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1967年27歲男 T市某小學教師 我非常注意「安全係數」——四月四日是我生命中倒霉的日子——鑰匙鏈兒上的小手槍——我快成「核武器」了——裡邊與外邊的一切剛好相反——後天的一對兒 每個人一生中，都有一個日於永遠記著。生日不算，那是必然會記住的，沒生日就沒有你呀。我說的是另外一種——比如初戀、結婚、離婚、爹媽故去的日子等等。這日子，與你的生命緊緊相關。我也有個日子，是四月四日。 四月四日是個倒霉的日於。拿破侖倒霉是四月四日，阿里·布托被絞死是四月四日，張志新被槍斃是四月四日。我被逮進監獄也是四月四日。七０年的四月四日。 我被判刑二十年，刑滿到期應該是九０年四月三日。按年算的刑期，釋放出來的日子都比抓進去的早一天，否則就多押一天了。所以四月四日這天，注定我倒霉。 直到現在，一到這天，就像我的死期來臨，渾身不舒服，發冷，心裡什麼也不敢想。 這日子就像—個釘子，曾經把我釘在十字架上；如今我被摘下來，可這釘子還在。深深的，死死的，釘在我心裡。 我在監獄裡蹲了十年，一直不知我為什麼入獄，也不知為什麼判刑。當法院念過我的「判決書」後，我驚訝地問：「這是我的嗎？」直到我被放出來後才明白。不明白還好，不明白還覺得人家總有點什麼道理，哪怕因為我踩死過一隻螞蟻。一明白，完了，人空了。好像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無邊無際寒冷的宇宙裡。 十年就像一把刀，把我切成兩半。一半過去，一半將來，永遠連不成一個整體。這感覺你不會體味得到——攔腰兩段，還活著呀。 我過去像個傻子。活著好比做夢。 我本人的歷史再簡單不過。你寫吧——四一年生的。小學、中學，中學畢業那年十八歲，沒考大學，服從分配到一所小學教書。我一直沒離開過學校。一條小溪沒拐彎兒就流進社會。這小溪，清澈見底兒。我活得真誠和認真。可是，上帝事先給我製造點麻煩，叫我投生在一個狗肚子裡。 我父親是個大資本家，鹽業公司總經理。但他解放後就不做事了。他喜歡書畫古籍，整天在家唸書，玩字畫，很少出門露面。由於他名氣太大，當上政協委員，便做了一身嚴肅的中山裝，逢到開會來車接他，就換上中山裝，拄根枴杖去開開會。他收藏的字畫都是上乘的珍品，一輩子嫌的錢大多用在這上邊了。很多大書畫家，比如張大干、齊白石等等都是他的好友。我出生時張大千還為我畫過一幅畫——一塊硃砂畫的紅石頭上，趴著一條石綠色的小蛇，因為我是屬蛇的。解放後他把這些珍藏一批批捐獻給政府。比方那幅八大山人驚世之作，四十四尺長的《墨荷圖卷》，惲南田二十四開的《沒骨花卉冊》，都是極精的精品呀！還有文徵明的《橫渡春江圖》，上面有吳門十八學士一人一段題跋。祝枝山以楷書名天下，但在這幅面後邊有他一段一千多宇的草書跋款——這些畫全叫我父親捐獻了。他這樣做，一是真心做好事，二是想買一點政治資本吧。那時資本家都是這種心理。 這種心理也遺傳到我身上，就給我的真誠加進點複雜性。一方面，我虔誠地進行自我改造。「血統」裡有問題，便決心給自己「換血」，時時事事都爭取好的表現。另一方面，我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係數」。吾日三省吾身，幾乎每天都要想想，今兒自已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惹了領導不高興；如果有，就覺得這個係數降低了。