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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8月，戴厚英遇害一週年之際，她的女兒戴醒帶領全家回國來為她母親掃墓。戴醒說，她很想為她母親出版一套較完備的文集，以資永久的紀念，但她遠在美國，無法料理此事，因此，想委託高雲和我來編輯文集並聯繫出版事宜。我們與厚英是幾十年相交的老朋友，她的慘死景像永遠無法在我們的腦子裡抹去，為她做點紀念工作，使她的作品能夠更好地流傳，是義不容辭的。此事得到了厚英家鄉的安徽文藝出版社的支持，我們商定出版一套8卷本的《戴厚英文集》。 厚英生前曾經出版過不少書：有長篇小說、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集、自傳，其中有些在文壇上還引起過強烈的反響。但她有些作品是在香港出版的，大陸上沒有發行過，如《往事難忘》、《風水輪流》、〈空中的足音〉、《戴厚英隨筆集》；有些則尚未結集出版，如許多散文和一部分短篇小說；還有自傳下冊《做人·作文·我的故事》，則是從她的電腦裡調出來的未完成稿，現在都收在這套8卷本文集中。對於大陸上廣大的讀者來說，這裡有將近一半的內容還是新鮮的。 由於篇幅的限制，散文只能出一卷，所以有所刪落；她的評論文章大都寫於文革以前和文革之中，用她自己的話說，那些都是腦袋還沒有長在自己脖子上，而作為別人的寫作工具時所寫的東西，觀點當然是「左」的，這是當時的社會思潮所致。這些文章，對研究者來說，自然具有歷史資料的意義，但對於一般讀者，則已無閱讀價值，所以本文集沒有收入。以後如有人編輯出版《戴厚英研究資料》，倒是應該收入她的理論文章的，因為這些文章畢竟反映了她青年時代的思想軌跡。 戴厚英生於1938年3月，安徽穎上縣人。在她出生的前一年，抗日戰爭爆發了。所以她一生下來，就面臨著民族的深重災難。她是在母親的懷抱中、在獨輪車上「跑反」長大的。 厚英的祖父是一個破落戶子弟。因為祖上做過武官，門前立過牌坊，所以他思想上永遠背著一個「光榮門第」的包袱，治家亦頗專制。但隨著時代的變遷，戴家的光榮是一去不復返的了，他只能靠經營土布為生。到了厚英父親這一輩，就成為正式的生意人。但經營的也不是什麼大生意，而是鄉鎮上的小雜貨鋪。 在當時的中國，特別是在農村，這樣的家境也就算是相當不錯的了。所以作為一個女孩子，厚英還能夠上學讀書，而且從不缺少學習用品。當然，這與厚英從小聰明也有關係，她的大姐就沒有這樣的福氣。 厚英在上學之前就由祖父教識了許多字，所以一入學，學習成績就比較突出。而且，她還有一個特點：思維敏捷，口才出眾。他父親常把她帶到人前去顯耀，讓她與大人辯論，每每獲勝。她在小學六年級時，獲得全校演講比賽第一名，背著獲獎的藍布書包，很是引人注目。厚英的中學時代是在解放初期度過的，那時，政府常常要學生配合政治任務展開宣傳活動，並以此來衡量他們的政治積極性。不但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大運動要配合宣傳，而且反投機倒把、實行婚姻法等政事，也要組織宣傳隊。這些工作，厚英當然是很積極地投入，她成為一個革命宣傳員，秧歌隊、腰鼓隊、演劇隊，都少不了她。她那時演過很多戲：《白毛女》、《赤葉河》、《血淚仇》、《劉胡蘭》……，演得有聲有色。這些活動雖然耽誤了不少讀書時間，但也進一步培養了她的口才和工作能力。 厚英少年時代形成的性格特點和才於，對她一生都有很大影響。她的敏捷思維能力和出眾的才華，有助於她取得很大的文學成就，而過於要強的個性和不肯讓人的鋒利言辭，又使她難以處理好人際關係。 性格即命運。厚英一生坎坷的命運，既取決於時代的風濤，也導源於她自己的性格。這就是她為什麼把自己的自傳取名為《性格·命運·我的故事》的緣故。 1956年，厚英考進了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在這裡，她經歷了階級鬥爭風雨的試煉。 