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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父親死后盡管對我們來說是段困難的時期，然而卻也是一种解脫。 這事一直就像是看著一個人在尼亞加拉大瀑布上空搖搖擺擺地走鋼絲。盡管實際上他在一段時間以后才放棄努力，可在他一開始動搖時，他的命運顯然就已經注定了。掉下來這件事本身几乎成了高潮之后令人掃興的結尾。 牧師沒有在葬禮上發表頌詞，我不得不因此而對他肅然起敬。他沒有說什么一個偉人在年富力強之時被悲慘地從我們身邊奪走之類的廢話。 相反，他用几句話說了說我們大家都希望亨利·希勒那困惑的靈魂能終于獲得安宁。他沒有再多說什么。 奇怪的是，听到對真情的證實比使虛偽的神話永恒能使人得到更大的安慰。 我們的生活沒有多大的變化。這并不奇怪。父親就那么從我們生活的外圍消失了，剩下的是在他去世前就已經沒有了他的這個家庭單位。 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我的生活節奏更緊張了。我被選中代表學校參加全州鋼琴比賽，得了第二名。 要是在一年前，只要能被邀請參加我就會欣喜若狂，可現在沒能獲得全胜都使我非常失望。 坐車回家時，我的教師亞當先生安慰我，他說得金獎的馬里薩·格林菲爾德其實演奏技巧并不高于我，只是演出效果比我好。 “她有獲胜者的風度，走上台去時樣子充滿信心，生气勃勃，而且完全進入了音樂的境界。” “可我也完全是這樣啊，見鬼。” “我知道，可她善于為評委塑造出一個引人注目的形象，而你只是一個平常的你，在進行著無懈可擊的演奏。如果參賽者都在屏幕后面表演，你肯定會大獲全胜。” 在比賽后舉行的聚會上，馬里薩竟然走了過來，提議我們合作搞個鋼琴二重奏的音樂會。我感到得意，而且也許真應該那么辦。但我想上醫學院，得上實驗課，不用說還得應付學校的大學入學考試了。 不過我們仍交換了電話號碼，并說以后要保持聯系。一天晚上，我到初級中學去演出（發展自己引人注目的天賦）沒在家，她打來了電話，不知怎的，我一直也沒找到机會給她回電話。 經過兩小時的試听，密執安大學音樂系向我提供了全額獎學金。我興奮得不知所措，從安阿伯駕云般回到家里。但只是在我把這消息和母親及弟弟分享時才真正明白了它的意義。 在隨之而來的慶賀中，我讓媽媽把她節衣縮食為了我上大學而存下的錢用來給自己買輛她十分需要的新車。可她堅決認為我不應該因我的成功而受到不公平待遇，我應把這錢用在能給我帶來快樂的東西上。很明顯，唯一的選擇是一架二手鋼琴。在某次尋找住處時，我發現了一個非常通融的女房東，她喜歡古典音樂，有一間空房子出租，允許我把鋼琴搬去。（“不過，請發發慈悲，馬修，別來搖滾樂。”） 毫不奇怪，离家的時間臨近時，我的感情很复雜。一方面我不放心媽媽和蔡茲，另一方面，沒有他們我感到很害怕。 此后的4年是充滿了繞梁余音的4年。 盡管醫科大學預科的理科課程無疑是為摧毀人的靈魂而設的，但主修音樂卻使我的靈魂變得堅不可摧。在鋼琴之外我又探索了管弦樂的寶藏，愛上了歌劇，為達到語言要求而因此選修了意大利語。現在我在听《費加羅的婚禮》１時，就能体會到歌劇劇本作者的技巧是如何增強了作曲家藝術的感染力。莫扎特本身就十分偉大，但莫扎特加上達·蓬特２——那簡直是感官的天仙宴了。 １奧地利天才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創作的歌劇。 ２達·蓬特（1749—1838），意大利詩人、歌詞作者。1783年与莫扎特結識，為他創作了3部歌劇，《費加羅的婚禮》為其中之一。 我的生活道路產生了戲劇性的變化。 從我記事時起，就一直在工作和憂慮的黑暗曲折道路上艱苦跋涉，現在終于踏上了陽光普照的。一直伸向藍色無云的地平線的大平原。我甚至還發現，這些新奇的感受有著一個名字：幸福。 我作為一名鋼琴獨奏家，和各個室內樂團一起演出，使我成了校園里的大人物。當我在把自己介紹給比較漂亮的、聰明的女同學時，這一點极大地增強了我的自信。 然而，大學一年級里最有意義的事要算遇到了埃維。 她熱情美麗，給人以面目清新的感覺。她有著棕色的短發、具有感染力的微笑和永遠放射出樂觀的光芒的淡褐色大眼睛。但是最重要的是，她是一名极有才能的大提琴手。 從在衣阿華州艾姆斯市的童年時代開始，她就立志要以心目中的英雄杰奎琳·杜佩雷為榜樣。我們常在一起听我們能搞到手的每一張杰基１拉大提琴的唱片，她和她那鋼琴家丈夫丹尼爾·巴倫波姆的配合流暢動人。我們老是听這些唱片，把密紋唱片的紋道几乎都磨平了。 １杰基，杰奎琳的愛稱。 盡管我們在一起度過几乎所有醒著的時刻，埃維卻不是我的情人。我們只不過是彼此在對方身上找到了一直希望在最好的朋友身上找到的那些品質。 我們認識時她已經是二年級的學生了。開始時，我怀疑她對我這樣一個天真的年輕人如此友好，定有利己的動机。我的意思是，大提琴手需要有人伴奏，我最擅長于和最优秀的大提琴手一起做的一件事就是見譜就彈。 我猜當時我們并未充分理解我們間關系的獨特可貴。我的意思是，它由莫扎特和巴赫開始，結果是涉及所有一切。姑且稱之為和諧的相互了解吧。 我們互相吐露不對任何別人說的事情，不光是我們對誰和誰交朋友的看法，而且是更為切身的事：我們都曾在應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的問題上苦苦奮斗過。 韋伯斯特先生和太大都強烈反對女儿成為職業音樂家，他們真心地認為這和婚姻是不相容的，而婚姻應是每一個女孩子的首選事業。 如果埃維的父母胜利了的話，埃維就會在當地的師范學院學習，然后也許教上几年中學后嫁給一個拿著大學文憑回到艾姆斯來從事某一專門職業的好小伙子。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他們不理解大提琴對你意味著什么？”我問道。她企圖做出滿不在乎的樣子，“我母親是個很好的人，她确實認為我一生的音樂‘需要’都應能在星期日的教堂唱詩班和每個圣誕節演奏亨德爾１的《彌賽亞》中得到充分的滿足。” １亨德爾（1685-1759），巴洛克后期偉大的德國作曲家，后入英國籍。《彌賽亞》為其名作之一。 “那你對大提琴的熱愛是從哪儿來的呢？” “從母親的姐姐莉莉姨媽那儿。她在意大利學習過，和一個三人演出小組一起在歐洲巡回演出了一段時期，后來回來教音樂，直到去世。她一直沒有結婚。從我5歲起，凡在開車能去的距离之內的音樂會她都帶著我去——有時候一直開到德梅因。我喜歡像魯賓斯坦１和海費茲２這樣的大師，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對音樂的關心，甘冒冬天的風雪來為我們這些鄉巴佬演出。姨媽去世后把大提琴留給了我，還專門留了一筆錢，供‘埃維進一步的音樂教育’之用。” “這可太棒了，你該用她的名字給你的第一個孩子取名。” “我會的，”埃維微笑道，“不過得是個女孩才行。” 當然，我們間的談話也不都是触及內心深處的。畢竟我們天天見面，肯定會談些諸如學期論文、橄欖球賽，以及即將到來的讓·科克托３電影節等一般話題。 １魯賓斯坦（1887-1982），美籍俄國鋼琴家，被認為是20世紀第一流的鋼琴曲目解釋者。 ２海費茲（1901-），立陶宛出生的美國鋼琴家。 ３讓·科克托（1889-1963），20世紀法國藝術家。他多才多藝，兼擅詩歌、小說、戲劇、電影、小品文、芭蕾舞劇及繪畫。 不過埃維經常需要糾正她的男朋友們對我們關系的性質方面的誤會。即使在她介紹我和她的一兩個漂亮女友約會后，仍有一些她的男友不相信她的話。而我那時對音樂——以及我剛得到的自由——太入迷了，所以對任何持久的關系都不感興趣。 還有那些星期六的夜晚，我們像兩個虔誠的修道士一樣公然放棄了大學生的其他享受——如啤酒，保齡球——沉溺在我們為自己創造的獨特的世界里，練著一支又一支樂曲。 那些年里，最“動情”的時刻就是我和埃維一起練習的時候。我們一起練的時間很長，几乎練遍了所有主要的鋼琴和大提琴曲。我愛看她在全神貫注地練特別難的樂段指法時不自覺地用舌頭舔下嘴唇的樣子。有時候我們會一個多小時互相之間一個字也不說。當你和一個非常了解的人一起演奏時，你們之間的交流變成了一种本能——這是非常深刻的交流，不是一般談話所能完成的。是這种藝術經歷使我們進入了更為親密的友誼關系。 當然，我們除了在音樂上，還在精神上互相支持。我能記得起來的一次是我給她伴奏福萊１的《西西里人》。她選了這支曲子作為她4年級春季學期的學位獨奏曲。我對自己要演奏的部分非常熟悉，所以可以偷偷看上教授們几眼，知道她給他們的印象非常好。 １福萊（1841-1924），法國作曲家，對現代法國音樂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正如我所料，她得了优——我得到了她最長時間、最熱烈的擁抱。第二天早上我還能在套頭衫上聞到她的香水味儿。 在我決定今后方向的困難時期中，她給了我很大幫助，對此我一直十分感激。隨著每一個學期的過去，我离不可避免的十字路口越來越近了。 我應該選擇哪條路呢？ 教授們也沒有使事情變得容易一些。他們似乎在積极地進行著拔河比賽，想把我或拉向音樂，或拉向醫藥。我感到自己仿佛正在被撕成兩半。 埃維是我唯一能与之討論這件事的人。她并不往哪一邊推我，而是鼓起我的信心，好自己做出選擇。 “你可以成為一名專業鋼琴家，”她斷言道，“我是說，你有著使音樂大師區別于一個技術嫻熟的鋼琴師的天才的閃光。你是知道這一點的，馬特，對不對？” 我點了點頭。我一輩子都想演奏下去，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部分的我卻無法想像自己過一种不去幫助別人、不還之于社會的生活——也許這是從母親那里繼承下來的。 埃維也理解這一點，她十分小心地不去影響我的選擇。她總是充滿同情地坐在那里，听我無盡無休地和自己辯論。 那年夏天是最嚴酷的考驗。 當埃維到阿斯朋１音樂節去上羅杰·約瑟夫森的名師大提琴班時，我在大學醫院里干著衛生員的苦活。 １阿斯朋，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一個城市，夏季在此舉辦音樂節。 記得一天夜里我在小儿科病房值夜班的時候，一個昏迷的小女孩好像在抽泣。我向護士報告，她們堅持說她完全處于麻醉狀態，根本不可能感覺到任何痛苦。 盡管如此，我下班后還是到她床邊坐下，握住了孩子的手。她突然安靜了下來。 我在她床邊几乎一直坐到天亮。女孩肯定意識到我一直在陪著她，因為她醒來時對我輕輕一笑，并且說：“謝謝你，大夫。” 我打電話給埃維，告訴她我已經拿定了主意。 “我真高興，馬修。” “高興我要當醫生？” “不，”她親切地說，“高興你終于做出了決定。” 我也一樣。 在四年級上了一半的時候，埃維得到了好消息。由于約瑟夫森替她說了話，她得到了去朱利尼德音樂學院的獎學金。 她求我申請上紐約的醫學院，這樣我們就可以仍在一起演奏。我考慮后覺得這念頭很有吸引力——盡管蔡茲已被密執安大學錄取，秋天就要來入學了。 總之，我到醫科顧問的辦公室去抱回了一大堆紐約和其他很吸引人的地方的小冊子，開始仔細研究起來。 終于，埃維要离開的時間到了。我猜想大多數好朋友會出去吃一頓告別餐啦什么的，但在如何度過在一起的最后一晚這件事上，我們有自己的主意。我們在傍晚6點左右到了我們最喜愛的練琴室，直到午夜守門人羅恩來赶我們走時仍在里面。我們向他解釋了這一時刻的特別意義，他同意先去鎖別處的門，我們可以練完正練著的這支曲子。 就這樣，我們練完了西澤·弗蘭克１的《A大調奏鳴曲》，杰奎琳·杜佩雷和丹尼爾·巴倫波姆不久前剛剛錄制了這支樂曲的唱片。 １西澤·弗蘭克（1822-1890），法籍比利時作曲家，19世紀后半葉法國最重要的作曲家之一。 音樂充滿了哀傷和渴望，我們演奏時其情之深，超過了我們一起演奏的任何時刻。 第二天早上，我送她到机場。我們擁抱告別后她走了。 我驅車回家，車子里空落落的。 那年9月，我那大手大腳的弟弟來到了安阿伯。他完全是個大人了，迫不及待地准備開始生活。 自然，他對于生活的想法，無疑受到了我們童年時心理上不穩定的強烈影響。他似乎急于要建立起一個安穩的家。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連專業都沒選定，就選好了一個固定的女朋友。 不過几個月的時間，他和一個滿臉雀斑、會彈吉他的同班同學埃倫·莫里斯就快快活活地同居了。他們住在离大學乘公共汽車有25分鐘路程的普蘭菲爾德一座兩家合住的樓房的頂層。 在這段時間里，我忙著寫4年級的音樂論文，同時在有机化學課上受煎熬——和牙痛一樣，不過是科學上的。 每周几個晚上（在11點電話費打折以后），埃維和我就在電話上聊天。這不如“活生生的”談話那么令人滿足——當然更不如在一起演奏音樂——但是能听到她對從我的女朋友到論文等一切問題的看法仍然是件十分愉快的事。她對論文想得比女朋友多，甚至認為有可能發表。 我論文寫的是威爾第寫出了《游吟詩人》和《茶花女》的那充滿靈感的一年（1852——1853）。我能夠看出他兩部歌劇在風格上的相似之處，以及他作為管弦樂大師的成長過程。真像是鑽到了這位音樂家的腦袋里面。顯然，兩位評閱人和埃維有同感，因為他們給了我A+。 媽媽在感恩節來看我們的時候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他的名字叫馬爾科姆·赫恩，是個醫學博士。我原來就覺得最近有人走進了她的生活，這個預感證明是對的。 他是個离了婚的外科醫生，孩子已經成年。馬爾科姆看來不僅是個具有幽默感的熱情可靠的人（他對世界的看法和父親的完全相反），而且還有那么點儿是個音樂家，确切地說，是個男高音，而且是個不折不扣的男高音，不用欺騙或假聲就能唱到高音C。僅此一點就會使他成為任何一次演唱活動中受人歡迎的客人。馬爾１已經是醫院男聲四重唱中的明星了。听他唱悄得有勇气》中高昂的高對位調肯定會使最愁眉不展的听眾臉上也露出笑容。最重要的是，看來他确實很喜歡母親，現在母親有真正的第二次獲得幸福的机會了。 １馬爾，馬爾科姆的昵稱。 埃維听到了關于馬爾科姆的事非常高興。（一個外科醫生，一個很好的男人，而且還是個高音“C”？真是好得讓人難以相信！） 我對她說，在圣誕節見到他時由她自己得出結論吧。 “哦，馬修，我正要鼓起勇气來告訴你，恐怕我是去不了啦。羅杰和我——” “羅杰？”我怀著毫無理性的嫉妒問道，“你是指名家約瑟夫森嗎？” “呃，是他。其實剛才是他接的電話。” “嘿——”我突然不好意思地說，“你該告訴我我打攪了你。” “你永遠也不會打攪我。