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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2歲 男 T市某電車公司工人 我是頭一批起來造反的——「電車紅旗」手下重兵三千——聞名全國的六０九大武鬥——江青一鬧，大聯籌趴蛋了——憑白無故被判無期徒刑——咱是用自己兩條腿走出監獄的——你把毛主席叫來，他也說不清。 我給你寫信，是拿塊磚砍你一下，看你敢不敢寫我。 十年來寫「文革」的作品不少，不知為嘛，總透著「假」氣，不叫人信服。造反派一出現，就一幫打手，五大三粗，慘無人道，勾上臉譜啦，使我們這些屈死鬼啼笑皆非，嗤之以鼻，我們好像驗收過的豬肉，屁股上蓋個戳，撂在案板上，誰想吃哪塊就切一塊。 我為嘛造反？當然事出有因。 我一九三五年生，往上倒八輩，出身沒問題。十四歲時家裡窮得揭不開鍋，學沒上完進縫紉社當小工子。「三五反」時，站在黨這邊，限資本家殘酷鬥爭過。資本家蔫壞，等「三五反」一完，他說買賣虧本要倒閉，把我轟出來，人家買賣還接著干，我可失業了，就進電車公司賣票，一個月一百二十九斤小米，蠻不錯。那時進電車公司並不難，開車的能舉起個墩子就成，賣票的會算個加減法就要；廠裡的老工人沒文化，我們進去是一幫年輕秀才，馬上起來了。組織上重點培養，我能寫，當上《工人日報》的特約通訊員。一看報社發的稿紙上邊印著的兩句話「反映群眾呼聲，做好工人喉舌」，就叫我冒熱氣兒。當時工人很苦，領導的人頭雜，淨干缺德事兒，我就揭，替工人們說話。自以為對黨一片忠心，誰知這叫「哪壺不開提哪壺」，成了電車公司一根刺，人家早想拿掉咱，我的自我感覺還挺不錯。 五七年整風運動一來，大字報鋪天蓋地。大宇報上淨是誰誰偷東西搞女人亂七八糟的話，我心想，不是幫助黨整風嗎？淨弄這些閒事兒幹嘛，就寫張大字報說「鳴放是鳴放，別忘了主席說的原則六項」。誰知一下子把禍水引到身上來了。說我向黨放暗箭，說就因為我這張大字報，多少反革命沒暴露出來，天天開會鬥我。工人裡不扣右派，給我來個勞動教養緩刑二年，留廠察看。這就叫人家拿下來了。我當時想不通，後來「文革」進監獄，裡邊關個財貿部的幹部對我說：「整風是大面上的。內部叫引蛇出洞，你這張大字報，不是把蛇洞都牆上了？不整你整誰。」我才明白，明白也晚了。 打那時候起，咱學乖了。心想，打住，認頭幹活，別給爹媽惹事兒。 「文革」一來，更凶。紅衛兵擁天覆地，我親眼瞅見五大道上，把人活活打死。工人中間搞起政治大討論，我有了前邊的經驗，心想這麼大運動，勢頭又這麼凶，弄不好撞在車頭上。咱嘴一貼封條，不說。可是討論會上必須發言，文化大革命觸及每個人靈魂，不說話就是拒絕觸及。我最後一個發言，說嘛呢？咱就背《十六條》，什麼「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嘛的，咱沒自己的話，照本背誦，全是你的話還不成? 好嘛，也不行。第二天，滿院子大宇報，說我又向黨進攻了，把我關進牛棚。完了，死活一樣價了。外邊紅衛兵沒法管了，世界末日到了，等死了。 這一套全是廠裡官辦「文革」小組搞的。可沒多久，上邊風雲突變，說各單位「文革」小組執行的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線，而是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目的為了保黨內走資派，轉移鬥爭大方向，把矛頭指向群眾，打擊一大片。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說：「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一下子各單位都起來造官辦「文革」和當權派的反。實際上，「文革」就是想把劉少奇弄倒，可各級黨的幹部都是劉少奇線上的，不把這些幹部打倒，劉少奇倒不了，才發動群眾造反。咱那時哪懂上邊這些亂七八糟，一想，對呀，的確是群眾受壓呀！反吧！我一口氣寫了十七張大字報，把我的過程原原本本端出來，問我的罪究竟在哪兒？