980年，在社會上打了將近20年流的我，又平反回校工作了。然而我一回到學校又感到工作是多麼乏味，當老師是多麼無聊。為了這種無聊不至於像沼澤地那樣把我吞噬掉，我就用畫畫來消磨時間，正好我在土夫子隊裡認識的彭找上門來了，彭需要我的畫，他把我的畫和收購的一些工藝品打成包，運到日本和東歐一些國家去賣，賺外國人的錢。彭在日本定居，他有個叔叔在日本，專做這種生意。1983年，彭穿件不大合身的洋裝，戴副變色眼鏡，手裡夾一根長達半尺的大雪茄出現在我眼底時，我還以為是來了個小丑。「何教授，」他給我封頭銜說，摘下了寬大的變色鏡。憑他那寬大嚇人的嘴唇和額下的馬眼睛，我頓時認出了他，「彭哥。」我說。彭看著我桌上壁上畫的一些國畫花鳥和山水，大為高興：「你的畫絕對能賣錢，」彭說，「我騙你是崽，我叔叔專幹這行的。」秋蘭一聽說我的畫能賣錢，立即就笑了，「真的哎？」「我就是來找何教授的，」彭說，「我還想要何教授介紹我結識幾個湖南的畫家，不然我不得來，秋姐。」那天彭在我家吃的晚飯，他為了顯自己有錢，把西裝內口袋內的一大疊美元和人民幣拿出來展示給我看。「如今的彭寶，」他得意地說，「用不著看別人的臉色行事了。」他走後，秋蘭說：「人真是三十年河水輪流轉，他現在牛屎樣的了，我以前最看他不起。」 彭現在是我的財神，我的工資七七八八加起來勉強兩百元，只夠我一個人用。彭以十元一張從我手上買去，他在那邊怎麼幹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他半年來我這裡收一次，邊數畫邊點錢，簡簡單單。畫國畫等於是耍把戲，十幾分鐘就可以畫一張，一上午可以畫十幾張。我和彭已經成交了五次，彭已經付給了我兩萬多元，就是說我已經有兩千多張所謂國畫被彭運往國外去賣了。 彭最近來信說，他不久將回國，要我準備一批畫。他的信是從匈牙利寄來的。於是我停頓了有一向的畫筆又拿了起來，很自信地站在桌前，畫青蛙，畫麻雀，畫雞等等，又鋪滿一地。 那天上午尚青青又來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色裙，挎著個漂亮的小包，燙了頭髮，戴副太陽鏡，像個三十來歲的女人。 「是你？」我拉開門時愣住了。她一笑，「不歡迎？」「歡迎。」我讓她進了屋。我手裡拿著支中號毛筆，「我在玩把戲。」我走到桌前說。她低下頭瞧我畫，我本來畫畫是很隨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顯得很認真，比比劃劃，其實我心裡一塌糊塗。她指著我畫的一隻麻雀說：「畫得好活。」「是有點味。」「這張畫給我？」她瞟著我。我說：「你拿去羅。」她彎下身去拾畫，翹著屁股，她的腿讓我目光一熱。我猛然看見了湘江賓館裡的她，那種目光投過來有如一江春水直瀉到我臉上。我瞅著她把畫折疊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裡；她那燙過的頭髮顯出一種裝修過的美，她的臉也是裝修過的，透出一種好嗅的香氣。只有她的眼光沒有被現代文明強姦，那是蛇的目光，進攻型的目光，帶點荒原的氣味。從她的眼睛裡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個舞吧，干站著顯得蠢氣。」我說。我打開音響，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帶，《美麗的村莊》便從六個喇叭裡揚出來。我把音量擰小了些，走上去輕輕摟著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來。「你跳得真好，」她說。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沒有什麼不好。」我說，「抱著你，我回到了過去。」她的目光躲開了，我繼續帶著一種殘忍的心看著她，「你怎麼又想起要來找我？」「我說不清楚，」她咕噥道。我忽然想侮辱她。她有個笑話似的婚姻，她同一個香港男人閃電似的結婚了，從認識到完婚還沒有一個星期，但是那個香港男人只睡了她四天就離去了，從此杳無音訊。「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損她說，「你的第三任丈夫走了，你就來尋我是唄？」她後來告訴我那個香港男人用春藥弄她，自己也要借助春藥，那個老男子漢把她的心搞野了，她是因為氣悶和感到在我面前她不會有什麼羞恥（我們結合過）而回過頭來找我的。「生活就是這樣，理解和不理解都是這樣。」她說。 那天我說：「你不怕我強姦你？」「你不會這樣，」她說，臉紅了。「我會！」我說，強橫地摟住了她。她用手抵著我的頸根，我火了，給了她臉上一巴掌，「你以為你真的蠻巧？！」我帶點舊有的仇恨說，「你不過是被別人拋棄的娼婦。」她的左臉至耳根頓時出現了五個紅腫的指櫻「在這種事上扭捏，我最反感！」我繼續說。 她被我逼人的氣勢懾住了，她望著我，淚水從她眼角無聲的滾落下來。「我走，」她說。她拿起包，真的轉身往門口走，我從背後把她抱住了，「你莫走，」我覺得這句話是從胸腔裡蹦出來的，像一汪水，從她迷人的髮型上流下去，經過她圓潤的脖子往下淌直至腳底。「我要走，你打了我。」她說，聲音很淒涼，「你嫌我。」 「不，這更證明我仍愛你。」我堅決地說，把她的臉扳過來，「你是不可能從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沒有忘記過你，在湘江賓館一見到你，我就感到我還愛著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記你，恨得要死。」 1982年二姐從馬來西亞回國的時候也是這麼對我說的。「我一直沒有忘記過你，」二姐說，「還記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溝裡嗎？那是個冬天，你跌得滿身泥水，我脫下紅棉襖包住你，還幫你揩褲腿上的泥。」我不記得了，我說：「記得。」「那天我病倒了，」二姐回憶說，「發高燒好幾天，爸爸還罵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馬來西亞的太陽要毒辣些。二姐滿身綾羅綢緞，戴著金耳環，金項鏈和寶石戒指，但仍掩飾不住歲月流逝的痕跡。二姐在我依稀的記憶中是俊俏的美女，父親很愛她，當她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喚我幾十年未用的小名說，「爸爸死在馬來西亞，他老人家死前說他的骨灰要葬在故鄉，他不願埋在馬來西亞。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歲，壽終正寢。」我對父親已經沒有記憶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說，「我只記得爸爸最後一次開輛油綠色的小汽車來鄉下接我……」「爸爸經常念你，」二姐說，「尤其是後面幾年。」我很慚愧，父親在我記憶的荒島上一點面積也沒占。「我不記得爸爸是什麼相了，」我說。 二姐是先到鄉下老家，找到我姨媽（母親的妹妹），由姨媽和表弟陪來的。二姐在我家住了五天。她走的前一天拉著家雲（我女兒）買來了冰箱、錄像機、照相機（彩電，洗衣機和收錄機我有）和一輛給家雲上學騎的女式鳳凰單車。她叫了輛出租車送來，使秋蘭高興得同下了蛋的母雞一樣唱個不停。「小毛，你還需要什麼只管說。」二姐說，「我還有些錢。」「全齊了，」我說。二姐走的時候給了家雲二千美元，給了我五千美元，給我母親也五千美元，而且她用我的名字（瞞著我）從馬來西亞匯來二萬美元給伺家□中學建教學樓，當何家□中學校長和支部書記向縣教委要輛吉普車，跑來請我去剪綵時，我還以為他們找錯了對象。「沒錯，」校長說，「你二姐在信上註明白了，這二萬美元就當是你捐的。」校長把設計的教學樓平面圖一張張給我看，我費力地看也看不懂。