厚英是做著作家夢走進大學中文系的，她入學的那一年，正是解放後文化界學術空氣最祥和的時候。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周恩來總理在他的主題報告中強調了知識分子的進步性和他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作用，並且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接著，毛澤東主席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學術方針，鼓勵文人學者進行鳴放。知識分子感到了春天的氣息，他們卸下了思想改造運動以來背上的思想包袱，一下子變得活躍起來。 在這樣的環境中，厚英覺得自己的前途充滿了希望。她和許多同學一樣，認真地響應黨的號召，努力向科學進軍。聽課之餘，她天天到圖書館搶位置，面對著那麼多從來沒有見過的古今中外書籍，更加感到知識的飢渴。她狼吞虎嚥地閱讀，那一年的確讀了不少書。而且閱讀興趣也轉變了。從解放初期的愛讀解放區作品和蘇聯文藝，變為沉迷在18-19世紀西歐和俄羅斯的藝術世界中。在這裡，她不但領略歐洲風情，而且還接受了他們的民主思想。這種民主思想與她原有的倔強性格相結合，就加強了她的自我主體意識。 然而，好景不常，風雲多變。鳴放不久，事情就起了變化，「反右」鬥爭開始了。一些民主黨派的頭面人物和知識界人士，經過多次動員才下定決心參加鳴放，因為他們被號召要積極幫助共產黨整風。卻不料這是一個「陽謀」，目的是引蛇出洞。瞬息之間，他們的鳴放就被指責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報紙上用大字標題、大塊文章來進行揭露、批判，學校、機關則不斷地召開辯論會。批判會，要把他們批倒批臭。 對於報紙上揭露的那些全國性大右派，厚英不甚瞭解，當然是相信報上所說的。但對於身邊所發生的事，她卻產生了疑惑。許傑是她們的系主任，而且是知名的進步作家，當時還擔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白髮蒼蒼，老成持重，平時深受同學們的愛戴，現在卻被指責為編造謊言攻擊校黨委。開始還有為他辯護的大字報，他自己也表示以人格擔保，他所說的都是事實，而黨委在公佈他的發言時，歪曲了原意；但黨委書記卻站出來說，他以黨性擔保，黨委絕對沒有歪曲許傑的原意，於是批判升溫了。一邊是系主任，一邊是黨委書記，一邊以人格擔保，一邊以黨性擔保，兩者之間，到底應該相信誰呢？厚英困惑了，許多同學都困惑了。她和兩位同學一起寫出大字報，要求黨委書記和許傑教授在大草坪上進行公開辯論，以明是非。這種西方式的民主思想，大概就是她大量閱讀歐洲文藝作品所受的影響，真可謂「中毒」不淺也，其實它並不適合我們的東方國情。我們所奉行的，是《紅樓夢》中的哲學：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便是西風壓倒東風。辯論云云，只不過是裝裝樣子，實際上並沒有平等發言的權利，因為民主只不過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為了要達到揪出「右派分子」的目的，就不允許對手有擺出事實進行申辯的餘地。既然黨委書記出來說話了，許傑的「右派」命運也就無可逃遁。於是厚英這張要求黨委書記和許傑面對面辯論的大字報，就把自己處於十分被動的地位。 好在她們的領導沒有將厚英向右面推，而是往左面拉，這叫做「爭取中間派」吧。被爭取的戴厚英，趕快向左轉，積極投入鬥爭。以她言詞的鋒利，批判起「右派言論」來，當然就顯得咄咄逼人了。她因此得了「小鋼炮」的稱號。這一方面是為了「將功補過」，所以要表現得格外積極些；另一方面，也是她喜歡出人頭地的性格使然。 