我是廠裡最早造反的幾個，當時廠「文革」小組還沒垮，叫糾察隊把我抓起來。有個人跑出去，找來大學紅衛兵救我出來，這一衝擊，廠「文革」垮了，我想，干吧！我給擠到死角裡，不能再等著人擺弄。造反有理，咱有理呀！ 這裡，又說到現在那些寫「文革」的文藝作品，一寫造反派就是「文革」打手，不知這些作家那時是不是在娘懷裡吃奶？「文革」開始時，抄家打人的都是各單位「文革」干的。最初起來造反的都是受壓的人。要不哪來的那麼大反勁兒? 「文革」開始時沒有「造反」這個詞兒。造反是指反革命翻天。「造反」是打毛主席那兒興起來的。你還記得毛主席那張照片嗎？胳膊上套個寫著「造反」兩個字的大紅袖章。開頭，鬧紅衛兵時，毛主席在天安門接見百萬紅衛兵，胳膊上戴的是「紅衛兵」紅袖章。等到毛主席換上「造反」袖章，就是反「資反」路線了。工人才起來殺向社會，是不是這過程？咱總得尊重歷史吧！ 毛主席是紅司令嘛，毛主席指向哪裡咱打向哪裡，沒他指揮咱小草民敢造反？我們那時真是一顆紅心，真玩命了，天天夜裡上街貼大字報，沒人發獎金，給夜班費。死也跟定毛主席了！ 可是我們這些受壓的人一起來，整人的那些人一變，也成立造反組織，對立情緒就出來了，形成誓不兩立的兩派。誰都說自己保衛毛主席革命路線，都罵對方打著紅旗反紅旗，往後各種人都摻和進去，就愈打愈亂。你寫「文革」，要是不如實反映這歷史過程，就不真實，誰服? 我是全市最早造反的四大組織之一。起名叫「電車紅旗」。我手下三千人。工人一起來，紅衛兵小孩們就差多了。社會看我們的了。當時，造反組織替「文革」初期受壓的人說話，反「資反」路線，得人心。保皇的不吃香，可誰都怕自己一派被壓垮，就非把對立面壓垮不可，這就愈打愈凶，全面幹起來。一對著幹起來，心也就不那麼純了。說實話，我這時心裡也害怕，事情愈鬧愈大，自己知道後期要算賬的；眼前又一團亂，看不出頭緒，總覺得有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自己往死道上推。我巳是勢如騎虎，退下來更沒好，必須硬著頭皮干，也就必須有實力，有實力就沒人敢摸你。不單是我，社會上的造反組織都是這個心理，各拉各的勢力，各樹各的山頭，很快地就不分行業系統，搞起橫向聯合的大組織。 我有個最要好的朋友，打小吃喝不分，我就對他說：「往後咱各走各的道兒，分道揚鑣，你再跟我走動，早晚吃瓜酪兒。」這樣，死活就我一個人了，於成嘛樣都我自己兜著。但我必須步步為營，腳要踩實，幹事得穩。有個「工礦造反總部」跟我們同觀點，我一模，他們人頭雜，便甩開他們，派人到各大造反組織摸底，搞隊伍整齊的，總共五十二個組織，成立起一個「反覆辟聯絡站」。實力雄厚，在全市數一數二。我坐陣總部，白天黑夜連軸轉。今天這兒打起來，調人增援；明天那兒出事，出面處理。還得派人蹲在北京摸信息，摸「中央首長」最新講話。咱不能蒙著眼瞎干，要不死都不知怎麼死的。 上海「一月風暴」後，各地掀起奪權高潮。中央派個大人物來成立「市奪權籌備領導小組」，打算奪權後就成立革命委員會，建立紅色政權。這位大人物頭次召集各群眾組織開會時就點名叫我們「電車紅旗」和另外兩個大學紅衛兵組織開門整風。這意味著要把我們從紅色政權裡甩出去。甩出去就等著挨整。我說：「你剛來這裡，就削我們山頭，不行!」另一個同觀點的造反組織頭頭說：「你要這麼幹，明天我們就把整個城市糊成個大紙簍！」這大人物一拍桌子說：「誰要是把今天的會洩露出來，後果就由他負！」這會鬧得不歡而散。 我們一想，革委會裡沒我們就全完了，反他！第二天就貼出大字報反他，跟手把同觀點的組織全拉在一起，成立一個「大聯合籌備委員會」（以後簡稱「大聯籌」），硬碰硬對頭干。那個大人物原打算三個月完成奪權，成立革命委員會，我們非叫他成立不起來。奪權籌備小組用軍隊支持他們看中的一派，我們一派是在野派，一幫草民，壓力就相當大。我們想了，壓力最大時，以城市中間的大河為界，拉隊伍過河，一南一北拼了。那時不是傳說，毛主席已經準備好，不行就回並岡山打游擊嗎？兩派大鬥爭就此開始，大武鬥事件連成串了。高潮是聞名全國的「六０九」事件。 六０九是軍工廠，廠裡掌權的造反組織是我們的對立面。