再說，我們的事我都對他說了。我說，你和我們一起到糖械林去滑一個星期的雪怎么樣？” “哎呀，我要能去就好了。可是功課簡直把我給埋上了，我几乎都擠不出一天來回家。不管怎樣，祝你圣誕節快樂。” 我挂上電話，覺得自己笨得像頭驢。我早了整整一個月向埃維祝賀節日。 我留在了安阿伯上醫學院。這樣，即使在他們結婚以后，我仍然可以經常見到蔡茲和埃倫（他在畜類保護協會找到了做執行教練的工作，而她開始讀師范學位）。 那年結婚很流行。8月，埃維和羅杰在坦戈伍德也結成了連理，羅杰正在那里在朱賓·梅塔１的指揮下演出德沃夏克的作品。幸好我提前兩天到了那儿，因為當羅杰去參加最后一次單身漢聚會時，埃維突然感到一陣膽怯（我只能這樣形容）。（“我是說，馬特，他是這么有名，而且——這么成熟。他干嗎要娶我這么一個孩子？”） １梅塔（1936- ），印度管弦樂隊指揮。1978年起任紐約愛樂管弦樂團音樂指導。 我設法使她相信，像羅杰這樣的人很聰明，知道她是個多么与眾不同的人。在這一點上，不管誰娶了她都會知道自己是世界上最幸運的男人。這一不可避免的危机在開香檳酒瓶塞和閃光燈的砰砰聲中早已被忘得一干二淨了。 至于我嘛，慶典最好的部分是婚禮后一些客人開的音樂會，似乎我收藏的錄音帶的一半作者都親自出席演奏了。 我回去以后就一頭鑽進了醫療世界中去。那年秋天，埃維終止了在朱利尼德的學業，以便能和羅杰一起巡回演出。這樣，我們就逐漸疏遠了。 即使在成了個完完全全的丈夫以后，蔡茲和我仍然每個星期日晚上在一起喝啤酒，并進行兄弟間的談話。 他依然有著問令人不快的問題的習慣。 “你有机會的時候卻沒有和埃維結婚，覺得后悔嗎？”他天真地問道。 “行不通的。我們就像兄妹一樣。” “那你為什么那么痛苦？” “我沒覺得痛苦，蔡茲。我只是為去非洲的面試感到緊張。” “非洲？”他難以置信地問道，“啊，你一定是想參加美國軍團，好把她給忘掉。” “行了，住嘴吧。”我責備道，然后承認自己向國際醫療隊申請了一份工作。這個組織在第三世界的多事地區建立醫療站，給貧窮和政治斗爭的受害者治病。 “嘿，听起來這倒挺适合你的利他主義特點。有危險嗎？” “那就要看他們把你派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希望能去厄立特里亞，那儿正在打內戰。不過他們對我說，雙方都還沒有愚蠢到向醫生開槍的程度。” “反正，別忘了在睡衣上別上‘醫生’的牌子，”蔡茲怀著明顯的關切開玩笑地說，“你什么時候知道消息？” “下個星期，到巴黎去面試以后。” “你是說，你已經到了要面試的階段了，可連你的親弟弟都沒告訴？” “我是想如果失敗的話，我最好先不聲張。” “得了，馬特，你從來不會失敗。” “呃，”我笑著說道，“這對我來說，可能是個意義重大的机會。” 第六章 1953年9月，米蘭 他們按地位的高低站在那里。“上帝”在先，“圣母”馬利亞，然后是嬰儿。 到米蘭大教堂來的重要客人和前面兩位已經很熟了，但嬰儿才剛剛出生。 她是意大利最大的集團公司法瑪公司的老板吉安·巴第斯塔·達歷山德羅的女儿。這是她首次公開露面。 當總理抱著孩子，紅衣主教口中念念有詞地吟誦著拉丁文的洗禮詞，命名她為西爾維亞·馬利亞·達歷山德羅時，她的母親卡泰麗娜對丈夫輕聲說道：“我真希望自己相信上帝，這樣我就可以向他表示感謝了。” 他咧開嘴笑了，擁抱著妻子。 “上帝是存在的，卡麗娜１，不然我們怎么會相遇的呢？” １卡麗娜，卡泰麗娜之愛稱。 盡管達官貴人們都是從世界各個角落飛來的，但從某個意義上講，走的路最遠的是馬里奧·里納爾迪，因為這個吉安·巴第斯塔的對手和最好的朋友出生在意大利南部一個落后的小地方，長到10歲才有了一雙鞋。現在，他已是密特羅公司（都靈机械制造公司）的總裁，意大利第二位最富有的人。他的公司生產從吹頭發的吹風机到直升飛机等各种產品——更不用說從法瑪公司生產線上下來的每一輛汽車上的輪胎了。 盡管這一時刻再一次屬于吉安·巴第斯塔，工業界的巨頭全都眾星捧月般圍著他轉，馬里奧卻有一點可以自慰：即使有了兩次婚姻，吉安·巴第斯塔以自己的巨富卻買不來一個儿子。而這正是他所擁有的。 教長在往嬰儿頭上洒水的時候，馬里奧對身邊那個膚色微黑的英俊少年輕聲說：“她將要成為你的妻子。” 16歲的尼科不知道這是命令還是預言。 密特羅公司財富的繼承人進入了成年。他一天活儿也沒有干過——而且也不打算干。 為了讓父親高興，尼科走完了大學教育的過場，給貧困同學錢代他寫論文，甚至替他考試。他有更有意思的事情要做。 從童年起他就愛上了速度：地面上、天空里、水中。這种廣泛的愛好為他一年到頭提供了冒險的机會。 夏天，他把賽艇停在尼斯港，把父母產業上招待賓客用的宮殿般的房子据為己用，身后跟著不斷變化的人群。 盡管父親力圖培養西爾維亞對陌生人產生本能的警惕，他卻并不認為自己在里維埃拉１的鄰居的儿子是個外人。而且尼科還是吉安·巴第斯塔最喜歡的网球球友，每年兩人都要進行持續整個夏天之久的馬拉松式的比賽。誰也不愿意輸。 １里維埃拉，法國東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沿地中海的假日游憩胜地。 西爾維亞總是坐在球場邊，不時地站起身來用英語、法語。意大利語“宣布”比分。 尼科最新的公主，絢麗多姿的西蒙娜·加托帕多迷上了她。 “你愿意什么時候和我一起打打网球嗎？”她問道。 “打多少錢的？”小姑娘天真地問道，“尼科和爸爸輸贏可大著呢！” “她這么說是為了讓你不想打。”尼科的聲音突然插了進來。 “你的侄女太可愛了。” “她不是我的侄女，她是我的伙伴。”他說道，一面摟著西蒙娜向平台走去。 西爾維亞痛苦地看著他們离去，她還沒有意識到，這就是嫉妒。 而尼科自然是忙于自己的活動，根本沒有注意到小姑娘在愛慕著他。 一年冬天，馬里奧和西爾維亞的父親帶她去看尼科在科第納丹佩住比賽雙連雪橇。看著她的英雄和隊員一起沿著滑道飛馳，她感到自己平時被困住、被保鏢窒息住的那部分自我也飛了起來，因為尼科非常真實地實現了她自己對自由的幻想。 那天下午快要結束的時候，他的雪橇碰上了一片水，失去了控制，旋轉著翻了几個個儿。司閘員也掉了出來，但顯然沒有受傷。 西爾維亞放聲大哭。吉安·巴第斯塔把她抱了起來，安慰她。 在急救站里，醫生初步檢查了一下尼科骨頭斷裂的情況，做好准備使他能乘直升飛机到米蘭去。 “你能行嗎？”西爾維亞擔心地問道。 “沒問題，”他做出勇敢的樣子說，“我是不可摧毀的。” 吉安·巴第斯塔到醫院頂層小里納爾迪那寬敞的病房去看他，回來后對妻子和女儿說： “我看他得在那儿呆上好几個月了。” “也許這回醫生能移植點理智到他的腦子里去，”卡泰麗娜不以為然地說，“那樣他也許會找到點有价值的事情去做。” “我想他已經在找了。去看他的人的名單就像一本工商界的《名人錄》。我想此后他將要在這個地方競爭金牌了。” “好，他今后也該安定下來了。他到底在等什么？” 這時，一直安安靜靜在一邊玩儿的西爾維亞尖聲說：“等我呀！” 1964年春，卡泰麗娜·達歷山德羅被一個恐怖組織綁架。他們索要了一筆大得不像話的贖金。 意大利警方這次以极快的速度，以极高的、從未有過的效率凍結了達歷山德羅家所有的銀行賬戶，以免他們向恐怖分子的要求屈服。 這時，里納爾迪父子用行動證明了他們的友誼。 在馬里奧飛到倫敦去籌美元時，尼科飛速赶往瑞士的盧加諾，帶回瑞士法郎，使吉安·巴第斯塔能滿足綁架者的要求。 