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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一 生物學家拉麗莎講了她自己的幸福准則。 我小時候最悲慘的日子是星期六，每星期的這一天我跟媽媽去浴池洗澡。我們每次都去同一個浴池，就是梅奧羅夫大街街口的格里波耶多夫浴池。到了那儿先在街上排隊，慢慢挨到院里，然后到二樓的女部。進了更衣室，要牌儿，按牌上的號碼找鎖……這些算起來要花一到三小時。 等最終進了浴室洗上澡時已是精疲力盡，累得我們連話都懶得說。媽媽總要給我徹底洗一下頭。那時我留著長辮子，她之所以那么關心我的頭，是怕我有虱子。那年月到處都有虱子，連浴池都很髒。接著她給我搓背，然后各人洗個人的。 擦洗完畢，我就跟母親坐在石凳上用涼水沖一下身子。當然我自己還有事要考慮，有時我要朗誦課文，這是學校布置的作業，星期一要提問的。我現在背熟了，星期天就有時間玩儿了。 學校布置讓我們學一首詩，一首贊美我們幸福童年的詩，好像說的是，假如列宁活著怎么樣：他會把我們抱在怀里，面帶微笑，親切地問候我們。 “你們好嗎，孩子們？” 我們會告訴他， “我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您的遺愿已經實現。” 正當我坐在那儿拼命攻讀這些朴實的詩句時，突然旁邊一位婦女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是個年輕女人，長得很漂亮，但身上刺著許多花紋。背上是一條帆船，一只鐵船，一只鐵錨，鐵錨上纏繞著一條蛇，另外還刻著許多字。當她轉臉時，我看到她的右胸上刺著微笑的列宁頭像，左胸上的題詞是：“生活中沒有幸福。”我想那一定是圣賢語錄，而且我也喜歡列宁像。但是，作為一個聰明的小學生，我忍不住對她說：“對不起。阿姨，您左胸上的字寫錯了。‘幸福’這個詞您少寫了一個字母。” 她笑著回答我：“有什么區別嗎？怎樣拼寫都沒關系，反正還是沒有幸福。” 媽媽拍了我一下，讓我別打攪別人。 我回頭又背我的詩，但那位女士的紋身總在眼前晃動。我琢磨著是不是我自己也這樣在身上刺點什么。我真的喜歡列宁老爺爺的像。 時間到了，我們去穿衣服。換上干淨衣服，媽媽就領我到小賣部喝汽水。這是最幸福的時刻，足以抵消所受的罪。開始媽媽和我一人一瓶不帶果汁的汽水，喝完后再買一瓶，這回是帶果汁的。我有權選擇那种果汁：木莓、草莓或櫻桃。當我把汽水瓶舉到唇邊，聞到水果味儿以及感到汽泡濺到臉上時——那是何等幸福。 我長大了，上了大學，備嘗了生活的酸甜苦辣、成功和失敗。但每當我設法擺脫某种不幸或完成重要而又令人不快的工作，我總是跟自己說：“那好吧，你現在可以喝一杯不帶果汁的。”也就是說，我可以輕松一下。要是一杯帶果汁的，那絕對是一种奢侈。一到這時我就會想起浴池中遇到的那位婦女，這么多年過去了也不知列宁頭像怎樣了。他還會那樣微笑嗎？“生活中沒有幸福”，那句神圣的格言大概也磨得字跡模糊了。但無疑這更強化了它的悲慘意義。 你們知道嗎？親愛的，當她們把我剛生下的孩子抱給我看時，我清楚地感覺到小汽水泡儿濺到了我的臉上，聞到了木莓的香味儿——苦難之中幸福的象征。 完了。現在請吉娜給我們講講她流浪時是否遇到過幸福的人。 吉娜沉默了一會儿，然后微笑著自言自語著：“你知道嗎？ 你甚至在監獄和勞改營中都遇到過幸福的人。我們營房曾有一個月的幸福時光。一只小貓奇跡般地從安全网鑽了進來。我們把它抱進營房，逗它玩儿。它是一個多么机靈的小家伙儿。 你大聲一喊：‘瓦斯卡。豬來了。’它會立即跳到爐子后面，呆在一個角落里一動不動。 “后來一個看守用槍射死了它，因為它闖入了禁區。