事情起因是，我們「大聯籌」內的工學院紅衛兵組織的一支文藝宣傳隊，打六０九廠門口路過時，互相喊口號，對罵，動手，叫他們全抓進去。大聯籌備組織得信紛紛派隊伍去搶人。人沒搶出來，機車車輛廠造反組織的頭頭也被扣了。我是第二天到達現場的，一看，好大的陣勢，六０九廠已經給我們團團圍住。我們臨時作戰指揮部也戮起來，作戰部長、後勤部長、宣傳部長、聯絡部長等等全都安排好官兒了。我說，六０九廠是軍工廠，我們一打就算衝擊軍工廠，這是對立面拴的套兒，不能往套兒裡鑽。我定了幾條：第一，把住四郊通往市區橋頭道口，不准農民造反組織進城，擴大事態。第二，只圍，不打。第三，保持人力優勢。這時六０九已經從外邊往裡調人，數一數他們調多少人。一數，開進去五車人，二百，好，咱調四百人圍它！他們調八百人，好，咱調二千人，再圍它！六０九後牆外是津浦線，他們想從鐵路線往裡增援人，我們就封鎖住鐵路，把局面控制住，逼他們放人！ 晚上，我們大港一支造反隊出了事。黑燈瞎火看不清，誤把自己人當成對方，捅死一個。可大港的人向指揮部報告時說了瞎話，說是對立面捅死我們一個戰士。頓時群情激奮，成千上萬的人喊叫著要為死難的戰友討還血債，武鬥控制不住了，兩邊交上火，牆裡牆外亂扔石頭土塊硫酸瓶子，隊伍不斷趕來支援，推土機也開上來。六０九的氣氛相當凶了。 六０九廠旁邊有個制銑廠，也是他們的據點。當夜指揮部決定，佯攻六０九，實攻制銑廠，先拔掉制銑廠這個據點。可我們的人一去，他們的人全跑光了，我們反過身就攻打六０九。 自打江青說「文攻武衛」，武鬥就合法化，步步升級，變成真正的戰爭了。在六０九側門，對方使兩輛推土機在前邊開道，人在後邊往外衝，推土機擋板前裝著硫酸，我們的人一靠前，車上的人一踩開關，硫酸就噴出來，我們很多人給硫酸僥得肉都爛了，打紅眼了。我們想個策略，他們車一來，我們人往兩邊撤，讓過車，打後邊的人，孤立推土機。他們中計了，推土機一陷入孤立趕緊倒車，可接錯了檔，原地打轉兒回不去。我們的人就撲上去。由於恨透了車上那個踩硫酸的人，往裡槍扎石砍一下那人就完了，事後才知道這人身上二百七十多處傷。我遠處看見車上還有個司機，心知不好，衝上去抱起司機把這人救下來。這時，我的左腳叫破硫酸瓶子扎個口子，負了傷，就手把這人帶走。我要是不帶走他，他也沒命了，非給打爛了不可。 市奪權籌備領導小組派人來趕到現場，沒能解決。陳伯達來電話，命令我們撤人。中央通知兩派各派二十五人緊急去北京。我們大聯籌定好去二十三個，結果到時只去了五個。為嘛？大伙都害怕，不知上邊嘛主意，吉凶莫測。那會兒，不管哪派，都鬧著保中央，又都怕中央，不知他們怎麼變。到了北京，江青、陳伯達、康生、姚文元、戚本禹、謝富治等出來接見。我們拿耳朵仔細一聽，原來要請兩派在北京談判「制止武鬥協議」。我們回來一說，組織裡鬧開了，都爭著去。有的組織說，你們不能代表我們，非要民主選舉不可。當天又重選了二十五人，工人、幹部、教師都有，其中有我。為嘛都爭著去？我們是在野派，都怕大聯合後被甩在外邊，失去安全感，到中央談判就算掛一號。掛七—號就正規了。 談判剛開始，為了一句話就互相咬上了。這話是對方擬的，叫「不搶槍，不開槍」，我非要倒過來，改成「不開槍，不搶槍」。我說：「你們後邊有軍隊戳著，有槍，我們在野派沒槍，怎麼開？這話明擺著是壓我們，好像我們真要搶槍；你們開，我們就搶，除非你們不開。」我的話夠硬，他們沒話回答我。 市奪權籌備領導小組的副組長也挺硬，但他不講理，他說：「就這樣了——不搶槍，不開槍。」 我說：「你這樣，好，弟兄們，起立，走！」當時我們這邊的人「刷」地起身就走，離開北京回來了。這次就算和這位大人物結扣兒了，以後他當上市革委會主任。 說老實話，別看我橫，心挺虛。人家是當官的，咱是地道小百姓，草民一個，在人家眼裡算嘛？一根小草，說踩你就踩你在腳底下。咱不過一時有點實力，硬頂著，也算狗膽包天，可不頂著馬上就垮。當然頂也不過頂眼前一時，這叫倒霉與早晚。我心裡不是不清楚，不敲鼓。 這次談判後，大聯台就成了。毛主席也批示：「很好，照辦。」我們一派不少人進了工代會，還有的進了市革委會。我當了常委。有人罵我往上爬，當官，還拿瓷器打比方，說我民窯的改成官窯的了。當官咱沒癮，就是想保住自己。你要在社會底層，愈下邊愈安全；你要是到了上層，愈上邊愈安全，就這道理。