但正當她在學校裡端正立場，積極地投入「反右鬥爭」，並且引起了人們的注意時，她的後院卻出了問題。在安徽老家，她那老實巴交的父親也被動員得參加鳴放了，因為對統購統銷政策提了一點意見，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她的叔父則因所工作的店家失竊，被誣為「監守自盜」，申辯不清，被迫自殺了，——後來雖然抓住了盜賊，但人死不能復生，給家屬留下了無可擺脫的悲哀。這兩件事，對厚英的打擊當然很大。現在擺在她面前的是兩條路：要末從此消沉，要末以更革命的姿態來表現自己。消沉不適合戴厚英的性格，而且當時愈來愈左的形勢也不允許她消沉，因為一消沉就會沉入深淵。形勢逼得她只有向左，緊跟。何況，在當時不斷地反右派、反右傾和反對修正主義的政治思想教育下，青年們都以為只有左的思想才是革命的。 就在這樣不停頓地向左轉的形勢下，厚英度過了她的大學生活。 然而，就在厚英即將從大學畢業的時候，又發生了一件影響她此後生活道路的事。 1960年2月25日，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召開了以「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批判資產階級文藝思想」為主題的會員大會。這個會，開了很長時間，到4月13日才宣佈閉幕，稱之為49天會議。 據當時的傳媒報道說，這個會議是為「貫徹上海市委文教會議的精神」而召開的，是「社會主義建設事業迅速發展和社會主義革命愈益深入」的表現。這就是說，這次49天會議是當時中共上海市委策劃的，是1957年那場運動的繼續。 如果說，那時把1957年的「反右運動」看作是一場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政治思想鬥爭，那麼，1960年的批判運動，就是有意把這場鬥爭引向學術文藝思想領域。會議初期，也是以討論的方法來「引蛇出洞」，到了一定時候，就大張旗鼓地進行批判。大概是因為有57年的經驗教訓之故，從一開始，作家們的發言就很謹慎，但還是確定了批判的重點對象，所根據的主要不是他們的發言，而是他們原有的論著。而且，批判對象的選擇，也採取平均分配辦法：三所有中文系的高校各出一名。復旦大學——蔣孔陽；華東師大——錢谷融；上海師院——任鈞。為了壯大聲勢，市委宣傳部又從三所高校調了許多學生和青年教師來參加會議，這大概就是後來在文化革命中大規模使用的以「小將」來衝擊「老將」的辦法。戴厚英就是被調來參加作協大會的「小將」之一，而且因為她能言善辯，還被選作重點發言者，安排在大會上批判她的老師錢谷融先生的人道主義觀點，——錢先生在1957年鳴放期間，發表過一篇影響很大的論文：《論「文學是人學」》，是宣揚人道主義思想的。 厚英的發言很受領導的賞識，她被作為三名「文藝理論的新生力量」之一，寫入大會紀要，登載在中國文聯的機關刊物《文藝報》上，立即名揚全國文藝界，她的「小鋼炮」的名聲也更響了。而且在畢業之前幾個月，就借調到上海作家協會文學研究室工作，當時從復旦、師大、師院三校各借調兩名畢業班學生到作協，6人之中只有戴厚英一個人是非黨員。他們畢業之後，當然也就正式分配到那邊工作了。這個研究室，後擴展為文學研究所，所長是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郭紹虞先生兼任，但老先生不管事，實際上是兩位副所長葉以群、孔羅蓀領導工作。這個研究所並非真正的學術研究機構，它設置的目的，是為了給上海市委宣傳部做文藝哨兵，所以日常工作是閱讀當前的文藝書刊，編寫文藝動態，在此基礎上再寫一點文藝評論。用當時的流行語言來說，就是：這裡是培養戰士的，而不是培養院士的。但剛從高校出來的青年與長期在宣傳部門工作的幹部有著不同的思維模式：他們有較多的獨立意識，而缺乏唯命是從的觀念；他們始終眷念著學術性強的研究論著，而相對地輕視時效性強的評論文章。