那個看守還開玩笑說：‘我打中了一個逃犯。我必須申請調离。’“不錯，勞改營里也有幸福，流浪漢的生活中也有幸福。 我給你們講個老流浪女，她唯一的牽挂就是她老頭儿，為了老頭儿的幸福她戰斗了好多年。” 故事之二 流浪女吉娜講的故事与費萊蒙和鮑西斯的故事很相似，只不過說的是現代的事。 有一次我在利沃夫被帶下車，然后被送到了一個特別收容中心，那里收留的人要被送往不同的地方，有的就地釋放，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判刑入獄。我坐在那儿等待著發落。那儿有一小撮儿像我這樣的社會渣滓，全都沒護照。兩個吉普賽人，一個賊，一個流浪漢，還有個白發蓬亂的小老太太。老太太一天無話，老是坐在舖上作禱告。但一到晚上她就向值班看守求情：“讓我看一眼我的老頭子吧。求您了，親愛的。” 她乞求、哭鬧，看守無奈，只好把那個灰發、駝背的小老頭儿從對面男監帶過來。老太太把老頭上下打量個遍，這才心滿意足地說：“老頭子還在這儿，今天他們沒把他弄到別處去，我很幸福，一切都好。”這才放心去睡。 我慢慢地跟老太婆混熟了，她才把他倆的故事告訴我們。 他們住在莫斯科郊外的一間小屋里。沒有養老金，因為他們過去是集体農庄的庄員，那時庄員是不發養老金的。他們怎么生活呢？老頭儿在家畫圣像，老太婆拿到黑市上很快就能賣掉。他們不富裕，但也過得去。后來他們那個地區得到開發，其他人都遷進了新樓房，可兩個老人沒人管。當局決定推倒他倆的小屋，把他倆送到老人院。他們不會給他倆樓房住，因為他們沒養老金，付不起房租。所以老兩口被分別送到老人院，一個在男院，一個在女院，男院和女院還不在一處。倆人不可能不惦記對方，他們差不多一生都生活在一起，就像兩棵長到一起的老樹一樣。 老頭子郁悶不樂，一病不起，都不想活了。而老太婆反而堅強些。她從每頓飯里省下許多面包，晾干后裝在枕頭套里，然后一天夜里帶著面包溜出老人院，去找老頭子，她坐公共汽車沒付錢，還乞討了些錢，在莫斯科周圍都找遍了，最后總算找到了老頭子。她假裝是探視他的，老人院通常是周末允許親戚探視。她找到了他，對他說：“我們走吧，老頭子，沒有我你會死在這里的。” 就這樣，他們成了流浪漢，在教堂門口乞討，隨便找個地方就睡。他們用積攢的一點錢在一個半廢棄的村子里租了一間小屋。老頭子又開始畫圣像，他們又開始了幸福的生活。 但不久民兵來盤查他們，而他們的護照丟在老人院了。結果又被遣送回各自的老人院。當時是冬天，老太婆等了兩個月，然后又溜出來接老頭子。他們的流浪生活又開始了，他們以基督的名義行乞，隨便找地方過夜。但民兵一直在追蹤他們，而且很快全鐵路段的警察都知道了這對老夫婦。他們把他倆當罪犯來追捕，一次次把他們送回老人院。但他倆總能設法取得聯系，而且總是老太婆先逃出來去營救老頭子。他是她的幸福。 故事之三 工程師娜塔莎講了她与初戀情人的邂逅以及她如何發現自己能騰云駕霧。 明天大概是個不愉快的日子。單位里的人們又開始對一個同事發起攻擊，這是令人厭倦的事情，所以我不想去上班了。我丈夫一直在抱怨我不會料理家務——這倒是真的，論過日子，我不是把好手——以及我們沒能省下錢買一套房子。 可我問你們，一個月就２６０盧布，能省下錢去買房子嗎？這點儿錢只夠打發日常開銷。我很生气，也沒跟丈夫說，就一人去了基羅夫斯基，只想看看綠樹和藍色的大海。這對我的心情很有幫助。那里的气候，很适合我的心情。時而陰云掠過，還會下起毛毛細雨；時而太陽噴薄而出，雨珠閃閃發光，令人精神振奮。 我來到海灘的一隅，這儿游人稀少，因為附近沒有咖啡店，也沒有娛樂場所，這卻正是我所希望的——自在。在海灘找到一棵枯樹，我坐到上面，眺望著海灣、海島和海岸附近的礁石。我的怒气、沮喪和憤慨變成了淡淡的哀愁和宁靜。 我正坐在那儿忘情沉思，突然走過一個高個子男人，身著民航飛行員的藍色制服。