哥幾個總算落個整臉，心想以後就是「議會鬥爭」了。大局面是穩住了，這比料想的強得多了。 嘛叫「文革」的特點？它總叫你以為，當時那樣就是永遠那樣。你要真的這樣認為，錯了！傻小子，「文革」就是不停止的翻來覆去，你上我下，你死我活，你喜我悲。我的悲劇這就開始了。 二月二十一日那天，我忽然接到通知緊急去開會。到哪兒開，嘛會，全不告訴。到幹部俱樂部集中上車，車窗上掛簾，還囑附大伙路上遇到熟人不准打招呼。再看一車車人，全市各級革委會頭頭們幾乎全搬來了，心想這事不小。車子一路開往北京，到北京，沒停，去昌平，隨後折頭又返回北京，進了八一子弟學校。一開會，中央文革的人全來了，總理也出席了，可江青一喊，總理就走了而且再沒回來。江青鬧著：「我有證據，你們那裡有人開黑會。」這就是著名的「二．二一講話」，又叫「二黑事件」。說有人在我們城市開文藝方面的黑會，要奪中央文革——實際是江青對文藝的領導權。這事扯上我們大聯籌下邊的文藝界造反組織，這究竟是嘛會，開沒開，我們根本不知道，就給江青宣佈：「大聯籌是有嚴重錯誤的組織。」陳伯達跟手也把我們否了，扣上「反動組織」罪名。大聯籌趴蛋了。 返回來的路上，一個頭頭對我說：「回去後，咱怎麼跟兄弟們交待，反了吧！」 我說：「傻小子，不行！誰再反，可就是反紅色政權，反中央了！」 回來後，我們把各條塊組織的頭頭都叫來，我說：「你們說我們背叛也好，不夠意思也好，反正咱完了。打今兒起，大聯籌宣佈解散!」我們沒動，一張鬧事的大字報沒張貼，就散伙了，大形勢算穩住勁兒。 對方就奇怪了。大聯籌這麼大力量，怎麼就沒動靜呢?陳伯達也說：「××市為什麼這麼靜?××市是全國解放時解放得最晚的城市之一，各地逃亡地主都跑到××，資產階級實力也相當雄厚，怎麼這麼靜？」要說也是，多少萬人聲勢浩大的大組織怎麼會說完就完，連點聲音也沒有。可我們不傻，只要一動，多少人命白搭進去了。 「支左」就把我們這幫頭頭弄去辦學習班，一幫呱呱叫的參謀們都上來跟我們談話，摸底。一個參謀對我說：「肯定有高人在你們後邊出主意。」 我說：「為什麼一定有高人出主意?」 他提起一件事：大聯合前，他們把我們一個組織圍在工學院內，遊行，喊口號，想挑起武鬥。我得消息後，馬上決定，不能去打。我說，他們喊口號是文鬥，咱一打，武鬥的責任就是咱的。我調人，把奪權籌備領導小組的駐地圍了，也遊行，喊口號。這一來，那邊他們圍工學院的人不打自撤。這參謀說：「老實告你，你們當年所有的活動，我們都有記錄。你說這一招『圍魏救趙』是誰的主意?」 我說：「不才，就是我。」他說：「我不信，你有這能耐。」 我說：「哪是我有能耐，你看毛主席著作呀，各種兵法都寫在上邊呢。」 打這兒我才知道，他們是準備好秋後算賬的，他們還真有根，真厲害。 中央文革一翻臉，大聯籌完了，大小組織樹倒猢猻散，唯獨我們「電車紅旗」還沒散。第一，因為我還是工代會常委，沒倒；第二，我們廠老工人是看我長大的，信我。以前我寫東西為他們鳴不平，他們都記得。這就決定了上邊非要把我拿下來不可。沒多久，我們一派頭頭都挨整，當上市革委委員的那個人，無中生有硬給扣上「輪姦犯」捕了。工代會翻出我十年前被「勞教二年」的老賬，說我不夠資格終於拿下來了，內查外調一通搞。我呢，心裡有底，早就預備著這場清算，咱一不胡說八道，二不打人，三不搞女人，反革命案件和刑事案件都沒有，抓不住我。我就回廠幹活，一邊應付外邊來人沒完沒了的外調。上上下下我認識的人，大大小小我接觸的事太多了，誰出事都來找我查證。咱本來就是草民。在房頭上是草，掉在地上還是草。心想「文革」這段就算結了，可這次我是傻小子了。誰知道這一下不是掉在地上，是他媽徹底掉進萬丈深淵。 突然一天，公安局軍管來人找我，問我六０九武鬥死人的事。我把那天在六０九側面看到的那個推土機的人怎麼死的，照實說了，他們記一記就走了。我只當沒事。轉兩天，來了三個人，說叫我去一趟。我說我去小便再定。他們居然出一個人跟在我後邊，我心裡小鼓一敲，心想不對。隨後就跟著他們出廠，進了法院，到傳達室後邊一間小屋。他們說：「我們三人是法院的預審員和公安局的偵察員，咱們一起學《老三篇》吧！」 我說：「《老三篇》我會背，不用學，有嘛事你們直說。」 他們說：「六０九的事，你還有一檔事沒說。」 