校長說。「我們來請你去破土剪綵。」我拒絕道：「破土剪什麼彩？要剪綵等建好了我替我二姐去剪綵。」我給二姐去了封信，責備她沒把捐錢的事告訴我，代替她回信的是我侄兒國榮。二姐於那年回去不久就因肝癌死在馬來西亞了。「病是突發的，」國榮說，「從發病到死只三個星期，快得閃電一樣。」 1984年5月侄兒國榮從馬來西亞回來了，從的士上下來，手捧兩個骨灰盒。他身後還鑽出個金髮女人，國榮稱她「太太」。秋蘭臉上的笑容多得掉到了地上，「我一眼就認出你了，」秋蘭仔細閱讀過二姐帶來的影集，「比照片還結實，像拳擊運動員。」國榮有拳擊家的體格，肩寬腰圓，一雙手很大很厚，握著我的手時我感到我的手太小氣了。「舅舅，」他說，聲音同打雷一樣份量很足。 他30歲出頭，他的側面像使我想起電影裡的彭德懷元帥。「舅舅，媽媽常說起你。」國榮說，面對面地望著我，顯出一副老於世故的相，國榮的眼神有點像二姐的，只不過比二姐的更堅定，看人時似乎是有東西砸在你臉上。「你媽媽有福氣，一看你就是有出息的相。」我說。 第二天我們一併去了鄉下我姨媽家。 父親和二姐的墓與我外公外婆的為鄰。爺爺奶奶以及曾祖父曾祖母的墓已找不到了，那片墳山七十年代給下鄉知青改造成了梯田似的果林園，種滿了西瓜和桔子樹。那天——那是個萬里無雲的五月天氣，陽光充滿煙草味，世界一片新綠。上午10點多鐘我們到了姨媽家的禾塘上。我捧著父親的骨灰盒，國榮抱著二姐的骨灰盒邁下車時，一掛五千響的鞭炮就把雞鴨炸得東奔西躥。我和國榮撲通跪下，等表弟擎著的那五千響鞭炮（昨天我打電話告訴了他）炸完，才爬起身來。父親和二姐熱熱鬧鬧地回來了，我想。表弟說他已請了4個人在後山掘墓穴，問我是不是去看一下。 我說：「不必。」我們邁進了姨媽家。姨媽家這幾間房屋在村裡算破舊的，這幢房子還是50年代舅舅死前出錢建造的。家鄉的山水田野樹木在五月的陽光下透出一種憂傷的新綠，我離開家鄉30多年了，似乎一切都沒怎麼變動。我瞅著我童年時就沐浴著陽光的一株大樟樹，它可能有幾百年歷史了。我猛然被大樹的神秘拉動了情感，我想起了那首童謠：月亮巴巴，肚裡坐個媽媽，媽媽出來買菜，肚裡坐個奶奶……母親走攏來說：「光宗，你陪國榮去看你二姐捐建的那教學樓羅，又不遠。」我說：「沒有必要唄？」母親說：「還是帶他去看看。」 學校離這裡有三里遠，在何家城鎮上。這所中學佔地面積比城裡的大多中學均大兩倍，且同花園果林園一樣，樹木成蔭，花壇鮮花怒放，還有幾處用竹籬圍住的桔樹林，桔花香散佈在學校各處。二姐捐建的教學樓在操坪前，二層，共10間教室，銀白，很醒目，面牆的基石上刻鑿著：「何彩娥女士捐建」，下面是年月日及基建隊的名稱。「何彩娥女士捐建」七個字是渾厚的魏碑體，鑲了金粉。何彩娥就是二姐的學名。校長起先要遵照二姐的意思用我的名字，他把「何光宗先生捐建」的字樣拿來給我看，那是瘦瘦的柳體，他介紹說是鄉下一個字寫得很好的專門寫輓聯的老先生的手筆。「這種體學生寫可以，但沒有勁。」我說，「魏碑有力些，再說不要用我的名字，用我二姐的名字才名符其實。」校長為難道：「您二姐強調一定要用您的名字。」「你不要這麼認真！」我說，「捐錢的是我二姐，就用她的名字，不要把我拉扯進去。」1983年8月26日，何家□中學開學的第一天，我去剪了彩。我剪綵時有千把學生站在操坪上，排著整齊的隊伍，他們中的有部分學生就等我一刀剪斷那根紅綢子，好把新課桌椅搬進新教室上課。校長講了一些話，教委主任也講了一些話，談到了努力學習也談到了要愛護這棟新教學樓的話。我也扯開嗓門胡諂了幾句。「你們是中國的大樹，中國的繁榮昌盛要靠你們，而真正的本領就是知識……」我說完，神氣地走到教學樓前，接過一女生遞到我手中的大剪刀，剪斷了由兩個女生拉著的中間扎朵大紅花的綢帶，一女生衝我敬了個美好的少先隊禮，把那朵大紅綢花繫在我胸前。那一瞬間我很輝煌，有種又偉大又慚愧的幸福感。 現在，這棟教學樓的牆上呈現不少球印和腳櫻有的地方還有顯五指的髒手櫻「在馬來西亞的一些正規的中小學，牆上一般都沒有這種髒櫻」國榮說。我說：「鄉里學生就是這樣，對環境美不太認真。」我們繞著教學樓走過一圈，隨後又停在「何彩娥女士捐建」這塊黑底金字的牌子前面。「你媽媽是個好強的女人，」我說。國榮說：「我媽媽一生都好強，這也是她死得早的原因。」校長走過來打招呼，他說他在辦公室的窗口認出了我。我說：「這是我二姐的兒子國榮，他來是安葬我父親和他母親的骨灰盒，順便來看看她母親捐建的這棟教學樓。」校長臉上的笑容就跟浸開的墨汁一樣，握著國榮的手不肯鬆開。「您母親為家鄉人民做了巨大的貢獻，很了不起。」校長說，「家鄉人民感謝她，離開家鄉這麼多年，還惦記著家鄉人民的教育事業，不愧是家鄉這塊土地的好女兒。」校長是個語文老師，高級職稱，很善表達。他領我們到接待室喝茶，還叫一個老師買來了點心和水果。他對我們大談教育事業，還談到教育經費不足的苦衷，我猜到他是想在我侄兒身上打主意。果然，他說家鄉學生的身體素質很差，學校一直想把操坪旁的那棟四間教室的舊教學樓拆掉，把那塊桔樹林抹平，修建一個有350米跑道的運動場，增強學生體質。他們向教委打了多次報告，可是……「林先生，」他望著國榮：「您是否可以為家鄉的教育事業做份貢獻，您雖然不在這塊土地上生長，可您的根卻是從這塊土地上發源的。您母親和舅舅都在這所中學讀過書……」校長咬文嚼字他說了一大堆，國榮手中夾根粗大的美國雪茄熏著，等校長把話都掏盡後，國榮將雪前的一截煙灰撣進煙灰缸，「既然這所學校是我母親和舅舅的母校，當然就等於我的母校。」國榮說，「出份力也是應該的。五萬元人民幣夠不夠修運動場？」「夠夠夠夠夠，」校長臉上的墨汁又浸開了大片且流了一地。校長堅決要留我們吃午飯，他早已讓食堂裡準備了，吃完午飯我們驅車往回趕的途中，國榮說：「校長厲害，可以去搞外事工作。」我說：「你是少見多怪，中國的中學校長幾乎都是這樣哭窮。」我對侄兒捐款一事既不反對也不主張，錢是他的，他愛捐就捐，我不會慫恿他捐也不會阻止他捐。家鄉在我心目中業已淡漠，我想在二姐的心中可能濃一些，因為她在國外。 下午三點鐘，父親和二姐的骨灰盒才上山。山不高，只能說是山包，栽滿了杉樹，龍柏，七里香和雪松。這是姨媽家的副業，等這些樹木花草長成規模就挖去賣錢。山坡的東面有幾個墓，墓周圍種滿了花，估計是祖先作祟，開得比我一路上見到的花都要艷麗迷人。「真美啊，花。」金髮女人用我們聽來很可笑的中國話抒發感情道。大家笑完後，就把骨灰盒分別放進兩個一米來深的墓穴裡，這時鞭炮響了，把青天也炸昏了頭，太陽在一陣又一陣的鞭炮聲中陰了下去。來了很多鄉里人瞧熱鬧，這主要是有個金髮女人的緣故。我想父親和二姐的靈魂現在可以睡好覺了，人死是一種困苦的解脫。母親那天被姨媽留住了，姨媽對我說：「你就讓我們兩個老姐妹說幾天話吧。」 母親這一留住就沒有再回來。半個月後表弟來了，遞給我母親的一封親筆信。母親說她老了，城裡生活關門閉戶，她一個老人感到乏味，在姨媽家一些老人玩玩紙牌，麻將，一天時間飛快就完了。母親說姨媽家破敗，在鄉下掛不住臉，她想幫姨媽家，要我把她的五千美元取出來兌換成人民幣送去。我對表弟說：「我媽媽被你們誘惑住了。」表弟臉血紅如氣球。表弟走後，秋蘭說：「你媽媽也是，住在城裡不蠻好，又不要她想事！」我說：「隨我媽媽的心願吧。她想為她娘家的人爭口氣，這也應該。」母親一生都是為了我，把我看成了她的精神依托，從沒埋怨過我一句，我當然不能貪她這筆錢。我把母親的五千美元連同利息兌換成二萬多點人民幣取了出來並送去了。在1984年物價還沒有漲以前，二萬元是能做點大事的。姨媽家就是用這二萬多元建了棟三層十二間的樓房，粉刷得也客氣，直到現在，在遠離城市的我們家鄉方圓五十里內仍是算比較威武的。 秋蘭在我身上嗅到了另一女人的氣味。那天我從尚青青家回來，很晚了，面前的樓房，只有我家臥室的燈亮著。我開門進屋時，秋蘭扔下雜誌，坐起身問我：「你到哪裡去了？」她那兩顆沒有光澤的眼眸定定地望著我。我說：「到一個朋友家喝酒去了。」我講話是沒有書對的。她說：「你又呷不得酒！」「陪他們好玩。」我太疲勞了，躺到床上想休息下再洗澡，然而一躺下我便被夢魘一把帶了進去。