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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個姑娘二十五歲就死了，能說她點儿什么呢？ 得說她美麗。人也聰明。得說她愛莫扎特和巴赫。也愛“披頭士”１。還愛我。一次，她特意把我跟這些音樂界的人物扯在一塊儿，我就問她把我排在第几，她笑笑回答說：“按字母先后為序唄。”當時我也笑了。可是現在事后再琢磨起來，我不知道那時她給我排名是按我的名呢（要是這樣的話我就得落在莫扎特的后邊），還是按我的姓（要是這樣的話我就應該插在巴赫和“披頭士”之間）。反正我都排不到第一，這么一想可就惹得我發起傻勁來，心里真窩囊得要死，因為我從小就養成了一种觀念，認為凡事我總應該名列第一。要知道，那是家庭的傳統啊。 １一譯“硬殼虫”。60年代在英國興起的一個流行樂隊。曾在美國風靡一時。 我念“大四”那年的秋天，去拉德克利夫學院１。圖書館看書成了我的習慣。倒不完全是為了去飽餐秀色，雖然我承認我也巴不得想看看。主要是那里安靜，又沒有人認識我，再說那里的“保留書”２借的人也比較少。一次班里要舉行歷史測驗，直到前一天我還連參考書目上的第一本書都不曾抽個空去翻過——這可說是哈佛的“地方病”了。就在這次測驗的前一天，我不慌不忙來到“保留書”借書處，准備借上一本大部頭著作，好靠它第二天保我過關。值班的有兩位姑娘。一位高個儿，像是個愛打打网球的；另一位戴眼鏡，大似依人小鳥。我挑了那個四眼小妞儿。 １拉德克利夫學院是哈佛大學附設的女子學院，遲至1897年方始建立。（哈佛大學創立于1636年。） ２保留書：圖書館里只供館內閱讀、概不外借的參考書之類。 “你們這儿有《中世紀的衰落》這部書嗎？” 她抬頭瞪了我一眼。 “你們那儿不是有自己的圖書館嗎？”她問。 “听著，哈佛學生使用拉德克利夫圖書館是規定允許的。” “我不跟你講規定，預科生１，我跟你講道理。你們那儿有五百万冊藏書。可我們這儿可怜巴巴的總共才几千本。” １預科生，指預科學校畢業生。在美國，所謂預科學校往往是指貴族化的私立中學。 呵，好個自命不凡的丫頭！在這种丫頭的心目中，哈佛和拉德克利夫的學生人數既然是五比一，那她們姑娘不用說也就應當聰明五倍了。要是在平時，碰上這种丫頭我非把她們奚落個半死不可，可是此時此刻我實在少不了那本該死的書哇。 “听著，我需要用那本該死的書。” “請你說話放干淨一點好不好，預科生？” “你憑什么一口咬定我上過預科學校？” “看你的樣子又蠢又有錢，”她摘下了眼鏡說。 “那你就看錯了，”我也不服气了。“我實際上倒是又窮又聰明。” “得了吧，預科生。我才是又窮又聰明呢。” 她說著，兩眼對我直瞅。那對眼睛是淙色的。好吧，就算我的樣子像個有錢人，可我也不能讓個拉德克利夫毛丫頭罵我蠢貨啊——哪怕你眼睛長得漂亮也不行。 “你說你聰明，聰明在哪儿？”我問她。 “我就不會跟你一塊儿去喝咖啡，”她答道。 “告訴你——我也不會請你。” “你蠢就蠢在這一點上，”是她的回答。 我還是請她去喝了咖啡，這是有道理的：那天在緊要關頭，還是全虧我識時務，停止了抵抗——也就是說，全虧我會裝蒜，只作突然來了請她的興致——我才算借到了那本書。她得等圖書館關了門才能走，所以我也盡有充裕的時間，翻了一下十一世紀末葉皇室由依靠僧侶轉為依靠法學家的那段歷史，記住了一些警句。那次測驗我得了個“A-”，說也巧，我初次看到詹尼從借書處里邊走出來時，我給她大腿打的也正好是這個分數。可是對于她的裝束，我打的分數就不能說是個高分了；那种裝束未免太落拓了點，不大合我的口味。我尤其不喜歡她當手提包用的那個印第安玩意儿。這話我幸而沒有說，因為我后來發現，那還是她自己設計的呢。 我們就去矮于飯店。這是附近的一家小吃店，盡管店名叫矮子，倒不是專門招待小個子顧客的。我要了兩杯咖啡，還專門為她要了一客巧克力冰淇淋。 “我叫詹尼弗·卡維累里，”她說，“是意大利裔美國人。” 她大概只當我是個不開竅的。１隨后她又補了一句：“我主修音樂。” １因為詹尼弗是英美人的常見名字，卡維累里是意大利姓氏，很容易辨得出來。 “我叫奧利弗，”我說。 “是名還是姓？”她問。 “是名，”我回答以后，又老老實實供認我的全名是奧利弗·巴雷特。（反正這樣說也八九不离十了。） “哦，”她說。“巴雷特？跟那位詩人１同姓？” １指英國女詩人伊麗莎白·勃朗宁夫人（1806—1861），她娘家姓巴雷特。 “對，”我說。“不過扯不上關系。” 話說到這里停了一下，我內心暗暗慶幸她總算沒有問常人之所問，問得我滿心不快：“巴雷特？跟那個堂名一樣？”因為，我一向有塊特殊的心病，最怕人家把我跟出資興建巴雷特堂的那一位拉上關系。巴雷特堂是哈佛園里最大也最丑的一座建筑物，也可以說是顯示我家財力和勢派、宣揚我家“信愛哈佛”臭名的一座超巨型紀念碑。 此后，她就不大作聲了。難道我們真這么快就無話可談了？還是因為我跟那位詩人沾不上邊，她就不愿意照我了？到底什么緣故呢？看她只是坐在那儿，對我似笑非笑。為了不致沒事可做，我就拿起她的筆記本翻翻。她那手字也真怪——寫得又小又細，一律都是小寫字体，沒有一個大寫字母（她是想以愛·埃·卡明斯１自居？）。我見她還選了些非常“尖端”的課程：作曲學105，音樂150，音樂201—— １愛德華·埃斯特林·卡明斯（1894—1962）：美國詩人。哈佛大學出身。他在書寫方式上標新立异，不用大寫字母，自己身名e.e.cummings。 “音樂201？那不是研究生念的嗎？” 她點點頭表示是，掩飾不住內心的那份得意。 “是文藝复興時代的复調音樂。” “什么叫复調音樂？” “反正不是什么色情音樂，預科生。” 我干嗎要受她這腌臢气？難道她不看《猩紅報》１？難道她還不知道我是誰？ １哈佛大學的校報。哈佛大學的校旗是猩紅色的，所以校報也以《猩紅報》為名。 “嗨，你真不知道我是誰？” “知道，”她帶點儿輕蔑的口气回答說，“巴雷特堂不就是你的嗎。” 可見她并不知道我是誰。 “巴雷特堂才不是我的呢，”我抓住了她的語病。“那不過是我曾祖父捐獻給哈佛的。” “好讓他那個不怎么樣的曾孫能十拿九穩進哈佛！” 這簡直叫人忍無可忍。 “詹尼，既然你認定我是個狗熊，那又何必硬逼我請你喝咖啡？” 她兩眼對我直瞅，微微一笑。 “我喜歡你那副身板哪，”她說。 要成為一個大英雄，條件之一就是要不怕做狗熊。這話一點也不矛盾。“哈佛精神”有一個特征，就是總有本事反敗為胜。 “今天球運太糟了，巴雷特。幸虧你打得出色，實在出色！” “真是謝天謝地，大家總算挺過來了。我知道大家都憋著一肚子气：這一仗說什么也要贏下來！” 能大獲全胜，那自然更好。不過，只要有可能，能在最后一分鐘贏球也很不錯。那天我送詹尼回她的宿舍時，我就沒有死心：我還想爭取最后戰胜這個自以為了不起的拉德克利夫婆娘。 “听著，你這個自以為了不起的拉德克利夫婆娘，星期五晚上達特默思１要來比冰球。” １達特默思指新罕布什爾州的達特默思學院。 “那又怎么？” “那就希望你來看唄。” 她的回答流露出了拉德克利夫女生對体育比賽例有的那份“敬意”： “我憑什么要去看一場無聊的冰球比賽？” 我若無其事地應道： “就憑上場的有我。” 接著是片刻的沉默。我想當時我連雪花飄落的聲音都听見了。 “那你是在哪一隊？”她問道。 二 奧利弗·巴雷特第四 （四年級學生） 馬薩諸塞州伊普斯威奇人 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學畢業 年齡：20 身高：5英尺11英寸体重：185磅 主修：社會學科 61年、62年、63年优秀生 62年、63年入選全艾維聯１明星隊一隊 １艾維意為常春藤。“艾維聯”是美國東北部几所名牌大學組成的排他性集團，經常在集團內部舉行各項校際活動，例如球類聯賽等。參加“艾維聯”的除哈佛外，還有哥倫比亞、耶魯、普林斯頓、康奈爾、布朗、科爾蓋特、達芬默思、賓夕法尼亞等大學。 志愿：法律 詹尼如今該已經從“球訊”上看到我的簡歷了。我再三關照球隊管理維克·克萊曼，務必讓她得到一份。 “你也真是的，巴雷特，難道你還是頭一次跟姑娘約會？” “別胡說，維克，要不，看我不接掉你的大牙才怪。” 我們在冰上作賽前准備時，我并沒有向她揮手（那也太輕狂了），甚至連看都沒有朝她看。不過她大概還以為我在偷眼看她。我是說，奏國歌的時候她摘下眼鏡，總不見得是為了表示對國旗的尊敬吧？ 第二節打到一半，我們同達特默思隊還是0比0，不過我們已經胜券在握了。這就是說，當時我和戴維·約翰斯頓已經快要攻破對方的大門了。那幫芽綠球衣的狗雜种一看情況不妙，就撒起野來。瞧他們這勢頭，恐怕等不到我們破网得分，他們就會先打斷我們一兩根骨頭也說不定哩。球迷們早在嚷嚷要“杆頭見血”了。在冰球比賽中，所謂“杆頭見血”，是真的要打出血來，要不就得進球。我是球隊的台柱，可說是義不容辭吧，所以從來就不怕打出血來，也從來總能進球。 達特默思隊中鋒阿爾·雷丁沖過了我方的藍線１，我便一頭向他撞去，搶到了球以后，馬上長驅直入。這一下球迷叫得可凶了。我雖然瞟見戴維·約翰斯頓就在左邊，不過心想還不如自己帶球直沖球門，因為對方那個守門的論膽量還差點儿，早在他給迪爾菲爾德隊打球的時候２，就已讓我給嚇破了膽。可是我還沒有來得及射門，對方兩個后衛已經向我沖來了，我只好從球网后邊繞過去，极力把球保住。結果三個人就攪作了一團，球杆一陣亂捅，不是打在擋板上，就是打在彼此的身上。碰到這樣的混戰，我的一貫宗旨是看見穿對方球衣的就打，狠狠地打。球儿也不知道踩在誰的冰鞋下了，反正當時我們就只知一個勁儿把對方大揍特揍。 １冰球場上有兩條藍線，把球場等分為三。 ２這是說，對方守門員在進達特默思學院以前，本是迪爾菲爾德中學的冰球隊隊員。 一個裁判吹響了哨子。 “你——罰出場，兩分鐘！” 我抬頭一看。裁判指著我呢。我？我犯了什么規，要罰我出場？ “喂，裁判，我怎么啦？” 他好像不愿意跟我多費口舌。他只管向記錄台喊道：“七號，罰出場兩分鐘”——還揮著兩條胳膊做手勢示意。 我爭了几句，不過那也無非是球場慣例。觀眾總是巴不得球員不服裁判的，不管這球員犯規犯得有多顯眼。裁判員揮揮手叫我走。我寓著一肚子的气，向“受罰球員席”滑去。爬進柵欄，腳上的冰刀把木頭地板踩得劈劈啪啪直響，叮是耳邊的大喇叭聲音更響： “哈佛隊的巴雷特侵人犯規。罰出場兩分鐘。” 觀眾轟了起來；有几個哈佛球迷大罵那兩個裁判瞎眼偏心。我卻坐在那儿，只想緩過這口气來，頭也不抬，連冰場上的比賽都不看——這會儿球場上達特默思隊正在以多打少呢。 “你的隊友都在場上打球，你卻坐在這儿干嗎呀？” 那是詹尼的聲音。我不理她，只管給我的伙伴鼓勁儿。 “加油呀，哈佛隊，把球搶過來！” “你做錯什么事啦？” 這一回我轉過身去答話了。不管怎么說，她可畢竟是我的女朋友啊。 “我排得太凶了。” 說完我重又回過頭來，看我的隊友奮力頂住阿爾·雷丁的死命進攻，不讓他射門得分。 “這很丟臉是嗎？” “詹尼，請別問這些好不好，我要用心想想！” “想什么？” “想想回頭怎樣去找那個狗雜种阿爾·雷丁算帳！”我兩眼望著冰場，我只能這樣從精神上給我的伙伴們以支持。 “你打球這樣不講道德？” 我的目光盯住在我們自己的球門上了：這會儿球門前滿是那幫綠衣雜种。我真恨不得快快回到球場上去。詹尼卻還一味纏著我。 “你將來也會跟我‘算帳’嗎？” 我頭也不回就頂了她一句： “你要再不住嘴，我這就跟你算帳。” “我走了。再見。” 等我轉過身去看時，她早已不見了。我剛站起身來想看個究竟，場上卻通知我兩分鐘的罰出場時間到。我急忙跳過柵欄，回到冰場上。 見我重新登場，觀眾可歡迎了。有巴雷特打邊鋒，哈佛准能贏！不管詹尼躲在哪儿，我上場時觀眾的那個熱火勁儿她不會不听見。既然如此，還管她在哪儿呢。 可她到底在哪儿呢？ 阿爾·雷丁啪的一聲，一記凶狠的射門，被我方門將把球擋出，飛傳給吉恩·肯納韋，吉恩又把球貼地傳到我的前方。我跟在球的后面追去，心想倒可以抽個空子朝看台上晃一眼，看看那儿可有詹尼。我真看了。也真看見她了。她果然在那儿。 我還沒有來得及回過神來，人已經一屁股坐下了。 原來有兩個綠衣雜种同時撞了我，我竟然給撞翻在冰上了。老天乖乖！當時我那個窘啊，簡直窘得我不敢相信。巴雷特摔倒啦！我一個刺溜滑出去，听得見那些忠心耿耿的哈佛球迷都在為我唉聲歎气，也听得見那些殺气騰騰的達特默思球迷在大聲叫好。 “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詹尼又會怎么想呢？ 達特默思隊又得球圍著我們的球門猛攻了，我們的守門再一次把球擋了出來。肯納韋接球遞給約翰斯頓。約翰斯頓一個長傳飛送給我（我這時早已站了起來）。觀眾這一下真像發了狂：這次一定能得分了。我接了球馬上飛也似的沖過達特默思隊的藍線。達特默思隊兩個后衛朝我直沖過來。 “快，奧利弗，快！給他們點厲害！” 我听到喧騰的人聲中響起了詹尼的這一聲尖叫。這一聲叫真響到了极點。我虛晃一槍閃過了一個后衛，把另一個后衛狠命一撞，撞得他連气也透不過來。我這時立足未穩，并不倉猝射門，卻把球傳給在右路接應的戴維·約翰斯頓。戴維啪的一下，把球打進网里。哈佛隊得分了！ 我們頓時又是擁抱，又是親吻。我和戴維·約翰斯頓，還有其他隊友，大家一起擁抱，親吻，有的還拍拍脊背，穿著冰鞋照樣歡蹦亂跳。觀眾歡聲雷動。而達特默思隊里那個被我撞翻的家伙，卻還坐在地上發愣。球迷們紛紛把手里的“球訊”往冰場上扔。這一下，可真把達特默思隊那幫子人打得再也爬不起來了。（這不過是個比喻而已；那個后衛緩過气來以后也就爬起來了。）結果我們一頓痛打，把他們打了個7比0。 如果我是個故作多情的人，對哈佛愛得一定要在屋里挂上一幅照片以資紀念的話，那我要挂的就不會是溫思羅普樓，也不會是紀念教堂，而是狄龍。狄龍体育館。我在哈佛如果說有個心靈上的家，那就是狄龍体育館。我有句話可能會使內特·普西１气得要收回我的畢業文憑，不過我還是想說：在我心里威登納圖書館可真要比狄龍差遠了。我念大學的那几年，天天下午都要到狄龍体育館；說上几句親熱的粗話跟伙伴們打過招呼，把文明的外衣一脫，我一下就變成了一個体育明星。等我把護腿護膝一套，穿上我穿慣的那件七號運動衫（我几次夢見他們取消了這個號碼，可他們始終沒有取消），拿了冰鞋轉身出門，一路往沃森冰場走去，那時我的心里真別提有多美了！ １內森·普西，是1953年至1971年間的哈佛大學校長。內特系內森的愛稱。 待會儿回到狄龍，那個滋味還要妙呢。脫下了汗水淋淋的球衣，光著身子大搖大擺走到服務台跟前，要上一條毛巾。 “今天打得怎么樣啊，奧利？” “還可以，理奇。還可以，吉米。” 于是便一頭鑽進淋浴室，听听人家的閒扯：無非是上星期六晚上誰跟誰如何如何，勁頭又有多足之類。“這批賤娘們是我們從‘艾達山’１弄來的，明白了吧？……”而且我還有個特權，總可以有個清靜地方想想心思。因為，感謝上天保佑，我的一個膝蓋有病（對，是上天保佑：你見過我的征兵卡嗎？）。每次打完了球我總還得讓我這個膝蓋洗上個熱水渦流浴。我坐在水里，望著膝蓋周圍旋轉的水圈時，就可以數數我身上的瘀傷和疤痕（說起來我倒還很欣賞這些傷疤呢），還可以趁這机會想想什么心思，或者干脆養養神。今天晚上我就可以想想：我剛才打進了一個球，還傳了個好球立了一功，這實際上就保證了我可以第三次蟬聯入選全艾維聯明星隊。 １“艾達山”，暗指艾達山學院。那是馬薩諸塞州牛頓市一所不大的私立學校，專收女生。 “洗渦流浴嗎，奧利？” 那是我們的教練杰基·費爾特，他還自封為我們的“精神指導”。 “費爾特，你看我這動作像在干什么，像不像在玩單于的把戲？” 杰基傻呵呵地咧開了嘴，格格直笑。 “知道你的膝蓋毛病出在哪儿嗎，奧利？知道不知道？” 東部的矯形外科專家我哪一個沒有去請教過，看來他們的本領都還及不上他費爾特哩。 “你的飲食有問題。” 我可實在不大想听他的。 “你鹽吃得不夠。” 也許我順著他的話說兩句，他就會走開吧。 “好吧，杰克，以后我多吃些鹽就是。” 天哪，他還真高興哩！他走開了，傻呵呵的臉上那副志得意滿的神气，實在叫我吃惊。不過我好歹又是獨自一人了。身上有點疼了，卻挺愜意的，我就由著自己的身子整個儿往渦流里沉下去，閉上了眼睛，最后就一動不動地坐在那里，熱烘烘的水一直漫到了我脖于上。啊啊啊啊！ 天哪！詹尼還在外邊等著呢。一定的！一定還在等我哩！天哪，我賴在這儿有多久了？只顧自己舒服，卻讓她在露天喝坎布里奇１的冷風！我以創紀錄的速度馬上穿好衣服。連身上都沒有干透，便推開狄龍的中門沖了出去。 １馬薩諸塞州東部城市，近波士頓，為哈佛大學所在地。 一陣寒風扑面而來。乖乖，好冷啊。天色又黑。外邊有一小群球迷還沒有散。那多半是些忠實的老冰球迷、思想上從來沒有脫下過護腿護膝的老校友。都是喬丹·詹克斯老頭一類的人物，不管我們主場迎戰還是客場出征，只要有比賽他們每場必到。他們怎么會這樣熱心的呢？我是說，詹克斯可是個大銀行家啊。他們為什么這樣熱心呢？ “你那一跤摔得可不輕啊，奧利弗。” “是啊，詹克斯先生。你知道他們打起球來就是那樣的邪門儿。” 我到處尋找詹尼。難道她已經走了？獨自一人回拉德克利夫去了？ “詹尼？” 我撇下球迷，跑上三四步，在那一帶東尋西找急得沒命。冷不防她卻從一棵矮樹后面跳了出來。只見她整個臉儿都用圍巾裹得嚴嚴的，只露出了兩只眼睛。 “嗨，預科生，外邊冷得要命呢。” 見了她，我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 “詹尼！” 我像不假思索似的，在她前額上輕輕吻了一下。 “我几時允許過你呀？”她說。 “允許什么？” “允許你吻我？” “對不起。我忘乎所以了。” “我可不像你。” 那儿除了我們就几乎沒有什么人了。天又黑，又冷，而且又很晚了。我又吻了她。但是不再在前額上，也不再是輕輕的了。我美美地吻了她很久很久。吻完了，她還抓住我的袖子不放。 “那我可要不樂意了，”她說。 “不樂意什么呀？” “瞧這怪事，怎么我心里就會是這樣樂意呢？” 我們索性步行回去（我有汽車，可是她要步行），一路上詹尼始終抓著我的袖子不放。不是挽著我的胳膊，而是抓著我的袖子。這里邊的道理，你就自己去琢磨吧。到了布里格斯堂的大門台階前，我并不跟她吻別。 “听著，詹，我可能有几個月不會給你來電話。” 她默然半晌。足有好大半晌。 最后她才問了一句：“為什么？” “不過我也可能一回到宿舍就有電話給你。” 說完我一轉身，邁開步子就走。 “狗雜种！”我听見她低聲嘰咕。 我在二十英尺外霍地回過身來，殺了一個回馬槍。 “你瞧，詹尼，就許你罵人家，人家要罵了你，你肯罷休嗎！” 我真想看看她臉上的表情如何，但是出于策略上的考慮，我沒有再回過頭去。 我踏進宿舍，見同房間的雷·斯特拉頓正在跟橄欖球隊的兩個伙伴打扑克。 “好啊，畜生們！” 他們也真以畜生那樣的哼哼應了一聲。 “今儿晚上戰績怎么樣，奧利？”雷問。 “喂了個好球，自己也打進了一個，”我答道。 “你別老纏著卡維累里了。” “關你屁事，”我答道。 “你們說的是誰呀？”那彪形大漢中的一個問。 “叫詹尼·卡維累里，”雷回答。“一個讀音樂的酸丫頭。” “這個妞儿我倒認識，”那另一個家伙說。“十足是個死板貨。” 我沒理睬這些說話粗魯的色情狂，管自拔下電話机子，打算拿到我的臥室里去。 “她是巴赫樂社里彈鋼琴的，”斯特拉頓說。 “誰知道她跟巴雷特彈的是什么琴咧？” “這根骨頭，恐怕不好啃吧！” 嗯嗯聲，哼哼聲，嘻嘻哈哈聲，響成一片。那幫畜生笑得不可開交。 我邊走邊說：“行啦，先生們，你們還是給我見鬼去吧。” 在又一陣貓叫狗咬般的喧笑聲中，我關上了門，脫了鞋，往床上一靠，撥了詹尼的電話號碼。 我們說的是悄悄話。 “嗨，詹……” “嗯？” “詹……我要是跟你講了，不知道你會怎么說……” 我頓住了。她也等著。 “我想……我是愛上了你啦。” 沉默了一會儿。她隨后回答的聲音真溫柔极了。 “我說呀……你這人盡是扯淡。” 電話挂上了。 我并不感到不快。也并不感到意外。 三 我在對康奈爾隊的比賽中受了傷。 說實在的，那都是我自己不好。比賽進行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我卻偏偏在這個關鍵時刻犯了一個不幸的錯誤，竟把他們的中鋒叫作“加拿大癟三”。我疏忽就疏忽在忘了他們隊里有四個是加拿大人——后來明白，這四個加拿大人不但個個体格強壯，而且個個絕頂愛國，偏偏又個個都正好听見了我的話。我受了傷不算，還受屈辱：裁判罰的是我。而且還罰得很不尋常：故意打人，罰出場五分鐘！場上一宣布這個決定，你真應該來听听那幫康奈爾球迷是怎樣拿我奚落的！要知道這次比賽雖是爭奪“艾維聯”冠軍的關鍵之戰，可是老遠赶到紐約州伊錫市１來的哈佛啦啦隊到底不多。要罰出五分鐘哪！我爬進“受罰球員席”的時候，看見我們的教練气得在那里直扯自己的頭發。 １康奈爾大學所在地。 杰基·費爾特急忙翻過柵欄赶了過來。到這時我才明白原來我的右面半張臉已經給打得血肉模糊了。“哎呀，天哪天哪，”他一邊拿“止血筆”給我止血，一邊連連感歎。“真夠嗆啊，奧利。” 我默默坐著，兩眼呆呆地朝前直瞪。我沒有臉去看冰場，可我最擔心的事還是很快就在冰場上變成了現實：康奈爾隊得分了。那些紅衣球迷１大喊大叫，還怪聲喝彩。場上現在打平了。看這情形康奈爾隊很可能會贏球——要知道贏了這場球也就是贏得了“艾維聯”的冠軍啊。真要命！——我這罰出場的五分鐘還只剛剛過了一半呢。 １在西方，一些最忠實的球迷往往身穿与所愛球隊同色的衣服，集中坐在一起當啦啦隊。 在冰場的另一頭，勢單力薄的哈佛啦啦隊都愁眉苦臉，一聲不吭。此刻，雙方的球迷都已經把我給忘了。只有一個觀眾仍然把眼睛盯著“受罰球員席”。對，他在那儿。“如果會議結束得早，我一定設法赶到康奈爾。”就在哈佛啦啦隊的中間，坐著奧利弗·巴雷特第三——當然，他是不會跟著啦啦隊一起嚷嚷的。 老石面人隔著這鴻溝似的冰場，毫無表情地默默看著他獨生于臉上的鮮血最后終于被護創膏全部止住。你說他此時在想些什么呢？也許是在暗暗咂嘴？——還是在心里暗暗嘀咕？ “奧利弗，你既然這樣喜歡打架，為什么不干脆去參加拳擊隊呢？” “埃克塞特是沒有拳擊隊的，爸爸。” “咳，我恐怕真不該來看你們的冰球比賽。” “你以為我打架是特地打給你看的么，爸爸？” “咳，這又不是什么好看的。” 可是話得說回來，他心里的想頭又有誰能知道？奧利弗·巴雷特第二只是一座會走路、有時還會開口說話的拉什莫爾山１。簡直是個石面人。 １拉什莫爾山在美國南達科他州腊皮德城郊的布拉克岭，那儿的岩壁上雕刻著華盛頓、杰斐遜、林肯和西奧多·羅斯福四位美國總統的巨型頭像。 老石面人此刻也許又在那里一個勁儿自夸自樂了：看看我吧，今晚到這里來看球的哈佛觀眾少得可怜，而我卻是其中之一。我奧利弗·巴雷特第三，要管銀行、要管其它等等的大忙人一個，還是特地擠出了時間，到康奈爾看一場差勁透頂的冰球比賽來了。看這有多了不起。（言下之意是：為了誰呢？） 觀眾又吼叫了，這次才真叫拼命狂吼了。康奈爾隊又攻進了一個球。他們領先了。而我卻還上不了場，還有兩分鐘得捱！我看見戴維·約翰斯頓滿臉通紅，怒气沖沖，朝我這邊滑來了。可是他連一眼也沒對我看，就緊貼著我沖了過去。我沒看錯吧，他的眼里那真是淚水？我是說，這一仗雖說錦標攸關，可是哭鼻子總不應該吧！不過再一想也難怪，我們的隊長戴維，一向是球運絕佳的：七年來，不論是在中學還是在大學，凡是他參加的比賽，從來就沒有輸過一場。說起來競像個小小的傳奇故事呢。何況他今年是“大四”生了。更何況這場球又是我們的最后一場硬仗！ 這場球我們終于輸了個3比6。 比賽結束以后，經X光透視，診斷我并沒有骨折，于是理查德·塞爾策醫生就在我臉上足足縫了十二針。杰基·費爾特一直在醫務室里打轉，纏著這位康奈爾大學的校醫叨叨，說我的飲食有問題，說我要是能服用足量的鹽片，也不至于會弄到今大吃這樣大的苦頭、塞爾策醫生沒有理他，對我卻提出了嚴重的警告，說是我差點損傷了“眼底”（那是個醫學名詞），為謹慎計，最好一個星期不要打球。我謝了他。他走了，費爾特釘著他要再談談營養問題，也跟了出去。好了，這下就剩我一個人了。 我慢慢洗著淋浴，小心翼翼，不讓水沖著了我受傷的臉。奴佛卡因的麻醉作用漸漸不管事了，可是說也奇怪，我倒宁愿感到疼痛。因為你想想，我今天捅的婁于難道還不大嗎？我們把冠軍丟了，大家一直那么好的運气這一下全砸了（我們一些“大四”生都是四年來從沒輸過一場球的），連戴維·約翰斯頓的好運气也完了。盡管過錯也許并不完全在我，然而當時我卻覺得仿佛事情都該由我負責似的。 更衣室里一個人影也沒有。大伙儿一定都已經上汽車旅館了。大概他們誰也不想見我、誰也不想跟我講話了吧。我忍著嘴里這股苦得要命的味儿——我心中難過得連嘴里都覺得有股苦味了——收拾好衣物，往外走去。紐約州北部的荒野上寒風凜冽，盤桓未去的哈佛球迷寥寥可數。 “臉傷得厲害嗎，巴雷特？” “沒問題，謝謝你，唐克斯先生。” “你恐怕應該來一塊牛排呢，”響起了另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這話的是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叫人用這种古方來治打腫的眼睛１，這話也真只有他才說得出來。 １是指在打腫的眼眶上貼一塊生牛排。 “謝謝你，爸爸，”我說。“醫生已經給治過了。”我還指了指塞爾策醫生在縫十二針處給我數上的紗布塊。 “我是說讓你吃牛排呢，孩子。” 吃晚飯時，我們照例又作了一次話不投机的談話。這一套永遠循環不息的談話，每次總以“你這一陣子過得怎么樣啊？”開頭，以“有什么事要我幫忙嗎？”結束。 “你這一陣子過得怎么樣啊，孩子？” “很好，爸爸。” “臉上疼嗎？” “不疼，爸爸。” 其實傷口這會儿已經疼得要命了。 “我想下星期一讓杰克·韋爾斯給你看一看。” “不必了，爸爸。” “他是一位專家——” “康奈爾的校醫也未必就是獸醫。”我這樣說，為的是想殺一殺父親照例只相信專家名醫之類“權威人士”的那股勢利勁儿。 “真是不幸啊，”——我听到奧利弗·巴雷特第三這句話，起初還以為他說了句幽默話呢——“看你傷成這模樣，簡直人不像人樣了。” “是的，爸爸。”（我是不是還應該嘻嘻一笑？） 可是接下來再一想；我父親這句蹩腳的俏皮話莫非是一种含蓄的責備，對我今天在冰場上的舉動有譴責之意？ “你的意思也許是說我今儿晚上的表現活像一頭野獸吧？” 看他的表情，似乎我開口一問倒使他覺得相當高興。不過他只是回答了一句：“提到獸醫的可是你。”話說到了這個地步，我就決定埋頭研究菜單，不再搭髒了。 上了主菜以后，老石面人照例又發表了一通他那种簡單化的說教，回想起來（我實在不大愿意去回想），這一回他論的是胜敗之道。他指出，我們已經把冠軍給丟了（你很了解情況嘛，爸爸），但是球賽球賽，真正重要的畢竟不是贏球，而是比賽。他的話听起來似有在解釋奧運會的大會宗旨之嫌，我意識到這只是個開場白，接下來他就要大談其區區“艾維聯”冠軍又何足道哉了。但是我不打算讓他把話頭轉到奧運會上去，所以我照例只給他必要的回答：“是的，爸爸，”此外便一言不發。 我們把那老一套的話題都一一點到，中心總是老石面人所念念不忘的那個無聊主題：我的前程。 “告訴我，奧利弗，法學院有消息嗎？” “說實在的，爸爸，要不要進法學院我還沒有作出正式的決定呢。” “我只是問法學院是不是已經作出正式的決定准備收你。” 這又是一句俏皮話嗎？對父親這种絕妙的口才，我是不是應該報以一笑呢？ “還沒有，爸爸。還沒有消息。” “我可以給普賴斯·齊默曼打個電話——” “別！”我連想都沒想，立刻打斷了他的話。“請別這樣做，爸爸！” “不是去施加影響，”奧利弗·巴雷特第三一副十分剛正的樣子，“只是去問一問。” “爸爸，我要跟大家同時一起收到錄取通知。請千万別這樣做。” “對對，這個自然。那好吧。” “謝謝你，爸爸。” “再說，其實你錄取也不會有多大問題，”他又補上一句。 不知道為什么，我總覺得奧利弗·巴雷特第三連說句夸獎的話都有一种指責我的味道。 “這也不一定，”我回答說，“他們那儿可畢竟沒有一支冰球隊。”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么要這樣貶低自己。也許是因為故意要反其道而行之吧。 “你還有別的特長呢，”奧利弗·巴雷特第三說，卻沒有作進一步的說明。（我看他也未必說得上來。） 飯菜就跟談話一樣乏味，區別只有一點，就是：面包卷在端上來之前我就料得定是不新鮮的，而父親若無其事端到我面前來的會是什么話題，我就別想料得到。 “何況我們好歹總還有個和平隊１呢，”他這句話，就是大出冷門。 １和平隊是60年代初美國成立的一個組織，隸屬于國務院。任務是把一些“受過特別訓練”的美國人派往發展中國家，執行美國的“援助計划”。 “什么？”我吃不准他這到底算是在發表意見呢，還是在提出問題。 “我看和平隊很不錯，你說呢？”他說。 “這個嘛，”我答道，‘當然要比戰爭隊好吧。” 這一下我們打成了平手。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他也摸不清我的心思。難道這就是他要談的話題？那接下去不就得大談其天下大事或者政府綱領了嗎？才不會呢。你瞧，我怎么一時竟會忘了：我們最最基本的話題可始終是我的前程。 “你要是參加和平隊的話，我是決不會反對的，奧利弗。” “你要是參加的話我也不會反對的，爸爸，”我回答的口气之大方足可同他旗鼓相當。我知道我說的話老石面人反正是從來不听的，所以，看到他對我這句不太明顯的小小的挖苦話并無反應，我也不覺得奇怪。 “可是你的同學呢，”他又接下去說，“他們的看法怎么樣？” “怎么？” “他們是不是覺得成立和平隊是他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呢？” 我想父親准是像魚儿需要水一樣需要听到這句話：“是的，爸爸。” 連苹果排都走了味了。 十一點半左右，我送他上了汽車。 “有什么事要我幫忙嗎，孩子？” “沒什么事，爸爸。再見，爸爸。” 他于是就開車走了。 不錯，在波士頓和紐約州伊錫卡市之間有的是班机，但是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卻宁愿自己開汽車。倒不是自己開上這好几個鐘頭的車可以表一表做老子的心。我父親就是喜歡開車。開飛車。特別是在這樣的夜半時分，駕上一輛阿斯頓·馬丁DBS型轎車１，那個飛車開起來才叫絕呢。我看得出奧利弗·巴雷特第三是一心想要打破他的伊錫卡一波士頓車速紀錄，他原來的紀錄是在上一年我們擊敗康奈爾隊奪得冠軍后創造的。我明白他這心思，因為我看見他瞧了瞧手表。 １一种制造工藝极講究的英國汽車。 我接著就回汽車旅館去給詹尼打電話。 這是那天晚上唯一的美妙時刻。我把打架的事統統給她講了（只是略而不談開戰的原因究竟何在），我覺得出來的：她听得可津津有味了。這也難怪，她那幫讀音樂的酸朋友打人的极少，挨打的也不多。 “那個接你的家伙，你總該跟他算帳吧？”她問。 “算！徹底清算！給了他一頓厲害的。” “可惜我沒有親眼看到。等你們跟耶魯隊比賽的時候，你大概總還會把哪個家伙揍一頓吧？” “嗯。” 我微微一笑。她多么喜愛生活中的那些小事情啊。 四 “詹尼就在樓下電話間里。” 這是服務台管總机的那個姑娘對我說的，盡管我還沒有告訴她我是誰，也沒有說明那天（星期一）晚上我到布里格斯堂來找什么人。我很快就得出結論：這意味著形勢對我有利。很明顯，招呼我的那個拉德克利夫女學生是《猩紅報》的讀者，知道我是誰。這种事情以前有過多次，那倒沒什么。更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詹尼說起過她跟我有約會。 “謝謝，”我說。“那我就在這儿等一會。” “對康奈爾的那場球太气人了。《猩紅報》說有四個家伙打了你。” “嗯。可反倒是我被罰出了場。而且一罰就是五分鐘。” “就是嘛。” 一個朋友和一個球迷的區別就在于：同球迷交談，話很快就說完了。 “詹尼的電話還沒打好？” 她查了一下交換机，回答說：“沒有。” 詹尼究竟在跟什么人通話，竟然不惜占用原定同我約會的時間？是不是哪一個學音樂的書呆子？我并非不知道有個名叫馬丁·戴維森的，是亞當斯樓的四年級學生、巴赫樂社管弦樂隊的指揮，此人自以為有贏得詹尼青睞的特權。可是想要把詹已占為己有是做夢；我看這家伙頂多只有擺弄指揮棒的本領。不管怎樣，我得制止這种侵占我的時間的行為。 “電話間在什么地方？” “在拐角那儿。”她說著朝那個方向一指。 我徐步走進穿堂，老遠就能看見詹尼在通電話。她沒有把電話間的門關上。我慢騰騰走過去，一副漫不經心的樣子，希望她會看到我，看到我臉上的繃帶，看到我傷成這樣，希望她會感動得把電話砰的一扔，馬上扑到我怀里來。再走過去，我已听得見通話的只言片語： “對。那當然！一定這樣。哦，我也一樣，菲爾。我也愛你，菲爾。” 我站住了。她在跟誰說話？這人不是戴維森——他的姓名從頭到尾都沒有菲爾兩個字。我早就查過哈佛的花名冊：馬丁·尤金·戴維森，紐約河濱大道七十號。音樂美術高級中學畢業。從他的照片上可以看出，這人善感、聰明，体重大約比我輕五十磅。不過，我又何必為戴維森煩惱呢？事情明擺著：為了一個叫菲爾的什么家伙，戴維森和我都已被詹尼弗·卡維累里一腳踢開了，此刻她正在電話里給那個家伙送飛吻呢！（簡直令人惡心！） 我和她分手才四十八小時，居然有一個叫菲爾的混蛋已經偷偷摸到詹尼床上去了（一定是那樣！）。 “是的，菲爾，我也愛你。再見。” 她挂上電話，看到了我，連臉儿也不紅一紅，笑嘻嘻地給了我一個飛吻。她怎么能這樣耍兩面手法呢？ 她在我沒有受傷的那半邊臉上輕輕一吻。 “嗨！你的樣子好嚇人。” “我受傷了，詹。” “對方那個家伙是不是更慘？” “嗯。慘多了。我總是把對方搞得更慘。” 我盡量把話說得惡毒，話里隱隱嵌著這樣一層意思：無論哪一個情敵，要是趁詹尼對我眼不見、心不想的時候偷偷摸到她床上去，我非叫他飽嘗老拳不可。詹尼拽住我的衣袖，我們一道向門口走去。 “晚安，詹尼，”服務台那個姑娘跟她打招呼。 “晚安，薩拉·簡，”詹尼應了一句。 我們走到外面，在剛要跨上我那輛MG牌跑車１時，我猛吸了一口晚間的空气，盡可能裝得漫不經心似的問： １這种汽車原是体育比賽用車，最早由英國Moms Geqe。公司制造，故稱MG牌汽車。 “呃，詹……” “嗯？” “呃——菲爾是誰？” 她一面坐進汽車，一面若無其事地回答： “我爸爸。” 我才不信這樣的鬼話。 “你管你爸爸叫菲爾？” “那是他的名字。你是怎樣稱呼你爸爸的？” 詹尼曾經告訴我。她是她父親撫養長大的，她父親干的大概是面包師之類的行當，在羅德艾蘭州的克蘭斯頓。詹尼還很小的時候，母親就死于車禍。這些都是她在解釋為什么她沒有駕駛執照時告訴我的。她父親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是“一個大好人”（她的原話），可就是迷信得要命，說什么也不讓他的獨生女儿開車。這一點在詹尼念中學的最后几年确實曾造成不便，因為當時她跟遠在普羅維登斯１的一個人學鋼琴。不過，那几年她利用乘長途汽車的時間，居然把普魯斯特２的作品全讀完了。 １羅德艾蘭州首府。 ２馬塞爾·普魯斯特（1871—1922），法國小說家，代表作為反映法國貴族沙龍生活、描寫主人公潛意識活動的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有七卷之多。 “你是怎樣稱呼你爸爸的？”她重复了一遍。 我想得走了神，因而沒有听清她的問題。 “我的什么？” “你提到令尊大人的時候使用什么名稱？” 我答以我一直很想使用的那個名稱。 “王八蛋。” “當他的面？”詹尼問。 “我從來沒有見過他的真面目。” “他戴著面具？” “也可以這么說。石頭面具。地地道道的石頭面具。” “你算了吧——他一定自豪得不得了呢。你是哈佛的体育明星嘛。” 我看了看詹尼，心想：她畢竟不知底細。 “當年他也是，詹尼。” “名气比全艾維聯隊的邊鋒還大？” 詹尼這樣欣賞我在運動場上的知名度，我是再高興也沒有了。遺憾的是，把我父親的情況告訴了她，我自己就勢必得相形見絀了。 “他參加過一九二八年奧運會的單人雙槳賽艇比賽。” “天哪，”詹尼說，“他得了冠軍沒有？” “沒有，”我答道。她當時大概也看得出來：我父親在決賽中只取得第六名，倒反而使我心情舒暢了些。 接著出現片刻冷場。這下詹尼也許該明白了：身為奧利弗·巴雷特第四，不僅僅意味著必須忍受哈佛園里那座灰色的石頭建筑物，另外還意味著一种壓力，迫使你非具有一副強健的体魄不可。我是說，前人在体育運動方面的建樹，就像一片陰云籠罩在你——應該說我——的頭上。 “可他究竟干了些什么，你要罵他王八蛋？”詹尼問。 “強我所難，”我答道。 “你說什么？” “強我所難，”我重复了一遍。 她的眼睛睜得像碟子那么大。“你的意思是不是指亂倫什么的？”她問。 “你們有家丑就別抖給我听了，詹，我自己的就已經夠我受了。” “那你的意思是指什么，奧利弗？”詹尼問。“他究竟強迫你做什么了？” “做‘應該做的事’，”我說。 “做‘應該做的事’又有什么不應該的？”她大概覺得這种听來似乎自相矛盾的情況怪有趣的，所以繼續追問。 我告訴她，我不喜歡家里人按照巴雷特家的傳統來規划我的前程——這一點她其實應當清楚，她明明看到過我不得不在姓名后面添上“第四”二字時的那副抬不起頭來的樣子。再說，我也不愿意每學期總得拿多少學分交賬。 “就是，”詹尼的話明明白白是在挖苦我，“怪不得我看你考試得A也不樂意，入選全艾維聯明星隊也不樂意……” “我不樂意的是他對我的要求總是那么高！”單是道出我久積心頭（但以前從未說出過口）的感覺，我就已經別扭得要死，何況如今還不得不設法讓詹尼了解這一切。