他們還為此而受到批評。 這時，由於持續躍進的結果，我國的社會物質生活陷入了極度困難的境地。公開的說法是，由於自然災害造成的，而且，儘管大家都吃不飽肚子，但領導上做起報告來仍舊說是形勢大好，愈來愈好。人們耳聞目睹，且有自己切身的感受，自然有著不同的看法，但大家都不敢直說，因為一說出實情，便是反對「三面紅旗」（即指：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也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但厚英從安徽探親回來，卻熬不住把那邊虛報產量餓死人的事講了出來。這當然要受到批評。黨支部書記找她談話，叫她不要亂講。她回到宿舍卻捂著被子大哭，說：「這是真的啊！」她實在弄不清真實情況與政治需要之間的關係。 好在在物質生活困難時期，階級鬥爭的弦稍為鬆了一鬆。所以厚英雖然被認為有思想問題，但並沒有因此而挨整。而且，由於文藝批判的同時放鬆，這些文藝哨兵們也有機會坐下來從事學術研究了。厚英原來分工閱讀戲劇電影方面的報刊，現在她就準備研究莎士比亞和關漢卿，並且做了許多筆記。 但是，經濟形勢一有好轉，政治運動又開始了，而且照例是大批判開路。這回是先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目的是把階級鬥爭的火焰煽得更旺。文藝界當然又是首當其衝。先是批判兩部電影：《北國江南》和《早春二月》，接著批判「中間人物論」、「時代精神匯合論」、「現實主義深化論」、「形象思維論」等等，一路批判下來，一直到1965年11月，姚文元發表批判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要進行文藝批判，當然需要打手。於是這批文藝哨兵又被驅上了戰場。開始是將寫作任務佈置到研究所，後來為了便於指揮，乾脆調動一批人馬，組成市委直接領導的寫作班子，名字就叫「上海市委寫作組」，因為開始時辦公地點放在丁香花園，所以又叫「丁香花園寫作班」。這個寫作班子下分哲學、歷史、文學等好幾個小組，人員都是從各個單位調集來的。文學組的人員來自宣傳部、作家協會、華東師大、上海師院，也曾向復旦中文系調人，復旦說他們自己要組織寫作班，不肯放人，道作罷。但歷史組的人幾乎都是來自復旦。文學組的組長是葉以群，戴厚英就是他從作協帶去的。 寫批判文章與學術研究有所不同，學術研究是根據原始材料研究出自己的見解來，而寫批判文章則需根據上鋒的指示行事，執筆者只不過是一種寫作工具而已，上面叫批判什麼就批判什麼，上面定什麼調子就吹什麼曲子，無獨立性可言。那時，厚英在寫作班子裡頗寫了不少文章，有個人寫的，有合作寫的，用她自己的話說，就是充當了打手的角色。 這個寫作班子後來漸漸地神秘了起來，那是在歷史組《羅思鼎》接受了為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提供寫作材料的任務之後。但這時，厚英已經下鄉參加「四清」運動了，文學組的組長改由徐景賢擔任。 1966年3月，厚英被派遣到北京參加批田漢的寫作班子，那時北京還是彭真領導時期。但兩個月後，即調回上海，回到作家協會參加文化革命運動，從此就沒有再回到寫作組去。後來，寫作組在徐景賢的帶領下起來造反，成立了市委機關造反聯絡站，成為一種權力機構，後又組成上海市革委會寫作組，顯赫一時，那已與厚英無關的了。 在文化革命運動中，厚英的經歷更為曲折。開始時，她響應領導的號召，堅決保衛上海市委，而且還走出機關，與北京南下的紅衛兵辯論。當時，採取此種態度的人很多，其實也是「反右」運動以來的思維定勢使然。後來人們發現，最高領導是支持造反的紅衛兵的，於是，除「牛鬼蛇神」而外，一下子大家都變成了造反派。造反司令部林立，造反司令就像時下的公司經理那麼多。作協文學研究所的青年人還算比較謙虛的，他們只成立了一個戰鬥小組，從毛澤東詩詞裡借來一個名字，叫「火正熊」，戴厚英被推為組長。