我就給他們三個字：「沒有了。」這就僵注了。前後僵了一個禮拜。一天忽然被押到一個地方，進去就關進一間大屋，我一看，監獄！事情大了。可自己把六０九的事在心裡細細翻幾遍，再沒別的事呀。還有嘛更大的事要進監獄，心想只有等他們說了。 夜裡一點多，進來四個人。頭次見到這位軍代表，大個子，山東口音，挺凶，進門一屁股就坐在對面，一個記錄員坐在我身邊，另外兩個在我背後溜躂著。我看不對，趕緊緊鞋帶。我練過武術，打過球，咱也得預備預備。身後那倆問我要幹嘛，我說天涼，腳冷。 軍代表開口就問我六０九現場的情況，我記憶力相當好，對他細細描述一番。他指一個地方，靠後門。我說我只去過前門和側門，這地方我沒去過。他再細問，我說我沒去過，自然毫無印象。他就火了，說：「你不老實，我就叫你變！」 我說：「怎麼變也變不出假的來。」 他一拍桌子，大叫：「混蛋。」我一揚腦袋，也叫：「你混蛋，憑嘛罵我！」 後邊一個，上來照我脖梗子就是一拳。我下意識反應，屁股沒離凳子，飛起一腿，把他踢到一邊。軍代表撲上來，一把抓住我頭髮，我一發力，把他連桌子猛地推倒，我的頭髮也被揪掉一把。我想今兒沒好了，砸一個是一個，站身抓起凳子朝著跑到牆角那記錄員砸去。軍代表二次上來拿桌子別住我的腿，另兩個就勢把我按住，軍代表狠勁給我兩腳，全踢在嘴上，後一下吃上勁兒，滿嘴牙全活了，一口血。跟手一通死揍，我動不了，也不動，叫他們打，好打一陣，才停住。 我說：「還打嗎？」軍代表說：「你行兇！」 我說：「咱誰先打的誰。我都不知道你姓嘛，憑嘛打你?」 軍代表說：「好，告訴你，我姓×，是這裡軍管會的首席代表。」 我說：「我也告你，我一沒罪，二還有公民權。你再打我，我就還手；你把我捆起來，我還能使牙咬你。」可是，我的牙都賽琴鍵一樣了。 轉天，他們再來，對我說的話露出點兒骨頭了：「你說的不對，你有一條人命，不是推土機上那人，那人沒你的事，我們知道，這是晚上九點多的事。」。 我一聽，沒影兒的事！馬上回答：「我的腳負傷了，四點多就不在現場了。我有好多人都能為我作證。」 軍代表說：「你不老實，銬上！」 我傻不吸吸，還以為像電影裡那樣，打前邊銬，不對。三個人把我按在地上，反鎊。先把兩條胳膊反關節別向後，銬子是扁圓的，套上不能轉動手腕，然後楞掰胳膊往一塊兌。就覺得肩窩的肌肉全繃起來，生生地撕裂。銬住後，人都坐不下來。我腦門直掉汗珠子，牙打戰嗒嗒響。我說：「好呵，你們還有法嗎？我有公民權呵！」 軍代表不搭理我，看表，二十分鐘，摘下，胳膊都不是自己的了。 隔一天，宣佈對我拘留，收進前監的監號。當夜十二點提審我時，軍代表說：「你今天性質變了，你是在押犯，這是法庭。告明白你，別以為你不承認就沒事。沒你口供，我們照樣判你。」 我火了，說：「判我只能判我無罪，要不，是你們犯法。」 軍代表說：「好，先叫你體會體會。」 打那天就餓我。我前後餓了兩年半，每天早晨一小碗稀飯，進肚子不單不管事，只起到勾起飢餓的作用。這一餓有個特別體會，原來靜坐的時候比幹活更容易覺得餓。餓得我前胸貼後心，眼瞅著肌肉往下掉。到後來拿手一拔鬍子，一掐一扯，指甲蓋來個口子。指甲還可以來回搬，彎過來彎過去，像軟膀蟹蓋兒。上台階，七八蹬就得喘一陣子，最難受是腳後跟在地面一墩，裡頭五臟六腑往下揪。我住的監號緊挨市面。市民的各種聲音都能聽見，打窗戶還能遠遠看見我的家。媽的，這倒霉地方，換個別的朝向的監號不好嗎？天天早上，熱豆漿炸油條的味兒往裡邊飄。有人問我在監獄裡嘛滋味，我說就像躺在一個頂小的小棺材裡，棺材蓋就頂在鼻樑子上，渾身動不得，我沒罪呀，這滋味受不了，總覺得要瘋。 再說回來，餓我半個月後，又提審我，軍代表問：「感覺怎麼樣?」 我說：「你想別的招兒吧，我適應了。」這話惹禍了。軍代表說：「好，拿繩子，馬上。」 這次上刑更凶。先拿四塊小帆布把胳膊和手腕纏幾道，再勒繩子，好叫繩子不勒出印兒來。然後使繩子把胳膊向後反煞，使勁煞到最小距離，只聽我的肌肉滋滋撕開，小血管蹦蹦扯斷，再用繩子把手腕逮住，楞煞到耳朵邊。這罪咱頭次受，一次管夠，二次還不如砍頭。這一下，我四個月緩不過勁來。直憋得胳膊充血，梆硬，手攘不成拳頭，吃飯拿不了筷子，使勺兒也總脫手，握力沒有了……可直到這時，我還不知自己犯的嘛罪。