可是如果今兒說的話，做的事，叫領導表揚了，就覺得這個係數猛增，心裡就穩當，踏實，有了安全感。我這樣做，確實收到很好的效果，上學時入了團，工作後當上團組織委員，工會主席，核心組成員。被領導視為「核心」，真叫我受寵若驚，報答之心就異常強烈，更加積極表現。我喜歡歷史，對書畫也著迷，同一位老先生念古書，學書法，這事也主動先向組織匯報，爭得同意才去做。比方，我有套西裝，淡藍色的，只穿過一次。那次是元宵節，家裡來了許多親友，我穿上它對鏡於一照，也覺得挺好看，可事後就覺察這是潛伏在血液裡的資產階級意識露頭，必需防微杜漸，消滅它在萌芽中，這套西裝便一直掛在櫃裡，再沒動過，直到文革抄家時被抄走。 我找到一種適合我的生活方式：在單位積極工作爭取領導表揚+盡可能普通平常的衣裝+謹言慎行=安全係數。 再用這安全係數+業餘時間潛心詩文書畫的享受=我的全部生活。 每天下班回家，最大的快樂是唸書、背誦古詩、習字、作畫。打開一個大漆黑櫃子，把家藏的古人字面一件件搬出來，沉醉那筆精墨妙之中……現在年輕人恐怕會認為我活得可憐，是可憐！可憐得像只家禽。但最可憐的，是我當時覺得這麼活得蠻不錯，平靜，自足，你看，這是我那時寫的字：恬靜、清雅、謹慎，這就是我。這是我的照片，很文氣吧，還有點拘謹，嘿，就這傻樣兒。 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紅衛兵抄家開始。我正在學校寫標語，宣傳毛澤東思想。當時我還是「核心組」成員。忽然一個老同學騎車來告我：「你們家抄了。」說完轉身就走。我只覺得天旋地轉。跟著就被放在一幫有問題的人裡去了，交待家庭問題，挨批判。家裡被抄得一空，那些字畫珍品，石濤、高風瀚、任伯年、任阜長的名畫全僥成一堆灰。你知道「生活沒有了」是種什麼滋味嗎？突然一下，全部生活全沒有了，好像一條魚忽然給從水裡拉出來，到空氣裡，就這感覺。什麼安全係數？都是自己騙自己！安全係數——零！我就抱著這個巨大的零，其它任它什麼，一點意義都不存在了。 一無所有的家。家裡只剩下幾個人，父母兄弟和我自已；自己只剩下吃喝拉撒。整天念語錄，做檢查，一遍遍重複地交持問題，大宇報上常出現我的名字，開頭我總怕看見我的名字，可是這一切到了六八年，我已經相當習慣了。包括那些沒有問題的同事對我沒有笑容的表情，呼叫我名字時冷冰冰得像喊牲口的聲調兒，我都習慣，這世界已經沒有什麼不能接受的了。當親眼看見一批批人挨打、被捕、坐牢、自殺，我想，平安，就是自由。或者說很具體、很實在的自由，就是平安無事。 我獲得這「自由」大概沒問題吧。 可是突然一天，我被扣起來。 事情弄明白後，我並不害伯。起因是六七年初最亂的時候，我弟弟一個朋友的父親，是北京一所中學的黨委書記。他被做為走資派鬥得死去活來受不了，逃出北京來躲躲。我見他困難，留他在我家暫住。我會燒菜，有時來幾個老同學一起吃吃聊聊。一個多星期後他就南下去揚州的親戚家。運動高潮過後他回到北京的學校。他比較有經驗，為了爭取群眾團結他，就告發我，說我家有個黑組織。什麼？忘思負義，不不，忘思負義在那時候是常事兒。 我想，這事我有根，因為叫我組織什麼我也不敢。折騰一段時間，內查外調弄不出證據，就給我下了結論，說我屬於那種「推一推、拉一拉的可以教育好的剝削階級子女」，應該「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把我放了。還發給我一枚毛主席像章。