“而每當我真的做到了，他偏又擺出一副壓根儿不稀罕的架勢。我的意思是說，好像他覺得我理應如此，沒有什么好說的。” “可他是個大忙人呀。他不是要經營好几家銀行之類嗎？” “天哪，詹尼，你是站在我方還是站在敵方？” “難道這是打仗？”她問。 “一點也不錯，”我回答說。 “真可笑，奧利弗。” 看來她是真的不接受我的觀點。我這才第一次隱約感到我們之間在教養上存在的差异。我是說，在哈佛和拉德克利夫度過的三年半光陰，基本上已經把我們都制成了那座高等學府的傳統產品——目空一切的知識分子，然而，臨到要承認我父親是石頭做的這一事實的時候，她偏又堅持某种意大利地中海式的陳腐觀念，認為“爸爸個個愛孩子”，而且毫無爭論的余地。 我想舉個能說明問題的例子，便把對康奈爾比賽后那次無話可談的可笑談話搬出來。她听了以后無疑心有所動。但是，也真見鬼，這個例子幫的卻是倒忙。 “他特地赶到伊錫卡去，難道就是為了看一場無聊的冰球比賽？” 我竭力解釋，我父親做事都是形式上面面俱到，實質上卻什么也沒有。詹尼卻還是口口聲聲說，他畢竟風塵仆仆遠道赶去看了這樣一場相對說來并不足道的球賽。 “喂，詹尼，咱們別提這件事了，好不好？” “謝天謝地，一提起你爸爸，你就不自在了，”她答道。“這說明你并不是完人。” “哦，這么說，你是完人嘍？” “才不呢，預科生。倘若我是完人，難道我還會跟你一起出去？” 于是我們又言歸正傳，一切如常了。 五 我想談一下我們是怎么發生肌膚之親的。 說也奇怪，我們在那么長一段時間里可始終是“河水不犯井水”。大不了就是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那几次親吻（一次次的經過我至今都還記得點滴不漏。）這可不是我的一貫作風，因為我這人相當沖動、急躁，喜歡一蹴而就。在威爾斯利的塔院１，恐怕就有十個以上的姑娘熟悉我的脾气，要是你告訴其中任何一人，說三個星期以來奧利弗·巴雷特第四跟一位小姐天天約會，可還沒有跟她睡過覺，她們一定會放聲大笑，還會一本正經地追問：那位小姐究竟是不是女的。當然，實際情況也不盡如此。 １威爾斯利是美國馬薩諸塞州東部一所私立女子大學。 我是不知道該怎么干。 請不要誤解，也不要過于咬文嚼字。全部做法，我都知道。我就是克服不了妨礙我自己干這檔于事儿的心情。詹尼聰明得很，我一向自以為奧利弗·巴雷特第四具有無往而不利的浪漫主義优美風度，現在我卻擔心這种“風度”可能吃她笑話。對，我是怕遭到拒絕。可我也怕對方出于一些不足為訓的原因而就把我接受下來。我想說又說不清的是：我對詹尼弗產生了异樣的感情，而又不知道該怎么表白，甚至不知道該找誰商量（后來她對我說：“你應當找我嘛。”）我只知道我產生了這樣的感情。對她。對她整個儿人。 “這次考試你恐怕要過不了關了，奧利弗。”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和詹尼弗一起坐在我的房間里看書。 “奧利弗，照你這樣坐在那里就一味看我讀書，這次考試你恐怕要過不了關了。” “我沒在看你讀書。我在讀我自己的書。” “扯淡。你在看我的腿。” “只是偶爾瞟上一眼。讀一章書瞟一眼。” “你那本書分章分得好短哪。” “听我說，你這個自作多情的婆娘，你可并沒有美到那种程度！” “我知道。可你要認為我已經美到了那种程度，我有什么辦法？” 我丟下書本，走了過去，來到她坐著的地方。 “詹尼，看在基督份上，你說說，當我每秒鐘都巴不得和你好好親熱親熱的時候，我哪還有心思讀約翰·斯圖爾特·穆勒１的著作？” １約翰·斯圖爾特·穆勒（1806—1873），英國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 她皺眉蹙額。 “哦，奧利弗，求求你好不好？” 我貓腰蹲在她的椅子旁邊。她又低頭看她的書了。 “詹尼——” 她輕輕合上了手中的書，把書一放，伸出雙手，捧住了我的脖子。 “奧利弗，求求你好不好？” 事情一下子就發生了。一切的一切。 我們的第一次交歡跟我們的第一次交談恰恰相反。這一次，一切都是那么從容、那么溫柔、那么委婉。我從來沒有意識到真正的詹尼竟會是這樣——竟會是這樣体貼，她的撫摩是那么輕柔，那么溫存。然而，真正使我震惊的還是我自己的反應。我也報之以輕怜蜜愛。那真正的奧利弗·巴雷特第四難道是這樣？ 既然“河水不犯井水”，我自然也從沒見到過詹尼的羊毛衫會多解開一顆扣子。因此，當我發現她脖子上還套著個小小的金十字架時，不免有點儿感到意外。挂十字架的是那种怎么也解脫不開的鏈子。這就是說，在我們兩情繾綣時，她仍然戴著十字架。那個銷魂的下午曾有片刻歇息，就在我覺得什么都那樣可心而又什么都不在我心上的那种時刻，我摸了一下那個小十字架，當時就問她：她的神父要是得知我們同臥一床等事，不知會怎么說？詹尼回答說，她沒有神父。 “你是不是一個篤信天主教的好姑娘？” “唔，我是個姑娘，”她說。“而且是個好姑娘。” 她看著我，等我加以确認。我笑了笑，她也還我一笑。 “這么說，三條之中占了兩條。” 接著我又問她為什么要戴十字架，而且鏈子居然還是焊死的。詹尼解釋說，那是她母親的；她戴著是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不是宗教上的原因。 “嗨，奧利弗，我對你說過我愛你沒有？”詹尼問。 “沒有，詹。” “你為什么不問我呢？” “說老實話，我沒敢問。” “那你現在問我吧？” “你愛我嗎，詹尼？” 她看著我，回答說： “你說呢？”但她的表情卻不是躲躲閃閃的。 “我估計是愛的。想必如此。” 我吻了吻她的脖子。 “奧利弗！” “唔？？” “我不光是愛你……” 哦，天哪，這話怎么講？ “我還非常非常愛你，奧利弗。” 六 我喜歡雷·斯特拉頓。 他也許不是個天才，也不是個了不起的橄欖球運動員（他傳球的動作比較慢），但他一直是我同房間的好伙伴和忠實的朋友。在我們念“大四”那年的大部分時間內，也真夠難為這可怜虫的。每當他看到我們房間的門把上挂著領帶時（這是表示“內有活動”的傳統暗號），你叫他上哪儿去學習呢？誠然，他學習并不太用功，但有時候總也得抱一下佛腳吧。就算他可以利用本系的閱覽室，或拉蒙特圖書館，甚或上皮埃塔俱樂部去看書。但是，有好些個周末的晚上，詹尼和我決定違反校規在一起過夜，那時叫可怜的雷睡到哪儿去呢？他只得東奔西走找地方湊合一宿，譬如權且躺在鄰室的沙發上等等（假定鄰室朋友自己不用的話）。好在那時橄欖球賽季已經過去。再說，要是為了他，我也會作出這樣的犧牲的。 然而，雷得到了什么報答呢？想當初，我每次在情場上得手，就會把全部細節一五一十統統告訴他。到如今，他的這种作為室友照例不可剝奪的權利非但得不到承認，連詹尼已是我的情人我都從來不老老實實認賬。我只告訴他我們什么時候需要占用房間，或者要如何如何，如此而已。斯特拉頓心里愛怎么想，就讓他去想吧。 “我說，巴雷特，你他媽的到底干上了沒有？”他有好几次這樣問過。 “雷蒙德，作為朋友，我要求你別問。” “可是，媽的，你說說，巴雷特，已經有多少個下午、多少個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晚上了！你他媽的一定干上了。” “那你又何必再問我呢，雷？” “因為這不正常。” “什么不正常？” “這個局面壓根儿就不正常，奧爾。我是說，過去可從來不是這個樣子。我是說，像這樣對我老雷封鎖消息，一點細節也不透露，實在沒有道理。不正常。媽的，她到底有些什么魔法，這樣厲害？’” “听我說，雷，成熟的愛情……” “愛情？” “你不要用這樣的口气說話，好像這是個髒字儿似的。” “你這點年紀？愛情？媽的，我可實在為你擔心，老弟。” “擔心什么？擔心我神經錯亂？” “擔心你的光棍儿還打得成不。擔心你能不能自由自在。擔心你的日子還過不過！” 可怜的雷。他确實并非說說而已。 “擔心你將失去一個室友，是不是？” “扯淡，說起來我倒還多了一個呢！她不是整天泡在這儿嗎？” 我正在打扮自己，准備去听一場音樂會，因此得赶快結束這次對話。 “別著急，雷蒙德。將來咱們到紐約去租上那么一套房間。妞儿夜夜換。咱們玩儿個痛快！” “你還要我別著急呢，巴雷特。那個姑娘把你給迷昏了。” “情況一切正常，”我答道。“別緊張。”我邊整領帶，邊向門口走去。斯特拉頓還是將信將疑。 “嗨，奧利！” “嗯？” “你們准是干上了，是吧？” “去你的，斯特拉頓！” 我不是約詹尼一起去听這場音樂會；我是去看她演出的。巴赫樂社在丹斯特堂演奏第五勃蘭登堡協奏曲，由詹尼擔任古鋼琴獨奏。當然，詹尼彈琴我已听過多次，但是從來沒有听過她參加集体演奏或公開演出。上帝呀，我真感到自豪极了。我實在挑不出她在演奏中有什么毛病。 “我簡直不能相信你有這樣偉大，”音樂會結束以后，我對她說。 “這說明你對音樂懂得就這么多，預科生。” “我懂得也不能算少。” 我們是在丹斯特堂的院子里。那是四月份的一個下午，那种天气使人覺得春天終于要來到坎布里奇了。她的樂友們都在附近散步（其中也有馬丁·戴維森，他不時向我這邊投來無形的憎恨的“炸彈”），因此我不能跟詹尼展開鍵盤樂器方面的專題討論。 我們穿過紀念大道，沿著河邊漫步。 “巴雷特，別說傻話了好不好？我彈得還可以，但算不上偉大。甚至夠不上‘全艾維聯’的水平。只是還可以。就這樣，OK？” 既然她要貶低自己，我又有什么可爭的？ “OK。你彈得可以。我只是說，你得一直堅持下去，別松勁。” “我的老天爺，誰說我不想堅持下去啦？我還打算去師從納迪亞·布朗熱１呢，你不知道？” １納迪亞·布朗熱（1887—1979），法國女作曲家、指揮家、巴黎音樂學院教授。 她在說什么混帳話？看她陡地把話煞住的樣子，我意識到這是她本來不想提及的。 “師從誰？”我問。 “納迪亞·布朗熱。一位著名的音樂教師。在巴黎。”最后那句話她說得相當快。 “在巴黎？”我問的語調卻拖得相當長。 “她很少收美國學生。我運气好。我還得到了一筆可觀的獎學金。” “詹尼弗，你要去巴黎？” “我從來沒有到過歐洲。我真想盡快去看看。” 我抓住她的雙肩。當時我可能太粗暴了些，這也難說。 “嗨，這事你藏在心里有多久了？” 詹尼生平第一次不敢跟我四日對視。 “奧利，別傻了，”她說。“這是不可避免的。” “什么不可避兔？” “咱們畢業以后總要分道揚鑣的。你要進法學院——” “等一下，你在說些什么呀？” 現在她和我四目對視了。她的神色悒郁。 “奧利，你是個候補百万富翁，而我在社會上的身价卻等于零。” 我還緊緊抓住她的肩膀不放。 “那又怎么樣呢？干嗎要扯到分道揚鑣上去？現在咱們在一塊儿，不是挺幸福嗎。” “奧利，別傻了，”她又說了一遍。“哈佛就像圣誕老人的百寶袋。什么稀奇古怪的玩具都可以往里邊塞。可是等過完了節，人家就會把你抖出來……”她遲疑了一下。 “……你原來是哪儿的，還得回哪儿去。” “你是說，你要到羅德艾蘭州的克蘭斯頓去烤大餅？” 我一時情急，說話不顧分寸。 “做糕點，”她說。“你別拿我的父親開心。” “那你就別离開我，詹尼。我請求你。” “我的獎學金還要不要？我自出娘胎以來還沒去過的巴黎還去不去？” “咱們的婚事還辦不辦？” 這話是我說的，可是乍一听來，我真不敢相信這話真是出之于我的口。 “誰說過要辦婚事啦？” “我。是我這會儿在說。” “你要跟我結婚？” “對。” 她把頭抬起一點點，并不笑，只是問： “理由呢？” 我直盯著她的眼睛。 “當然有我的理由，”我說。 “哦，”她說。“這倒是個很充分的理由。” 她挎住我的胳臂（這回沒有拽我的衣袖），于是我們就沿著河邊走去。說真的，此刻我們已經用不到再說什么了。 七 從米斯提克河大橋到馬薩諸塞州伊普斯威奇鎮，汽車大約要開四十分鐘，可那也要看天气好坏，看駕駛技術如何而定。事實上，我有時只開二十九分鐘就到了。波士頓赫赫有名的銀行家某公說他開得還要快，不過，誰要是說從大橋驅車到巴雷特公館用不到三十分鐘，那到底是事實還是幻想，也就很難辨別了。我可認為二十九分鐘已經是极限了。我是說，對一號公路１上的那些紅綠燈總不能置之不理吧？ １一號公路：北起美加邊境、南迄佛羅里達最南端的美國東部一條公路干線，貫穿十四個州，其中包括馬薩諸塞州。 “你這車簡直開得像發瘋一樣，”詹尼說。 “這儿是波士頓，”我答道。“誰的車都開得像發瘋一樣。”就在這時一號公路上亮起了紅燈，我們的車停了下來。 “你爸媽還沒有來得及要咱們的命，看你先要把咱們的命給送了。” “听我說，詹，我的爸媽都是和气人。” 換綠燈了。不到十秒鐘，我這輛MG牌跑車就已開到了時速六十英里。 “連那個王八蛋也是？”她問道。 “誰？” “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呀。” “噢，他可是個好人。你一定會打心里喜歡他的。” “你怎么知道？” “大家都喜歡他，”我答道。 “那你怎么不喜歡他？” “就因為大家都喜歡他啦，”我說。 說真的，我又干嗎要帶詹去見他們呢？我是說，難道我就真有必要一定要去求得老石面人的祝福什么的？她自己要去，當然是一個原因（“那是世道常情啊，奧利弗”），可另外還有一個原因，說來其實也很簡單，那就是奧利弗第三是我那個最最廣義的所謂經濟后盾：我那要命的學費得由他來支付。 要去總得在星期天吃晚飯的時候去吧？我是說，這樣才合乎禮儀，對不對？星期天，偏偏那些不會開汽車的家伙都擠在一號公路上，擋了我的道儿。從大路上一拐彎，我轉到了格羅頓街上。我從十三歲起。拐這個彎一直是不減速的。 “這儿怎么沒有房子，”詹尼說，“只看見樹。” “房子都在樹的后面哪。” 在格羅頓街上行駛一定要非常小心，否則就會錯過通往我們家的那條小路。事實上，那天下午我自己就錯過了。我沖出了三百碼遠，才咯吱一聲把車煞住。 “我們到了哪儿啦？”她問道。 “開過頭了，”我咕噥了一聲，少不得還罵了几句。 我倒過車來，開了三百碼回頭路，才到我們家的大門口，這是不是有一點象征的味道呢？總之，一踏上巴雷特家的土地，我就把車速放慢了。從格羅頓街轉角到多弗庄正宅至少也有半英里路。一路上你還得經過一些其他的……樓堂之類吧！我想，要是你第一次看到的話，你一定會覺得那是相當有气派的。 “乖乖，我的天哪！”詹尼說。 “怎么回事，詹？” “往路邊靠靠，奧利弗。不跟你開玩笑。快把車停下。” 我把車停下。她顯得緊張极了。 “嘿，真沒想到府上是這樣的气派。” “什么气派？” “這樣的富貴气派。我是說，住這么個地方，你們准還有奴隸侍候吧！” 我想伸過手去撫撫她，可是我的手掌心是汗津津的（這种情況确實少見），所以我就只好用話來安慰她了。 “別這樣，詹。沒什么了不起的。” “我知道，可不知怎么，我突然覺得，要是我名字叫艾比格爾·亞當斯１，或者是個名門閨秀，那就好了。” １艾比格爾·亞當斯（1744—1818）：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的妻子，第六任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的母親。 我們默默無言地駛完了剩下的一段路，停好了車，走到前門口。在按過門鈴等候開門的時候，詹尼挺不住，終于在這最后關頭慌起來了。 “咱們還是逃吧，”她說。 “咱們要留下來戰斗，”我說。 我們倆是不是有哪一個在說笑話呢？ 開門的是弗洛倫斯，她是巴雷特家的一個忠心耿耿的老仆人。 “啊，是奧利弗少爺，”她招呼我說。 天哪，叫我奧利弗少爺，我真恨死了！我恨透了這种把我和老石面人截然分清的隱隱含有貶意的稱呼。 弗洛倫斯告訴我們，爸爸媽媽正在書房里等著。一路往里走得經過不少肖像，詹尼看到一些肖像吃了一惊。不僅僅是因為其中有些是約翰·辛格·薩金特１的作品（特別是奧利弗·巴雷特第二的那幅畫像，有時還在波士頓博物館里展出呢），主要還是因為她這才明白：我家的祖先并不全都是姓巴雷特的。巴雷特家還出過一些了不起的女流，許配給了好人家，生下過巴雷特·溫思羅普、理查德·巴雷特·修厄爾一類的人物，甚至還有個艾博特·勞倫斯·萊曼，他憑著一股沖勁闖過了艱難的世途（也闖過了那与之隱約相似的哈佛），成了個化學家，得了獎，而他的姓名當中就壓根儿沒有嵌上一個巴雷特！ １約翰·辛格·薩金特（1856—1925）：美國肖像畫家，以畫英、美社會上層人士的肖像著名。 “我的天，”詹尼說。“哈佛那些大樓上的名字，倒有一半在這儿呢！” “不值一個屁，”我對她說。 “我沒想到修厄爾船館１跟你們也有關系，”她說。 １“船館”是哈佛本學校園內的一座建筑。此詞又有“造船世家”之意。“修厄爾造船世家”疑即指美國造船商阿瑟·修厄爾（1835—1900）家族。 “是啊。我家的祖上世世代代反正不是木頭也就是石頭。” 在那一長排畫像的盡頭，就在進書房的拐角那儿，擺著一只玻璃柜子。柜子里都是獎品。体育比賽的獎品。 “真漂亮，”詹尼說。“我還從來沒有見過這樣活像真金、真銀的獎品呢。” “那都是真金真銀的。” “唷。是你的？” “不。是他的。” 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在阿姆斯特丹的奧運會上沒有得獎，這是有案可查、無可爭辯的。不過，他在其他一些運動會上取得過划船比賽的重大胜利，那也一點不假。還不止一兩次呢。不，次數可多了。這一切的證据，如今都擦得亮亮的，展現在詹尼弗的眼前，看得她眼花繚亂。 “克蘭斯頓保齡球聯賽發的玩意儿哪有這樣好啊！” 接著，她大概是為了安撫我： “你也有獎品嗎，奧利弗？” “有。” “也放在個柜子里？” “在樓上我自己房里。都塞在床底下。” 她對我做了個標准的“詹尼式”迷人表情，悄聲說： “回頭咱們去看看，好不好？” 我還沒來得及回答，也還沒來得及揣摩一下詹尼要上我臥房去看看的真正動机到底何在，就有人來打岔了。 “啊，你們好！” 王八蛋！是那個王八蛋！ “哦，你好，爸爸。這位是詹尼弗——” “啊，你好！” 我還沒來得及介紹完，他已經在跟她握手了。我注意到他今天并沒有穿他那种“銀行家服”。可不，奧利弗第三身上穿的是一件花哨的開司米獵裝。平日板得像岩石一樣的臉上，還帶著狡詐的笑容。 “請進來見見巴雷特太太。” 又是個平生只此一遭的緊張時刻在等待著詹尼弗：要見見“醉姑娘”艾莉森·福布斯·巴雷特。（我有時碰到心里不痛快，就會想：要不是她混到像今天這樣，成了個專門熱心做“好事”的博物館理事，她這個寄宿生時代的綽號真不知會給她造成什么樣的影響呢。）只要查一查履歷，就可以知道“醉姑娘”福布斯根本沒有念完大學。在念二年級的那年，她离開了史密斯學院，在父母的大力贊助下，嫁給了奧利弗·巴雷特第三。 “那是我妻子艾莉森，這位是詹尼弗——” 他已經把介紹的任務搶過去了。 “卡累維里（Calliveri），”我接口說，因為老石面人不知道她姓什么。 “卡維累里（Cavilleri），”詹尼彬彬有禮地糾正說。