不幸的是，一直在竊听電話的憲兵先于贖金到達了恐怖分子那里。 在隨之而來的交火中，卡泰麗娜中彈死去。 從听到這個消息的那一刻起，吉安·巴第斯塔就把自己關進了房間里。他無法再面對這個世界。 盡管他知道女儿需要他，但他缺乏這份情感強度去做出反應。就仿佛生活在一堵玻璃牆的后面，他能夠看得見，卻無法接触到別人。 安慰西爾維亞的任務落到了尼科的身上。 葬禮的前一天，當他的父親獨自和吉安·巴第斯塔在書房里的時候，小里納爾迪溜達到了游戲室里。 盡管玩具和娃娃扔得到處都是，房間里卻沒有人。 于是他又轉到樓下，走進花園，經過毫無生气的游泳池和同樣渺無人跡的网球場。 終于，在向前面噴泉的方向看去時，他看見西爾維亞坐在一張長凳上，兩眼呆呆地望著天空。她的女家庭教師特納小姐正在給她朗讀，想轉移她的注意力。 這個10歲孩子的臉上一副凄涼孤獨的神情。 即使在她終于注意到他以后，她也既沒有笑，也沒有扑到他的怀里來。 他向女教師點了點頭，在小姑娘身旁坐下，開始輕輕說道： “西爾維亞，我無法告訴你我有多么難過。我是說，為你媽媽——也為你。” 片刻的沉默后，她開口了，聲音空空的。 “世界好像是個非常可怕的地方。” “是的，我明白在現在這個時刻，生活一定是難以忍受的。但你不能放棄，你知道你媽媽對你的希望會是什么。” 她搖搖頭，臉上的神情表現出了痛苦，也同樣表現出了困惑。 “尼科，爸爸不愿和我說話。是不是我做錯了什么事情？” “你要給他一點時間。他在盡他所能地應付著這一切。” 她神情异樣地看著他。“你相信上帝嗎？” “難道他們在學校里不教這個嗎？” “教，可我是在問你。你信上帝嗎？” “呃，有時候信。” “我只是想問問他，媽媽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坏到他要懲罰她。” 是的，尼科暗自想道，這毫無疑問是我不信上帝的時刻之一。 他看著地平線的方向，用盡可能隨便的口气說：“我不知道你怎么樣，我可覺得冷了。咱們都回屋子里去吧，弄點暖和的好東西喝喝。” 起初她沒有回答。 “來吧，朋友，”他把手伸向她，“看在我的面子上。” 她慢慢站起身來，三個人走回宅子里去。 葬禮不對外公開，但這一悲劇卻被無情地四處傳播。 一群瘟疫般的專門報導上流社會新聞的攝影記者站在公墓牆外匆忙搭起的台子上，照相机像黑兀鷹一樣，貪婪地吸食著受害者的悲痛。 參加葬禮的人們跟在棺材后面慢慢地行進，尼科拉著西爾維亞的手跟在吉安·巴第斯塔和馬里奧·里納爾迪的身后走著。 葬禮結束后，當達官貴人們開始离去時，西爾維亞國在墓坑旁輕聲說道：“再見，媽媽。” 然后她轉過身子，重又握住尼科的手，走了開去。 第七章 巴黎全部的人口突然減少到只剩下西爾維亞和我。 在班上，我們從早到晚坐在一起，晚上就在附近不同的小飯館一起吃飯。在完成規定的第二天課程的准備后，我們就會合起書本來聊天。 如果西爾維亞有著某個獨一無二的特點的話，那就是充滿激情。 她致力于做個好醫生，熱愛歌劇，瘋狂地迷戀職業籃球，熱情地擁抱著生活的每一個方面。現在回想起來，她在我心中喚起的是貝多芬第九交響曲最后的合唱中那种狂喜的感情：“歡樂，上帝的光輝，极樂世界的女儿……” 不知怎的，財富的重擔和童年痛苦的傷痕似乎沒有對她造成任何妨礙。 至少起初似乎是這樣。 顯然她一直過著极受保護的生活，沒有什么親密朋友。她天真坦率，不去掩飾存在于她無瑕外表下的复雜性。有意思的是，她經常提到她的母親。 “和父親結婚的時候，媽媽是《晨報》，意大利最大的一家晨報的編輯。但從他們相遇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几乎沒有一個晚上不在一起。我出生以后，她把住宅的一翼改成了辦公室，在大膽冒失的摩托車通信員、迷人的魅力——以及非常響亮的說話聲——的配合下，在家里指揮一切。然而她不像那些只顧事業。沒有時間給孩子的女人。無論日夜，只要我需要她，她總是在那里。” 經歷了痛苦和歲月的間隔，已經很難說這究竟是真實的記憶還是理想化了的回憶。 “后來你是怎么過來的？” “呃，有我的父親在。”她柔聲說道，口气里更多的是忠于家庭的感情，而不是她真正的想法。然后她低聲承認道：“盡管他更需要我對他的支持。其實爸爸從來沒有能夠真正恢复過來。他直到現在還在拼命工作。我很為他擔心。” “可是誰為你擔心？誰和你玩？誰送你上學呢？” “不同的人。我并不特別記得哪個人。當時這好像并沒有什么關系，因為他們全穿著一樣的制服。” 說到這里我忍不住評論道：“我一直相信有兩件事是不能讓別人代替你做的——理發和當父母。” 她笑了，會意地、贊同地笑了。“我在學校里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康拉德沒有執照，可喜歡搞心理分析。根据她擅自得出的意見，我患有嚴重的父母缺失症。据她說，如果我不找個心理醫生談談，很可能會把生活中的一切關系搞得一團糟。” 別包括和我的關系，我心里想道。立刻，我便极力驅散這突如其來的脆弱表現。 “得了，西爾維亞，一切規則都有例外。我是說，有些來自人多、關系密切的家庭的人照樣和孤獨的人一樣搞不好關系。我只舉一個經典的例子成住在鞋子里的老婦》。” “沒錯。”西爾維亞大笑，接著背誦道：“‘她把他們全都痛揍了一頓，然后讓他們上床去睡覺。’” “對。順便問問，用意大利語念听起來怎樣？” “不知道。尼科是用英語給我讀的。” “啊，尼科。” “是他。他還教我打网球，下象棋，帶我去看馬戲。” “那么我猜你會嫁給他。”我說，掩飾住對自己机會的渺茫產生的悲觀情緒。 “你為什么這么說？我的意思是，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現在都一百歲了。” “首先，他沒有一百歲。他年輕得可以和你一起玩耍，又年長得可以依賴。但最重要的是，他似乎總會在那里，而這一點對你是十分重要的，對不對？” 她點了點頭，把我心中那最后一點希望的火花給扑滅了。 “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對的，”她同意道，“我是說，在我稱為自己的‘鉗閉期’的那段時間里，他确實是了不起。” “你指的是什么？” “媽媽出事以后，父親一門心思要保護我，這是可以理解的。他不讓我上學，請人來家里教我。你可以想像，他手下的人對那些可怜的家伙進行了什么樣的安全檢查。 “就我的社交生活而言，”她開玩笑地補充說，“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在自己家里有一應俱全、連爆米花都不缺的電影院夠有多派頭。可是每個周末只有你和那同樣的三四個孩子當觀眾，這并不是多好的事。我到了14歲上才發現，看電影時最不重要的就是銀幕上發生的事。我想和別的人在一起，簡直想得要命。” “你最后怎么能夠离開的呢？是否也是在尼科閣下的幫助下做到的？” “別開玩笑，”她呵責道，“不過事實是，他一直鼓勵我到國外去求學。然而不等父親完全恢复正常，我沒法离開他。” 多么奇怪，來自一個孩子身上的父母本能。 “最后我決定，要想讓他有朝一日重回人類社會，我就得离開。我是說，我認為如果我讓他獨立生活，他就會不得不開始去尋找別的人。 “總之，英國是唯一一個保安措施使他感到滿意的國家。自然，必須是個天主教學校。因此差不多也就只剩下威爾特郡的圣巴塞洛纓學院了。 “我在那里很快活，雖然我過了一段時期才習慣了宗教的那一套。除了遇見我最要好的朋友莎拉和學會了世上的一切運動之外，我在那里還受到了极好的教育。但是每天早晚我唯一祈禱的是，下次探視日讓爸爸挽著一個可愛的女士一起來。”然后她沉思著補充道：“可是他從未這樣做過。 “這意味著我得和他一起在意大利度夏。我無法忍受讓他獨自生活的這個念頭。我未能有机會認識多少同齡人，但我和爸爸一起度過了許多美好的時光。我知道，他很喜歡帶著我一起到工厂去。我使他感到非常驕傲。實際上，那似乎是他唯一不再沉默寡言、真正充滿活力的時候。當他把我介紹給大家的時候，他的臉上會綻出少有的笑容。我也喜歡去工厂。工人們看上去好像真的很喜歡他。” 這一點，我從最近在《世界報》上看到的一篇文章中得到了證實。文章提到，她的父親是意大利北部首先為自己從南方來的工人提供低价住房的實業家之一，否則這些工人就不得不把家屬留在老家。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們一起在托斯卡納偏僻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館里度過的那些周末。那是米蘭和都靈的意大利上流階層中不浮華俗气的人的度假胜地。” “如果是這樣，那地方一定真的非常小。”我開玩笑地說。 她笑了起來。“說對了，馬修，所以這個地方才這樣不同一般。盡管名字很朴素，‘旅店’實際上非常閒适高雅。晚上，他們在充滿茉莉花香的花園里供應晚餐。反正對于我這個十几歲的孩子來說，那些男人皮膚晒得黑黑的，穿著白色亞麻布西裝，都顯得那么英俊，可是誰也沒有我的父親好看。女人們都穿著最時髦然而不扎眼的服裝。還有個3人小樂隊為跳舞伴奏。” “鋼琴、鼓和小提琴，對不對？” “對，我的音樂家朋友。”她微笑道。 “我琢磨著小提琴會帶來浪漫情調。” “确實，”她點點頭，“不過遺憾的是，對于一個15歲的女孩和她的父親卻并不如此。” 恐怕不一定，我心里想。 “每年夏天我都不斷希望我們會遇見一個爸爸喜歡的人。” 想到十几歲的少女西爾維亞和父親一起圍著舞場跳舞時仍一面謹慎地用眼睛掃視一張張桌子，尋找著合适的寡婦，我受到了奇怪的感動。 “一天晚上，我們旁邊的桌子上坐了兩位女士，年紀較輕的一位膚色微黑，很有吸引力，年齡非常合适。她們离我們很近，我能注意到她手上沒有戴結婚戒指。整個晚餐期間，她們好像一直在往我們這邊看，然后低聲交談。就在送來咖啡之前，年紀大的那位站起身來，吻了吻另一位，道過晚安后便离去了。” “嘿，這可越來越有意思了。下一步是誰采取的主動？” “自然是我啦。我突然頭痛起來，說對不起恐怕得先走了，而且堅持要爸爸留下吃完晚飯。 “离開餐廳的時候，我回頭看了一眼，看見父親正伸手拿香煙盒。顯然他一點也不著急。這是我已經等了這么久的一個時刻。我既不能入睡，也看不進書去。我在窗口呆了至少一個小時，伸長了脖子想看見餐廳，看看他們是不是在跳舞。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甚至幻想她會和我們一起在爸爸的平台上吃早餐。她不在那儿。可是他情緒特別好，所以我想，他一定已經安排好了午餐的計划。我實在等不了那么久，因此直接問他覺得頭天晚上坐在附近的那個淺黑膚色的漂亮女人怎么樣。” 她停了下來，沮喪地搖了搖頭。 “別告訴我，”我猜測道，“他喜歡金發碧眼白皮膚的女人。” “不對，你這個傻瓜，他根本就沒有注意到她。” “我想我說得太多了，啊？”西爾維亞抱歉地說。已經快到凌晨一點鐘了，我們正站在“圣跳蚤窩”（我給我們住的那個鬼地方取的又一個渾名）空空的大廳里。 “一點儿都不，”我真心說道，“要不然你怎么能了解一個人呢？” “但是了解并不是喜歡的同義詞。”她大著膽子說道。 “西爾維亞，對于你它不可能有任何別的意義。” 我們互相吻了吻面頰以祝晚安，然后她乘電梯回房。我，一個積習難改的美國人，要進行每天的鍛煉，便沿著吱嘎作響的樓梯爬到我那在第10層上的閣樓（至少那時是這种感覺）。我一邊爬一邊心里在想——除非我過于陶醉在希望中了——她最后的那句表面看來無關痛痒的話是有它的含義的。尼科還沒有贏得她。我仍有机會。 第二天晚上，當我們在弗洛爾咖啡廳完成了日程上的最后一項——徹底地鑽研了由接触污染的水而造成的常見的血液傳染病血吸虫病的發病、發展和治療之后，叫了一瓶干白葡萄酒，開始了我們此時已經熟悉的儀式：重新打開家庭的心理相冊。 我們談到最初把我們吸引到醫療事業上來的一些事情。 “說實話，”西爾維亞說道，“我記不得有什么時候我不是多多少少想著要當個醫生。我是說，我覺得早在喬治的時候就開始了。” “喬治是誰？” 她弓起背俯向桌子。每當她向我述說內心深處的隱秘時總是這樣。今晚，感謝她套頭衫的剪裁樣式，在她對我敘述喬治·望祖托的時候，我無法避免一瞥她美麗的乳房。 “他是我的第一個‘男朋友’。那時我們都是7歲。他很瘦，眼睛黑黑的，又圓又大，個子比我們小得多。下課的時候，別的男孩跑來跑去亂鬧，他總是孤零零地坐在一旁。我就過去和他做伴。 “可是他從不能到我家來玩，原來，他每天放學以后要到醫院去做透析。” 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見鬼，這么久以后說起這件事還是那么難。顯然他活不了多久了。我的父親提出為他出錢到美國去換一個新腎，我感到非常驕傲。我覺得爸爸做什么事情都不會失敗的。” 她停頓了片刻，然后說道：“他們在波士頓綜合醫院給他做手術。他再也沒有醒過來。” 西爾維亞低下了頭。“這件事一直使父親非常不安。但想一想里祖托太太吧。如果我們沒有干預這事，她的儿子還有可能活上6個月，甚至1年。而情況是，醫學科學只是使結局來得更快。” 我沉默了几秒鐘，然后柔聲說：“因此你決定做個醫生。” “不是有意識的，不過我心里一定是怀著這种感覺。無論如何，莎拉的父親，劍橋大學的一位醫學教授，是一家臨終關怀醫院的臨床主任。有一天他早上查房時允許我們跟在后面。 “約翰·康拉德真是太棒了。我是說，當他和一個病人在一起的時候，他使病人覺得他們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他傾听每個病人訴說自己的煩惱，而且總能找到恰當的話來鼓勵每一個人。 “那里有個8歲的小男孩。雖然他非常虛弱，可听見大夫的笑話仍能竭力笑一笑。 “我突然發現自己希望喬治當年能夠在這樣一個充滿了關怀和人情味的地方死去。我就是那天在回圣巴茨的路上下定決心的。” “我能想像得出你父親的反映。” “其實你想像不出來。盡管他顯然非常吃惊，但似乎接受了我的決定。只是到后來他才開始反擊。自然，他的第一招是自責。” “父母都愛用這一手。” “總之，這一招不靈以后，他就試著以學醫有多么艱苦來勸阻我。” “告訴我，大夫，”我微笑道，“他有沒有形容一番3天一個班，不許睡覺？” “詳細得令人痛苦。可是我爭辯說，要是別人能經得住，我也能。后來就是——收買。他建議我們建立一個類似福特基金會的組織，向各种各樣有价值的醫學事業提供資助。我承認自己動了心。但是，在整整一個夏天的毫無結果的討論之后，他放棄了。當他和我吻別的時候，他輕輕對我說，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就是讓我去干能讓我感到幸福的事。” “反正，”我試探地說，“其實這不就是在你和尼科結婚之前你做些什么的問題嗎？” “上帝啊，”她假裝生气地看著我道，“你比我爸還夠嗆。