這是一種由市革委頒發的毛主席像章，只有屬於「革命群眾」的人才發給一枚，相當於一種公民權，或者是現在的身份證。我就戴著這枚像章高高興興和一個姑娘結婚了。 結婚那天，望著我愛人，我還在想，從今天起，我喘口氣兒也得想想別犯著什麼，要不就會對不起這個肯跟我這個窮鬼作伴度日的女人。可是沒想到四月四日這個倒霉的日子正等著我呢，我連這口氣也沒喘過來，結婚整四十天，六八年四月四日，公安局革委會突然來人把我抓走，關進監獄。這回我怕了，我沒犯任何罪，怎麼會抓我入獄？我想是不是他們抓錯人了？我也不敢問，因為那時抓人是沒錯的。人好比養的小雞小貓，抓起來，怎麼能是錯？ 一進監獄，就必需穿監獄的衣服和鞋子。一大堆鞋子扔在那裡，我摘一雙大小合腳的穿。穿鞋時發現鞋幫上用紅漆寫著171號。我的心一激楞，心想壞了，我的犯人編號恰好也是171號。命中注定我進來。這叫命運的暗示。 當然，我還存在僥倖。因為我知道自己沒犯過任何罪。誰知生活嚴峻得連僥倖也不給你。 我一連接受六次審訊，提審都是在深更半夜，問的問題極其奇怪。始終追問我一個問題——叫我交出手槍來。我想，這事肯定搞錯了，不是我。我說，你們就是現在叫我出去弄一支來；我都不知道到哪兒去弄。我從小在學校，出來工作還是在學校，除去在電影上，見都沒見過這東西。 六次審訊後，不再問我任何問題，好像只這一件做夢也想不到的怪事。 我被放在獄裡，天天學習。這種監獄的設備挺特別，屋中間擺著一條條矮長凳，白天犯人們一徘排坐在上邊讀毛主席著作和政治宣傳材料；晚上把一塊塊大木板往上一鋪，睡覺。門上有個巴掌大的小門，是看守的監視孔，只要小門一動，犯人們立刻正襟危坐。後來小門改成—塊水銀鏡子，上邊劃上道兒，鏡面朝裡。看守夜外邊看得見裡邊，裡邊只能看見亮光光的水銀鏡面，看不到外邊，挺妙吧！這一來，犯人們誰也不敢再稍有懈怠了。有一次，我站在門前一照鏡於，嚇了一跳，我的臉色好難看，慘白，腮也凹進去，左右兩個明顯的坑，胡於老長，不像人樣兒了。後來才知道，我傳染上結核病。 我想只要他們查出我根本沒手槍，就該放我出去了。一準是弄錯了人，除非有人誣陷，誰呢？我是從來不會也不敢得罪人的。誰會忍心將我置於死地？再說北京的中學黨委書記那件事已經結案了。 一天，忽然提審我，還是這手槍。 我有點急了，說：「這事沒什麼可考慮的。」 這是我有生以來，頭一次敢冒犯官方。誰料這預審員沒發火，反而態度溫和下來，他說：「你別過早關門。我給你提個醒，你從玩具上想想。」 我可奇怪了，這種生死攸關嚴肅的事，怎麼扯到玩具上去？我說：「玩具手槍我倒是見過，可您想想，我是當老師的，我也不能整天身上帶個玩具手槍呀！」 預審員今天真有耐性，他說，「別急，你再想想，能帶在身上的。」 我再一想，有！是鑰匙鏈兒上那個小裝飾物，兩厘米大小，一個朋友送我的，是法國貨。紫銅上嵌有銀絲，很好看。我說：「有一個，是鑰匙鏈上的小墜兒。」 預審員說：「對呀，你怎麼不早交待呢？」 我聽傻了。難道為個鑰匙鏈抓我人獄嗎？難道我能用這小玩意兒犯罪？家家都有菜刀，是不是也全都得關進監獄？我衝著他張著嘴，說不出話來。 他說：「你就把這問題寫下來吧！」 問題？滿天烏雲了，腦襲裡也糊塗一團。我就把這小鑰匙鏈誰送我的，哪年帶在身上的，哪時抄家被抄定購，全寫了。他還叫我照原樣畫個圖。他看看我這份「問題交待」，點點頭誇獎我說：「你這態度多好！」 從我被捕到判刑，只問過這麼一件事，再沒問過別的事，一放就放了八九個月。 開頭我覺得這事弄清就該放我出去了。