原來我把這個姓念錯了——從來不念錯的，偏偏就錯了這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就跟《卡伐累里·羅斯蒂卡那》（Cavalleria Rusticana）的第一個詞一樣１？”我母親問道，大概是要證明她雖然沒有大學畢業資格，可還是有相當文化修養的。 １《卡伐累里·羅斯蒂卡那》系歌劇名《鄉村騎士》的音譯。《鄉村騎士》是意大利作曲家皮埃特羅·瑪斯卡尼（1863—1945）的代表作。詹尼的姓氏与這部歌劇的意大利文原名第一個詞只是近似，實際并不是一個詞。 “對。”詹尼對她笑笑。“不過扯不上關系１。” １詹尼這里用的，是她初次遇見奧利弗時奧利弗對她說的原話。當時她問奧利弗是不是跟詩人巴雷特同姓，奧利弗就用這話回答了她。因為作鄉村騎士講是個人名，所以詹尼這話帶一些玩笑的意思。 “啊，”我母親說。 “啊，”我父親說。 我一直在捉摸他們是不是領會了詹尼的那份幽默，這時只好也跟著應了一聲：“啊？” 母親和詹尼握了手，彼此照例客套了一番（我家里的人總是脫不出這個俗套，永遠沒有一點長進），之后我們就坐了下來。大家都沉默無言。我暗暗体察了一下當時的形勢。不用說，母親一定是在品評詹尼弗，細細觀察她的服飾（今天下午可不是那么落拓了）、她的儀態、她的風度、她的口音。可是糟糕，即使是她最斯文的談吐，也難免露出了克蘭斯頓的腔調。詹尼大概也在品評母親。我听說，姑娘家都是這樣的。据說，要知未來的丈夫如何，只要先看看婆婆。說不定她還在品評奧利弗第三。她注意到父親長得比我還高嗎？她喜歡他的開司米獵裝嗎？ 奧利弗第三的火力，不用說，還是集中在我的身上，就跟往常一樣。 “你這一陣子過得怎么樣啊，孩子？” 別看他還得過羅得斯獎學金１，他談話的本領可實在差勁。 １根据英國人塞西爾·羅得斯（1853—1902）的遺囑設立的獎學金，獲得該項獎學金的學生可入英國牛津大學讀書。 “很好，爸爸。很好。” 作為机會均等的一种表示，母親則招呼詹尼弗。 “一路上坐車還舒服吧？” “是的，”詹尼答道，“又舒服又快。” “奧利弗車開得挺快，”老石面人插進來說。 “還沒有你開得快呢，爸爸，”我頂了一句。 看他怎樣回答？ “嗯——也是。你說得也是。” 不是才見鬼呢，爸爸。 母親不論在什么情況下，總是向著他的，于是她就把話轉到一個比較容易引起大家興趣的話題上——大概不是音樂，就是美術吧。我沒有仔細听。后來，一杯茶遞到了我的手里。 “謝謝，”我說，接著又補了一句：“我們馬上得走了。” “哦？”詹尼說。看樣子他們在談論普契尼１什么的，听到我的話，覺得有點突兀。母親看了我一眼（這是難得的）。 １普契尼（1858—1924），意大利歌劇作曲家。 “可你們不是來吃晚飯的嗎？” “呃——我們不吃了，”我說。 “是來吃晚飯的，”詹尼几乎也就在同時說了出來。 “我可得回去，”我一本正經地對詹說。 詹尼看了我一眼，那意思似乎是說：“你在胡扯些啥呀？”這時候老石面人發表意見了： “你們留下吃飯。這是命令。” 他臉上那种虛假的笑容絲毫也沒能減輕這道命令的分量。可我才不吃這一套屁話呢，哪怕對方是參加過奧運會決賽的選手我也不吃他這一套。 “我們不吃了，爸爸，”這是我的答复。 “我們得留下，奧利弗，”詹尼說。 “為什么？”我問。 “因為我肚子餓了，”她說。 我們遵從奧利弗第三的意思，坐下吃飯了。他低下了頭。母親和詹尼也都照辦。我只是略微伸了伸腦袋。 “上帝啊，蒙您賜這食物給我們使用，讓我們得以服侍您，愿您讓我們時刻不忘他人的貧困和匿乏。我們憑著您儿子耶穌基督的名向您祈求，阿門！” 天哪，我都羞死了。這套禱告今天難道就不能豁免一次嗎？詹尼會怎樣想呢？老天，這真是倒退到中世紀的黑暗時代了。 “阿門！”母親說（詹尼也講了，很輕很輕）。 “開球啦！”我帶點打趣的口吻說。 誰也沒有給逗樂。尤其是詹尼。她避開了我的眼光。奧利弗第三從桌子對面瞟了我一眼。 “打球要講合作，為人又何嘗不然，奧利弗。” 多虧母親有閒話家常的非凡本領，大家吃飯時才不至于完全默不作聲。 “這么說，你們家是克蘭斯頓人唆，詹尼？” “多半是那儿的。我母親是福耳河城人。” “巴雷特家在福耳河城也有紗厂，”奧利弗第三說道。 “在那里世世代代剝削窮人，”奧利弗第四補上一句。 “那是十九世紀的事了，”奧利弗第三接著說。 母親听了笑笑，她顯然認為她的奧利弗已經胜了這一局，因此感到很滿意。可是沒有那么容易。 “那些工厂的自動化計划又怎么說呢？”我回他一槍。 沉默了片刻。我等著他來個狠命的反扑。 “喝點咖啡怎么樣？”“醉姑娘”艾莉森·福布斯·巴雷特說道。 我們回到書房里准備再戰。這勢必是最后一個回合的較量了：詹尼和我第二天還有課，石面人還有銀行等等的業務要料理，“醉姑娘”肯定也有一些功德無量的事要在第二天清早去辦。 “加點糖嗎，奧利弗？”母親問。 “親愛的，奧利弗喝咖啡一向是加糖的，”父親說。 “謝謝，今儿晚上不加了，”我說。“我就喝清的，媽媽。” 這樣我們就都端了咖啡，舒舒服服坐在那儿，彼此根本無話可談。我因此找了個話題。 “告訴我，詹尼弗，”我當下便問，“你對和平隊是怎么個看法？” 她對我皺皺眉頭，拒絕合作。 “哎，你告訴了他們沒有，奧·巴？”母親對父親說。 “還沒到時候呢，親愛的，”奧利弗第三說，那种虛偽的謙遜口气，分明是在表示：“來問我吧，來問我吧！”于是，我就只好問他了： “什么事啊，爸爸？” “沒什么大不了的事，孩子。” “我真不明白，你這話怎么能那樣說呢，”母親說著，轉過身來神气十足地向我發布消息（我說過母親是向著他的）： “你爸爸要擔任和平隊的總干事了。” “喔。” 詹尼也“喔”了一聲，但是口气不同，有點高興的樣子。 父親裝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樣子，母親似乎是在等我行個禮什么的。可我的意思是，他又不是去當國務卿！ “恭喜你，巴雷特先生。”詹尼帶了頭。 “是啊。恭喜你，爸爸。” 母親巴不得談談這件事。 “我看這倒确實是個增長學識的好机會，”她說。 “噯，是這樣，”詹尼也同意。 “是啊，”我話也說得不大硬气了。“呃——對不起，請把糖缸遞給我。” 八 “詹尼，他又不是去當國務卿！” 謝天謝地，我們終于又駕車回坎布里奇去了。 “不過，奧利弗，你剛才應該再熱情點儿才對。” “我不是給他道喜了嗎。” “你的器量也真大。” “你倒說說看，你還要我怎么樣呢？” “唉，老天，”她回答說，“這种事，我見了就惡心。” “我還不是一樣，”我接著說。 車子開了好一會儿，兩人沒說一句話。可是我覺得事情有點不大對頭。 “究竟什么事叫你見了就惡心，詹？”我回味了好久，才問。 “你待你爸爸的那种討厭樣子。” “他待我的那种討厭樣子又怎么說呢？” 我就像打開了一罐豆于，說得更恰當點，是一罐意大利式的辣醬油１。因為詹尼在父愛問題上向我發動了全面進攻。她身上那种意大利地中海毛病全發作了。在她看來，我是多么無禮啊。 １本句中“豆子”（beans）還有個意思是“申斥”；“辣醬油”（sauce）還有個意思是“頂撞”。 “你對他老是刺呀，刺呀，刺個沒完，”她說。 “有來有往嘛，詹。你難道沒看見？” “為了要惹你的老頭子傷心，你簡直什么都做得出來。” “要叫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傷心，誰也休想。” 保持了片刻奇怪的沉默，她才回答說： “不見得，你要是跟詹尼弗·卡維累里一結婚恐怕就難說……” 我竭力沉住气，好容易才把車子駛到了就近一家海味餐廳的停車場上。這時我才轉過身來瞅著詹尼弗，气得像發了瘋。 “那就是你的想法了？”我聲勢洶洶地問。 “這至少是一條吧，”她非常沉著地說。 “詹尼，你不信我愛你嗎？”我嚷了起來。 “我信，”她回答說，還是那么沉著，“可是你還莫名其妙地愛我那個帶有負號的社會地位。” 我想不出怎么說好，只能一口咬定說“不”。我一說再說，語气也一變再變。我是說，那時我已經心亂如麻，我甚至還考慮了她那個可怕的暗示里是不是也有那么一丁點儿道理。 不過她也不大沉得住气了。 “我怎么好怪你呢，奧利。那還不過是其中的一條呢。因為，我自己也知道，我愛的不僅是你這個人。我還愛你那個姓名。還有你姓名后面的那‘第四’二字。” 她轉過臉去，我以為她大概要哭了。但是她沒有哭；她把心里的話都講出來了： “可不管怎么說。這些也都是跟你分不開的。” 我愣在那儿好一會，看著一個“蛤蜊牡蠣’的霓虹燈招牌一明一滅。在詹尼身上有一點真叫我愛煞，那就是她能夠看透我的心思，有些事情用不著我煞費苦心說出口來，她自能一目了然。這一次不也是這樣嗎？我确實不是十全十美的，可是我自己有勇气承認嗎？天哪天哪，她可不但早已正視了我的缺點，而且也正視了她自己的缺點。天哪天哪，我感到多么渺小哇！ 我真不知道究竟該說些什么好。 “去吃一客蛤用或者牡□好不好，詹？” “你嘴巴子吃我一拳好不好，預科生？” “好，”我說。 她握起拳頭，輕輕地頂著我的腮幫。我把她的拳頭親了親，正要伸手去摟她，她一伸胳膊擋住了我，像個電影里的帶槍女強盜一樣大吼： “快開車，預科生。把住方向盤，加快速度開！” 我開。我開。 父親的主要意見，是他所謂速度過快的問題。倉促。輕率。确切的話我已經記不清了，不過我很明白，我們在哈佛俱樂部一起吃午飯的時候，他那一篇說教的主題就是說我做事太急。為了給他那一套話作舖墊，他先提醒我吃飯不要急急匆匆，囫圇吞下。我也很有禮貌地提出我是個大人了，我的一舉一動無需他再指正，甚至也無需他再評頭品足。他表示，連世界性的領袖有時還需要听听建設性的批評呢。我領會他這句話有一層不太隱晦的言外之意，表示他在第一屆羅斯福政府時代也在華盛頓于過一陣子。但是我不打算讓他談起羅斯福的舊事，也不打算讓他談起他在美國銀行改革中擔任了怎樣一個角色。所以我就不吭聲。 我前面說了，我們當時是在波士頓的哈佛俱樂部里吃午飯。（同意我父親看法的話，應該承認我當時是吃得太快了點。）在那种場合，周圍都是他那方面的人。他的同學、客戶、崇拜者，等等。我想，如果世上真有所謂圈套的話，這就是一個圈套了。你如果認真細听，說不定還會听見有些人在喊喊喳喳說“奧利弗·巴雷特在那邊”，或者“那就是當年大名鼎鼎的運動員巴雷特”一類的話。 我們之間話不投机的談話，又進行了一輪。不過這次談話卻根本是扯東拉西，不著一點邊際，這是顯而易見的。 “爸爸，你對詹尼弗怎么就只字不提呢？” “有什么可說的呢？你早已端給了我們一個既成事實，不是嗎？” “可你的意見又怎么樣呢，爸爸？” “我覺得詹尼弗是挺不錯的。而且像她這樣出身的姑娘，能夠一直讀到拉德克利夫學院……” 他是用這些假裝同情的屁話來回避正題。 “不要回避問題嘛，爸爸！” “問題根本不在這位小姐，”他說，“問題在你。” “哦？”我說。 “在你這种叛逆的行徑，”他又接著說。“你造反啦，孩子。” “爸爸，我真不明白，娶個聰明美麗的拉德克利夫學院女學生，怎么也夠得上叫造反。要知道，她又不是個邪門歪道的喀皮士——” “她也并不是十全十美的。” 啊，到了。到了那個要命的節骨眼儿上了。 “爸爸，你感到她最不稱你心的到底是什么——是因為她信天主教呢，還是因為她窮？” 他略微向我湊近點儿，以近乎耳語一樣的聲音答道： “你最喜歡她的到底又是什么？” 我可要站起來走了。我老實不客气告訴了他。 “給我留在這儿，談話要像個男子漢的樣，”他說。 “像個男子漢的樣”，是對什么而言呢？一個毛孩子？一個小姑娘？一只耗子？反正，我是留下來了。 王八蛋見我還坐在座位上，頗為滿意。我是說，我看得出來，他一定認為他已經戰胜過我多次，這一回又把我給打敗了。 “我只要求你再等上一陣子，”奧利弗·巴雷特第三說。 “請說明白什么叫‘一陣子’。” “在法學院念完研究生的課程。是真心相愛，就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本來就是一片真心，何必還要受什么專橫的考驗呢？” 我想我的含義是很清楚的。我要挺起腰杆來同他對抗。對抗他的專橫。對抗他那种要控制、要支配我生活的壓力。 “奧利弗！”他又部署了新的攻勢。“你還是個小——” “小什么？”我快要按捺不住了，他媽的！ “你還不滿二十一歲。按法律還不是個成年人。” “別借法律來挑毛揀刺了，去你的吧！” 鄰桌有些顧客恐怕也听見了這句話。仿佛是對我大聲嚷嚷的回敬，奧利弗第三故意以刺人的耳語沖著我說出了這樣一句： “要是你這就跟她結婚，那我就不認你。”給人听見就听見吧，也顧不得了。 “爸爸，你這腦袋瓜子能認得個屁！” 我跟他一刀兩斷，從此就開始了我自己的生活。 九 剩下的就是羅德艾蘭州克蘭斯頓城那邊的事了。克蘭斯頓位于波士頓之南，而伊普斯威奇則在波士頓之北，相比之下克蘭斯頓离波士頓稍微遠些。我把詹尼弗介紹給她未來的公婆，事情砸了（她說：“那我不是要叫他們匪公匪婆１了嗎？”），自此以后我一想起我還得去拜見她的父親，心里就直打鼓。因為，這次會面我還得跟那种多情的意大利地中海毛病進行搏斗，再說詹尼又是獨苗，更何況她又沒有母親，她同她父親的關系肯定親密到反常的程度。心理學書上寫著的那种种感情的力量，統統要我去對付。 １原文為outlaws，在此處是雙關語，含“非公非婆”、“匪公匪婆”兩种意思。 再加上一點，就是我沒有一個子儿。 我是說：假設另外有那么一個奧利弗羅·巴雷托１，是羅德艾蘭州克蘭斯頓城里鄰近街坊的一個漂亮的意大利小伙子。他來見卡維累里先生——卡維累里先生是城里一個掙錢過活的糕點大師傅。小伙子說了：“我想跟你的獨生女儿詹尼弗結婚。”那老頭子頭一句話會怎么問呢？（對巴雷托的愛情他是不會怀疑的，因為既然同詹尼要好了，就一定是愛詹尼的，這是個普遍真理。）不，卡維累里先生會提出類似這樣的問題：“巴雷托，你靠什么來養她呀？” １“羅”、“托”是意大利化的詞尾。 假如巴雷托告訴他說：情況正好相反，至少在今后三年里，倒是他的女儿得來養他的女婿，請想想那位善良的卡維累里先生會有什么樣的反應呢？那善良的卡維累里先生豈不是要把巴雷托赶出去？如果巴雷托夠不上我這樣的身材，豈不是要被他揍一頓？ 不這樣才怪呢。 也許就是由于這樣的原因，所以在五月里的那個星期天的下午，當我們沿著九十五號公路往南駛去的時候，我對路標上標明的速限就都一一遵守不誤了。可是詹尼早已喜歡上了我開慣的那种飛車，因此有一回她就埋怨說，我在限速四十五英里的地段只開到了四十英里。我告訴她車子需要檢修了，她根本不信。 “再給我講一遍吧，詹。” 耐性可不是詹尼的長處，她回答了我提出的一些傻問題，卻不肯多說一遍來增強我的信心。 “再講一遍吧，詹尼，求求你。” “我給他打了個電話。我告訴了他。他說OK。是用英語說的；因為，我不是給你講了嗎？你听了好像還是不大相信：他半句意大利話也不懂，頂多只會罵几句。” “可OK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你是說，哈佛法學院收的研究生連OK的意思都不懂？” “這可不是個法律名詞，詹尼。” 她摸摸我的胳膊。感謝上帝，這下子我就明白了。不過，我還需要進一步的澄清。我一定要知道我會碰到些什么樣的難題。 “OK也可以表示‘我認了’。” 她于是就大發慈悲，把她同父親對話的細節重复了無數次。她父親很高興。可高興呢。他送女儿上拉德克利夫的時候，本來就不希望女儿將來還回克蘭斯頓來嫁給鄰家的那個小伙子（順便說一句，那個小伙子就在她离家前向她求過婚）。他起初不敢相信女儿的未婚夫真是奧利弗·巴雷特第四。后來他還警告女儿可不要違犯第十一誡１。 １“十誡”是基督教的基本城命，這里胡謅的所謂“第十一誡”即由來于此。 “十一誡？是哪一條？”我問她。 “不可對你的父親胡說，”她說。 “喔唷。” “說完了，奧利弗。不騙你。” “他知道我窮嗎？” “知道。” “他沒意見？” “他和你至少有這么個共同點吧。” “不過我要是有倆錢儿的話，他還會更高興些，是不是？” “換了你難道就不會？” 我不響了，一路上再沒有說過話。 詹尼住在一條叫做漢密爾頓路的街上，沿街長長的一排盡是木房，屋前有許多孩子，還有几棵稀稀拉拉的樹。我就順著這條街駛去，打算找一個停車的地方，心里卻只覺得像到了异國他鄉。首先，這里人多极了。不但孩子在玩儿，大人也都全家坐在門廊上，在這個星期天的下午，他們看來也無事可做，所以就都看著我把那輛MG牌跑車停好。 詹尼先跳下車。一到克蘭斯頓，她的反應就靈敏得惊人，真像一只活潑的小蚱蜢。在門廊上閒望的人，看到了來的是誰，只差沒來個齊聲歡呼。原來就是卡維累里家的好姑娘啊！我听見迎接她的這一片招呼聲，羞得几乎都不敢下車了。我是說，我哪有一絲一毫配做那個想象中的奧利弗羅·巴雷托呀。 “嗨，詹尼！”我听見一個標准的胖大娘興高采烈地喊道。 “嗨，卡波迪盧波太太，”我听見詹尼大聲回答。我下了車，覺察到人們的眼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嗨——這個小伙子是誰呀？”卡波迪盧波太太嚷道。這儿的人好像都沒有很多心眼儿，是不是？ “他呀，沒啥了不起的！”詹尼大聲回答。這句話對增強我的信心卻頗有奇效。 “是嗎，”卡波迪盧波太太這話是沖著我大聲說的，“可跟他一起的這位姑娘，人品實在是沒說的！” “他都知道，”詹尼答道。 接著她又轉過身去應付另一邊的街坊。 “他都知道。”那一邊的熱情街坊也是好大一片。她牽著我的手（我是天堂里的生客），領我上樓，來到了漢密爾頓路一百八十九號的A室。 這真是個尷尬的時刻。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只听詹尼說了聲：“這是我的爸爸，”菲爾·卡維累里的手便伸到了我的跟前。他是一個快近五十歲的羅德艾蘭型粗獷漢子，身高約有五英尺九英寸，体重估計一百六十五磅。 我們握了握手，他握起手來手勁很足。 “先生，你好！” “叫菲爾，”他糾正我說，“我叫菲爾。” “是，菲爾，”我一邊回答，一邊還繼續跟他握手。 這又是個嚇人的時刻。因為接下來卡維累里先生就把我的手一放，轉身向他的女儿發出了一聲惊天動地的叫喊： “詹尼弗！” 一時間什么動靜也沒有。可是轉眼他們就已經擁抱在一起了。抱得很緊。很緊很緊。還使勁地搖。卡維累里先生再也說不出話，只是一遍又一遍地（現在是很輕很輕地）喚著他女儿的名字：“詹尼弗”。他那個即將在拉德克利夫學院以优等成績畢業的女儿，也只好一遍又一遍地回答：“菲爾。” 我倒真成了個多余的人了。 那天下午，我受過的优良教養有一點幫了我的大忙。我從小就受到訓誡，說是嘴里吃東西不可說話。既然菲爾父女倆一致行動把東西盡往我嘴里送，我當然可以不必說話了。那天我吃下的意大利糕點，份量之大肯定是破紀錄的。后來我還發表了長篇議論，談了我最喜愛的是哪一些糕點（為了哪一方都不得罪，我每种糕點都至少吃了雙份），卡維累里父女倆都听得高興极了。 “他這個人OK，”菲爾·卡維累里對女儿說。 這又是什么意思呢？ OK的含義已經不需要再作解釋了；我想要知道的只是，我就只有那么几個謹慎小心的動作，到底是哪一點替我博得了如此充滿愛意的評价？ 