他熱烈地望了我一眼就走過去了——不用看，我能感覺到。謝天謝地，我想，至少他沒打算停下來和我搭話。我特別不愿意有人在這時來打扰我。但沒想到他突然轉過身，堅定地朝我走來。我立即調動起一副怒容准備赶他走。可他就在我面前停下來，說：“娜塔莎。我就知道哪一天會遇見你，剛才我還想來著。還認識我嗎？” 我抬頭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從面前這個成年人身上我突然看到了那個久別了的小伙子。 “阿米蘭，是你嗎？” “當然是埃” 我們握了握手，然后我邀他挨我坐下。 “告訴我，你生活的怎么樣？” “很好。我還在飛。已經結婚了，有兩個儿子。我還想要第三個。妻子很漂亮。想看看嗎？” “當然。” 他掏出一張照片給我瞧，是個格魯吉亞美人，旁邊還有兩個男孩儿。 “你怎么樣？” “也結婚了。還沒孩子，打算要一個。丈夫長得也不錯，可惜我沒帶照片。你怎么認出我的，阿米蘭？我變化不大么？” “要知道，我飛行時總能看到你，而且常常想象這些年來你會變成什么樣。我老擔心你已經變胖了，想象中一見你發胖，你就不能騰云駕霧了。可實際上你沒胖，謝天謝地。” “你說什么，你飛行時能看到我？我怎么能騰云駕霧呢？” 這使我很惊訝，心里想的是，但愿他別走，告訴我他還在愛著我。但他微笑著說：“知道嗎，我飛行時常常回想我過去的生活，回憶過去所喜歡的人或事。在天空中很容易使人想起這些。當我在黎明或黃昏飛行時，差不多總能看到我妻子娜蒂拉正把孩子抱到床上，教他們唱歌儿。我每天都能看到她。但有時我也看到過去的愛，包括你，我最初的戀人。” “你是怎樣看到我的？” “很簡單，我看到這調皮的小丫頭儿快樂地駕著云向我飄過來，或是從陡峭的云端跳下來，在藍天中漫游。有時她飄到我的窗口，沖我扮鬼臉，逗我。有一次你爬上了那棵柏樹，而我夠不著你，你就逗我，還記得嗎？當附近有帶電的云時，我常常看到，像我們初次相遇那天一樣，你正在大浪中掙扎。 還記得我怎么救的你嗎？” “當然記得。還有呢。你還怎么看到我？” “有時透過云霧看到你的臉，那是一張已經成熟的臉，但總是朦朦朧朧——我不知道你長大后變成什么樣了。現在我要仔細看看你。” “真有趣儿，阿米蘭。你年輕時就挺浪漫，現在又變成了詩人。” “詩？瞎說。那只是在空中。” “在空中与你相遇的人一定很多吧？” “噢，全是女的。在地面上我只愛娜蒂拉，不愛別人，但在空中我擁有所有我愛過以及愛過我的人，甚至包括在大街上擦身而過的漂亮姑娘。但我見得最多的還是你：唯有你駕云而行。你大概不記得過去的你，但我每次飛行几乎都看到你。” 我吃惊地望著阿米蘭，怎么也擺脫不了這個念頭：我還存在于另外某個世界，一個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世界。 “年輕時我羞辱過你，這你也能看到？” “咳，得了，娜塔莎。在天上怎么會有羞辱？” “既是這樣，你不想跟我回家見見我丈夫？” “不，娜塔莎，我不想去。我們在這儿就分手吧。下次飛行我還會看到你的，那將是憂傷、成熟的娜塔莎，孤獨地坐在云端，朝我微笑，然后揮揮手，飄然而去。” “我們分手了，或許再也見不到了。但奇怪的是，我回家時特別愉快。從此以后，每當我感到憂傷、煩惱，或有人傷害我時，我就會想起那次會面，并對自己說：你們可以說讓我討厭的事情，傷害我，但你們不知道此時我正駕云翱翔藍天，有人在用充滿愛意的眼睛注視著我，等待著我向他招手致意。于是便想象我在向阿米蘭飄去，感到十分幸福，忘卻了所有令人不快的事情。 這便是一位早已淡忘的格魯吉亞小伙子所給予我的幸福。 “我完全能夠理解，娜塔莎。”瓦倫蒂娜說道”“你的幸福是別人給予的；可我呢，是靠自己學到的。