醒來時已是早上了。「你昨天晚上到底到哪裡去了？」 秋蘭看著我說。我說到朋友家喝酒去了。她譏笑一聲：「喝香水唄？ 你身上有種女人的香水味，還是那種高級香水味。」「你自作多情，」我說，「肯定是你的錯覺。」「你在外面玩女人，是唄？」她望著我，含著怒氣。「有這份愛好，還要有這份精神。」我換種口吻說，「我都快五十的人了。」「越老越色！」她憤然道，「你自己說你同哪個女人睡覺？」「我要上課了，我第二節有課。」我站起來說。我洗完臉漱完口就拿著備課本出了門。那天上午我三節課，上完課回來已是中午十二點多，秋蘭也回來了，她沒有在這事上纏下去。「我知道你不會承認，」她站在我面前說，「不過下次你再在外面亂搞，我就要殺死你。」 我覺得她不會有下次。我不再按尚青青的潔癖：幹那號事往身上灑香水。尚的身體是美的，她也是快五十歲的女人，但她的一切機能都還是年輕人的，時間在她身上停留了。時間對有的女人是格外關注的。總有人遇到這種情況。她有50歲了？她看上去還只三十幾歲呢。世界上有兩種女人，大多數女人步履瑣碎且均勻地朝衰老走去，另種女人（少數）在時間的長河中是跳躍式衰老的，某幾天，時間這位人類的大師在她身上做了番手術，讓她那少年女子的面容一下成了青年姑娘的面容，然後大師不辭而別，甚至十幾年也沒光臨這個女人等等。尚就是後種女人。那個從我手上把尚抓去的男人活得毫無詩意，文化大革命的鐵拳輕輕一敲，他的精神支柱就粉碎了，成了妄想世界裡的可憐蟲，住在精神病院度過了他的殘生。1977年尚從渾沌世界（丈夫的世界）裡走出來時深感自己的生命被丈夫毀掉了整整十年，可是幾年後，她帶著心頭上的這片黑雲又步入了另一個夢境。她第三個丈夫是個騙子，在香港有家室。然而當他倆在公司的舞廳裡相識時，他卻說他是個老光棍，且做出一片癡心相，一雙眼睛泛亮地繞著她轉，像指針繞著鐘盤。後來如傳聞說的，他們結婚了，四天後香港男人接到一封電報，只有兩個字「速歸」。尚想同他一併去香港，他顯出了煩躁，臉像水泥地樣冰冷。「我在香港的老婆還沒死，要等那老雞婆死了你才能去。」他說，折過頭來一笑，那是種極猥瑣的笑容，像一塊腐爛的木頭。 尚想用死來了結生的煩惱。她坐在辦公室裡，覺得她做為人事科副科長是個絲毫不能體現價值的人，再偉大的人也有把腿伸直的一天，你我他還能怎麼樣？不是也有個死？1986年底的某一天，尚終於把坐在辦公室裡反覆權衡了很長日子的念頭付諸了行動。那天她坐在辦公桌前，把一個五分的硬幣輕輕一拋，她想「國」就是活，「糧」就是死。結果硬幣落到桌上滾了滾，碰在一本雜誌邊上撲倒了，是「糧」。她淒然地站了起來，走進樓下的醫務室要了一瓶安眠藥，借口她這一向都失眠。然後她向街上邁去，逕直步入了面前的一家百貨商店。她買了一套內衣內褲，連胸罩和長絲襪也買了，還買了一瓶進口高級香水，然後她走到賣紙張和膠水的櫃台前，買了兩卷寬寬的膠帶。回到家裡，她把門窗關死，拿把剪刀著手往窗戶的縫隙上貼膠帶，認真地忙了好一氣，她把四個窗戶的縫隙全閉死了（她住一室一廳），然後她開始貼通往晾台的那張門。在貼通樓道的那門縫時，她的手顫慄了。「神都不主張我活，」她對自己說，「死了舒服。」她把通樓道的門縫也戰戰兢兢地貼好了。這時她感到有股冷氣從背脊上往兩邊蔓延，下半身也開始麻木了。死神已經來了，她想。她遲緩地坐到了沙發上，現在是下午五點。她坐了一刻鐘，然後邁入廚房把煤氣打開，擰燃熱水器，便脫光一身衣服進衛生間洗澡。她覺得自己是只拔了毛的雞，只等下鍋。她把鏡子上的水霧抹掉，瞧著鏡子裡自己的上半身，覺得自身的肉體還很有彈性很豐滿，又覺得自己死了可惜。洗完澡，她就穿上新買的內衣內褲，戴上項鏈和耳環，便躺到鋪上拿床羊毛毯裹緊全身。等整棟樓的人睡下後，我就擰開煤氣，吃了這瓶安眠藥，安安穩穩地到另一個天地去。她想。 七點鐘的時候有人敲門，咚咚咚。她不想開門，但敲門的聲音很執著，時斷時續地敲個不停。尚穿上狗皮大衣去開了門，卻是樓下同事一7歲的女孩，她手裡拿著個信封。「你的信，我媽媽要我給你。」女孩說。女孩的媽媽同她一個辦公室，是她下級，見到有封信就順手帶來了。尚把信隨手扔在桌上，又躺到鋪上睡覺。 但她被桌上那封信深深吸引了。她終於抵制不住這種誘惑，爬起床，走到桌前拿起信封撕開了，竟是一張請柬，寫著：「尚青青同學，您好。請於1986年12月30日下午5時湘江賓館參加1954、55、56級浙美同學會，屆時務必光臨。」12月30日就是大後天，她眼睛一亮，偉大的好奇心驅使她把死期推遲到了大後天深夜。我要打扮得最漂亮，在同學的心中留個好印象，她想她臉上還有青春。 她後來對我說接請柬的那天她並沒想起我，她什麼同學也沒去想。在湘江賓館一看見我，她感到這個世界裡她有了一片可以走進去看一看的樹林。當我和她跳《友誼地久天長》這支慢三舞曲時，我記得她陡然說：「我要活到50歲再死。」當時我並沒留意她這句話，我的心田已被音樂的雨水所澆灌，而且流遍全身。這支舞曲讓她又一次改變了死期，她決定把她滿50歲的那天定為她自殺的那天。事實上她不會再死了，一個人錯過了自殺的機會就沒有了再自殺的勇氣，尤其是像尚這類婚姻和愛情生活磨難跌起的女人。正因為尚置自己於死的境界，反倒爆發了新的熱情和青春，就像一個狂熱的賭徒，只是她在下賭注的時候仍不乏拘謹（選中了我），她完全可以把注下在比我年輕健壯的任何一個男人身上。很久以後我仍感到她第一次踏進我家門時，臉上確實掛著一種冒險家的笑容。後來（也就是秋蘭在我身上嗅到香水氣的那天）我有點困惑地問她，她怎麼會主動先踏進我的家門時，她媚媚地一笑說：「我有一年多沒幹那事了，那天我特別想，就去找你……」「就像一隻春貓，」我打斷她說。她說：「那段時間我滿腦殼都是這號聯想，連上班都打精神不起來。」「你現在確實值得我愛，」我說。她把頭髮盤好後坐到了我身邊，跟著又坐到了我腿上。我把她放在了床上，她拿起枕頭下的一瓶法國香水往我身上噴灑。 「我喜歡在香霧中死去，」她說。我猛然感到從下午起到現在我聽到她說「死」字這是第五次了，「你盡說死做什麼？」我盯著她。於是她就同我說了上述的東西。「我不會讓你50歲死，」我不在乎他說，「你滿50歲那天我守著你。」「你又不曉得我生日是哪天。」 「我知道。」其實我只知道她是今年12月份滿50歲，她只比我小兩個月。她說，「那你說我是哪天？」「到了12月份，我會想起的，我保證。」我說。 到了12月份，秋蘭病重住院了。11月下旬的某個早晨，秋蘭在被窩裡說她肚子很疼，她說話時臉都歪扭了。我勸她去解個大手，「有時候是屎脹得肚子疼，」我估計道。她爬起床按著腹部去了。隔會她從衛生間轉回來時黑瘦的臉上露出了驚謊。「我屙血，屙好多血。」我說：「是來月經唄？」「月經才去一個星期，應該不是的。」她說。我想女人屙血無需大驚小怪。我那天上午三節課，上課的時候我時不時想她要是屙血死了倒省得我和她離婚，我和她的生活連情趣兩個字都沒有了。上完課，回到家裡，見飯桌上壓著張紙條，寫道：「我上附二醫院看病去了。即日。」 我倒有種輕鬆感。 秋蘭這一向是同我真刀真槍干的。我陷在尚青青的泥塘裡了，人生反正有個死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有時候尚執意要噴灑香水，我也沒硬性拒絕，反倒感到好玩。只是過後細心洗個澡，然而法國香水不是那麼好洗掉的，它浸入了我的毛細孔，總有一種暗香要鑽入秋蘭的鼻息，讓她死細胞。「你又去玩女人了？」「世界上只有你有這種聯想，」我說，「我是忠實於你的。」「那你身上哪裡來的香水氣？」她憤慨地瞪著我。我說那是你鼻子有問題，有的人對氣味有種幻覺敏感。我覺得我那一向有些似自鳴得意的座山雕，眼睛太不看事，秋蘭就在我十步後「吊尾線」我也沒察覺，結果她的懷疑成了事實。那天尚青青站在一家百貨店門前等我，穿件海馬毛羊毛衫，下身一條白西式呢子裙，一見我就說：「我等了你有一刻鐘。」我同她約好今天我送她一件呢子大衣，由她上哪兒挑，我口袋裡裝著一千五百塊錢，昨天從銀行裡取出來的。尚年輕姑娘樣挽住了我的胳膊，我有點不好意思，我說：「莫挽著我的手。」 這時我聽見身後一聲尖嚷：「何光宗，好啊！」我一回頭，只見一張黑瘦淒然的臉嵌在一家商店的門上，冒著熱氣。 