是我說喜歡哪几种糕點說對了嗎？是因為我握手的手勁足嗎？還是別的什么呢？ “菲爾，我早就跟你說過他這個人OK，”卡維累里先生的女儿說。 “是啊，是OK，”她爸爸說，“不過我總得自己親眼看看。現在我看到了。奧利弗？” 他跟我說話了。 “什么事，先生？” “叫菲爾。” “是，菲爾，什么事？” “你這個人OK。” “謝謝你，先生。我真感激。實在感激。先生，你也知道我對令媛多么有感情。還有對你，先生。” “奧利弗，”詹尼插嘴進來，“別這樣囉里巴唆的，快把你預科生的那副該死的蠢樣子收起來——” “詹尼弗，”卡維累里先生打斷了她的話，“你別罵人好不好？這兔崽子可是個客人！” 到吃晚飯的時候（那么多糕點原來只算一頓點心），菲爾想同我認真談談了，談的當然就是那個話題了。也不知他憑的是哪一條古怪道理，他認為他有辦法可以使奧利弗第三和第四言歸于好。 “我打個電話跟他談談，老爺子對老爺子，”他說。 “別打了，菲爾，那是浪費時間。” “我不能坐在這儿眼看著一個做父親的不認儿子。我不能不管。” “對。可我也不認他了呀，菲爾。” “你這种話我不要听，”他這一下真有點生气了。“父愛是應當珍惜，應當尊重的。那是很難能可貴的。” “尤其在我家里，”我說。 詹尼一會儿站起，一會儿坐下，不停地忙著端菜，所以這些談話她大半沒有參加。 “你去給他挂電話，”菲爾又說了一遍。“我來跟他談。” “不了，菲爾。我和爸爸之間安的是一條冷線。” “哎，我說，奧利弗，他會心軟的。听我的沒錯儿，他會心軟的。等將來上教堂的時候——” 詹尼這時正端上餐后甜食，一听到這句話，就以极其嚴肅的口气向她父親喊了一聲： “菲爾……？” “怎么，詹？” “說到那上教堂的事儿……” “怎么？” “嗯——有點相反的意見，菲爾。” “哦？”卡維累里先生應了一聲，立刻得出了一個錯誤的結論，于是就帶著歉意轉過身來向我說： “我——呃——也不是一定說非要上天主堂不可，奧利弗。我是說，詹尼弗肯定也跟你說過的，我們是信天主教的。不過我的意思是，上你們的教堂去也一樣，奧利弗。我敢擔保，這件婚事無論在哪個教堂里辦，上帝都會降福的。” 我望了望詹尼，詹尼在通電話的時候顯然沒有談過這個關鍵問題。 “奧利弗，”她解釋道，“那么一大堆的事，不能一下子都跟他談，怕打擊太大了。” “是怎么回事？”那個一向和藹可親的卡維累里先生問。“孩子，別怕打擊，說吧，說吧。我不怕打擊，你們有什么心事就統統倒出來吧。” 怎么偏偏就在這個當儿，我的眼睛會瞟見了卡維累里先生餐室壁架上那個圣母馬利亞的瓷像呢？ “是那個上帝降福的事儿，菲爾，”詹尼避開了他的眼光說。 “怎么，詹，怎么？”菲爾問道，他擔心他最擔心的情況就要發生。 “呃——有點相反的意見，菲爾，”她說。這時她看了看我，向我求援——我也竭力用眼光給她支援。 “上帝也不要？誰家的上帝也不要？” 詹尼點點頭表示“是”。 “我來解釋一下好嗎，菲爾？”我問道。 “請吧。” “我們倆誰也不信教，菲爾。我們也不愿意做口是心非的偽君子。” 我想，這話是我說的，所以他才忍受了。如果是詹尼說的，他也許就會給她一拳頭。可是現在他孤立了，成了外人了。他抬不起眼來，對誰也不看。 “那好吧，”好久好久以后他才說。“那么可不可以告訴我，婚禮由誰來辦呢？” “我們來辦，”我說。 他看了看女儿，想要證實一下。她點點頭。足見我所言不虛。 又經過了好長一陣沉默，他才又說了聲：“那好吧。”接下來他就問我，我是將來要做律師的，那么請問這樣的婚事算不算——該怎么說？——對，算不算合法呢？ 詹尼解釋說，我們計划中的婚禮將由大學里的唯一神教派牧帥來主持（菲爾小聲說。“啊，牧師！”），到時候新郎和新娘要當著牧師的面相互說几句話。 “新娘也要說話？”他問，那模樣儿簡直就像這一條——別的事倒無所謂，可就是這一條——會要了他的命似的。 “菲利普，”他的女儿說，“你想想我到哪儿能憋得住不說話啊？” “這話也是，寶貝儿，”他說著，臉上勉強露出了微微的笑容。“我看你是總得說兩句。” 我們驅車回坎布里奇時，我問詹尼依她看今天的情況如何。 “OK，”她說。 十 哈佛法學院的副院長威廉·湯普森先生，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我沒有听錯吧，巴雷特先生？” “沒錯，湯普森院長。” 說第一遍不容易。講第二遍也一樣困難。 “先生，我要申請下學年的獎學金。” “真的？” “先生，我就是為這件事來的。湯普森院長，經濟補助是你負責的吧？” “是啊，不過事情有點奇怪。令尊——” “他已經不相干了，先生。” “你說什么？”湯普森院長摘下眼鏡，用領帶擦了擦。 “我和他發生了一點矛盾。” 院長重新戴上眼鏡，朝我看看，臉上是一副毫無表情的表情，你不當院長就別想有這樣的功夫。 “那真是不幸，巴雷特先生，”他說。是誰的不幸？我真想問。這家伙惹得我漸漸火起來了。 “是啊，先生，”我說。“真是不幸。可這也就是我所以要來找你的原因，先生。我下個月就要結婚。暑假我們打算都去干點事。以后詹尼——就是我的妻子——打算到一所私立學校去教書。生活是可以解決了，可是學費還是沒有著落。貴校的學費是相當貴的，湯普森院長。” “嗯——對，”他回答說。可是沒有下文了。這家伙听懂了我話的意思沒有？他到底以為我是干什么來的？ “湯普森院長，我想申請一份獎學金。”我直截了當說了。這是第三遍了。“我的銀行存款是個零，可學院已經同意收我做研究生了。” “哎，對了，”湯普森先生想出了對策。“申請經濟補助的最后期限早已過了。” 這狗雜种，到底要怎樣才能滿意？莫非他是要把那些不愉快的細節摸清楚？難道他還想套出點什么丑聞？他到底要什么？ “湯普森院長，我報名的時候，根本不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 “話是不錯，巴雷特先生，不過我也必須奉告，我認為學校當局絕對不應介入家庭糾紛。何況又是一場相當使人為難的家庭糾紛。” “好吧，院長先生，”我說著就站了起來。“我懂你的意思了。不過，你們法學院想添一座巴雷特堂，要我去向我爸爸搖尾乞怜，對不起，這是休想。” 我轉身就走，臨走還听見湯普森院長在那里咕噥：“太不像話了。” 他說得對极了。 十一 詹尼弗是在星期三領受學位的。遠遠近近的各門親戚紛紛從克蘭斯頓和福耳河城來了（有一位姑媽還是從克利夫蘭赶來的呢），大家都會集坎布里奇，參加她的畢業盛典。根据事先商定，介紹的時候我不算她的未婚夫，詹尼也不戴訂婚戒指：這樣，回頭參加不上我們的婚禮，大家就是生气，這气至少也可以遲生几天了。 “克拉拉姑媽，這是我的男朋友奧利弗，”詹尼就這樣說。往往還要補上一句：“他大學還沒有畢業。” 親戚們當然都要你捅捅我，我推推你，交頭接耳，甚至公然猜測，但是他們從我們兩人嘴里可掏不出一點明确的消息——從菲爾那里也探听不到。菲爾也可以省得去談論無神論者的愛情問題了，我看這是他挺樂意的。 到星期四，我得到了哈佛的學位，跟詹尼學歷相等了——而且跟她一樣，也是“成績优异”。我還是班司儀，憑這個資格，我要率領全班畢業同學就座。這就是說，連那些超等生，那些“超超天才”，也都要跟在我的背后。我激動得真想跟這些才子們說，我今天做了你們的領隊，這就完全證實了我的理論：在狄龍体育館練一小時功，抵得上在威登納圖書館看兩小時書。不過我還是忍住了。高興，還是大家一起高興吧。 我不知道奧利弗·巴雷特第三有沒有來。舉行畢業典禮的那天上午，哈佛園里有一万七千多來賓，我總不見得拿望遠鏡一排排去找吧。發給我的兩張家長入場券，不用說，我給了菲爾和詹尼。不過，老石面人是校友，他自然也可以進來跟二六屆校友坐在一起。可是他有什么必要來呢？我是說，銀行不是還要開門營業嗎？ 婚禮就是在那個星期的星期天舉行的。我們所以不請詹尼的親戚來參加是有原因的，因為我們實在感到擔心：我們的婚禮上取消了圣父、圣子和圣靈，那些一貫虔誠的天主教徒恐怕要受不了。結婚的地點是在菲利普斯·布魯克斯樓，那是哈佛園內靠北邊的一座古老的建筑。大學里唯一神教派牧師蒂莫西·布勞維爾特主持婚禮。雷·斯特拉頓當然也來了。我還請了埃克塞特中學時代的一位好朋友杰里米·內厄姆，他情愿不進哈佛而進了阿默斯特學院１。詹尼請了布里格斯堂的一位女朋友，也許是出于怀舊之情吧，她還請了“保留書”借書處的那個缺少點靈气的高個儿同事。當然還有菲爾。 １馬塞諸塞州內地一所歷史悠久的大學。 我請雷·斯特拉頓照看菲爾。我是說，要盡量設法不讓他感到緊張。可斯特拉頓自己也不是那么沉得住气的！他們倆站在那儿，都顯得不自在极了，見了對方倒只有暗暗加深了自己原有的憂慮，擔心這場“自己來辦的婚禮”（按照菲爾的說法）會像斯特拉頓一再預言的那樣，“出個要命的大洋相”。原因只為詹尼和我要當面相對說几句話！其實那年春天詹尼的一個樂友瑪麗婭·蘭德爾同一個叫埃里克·利文森的美術設計學生結婚時，我們已經見到過這种儀式了。這种儀式确實挺美的，實際上我們當時就已經決心要仿效了。 “你們兩位准備好了沒有？”布勞維爾特先生問。 “都好了，”我代表我們兩人說。 “朋友們，”布勞維爾特先生向來賓們說，“我們今天來為一對男女結為夫婦作個證。讓我們來听听他們想要在這個神圣的時刻念些什么詩句。” 新娘先來。詹尼面對我站著，朗誦了她選的詩。那真是感人，特別是對我，因為那是伊麗莎白·巴雷特１寫的一首十四行詩： １即詹尼跟奧利弗第一次見面時提到的那位英國女詩人勃朗宁夫人。 我們倆的靈魂昂然站起，挺然而立， 面面相對，默默無語，愈靠愈近， 直到伸長的翅膀爆出了火花…… 我從眼角里瞟見菲爾·卡維累里臉色發白，嘴巴也沒有閉攏，眼睛睜得大大的，又是惊訝又是崇敬。我們听詹尼念到最后兩句，那簡直就是一，篇极有特色的禱告，她祈求 有個地方可以容身并且相愛，哪怕一天也罷， 哪怕一天之后便是黑暗一片，到了死期。 接下來輪到我了。要找一首能讓我念著而不感到臉紅的詩，那是很難的。我是說，我不能站在那里念那些姑娘气十足的詩句。不過惠特曼１的《大路之歌》里有一節，雖然好像短了點，卻替我把話都說了： １惠特曼（1819—1892）：美國著名詩人。 ……我把我的手伸給你！ 我把我的愛情給你，那比金錢還珍貴， 我把我自己給你，請教理或法律為我作證， 你肯把你自己給我嗎？你肯和我攜手同行嗎？ 我們能不能彼此相守不移，終身不渝？ 我念完了，房間里是一片奇异的寂靜。接著，雷·斯特拉頓把戒指遞給了我，于是詹尼和我就自己念了婚誓，保證從今以后相親相愛，永不分离。 蒂莫西·布勞維爾特先生根据馬薩諸塞州授予他的權力，宣告我們結為夫婦。 回想起來，我們的“慶功宴”（照斯特拉頓的叫法）真是簡單得太“不簡單”了。詹尼和我堅決主張不搞香檳宴會之類，而且我們人又不多，在小酒店里找上個雅座就都能坐下了，因此我們就到克羅宁店里去喝啤酒。我記得，老板吉姆·克羅宁也請我們喝了一杯，算是獻給“克利里兄弟以后最偉大的哈佛冰球選手”。 “胡說，”菲爾·卡維累里拳頭往桌子上一捶，不服气了。“他比克利里兄弟統統加在一起還棒。”菲利普從來沒有看過哈佛的冰球比賽，我相信他的意思無非是說，博比·克利里或比利·克利里不管冰上本領有多大，反正都不配娶他可愛的女儿。其實那時我們都已經喝醉了，也左不過是找個借口，想再多喝點儿罷了。 我讓菲爾付了賬。由于我作出了這個決定，難得夸獎我的詹尼后來還夸獎我知趣（“你將來一定很會做人，預科生。”）。不過，到最后我們開車送菲爾去上公共汽車的時候，就有點不愉快了。我是說，難免有些抹眼淚的事。他，詹尼，都哭了，說不定還有我；我已經記不得很多了，只記得那會儿是有點淚汪汪的。 總之，說了各种各樣的祝福話以后，菲爾就上了公共汽車，我們站在那儿揮手，直到車子開得無影無蹤。到那時候，我才忽然意識到了一個可怕的現實。 “詹尼，我們是合法的夫妻啦！” “是啊，現在我可以做個凶婆娘了。” 十二 如果說有一個詞儿可以概括我們頭三年的日常生活的話，那么這個詞儿就是“弄錢”。除了睡覺的時間以外，我們無時無刻不是用足了腦筋，在考慮怎樣才能湊得足夠的錢，把一切少不了的開支應付過去。通常也只能勉強做到收支相抵。根本沒有什么羅曼蒂克可言。還記得奧馬爾·哈亞姆１那段有名的詩嗎？什么樹蔭下詩一卷，面包一塊，美酒一壺，等等，等等？以《斯科特論托拉斯》代替了那本詩集，你說我還會有多少詩意，去過那田園詩般的生活？啊，是天堂？呸，胡扯！真要叫我到了樹蔭下，我要考慮的是買那本書要多少錢（我們能不能買到舊的？）以及我們在哪儿（如果還有那么個地方的話）可以挂個賬，弄到那份面包和美酒。再有，就是我們怎樣才能湊足一筆錢，把債務徹底料理清楚。 １奧馬爾·哈亞姆（約1040—1123）：波斯詩人和天文學家，著有四行詩集《柔巴依集》（舊譯《魯拜集》。） 生活改變了。連最小的開支，也要經過腦子里那個經常保持著警惕的預算委員會的審查，才能作出決定。 “嗨，奧利弗，咱們今天晚上去看看貝克特的戲１吧。” １塞繆爾·貝克特（1906—1989）：出生在愛爾蘭、居住在法國的當代荒誕派劇作家。他寫的劇本以《等待戈多》（1954）最為著名。 “我說，得三塊錢。” “你什么意思？” “我是說，你一塊半，我也一塊半。” “你到底算同意還是不同意？” “都不是。就是說要三塊錢。” 我們的蜜月是在一條游艇上同二十一個孩子一起度過的。就是說，我每天一早從七點起，就駕駛一條三十六英尺長的“羅茲’型游艇出游，一直到我那些小乘客玩夠了才算結束。詹尼則給孩子們帶隊。那個地方叫做佩考特划船俱樂部，地點在丹尼斯港１（离海尼斯不遠），俱樂部有一個大旅館，一個游艇碼頭，還有几十所專供出租的房子。在其中一所較小的平房里，我在想象中立了一塊牌子：“奧利弗和詹尼不談情說愛之時，即安睡于此”。用和和气气的態度侍候了一整天的顧客（因為我們的收入主要靠他們的小賬），詹尼和我還能這樣彼此和和气气，我看我們倆都應該受到表揚。我只是說“和和气气”，因為我實在找不出個形容詞來形容跟詹尼弗·卡維累里相愛到底是怎么個滋味。哦，對不起，應該說詹尼弗·巴雷特了。 １位于馬薩諸塞州東南的科德角，是避暑胜地。 在去科德角以前，我們在北坎布里奇就找到了一套便宜的公寓。我把那里叫做北坎布里奇，其實嚴格說來，這個地方是在薩默維爾鎮的范圍之內。那幢房子，照詹尼的說法，已是“年久失修”。本來是一幢房子給兩戶人家住的，現在卻改成了四套公寓，租金雖然“便宜”，其實也根本不值這個价錢。可是做研究生的有什么辦法？住房緊張啊！ “嗨，奧爾，你說消防部門為什么還不把這幢房子宣布為危險房屋？”她問。 “大概他們怕走進去，”我說。 “我也怕。” “上回六月里來你可沒怕呀，”我說。 （這段對話是九月里我們回校以后講的。） “那時我還沒有結婚。現在結了婚了，我認為這個地方無論如何太不安全。” “你打算怎么辦呢？” “跟我丈夫說去，”她回答說。“他會想辦法的。” “咦，我不就是你丈夫嗎？”我說。 “真的？拿出證明來。” “怎么個證明法？”我問，心里可在想：不行不行，在大街上這么鬧怎么行？ “抱我進門，”她說。 “你總不見得會相信這一套胡鬧吧？” “抱我進去，信不信以后再說。” 好吧。我一把把她抱了起來，托著她走了五級台階，到了門廊上。 “干嗎停下？”她問。 “不是到門口了嗎？” “沒有，沒有，”她說。 “我連電鈴邊上咱們的名字都看見了。” “該死！這不是我們法定的門口。快上樓去，你這個窩囊廢！” 到我們“法定”的家門有二十四級樓梯；走到了一半光景，我就不得不停下來喘口气了。 “你怎么這樣沉？”我問她。 “你難道就沒想到許是我有了身子？”她答道。 這下子我就更喘不過气來了。 “真的？”我好容易才說出了這兩個字。 “哈！嚇了你了吧？” “沒有。” “別騙我了，預科生。” “對。剛才，是緊張了一下。” 我一直把她抱到了樓上。 這就是我能記得的同“弄錢”這個詞儿毫無關系的絕無僅有的時刻之一。 多虧了我那個光輝的名字，我們才能在一家本來不肯賒賬給學生的食品雜貨店里開了個記賬戶頭。然而我的名字卻又在一個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害得我們吃了虧，那就是詹尼要去教書的那所學校：蔭巷小學。 “當然，本校的薪水是不能同公立學校比的，”校長安妮·米勒·惠特曼女士對我妻子說，接下來她又說了好些話，意思是巴雷特府上對“這方面的問題”反正是不會介意的。詹尼极力想打消校長的幻想，可是除了早就講定的三千五百元年薪以外，她所得到的也就只有那近兩分鐘之久的一連串“呵呵呵”了。詹尼說到巴雷特家的人也得跟別人一樣付房租，惠特曼女士還覺得詹尼真會說俏皮話哩。 詹尼把這些事情告訴我的時候，我就發揮了想象，提出了一些想法，設想惠特曼女士憑她這——呵呵呵——三千五百元，該可以撈到多多少少好處。但是接下來詹尼卻問我肯不肯退了學來養她，讓她進修教育學課程，好進公立學校任教。我通觀全局，鄭重其事地考慮了大約兩秒鐘，得出了一個簡洁明了的結論： “扯淡。” “看你多會說話，”我妻子說。 “那我該說什么好呢，詹厄——也來一個‘呵呵呵’？” “算了吧。還是跟我學吃意大利面條吧！” 我學了。我學會了吃意大利面條。而詹尼的烹調手法也确實變化無窮，做出來的面條總是別具風味。靠我們暑期里掙下的錢，加上她的薪水，另外到圣誕節郵局的忙季我還打算去做一陣夜工，賺些外快，這樣几下一湊，我們的日子倒也過得去。自然，我們有不少電影沒能去看（她還有不少音樂會沒能去听），不過我們的收支總算碰頭了。 收支總算碰了頭，可是我們在生活道路上也處處都走到了頭。我是說，我們兩人的社交生活都起了劇烈的變化。我們還是在坎布里奇，從道理上說，詹尼也可以跟她音樂圈子里的朋友呆在一起。但是沒有時間啊。她從學校回到家里已經筋疲力盡，還得把晚飯做起來（在外邊吃飯是絕對不予考慮的）。我自己的朋友也很知趣，從不來打攪我們。我是說，他們都不來邀請我們，免得我們也非回請他們不可——不知道你懂不懂我的意思。 我們甚至連橄欖球比賽也不看了。 我是校隊俱樂部會員，本來有資格坐在會員坐的五十碼線處的特座里。可是一張票要六塊錢，去一次就是十二元。 “不對，”詹尼跟我爭，“是六塊錢。你別帶我，一個人去好啦。我對橄欖球一竅不通，就听觀眾嚷嚷‘加油呀’，可你卻歡喜這玩意儿，所以我非要你去看不可！” “好了，本案到此結束！”我往往就這樣回答她，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再說，這個時間我也可以用來學習。”不過，一到星期六下午，我還是會把半導体收音机貼著耳朵，把球迷們的助威吶喊听上個半天，從地理上說這批球迷离我才一英里地，可是現在他們已經是另一個世界的人了。 在同耶魯比賽的時候，我利用校隊俱樂部會員的特殊權利，給法學院的一位同學羅比·沃爾德弄到了座位。羅比感激涕零地离開我們的住處以后，詹尼要求我再給她講一遍，到底什么樣的人才有資格坐校隊俱樂部會員專座。于是我就再一次給她解釋：不管是老是少，個大個小，社會地位是高是低，凡是在運動場上給堂堂哈佛立下過汗馬功勞的人都可以在那儿坐。 “水里的也一樣？” “体育明星就是体育明星，”我回答說，“地上水里都一樣。” “就是你不一樣，奧利弗，”她說。“你是個‘冰凍了的’。” 我沒有接她這個話茬。我以為這無非還是詹尼弗嘴利，說句俏皮話頂頂你，我也不愿意多琢磨她問哈佛大學的体育傳統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含義。譬如說，隱隱約約可能就有這樣的意思：雖然軍人体育場可以容納四万五千觀眾，可只要是當年的運動員，就會全部去坐在那個特座區里。全部去坐在那里。老的，少的。水里的，地上的——甚至還有“冰凍了的”。那些個星期六的下午，我所以不肯去運動場，難道僅僅就是為了省六塊錢？ 算了，她心里就是還有什么別的想法，我也不想去多說了。 十三 謹訂于三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時慶祝巴雷特先生六十壽辰 敬備菲酌恭請光臨 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夫婦鞠躬 席設馬薩諸塞州伊普斯威奇鎮多弗庄 請賜回示 “怎么樣？”詹尼弗問。 “這還用問？”我回答。我正忙于摘錄刑法上一個非同小可的判例——“珀西瓦爾公訴案”的要點。詹尼拿著請柬在我跟前晃啊晃的，想引起我的注意。 “奧利弗，我看是時候了，”她說。 “什么是時候了？” “你明明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她回答。“難道你非要他連跪帶爬到這儿來嗎？” 我繼續干我的事，任憑她編派我。 “奧利，他主動向你伸手啦！” “扯淡，詹尼。信封是我母親寫的。” “你還說你連看也沒看呢！”她几乎是嚷嚷了。 好吧，就算我早先是瞅過一眼。也許是我忘了吧。要知道，我是在專心准備“珀西瓦爾公訴案”的提要啊，考試快要到啦。問題是她不該向我嘮叨個沒完。 “奧利，你想一想，”她說，現在她的語調像是在懇求了。“老爺子畢競六十歲了。到你終于想要和解的那一天，誰能擔保他還在世上呢？” 我斬釘截鐵地告訴詹尼，和解是絕對辦不到的，能不能請讓我繼續用我的功。她悄悄地坐下來，縮在我擱腳的軟墊的一角。雖然她沒有發出半點聲響，我還是馬上就意識到她是在那儿死死地盯著我瞧。我抬起頭來。 “有朝一日，”她說，“要是你儿子奧利弗第五跟你慪气——” “他的名字不會叫奧利弗，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我對她大喝一聲。通常，我提高嗓門時，她是不甘示弱的。可是這回她沒有這樣做。 “听我說，奧爾，即使咱們給他取名為小丑博佐，那小子照樣會怨恨你的，因為你是當年哈佛的体育大明星。到他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你也許已經當上最高法院的法官了！” 我對她講，我們的儿子決計不會怨恨我。于是她問我：憑什么這樣自信？我拿不出證据。反正我知道我們的儿子決不會怨恨我。至于到底為什么，我也說不上來。而詹尼卻由此推斷出一個荒謬絕倫的結論，她說： “你爸爸也愛你，奧利弗。他愛你，就像你將來愛博佐一樣。但是你們巴雷特家的人個個傲慢、好胜得要命，總覺得彼此有股怨气，一輩子都解不開。” “有你就不會了，”我用打趣的口吻說。 “對，”她說。 “本案到此結束！”我說，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我的眼睛又回到“珀西瓦爾公訴案”上，詹尼也站起身來，但這時她想起了： “‘請賜回示’的事儿還沒了結呢。” 我表示這樣的意見：一個專攻音樂的拉德克利夫學院高材生寫一封得体的短信婉言謝絕，大概無需專家指導吧！ “你听著，奧利弗，”她說，“我這輩子可能撒過謊，或者騙過誰。但是有心要弄得誰心里不痛快的事我可從來也沒有干過。這种事我于不了。” 說實在的，在這當儿她只能使我不痛快，因此我客客气气地請她愛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這個“請喝回示”，只要這回音的內容實質是我們不去，要去除非是地獄上凍。說完，我就重新回到“珀西瓦爾公訴案”上。 “號碼是多少？”我听見她聲音很輕地問。她已經拿起了電話。 “你就不能寫個便條嗎？” “再過一分鐘我就沒勇气了。到底多少號碼？” 我告訴了她，隨即就去專心研究珀西瓦爾向最高法院上訴的事了。我沒去听詹尼打電話。确切地說是我竭力不去听。她可畢竟就在這間屋子里。 “哦，先生，晚上好！”我听見她在說。是王八蛋接的電話？平日他不是該在華盛頓嗎？《紐約時報》最近有一篇人物側記明明這樣說的。該死的新聞報道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說一聲“不”到底要多少時間？ 詹尼弗這個電話怎么打了那么久呢，說一個“不”字總用不到這么多時間吧。 “奧利？” 她一只手捂住話筒。 “奧利，難道一定得回絕？” 我點點頭表示一定得回絕，揮揮手催她把這勞什子赶快了結。 “我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她向電話里說。“我是說，我們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先生……” 我們！難道她一定要把我扯進去？她為什么不能單刀直入把話講完就挂斷電話？ “奧利弗！” 她再一次捂住話筒，卻又說得很響。 “他傷心极了，奧利弗！眼看你父親心都碎了，你能坐在那里無動于衷嗎？” 要不是她處于這樣的精神狀態，我會再一次向她解釋石頭是無心可碎的，不要把她那意大利地中海人看待父母的錯誤觀念搬到拉什莫爾山的巉崖上去。可她現在心煩意亂。而且搞得我心也亂了。 “奧利弗，”她向我懇求，“你隨便說兩句行嗎？” 跟他說話？詹尼准是發瘋了！ “我的意思是哪怕只說聲‘哈羅’也行，啊？” 她把話筒向我遞過來，一邊竭力忍住眼淚。 “我決不跟他說話。永遠不，”我說時毫不動容。 這下她哭了。完全沒有聲音，就只見眼淚順著她的臉龐直淌。接著她就……她就苦苦哀求。 “奧利弗，看在我的份上。我從來也沒有求過你什么。這一回我求求你。” 我們一共三個人。三個人都在等待（不知怎的，我總覺得我的父親也在跟前）。等什么？等我？ 我不能照辦。 詹尼難道不明白她的請求是辦不到的？若是任何別的事情，我都愿意照辦，決無二話，就是這一件不行，這她難道還不明白？我眼睛望著地板，心里亂到了极點，只顧搖頭表示堅決拒絕，可這時卻只听見詹尼壓低了嗓門但按捺不住怒火沖我直罵，我還從來沒有听到過她用這樣的聲气說話： “你是個沒心肝的雜种！”說罷，她才又提起話筒跟我父親把話說x： “巴雷特先生，奧利弗希望你了解，盡管他的表現方式有點特別……” 她停下來喘口气。她一直在抽泣，所以說話很費勁。我簡直呆若木雞，只得由著她把說是我“委托轉告”的話講完。 “其實奧利弗還是非常愛你的，”說完，她匆匆挂斷電話。 對于我在隨后一瞬間的所作所為，我實在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我只能說是一時的神經錯亂。不，我毫無理由為自己辯護。我的行為是永遠不可寬恕的。 我從她手中奪下電話，拔出插座，使勁一扔——把電話扔到了房間的另一頭。 “你簡直該死，詹尼！你怎么不給我滾！” 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儿，好像突然變成了一頭野獸，止不住大口大口喘气。大哪！是什么鬼魂附上我的身啦？我轉身去看詹。 但是她不見了。 我是說，她已影蹤全無，因為我連她下樓梯的腳步聲也沒听見。天哪，她准是在我搶電話的一剎那跑出去的。她的外套和圍巾都還在那儿。我感到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痛楚，但另一种痛楚比這更甚，那就是我意識到自己已經闖下了大禍。 我到處尋找。 在法學院圖書館里，我在一排排坐著用功的學生之間東張西望，到處尋找，轉來轉去至少有五六回。盡管我一聲不響，但我知道我的眼神是那樣緊張，臉色是那樣嚇人，那個鬼地方整個都被我惊動了。還管它呢！ 可是詹尼不在那里。 我把哈克尼斯公共食堂的休息室、小吃部全部搜遍。然后又以全力沖刺的速度跑到拉德克利夫學院的阿加西斯堂，四下都找遍。也沒有。我到處奔走，恨不得兩條腿能赶上我心跳的頻率。 佩因堂？（可詛咒的名字１，簡直是諷刺！）樓下是練琴室。我了解詹尼。她生气時常常蹦蹦地猛敲那該死的琴鍵。可不是嗎？但是，在她嚇得要死的時候又會怎樣呢？ １“佩因”（Paine）与英語“痛苦”（pain）同音。 長廊兩旁部是練琴室，走過這地方真能叫人發瘋。莫扎特和巴爾托克、巴赫和勃拉姆斯的樂曲從各個琴室的門里漏出來，混成一片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 詹尼，一定在這里！ 從一間琴室里傳來狠命彈奏（是因為生气吧？）肖邦一首前奏曲的聲音。我不由自主地在門口站住，猶豫了一會儿。那曲子彈得很糟糕：老是停下又開始，開始又停下，錯誤百出。在一次停頓時，我听到一個姑娘的聲音在嘀咕：“扯淡！”這一定是詹尼。我把門撞開。 一個拉德克利夫女學生在彈鋼琴。她抬起頭來。原來是個怪難看的闊肩膀嬉皮士，她見我闖進去顯得很惱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問。 “沒啥，沒啥，”我說著重又把門關上。 我到哈佛廣場上碰碰運气。潘普洛納自助餐廳，湯美拱廊，甚至連海斯·比克館——很多搞藝術的經常上那儿去——處處都找遍了。連她的影子也沒有。 詹尼到哪儿去了呢？ 這時地鐵已經沒車了，但剛才如果詹尼离家直奔哈佛廣場的話，她赶得上去波士頓的地鐵，到那里能坐長途汽車去克蘭斯頓。 我把一枚兩角五分和兩枚一角的硬幣塞進投幣口時，已經快午夜一點鐘了。我在哈佛廣場售貨亭旁的一個公用電話間里挂長途電話。 “喂，是菲爾嗎？” “呃……”他睡意很濃地說。“誰啊？” “是我——奧利弗。” “奧利弗！”听得出他吃了一惊。“詹尼出事了嗎？”他緊接著問。既然他問我，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里？ “哦，沒有的事，菲爾，沒有的事。” “謝天謝地。你好嗎，奧利弗？” 确信女儿無恙以后，他立刻恢复了那种隨和的語調，仿佛根本沒有從酣睡中被叫醒這么回事。 “很好，菲爾。好得很。我好得很。我問你，菲爾，詹尼跟你最近有聯系嗎？” “不多，這鬼丫頭，”他回答的語气平靜得出奇。 “你說什么，菲爾？” “媽的，這鬼丫頭應該多跟我通通電話才對。你也知道，我又不是外人。” 一個人如果可能同時既放心又惊慌，那么我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她在你身邊嗎？”他問我。 “嗯？” “叫詹尼听電話；我要沖她罵几句。” “不行啊，菲爾。” “哦，她睡了？既然在睡覺，就別惊動她了。” “噢，”我說。 “喂，小子，你听著，”他說。 “什么事？” “克蘭斯頓難道就那么遠，你們星期天下午都不能來？嗯？要不，我上你們那儿去也行，奧利弗。” “哦，不，菲爾。我們來。” “几時？” “找個星期天。” “‘找個’？不要對我耍這种花槍。孝順的娃儿從來不說‘找個’，而說‘這個’。就這個星期天，奧利弗。” “好吧。就這個星期天。” “四點鐘。不過要小心開車。就這樣說定唆？” “說定了。” “下次挂長途電話你可以讓我付賬，鬼東西。” 他挂斷了電話。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身處黑沉沉的哈佛廣場，猶同團守茫茫大海之中的孤島，不知道該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一個黑人走到我跟前，問我要不要“打一針”１。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說：“謝謝，不要。” １指制成注射劑的毒品。 我不再奔跑。你想想，赶回到空無一人的家里去有什么意思？時間是那么晚，我已經渾身麻木——其中害怕的因素多于寒冷（不過，說實在話，天气也的确不暖和）。到了离家門口几碼處，我依稀看到有個人坐在台階上。八成是我眼岔了，因為那黑影一動也不動。 然而那真是詹尼。 她坐在最高一級台階上。 我已精疲力竭，沒有大惊小怪；同時又如釋重負，所以說不出話來。我心里真希望她手里有根圓頭棍棒什么的，來揍我一頓。 “詹？” “奧利？” 我們倆說得相當安詳，所以根本玩味不出對方的語气中包含的是什么感情。 “我忘了帶鑰匙，”詹尼說。 我站在台階下，不敢問她坐了多久。我只意識到自己太委屈她了。 “詹尼，對不起——” “別提了！”她打斷我的賠禮詞，接著心平气和地說：“愛，就是永遠也用不著說對不起。” 我登上台階走到她坐著的地方。 “我想睡覺了。行嗎？”她說。 “行。 我們上樓來到自己那套公寓里。在我們脫衣服時，她以撫慰的目光望著我說： “奧利弗，剛才我說的是真心話。”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十四 那封信是七月份來的。 由于信是從坎布里奇轉到丹尼斯港來的，所以我猜想我得到消息大約晚了一兩天。我就一口气直跑到詹尼那儿，當時她正帶領一群小學生在玩儿童足球之類的游戲，我极力學著鮑嘉１的腔調，說： １指美國硬派電影明星亨弗萊·鮑嘉（1899—1957）。他主演的《卡薩布蘭卡》等影片已成了經典名作，他在銀幕上的語調動作為好几代美國人所模仿。 “咱們走。” “嗯？” “咱們走，”我又說了一遍，一副不由分說的神气是那么明顯，她只得跟著我向海邊走去。 “奧利弗，到底什么事？看在上帝份上，請你告訴我，好不好？” 我繼續邁著雄赳赳的步伐走上浮碼頭。 “詹尼弗，上船，”我命令說，一邊伸出拿信的那只手指著船，但她根本沒注意我手里的信。 “奧利弗，我得照看孩子們哪，”她嘴上這樣說，可還是乖乖地上了船。 “奧利弗，究竟是怎么回事，你還打算不打算解釋？” 這時我們已离岸几百碼遠了。 “我有事情要告訴你，”我說。 “你就不能在岸上說嗎？”她喊道。 “不行，就是不行！”我也叫喊。我們誰也沒生气，只是因為風大，不大聲嚷嚷就听不見。 “我要在沒人的地方跟你講。你瞧，這是什么？” 我沖她揚揚那信封。她立刻認出了上面所印的發信單位名稱。 “呵，哈佛法學院！是不是把你開除啦？” “再猜一次，你這個樂天派婆娘，”我喊道。 “你得了全班第一！”她猜道。 這下子我反而不好意思告訴她了。 “還差一點。是第三。” “哦，”她說。“才第三？” “要知道這仍然意味著我有資格去編《法學評論》，”我直著嗓子叫喊。 她若無其事地坐在那儿，半點表情也沒有。 “天哪，詹尼，”我簡直要哭了，“你說話呀！” “在我見到第一、第二名以前，我不發表意見，”她說。 我瞧著她，希望她忍不住露出笑容來，我知道她是故意繃著臉的。 “說兩句嘛，詹尼！”我求她了。 “我走啦。再見，”她說完馬上縱身跳入水中。我緊隨在她后面也跳了下去。等到我回過神來，我們倆都已攀住船舷，在吃吃地笑了。 “嗨，”我說了一句比較得意的俏皮話，“你是為我跳水的。１” １原文這句話一語雙關，它的另一層意思是：“你也太愛我了。” “尾巴別翹得太高，”她回答。“不就是得了個第三嘛。” “嗨，听我說，你這個鬼婆娘，”我說。 “什么事，你這個狗雜种？”她回答。 “我真是多虧了你，”我真心誠意地說。 “不對，你這個狗雜种，不對，”她答道。 “不對？”我倒有點儿給愣住了。 “是全虧了我，”她說。 這天晚上，我們花了二十三塊錢，在雅茅斯一家高級館子里吃了一餐龍蝦。詹尼仍不表態，在弄清楚那兩位“擊敗了我”（用她的說法）的先生是何等樣人之前，她是不會發表意見的。 說也可笑，我因為實在太愛她了，所以我們一回到坎布里奇，我馬上就去打听那前兩名是什么人。摸清了底細，我才放了心，原來第一名叫歐文·布萊斯班德，紐約市立學院六四屆畢業，是個戴眼鏡的文弱書生，不屬于詹欣賞的那种類型；第二名叫貝拉·蘭多，布林·瑪爾學院１六四屆畢業，是個女的。這不能再好啦，尤其因為貝拉·蘭多長得相當秀气（就學法律的女學生而言），我就可以編些“情節”逗一下詹尼，就說那些個深夜里，《法學評論》編輯部所在的甘尼特樓里發生了如此這般的事。說真的，那一陣子老是搞到深更半夜，常常要凌晨兩三點鐘才回到家里。你想，六門課程，加上編《法學評論》，此外，我居然還寫了一篇專題論文（奧利弗·巴雷特第四：《向都市貧民提供法律援助——波士頓羅克斯伯里區研究》，載《哈佛法學評論》一九六六年三月號第861—908頁）。 １賓夕法尼亞州的一所女子大學。 “這篇東西寫得不錯。的确不錯。” 這是一位老編輯喬爾·弗萊希曼的話，不過他翻來覆去說的就是這么兩句。坦白說，我指望從這個明年即將為道格拉斯１大法官當秘書的家伙那里听到的是具体些的好評，然而他審閱了我的定稿后說來說去就是這么兩句。天哪，連詹尼都能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潑辣、有才气、确實精彩”，難道弗萊希曼就說不出這樣的話？ １威廉·奧維爾·道格拉斯（1898—1980），美國法學家，聯邦最高法院法官。 “弗萊希曼說這篇東西寫得不錯，詹。” “天哪，難道我不睡覺一直等到這么晚，就為了听這么句話？”她說。“他有沒有對你的研究或你的文筆之類發表些什么看法？” “沒有，詹。他只說這篇東西‘不錯’。” “那你這么多時間在干什么？” 我故意向她眨眨眼睛。 “我有些事儿要跟貝拉·蘭多研究，”我說。 “哦？”她說。 我猜不透這語調的含義。 “你吃醋了嗎？”我直截了當地問。 “才不呢；我的大腿美妙得多！”她說。 “你能寫案情摘要嗎？” “她會做意大利式鹵汁面條嗎？” “會，”我回答。“事實上今晚她還帶了好些到甘尼特樓來。大伙都說可以跟你的大腿媲美。” “那當然，”詹尼點點頭。 “你還有什么話講？”我說。 “貝拉·蘭多替你付房租嗎？”她問道。 “媽的，”我回答說，“為什么我總是不能占了上風就趁勢收場？” “我告訴你，預科生，”我那一片柔情的妻子說，“那是因為你永遠占不了上風。” 十五 我們畢業時的名次也正是這樣。 我是說，歐文、貝拉和我取得了法學院研究生畢業班的前三名。燦爛的前景就在眼前。洽談、延請、禮聘、花言巧語的游說勸駕，紛至沓來。無論轉向哪里，我好像總能看到有人在揮舞一面彩旗，上面寫著：“巴雷特，到我們這里來工作吧！” 但我只跟綠旗走１。