要不要我給你們講講？” “當然。”愛麗什卡叫道。“我們也想學學怎樣才能獲得幸福。” “這會儿沒你說話的地方。”愛瑪笑道，“你都快被幸福撐破了。只有我們這些沒找到歸宿的人才需要這樣的故事呢。” 故事之四 “大人物”瓦倫蒂娜講了一個獲得幸福的訣竅。 有段時間我曾极度痛苦，几乎不能自拔，以至于想到了死。那是在安德魯沙出國后不久。在他臨走時，我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一起過夜。我知道，他永遠不會回來了，我們的鴛鴦夢再也不會重溫了。我也不愿那樣，但我還是郁郁寡歡，無精打采。一天，我路過一家半地下室式的菜店，見一美麗無比的婦人正踏著台階上來——太美了，簡直是拉斐爾《圣母像》的再版。我不知不覺放慢了腳步，凝視著她的臉。 因為起初我只能看到她的臉。但當她走出來時，我才發現她矮得象個侏儒，而且還駝背。我耷拉下眼皮，快步走開了。我羞愧万分……瓦柳卡，我對自己說，你四肢發育正常，身体健康，長相也不錯，怎么能整天這樣垂頭喪气呢？打起精神來。像剛才那位可怜的人才是真正的不幸……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個長得象圣母一樣的駝背女人。每當我牢騷滿腹或者痛苦悲傷的時候，她便出現在我的腦海里。 我就是這樣學會了不讓自己自艾自怨。而如何使自己幸福愉快卻是從一位老太太那儿學來的。那次事件以后，我很快又陷入了煩惱，但這次我知道如何克服這种情緒。于是，我便去夏日樂園漫步散心。我順便帶了件快要完工的刺繡桌布，免得空手坐在那里無所事事。我穿上一件极簡單、朴素的連衣裙，把頭發在腦后隨便梳了一條大辮子。又不是去參加舞會，只不過去散散心而已。 來到公園，找個空位子坐下，便飛針走線地繡起花儿來。 一邊繡，一邊告誡自己：“打起精神。平靜下來。要知道，你并沒有什么不幸。”這樣一想，确實平靜了許多，于是就准備回家。恰在這時，坐在對面的一個老太太起身朝我走來。 “如果您不急著走的話，”她說，“我可以坐在這儿跟您聊聊嗎？” “當然可以。” 她在我身邊坐下，面帶微笑地望著我說：“知道嗎，我看了您好長時間了，真覺得是一种享受。現在像您這樣的可真不多見。” “什么不多見？” “您這一切。在現代化的列宁格勒市中心，忽然看到一位梳長辮子的俊秀姑娘，穿一身朴素的白麻布裙子，坐在這儿繡花。簡直想象不出這是多么美好的景象。我要把它珍藏在我的幸福之籃里。” “什么，幸福之籃？” “這是個秘密。不過我還是想告訴您。您希望自己幸福嗎？” “當然了，誰不愿自己幸福呀。” “誰都愿意幸福，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怎樣才能幸福。我教給您吧，算是對您的獎賞。孩子，幸福并不是成功、運气、甚至愛情。您這么年輕，也許會以為愛就是幸福。不是的。幸福就是那些快樂的時刻，一顆宁靜的心對著什么人或什么東西發出的微笑。我坐椅子上，看到對面一位漂亮姑娘在聚精會神地繡花儿，我的心就向您微笑了。我已把這時刻記錄下來，為了以后一遍遍地回憶。我把它裝進我的幸福之籃里了。這樣，每當我難過時，我就打開籃子，將里面的珍品細細品味一遍，其中會有個我取名為‘白衣姑娘在夏日樂園刺繡’的時刻。想到它，此情此景便會立即重視，我就會看到，在深綠的樹葉与洁白的雕塑的襯托下，一位姑娘正在聚精會神地繡花。我就會想起陽光透過椴樹的枝葉洒在您的衣裙上；您的辮子從椅子后面垂下來，几乎拖到地上；您的涼鞋有點磨腳，您就脫下涼鞋，赤著腳；腳趾頭還朝里彎著。因為地面有點涼。我也許還會想起更多，一些此時我還沒有想到的細節。” “太奇妙了。”我惊呼起來”“一只裝滿幸福時刻的籃子。 您一生都在收集幸福嗎？” “自從一位智者教我這樣做以后。