還說什麼呢？？ 那天她把所有的飯碗都砸了，還把煮飯的電飯煲也砸成了一隻可以踢的橄欖球，還把熱水瓶和杯子砸了，她那勁頭是要砸爛這個世界。「何必呢？」等她疲勞下來的時候我說，「得罪你的是我，你拿這些東西出氣並不能證明你有能耐，說穿了你是心虛。」「你的心是豬變的，」她說，「你不是人。」「女人就是這樣，勁總不用到點子上。」我說。她回擊道：「男人是豬變的你曉得不羅？」「曉得，」我說，「我就是豬，這總要得了唄？」我動手清掃地上的碎片，竟撮了白花花的兩大撮箕，那只鋁橄欖球和兩個熱水瓶鐵殼還不包括在內。隨後我去洗了個熱水澡，洗澡的時候我想這個世界上條條框框太多了。洗完澡關掉熱水器，從廚房的門望過去秋蘭已躺在床上了。當年是她往何光宗那快枯死的心樹上澆水，是她讓何光宗的心樹茂盛且挺拔起來，如今我卻折磨她，我忘恩負義得真的是豬了。我把頭髮揩乾後走到床邊看著她說：「莫把我想得太壞，多想想我的優點看，你會舒服些。」「滾開些。」她不看我說。 我指導她的思路說：「你要把思想往瀟灑的路上走，我的優點就自動出來了。」「瀟你媽的X灑！」她倒是很痛快。 這事發生在她屙血的頭三個星期的一天。 秋蘭一進醫院就沒有再出來。醫生告訴我她患的是子宮癌，而且腸胃上都有瘤子，要是動手術她會死得更快，現在只能穩定病情。我每天把便盆塞到她尖瘦現骨的屁股下再抽出來時，便盆裡總有些從她陰道裡流出來的鮮紅的血，那種血讓她恐懼地看到了死神。「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一天她說。我不屑道：「空話，想這麼多幹什麼？」她看著我良久，「你這傢伙身體太好了，」她說，無血色的臉上露出了一片柔情，「我到底還活得多久，你告訴我真話。」「真話就是你會比我活得還久。」我寬慰她說。隔了會她說：「何光宗，我死了你還是可以同尚青青再結婚。」「結他媽的卵婚！」 我煩躁道：「現在你把病養好是最重要的。」那天傍晚，她要我扶她下床到外面去走走，她虛弱得自己都不能走路了，靠在我身上，我摟著她一步步走出了病房。「你現在很想我死吧？」「不是。」我覺得她又回歸到從前那樣溫柔了，「還記得你那次到自來水站為那間爛房子貼白紙嗎？你站在擱在桌上的凳子上，屁股一動一動，顯得很活力……」「記得。」「你知道我當時在想什麼？」我說。她望著我，我說：「我真想日你。」她一笑，「還說這些痞事幹么子！」她把話題轉開了，「我中午睡覺的時候，夢見你被抓進了牢房，真的很奇怪。」「不奇怪，」我說，「上午我同鄰床的丈夫說了我在社會上打流和進勞改農場的事，所以你做這個夢是正常的。」「我夢見你在牢房裡哭臉，他們還用腳踢你的臉……」「我在勞改農場的時候生活很自由，」我說，「我在那裡得到了尊重。」 1962年我在白蓮湖農場勞改，農場裡大多是刑事犯，少數幾個政治犯睡在一間牢裡。一個是中學校長，一個是作家老李，一個是大學語文老師，還有我。我是他們三人（他們年紀都比我大）討好的對象，因為我有權有利，我的飯都是他們三個人輪流打，而且還主動幫我打開水和洗臉水。我在勞改農場混得最有式樣，自我進農場的第三天起就沒再沾過體力活。場幹部翻閱我的檔案後就叫我去畫畫寫字。白蓮湖勞改農場裡那面堅固如鐵的十米大牆上的馬恩列斯毛五位偉人像就是我的手筆，下面一行鮮紅奪目的黑體美術字「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萬萬歲！！！」也是我的手筆。場辦公室，會議室，食堂裡的毛主席像和字畫都是我的手筆。我還教勞改犯們唱歌。《黃水謠》《黃河頌》《國際歌》《國歌》等等革命歌曲都是我在廣播裡教唱的。只要下雨，我就被場幹部叫到廣播室教唱，勞改犯們坐在號子裡一句一句地跟著唱，唱得很認真，場幹部要抽查的，唱得不好要關三天真正的黑屋子。我這個反革命成了勞改農場裡一個很有用的人才，極受場領導讚許和器重。 我刑滿釋放前，農場管文教衛的楊副場長找我談過一次話，極想留我在農場工作。我沒同意。「不喜歡我們農場？」他是南下幹部，說一口北方話，「農場哪點不好？」我說：「農場好。我很喜歡。」 「我們農場什麼人才都有，就缺你這種能畫擅寫又能唱的人，想你留下來工作。」「我不留下，」我說，「我媽媽和妻子不會同意。」 「這你不要擔心，我們會去做工作，場領導專門開了個會，決定重新起用你做幹部……」「最好莫，」我不想聽他說下去而打斷他說。 楊副場長板起了臉，審犯人樣盯緊我，「你出去後是很難找到工作的，你信我的話嗎？」「我信！」我不在乎地說，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順便提一句，我在農場時楊副場長對我很客氣，給了我出入自由的方便。他是個正直的好幹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幾個勞改犯活活打死了。「好人的命總不濟，」這是作家老李的話。 老李身上有兩處槍傷，一處在腰上，那是日本鬼子留下的罪證；一處在下身，那是解放上海時給國民黨土兵瞄準打的，那歹毒的一槍幹掉了他一粒睪丸。作家老李的腳很大很寬，走路腳步又重，很費鞋子。勞改農場不是制鞋廠，不可能一雙又一雙地發給他鞋子。一雙新鞋常常只能穿十天半月就拿他那兩隻碩大的腳擠得五馬分屍了。冬天裡他常常是穿著自打的草鞋挑土，那兩隻大腳又紅又腫，生滿凍瘡，膿血直流，疼得他齜牙咧嘴，滿頭是一粒粒黑汗。我常常同情地大筆一揮，多為他畫幾個「正」字。我在農場的那兩個冬天都是修洞庭湖的防汛堤。逢到沒有畫和標語要寫的時候，我的工作就是縮在工棚旁背河風的地方，戴頂冬帽，用圍巾圍住脖子，手中捏支筆舒舒坦坦地給那些囚犯畫「正」字，挑一擔土畫一橫再挑一擔畫一豎，挑五擔就是一個「正」字。這是一件有油水可撈的美差，那些狡猾的犯人總是瞞著場幹部往我大衣裡塞幾包煙或半瓶酒，無非是請我畫「正」字時勤奮點。因為場幹部規定每人一天必須挑滿五十擔。在那段難忘的日子裡，我們囚室的煙酒都是我提供的。作家老李是個煙鬼，一天要抽包多煙，常常拿著犯人進貢給我的煙不做煙抽，一手夾一根吸著。那些刑事犯也不知是從什麼途徑弄來的煙酒，總是往我棉大衣裡塞，衝我媚笑。順便說一句，若我信了楊副場長的話留在農場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無疑也給刑事犯們劈開了腦殼。記得一天下午我坐在堤下工棚旁畫「正」字，剛起身走前兩步（打算把一個犯人塞給我的半瓶酒給老李暖暖身子），身後工棚「轟鹵一聲巨響，整個工棚傾塌的位置正是剛才我坐的地方。工棚頂上碼著五噸水泥，若是我晚離開三秒鐘，就是有三頭六臂也將給砸成爛泥巴。作家老李丟下擔子跑過來，把他那粗糙的大手放到我肩上，捏了捏我肩頭，「你真命大，天老爺有眼，這你應該看出來了。」我瞧著身後倒塌的工棚，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我確實命大。 我常常想我活著毫無意義，我畫畫與他人無關痛癢。我絲毫不能給人快活。我侄兒國榮卻能。他在馬來西亞有兩個大商場和一棟大廈，在泰國和印度尼西亞都有商場和公司，他養著三千多人，他能讓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發財，他想要誰當經理就可以提拔誰當經理，他可以讓人感激涕零。他脾氣不好的時候也可以讓人破產。他是馬來西亞廣達旅遊服務有限公司至高無上的活神。 他還只30幾歲，活得很夠勁。 我30幾歲卻是個疲於奔命的畫匠，穿著汽車司機那種藍工作服，拎著爛油畫箱，像個漆匠，到處畫毛澤東像，站在腳手架上，一絲不苟地畫著，汗水涔涔。話說回來，畫毛主席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件最幸福的事，它可以使我大把大把地撈錢。1966·67、68、69、70這5年裡，我平均每月的工資少說也有六百元，若是把那些錢存起來，我提前十年就成了「萬元戶」。