日子一久便納悶，再久就覺得不對勁兒。有種災難感。好像我被一種很古怪的魔手死死鉗住。這手是誰的不知道。只是一種感覺。我逃脫不了。 果然，十一月二十六日，那天下小雪。有人叫：「171號！」我一出屋，許多全副武裝的警察就上來，使繩子捆起我，把我押上一輛大卡車，車上還有別的犯人，弄到一個大戲院去公判。到了大戲院，我被命令站在一排犯人的頭一個，那時頭一個都是量刑最重的，大都槍斃。我想，我完了，沒意思了。說什麼，喊什麼，也沒用。我是一隻該宰的雞。那天有兩個小細節很特別，在捆綁我時，一個小警察捏著我的手腕在袖筒裡轉了轉，說：「勒得太緊，你就說話。」車子在路途中，常遇到樹枝，又是這個小警察對我說：「低頭，小心樹枝。」那時是決不允許同情犯人的，但他說這些話並不背人。因此我想，我多半要被槍斃了，按常規，槍斃前總要對犯人客氣一點兒。事後我才知道，這完全出自他本性的善良。可惜我當時那心情，已經不可能注意地看他一眼，記住他的面孔。 法院宣判我的罪行，總共三條： 一、思想極端反動。 二、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和文化大革命各項政策。 三、文革中，以其家為據點，收聽敵台廣播，為劉少奇鳴冤叫屈，企圖組織反革命集團。 這三條，哪一條都是死罪。在我一片虛無時，只聽台上叫著：「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我一聽，才二十年？噢，又活了，沒事了，那時並不覺得二十年多啊。 判刑後，我校送到××監獄服刑。先要對我進行服法教育。他們問我有什麼想法，我說：「我就感覺，這張判決書是我的嗎？這些事我一樣也沒有，你們怎麼也從來沒問過我呀？」 我總這麼說，就是頑抗，給送到監獄裡一個非同尋常的學習班，叫做「血肉橫飛學習班」。再不服罪就要挨打，血肉橫飛，就這意思，凶吧？ 可是老實說，我並沒挨過打。因為我的結核病已經開始大口吐血，天天帶兩個口罩，手拿一個密封的塑料痰杯。—個多鐘頭吐一杯血。每次吐血時都想，這大概是最後一口了。 關了我四個月，我還是沒法認罪。一天軍代表和管教科長把我叫去，我穿一件空心大黑棉襖，手捧痰杯坐在一張凳子上。 管教科長說：「今天你有什麼只管說，想說什麼說什麼，都可以。」 我說：「為什麼預審時從來投問過我的事兒，都寫在判決書上了？說我偷聽敵台廣播，可文革時我家被抄得光剩下地板了，到哪兒去找無線電聽敵台？要寫上這條，還得叫我現在去聽才能算一條呀！我怎麼認罪？您說。」說完我又咳嗽，一咳嗽喉嚨就發癢，要吐血。 管教科長給我一杯熱水喝。他「嘩嘩」翻我的材料，然後一推給軍代表，也不避我，說，「看，又是這個！」 軍代表看了，沒吭聲，兩人沉了半天。管教科長說：「判刑有出入，我們解決不了，現在也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你必需要過認罪這個關，怎麼辦？我說個辦法，從今天起不再提這個問題好不好？」 我說，「不是我提，是天天總對我提這個。」 管教科長說：「好，今後我們也不提了。我問你，你有沒有資產階級思想，能不能批判自己的思想？」 我說：「這有，能批。」 管教科長說，「好，你回去準備準備，抓緊點兒。」 轉天，監獄召集所有犯人，聽我批判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什麼家庭問題呀，白專道路呀，想成名成家呀，然後給自己上綱上線，扣一堆帽子。