您知道他，您一定讀過他的作品。他就是阿列克桑德拉·格林。我們是老朋友，是他親口告訴我的。在他寫的許多故事中也都能看到這個意思。 遺忘生活中丑惡的東西，而把美好的東西永遠保留在記憶中。 但這樣的記憶需經過訓練才行。所以我就發明了這個心中的幸福之籃。” 我謝了這位老婦人，朝家走去。路上我開始回憶童年以來的幸福時刻。回到家時，我的幸福之籃里已經有了第一批珍品。 “的确，每人都有類似的記憶，”愛瑪說，“只是我們不欣賞這些記憶罷了。我們總是等待著巨大的幸福。然而，也許幸福就是由幸福的片斷組成的。好了，阿爾賓娜給我們講個什么樣的故事呢？” “我要講個地上的幸福故事，盡管也是在空中遇到的。” 故事之五 空姐儿阿爾賓娜講了一位外交官何以找了個俄國妻子。 有一次我們飛往倫敦。班机上人不多：几個老外，兩個蘇聯駐外人員，一伙儿去倫敦演出的演員。另外還有一名年輕英俊的英國外交官及其正怀孕的俄國妻子。當然，不能指望孕婦個個漂亮，可這一位真夠邋遢的。我們姐儿几個私下議論說：“這可真是豬八戒走紅運。” 起飛剛一小時，這位外交官的妻子就開始宮縮。我們把她弄到我們的休息室，讓她躺在沙發上，但還怎么辦？按規定是在乘客中找大夫。那好吧，我們立即廣播找人，我們就知道這么几個乘客中不大可能有醫生，結果還就是沒有。外交官的妻子躺在那儿呻吟，還不斷地問我們：“快過邊境了嗎？ 我不想把孩子生在蘇聯領土。” 我試圖穩住她，說：“快過了。”但我們明白，在倫敦下机以前，所有的乘客都在蘇聯領土上——因為這是蘇聯的飛机。 年輕的丈夫坐在她身邊，握著她的手，并試圖用俄語和英語安慰她。他一會儿稱她為凱蒂卡，一會儿又稱她凱特。她也是東一句俄語西一句英語，疼得直叫喚。我看她沒准儿真的會生在飛机上，但又想不出誰能給她接生。我們要使她安靜下來，但又不敢給她安眠藥吃——机上沒這項規定。 后來我想出一個妙計，能使她鎮靜，并推遲分娩時間。只是這樣做需要她丈夫同意。我把他從休息室叫到走廊里，跟他解釋說：“您妻子很緊張，這樣下去到不了倫敦她就會生，而這儿沒人能為她接生。但机上有些演員，我想請個老點儿的女演員裝扮成醫生，以便讓您的妻子安靜下來。不知您是否同意這樣做？這或許能使她睡著，并安全到達倫敦。我們已經同前邊聯系過，有醫生在机場等我們。” 戴維——也就是那位丈夫——早已慌了手腳，你說什么他都同意。我送他回到凱蒂卡身邊，便去找那些演員，一位女演員很爽快地同意了：“好吧，那我就來個即興表演。”當我們來到休息室時，這位演員立即進入了角色，跟凱蒂卡說話時連聲音都變了：“怎么樣，親愛的？是急產嗎？讓我瞧瞧。” 她在凱蒂卡身邊坐下來，摸摸她的肚子，然后轉身對我們說：“請大家出去兩分鐘。”她的口气完全是命令式的，我們大家立即走開了。 不一會儿，她讓我們進來，并很有把握地說：“不必惊慌。她現在還不會生。但也快了，請准備好熱水、干淨毛巾、麻藥和剪子。讓我看看你們的急救包。”她很內行地檢查了一下急救包，說：“好了。我們做最坏的打算，如果真是急產，我們就在這儿接生。不過，親愛的，您最好睡一會儿。休息一下對您有好處，不然一會儿生的時候体力不支可不行。” 听上去十分自然，不僅凱蒂卡安靜了下來，連知道真相的戴維也不那么慌張了。未來的母親果真睡著了。 后來怎樣了？我們把凱蒂卡平安地帶到了倫敦，那儿救護車正等著她。戴維緊張得都忘了謝我們一聲。我自己謝了那位女演員：“但愿您下一步旅行順利。”我說，“遺憾的是只有几個人看到了您的杰出表演。她要真生的話，您怎么辦呢。” “親愛的，我已深深進入了角色，我很可能真的為她接生。 我也生過孩子。” 我們道別了，而且我沒想到這些人我以后還能碰到誰。但一年后，戴維又上了這架飛机。我立即認出了他，但沒主動跟他打招呼。我們有規定：維護蘇聯公民的尊嚴，不許与外國人套近乎。