但我沒法存，因為紅衛兵小將和街道上的造反派知道我勞改過，還出身地主，常常對我進行突然襲擊。1967年某月的一個寒夜，長沙市二中的紅衛兵小將突然包圍了我家，刀槍閃晃，破門而入，把我，秋蘭和母親從床上吼起來，命令我們立正站在屋中央，還必須把兩手的中指貼緊褲縫。他們翻箱倒櫃，把我舅舅遺留下的老式架子床拆開，鋸斷，看是不是藏有金條。最後他們在廚房裡找到了錢。他們因找不到金條，找不到「變天帳」，其中一個傢伙發脾氣地一腳踹翻了放在碗櫃下的一隻綠罈子，還極不解恨地一鎯頭砸在壇肚上，罈子破了，一疊疊拾圓的鈔票顯了出來。「這你怎麼解釋？」那位小將大步走攏來，目光如炬地問我。我說這是畫偉大領袖毛主席像所獲的報酬。他們要把我帶走，我說：「明天我要去市公安局畫毛主席像，你們把我抓走，市公安局的找來，會說你們不是真愛毛主席，市公安局的禮堂裡急需要幅毛主席像。」他們遲疑了，他們罵了我幾句，要我老老實實好好生生地畫毛主席像，然後他們走了，那筆錢當然也帶走了，說是沒收做活動經費。 我記得是4500塊錢。 我學乖了。我賺了錢就用。我把十塊錢當一塊錢用。那時候十塊錢能使人活上一個月，我卻在一天中花掉幾十。那幾年我的苦惱是怎樣把錢用完。我把過作家老李500元錢，還寄給他過500元錢；把過街坊一個拖兒帶女的大嫂300元錢，把過另一街坊200元錢。我把過很多人錢，有不少是我瞧著可憐的陌生人。我像大亨二樣樂於施捨。那時候畫毛主席像錢給少了就意味著對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現在的年輕人當然不會明白。我畫了許許多多幅大型毛主席像，沒一幅低於過100元的，最高的達500元一幅。當時人均生活費12元一月就夠了，一個學徒的月薪18元，省委書記張平化也只200元一月。我是三個省委書記的收入。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局外人。那些年凡是我所認識的好人都挨過鬥，挨過整，挨過牛皮帶抽打。我在那些年除了被紅衛兵小將抄過幾回家外，一切都很自在。畫主席像是我的專長。那個年代街道上常常組織「二十一種人」辦學習班，一邊把「黑五類」揪到台上批鬥，我既屬於二十一種人又屬於黑五類（我是地主出身兼反革命），按說我應該在文化大革命中九死一生，那種時刻要自我反省自我交代和檢舉揭發的學習班可以把人折騰得人不人鬼不鬼死去活來的，我卻輕易地躲過了。每次居委會主任來通知我學習，我總是藉著畫毛主席像的由頭一走了之，誰也不敢阻擋我去做最神聖的事－－畫毛主席像。 我要感謝我學的這門專業。 1955年我如果信了我舅舅的話去讀北京師大（那年我同時考上了北京師大和浙美兩所大學），文化大革命中我肯定會被歷史的車輪碰得傷筋折骨或者餓死了。舅舅對我學美術大為光火，有幾回把我畫畫的書和工具扔到陰溝裡去了。舅舅是匹性情暴烈的馬，他死得早是因為他想死。舅舅得的是肺病，這在當時已能治好了，但他不願配合醫生吃藥，他把藥都從窗戶裡扔了出去，他說這樣了結一生很好。三十年前，他曾很理直氣壯地衝他愛慕的一位門第很高的千金說：「我不會自殺，你放一百個心，最多我只是病死。」 他死的時候剛滿50歲，那年我上大學二年級。 舅舅沒有結婚，他把我當親兒子看，對我要求極嚴。他對我要去浙美讀書又氣憤又傷心，強迫我把美術學院的錄取書交出來。 他拿出一副殺人相威逼我把錄取書燒掉。他說上北京師大數學系，憑我出生的時候臉上有紫霞之氣（鼻子是黑的）的兆頭，也許能做個教育部長。「學畫畫有什麼出息？」我說齊白石很受周總理尊敬。舅舅橫我一眼，「那只有一個。」我說徐悲鴻也受周總理尊敬。 「閉嘴！」他咆哮道，「什麼東西不好學？嗯？我問你？」他從我左邊走到我右邊，又從我右邊走到我左邊，「學美術造化再大也就是畫畫，」他小看已極，「那有什麼光宗耀祖的？！」我對舅舅一味地要我光宗耀祖心裡很不舒服，「你又不是我父親，你沒權管我。」我頓感眼裡金星一冒，半邊臉火辣辣地，他一個巴掌拍在我臉上。 「你這黃眼畜生！」他眼睛充血地說，「你要是我崽，我就一菜刀剁死你！」母親怕我和舅舅打起來，求和道：「算了，隨他去。」舅舅指著我母親，「你懂個屁！」母親抽泣起來，拿枕巾捂著臉說：「由他去由他去……」舅舅就一副強盜相瞪著我，形同一隻狂怒的貓，「沒有志氣的東西，你們何家就斷送在你身上！看你怎麼有臉上黃泉路上去見你的祖宗？！」 我死後確實無臉去見爺爺父親他們，我曾祖父在清朝年間做過湖南的學政（這在省志上是留有大名的），我爺爺在地方上也算個大鄉紳，我父親做過國民黨的縣長，我家上輩人都或多或少有點頭臉，所以我很希望陰間地府還有另一扇門，讓我不至於同爺爺，父親，舅舅碰面。 話說回來，倘若舅舅在九泉下獲悉中國大陸上發生了場空前絕後的文化大革命，我想他對我學美術就不會懷恨了，因為就算我遵循了舅舅的旨意上北京師大數學系讀書，即便我在1961年沒有打成反革命分子去勞改，單憑我這地主出身和特務兩頂大帽子，（文化革命中，我所知道的不少在海外有關係的人，尤其是解放前夕跑出去的國民黨家屬，幾乎全被戴上了隱藏的階級敵人和特務的帽子。）我的日子就會如熱鍋上的螞蟻般難熬，若再添上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再一次要說我要感謝美術這門職業。 毛主席的光輝直接照耀著何光宗。 1968年10月我在長沙市商業局革命委員會畫完「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油畫像，又被請到省商業局畫毛主席胸像，在那裡我遇見了尚青青。尚青青當時已給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沖得烏呼哀哉，罪名是叛徒的老婆，她丈夫歷史上有污點，被造反派打成叛徒且關黑屋子裡反剩我在那兒畫毛主席像時，尚的工作就是打掃食堂內外的衛生，抹桌子，掃地和運垃圾等等。我畫的那幅毛主席像有半壁大，是我這輩子畫的最大的一幅，是打格子放大畫的，我常常得退到賣飯菜的窗口觀看畫面效果，好及時修改。尚總是低著頭掃地或抹桌子，不敢看我，臉上是那種麻麻木木的表情，讓我極其同情。我在那裡畫了將近一個月，同她說話只有一次，那是我快要完成這幅毛主席像的前幾天，那天下著滂沱大雨，食堂內充滿一股油膩膩的豬油氣。中午吃飯的人剛走完，尚下身透濕地走了進來，她的褲腿都打濕了，腳上的一雙解放鞋還咕唧出水，那可是11月初冬的日子，我一連聽見她打了幾個噴嚏。 「尚青青，」我終於克制不住自己感情地走上去，她抬起頭瞧著我神氣像條魚，我臉頓時血紅，聲音都啞了，「你回去換雙套鞋羅，」我說，「你會病了去。」她看著我，沒說話，她又低下頭掃地，隨後她走出食堂消失在雨霧中。後來的幾天她都沒有來打掃衛生，她病了，代替她的是個白髮老頭。後來，我完成了畫像，過了兩天來拿錢時尚青青又在食堂裡抹桌子掃地了。那天上午我去找他們革委會伍主任批條子，伍主任一個飽嗝打給我，「你來得正好，」伍主任嚴肅地說，「夥計，你的畫有點問題。」我想不出會有什麼問題，「除非是反革命分子搞的破壞，」我說。伍主任瞟我一眼，「在我們商業局的黑五類裡還沒有一個不怕人民的鐵拳的。」他說，「問題是出在你自己手上。」「不可能。」我說。伍主任霍地起了身，「來，我們去看。」他先我一步出門，我跟著他，一路上又有幾個人加入了我們的行列，於是一行人走進了食堂。伍主任對我那幅毛主席像指出的毛病，是我這一輩子也忘不掉的，因為他忠於得過了分。「你看，毛主席像，應該眉心，鼻子，下巴，領扣和第二粒扣子成一條直線。」他站在毛主席像前指手劃腳地說，「你沒畫直，這是路線問題，夥計。」他是指風紀扣，領扣和第二粒扣子這條線沒有對準鼻尖和眉心。我拿出毛主席像給他看，「又不是我沒對準，是像上沒對準，這我不能隨便改。」我說，這時我驀然又瞅見了尚青青，她望著我們。伍主任的臉掛不住了，「哦哦是這樣的。」 他感到自己丟了醜。後來他想在錢上面卡我一下，也讓我不痛快。 「好多錢？」回到他的辦公室後他問我。我說：「四百元。」「四百？」 他的眼鏡都從馬臉上掉了下來。他拾起眼鏡又說：「沒有那高吧？」 