完事，管教科長就表態說：「他的自我批判很深刻，挖掘犯罪根源嘛，你們給他提提意見，說他挖的深刻不深刻？」 管教科長已經說深刻了，誰還敢說不深刻。這就算我認罪服法了，從「血肉橫飛學習斑」回到監號裡。從監獄裡的監獄解放出來，雖然沒出鐵牢，究竟大不一樣。好像從十八層地獄上升到第十五層地獄。 我挺感謝這位管教科長的。在那時，那個地方，人性就這麼表現。沒多久，他調到市公安局，可是我能被平反放出來，還有他幫忙。那是後話了。 一個人被判刑二十年，根本想不到活著出來的一天。何況我的結核病已經擴展到全身。肺結核、淋巴結核，腹結核，附睪結核……我快成了「核武器」了。監獄裡的大夫倒是給我認真治病。只要我不吐血的第七天，我就去挖防空洞。為什麼，我也說不清，既不是為了積極表現爭取早出來，也不是為了毀自己好早死。我已是四大皆空，心裡相當平靜了。你問我靠什麼為精神支柱，我沒支柱。雖然我是政治犯，我卻根本不懂政治，那時的政治犯，都不是為政治而去「犯」什麼，而是政治需要的犧牲品。我連自己為什麼坐牢都不明白，哪來的精神支柱？死活聽憑自然罷了。 老婆跟我離婚，媽媽來探監，我從來沒掉過淚，不動感情，也不是故意不動，奇怪，沒了。這倒挺好。在那裡邊，有什麼感情、希望、信念，都會成為自我折磨。我什麼都不相信了，人活成這個樣子，有什麼意思。唯一的消遣是寫寫字，把自己能背誦的詩文默寫出來。我叫家裡人送些雪蓮紙，打成線裝書那樣的八行格，用真草隸篆各種字體一張張寫，自稱《古調陶然錄》。 陶然，也不是自得其樂。無所謂樂，有樂必有苦。想樂，也是追求；無追求，一片自然。這是種以生為死、以死為生、生死相融的境界。沒有這境界，我活不到今天，我身邊多少人瘋了，傻了，病死或自殺！歎，我這些話，你聽得懂嗎？ 坐牢近十年，唯一給我印象深的是一個犯人，他原是公安局的一位預審員。 他告我他坐牢的原因：一次，他接受處理一樁很特別的案子，是件輪姦案。被告都是文革群眾組織的一派要人，其中一個還是市革委會委員。 預審過程中，他發現原告訴說被害事實時，一次一個樣兒，前後對不上，他就以「證據不確鑿，不能立案」，向上報了。沒過幾天，上級一位大人物找他談話說，根據形勢需要，哪個人定什麼罪，哪個死刑，哪個死緩，都已經定了。上邊有要求，要他執行。叫他不要「反其道而行之」。談話過後，他回家對老婆說：「我可能要出門很久，你別問我去哪兒，也別找任何人打聽我。」然後就帶著被褥到辦公室，打開那案卷，在上邊寫了四個大字「刀下留人」。然後坐在被褥卷兒上等著。馬上他就被作為「現行反革命」抓起來。在那個所謂「輪姦犯」被判刑之前，他先被判了七年徒刑。 我原先還總覺得自己的案子冤，不能成立，總猜想到底怎麼回事，聽過他的話，我連猜也不猜了。 天下如此，何謂之冤？ 連冤都不覺冤，這才叫真正的超然世外。日子也過得順溜了。以至感到「獄中才一日，世上巳三年」。不知不覺，文革就過去了。 七七年的一天，我正在院裡放風，貪婪地曬太陽，掐虱子，拔鬍子。那扇上邊架著機槍的大鐵門旁有個小門房，有人在裡邊隔著窗子叫我名字。我過去，他走出來，原來是當年把我從「血肉橫飛學習班」救出來的管教科長。他看左右沒人，就說咱們走走，走了半天，他也沒吭聲，只是用手不斷搓著他肌肉沉重的一張臉，搓得胡茬嚓嚓直響。待離人群遠了，他低聲說了一句：「你趕緊寫份申訴，我明早來取，還在這地方。」說完就定了。 我怔住，站了半天。你看，這事兒，有意思吧。我寫了張申訴，轉天塞在他手裡。 我呢，遇到這事並沒有多大震動。