心想無論如何也得挺住，活著，等著，聽明白嘛事，就是屈死也得明白為嘛事屈死的。 直到七０年三月一天，忽然拿車把我拉到原單位，進了廠裡的禮堂。進去一片漆黑，窗簾都拉嚴，不知台下會有沒有人，台前坐著軍代表和法院一幫人，兩盞長方形舞台燈直照我的眼。看意思今兒要楞判我了。 他們說：「你現在交待，還有機會。」我說：「我沒嘛好交待的。」他們說：「好，回頭！」 我回頭一看，一排人站著，原來都是我組織裡的那幫弟兄；左邊站著一個給警察押著，正是我的貼身護衛，跟我關係最近。 法官叫他們揭發，出證。他們一說，我才明白： 六０九武鬥那天，晚上九點多鐘，靠後門口地方，在我直接指使下，我那貼身護衛拿消防鉤子把對方——××紡織廠一個人腦袋打開，當場致死。我又指揮他們把屍首處理，然後與他們訂立攻守同盟，誰也不准說——就這事。 我才知道這笑話！這完全捏造的謊話，居然拿到這種正式的官方場合，鄭重其事說出來。我氣得肺要炸了！他們一個個揭發，我就一個個駁。 軍代表說：「銬上，不准你說！」只准證人揭發，不准我開口。我再一張嘴，台下忽然響起一片口號聲打倒我。原來台下坐滿人。後來打監獄裡出來才知道，那天叫去參加會的是我們公司的全體黨員，不叫群眾參加。 我再一琢磨，壞了！揭發我的，全是我一幫鐵哥兒們，口供又完全一樣，沒跑了，死罪，非弄死我不可了。會上給我定性——殺人犯，我那貼身護衛也是殺人犯。我就不明白了，那貼身護衛為嘛承認這沒有的事，還揭發我，他不是自我滅亡嗎？可是這會上沒判刑期，因為他們還缺我的口供。 轉天一早，軍代表給我念頭天會上的記錄，叫我簽字，想拿這東西代替我口供。我問：「為什麼記錄上沒我的話?」 他說：「沒必要就不記。簽字吧！」 我拿筆在上邊寫一行字：「此案有原則出入，死不瞑目！」後邊又寫一個很大的「冤」字。 軍代表說：「這麼寫不行。」 我說：「你的語言，我的文字，算嘛我的簽字。我的文字，我自己負責。」 下午他又把我叫去，問我：「你是不是想翻案?」我說：「是。」 他說：「告訴你，槍斃你很簡單，現在公檢法合併在一起辦公，喝著茶就把你決定了。我還要在全市把你批臭，再斃你！」 我說：「我要留遺言。」他說：「不行！」 我說：「你還不如秦始皇呢，你不代表共產黨！從小人書上看，歷代皇朝都允許罪犯留遺言。我死了，我的案子將來誰給翻？」 他說：「這是鐵案，誰也翻不了！」居然當著我的面，把我寫了字的那記錄撕得粉碎。 我氣得罵他：「你他媽憑嘛撕，那是原始憑證，你還真不是共產黨！」反正我要死，嘛都豁出去了，大罵他。 這回，他給我砸上一副生鐵鑄的大腳鐐，據說三十五斤重，很多老犯人都沒見過這種大鐐，趟不動呀。我坐在牢裡看屋頂，飯也吃不下去，又氣，又火，又冤，可沒轍。 同屋有個老犯人對我說：「小伙子，你別跟他們硬頂呵，他們就是要你口供。你沒有不說就是了，硬頂，沒用，白受罪。」 我說：「他們把我原始憑證撕了，我太難過了，死無查對呀，這不永遠成屈死鬼了？」 同屋有個犯人，原先是公安局的預審員，他問我：「你真沒有這事兒？」 我說：「當時我很少一個人活動，對立面整天盯著逮我，身邊總有一堆大活人保護我。那天我是四點鐘負了傷離開現場的。好幾個人都跟著我走的。可他們楞拍在我身上這事，說是九點鐘以後的事，我怎麼可能參與？可是我那幫弟兄不肯給我作證，面對面說瞎話，硬說我負傷是假的，把時間往後推，好跟那死人的事掛在一起。再說，我坐車回去時，同車還有別人呢，我還在廠醫務室敷的藥。我寫了這些證人，都給他們甩了，我問，他們不回答。」 這人說：「你拿張紙，把事情的全過程如實寫清楚，每一段時間裡有誰能給你作證，全寫在上邊，最後再寫一句『永遠以此為證』。寫完之後別交給軍代表，就交給監獄值班的。值班看守接到犯人材料，按規矩都得登記入檔。這不就行了？記住，如果你真沒這事，千萬別亂說，否則，一害別人，二害自己。共產黨有個規矩，不管當時怎麼樣，多少年後總得複查。這一點你必須相信。」 還是人家幹這個的，有這方面經驗。多虧他這話，真救了我。後來一個偶然機會，我得知這份材料真的進了我的檔案。大概就因為這份材料最後沒能把我處死。宣判書上說我「在證據確鑿面前，態度極端狡猾，拒不認罪。」可能就指這材料說的。 判我刑時，並沒公開宣判，而是在獄裡「蔫判」。