你為什么這么肯定我愛他？我說過愛他嗎？” “反正那會是個資產大合并。”我回避直接回答。 “這一點我無法否認。”她勉強承認道。 “那么你們定了日子沒有？”我突然覺得并不想听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事實是，”她惡作劇地笑著說，“最近兩位父親建議定在8月的最后一個周末。” “你是說就這個8月？” 她點點頭。“當然，現在他們得往后推了。” 我又開始呼吸了。 我終于明白了她渴望參加國際醫療隊的特別理由。 她不僅能夠為生病的儿童工作，而且還能遠遠地离開尼科·里納爾迪和一切來自家庭的壓力。 “告訴我，西爾維亞，你去非洲的決定是否碰巧和能不參加自己的婚禮有關？” 她想壓下笑，但沒有成功。 “實際上我确實解釋過，我需要時間和空間來好好考慮考慮。” “他們的態度呢？” “他們沒有選擇。我像爸爸，可也像媽媽。她也會維護自己的獨立的。所以現在，愛提問的記者先生，你的問題都得到回答了嗎？” 沒有，我對自己說。我剛剛才想起了一整套新問題。 第八章 培訓班最后一天5點鐘的時候，弗朗索瓦點起了一根香煙，說了一段發自肺腑的話。 “好啦，正式的入門已經結束了，等你們一到那里就會看到，這根本算不上什么准備。實地工作的每一天都是學習，我們在這里只能盡力使你們具有能夠應付任何可能出現的危机的心理狀態，而通常你們遇到的危机往往恰恰是我們沒有能夠使你們有所准備的。我只是想對受到過我不公平的責備的人說聲對不起，而對那些沒有受到我不公平的責備的人說——不用著急，到了那里以后會輪到你的。” 響起一陣輕輕的笑聲。我想，在他脾气暴躁的外表之下隱藏著一個靦腆、可愛的人。 “好啦，祝大家好運。”他最后說，又補充了一句我從來沒有指望會從他嘴里听到的話：“我沒有什么要說的了。” 按照計划，我們第二天傍晚動身，因此有大半天的時間可以在巴黎干我們想干的事。 上午，西爾維亞和我去了羅丹博物館，然后，最后一次來到了國際醫療隊。 我們得簽署各种文件，包括銀行委托書，醫療事故下的健康保險，以及使最近親人受益的人壽保險。如果我死去，我指定蔡茲和媽媽每人各得五千美元。 下午我們分開了，各自去給家人買禮物。我給媽媽和馬爾科姆寄去了一個金色“古董”黃銅鐘作為遲到的結婚禮物，在“小不點”給剛怀孕的弟媳婦買了些非常可愛的嬰儿服裝。 在回旅館的路上，我走過“大師之聲”，進去最后測覽一番。自然我買了3盒磁帶才算走出了門，其中一盒我讓他們用禮品紙包裝好，准備送給西爾維亞。 我在大汽車外面緊張地踱來踱去。已經晚了，如果再不出發就要誤飛机了。我不斷看表，心想她究竟可能出了什么事。 “喂，馬修，”弗朗索瓦吼道，“上車。不用擔心，我們即使不等她，她反正坐得起轎車。” 我覺得這話既不能讓我放下心來，又沒有什么滑稽之處，但我服從了。 我剛坐下，西爾維亞就出現在台階頂上，身后仍跟著那個影子。 她穿著寬松的套頭衫，緊身牛仔褲，黑皮靴，簡直漂亮极了。她一屁股在我旁邊坐下，拍拍我的手讓我安心。 “對不起。可他們就是不肯放下電話。” 我認為最好別問她指的他們是誰。 當我們在星形廣場陷入車海中寸步難行時，弗朗索瓦大聲說道：“好好看一看吧，孩子們，你們現在從車窗里看見的汽車比全厄立特里亞的車都要多。” 永遠無比忠實的尼諾獨占了最后一排座位。當我和他的目光相遇時，我熱情地向他招手，讓他過來和我們坐在一起。可是他就像沒有看見我似的。他仍在工作，不打算做出親近的表示。 在戴高樂机場，當我們把行李扔到行李車上開始往門口推時，她的看門狗仍繼續保持著謹慎的距离，監護著她。當我們到達護照檢查處時，他的任務正式結束。終于，他向西爾維亞和我走了過來。他不自然地倒換著兩只腳，眼睛基本上看著自己的鞋，和我們告別。 “祝達歷山德羅小姐旅途順利。很遺憾我不能在那里照顧她了。但是……”他停了下來，難為情地沒有說下去。 “你真可愛，”她熱情地答道，“感謝你所做的一切。祝你妻子和小女儿好。回去吧。” 他斜眼看了看我，仿佛在說，我指望你了，先生，別搞糟了。然后他回轉身子，沿通道慢慢走去。 “你會想念他嗎？”我低聲問道。 “不會。”她斷然答道。 我拉著她的手，匆匆加入到免稅店里的其他人之中，做最后一分鐘的采購，買諸如科涅克上等白蘭地和蘇格蘭威士忌一類的必需品。莫里斯·赫爾曼斯費勁地拿著2升裝的一瓶荷蘭杜松子酒。 “你知道嗎，這种杜松子酒是一個荷蘭的醫學教授首先用紅松果釀造出來的？”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 “看上去你有足夠的杜松子酒給整個厄立特里亞治病用了。”我覺得很有趣。 “嘿，這東西現在減价，我捉摸著如果飛行員沒汽油了還可能用得上。” 然后我們11個人全都在登机口附近等著，隨便聊著，盡量不顯露出心里的緊張不安。 終于，埃塞俄比亞航空公司飛往阿斯馬拉的224號航班開始登机了。弗朗索瓦像個負責操練的軍士般站在机艙門口，以保證他經過認真訓練的醫療突擊隊隊員全部万無一失地登上了飛机。自然，他對莫里斯那瓶特大號的杜松子酒刻薄地評論了一句：“那東西實在太可笑了，你這樣做太幼稚了，赫爾曼斯大夫。至少你該買像庫沃舍爾酒那樣体面一些的酒。” 他連我的背包也批評，里面有個包成長方形的東西伸了出來。 “請你告訴我，希勒大夫，這是什么？一大塊好時巧克力嗎？” “對不起，讓你失望了，弗朗索瓦，”我答道，“這是我的鍵盤。我告訴過你的。” “哦，”他記起來了，“我期待著听不到它。” 西爾維亞和我像兩個沮喪的推銷員，推揉著沿狹窄擁擠的過道走到座位旁。 我們扣安全帶的時候，她對我咧嘴一笑。 “笑什么？”我問。 “不笑什么，”她答道，“我只不過是充滿了……各种各樣的感情。” “充滿了各种各樣的感情”。這也描述出了我的心情。同樣我也無法把一切說個清清楚楚。 我把手伸進衣袋，拿出盒子來遞給了她。 “給你的那個新奇的日本磁帶錄音机用。” “謝謝你。是‘希勒最佳作品選’嗎？” “比那要棒得多。” 這時她已經打開了包裝紙，看到我給她買的是格魯克１的18世紀經典名作《奧菲歐与尤麗狄西》。 １格魯克（1714-1787），18世紀德國主要歌劇作曲家。對法、意、英、奧地利、瑞典等國音樂戲劇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我還從來沒有听過。”她承認說。 “呃，這里面有最完美的以音樂表現的戀人的渴望。” 她把錄音机遞給了我。“幫我把這段找出來。” 我戴上耳机，快進到那儿后，把錄音机遞還給她。她閉上眼睛欣賞《沒有了尤麗狄西我怎么辦？》 听到一半她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說：“馬修，沒有了你我怎么辦？” 我俯過身子吻她。長久地、溫柔地、充滿性感。 突然，轟的一聲，飛机离開了地面，升上了黃昏的天空。 我曾天真地以為在飛行途中可以暫時免受頭頭的訓斥，但我低估了他的獻身精神。 机上開始供應晚餐的時候，擴音器里傳來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我是佩爾捷大夫。我想提醒所有的旅客——特別是我組里的成員——別忘了服用預防瘧疾的藥。謝謝各位。祝大家好胃口。” 