石落古井，波瀾不起了。 那申訴給了他一年多，沒動靜。如果我要是從那天起就滿心歡喜，日盼夜盼，不是自自折磨自已嗎？ 這時我已經不干力氣活了。在監獄的建築設計室給一位當過建築師的犯人當助手。我會畫畫，幫他描圖。突然有一天，管教人員來對我說：「你把東西收拾收拾，你們家裡來人接你來了。」 我去到管教科，哥哥弟弟都在那兒，見我就樂了。法院念了我的《裁定書》，就幾句話，說我「在文革的言行，構不成反革命罪，通過申訴和複查，宣告無罪釋放。」然後把《裁定書》恩賜一般遞給我，又給了我十幾塊錢，一些糧票；一疊證明信，用於到派出所報戶口，到糧店登記糧食配額，到工作單位報到等等。別的什麼都沒有，人就出來了。簡單得和當初進去的情況一樣，而且一樣不清不白。 回家的一路上，看到人流往來久別的人間，熟悉又陌生，親切又奇怪。宇宙飛人回到地球上也是這種感覺吧。到了家中，親人的氣息，一切舊時舊物，所有眼見的細節一下子都勾起回憶，忘掉了的又都喚醒，我心裡可有點騷動。我終究還是凡人，沒成仙。可我沒掉淚，不是我心硬，面確確實實是心淡了。我的平靜，大概叫家裡的人吃驚不小。也許正因為我這從外到內整個一個人全變了，才使得家裡人嘩嘩流淚呢！ 一周左右，法院來人給我一張傳票，藍色的，叫我去一趟，並告我：「你可以請公假，可千萬別誤會，是我們領導想找你談談。」 我一進法院，這位領導異乎尋常的熱情，他上來樓著我的肩膀說：「來了，來了，這回頭次見面，咱們得好好談談，要是不談，你怎麼死的都不知道呢！」 我好奇怪地等著他說。他說：「文革中有個二.二一講話，你知道不知道？」 「不記得了。」我說。文革初期我對社會上誰斗誰一直都搞不清楚，也不大關心。 他說：「二.二一講話後，江青批判這裡的軍管會說，『你們的階級鬥爭搞的不好。上海、北京的資本家子女都有組織反革命集團的，都及時抓了。你們城市有那麼多資本家子女，怎麼會一個反革命集團沒有？』於是，這裡的軍管會就趕緊抓一批資本家子女，你算其中一個，因為你不是在這之前看過北京一個中學黨委書記揭發過你的事嗎？可是在調查中又找不到你和其他人之間的任何聯繫，沒法打成集團，也不能放，總得搞出一兩個來往上報，所以判決書上說你是『企圖組織反革命集團』，既算集團，又不是真正的集團。所以你沒有同案犯，是不是？這就是你真實的情況。」 不明白便了，明白了更是一片空茫。 他接著說：「我是從北京來的，我比你更慘，你坐牢十年，我十一年，不過，比你早放出來幾個月。中央派我來查這裡的冤假錯案，我調查時發現有兩個奇怪的案子，其中一個就是你的。材料和判刑沒一點相符的。我也看到你一年前寫的申訴，所以我很快著手把你的案子平反處理了。算了，都是過去的事了，你還年輕，前邊的路還長著呢，對吧！對於你們單位，千萬別怪怨他們，連他們也不知道究竟怎麼回事。再說句老實話，縣官不如現管，聰明點兒，別再找麻煩了，我對你說的全是肺腑之言。願意聽我的這些話嗎？」 他的熱情帶一股衝動。要是十年前，我會擁抱他，可是此刻不過微微一笑。嘿嘿，我早巳聽其自然了。 人在監獄裡和在外邊，正好相反。 在外邊，盼好不盼壞；可在裡邊，盼壞不盼好，如果有好事找你，你就嘀咕了。比方叫你換件衣裳回家看看去，好事嗎？壞事！多半是你爹死了，媽病危了，老婆怎麼樣了。要是反過來對你特別凶，鬥你，沒事兒，很正常，監獄裡還能請你喝啤酒嗎？可是如果你在外邊挨斗不正好是壞事？ 再說，監獄裡的大門，鎖著的時候，裡邊准有人，開著的時候，裡邊準沒人。外邊不正好是，開著時有人，鎖著時沒人？要不小偷為什麼都會撬鎖呢？