判我無期徒刑，終生監禁，打前監挪到後監執行判決。打那以後，雖然我還不認罪，卻認頭了。沒有的事也能判無期徒刑，咱嘛也不信了。不相信國法，也不相信自己再有嘛力量。只覺得從此，一條血淋淋的屍體扒在我身上，死粘著我。扯掉一層皮，也拉不下這屍體。監獄裡不是講理的地方，再頂也沒用了，我也沒有出來的一天了，一輩子活夜裡邊也死在裡邊，這就得換個活法兒，我好打球，玩吧；我有能力，幫獄裡做點事情。他們也沒必要再餓我了，我該吃就吃，該喝就喝。跟死亡就差一步的路，我叫它「活著死」，到了底兒了，有嘛放不開？可我沒忘了一件事，每隔一段時間，准寫一份申訴書遞上去，申訴自己無罪，可每次申訴准駁回。他們不怕我寫，我也不怕他們駁回。監獄認為，法院不是白吃乾飯的，不能沒根據隨便判人，可是監獄的任務就一個：看住犯人。你不服罪，頂多教育教育。但我一直不服，日子一久，他們乾脆不理我這套，教育也省了，反正看住我，別叫我跑了就是了。 刑滿十年時，「文革」完了，我心氣兒變了，起死回生，有想活的願望，可我接連碰到兩次打擊，心氣又低下來。 頭件事，當時中央對判處長刑的犯人有所考慮。八０年給我改判為再坐十二年牢，《改判書》上說我「認罪伏法」，因此改判。真是莫大諷刺！我打進來那天就沒服過，硬說我「認罪伏法」。他們當初判我，現在改判我，都不根據事實，怎麼弄我都有理。我看沒嘛戲了。可是我接著又寫份申訴書遞上去，咱不申訴，就落個真的「認罪伏法」了。 二件事，八０年三月我的申訴材料再次被駁回，原話是： 「你的申訴材料收悉，經本院複查，根據你所犯罪的主要事實，處理得當，對你的申訴，予以駁回。」 我的心又涼了。要再坐十二年牢，我得九二年才能出來，那時候我坐在您面前，將近六十歲了，另一副模樣兒了！ 可更稀奇的事還在後邊。這次駁回沒過多久，我忽然被宣佈「無罪釋放」。我講這變化—— 十月裡一天，法院忽然來兩個人找我，說要複查我的腳傷。就是當年在六０九事件中我的腳被扎破的傷口，問我還有沒有痕跡。 我說：「男人都有腳氣，總脫皮，又過了十一年，哪能還有。」 他們非要看，我脫下鞋給他們看，真的沒有了。我又想，他們不會憑白無故驗我腳，我的死案便透進了一線光明。我馬上說：「你們對腳傷挺有興趣，我提點旁證行嗎？我還有這隻腳當時穿的襪子，上邊有那破瓶子扎破的洞。」 他們很驚訝，說：「十多年，當時的襪子你還留著?」 我說，這襪子原先撂在家，後來家裡送來穿。一次打完球，獄裡有個壞小子跟我搗亂，把我一隻鞋連襪子扔了，剩下的正巧是這隻。單只襪子沒法穿，便塞在包裡，留著縫東西時拆線用。 他倆像發現嘛寶貝似的，叫我快拿來，我拿來一穿，彈力襪給腳一撐，那個破洞明顯在受傷的位置。他倆馬上把位置畫下來，拿走襪子。很明白了——如果能證明我腳確實受過傷，後邊打死人就沒我的事了，我有點激動，說：「問個問題行嗎?」 「你說。」 「我奇怪了，我曾經提到過一個證人，就是武鬥那天我從推土機救下來的那個司機，挺大的個子，當時他滿頭滿臉血，記不清嘛模樣。是我把他帶回廠，叫醫務室的廠醫繪他上的藥。他當時面臨生死，我救了他，他印象肯定相當深，不會不記著我。為嘛這證人一直沒出現？」 法院這兩人說：「昨天我們見到他了，他說他不記得你了。」 我說：「不可能。」 他們說：「你設身處地想想，當時他什麼處境？他和你不一樣，他是俘虜，心裡恐慌，又繪打懵了，還不知你們會怎麼處置他呢，怎麼可能記住你？告訴你，他的話對你有利的，只有一點，就是他還記得當時給弄上一輛車，送到一個單位的醫務室上過藥。」 我想，也對。又問道：「我回廠時同車還有一個到我們組織來串連來的學生呢！」 他們笑了，說：「不是一個，是兩個。你說的那個現在新疆，我們去過了，他已經給你出證了。」 我再問：「我們廠還有一大幫人能給我作證，他們都死了？」 他們說：「你將來回去問問，他們當初都是怎麼說的吧。像你這種文化大革命案……」 我突然截住他的話，火了，說：「你打住！」 他們很奇怪，問我：「為什麼?」 我說：「你別說文化大革命案，我受不了！嘛叫文化大革命案？三五反，反資本家，肅反，抓反革命，四清，搞四不清分子，文化大革命到底誰對誰？兩派人你打我，我打你，往死處打，為嘛？情殺？仇殺？謀殺？雖然六０九那人不是我打死的，可這人究竟死了。為嘛？