我瞥了眼牆上的毛主席像，「我是畫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在很多地方畫偉大領袖毛主席像，」我加重語氣說，「還從沒碰見過革命造反派在繪製領袖像的報酬上同我討價還價過！不信你可以去問。」 伍主任盯了我良久，忽然從抽屜裡拿出信紙和筆，伏在桌上寫道：「偉大領袖毛主席巨幅畫像繪製費四百元整。」 回到家裡，我把四百元錢塞進一隻爛紗襪子裡，又把襪子塞進舊套鞋裡，把套鞋扔在床鋪下。「我想那些紅衛兵小將總不會懷疑這只爛套鞋裡有名堂吧。」我對秋蘭說。次日秋蘭又把400元錢從套鞋裡拿出來，塞進一隻廢棄了的藕煤爐的夾層裡，用煤灰埋住，再把幾隻爛鞋子爛碗放在爐子上。這筆錢直到1975年才起出來用。當時已不興畫毛主席像了，當時我在工藝美術社畫蛋殼畫古色古香的花瓶和茶壺，工資是80元一月。這筆錢救了家雲一條生命。那年春天家雲患了急性肺炎，發高燒打擺子，全身摸起來燙手。我和秋蘭急急把女兒抱到三醫院，醫生說：「要先交200元住院費。」我感到一種茫然，我的工資是80元，秋蘭是36元一月，活得還是比較寬鬆（那個時候生活水平仍很低），但也沒有餘錢。 醫生看我愣著，強調說：「細妹子得急性肺炎是很容易死人的，你得趕快跟她辦住院手續治療。」秋蘭驀地把家雲放到我手上，轉身就飛跑了出去。半個多小時後她滿頭黑汗水流地跑來了，出著粗氣，手裡緊攥著一隻鼓鼓的襪子，衣袖上還有煤灰。我猛然記起這筆錢的來由了，頓時心裡很舒服。 「錢來了，醫生。」秋蘭氣喘吁吁地說：121988年4月一個陰雨綿綿的上午，秋蘭拋下我和家雲去了另一個世界，死的時候身體輕得如一床棉絮，我懷疑只有8斤。我打電報把家雲喚了回來，她一見我眼睛就紅紅的且浮腫。「爸爸，」她叫了聲，淚水就珍珠般往下掉。我安慰她：「你是未來的醫生，要學會把生生死死看淡些。」我瞅了眼油綠色的鐵棺材，秋蘭就平躺在裡面，已躺了兩天，只等家雲見最後一面便火化。「你看看你媽媽，」我說，棺材的兩旁擱著四團冰，地上已溶了一攤水。家雲走過去，我的兩個朋友就把棺材蓋揭開了。家雲哇地大哭起來。 「媽媽，」她哭道，「媽媽媽媽……」秋蘭就同一根枯柴躺在裡面，臉變黑且干了，像一朵老香菇。我兩個表妹使勁把家雲拉了開去，家雲還掙扎著要撲到棺材上去。我感到家雲哭得太認真了，眼淚多了並非好事。 那天晚上開了個追悼會。秋蘭單位來了很多人，秋蘭生前倒沒有人來，就是她住院的那段時間來看她的人也少，然而那天晚上卻來了很多人。秋蘭單位的工會主席致悼詞充分體現了「誇張」二字。按他悼詞的內容判斷，秋蘭起碼也是「勞動模範」，可惜秋蘭生前什麼都不是，連「工會積極分子」也尚未評過（秋蘭不擅於搞好群眾關係）。追悼會完畢，兩班樂隊鬧得不可開交，一班國樂一班管樂，一個勁較勁。國樂鑼鼓時不時喧聲震耳，嗩吶二胡京胡悲悲切切，唱輓歌的中年漢唱得如訴如泣，然而沒有人聽。銅管樂圓號小號拉號黑管薩克管大鼓小鼓聲音威猛不已，可是吹的樂曲與喪事風馬牛毫不相干，《運動員進行曲》《八月桂花遍地開》《血染的風采》《南泥灣》等等，還有一個尖嗓門女人唱，如果沒有花圈和祭帳，你還以為這裡是舉辦舞會。我開始總有味道不對感，好像你呷咖啡，卻是牛奶味。後又覺得這反倒好些，何必造出那種並沒人想同你一起悲傷的悲慼氛圍呢？就讓《八月桂花遍地開》吧。 秋蘭死後的第三個星期的一天上午，上完第三節課，剛走到辦公樓的門口，有人喊住我說：「何老師，你有電話。」我走進辦公室接電話，一拿起聽筒，原來是尚青青打來的。自從秋蘭住院起，我同她幾乎沒聯繫了，並不是我忘記了她，而是一想起她心裡就出現了障礙物。這種障礙物就是我總感到她是我頭上的災星。 1961年我同她做夫妻時，許多好事都同我失之交臂，牢房的大門倒對我很敞開。現在同她一重修舊夢，厄運就又找來了。「你現在忘記我了吧？」聽筒那邊送來一種自嘲味的聲音。我說：「天天都想。」「你吹牛皮唄？」「不是。」對方沉默了幾秒鐘，「我給你打過七個電話你曉得嗎？」「不曉得。」「好羅，就讓你裝一次蒜。」對方寬容道，看來你還沒醒，你來我家吃晚飯，我給你洗洗身上的晦氣。」她掛了電話。 傍晚，天上下著毛毛細雨，空氣裡有尿臊味，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好像一群雞鴨跑動。出門前母親問我哪裡去，我說：「我去同尚青青結束這種關係。」此刻我一邁進尚青青的家，心裡那根柱子就動搖了。我走到窗前，擰起淡紫色的百葉窗，點支煙，給自己那困頓的大腦提神。窗外雨淅淅瀝瀝下大了，天灰濛濛的，遠處的房屋隱隱綽綽一片使我徒增一種人生荒涼感。我想起了那首童謠：月亮巴巴，肚裡坐個媽媽媽媽出來買菜，肚裡坐個奶奶……尚從廚房走過來，身上飄著一股肉和藥的香味（她用天麻燉鴨子），坐到沙發上，她瞧我半天都不吭聲，便問我：「你現在討厭我了吧？」我說沒有。她繼續沿她的思路說：「真的你莫勉強自己。」她骨子裡殘存的一片高傲抬頭了，宛若一抹殘陽遠遠照過來。 我猛然憶起在大學裡的時候她有一根又粗又長的辮子直落到她纖細的腰幹上。那是我第一天走進教室時她第一次落在我眼底的身影。此刻，這遺失多年的一頁猛然放出一種清麗迷人的衝擊波，足可以把我心中的障礙物形成的大樹推倒。「你不要趕我走，」我說。 她垂下的頭又抬起來瞥著我，那雙眼睛像一塘被糟踏了的渾水。 「我只是這一向腦殼沒轉過來，秋蘭的死讓我想了很多。」「我也想了很多，」她別開臉說，「我這一生活得很不抵！」「你很抵的。」我盯著她紅潤的下巴，「你有我愛你。有了愛，還要什麼呢？在湘江賓館同你一見面，我就感到埋下了幾十年的愛又復活了，感到如清泉一樣向你流去，生活的引力又把我拉向了你……」尚走攏來坐到了我腿上，把頭貼到我臉上，任我那任性的手撫摸她的腰和背……我感覺到她的淚水流到了我臉上，「你哭什麼？」我問她道。她反倒真哭了，身子蜷縮成一團，像只熊貓。我扳開她的臉，就用手掌揩她臉上那清亮的淚水，「我們很好的埃」「我不是哭現在，我是覺得我從來沒安排好過我自己。」「不要想這些，」我說。我想起早幾天我在《讀者文摘》上讀過一篇外國人寫的文章，對人類的成長階段和年齡進了重新劃分，並從某些動物的壽命延長到人類的壽命延長列舉了大量實例。這篇文章使我興奮。「按外國科學家對人類年齡重新劃分來看，我同你還是青年人。」我做出滿有把握的模樣說，「40歲以下屬青少年，40至70是青年，70至100歲才算中年，100歲以上才是老年。人可以活140至160歲。我們還是邁入青年的第一個十年。日子還長，要有信心。」尚說：「人哪裡活得那麼久！」「所以要有意識地活。」我安慰她道，「古時候說人到七十古來稀，現在七十歲以上的婆婆老頭到處都是，已不是稀了。這證明人類的壽命確實延長了。我們就要這樣去想，我們就會活得年輕不想事。」 廚房裡燉的鴨子送出了糊味，尚趕緊奔進廚房擰滅了煤氣爐。 我走過去揭開鍋蓋，結果一股更濃的糊味充塞在房裡。我推開了兩邊的窗子，「現在是吃空氣了，」我說。尚笑著走過來，「吃我吧。」 她那從未哺乳過後代的乳房還很豐腴地挺著……那天晚上我很晚了才回家，母親仍沒睡，在清著什麼。「我還是打算同尚青青復婚。」我說，疲倦地坐到了沙發上。母親望了我一眼，「你不是說她盡給你帶來厄運？」「我看那沒有科學依據，再說，人走背運的年齡也過去了。」母親歎口氣，「我隨便你，」母親說，「反正過幾天我就到鄉里去了，我也管不了。」母親血管裡還流有舊恨，當年尚青青把她老人家看成一堆狗屎，這堆狗屎在她腦海裡形成了一片無法淹沒的島嶼。即使如此，母親也沒阻止我，她的寬容和好脾氣已慢慢注入我胸膛了。「對什麼事情都不要盯死去看，」母親曾教育我說，「你應該活得有男子氣。」在很多年裡，母親這番話如同除污劑一樣寬慰著我，把沾在我心上的積怨一點點清洗掉了。母親這番話是在我得知尚青青去做了人工流產後的第二天說的。在那一年，我的老同學肖克勤從遙遠的地方伸過來一雙強有力的手，把我們的婚姻生活攪得一團糟，直至破裂。 肖克勤。 1988年10月1日，我去德園參加同事的婚禮，不料碰見了多年不見的肖克勤。 