後來，在聯合掌權時，她也因此而忝列領導班子，為作協上海分會革委會的「第四把手」。但不久，卻因為參加第二次「炮打張春橋」事件，而處於挨整的地位。——其實，她也只不過是聽命於第一把手，到街上去刷了幾條標語而已。 這時，厚英真是禍不單行。她在單位裡受批判的同時，家庭裡的危機也爆發了。厚英和她的丈夫原是中學裡的同學，可謂青梅竹馬，後來一同到上海讀書，一個考進華東師大讀中文，一個在同濟大學讀建築，畢業之後，厚英留在上海作協工作，男的分到安徽蕪湖，那時強調統一分配，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結婚之後，特別是有了小孩之後，厚英多次要求調動工作，願到蕪湖去與丈夫團聚，但是不獲批准，說是革命工作需要她留在上海，她只好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請父母代為撫養。分隔時間一久，夫妻間感情就疏遠了，以致出現了裂痕。後來，丈夫有了外遇，提出離婚要求，厚英無論怎樣委曲求全，也不能挽回他的心意，只好離婚了事。這對厚英的打擊很大。後來又發生了因與聞捷談戀愛引起的風波，和聞捷的自殺，這使她的精神幾近崩潰。 聞捷是著名的詩人，五十年代一曲《吐魯番情歌》，引得無數青年叫好，厚英對他的詩歌自然也是讚賞的。後來聞捷調到上海，厚英在作協見到過他，無非是讀者看作家，談不上認識，更無交往。她們的認識，是在文革中期，聞捷在隔離審查期間，及至聞捷妻子跳樓自殺，厚英奉命到隔離室告訴聞捷此事，由勸慰而交往，由交往而產生了感情。在厚英，一半是出於對聞捷命運的同情，一半是出於對他才華的欣賞；在聞捷，則既有知遇之感，又有共同的情調的激發，於是他們在下到干校之後，就熱烈地相愛起來了。 厚英在這種時候敢於去愛一個還沒有審查結論的人，是要有幾分勇氣的，而聞捷在自己還未「解放」之時，敢於不顧一切地去愛，也很不簡單。說他們是詩人氣質、浪漫情懷也可，說他們想衝破重壓追求自由也可，總之，他們是不顧一切地相愛，公然在許多「五七戰士」的眼皮底下共同用餐，一起散步。但是，她們實在愛的不是時候。五七干校原非談情說愛的場所，而是思想改造的地方，在這裡相愛，遭到非難是必然的，何況又是這樣兩個是非人物呢？於是始則風言風語，終於弄到張春橋發話，說這是「階級鬥爭新動向」，而且工宣隊出面於預，強行拆散這對戀人，並對聞捷進行批判。聞捷接受不了這個現實，憤而自殺了。這對厚英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她昏昏沉沉在床上躺了7天7夜，才度過了危機。 然而這一打擊，卻使厚英在思想上走向成熟，使她對世道人心有了比較透徹的瞭解。這倒有助於她日後的文藝創作。 到了文革後期，「四人幫」為了在上海擴大文藝陣地，又起用了一些知識分子，厚英也是其中之一。她先被派到文藝理論教材編寫組，後至《摘譯》編輯部，接著又被調到電影組，某作家執筆的《蒼山志》，她就參與過討論和審定。然而這樣一來，在打倒「四人幫」之後，她又進了學習班，被要求「說清楚」。在這種場合，粉飾自己者有之、推委責任者有之、加油加醋揭發他人者有之，厚英不想這樣做，只想實事求是地把事情說清楚。然而不知何據，主持者硬要指派厚英為「四人幫」上海寫作班的骨幹分子，厚英說她根本就沒有進過這個寫作班，於是出現了頂牛狀態，長期僵持著，最後只好「不做結論」，實際上是不了了之。 接著，是重新分配工作。上海作協文學研究所早已於無形中解散，當年的夥伴們都已到別的單位工作，她當然也必須離開作協。開始，她聯繫了上海戲劇學院，上戲也表示願意接納，但有人去一撬，就告吹了。這時，復旦中文系對她表示歡迎，她就進了復旦大學。只是那時她還住在作協，離復旦很遠，當復旦在虹口開辦分校時，她就轉入了復旦分校。後來，復旦分校與別的學校合併為上海大學，她就成為上海大學文學院的教師。 就在等待分配工作的空閒中，厚英開始了文學創作。 說起來也多少帶點偶然因素。