當然，我還沒有到利令智昏的地步，但是為了得到一個肥缺，好把‘弄錢”這個討厭的詞儿從我們該死的語匯中抹去，我就不考慮名气好听的位置（如給法官當秘書），也不考慮擔任公職（如進司法部）。 １意即“向錢看”，因為美元紙幣是綠色的。 雖然我是第三名，但在獵取法律界頭等美差的角逐中，我卻具有那么一种無可估量的优越條件。前十名中只有我一個不是猶太人。（誰說這無所謂，准是十足的糊涂蛋。）媽的，一個“白英新”１，只要能通過律師資格考試，不知有多少家法律事務所會視為至寶。請衡量鄙人的條件：《法學評論》編輯，全艾維聯明星隊員，哈佛大學出身，還有也用不著我說了。搶著把我的姓名連同“第四”二字印上公箋的可謂大有人在。我簡直成了天之驕子，只覺得那時的每一分鐘都十分可愛。 １指英國血統的白人新教徒。通常，在美國這种人社會地位最高。 洛杉磯有一家事務所提供的待遇特別令人動心。負責物色人才的某先生（姑隱其名，何苦冒打官司的風險？）一再對我說： “巴雷特老弟，在我們的地盤上，那玩意儿隨時都有。日夜服務。而且，我們還可以給你送到事務所去！” 我們對加利福尼亞并不感興趣，可我還是很想知道某先生葫蘆里賣的究竟是什么藥。詹尼和我作了种种大膽的猜測，有些假想委實野得可以，然而洛杉磯那個地方之野，恐怕非我們始料所能及。（最后我不得不向某先生表示我對“那玩意儿”根本不感興趣，這才擺脫他的糾纏。他大失所望。） 其實，我們早已拿定主意要留在東海岸。后來的事實表明，在波士頓、紐約和華盛頓還有很多待遇优渥的職位可供選擇。詹尼一度認為哥倫比亞特區挺不錯（“奧爾，你可以去白宮好好看一看了”），但我傾向于紐約。就這樣，在我妻子的同意下，我終于接受了喬納斯与馬什事務所的聘請。這是一家老牌子的法律事務所（馬什曾任司法部長），其方針非常強調公民自由權：“你可以同時既做好事，又得好處，”詹尼說）。而且，他們簡直使我受寵若惊。你想一想，喬納斯老頭親自來波士頓，請我們到皮爾福吃飯，第二天還派人給詹尼送花來。 此后足有個把星期，詹尼到東到西听去好像總在哼一支小曲，哼來哼去就是“喬納斯、馬什与巴雷特”１這樣一句。我對她說別太性急了，她叫我滾蛋，還說我心中八成也在哼同樣的調子。不消說，她這話果然一語中的。 １這是詹尼想象中那個事務所要改的名稱。 還有，請容許我捎帶一筆，喬納斯与馬什事務所付給奧利弗·巴雷特第四的年薪為一万一千八百美元。在我們整個研究生畢業班中，這是遙遙領先的最高薪俸。 你瞧，我這個第三，只不過是學校里的名次。 十六 更改住址啟事 奧利弗·巴雷特第四夫婦 自1967年7月1日起遷居紐約州紐約市 東六十三街263號郵政編碼10021 此啟 “這太像暴發戶了，”詹尼抱怨道。 “咱們是暴發戶嘛！”我堅持說。 有件事儿還可以為我的春風得意之感錦上添花，那就是：如今我每個月光是租汽車間的費用就几乎相當于我們在坎布里奇時全套公寓的租金！其實，到喬納斯与馬什事務所，便步（或者闊步——我比較喜歡后一种步態）只消十分鐘，像邦威特公司之類的豪華商店也近在咫尺（我堅持要我的婆娘立刻在那些銷金窟里開戶頭放手花錢）。 “奧利弗，這是干什么？” “詹尼，我就是要做冤大頭，媽的！” 我加入了紐約的哈佛俱樂部，是由六四屆的雷蒙德·斯特拉頓推荐的。他到印支去也算開過几槍，打過几名越共，新近退伍回來（他說：“其實，我也不能肯定那是越共。反正我听到了響聲，就朝叢林中開火。”）。雷和我每星期至少要打三次壁球１，我立志要在三年之內成為俱樂部的冠軍。不知是我在哈佛圈于里重新露臉馬上就有偌大的吸引力呢，還是我在法學院取得成功的消息已經傳開（天地良心，我沒有吹噓過薪俸的事），反正我的“朋友們”又都認得我了。我們是在盛夏時節喬遷的（因為我還得先為應付紐約律師資格考試突擊准備一番），最初接到的多半是度周末的邀請。 １一种類似网球的運動，在三面有牆壁的場地內進行。 “奧利弗，去他們的。我不想浪費兩天時間去跟一幫無聊的預科生扯淡。” “好吧，詹，可我怎么去跟他們說呢？” “就說我怀孕了，奧利弗。” “是不是真的？”我問。 “不，但要是這個周末咱們呆在家里，我也許會的。” 我們已經給孩子挑了個名字。應該說是我挑的，不過最后總得詹尼同意才行。 “喂，你不會笑話我吧？”我第一次跟她提起此事時是這樣說的。當時她正在廚房里（灶台上一排奶黃色鍵鈕，連洗碟机都有了）。 “什么事？”她問，一邊仍在切西紅柿。 “我還真喜歡上博住這名字了，”我說。 “你不是說著玩儿的吧？”她問道。 “哪儿能呢！我是真心喜歡。” “你真要給咱們的孩子取名博佐？”她再問一遍。 “對。是真的。說實在的，詹，這才是一位超級体育明星的名字。” “博佐·巴雷特。”她念一遍試試，看這名字是否好听。 “呵，他將來准是個嚇人的彪形大漢，”我越往下說，就越相信自己的話。“‘博佐·巴雷特，哈佛入選全艾維明星隊的巨人跑鋒。’” “好雖好，不過，奧利弗，”她問道，“万——我這僅僅是假定——万一那小子身手不夠矯捷，怎么辦？” “不可能，詹，他的基因太好了。真的。”我這話是認真說的。每當我高視闊步去上班的時候，有關博佐的這一整套設想，早已成了我習以為常的白日夢。 吃晚飯的時候我繼續談這個題目。現在我們用的瓷器餐具都是上等的丹麥貨了。 “博佐將來准是一個身手矯捷的大漢，”我對詹尼說。“說實在的，要是他的手像你那樣，咱們可以把他放到衛線上去１。” １橄欖球比賽中防守一方衛線隊員的主要任務是抱住帶球奔跑的對方隊員。 她只是對我傻笑，無疑在想鬼點子，巴不得找几句殺風景的話，對我這番美妙的幻想潑上一盆冷水。但是由于使不出真正的殺手銅，她只好把蛋糕切開，遞給我一塊。結果她還是听我說完。 “詹尼，你想想，”我繼續說，盡管蛋糕塞滿了我的嘴，“一個二百四十磅的机靈大漢。” “二百四十磅？”她說。“奧利弗，咱們的基因里哪一點都保證不了二百四十磅啊。” “詹，咱們可以把他喂肥嘛。高蛋白、營養品，所有補身体的好東西一起用上。” “哦，是嗎？要是他不肯吃呢，奧利弗？” “他非吃不可，媽的，”我說。想到那個即將坐在我們餐桌旁的小子，居然不肯配合我把他造就成体育明星的計划，我早已連气都有點上來了。“他不吃我就叫他臉上開花。” 听到這里，詹尼直瞅著我，微微一笑。 “要是他有二百四的話，你休想揍他，休想！” “哦，”我一時語塞，但隨即就回味了過來，“可他不會一下子長到二百四的！” “對，對，”這時詹尼把手里的湯匙對我一揚，一副警告的架勢，“不過一旦他真的長到了二百四，預科生，那時你還是逃之夭夭吧！”說完，她笑得前仰后合。 說來實在滑稽，在她放聲大笑的時候，我仿佛看到一個二百四十磅的小子里著尿布在中央公園里一邊追我，一邊喊：“不許你欺負我媽媽，預科生！”我的天，但愿詹尼能管住博佐，免得他把我揍扁。 十七 要生個孩子可不那么簡單。 我說這里頭包含著一定的諷刺意味：有些人在他們性生活的最初几年把全副精力都花在如何避孕上面（在我剛剛開始的時候，避孕套還正時興），后來卻又完全改變主意，不是不要孩子，而是像著了魔似的一心想要孩子。 是的，确實會變得像著了魔一樣。而且這還會破坏婚后幸福生活最美妙的一面——使之失去了那一片率真和渾朴。我是說，那就得把自己的念頭加以調節（“調節”這個倒霉的詞儿總叫人聯想到机器）——就得把魚水之歡的念頭調節到使之合乎各种規定、日程安排、以至戰略部署（“奧爾，改在明天早晨是不是更好？”）。這，也就會引起苦惱、厭煩，最終造成恐怖。 當你發現你的皮毛知識以及你自以為既正規又衛生的种种努力在傳宗接代問題上不見效時，你腦海中就會出現极度可怕的胡思亂想。 詹尼和我終于決定請專家診斷一下。在第一次談話中，莫蒂默·謝潑德醫生對我說：“奧利弗，我相信你懂得，‘不能生育’与‘丈夫气概’是兩碼事。” “他懂的，大夫，”詹尼代我回答。雖然我從未提起過，但詹尼心里明白，万一我們不能生育——哪怕只是可能不育——那對我將是毀滅性的打擊。她的語气不是還隱約流露出一种祈求的意味嗎？如果查出机能不全的現象，她但愿問題出在她自己的身上。 不過醫生并不知道這些，他只是把道理原原本本向我們解釋清楚，讓我們作好万一的准備，然后又說，很可能我們倆都沒有問題，不久便能成為令人羡慕的父母。當然，我們倆都得接受一系列的檢查。整套体檢，一應俱全。（我也不想把這類全面檢查一個個項目的可借名稱再在這里說一遍。） 星期一我們做了檢查。詹尼是白天去的，我是下了班去的（我已經在法律界干得非常投入，忙得不可開交）。謝潑德醫生打電話通知詹尼星期五再去一趟，說是他的護士出了點差錯，有几個項目他要重新檢查一下。詹尼把复查的事告訴我時，我就怀疑醫生已經發現她……机能不全。我想她也怀疑到了這一層。所謂護士出了差錯云云，完全是老一套的托詞。 當謝潑德醫生打電話到喬納斯与馬什事務所來找我時，我几乎已經可以肯定了。他要我下班回家時順便到他的診所去一下。一听這不是三邊談話（“今天早些時候我跟巴雷特太太談過了，”他說），我就确信無疑了。詹尼不可能有孩子了。雖然如此，奧利弗，先還是不要把話說得太死；記得謝潑德提到過好像有矯正手術之類的辦法。但我心里亂得要命，要這樣硬捱到五點鐘可不是辦法。我回了個電話給謝潑德，問能不能讓我下午早些去找他。他說可以。 “你弄清楚我們的事責任在誰了嗎？”我見面劈頭就問。 “用‘責任’兩字實在不妥當，奧利弗，”他回答。 “好吧，那么你可知道我們倆中間是誰的功能有問題？” “知道。是詹尼。” 對此我多少有一點思想准備，但醫生說這話時斬釘截鐵的口气仍然使我震惊。他不再說什么，我想他大概是要我表個態。 “好吧，那么我們就領養孩子。我看，只要我們相親相愛就好，你說對嗎？” 這時他才告訴我實情。 “奧利弗，問題比這要嚴重得多。詹厄已經病得很重了。” “‘病得很重’？請你講明确一點好不好？” “她已經為日無多了。” “這不可能吧，”我說。 我就巴不得醫生對我說這是他跟我開了個天大的玩笑。 “奧利弗，這是真的，”他說。“很抱歉，我不得不把這個消息告訴你。” 我認定他准是出了什么差錯——可能他那個白痴一樣的護士又拆了爛污，把別人的X光底片或者什么檢查報告拿給他了。可是他怀著最大的同情回答說，詹尼的血樣已經重复驗過三次。診斷上絕對沒有問題。當然，他恐怕還得介紹我們——我——詹尼——去請教一位血液病專家。依他看，倒不妨…… 我揮揮手打斷了他的話頭。我需要安靜一會儿。一定要安靜下來理一理那一團亂麻。這時我猛然想起一件事來。 “大夫，你對詹尼是怎么說的？” “我說你們倆都沒有問題。” “她相信嗎？” “我想該相信吧。” “咱們該什么時候告訴她呢？” “到了這一步，可就要你拿主意了。” 要我拿主意！天哪，到了這一步，我都快喘不過气來了！ 醫生解釋道，對于詹尼這种類型的白血病，現有的种种治療手段都純粹是姑息性的——可能起一點緩和、抑制的作用，但治不了病。所以，到了這一步，主意就要我來拿了。治療的事暫緩開始倒也無妨。 但在那個時候，我腦子里其實只有一個念頭：要命！要命！碰到了這樣的倒霉事儿！ “她才二十四歲呀！”我告訴醫生，當時我想必是大喊大叫的。他點點頭，絲毫沒有不耐煩的樣子。詹尼的年齡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也明白這對我是多大的痛苦。后來我意識到總不能老是這樣在醫生的診所里發呆。我就問他，該怎么辦。就是說，我應該怎么辦。他要我舉止言行盡可能保持常態，能保持多久就保持多久。我謝過他以后就走了。 要保持常態！要保持常態！ 十八 我開始想到上帝。 我是說，冥冥之中存在著一個最高主宰的想法，開始悄悄地潛入我的心房。倒不是因為上帝要這樣對待我——應該說，是這樣對待詹尼——而我心里就恨不得對准他的面門飽以老拳，揍他一頓。不，當時我的那一种對神明的觀念恰恰与此相反。比方說，我早晨醒來看到詹尼在那里，還在那里，那時我真希望有一位上帝可以讓我向他表示感謝，感謝他讓我醒來還能看到詹尼弗。這話說來真不好意思，簡直太難為情了，但我确實希望如此。 我拚著命保持常態，所以准備早點等等的事我當然還是讓她去做。 “你今天要跟斯特拉頓見面嗎？”她問，我正在吃第二碗玉米片粥。 “誰？”我問。 “六四屆的雷蒙德·斯特拉頓，”她說，“你最好的朋友。在我以前跟你同屋住的。” “哦，對。我們約好去打壁球。我想不去了。” “扯淡。” “你說什么，詹？” “你還是去打你的壁球，預科生。我可不要一個不運動、光長膘的丈夫，混蛋！” “好吧，”我說，“那咱0〕就到鬧市里吃晚飯去。” “干嗎？”她問。 “你問‘干嗎’是什么意思？”我直著嗓門大叫，竭力擺出往常那副佯怒的架勢。“難道就不興我帶我的鬼婆娘下館子去吃頓飯？” “她是誰，巴雷特？她叫什么名字？”詹尼問。 “你說什么？” “你听我說，”她解釋道。“要是做丈夫的在星期天以外的日子帶老婆下館子，那准是跟別的女人搞上了！” “詹尼弗！”我咆哮起來，這下可真的火了。“我不愿意在我的早餐桌上听你這种胡扯淡。” “那你就老老實實回家，把屁股坐到我的晚餐桌旁來。OK？” “OK。” 我就告訴這位上帝——且不管那上帝是何許神人，位于何方——只要這個現狀能夠維持，我就甘愿忍受下去。痛苦，我不在乎；只要詹尼不知道，我可以一直埋在心里。主啊，你听見我的祈求沒有？你要我付出什么樣的代价都可以。 “是奧利弗嗎？” “找我嗎，喬納斯先生？” 他一個電話把我叫到了他辦公室里。 “你了解貝克事件嗎？”他問。 我當然了解。羅伯特·勒·貝克是《生活》雜志的攝影記者，那次他打算拍攝一個騷亂場面，被芝加哥的警察打得不成人樣。喬納斯把這個案子列為事務所經辦的重點案件之一。 “我知道警察接了他一頓，先生，”我對喬納斯說，一副輕松愉快的樣子（哈！）。 “我希望這案子由你去辦，奧利弗，”他說。 “就我一個？”我問。 “你可以帶一個年輕人作助手，”他說。 年輕人？事務所里數我最年輕。不過我領會他這話里的信息：奧利弗，盡管你的實際年齡還輕，可你已經是這個事務所的“大老”之一了，跟我們彼此彼此了，奧利弗。 “謝謝你，先生，”我說。 “你什么時候可以去芝加哥？”他問。 我已經拿定主意不告訴任何人，自己精神上的重壓，決定由我獨個儿承擔。所以我向喬納斯老頭支支吾吾胡謅了几句，究竟說了些什么，我都已經記不得了，反正大意是說我覺得這陣子我不能离開紐約，希望他諒解。但我知道，對于這個顯然大有深意的表示我作出如此反應，當時肯定使他大失所望。哦，喬納斯先生啊，喬納斯先生！你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啊！ 一個怪現象：奧利弗·巴雷特第四下班比以前提早了，可是回家的步子反倒走得比以前慢了。這該如何解釋呢？ 逛第五街看櫥窗已經成了我的習慣。我盡望著那些討人喜歡卻又貴得嚇人的玩意儿，要是我不必裝模作樣保持……“常態”的話，我早就給詹尼弗買回家了。 是的，我怕回家。因為，自我得悉真情至今已有几個星期，現在她終于漸漸開始消瘦了。我是說，盡管只是稍微瘦了一點儿，她自己也許沒有覺察到，但是知道底細的我覺察到了。 我常常去看看航空公司的櫥窗，看看班机廣告：去巴西的、去加勒比海的、去夏威夷的（“把一切煩惱撇在一旁，飛往陽光燦爛的世界！”）等等，等等。偏偏那天下午環球航空公司推出的卻是淡季中的歐洲：倫敦的“購物游”，巴黎的“戀人游”…… “我的獎學金還要不要？我自出娘胎以來還沒去過的巴黎還去不去？” “咱們的婚事還辦不辦？” “誰說過要辦婚事啦？” “我。是我這會儿在說。” “你要跟我結婚？” “對。” “理由呢？” 我是人家求之不得的一個賒帳對象，所以早就有了一張“就餐俱樂部”的信用卡。唰！在登記單的虛線上把名字一簽，我就神气十足地拿到了兩張去戀人天堂的飛机票（還是頭等的）。 我回到家里，詹尼的臉色不好，有些白里泛灰，但我希望我那個絕妙的主意能使她的雙頰添上些許血色。 “巴雷特太太，我叫你猜一件事，”我說。 “准是你給炒了魷魚，”我的樂天派妻子猜道。 “不是變魚，是化成鳥上天，”我說著抽出兩張票。 “上了天一直飛，”我說。“明天晚上飛巴黎。” “扯淡，奧利弗，”她說。但態度平和，一點沒有往常那种虛張聲勢的神气。照她現在的口气，好像還有點儿親昵的味道：“扯淡，奧利弗。” “喂，能不能請你把‘扯淡’的含義說得明确些？” “噯，奧利，”她柔聲說，“咱們可不能這樣胡來了。” “胡來什么呀？”我問。 “我不想去巴黎。我要的不是巴黎。我只要你——” “這你早就得到了，好乖乖！”我打斷她的話頭，我的口气听得出是在強顏歡笑。 “我還需要時間，”她繼續說，“這是你不可能給我的。” 我這才往她的眼睛里仔細看去。那雙眼睛流露出不可名狀的憂郁。不過這种憂郁只有我才理解。她的目光仿佛在說她心里難受。是為我難受。 我們默默地站著，互相扶住。千万千万，要哭就讓我們倆一道哭吧。不過最好還是誰也不哭。 接著詹尼就都告訴了我，她說她一直覺得“渾身不帶勁儿”，所以又去找了謝潑德醫生，但不是去看病，而是要他攤牌：告訴我，我什么地方出了毛病，真要命。于是他說了。 由于自己沒有盡到向她吐露真情的義務，我產生了一种奇怪的內疚之感。這點她理會到了，就故意說几句無聊話。 “奧爾，他是個耶魯貨。” “你說誰，詹？” “阿克曼。那個血液病專家。一個徹頭徹尾的耶魯貨。本科和醫學院都在那里畢的業。” “哦，”我明知她是想在這段苦難的歷程中注入若干輕松的成分。 “至少他能讀能寫吧？”我問。 “那還要看，”奧利弗·巴雷特太太、拉德克利夫的六四屆畢業生堆著笑臉說，“不過我看得出他能談。而我去的目的就是想談談。” “這么說那個耶魯貨醫生還很不錯咯，”我說。 “不錯，”她說。 十九 現在我至少不再把回家視為畏途了。我不必再戰戰兢兢地注意“保持常態’了。我們又可以推心置腹無所不談，哪怕是我們在一起的日子已經屈指可數這樣一個可怕的事實，也不回避了。 我們有許多問題需要商量，這些問題由一對才二十四歲的夫婦提出來，未免异乎尋常。 “我相信你會堅強起來的，你這個冰球明星，”她說。 “我一定堅強，一定，”我回答說。其實，冰球大明星已經害怕了，不知素來洞察幽微的詹尼弗是否看得出來。 “我是說，你得為菲爾堅強起來，”她繼續往下說。“將來最不好受的是他。你反正可以做個快樂的鰥夫１。” １這里套用的是一部維也納輕歌劇《快樂的寡婦》（又譯《風流寡婦》的劇名。 “我不會快樂的，”我把她的話打斷。 “你會快樂的，混蛋。我要你快樂。OK？” “OK。” “OK。” 過了大約一個月，一天，剛吃過晚飯。由于她的堅持，她還管烹飪。我勸之再三，她總算同意把收拾打掃的工作交給了我（不過她還是剋了我一頓，說這不是“男人干的活”）。當時我正收拾杯盤，她在彈肖邦的曲子。我听到肖邦的一首前奏曲彈到中途戛然而止，便立刻走進起居室。只見她坐在鋼琴前發呆。 “詹，你沒事儿吧？”我問她，意思當然是指比較而言。 她卻反問一句：“雇車的錢你身邊總還有吧？” “當然有，”我答道。“你要上哪儿？” “大概——要上醫院了，”她說。 在隨后出現的一陣忙亂中，我意識到這一天終于來臨了。詹尼就要走出我們的公寓，一去不复返了。