還有，監獄外邊的鎖全在門裡，監獄裡的鎖全在門外，也完全相反吧！你想想，是不是？ 在監獄裡，要認為你管教的好，睡通鋪。人多時，一個擠一個，最窄每人只有七寸寬的地方，夜裡撤泡尿回來就會找不著自己的舖位。但要是認為你不老實，危險性大，反而叫你睡單間。待遇也是相反的。 吃飯，在裡邊是永遠吃不飽的，飢餓感特別強。我一頓吃四個窩頭還不覺飽。每天分飯時，眼睛都瞪綠了，可是如果今天讓你盡情吃飽，這一下不知出什麼事，照顧照顧你，這一照顧准槍斃。 最奇怪的是，我被放出來後，總做夢被關在監獄裡出不來，撞籠呵，可是在獄裡，從來沒做過一次困在牢中的夢。夢裡哪兒都能去，名山勝景，世界各地，哪兒好去哪兒。有的夢現在還清楚極了。比方一次做夢，在曙光電影院門口，乘一輛大汽車，車上都是熟人，是誰不知道。車開了，兩邊全是花園洋房，講究，漂亮，哎喲，像童話裡那樣一幢幢尖頂小樓，各式各樣，亮著燈，好看極了。我走進一個小拐角，青草小道兒，挺黑，模模糊糊有個中國式亭子，式樣挺特別，是兩個半個的亭子連在一起的，大柱子，花格扇，裡邊賣吃的，都是我最喜歡吃的，我就吃呀吃呀，可香啦…… 但這種夢，我放出來後，想做也做不出來了。 直到現在，我還是怕遇到好事，不怕壞事。人家告訴我說，要把我的書法送到全國展覽，我忽然莫名其妙地犯起嘀咕來，不知有什麼壞事，麻煩，跟在後邊。 我並不麻木，而是很少有事使我特別激動。你激動是為了什麼好事吧，可你怎麼知道它一定是好事？你激動是為了壞事吧，但它真是壞事又該如何，又能把你怎麼樣？你看我，那些年在外邊費勁掙「安全係數」，好像係數挺高，其實屁用不管。人家對你真的怎麼樣，等到揪你時才能看出來。當把你放回來，落實政策了，人人對你笑，挺好嗎？假的。因此……因此什麼呢？因此我的老同學說我現在比較任性、放肆。做事說話都任自己的性子，很少考慮別人。這看法我承認。任由別人的結果我嘗到頭兒了，現在只能任由我自己。 我的前妻已經另跟別人結婚了。她有個孩子，不是那人的。我是在和她結婚四十天被捕的，那是四月四日，倒霉的日子。這孩子是十月底生的。我前妻說是她抱來的，不是我的。孩子的模樣很像我妹妹，我也不深究了。我有時去看看她和孩子，像老朋友一樣來往。這孩子和我有種異樣的親近。當然，親近並不能說明什麼，我也不要求說明什麼，親近就足可以了。事該如此，就是命該如此。 我自從在監獄裡得了附睪結核，性功能完全喪失。監獄裡的犯人鬧滑精、手淫，我全沒有。出來後也不想再結婚成家，當一輩子人間高僧吧。後來碰到一個離了婚的女人。我公開說，我這方面不行了，沒料到她說，她以前生孩子難產，腹腔發炎，動手術把女同志爛七八糟那些器官全摘完了，也沒這方面要求。我們就結合了。兩人都沒這種需要，誰也不惹誰，相安無事，互相照顧，反而更是誰也離不開誰。這才真正進入了無慾境界。也叫做天生的一對兒，不，認真點說，應該叫做後天的一對兒。 有—天，翻騰落實政策後發還的舊東西時，忽然碰到文革前我寫的一幅字，很令我驚訝。好像我寫的，又像另一個人寫的。我才意識到，我完全變了，變了一個人。無論如何跟以前接不上氣了，回不到那趟道上去了，我卻並不傷感。我很清楚，傷感是幫助命運害自己。幹什麼再跟自己過不去，就照自己現在這樣活吧。別害別人，也別害自己。 我只相信，誰也無法把我再度變回去。 ***創造了人的上帝，曾經被「文革」戰敗。*** |
後一頁 前一頁 回目錄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