你問那真正的兇手，我料他准說不明白。你就是把毛主席叫來，別看他偉大，叫他說，他也說不清！」 他倆沒話可答，只說：「你要保重身體，我們一定給你弄清楚……」就走了。 一聽這話，我心裡有根，案要翻了。因為那時很多文革期間被屈打入獄的，蹲在牢裡早絕望了，一旦宣佈無罪，咕咚一下人完了，要不心臟猛烈地蹦蹦一跳，癱了。大起大落，忽死忽生，人受不住。我那監獄就出過很多這類事兒，後來人家有經驗了，事先暗示你一下，墊個底兒，好緩衝一下。 果然，沒過幾天，我被叫到前監。法院來人，我們廠裡也來人。法官說：「全體起立。」還對我說一句，「你把扶桌子的手放下去，站好。」然後宣佈一張《裁定書》。原文是： 「×××因打人致死一案，經×××公安局軍事管制委員會七二年十月十三日判決無期徒刑。經判定，×××打人致死，無實據，不能認定，撤銷原判，宣告無罪釋放。」 法官念完，露出笑臉。屋於外邊圍著的一大群犯人看到後，都喊起來：「有戲！」 法官對我說：「自你被捕那天起，直到今天，所有扣發工資一律補發。因為國家目前財政困難，你的級別暫時還不能提，以後看機會再解決吧。記著，回單位不准找領導算賬，賬要記在『四人幫』身上。這次為複查你的事，你們單位領導幫了很大忙。有什麼思想解不開的，可以直接找我們法院來談，好吧！」 隨後，叫我去後監拿東西，跟廠裡人回廠，廠裡派車接我來了。我回到牢房，把那些破破爛爛東西全分給大伙。這就走出憑白無故關了我整整十一年的監獄。滋味？沒嘛滋味，我控制住自己，咱是漢子，沒罪。進來是叫他們硬弄進來的，出來是咱自己兩條腿定出去的。 回廠後，那幫弟兄跟我一見，我模樣大變，當初挺神氣的小伙子，如今這副吊死鬼似的德性，他們都懺悔了，挺尷尬。我說： 「算了，我當初沒跑出來，要是跑出來，你們都別想活，現在咱恩恩怨怨全結了。」 往後再一細說，真不能怪他們。 原來把我關進監獄那天，也把他們全都弄去，使出各種招兒逼他們。監獄裡人上刑時雞哇喊叫的聲音，嚇得他們心裡發毛。軍代表還把他們老婆孩子、老爹老娘全弄去，叫家裡人跟他們哭，鬧著讓他們跟我劃清界線。他們就順秤爬了，人家怎麼引就怎麼說，最後編成那個彌天大謊才放了他們。可如果他們頂著，結局恐怕跟我差不多。 我們廠的廠醫那姑娘真不錯，她當時給我治的腳傷，堅持給我出證。單位領導就把她調出醫務室，在廠裡調來調去，擠得她遠離高飛，調到北京林業部。法院最後複查我的問題時，去北京找到她，她就哭了，拿出一張當年為我出的證，說：「當時我媽媽對我說，那小伙子肯定死了，可是不能死在咱手裡，你得說實話。我照實寫了這張證詞，可放在我這裡十年了，為嘛他們不要呢……」我幾次想找到她，當面謝她，不是謝她這個人，是謝她這顆良心。那時碰到這種事，能做到這一步的人不多。後來聽說她去澳門了。 我那貼身護衛是個倒霉蛋。軍代表審他時，允他了，只要照他們編的那套說，保證不判他。可宣判我時，連他一塊判了，判他十五年徒刑。那天宣判完事，我倆前後被押出來，他大罵：「媽的，說好不判我，又判我，根本沒那回事兒。」 押他的警察說：「住嘴，你早幹嘛去了！」 我也不怪他了，他也冤枉，和我一樣無緣無故坐了十一年監獄，也是跟我同一天放出來的。 據說他被關進監獄以後，他父親曾經設法從醫院找到那個死者的死亡報告，並打聽到死者沒有火化，土葬的，就要求開棺驗屍，驗驗死者頭骨是否是用消防鉤打開的，可當時不受理。「四人幫」完蛋後，××紡織廠清查文革問題時，又把這事情折騰出來，說六０九死的那人，是我們本廠對立面用小口徑步槍打死的，兇手在我們廠，電車公司那兩個人是冤的。但很長時間一直按著這事沒動，他們也不知道阻力究竟在哪兒。 後來又聽說，早在抓我之前，這個廠已經搞出眉目，但突然這事一拐，就硬扯到我身上來。我總琢磨這事，覺得是個陰謀，小陰謀外邊還套著一個很大的陰謀。卻又不肯信，如果真是個陰謀，咱不就純粹成了犧牲品？ 我至死也不願意承認自己是犧牲品。不然，咱這輩子不就更沒勁了嗎？ ***任何人都是犧牲品——這就是那個奇特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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