當時酒席尚未開始，我站在德園門前抽煙，邊同幾個老師聊國際大事，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輕輕拍了下，「何光宗。」我一回頭，一鄉下人模樣的長臉大漢仁立於我一旁，手上捏著兩個饅頭，頭上戴頂舊草帽，腋窩夾著個爛黑皮袋，嘴角掛著憨厚且遲鈍的笑紋。「不認識我了吧？」「肖克勤！」我伸出了慚愧的手。 我們握著，緊緊地！ 「我一直站在馬路對面認了你半天，」肖克勤說，目光在我眼底尋找舊的友情。我立即給了他：「好多年不見你了。」「我也是。」 肖瞥著我。這個被大學同學遺忘的人（因為他沒畢業就未把他列入湘江賓館同學聚會的名單裡），臉上有種深沉的憨厚，讓我同情。 「你小孩有多大了？」我找話說。他一笑：「我沒小孩。」我以為他還未結婚，忍不住問他：「你老兄怎麼回事？」他把笑容放進了口袋裡，「我老婆有心臟病，不能生孩子。」「沒有孩子好，省得自己找麻煩。」「我們帶了個女孩。」他說。 「那也好，」我順著他說，「人老了，有什麼苦惱病疼，想想自己的子女也能化去一點。」他說：「我正是你這樣想。」我覺得他完全不是他了，生活的利爪在他臉上留下了些抹不掉的爪櫻大學時代他是何等活躍，何等引人羨慕和嫉妒啊，生活的鐵拳把他打扁了。我還不至於那麼不經打，繼而感到我比他堅強。「你這些年還畫畫沒有？」我換個話題說。肖臉上一塘死水似的笑容，「一直沒畫了。大學出來後跟村裡一個模具師學做模具。平反後，進了縣鞋帽廠做鞋模。這幾天在長沙聯繫銷路。」我問他住在哪裡。他說他住在同事的叔叔家裡。我說：「你們出來銷售，廠裡還不報銷住宿費？」「廠裡每天補貼12元，我想盡量省下來，為家裡增加點收入，我妻子是農村戶口，身體又不好。」「其實你應該幸福，」我同情地瞅著他。他絲毫不在乎我的同情，「並不是你想像的，相反，我覺得很輕快。」「那就好。」我說。我等著他問尚青青，但他始終沒提尚青青一個字，我懷疑他把尚青青從他記憶的倉庫裡清理出去了。「你們廠做什麼鞋？」我找話說。肖眼睛一亮，「什麼鞋都做，皮鞋，旅遊鞋，球鞋都做。你要是能聯繫到業務我可以給你百分之二的回扣……你鞋帽店有熟人嗎？」「沒有熟人，」我抱歉地說。 肖的目光又暗了下去，像一支蠟燭滅了。 這當兒新郎走過來請我入席，我和肖的談話便結束了。我告訴了他地址和乘車線路，我要他到我那兒去住，但他沒有來。 我估計肖克勤這一生是確實不走運，只要有機會他是不會放過的，他是那種精明且會表現自己價值的人。而我這一生卻接連丟掉了兩個機會像人家扔可樂瓶子。 1959年我大學畢業，那個把肖克勤打成右派的系主任想要我留校。我得知尚青青分回湖南後，很乾脆地說我想回湖南。我若留校，憑我的小聰明混個系主任和教授當是不會有困難的。緊跟著我又丟了第二個機會。我分配到省文化廳文藝處工作，可是沒有尚那動人的身影我坐不住，繼而痛恨八小時坐班。我打調動報告前後打了三份，一年後終於調到了離尚很近的一所中專教書。我要是不調學校就不會打成現行反革命。我若在文化廳，現在再糟也混了個處級。我或許是個好領導，我能設法理解人，我會盡量替別人排憂解難。我是1960年夏調學校的，一年後，我像肖克勤一樣因為一句話成了反革命分子。報應。 那年5月，物理老師吳從湘西奔喪回來，瘦了一圈肉。他一進辦公室就唉聲歎氣，當時辦公室裡除我以外還坐著三個人。老吳說他母親是得水腫病死的。他說農村裡到處餓死人。他說了件令人嘔吐的事。汽車開進鳳凰縣車站一停車，一胖女人下車便蹲在樹下嘔吐。一個衣著破爛肌黃寡瘦的孕婦等胖女人走開，便走上去抓著嘔吐物吃，緊張地吃著，生怕別人搶似的。我很噁心，於是衝口說了些在當時過頭的話，「舊社會還沒有這種噁心事。」我說，「舊社會一個叫化子每天討一碗飯吃是隨便的事。那時候一逢年過節，我家門前就叫化子排長隊，我奶奶叫一個傭人給叫化子一人舀一碗飯。現在人人都喊肚子餓，其是實在有點瞎胡鬧。」 我同肖克勤一樣的命運，只是更慘。在全校師生大會上，黨支部書記（文化大革命的時候被紅衛兵小將整死了）很起勁地分析著我上述的這段話，把它列為三條。「第一，何光宗大肆宣揚舊社會好，其用心是妄想變天。第二，何光宗無視事實，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人人餓肚子。試問，我們肚子餓嗎？我們人人都吃得飽穿得暖，哪裡餓了？第三，何光宗侮蔑共產黨的社會主義是瞎胡鬧，夢想國民黨蔣介石打回來，讓人民受第二遍苦，而他好回到那種剝削階級的生活裡去！地主階級的傳聲筒——何光宗，給我站起來！」他凶凶地吼道，猛擊了下桌子，砰，彷彿是一個雷劈在我臉上。 我嚇得腿發軟，尿也出來了。 在德園門口與肖克勤相遇後，下午我在家裡畫《月魂》那幅油畫時尚青青來了。我告訴了她。「假如肖克勤今天是出現在你面前，」我審視著她說，「你會不會感情轉移？」她一笑，「我記都不記得他是什麼模樣了。」「那就好，」我說，不覺一種妒意飄然而至。 這種偉大之心理在我身上遺失許多許多年了，現在它卻像雨露滋潤禾苗樣滋潤著我，並且在抽穗。「我喊他來我這裡住，如果肖克勤真的來了，你不要再有非分之想。」「不得，」她臉上紅噴噴地透出一股興奮，「我真沒想到你現在還有年輕人那種心態，」「我們還只是年輕人的第一個十年，你要明白。」我說。我又拿起畫筆畫畫。 有一段時間月亮巴巴總在我腦海裡晃悠，牽著童年的夢，我決定把它畫下來。正好有天我和尚青青上酒家跳舞，碰見一位老同學。他在省美協工作，他勸我認真畫幅油畫，看能不能選上今年的全國美展，「我會助你一臂之力，」他說道。於是我年輕時候想當畫家的願望又抬頭了。回到家裡，我便出錢找校木匠做了個150X120厘米的畫框，繃上畫布，畫起《月魂》來。我總覺得這個世界是女人的，其實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討好女人，男人對女人的愛是偉大而又奴性十足的。任何一個偉大的男人他終究要被女人征服，而不是他去征服了女人，即便他征服了女人反過來他又被女人征服了。男人可以為女人拚命，經常有這樣的血案發生在世界各國，而女人很少去為男人動刀動槍，因為她們是征服者。她們裝出懦弱的樣子（骨子裡卻比男人堅強和耐勞十倍），享受著自以為自己勇敢和堅強的男人的愛。她們才是真正的老虎。 我畫《月魂》的時候，滿腦殼就盡想著這些。「事實上佔有這個世界的是你們女人。」我對尚青青說，「男人什麼也沒有。」她坐在我一旁瞧著我把月亮的色塊畫成了粉紅，「月亮應該是白的，」她說。 尚青青已經很多年沒畫畫了，她的感覺也遲鈍了。「月亮是女人的肉色。」我說。 那天晚上彭來了，騎著一輛鈴木125，穿得很講究。他有大半年沒來過了，他還不知道秋蘭的死。「秋姐呢？」彭東張西望道，把他手中的頭盔放到了茶几上。我說秋蘭已經死了，彭驚詫得兔子樣蹦了起來，「秋姐死了，好久死的？」「4月份，」我說。彭瞪圓的眼睛像兩顆板栗，「真沒想到，」彭說，「秋姐是個很好的人咧，性格真的好，一下就死了……」這時尚從內房裡走出來，頭髮綰在頂上，穿件無領口的紫色羊毛衫，露出了圓潤豐腴的頸脖。「這就是我同你常說起的彭，」我對尚介紹說，又望著彭，「這是我舊情人，姓尚。」彭的眼珠子又瞪圓了，「你好，」彭說，起了下身。尚一笑，「你還沒泡茶，」尚對我說，就走過去泡茶。尚把茶遞到彭手上時笑著說：「呷茶，久聞你的大名了，何老師經常對我說起你，真的哩，說你常常給他點業務。」「哪裡哪裡，」彭客氣道，「是我經常麻煩何教授……只是這一次我確實不知道何教授家庭有了變化……」彭對尚的印象很好。「你妻子是生活型的女人，蠻好咧。」 出門後彭誇獎道。我說：「你看得起羅。」彭又問我什麼時候結的婚，我告訴他還沒正式結婚，要等秋蘭一年祭日以後才結婚，「反正就這麼回事，」我最後說。彭說他這次回國可能會呆一到兩個月，要辦些事情，還要幫兩個朋友辦出國手續。彭要我畫點畫放在家裡，他走前來拿，「最好是多畫些。」他說。我說：「看吧。」自從秋蘭病以後我一直未畫過一張國畫了，這樣一懶下來，又覺得賺那點錢沒意思，我又不缺錢用。再說我自己想認真畫幾年國畫，挑200幅好作品自己辦畫展，玩點名氣，說不定還真能玩出點名堂來。