當她于坐在那里等我為她收拾几件東西的時候，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些什么。我是說，對這套公寓不知她是否有所留戀？她想看一看這儿的什么留個紀念？ 什么也不看。她只是一動不動地坐著，目光沒有停留在任何物体上。 “喂，”我說，“你另外還有什么要緊的東西要帶嗎？” “唔，唔，”她搖搖頭表示沒有，接著似乎想起了什么，便加以補正：“就是你。” 到了樓下，找一輛出租汽車可費了不少勁，因為那正是人們上劇場看戲什么的時候。看門的又是吹哨子，又是揮手臂，活像個金剛努目的冰球裁判。詹尼只好靠在我身上，我暗暗希望干脆雇不到汽車，好讓她一直這樣靠著我。但我們最后還是雇到了一輛。也不知我們交的是什么運，那司机是個愛說笑的家伙。一听我說目的地是西奈山醫院，而且要快，他把討口彩的老一套全搬出來了。 “放心吧，年輕人，你們碰上的不是個生手。這匹麒麟跟我干這一行有年月了。” 在后座上，詹尼緊緊依偎著我。我吻著她的頭發。 “你們這大概是頭胎吧？”我們那位愛說笑的司机問道。 詹尼大概覺察到我快要忍不住罵那個家伙了，所以就悄悄對我說： “奧利弗，友好點儿。他是想對咱們表示友好。” “是的，先生，”我回答他說。“是第一回。我妻子感到不大舒服，所以能不能請你盡量搶綠燈？” 才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我們送到了西奈山醫院。他确實很友好，待地下車為我們開了車門，諸如此類無不周到之至。在把車開走以前，他祝愿我們万事如意，快樂幸福。詹尼謝了他。 詹尼好像連站著都有點晃悠，我想抱她進去，但她不肯，“這儿不用你抱我進門，預科生。”于是我們走進醫院，去辦那一連串麻煩得要死的住院手續。 “你們買過‘藍盾’或其他醫療保險沒有？” “沒有。” （誰會想到這些芝麻綠豆事儿？我們買碗碟瓷器還忙不過來呢。） 當然，詹尼進醫院也是意料中事。醫學博士伯納德·阿克曼事先已經預見到了，現在治療就由他主持。正如詹尼所說的那樣，他人挺好的，盡管是個徹頭徹尾的耶魯貨。 “現在就設法讓她增加白細胞和血小板，”阿克曼醫生對我說。“這是她眼下最需要的。她說什么也不要用抗代謝藥。” “那是什么意思？”我問。 “一种減慢血細胞破坏的治療手段，”他解釋道，“但是可能產生不愉快的副作用，這詹尼是知道的。” “我說，大夫，”我知道對他講這番道理其實是多余的。“一切由詹尼作主。她怎么說就怎么辦。你們只要想盡一切辦法不讓她受到痛苦就行。” “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他說。 “費用我不計較，大夫。”我大概把嗓門都提高了。 “是几個星期——還是几個月，這就很難說了，”他說。 “費用的事管他娘，”我說。其實他對我很耐心，倒是我對他气勢洶洶。 “我的意思只是說，”阿克曼解釋道，“她究竟能拖多久，時間是長是短，實在無從知道。” “請記住，大夫，”我簡直是命令他了，“請記住，我要她得到最好的照料。特等病房。特別看護。一應俱全。請照辦。錢我有。” 二十 從曼哈頓的東六十三街到馬薩諸塞州的波士頓，汽車至少要開三小時二十分鐘。真的，這條路上的最高速限我都試過，我相信，任何汽車，不論是國產的還是外國的，即使由格雷厄姆·希爾１一類人物駕駛，也不可能開得再快了。當時在馬薩諸塞的高速公路上，我的MG牌跑車時速達到了一百零五英里。 １格雷厄姆·希爾（1929—），英國賽車運動員，1962年的世界冠軍。 我帶著電動剃須刀，所以你盡可以放心，在走進州府大街那神圣的辦公大樓之前，我已經細心地剃過了胡子，并且在汽車里換了襯衫。時間才上午八點，那里就已經有几位气度不凡的波士頓名流等著要見奧利弗·巴雷特第三了。他的女秘書認識我，她連眼睛也沒多眨一下便向對講電話里通報了我的名字。 我父親并沒有說“領他進來”。 倒是他的辦公室門開了，他親自走出來，招呼說：“奧利弗。” 察言觀色已成習慣的我，注意到他臉色似乎有點蒼白，這三年來他的頭發都變花白了（也許還稀疏了些）。 “進來，孩子，”他說。我一時也摸不透他的語气，只管朝他的辦公室走去。 我在“客椅”上坐下。 我們相對看了一眼，接著就都把視線移開了，移到哪儿都行。我的目光落在他辦公桌上的那一堆擺設里：裝在皮套里的剪子、皮柄的拆信刀、母親好几年前照的一張相片。還有我的一張（在埃克塞特中學畢業時照的）。 “你這一陣子過得怎么樣啊，孩子？”他問。 “很好，爸爸，”我回答說。 “詹尼弗好嗎？”他問。 為了不對他撒謊，我避開了這個問題（雖然那正是問題的中心所在），就開門見山說出了我突然又來找他的原因。 “爸爸，我要借五千塊錢。有正當理由。” 他看看我。好像還點了點頭。 “哦？”他說。 “可以嗎？”我問。 “能不能讓我知道理由？”他問。 “我不能告訴你，爸爸。請你借給我這筆錢就行了。” 我感到——如果一個人真能從奧利弗·巴雷特第三身上獲得什么感覺的話——他是打算給我這筆錢的。我還意識到，他也并不想熊我一頓。但是他很想……談談。 “你在喬納斯与馬什事務所不是有薪水嗎？”他問道。 “是的，爸爸。” 我真想告訴他數字，目的只是想讓他知道那是全班最高紀錄，但是再一想：既然他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工作，大概也知道我拿多少薪水。 “她不是也在教書嗎？”他問。 哦，可見他也不是什么都清楚的。 “不要‘她’呀‘她’的，她有名字，”我說。 “詹尼弗不是在教書嗎？”他改口客客气气地問。 “請不要把她跟這件事扯在一起，爸爸。這是一件私事。一件非常重要的私事。” “你是不是在外邊撒下了風流种子？”他問道，但語气中沒有任何非難的意思。 “嗯，”我說，“是的，爸爸。是這樣。這筆錢請你一定要給我。” 我看他根本沒有相信我說的理由，我看他也并不真想知道。他向我提問，就像我剛才說的，無非是為了我們可以……談談。 他伸手到辦公桌抽屜里拿出一本皮面子的支票簿，那皮面子是跟他的拆信刀柄和剪刀套于一樣的科爾多瓦牛皮１。他慢條斯理地打開支票簿。我相信那不是故意折磨我，而是為了拖延時間。好找些話說。找一些不會引起摩擦的話說。 １西班牙科爾多瓦省出產的高級牛皮。 他填好支票，從簿子上撕下，向我遞過來。我可能遲疑了片刻才意識到應當伸手去接，因此他有點儿尷尬（這是我的感覺），于是把手義縮了回去，將支票放在辦公桌邊上，這才朝我看看，點了點頭。他的表情仿佛是說：“拿去吧，孩子。”但事實上他只是點了點頭，僅此而已。 我也并不想离開，只是也找不出什么不傷脾胃的話說。我們總不能這樣干坐著，我們倆心里都想談談，卻義連正眼相視都難以做到。 我探身過去拿了支票。不錯，是五千美元，下面是奧利弗·巴雷待第二的簽字。墨跡已干。我一邊小心地把支票折好，放進襯衫的口袋，一邊站起來，慢吞吞地朝門口走去。其實當時我至少也應該說几句話。表示一下我知道，為了我的緣故，讓波士頓的（也許還有從華盛頓來的）几位要人在他辦公室的外間久等了；“可要是我們再找點話儿談談的話，爸爸，我還可以在你的辦公室里泡上好半天呢，連你原訂的午餐約會怕也得取消呢”……等等，等等。 我把門開到一半，站立片刻，鼓起勇气望著他，只說了一句； “謝謝你，爸爸。” 二十一 通知菲爾·卡維累里的任務落在我身上。不是我，還有誰呢？我真擔心他會垮下，可是他倒沒垮：他平靜地鎖上了克蘭斯頓的房子，住到我們的公寓里來了。我們各有一套獨特的辦法克制悲痛。菲爾的辦法就是做清洁工作：又洗又刷又擦。他腦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我實在摸不清，不過，算了，就讓他去干吧。 他莫非還在夢想詹尼會回來？ 他是有這個想法的，可不是嗎？可怜的菲爾！這就是他做清洁工作的目的。他就是不肯接受這殘酷的現實。當然，他是不會向我承認這一點的，但是我知道他心里是這樣想的。 因為我心里也這樣想啊。 詹尼弗一進醫院，我就打電話給喬納斯老頭，把我不能去上班的原因告訴了他。我裝作還有事，得赶緊挂斷電話，因為我知道他心里難過，但想說的話又說不出來。自此以后，我每天的時間就不外乎用于兩個方面：一是探病，二是處理其他的种种事情。所謂處理其他的种种事情，不用說其實也就是啥都于不了。吃飯沒有滋味；菲爾打掃屋子（又打掃了！）我只能看著；甚至服了阿克曼給我開的藥，也睡不著覺。 有一次我無意中听到菲爾喃喃自語：“再這樣下去我實在受不了啦。”當時他正在隔壁房間里洗我們晚餐撂下的碗碟（不用机器）。我雖然沒有搭話，心里卻暗自忖度：我就受得了。不管是什么樣的上帝在冥冥之中導演這出戲，最高主宰先生，你盡管讓它演下去吧，我可以無限期地一直忍受下去。因為詹尼總還是詹尼。 那天晚上，她把我赶出病房。她要跟她的父親“爺儿倆掏心窩”談談。 “這場會談只有意大利裔美國人可以參加，”她說，臉色像她的枕頭一樣煞白，“所以，你給我出去，巴雷特。” “好吧，”我說。 “但是別走得太遠，”我走到門口時，她又說。 我坐在休息室里。不久，菲爾就出來了。 “她叫你給她滾進去，”他的嗓子啞了，几乎沒有聲音，好像全部內髒都給掏空了。“我去買包香煙。” 我走進病房，她命令道：“把那該死的門關起來！”我服從了命令，輕輕地把門關上，回過身來到她床邊坐下，這才比較清楚地看到了她的模樣。我是說，我這才看到她老是藏在被子底下的那條右臂上原來還插著几支管子。我平時總喜歡緊挨著她坐，盯著她的臉看。她臉色雖然蒼白，一對眼睛仍然炯炯有神。 因此我照例赶快緊挨著她坐下。 “奧利，我不騙你，我倒不覺得痛，”她說。“我就覺得像從懸崖上慢慢地往下掉，跟慢鏡頭似的，你明白嗎？” 我五髒深處仿佛有件東西在攪動，這無形的東西直往我的嗓子眼里冒，要我哭出來。但我不能哭。我從來不哭。我是條硬漢子，明白嗎？我不能哭。 但是，我要不哭，就開不了口。我只能點頭示意。所以，我就點點頭表示明白。 “扯淡，”她說。 “嗯？”要說這是一句話，還不如說是一聲呻吟。 “你不明白從懸崖上往下掉是怎么回事，預科生，”她說，“你這輩子又不曾有過這种体驗。” “我有過，”我恢复了說話的能力。“就在我遇見你的時候。” “對，”說話間，一絲微笑掠過她的臉龐。“‘哦，那是多么徹底的墮落啊。’這是誰的話？” “我說不准，”我回答說，“是莎士比亞吧。” “這我知道，但到底是哪個人物的話……”她的口气顯得有些哀傷。“甚至出自哪個劇本我都記不起來了。１我進過拉德克利夫學院，有些東西應當記得。我本來連克歇爾編的莫扎特全部作品目錄都背得出來。”２ １這句話見于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五場。鬼魂向哈姆雷特述說他的母親新寡即与他的叔父結合，所以也有人譯為：“那是一個多么卑鄙無恥的背叛”。 ２路德維希·馮·克歇爾（1800—1877），奧地利音樂學家。他編的莫扎特作品目錄有六百多號。 “了不起，”我說。 “是不含糊，”她說，接著皺起了眉頭問道：“他的C小調鋼琴協奏曲是作品第几號？” “我去查一下，”我說。 我知道該到什么地方去查。就在我們公寓里，鋼琴旁邊的一個架子上。我回去查一下，明天第一件事就是來把作品號碼告訴她。 “我本來都背得出來，”詹尼說，“真的。我本來都背得出來。” “听我說，”我模仿鮑嘉的口吻說，“你真想要談音樂？” “難道你宁可談葬禮？”她問。 “不，”我后悔打斷了她的話頭。 “我跟菲爾商量過了。奧利，你在听嗎？” 因為我的臉早已背了過去。 “是的，我在听，詹尼。” “我告訴他可以按天主教教規舉行儀式，相信你也會說OK的。OK？” “OK，”我說。 “OK，”她應道。 這時我稍稍松了口气，因為我們接下去無論談什么，總不會再這樣難受了吧。 然而我想錯了。 “听著，奧利弗，”她說，聲調盡管溫和，但含著嗔怒，“奧利弗，收起你那副討厭的樣子！” “我？” “你臉上那副問心有愧的德性，奧利弗，真叫人討厭。” 說實在的，我也想換個表情，可是我面部的肌肉都僵硬了。 “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過錯，你這個不開竅的預科生，”她說。“請不要再責備自己了，好不好？” 我真想一直看著她，因為我怎么也不愿意讓我的目光离開她，但我還是禁不住垂下了眼皮。我慚愧到了极點，因為直至此時此刻詹尼還能把我的心思看得這樣一清二楚。 “听著，奧利，我求你的就這么屁事儿一樁。除此以外，我對你完全放心。” 我五髒里的那件東西又攪動起來了，因此我連一聲OK也不敢說。我只是像個啞巴似的看著她。 “巴黎算得啥？”她忽然說。 “嗯？” “巴黎算得啥？音樂算得啥？你以為我為你作出了許多犧牲，這些都算得了啥？我才不在乎呢，你這個狗崽子。你相信不？” “不，”我老實回答。 “那就滾你的蛋，”她說。“我可不要你守在我臨終的床邊。” 她說的是真心話。詹尼什么時候說話算話，動了真情，我都听得出來。為了可以留在她身邊，我只得撒了個謊： “我相信你，”我說。 “那才像話，”她說。“現在你能為我做件事嗎？”五內深處的那件東西向我發動了毀滅性的沖擊，非要逼我哭出來不可。但我硬是頂住了我堅決不哭。我只想向詹尼弗表示——正經點一點頭向她表示——為了她，要我做什么事我都心甘情愿。 “請你緊緊抱著我，好嗎？”她問道。 我伸出一只手按住她的前臂——天哪，都瘦成這樣了！——還輕輕地捏了捏。 “不是這樣，奧利弗，”她說，“得像像樣樣抱著我。跟我貼得緊緊的。” 生怕碰掉那些管子什么的，我戰戰兢兢爬上床去，緊挨在她身旁，把她摟在怀里。 “謝謝啦，奧利。” 這就是她最后的話了。 二十二 我從病房里出來，只見菲爾·卡維累里在日光浴室里，不知在抽第几支香煙了。 “菲爾？”我輕輕說。 “啊？”他抬頭一看，心里大概就已經全有數了。 事情明擺著，給他一些言語的安慰是不管用的。我走過去，把手按在他的肩上。我擔心他會哭出來。我拿得准自己不會哭。我哭不出。我是說，我心頭的滋味已經不是這些所能表達的了。 他把手按在我的手上。 “只怪，”他喃喃道，“只怪我已經……”他說到這里頓住了，我就耐心等著。反正，現在還有什么可急的呢？ “只怪我已經答應了詹尼，要為了你堅強起來。” 為了履行自己的諾言，他十分体貼地輕輕撫了撫我的手。 但是我現在需要一人獨處。得去吸几口新鮮空气。最好出去走走。 樓底下，醫院的前廳里一片死寂。我所听到的唯一的聲音，就是自己走在油地氈上卡嗒卡嗒的腳步聲。 “奧利弗。” 我停下腳步。 那是我父親。除了問訊處那個女人以外，此時此地就我們兩個人。事實上，在這般時分，像我們這樣還沒睡下的人，全紐約也不多。 面對著他我受不了。我就徑直向轉門走去。但一轉眼他也出來了，就在我身邊站著。 “奧利弗，”他說，“你早就該告訴我了。” 外邊冷得很，這樣也好，因為我已經麻木不仁，需要有點知覺。父親還在跟我說話，我還是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听任寒風拍打我的臉。 “我一了解情況，就跳上汽車來了。” 我忘了穿外套；一陣陣徹骨的寒意刺得我都疼起來了。疼得好。疼得好。 “奧利弗，”父親急著說，“我愿意幫忙。” “詹尼已經死了，”我告訴他。 “哦，對不起，”他一惊之下，輕輕吐出了這么一聲。 不知為什么，我卻把剛剛去世的那位美麗姑娘早先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搬了出來： “愛，就是永遠也用不著說對不起。” 接著我干了一件破天荒的事，這樣的事我在他面前都從來沒有干過，更不必說在他的怀里了。我哭了。 譯后記 一本只有薄薄一百多頁的小書，寫的是很難標新立异的愛情故事，連書名也平淡無奇（更像個副題），作者又是名不見經傳的新人。然而書一出版，卻贏得千百万美國人爭相傳誦，其中頗有一些讀者還為男女上人公生离死別一掬同情之淚，甚至當時在任的美國總統也感動得向社會各界大力推荐。這部在《紐約時報》暢銷書單上連續七個多月雄踞榜首、至今累計印數已超過兩千万冊的小說，后來由派拉蒙公司改編攝制成電影（其實原著本身差不多就是一個現成的電影文學劇本），從銀幕上飄出的主題音樂又是那樣蕩气回腸，优美的旋律不脛而走，竟至被填詞成為流行歌曲，風靡了全世界。——這便是中篇小說《愛情故事》所交上的如有神助的好運。 名門子弟奧利弗和糕點師之女詹尼，由言語沖突而交上朋友，進而沖破門第觀念的阻撓結為伉儷，咬緊牙關自力更生，好不容易在社會上站住了腳。可是，小兩口剛過上向往已久的安生日子，正當他們陶醉在如何生個大胖小子的美夢中時，醫生告訴做丈夫的：他的妻子患有不治之症。未几，白血病便奪走了才二十五歲的詹尼的生命。在這樣屢見不鮮的俗套情節基礎上，居然能產生如此不俗的作品，不能說純屬偶然。作者不用很多筆墨著意細描，而是完全讓感情來說話。他的文筆簡洁、率直，但粗中有細、疏處見密。他的幽默帶有清晰的現代標記，迥异于狄更斯或馬克·吐溫的風格。這些都已成為現代美國文學和語言的研究課題。 小說的背景是六十年代的美國。在彼時彼地，一些青年為了發泄對社會和現實的不滿，故意追求頹廢的生活方式，紛紛爭當“嬉皮士”（蓄長發和奇裝异服只是其最表層的特征），甚至墮入吸毒的魔道。這种現象曾引起美國上層“正統派”人士的憂慮。本書男主人公奧利弗·巴雷特第四雖則同代表“正統”的父親決裂，但他反抗的僅僅是父親硬要給他套上的“籠頭”（“強我所難”、“做應該做的事情”），是巴雷特第三對他的婚姻的干涉。他還是抱著“凡事我總應該名列第一”的家庭傳統觀念，在考試名次、体育運動乃至拈花惹草各方面慣于無往而不利。顯然，奧利弗和詹尼都不是“嬉皮士”，不屬于美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也不贊成過于离經叛道的行為。奧利弗學成以后，延聘者紛至沓來，但是，面對太“野”的誘餌，這對年輕夫婦還是理智和冷靜的。盡管巴雷特第四認為巴雷特第三是“石面人”、“沒有心肝”，不過，儿子的行為對社會來說完全無傷脾胃，他恐怕也算不得巴雷特家族的叛逆者，所以最后還是扑在他父親的怀里哭了，說：“愛，就是永遠也用不著說對不起。”作者這句畫龍點睛的話，触動了許許多多處于寂寞和迷惘中的讀者的心弦，恐怕也是很能使上層“正統派”放心和告慰的吧。 作者埃里奇·西格爾生于一九三七年，哈佛大學畢業，在校時曾是一位田徑運動員。后在耶魯大學教過古典文學和比較文學，為“披頭士”樂隊寫過電影劇本《黃色潛艇》，還當過和平隊全國顧問委員會的委員。除《愛情故事》（一九七○）外，他的創作還有劇本《奧德賽》（一九七五）以及小說《奧利弗的故事》（一九七七）、《男人、女人、孩子》（一九八○》、《級友》（一九八四）等。 舒心、鄂以迪 1996年9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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