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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要登上歸程，反而思鄉心切，恨不得一下子跳上飛機，但又覺得一雙腿是沉重的，邁不動，總像這裡還留下什麼懸而未決的事。當珍妮小姐對我說：「方先生，歡迎您再來。」我卻忽然把手提包兒放在珍妮小姐的懷裡，說了聲「對不起」就跑進公用電話的小屋，把十便士硬幣塞進一個小孔，撥了簡梅所在餐館「鑽石酒樓」的號碼。接電話的是個男人。我請他替我趕緊找簡梅說話，可是我還不知道自己要對她說什麼呢；接電話的男人告訴我一個萬分意外的消息： 「她遇到車禍，在醫院。」 「什麼？什麼時候？」我大叫。 「今早。」 「她怎麼樣？請你告訴我。我是她的朋友，從國內來的，馬上就要回國。」我說。我感到兩條腿發軟。 「請等一等，我去請老闆和你說話。」 跟著，一個聲音沉重的男人用廣東腔對我說： 「你是她什麼人？」 「朋友。我說--」 「你就是前天早晨去她家找她的那位嗎？」他問。 「是的。」我說。心想你就是那幾乎裸體的男人！我對以任何方式佔有女性的人，一向都抱以難以忍禁的反感。說話也挺沖，「我是向你問簡梅的情況，不是請你問我的情況。簡梅現在怎麼樣？」 「噢，你放心好了……」他口氣放得乎和一些，不像剛接電話時那麼盛氣凌人，「她不過給車掛一下，傷並不重。」 「你去醫院看過她？」 「還沒有……我也是剛聽說的。我給醫院打電話，醫生說沒有骨折，很快就能出院。我一會兒去看她。也會把您的問候帶給她。」 一口商人腔！他用對付我的口氣說話，使我懷疑他隱瞞真情，有欺騙成份。我手握著話筒不知該問什麼，他的聲音卻在話高裡響了：「我很忙，對不起，我放下電話了。」不等我再說什麼就「啪」地撂下話筒。 「喂，喂！」我叫。已經斷線。我再撥就撥不通了。 這時珍妮小姐隔著電話室的玻璃門，向我示意，登機的時候到了，要我馬上去。我走出電話室時，腦子極其混亂，大概也表現在臉上了，使得珍妮小姐的藍眼珠對我詫異地打轉： 「你怎麼了，方先生？」 我搖搖頭，沒說話，從珍妮小姐手裡接過包兒來，一起向檢票口疾步走去。珍妮小姐也不再問我什麼。幸好英國人不愛打聽別人的私事，這就使我不會因此而多費口舌。人經常有些事是不想對旁人說的。我就這樣帶著不安、焦躁、一籌莫展的心情默默踏上歸途。 簡梅到底怎麼樣？恐怕我永遠不會知道實情。她是否真的遇到車禍我還懷疑呢！ 機頭朝東。我回國了！ 回國的人心裡都有種幸福感。出國的人當然也有種幸福感。這兩種感覺的不同，就像水手們出航和返航。 飛機載我漸漸與家鄉裡的至愛親朋們一點點接近。 但此刻我這種幸福感被煩亂的情緒攪得一塌糊塗。舷窗外是漆黑的夜空，機艙的大燈都閉了，許多乘客已呼呼大睡，我睡不著，打開頭頂上的小燈，從手提包裡掏出筆和紙，給簡梅寫信，我要把這封信寫好，一到北京機場就寄給她。這樣可以最快地得到她的回信。 在小燈細長的光束裡，我剛剛寫了「簡梅」兩個字，便發現手裡的筆是簡梅送給我的那支。一支很粗的黑色鋼筆。不知為什麼，我眼前忽然出現在簡梅床上那個頭髮又長又黑的男人的背影--我始終就沒見過這男人的臉；我立即想到這支筆決不是拋棄她原先那丈夫的，就是這老闆的！於是這支筆拿在手中就有種彆扭的、齷齪的、不祥的感覺。我真想把這筆從飛機上扔下去，可惜飛機上沒有可以拋出東西的地方。只好把筆帽套上，塞進提包，又掏出我自己的筆，卻怎麼也寫不出一個字來了。 我默默坐了許久。舷窗漸亮，向下望去，目光穿過輕紗一般的飄飛的煙雲，飛機早已飛過繁華又擁擠的歐洲大陸，此刻正在阿拉伯大沙漠的上空橫飛；機影在下邊平蕩蕩的金色的沙海上掠過；很快就要飛入亞洲了。 彷彿沒有任何原因，我的心頭猛然響起萊蒙托夫的兩句名詩： 你期待什麼，在這遙遠的異地； 你拋下什麼，在你自己的故鄉？ 我感到兩頰有些發癢，手一抹，是淚水，咦？我怎麼流淚了？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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