我沒有把這些想法告訴彭，我只是說：「看吧，等我把這一陣子忙過來再說。」又補充道：「你的這位新嫂要重新佈置房子，還要搞新傢具，女同志就是這樣，你只能就她的勢。」 尚青青一心要把秋蘭塗在我身上的陰影抹去，她很天真，以為把家庭重新佈置了，把傢具換了，秋蘭就會從我記憶裡一併換出去。這是無法人為的！?元錢賣給了一鄉里人。簡直是送！她花5000多元訂做了三間房子的組閤家具，客廳還請人吊了二級頂，晾台也用鋁合金和茶色玻璃做了封閉式晾台。她把臥房佈置成粉紅色，牆上貼了花紋圖案的粉紅牆紙，地上鋪著粉紅地毯。「這是情感色彩，」我看著說，「這很刺激性慾埃」「國外的臥室都是這種顏色。」她強調說，「粉紅是一種舒服的美。」但是在家雲的睡房佈置上，我堅持白色。「莫讓這種色彩影響她學習，」我說，「女孩子興奮起來還看得書進？白色是純潔無暇的象徵。」因此三間房子三個色調（客廳是紫色的，連百葉窗也是紫色的），雖然乍看不倫不類，卻別有一番情趣。家裡原先的東西除了一個兩尺高的花瓶（那是我在工藝美術社時自己畫自己跑到銅宮去燒的一隻古色古香的花瓶），什麼也沒留下，所有的家電她都折價退給了朋友或同事（換了新的），就連窗簾布、台燈、鐘、茶具、酒具她都換了。 她開始還打算把那只古色古香的花瓶也送人。「你莫動它，」我火道，「這只花瓶等於我從前留下的夢，這同秋蘭沒有半點關係。 你想把秋蘭從這個世界清洗掉，你莫把我也扔掉羅！我還要活命呆。」尚青青就讓這只花瓶留下了。於是這美好的花瓶就成了秋蘭的象徵，高傲地挺立在赭色的矮櫃上，不論是午睡或早上起來，我總要盯著它看片刻，回想一點我過去的生活。「你是美的，」我對花瓶說，「我的過去全裝在你瓶肚裡了。」 1989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我和尚青青又結婚了。我們沒辦酒席，只是買了些糖和水果，來的人也不很多，不過是些同事。他們對我的新房大加讚賞，認為佈置得舒雅客氣，繼而又稱讚尚能幹並且會生活。他們對什麼都是滿意，只對門框上的對聯不滿意。 「怎麼貼幅這樣的對聯，何老師？」「那要趕快撕了，丑，真的丑。」 「這對聯真的要不得，太好笑了。」他們大聲議論著，很高興的樣子。這幅對聯的上句是：「破鏡重圓」，右聯是：「老夫老妻新風景」，左聯是：「新郎新娘舊傢伙。」這幅惡作劇似的對聯是我樓上一語文老師的手筆。結婚前幾天，我請校工會的同事出公告時，樓上那位語文老師正好在常「我幫你寫幅對聯？」他毛遂自薦說，「你先拿一包洋煙墊底，我包你滿意。」我把口袋裡一包「希爾頓」（已抽了幾根）遞給了他，「呷煙小意思，」我說，「只要你對聯寫得好，再呷兩包煙也無所謂。」語文老師屁眼裡都是勁，「明天晚上給你，保準對得住你兩包煙。」 第二天晚上，語文老師把他寫在紅紙上的墨跡未乾的對聯拿下來給我看，當時正有幾個同事在我家打量新房，他們瞧著這幅對聯牙齒都笑跌了。「敢貼不？」語文老師大為得意地直視著我說。 他存心是要出我的洋相，這個水平就跟鍋底一樣深的狗雜種。如果沒那幾個同事在場，我會說「要不得」，還可能罵他有點「寶氣」，但既然他們都看見了我就不在乎了。「貼，還好玩些。」我裝做大器地說。語文老師就把他的手跡很得意地貼在了我門框上。 「拿煙來羅，」這個狗雜種還沒忘記兩包煙的許諾。尚青青要撕了它，她覺得這幅狗屁不通的對聯太露骨了，等他們一走，她就衝我說：「你去把它撕了。」我說這幅對聯倒是很真實地揭示了實情，「新郎新娘舊傢伙」這又沒說錯，既然貼上去了，撕下來反倒讓他們笑話。「又不會死人，」我勸慰尚說。 這幅對聯在門上貼了兩個多月，直到家雲暑假從上海回來才從門上撕下來並揉成一團扔進了垃圾桶裡。家雲惡狠狠地干的。 家雲不理她這個後媽，臉繃得像塊黑布，吃飯的時候她的嘴巴翹到天上去了，像只鴨子，無論我怎樣打趣她都不搭訕。吃完飯她就把門一關，縮在她的睡房裡看書。她的桌上擺著秋蘭的照片，特意從影集上取出來，嵌在一個鑲金花邊的小鏡框裡。那張相片是我拍的，是1982年二姐從馬來西亞回來時，全家人上桔子洲頭遊玩，秋蘭站在一株柳樹下看船時我搶拍的。照片上的秋蘭形態豐腴瀟灑（那時候她胸脯上還有乳房），臉上溢著燦爛的笑容。 家雲時常盯著它發呆。我理解家雲，她認為父親背叛了母親，在感情上還遺棄了她。她現在連我都恨了。「你這沒用的東西！」那天中午我吼道。那天中午是我做的飯，炒了個子雞，一碗蕹菜，一碗辣椒炒肉，尚回來時懷裡抱了個十斤重的大西瓜，一身的汗，她放下西瓜洗了手臉就過來吃飯。「怎麼不打個湯？」尚問我。家雲撲地把筷子放下，轉身進了自己的房間，把門一關。尚很難堪地瞥我一眼，我說：「我們吃我們的。」吃過飯，尚沒有休息就走了，她心裡慪了氣，我一腳把家雲的房門踹開了，鎖口被我那一腳的威力踹到了牆角。「你有什麼資格摔碗摔筷子！」我吼道，「你這狗日的，吃現成的你還不滿意？！」「我沒摔碗，」她不看我，望著小鏡框裡秋蘭的相片。」「你只差摔碗了！」我說，「姨（我要她叫尚『姨』）哪點不好？我跟你姨過日子又沒犯法！你80年代的女青年，明年就喊90年代了，還是大學生，一個思想就跟老古董的一樣。 真豈有此理。」家雲回嘴說：「我就是不喜歡她！你對我發什麼脾氣？你看不得我我走就是！」「那你滾！」 家雲真的「滾」了。當天下午她拎著個旅行包走了，氣沖沖地。尚回來時見我坐在沙發上抽煙，房裡有很撐鼻的煙氣，就明白發生了什麼。「我跟你說了讓她去，你去說她做什麼？」尚打量了下家雲的房間後對我說。我沒有搭話，尚又問我：「她到哪裡去了？」「鬼曉得。」我歎口氣，「我朋友說崽沒有養場，我看女也沒養常」「家雲只是恨我，」尚望准我的眼睛說，像一隻狗盯著另一隻狗。「其實過一段時間她就適應了。她對她母親的情感轉移總要有個過程。」我望著尚，覺得她真是我的安慰和依賴，覺得她很美。 這十幾天由於家雲在家，我同尚都很本分，晚上睡覺都是伸開四肢平躺著，連肉也不挨到一起。我把她抱到了身上，「你讓我先休息一下，」她把我的手推開道，「我熱得很。」 於是我去破西瓜。 一星期後，母親給我來了封信，告訴我家雲在她那裡要我放心，她還責備我不該凶女兒。信寫得很短，幾句話。尚青青看完信說：「我去把家雲接回來。」「你接得她動的？」我說，「她跟秋蘭一樣是個死腦筋。」「我會做得比她媽媽還好。」尚想想說。尚堅持要去，她想把我母親和家雲都接回來。我們結婚的事寫信告訴了母親，但母親沒有來，也沒回信。她想把我母親心田上的疙瘩剷平，讓我母親重新喜歡她。她要我畫了張線路圖。「你是去汆死，」我說。 這句話應證了，事先卻沒有半點預兆，沒有一樣東西讓我聯想刻不吉。那天中午尚青青衝著穿衣鏡打扮了下，把天熱而好一向沒戴了的金耳環戴上，往臉上摸了點「愛求」，往嘴上抹了點唇膏，隨後換上了一套橄欖綠的夏裝，像平時那樣朝腋窩和頭髮上打了點香水就出門了。那天下午我睡了個好覺，夢見了兩個小時老虎，四點鐘才醒來，吃了半邊西瓜，然後坐在沙發上看一本齊白石畫冊。晚上看電視的時候我心裡絲毫也沒有不安感，還邊想著白石老人的一些畫。當「長沙新聞」欄目裡播放出「本台剛收到一條消息，今天下午四點，在長瀏公路盤石口路段發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時，我的心一下躥了出來，渾身起了疙瘩。「……從瀏陽開出的一輛載滿水泥的東風140貨車，與從長沙汽車東站開往瀏陽的客車相撞，客車被撞下山坡，翻倒在距公路面40米的深溝裡，造成17人死亡，28人受傷，目前還有5名受傷的乘客未脫離生命危險……死者中有6具屍體身份不明，現已運至就近的瀏陽縣火化場存放……」我哭了，因為在攝影機在死者身上挨個掃射中我見到了尚青青的屍體，只一瞬間，可是那身橄欖綠的夏裝和那蒼白的臉……我日他媽的。我哭道，這個鱉世界，什麼好事都落到我頭上了。 我悲痛地往瀏陽縣趕去。 ------------------ 書 路 掃瞄校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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