厚英本來是準備繼續從事理論研究工作的，她已重新開始閱讀莎士比亞與關漢卿，並且學習英語。這時，高雲和我打算撰寫一篇聞捷詩論，高雲寫信要厚英提供一些有關聞捷的資料，不久，厚英就寄來一封長信，密密麻麻地寫了4本練習簿，寫她與聞捷相識相戀，以及聞捷被迫自殺的過程，感情十分真摯。——這就是在厚英遇害後，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心中的墳》。據厚英後來在她的自傳中說，因為寫這封信，「我的感情一下子調動起來，洶湧澎湃，不能自已。我躁動不安，時不時地自個兒流淚，不論在什麼場合。我覺得我還有許多感情需要傾吐，那些練習簿容納不下了。於是，在把那些練習簿寄給女友之後，我繼續寫起來。」這就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詩人之死》。 開始，她只是要在紙上傾吐感情，並沒有想到要出版，後來受到一些朋友的鼓勵，這才認真地修改起來，交付上海文藝出版社，列入了該社的出版計劃。但是，在作品打出清樣，準備付印時，卻出現了意想不到的麻煩。還是因為有人撬，而且弄到有權力者插手，這本書就是不能出版。倔強的厚英一定要向出版社和出版局討個說法，而社、局領導卻始終無法說出個正當的理由來。事情就這麼僵持著。這時，改革開放較早的廣東出版社聽說此事，卻打電報給厚英，表示願意出版這本書。但是，此書的糾葛尚未了結，上海文藝出版社聽說了這個情況，又表示想出了，厚英不能貿然抽回，但她又不願拂廣東方面的好意，於是花了兩個月的時間趕寫了第二部小說：《人啊，人！》，這本書在當年（1980年）年底，就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而第一部小說《詩人之死》，則到1982年，才在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其間仍少不了中國人慣用的一個「撬」字，只是福建方面不予理睬，也就罷了。 其實，《人啊，人！》的出版也不順利。上海「有關方面」聽說廣東要出版戴厚英的書，又是打電話，又是寫信，去加以阻止，好在廣東出版局領導和編輯們都很有法制觀念，他們認為，戴厚英既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而且還是大學教師，當然有出版自己著作的權利，現在出書的阻力那麼大，就應該加快速度把它出版出來。所以這本書從開筆到出書，還不到一年時間，在當時的出版業中可算是高速度的了。 如果說，戴厚英寫《詩人之死》，是由於抒發胸中鬱積著的感情的需要，其表現方法還是傳統現實主義的，那麼，《人啊，人！》的寫作，則是對人生經過認真反思的結果，在思想觀點上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由批判人道主義而宣揚人道主義，同時，在藝術形式上也吸收了許多現代主義手法。人道主義和現代主義，在當時都是十分敏感的問題，所以小說出版以後，一方面在讀者中大受歡迎，另一方面，也就被某些人抓住了「把柄」，成為新一輪文藝批判的靶子。發動這場批判的當然是上海某些人士，由於氣候適宜，很快就推向了外地；不但進行思想批判，批判文章、批判大會、批判班子，應有盡有；而且還採取了行政措施，免去了她教研組長的職務，剝奪了她上課的權利。當時的壓力不可謂不大，但並沒有壓垮戴厚英。她認為自己沒有錯，就是不肯檢討。如果說，以前她是聽命於上面的指揮棒，只不過是一架寫作工具，那麼，現在她要放出自己的眼光，保持獨立的個性了。而當她認準了一個道理時，她是決不會回頭的。她在她的散文中多次引用蘇軾的詞句：「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這既表示了她要冒著風雨行進的決心，也表現出她對前途的憧憬。 