我們于凌晨1點到達了阿斯馬拉。由于興奮，大家誰也不困。 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我對黑非洲的最初印象，那就是——黑。飛机一著陸，跑道上的燈就滅了，看到只有眼睛和牙齒的閃光不時打破机場上的黑暗，真覺得有點陰森森的。 海關完全是走過場，然后我們全都擠進了一輛呼哧呼哧作響的面包車的后部，另有3輛老式卡車拉著我們的家當跟在后面。在車隊將近兩個小時的痛苦顛簸中，西爾維亞靠在我的肩膀上睡著了。 我們終于到達了阿迪蘇馬和由用波狀鐵皮做屋頂的長方形棚屋組成的破敗的院落。在可預見的未來，這儿將是我們的家。 在一些當地的職工給我們卸行李的時候，弗朗索瓦把我叫到了一邊。“馬修，我在安排住宿。從實際出發，我想知道你打算在什么地方過夜。” 我老老實實地回答說：“听著，弗朗索瓦，我現在沒法回答你。我們能不能暫時先隨便安排一下？” 他聳聳肩，嘴里嘟囔著什么“美國清教徒”之類的話，走了開去。 就這樣，頭一晚我被分配和吉勒斯·納格勒住在一起。他是個矮胖結實、看上去很認真的法國人，戴一副金屬絲鏡架的眼鏡。 我們就著燭光打開了行李，因為那台原始的柴油發電机只向手術室及其他醫療區供電。 吉勒斯注意到我沒有打開的那個大家伙，嚇了一跳。 “那是什么？”他毫不掩飾他的關切。 “鋼琴。”我答道。 “不，說真的，別瞎扯。” “我沒瞎扯。它只是一個別的什么也沒有的鍵盤。” “哦，這么說來你的意思是它不會發出聲音啦？” “聲音？打消這念頭吧，吉勒斯。反正，它發出的是音樂聲，而且只在我的腦子里。” “不過，我還是要警告你，”他一面從包里拿出五六只雙筒望遠鏡來，一面告誡我說，“我有洁癖。希望你保持這個地方的清洁。” “不用緊張。你用不著那么小心提防，我也不是個在房間里亂扔東西的人。”我忍不住盯著他那些光學設備看了几眼，使他感到需要解釋解釋。 “如果你覺得奇怪的話，”他頗帶几分自豪地說，“我告訴你我是個野鳥習性觀察家。” “我毫不怀疑這一點。”我評論道，然后爬上床去想盡量睡上一會儿。 “要是我運气特別好，就能看見北方的禿頂朱鷺。” “听起來不錯。晚安。” 我不知道睡了有多久，但我記得天一亮我就起來了。房間里已經又潮濕又不舒服，而且一分鐘比一分鐘更糟。 我走到窗口去看第一眼白天的厄立特里亞，看到的一切使我十分吃惊。 “上帝啊。”我倒抽了一口气。 我的同屋突然醒了過來，摸索著找到了眼鏡，跳下床來追問道：“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沒事，”我說，“不過我覺得今晚這里可能有場大型的搖滾音樂會。” “你瘋了嗎？” “呃，”我繼續開他的玩笑道，“好像有挺大一群歌迷在排隊呢。我想像不出來這么多人還會等什么別的。不過馬爾塔好像在那里發節目單呢。” 吉勒斯惊奇地看著眼前的景象：這似乎沒有盡頭的人的長龍——憔怀瘦弱，滿身塵土，顯然都有病——從診所大門口一直聚集到目力所及之處。 “基督啊，”他倒抽了一口气說，“難道他們不知道我們7點才開始嗎？” “他們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勞力士和吉勒表１的。總之，我看咱們今天會夠忙的。” １勞力士和吉勒表，昂貴的名牌手表。 “沒錯，希勒。看來馬爾塔已經開始在把病人分門別類了。我得去喝我早晨的那兩杯咖啡了。然后我們就可以早點開始。” 他神經有點緊張，但很明顯，具有獻身精神。 當我們很快穿衣刮胡子的時候（用的是冷水），吉勒斯不由自主地談論著鳥。在我們“暫住”期間他是如何希望能看一眼有贅肉的鶴和——我不是在騙你——棕色的鯉鳥之類的帶翅膀的奇跡。在往“食堂”去的路上他仍不停嘴地說著。食堂比起我們住的棚屋來可算很大了，這是個谷倉式的木結构建筑，顯然是倉促之中修建起來的。 其他的人大多數都已坐在了有點往下榻的長桌邊，包括西爾維亞在內。她向我招手表示已經給我留了座位。 牆的另一頭有個充作廚房的地方，有一個燒木材的爐子和一些有四痕的鋼制鍋。我們被告知可以放心，當地的廚子有基本的衛生知識，在拿出來給我們吃之前把什么東西都煮開了兩遍。至于對他們有任何別的指示沒有，那還得走著瞧。 早餐放在一張柜台上：番木瓜、香蕉和羊奶酪，這是和用當地的谷物做的像橡皮一樣的面包卷一起吃的。咖啡壺看上去原來做過食油桶（确實如此）。我在西爾維亞旁邊坐了下來。 “感覺怎樣，西爾維亞？” “嚇坏了。你呢？” “呃，我得說我的主要心態是急躁。我想到外面去，開始干活。畢竟我們是為此而來的，不是嗎？” 她點了點頭。 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一面環顧周圍人的臉，感覺到他們流露出了和我同樣迫切的干勁。 只有西爾維亞好像很克制。 “怎么了？”我問。 她搖搖頭。“關于血吸虫病的跡象和症狀我腦子里突然成了一片空白。” “得了，”我摟著她的肩膀說，“那晚在弗洛爾咖啡廳你都能倒背如流了。你現在是毫無道理地把自己搞得很緊張。再說，這些病的症狀就像時代廣場的霓虹燈廣告牌一樣明顯。相信我，你不可能看不到的。” 她強笑了一下，想起來還沒有給我介紹坐在她對面月u才在和她談話的那個提格雷省的青年。 “對了，馬修，他叫尤翰尼斯。我很幸運，他要做我的護士，周圍的人里他的英文講得最好了。” 听到這樣的稱贊，年輕人露出了滿臉笑容。“醫生，你肯定說錯了，”他說道，“我語言上不是那么強的。” 從我所听到的這點，我同意他的看法，希望他至少能把醫療上的問題恰當地翻譯給病人——特別是傳達病人的回答。 “嘿，”我突然注意到了，“大人物在哪里？可別對我說他還在睡個小懶覺。” “你在開玩笑吧？”丹妮斯突然插進來說，“弗朗索瓦和莫里斯從我們昨晚到了以后一直都在手術室里。我們到的時候有几個槍傷嚴重的游擊隊員正等在那里，他們不想冒險讓他們等到早上。” “他們做得好。”我說。我站起身來，對大家說：“讓我們受到他們榜樣的鼓舞，去咬住子彈苦干一番吧。”（很不幸用了這個短語，反映了我自己的緊張心清。） 我們正要分散開的時候，馬爾塔高聲說道：“記住，沒有正式的午飯，吃的東西就在這儿，你覺得能走得開就來吃點。7點半吃晚飯，9點開全隊會。相信我的話吧，今天會很緊張。” “我相信她。”我們走到灼熱的太陽下往“門診樓”（棚子）走去時我低聲對西爾維亞說。 分手前我吻她的前額時，她一把緊抓住我的手說：“如果我拿不定主意的時候能去找你商量嗎？” “當然——不過你不會拿不定主意的。” 在接下去的大約2分30秒內，也就是我走到自己那間設備“奢華”的診室，穿上白大褂，洗好手，連听診器都用不著就診斷了第一個結核病人的這段時間里，我腦子里琢磨著西爾維亞那和她的個性很不相符的怯場表現。 這個小姑娘的肺部感染是這樣明顯，我可以從她的呼吸听出她肺部的損傷。 從那以后我忘記了時間。 此后的3個小時里，我看到了比我全部醫療經歷中所看到過的范圍廣得多的罕見病症。我想我遇到了讓一米歇爾·戈特列布所討論過的每一种“宣稱已被消滅”了的病症，包括麻風病。 我的護士名叫艾達，是個經驗丰富的老手。她不像歌劇里的那個著名女英雄，一點也不“神圣”。 她個子很小，人很厲害。我承認，起初我覺得她對病人的態度有點太凶了，但很快我就意識到這是她多年經驗積累的結果，因為那些推推操操拼命往前擠的病人，只要她一喊，有的時候再推兩下，就都听話了。 同時，她還幫助我開始學埃塞俄比亞話。