畢竟時代不同了，群眾也有自己清醒的頭腦，已不再像過去那樣盲從，所以，批判的聲勢雖然造得很大，但同情她的人卻也很多：有本校的師生，有外面的讀者；有熟悉的朋友，也有素昧生平的好心人。厚英有一篇散文《風雨情懷》，就是寫兩位素不相識的女性，在她最困難的時候，如何寫信慰撫她，而當她處境一有好轉，就遠引而去。這真是偉大的情懷，也可見人心之所向。我們現在就將這個篇名作為戴厚英散文集的書名，表示我們對這種情懷的讚賞。 廣東的朋友一直對厚英非常支持。為她出書，給她提供養病之所，還邀請她到汕頭大學做客座教授，讓她受傷的心靈有一個休憩之所。 有趣的是，這種聲勢浩大的批判，不但沒有把戴厚英批倒批臭，反而擴大了她的影響，使她的名聲更大了。短短幾年之中，《人啊，人！》就重印10次，總印數不下於百萬冊；而且被譯成了英、法、德、俄、意、日、韓等許多語種。《詩人之死》也翻譯到國外去了。這大概是發動者始料所不及的罷？ 當然，厚英的影響並不能完全歸功於批判。重要的，還是她的作品敢於直面人生，說出了大家的心裡話，能夠啟人思考，所以才能與讀者心心相印。要不然，那幾年被批判的人著實不少，為什麼有些人不能產生持久的影響？ 厚英本來並不打算繼續寫小說，原計劃在寫了《詩人之死》之後，就重新從事學術研究。但出書的風波，批判的刺激，迫使她繼續把小說寫下去。對厚英的大規模批判有兩次：第一次開始於《人啊，人！》出書之後的1981年，第二次是在「清污」運動的1983年。以前的確有許多人被批判的棍子打問了，不再發聲，但厚英卻是愈挨批愈寫得多。還在第一次批判高潮中，她就著手寫作知識分子三部曲的第三部：《空中的足音》，接著又寫了《流淚的淮河》三部曲的前兩部：《往事難忘》和《風水輪流》，……從40歲開始寫《詩人之死》到58歲遇害，短短18年創作生涯中，她一共出版了7部長篇小說，兩部短篇小說集，兩部散文隨筆集，半部自傳，還有一些未出版的遺稿。她的寫作不可謂不勤奮。 戴厚英不是那種玩文學的寫手，也不是顧影自憐的煽情者，她是一位社會責任感很強的作家。她的作品，有一個貫穿的主題，就是對於人性的呼喚，對於人格尊嚴的維護。這裡所說的人性和人格，並不是抽像的東西，而是滲透在中國人民生活中的具體品格。因此，對於人性美的追求，就必然與對社會醜惡現象的揭露和譴責聯繫起來。這種揭露和譴責，決不是在中國人臉上抹黑，而恰恰是作家愛國情懷的表現。正如老作家蕭乾在他的悼念文章裡所說，戴厚英是一位「愛國的鄉土作家」。厚英在國內是一個尖銳的社會批評者，但在國外卻處處維護中國人的尊嚴，決不允許洋人或假洋鬼子對中國的污蔑，也不允許手握某種基金使用權的洋學者來耍弄中國作家。我很欣賞《得罪了，馬漢茂！》這篇散文，它表現出一個中國作家的骨氣。 厚英深深熱愛著她的家鄉，每年寒暑假都往家鄉跑，有著割不斷的鄉情。她關心著故鄉的一草一木，關心著故鄉人民的生活。她想在故鄉辦學，提高鄉親的文化水平，為此她還曾草擬過一份《支援鄉村教育的計劃草案》。1991年，安徽發生巨大水災，她知道後，坐臥不寧，立即到處呼籲，發動募捐，並親赴災區，參加救災工作。這些，都可見她對這塊土地愛得多麼深沉。 厚英晚年尋找精神上的依托，先是耽讀老莊，繼而鑽研《聖經》，最後是在佛典中找到了歸宿，並且做起居士來了。但她的學佛，並非看破紅塵的結果，倒是想進一步悟透人生。因而，她並沒有脫離社會，倒是對社會有著更透徹的瞭解。她還想寫很多著作，我相信她一定會比以前寫得更加深透。 但是，誰能料到，就在她的思想愈趨成熟的時候，她的生命卻戛然而止了。 她是被殺害的。殺害她的兇手是她中學老師的孫子，一個來滬打工，求助於她的鄉人。時間是1996年8月25日下午。與她一同被害的還有她的侄女戴慧。 一個因呼喚人性的覺醒、因鼓吹人道主義而受到批判的作家，卻死在一個絕滅人性、慘無人道者的手下，我們的社會應該作何思考呢？ 1998年1月15日 於復旦園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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