我學會的第一個詞是會使任何一個醫生感到滿足的“謝謝”。 到第一天結束時我還學會了問哪儿痛，并且能听懂病人已經病了多久。當病人充滿感激地謝我時，我也能說“不客气”了。 我一直忙得在停下來喝那強制要喝的一升水時才注意到自己已經全身被汗水濕透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想起了在巴黎的面試和弗朗索瓦那些可笑的問題，現在覺得仿佛是多少個光年以前的事了。他問我會不會想念像電視和麥當勞之類的文明世界的享受。現在回想起來，他沒有提到空調。 這种照顧人類舒适的唯一讓步只有在手術室才能找到（也許那狡猾的法國倫因此才占据了這地方）。 醫療區按計划“在最近的將來”會得到降溫設備，准确地翻譯出來，意思就是永遠不會有。 當我在享受著自己給予自己的自由時間時，突然想起了西爾維亞。 我讓艾達先處理著病人，我小憩片刻。我實在無法使自己提食物這個詞，因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處在饑餓的邊緣。 這時，太陽正處在正午的位置上，一團火球——一天中除极短距离外禁止工作人員外出的3個小時的開始。而且連极短的距离也只有在极端必要的情況下才允許出去。 當然病人別無選擇，只能坐在炎熱的陽光下，用破衣爛衫盡可能遮擋一下，默默順從地忍受著——至少大多數人是如此——等待著輪到他們接受從一個不同的世界來的、穿白大褂的男女醫生給他們做檢查。 母親們像棕色的雕像般一動不動地坐在那里，給啼哭的嬰儿吃奶，蒼蠅無情地在他們四周嗡嗡亂飛。瘦得像層紙的老人弓著被歲月壓彎了的腰一聲不響地站在一邊。 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徒步走了半天多的時間來到這里，并准備需要等多久就等多久的。這意味著他們就睡在排隊的地方，只能得到水、象征性的一碗稀飯和“下次運气好一點”的寬心話。 我只要看看他們的臉——我盡量不這樣做——心里就感到十分痛苦。 我到的時候，西爾維亞的診室里一片混亂。人們喊的喊，叫的叫，推的推。我立刻就明白了，盡管尤翰尼斯有口才，但他缺少艾達對付比較厲害的病人使勁往里沖的狀況的能力。 我的注意力立刻被一個女人痛苦的哭喊和咒罵聲吸引住了。這時我看見丹妮斯正在縫合一個哭叫著的女病人腹部上的一道鋸齒形傷口，几個志愿者在使勁按著她。 “見鬼，你在干什么？”我問丹妮斯，“你就不能給她點利多卡因嗎？” “不能，”她咬著牙嘶嘶地說，“几分鐘前用完了。” “那我去給你拿點來。”我喊道。 她瞪著我，眼里射出怒火。“沒有了，你這愚蠢的美國雜种。別來打攪我了。難道你以為我高興這樣做嗎？” “西爾維亞呢？”我用和緩的口气問道。 “不知道，大概在美容院吧。”丹妮斯厲聲說，“如果你找到她，告訴她滾回來出點力。”突然，她的口气變成了無助的請求。“勞駕了，馬特１，我已經快招架不住了。” 看得出來她快要哭了。顯然，出于什么難以理解的原因，西爾維亞擅离了崗位。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匆匆去到食堂，進門時差點和弗朗索瓦撞個滿怀。 １馬特，馬修的昵稱。 從他沒有刮過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心情不好。他顯然剛從手術室出來。 “如果你在找你的那個女朋友，告訴你她正在享受歷史上最長的工間休息，”他反感地說，“我早該知道的。可是達歷山德羅的賄賂大下流了，讓人沒法儿不理。我猜這一切是她那嬌生慣養的情感所無法接受的。” “你在說些什么？” “她不知道，在她提出申請的時候，她父親要給我們100万……” “如果你接受她的話？” “不，如果我們拒絕她的話。這使我一气之下錄用了她。現在，你要是不介意的話，我還有工作要干，你也一樣。” 他一個字也沒有再說，怒沖沖地沖了出去。 我看見西爾維亞坐在桌子的遠端，手撐著頭，凄楚地盯著咖啡杯。我拼命想壓下火气，但無法不感到失望和——是的，難堪。為她，也為我。 但當我走近她時，我提醒自己，既然弗朗索瓦肯定已經訓了她一頓，她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又一番指責。顯然她正經歷著自信危机，需要得到二些支持。 “你好，西爾維亞，”我柔聲說，“想談談嗎？” 她搖搖頭。 “說說吧，這樣你會覺得好些。”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說： “馬修，我覺得自己太可恥了。過去這些個月里我對自己想干什么非常自信，然而我一看到這些孩子心就碎了，人就垮了。” 啊，原來這樣。她失去了做醫生的超脫。難道她沒有意識到現在不是應該被這樣的同情心擺布的時候嗎？ “我應該更冷酷點儿。”她責備自己。 “如果你更冷酷點儿，你就不是你了。”我溫柔地說。 “那就說勇敢點吧。這些人簡直是生活在地獄里，可我即使是作為一個局外人來面對他們都做不到。” “別說了，”我命令道，“弗朗索瓦第一天要求太高了。對了，你按時喝水了嗎？” 她避開了我的目光。 再責備她也沒有意義了。我只是走過去，給她拿了2升瓶裝水。“現在喝掉一瓶，今天剩下的時間里別再忘了喝水。至于別的一切，我只有兩個字要說。” “什么？”她急切地看著我。 “長大。” 不知因為什么，她笑了起來。 10分鐘以后，當我們終于离開食堂時，她得到了足夠的鼓勵去面對最嚴重的醫學挑戰。 剛出門口，她用雙臂摟著我說：“謝謝，馬修。” 然后她吻了我，其熱烈的程度使我們在飛机上的擁抱顯得就像只是友好地啄了一口。 這可不是平常的一天。 在處理游擊隊員的槍傷之外，我診斷和治療的病人自己都數不清了。如果不是我們正好在那里，許多病人就會死去。 此外，我們的到來使至少十几名沙眼病儿免遭失明。這种暗中作祟的眼部炎症總是在衛生條件最差的情況下肆虐，使他們失去視力。但及時涂用強力霉素（多么容易——誰能想像生活中沒有抗生素？）就能完全治愈。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在那天治療的最后一位沙眼病人。他是個叫做達威特的聰明的小男孩，在好几個小時的等待中學會了一兩個英文單詞。他喜歡用各种各樣的聲調叫我“醫三”，每叫一次就咯咯笑個沒完。他的情況已經很嚴重了，但角膜或結膜還沒有開始結痴，使用一段時間強力霉素就會使情況好轉，不會造成永久性的損害。 但是我們手頭沒有藥膏了。我讓艾達向達威特的母親解釋，要她第二天早上再帶達威特來一趟。 第二天，哪儿也找不到這母子二人。 而且，哪儿也找不到一管強力霉素。在我留在非洲的那段時間里，只要我們一進藥，我一直在尋找這個小男孩，想把他從終生失明的命運中解救出來。我再也沒有能夠找到他。 我認為最好的醫生，是那些既記住了自己的成功，同時也記住了自己的失敗的醫生。這會給他們必要的謙虛精神。這就是為什么一想到厄立特里亞，我就想到那些我沒有能夠拯救的人，想到小達威特。 還想到西爾維亞。 ------------------ 亦凡圖書館掃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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