我推著小車送飲料時，戴維看見了我：“嗨。這不是您嗎？上次我妻子在机上要生孩子，您幫了很大的忙。當時我沒來得及謝您。太感謝您了，我、凱蒂卡，還有小戴維都非常感謝您。” 我按規定回答說：“這是我們應盡的職責。”朝他不冷不熱地微笑了一下，我就走開了，帶著蘇聯公民的所有尊嚴。但實際上我十分高興。因為連貓都喜歡撫摸。 送午餐時，戴維把一只漂亮的包塞給我說：“這是一套衣服。本來是帶給凱蒂卡妹妹的，但我看您穿也合适。要是凱蒂卡知道我遇見了您，并送您一件禮物，她會十分高興的。” 該死的規定嚴格禁止接受旅客饋贈，所以我只能拒絕這套衣服。當然，你可以接受它，但說不定讓誰看見了打個小報告，你就再也別想上机了。 但戴維自己也知道這些規定。當我來收盤子時，他遞給我一張紙條儿，上面寫著：“今晚在列宁格勒照此號碼給我打電話。”下面寫的是電話號碼。好，那就另當別論了。 當晚我給戴維打了電話，然后倆人到咖啡館會面。他把那套衣服帶了來，我倆坐在一起，他給我講了他是如何結識凱蒂卡的。“我來蘇聯工作時，在倫敦已有未婚妻，她是高級外交官的女儿。我們相愛甚篤，足可結成美滿良緣。我的戀人提的條件是，我在蘇聯任職期滿后應到西歐國家任職，這樣她就嫁給我。考慮到這是個合理的要求，我就答應了。 “有一次我從莫斯科來列宁格勒辦事，美國使館的一位同事給我介紹了几位青年藝術家，凱蒂卡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饒有興趣地談論起當代藝術的發展方向，而且我提議找机會再談談。所以，她才大膽地邀我去她家吃晚飯。我去了。她同母親和弟弟住在一起，按蘇聯的標准看，住得還不錯：有自己的房子。凱蒂卡的母親很好客，給我做了蘇聯風味的飯菜，很可口。我們正吃著飯，突然從隔壁傳來蒼老的聲音：‘我餓。你們又忘了我。’“凱蒂卡急忙起身跑過去。她媽媽告訴我：‘那是凱蒂卡的姥姥，我的母親。她臥床已經五年了。行動越來越困難，但除了凱蒂卡她不讓任何人照看她。這可怜的丫頭，也真夠難為她的：她上學、工作、作畫，還得照看老太太。’“凱蒂卡很快又回到飯桌上，看上去平靜、快樂：‘姥姥聞見飯味就餓。其實我早已喂過她，現在睡著了。’“這么說，五年來你一直在照看她，凱蒂卡？”我問她。 “她很傷心地回答說：‘她喜歡我這個外孫女。現在她把別人都忘了，連媽媽，也就是她女儿，都不認識。她只記得我。’“他們還給我講，凱蒂卡和弟弟如何每天用扶手椅把姥姥推到街上——這算是老太太的戶外活動。他們沒有适合乘電梯的輪椅，也無法把房子換到一層。我建議他們最好把老人送到老人院。但他們全家人都攻擊我：‘我們怎么能把姥姥送進老人院，而我們自己圖快活。人家會怎么想吧。她苦掙了一輩子，有權死在自家的床上。’“凱蒂卡帶著恐懼的神色望著我說：‘戴維，你不會拋棄把你撫養成人的姥姥吧？’于是我想起，我那位未婚妻的母親在老人院已好几年了，更不用說她姥姥了。她覺得這樣對母親更好，自己也方便。由此我突然想到，一旦我出點事成了殘廢她會輕易地拋棄我，就象拋棄她那中風的母親一樣。那天晚上我便下決心娶凱蒂卡為妻，但几年后才得以實現，那是在她姥姥逝世以后，我与未婚妻以及她父母吵翻了。在這項婚姻的審批上也遇到了很多麻煩，克格勃給凱蒂卡施加壓力，讓她別嫁給我。這促使凱蒂卡下決心出國。她說當局的作法很愚蠢，他們怎么能夠決定誰應該嫁給誰，誰應該怎么個活法呢？她甚至不想在這儿生孩子，那是因為擔心孩子將來的命運不好。于是，我就娶了這么個妻子，跟她在一起老了，病了，也能心安理得，不必擔心她會拋棄我。” 親愛的諸位，凱蒂卡多走運。大家想想，像這樣的女人俄國遍地都是，只是戴維不知道罷了。我知道許多家庭，他們都同有病的老人生活在一起，沒人想到要拋棄他們。 “戴維的想法很奇怪，”佳麗娜評論道。“當然，西方的老人院跟我們的不一樣。顯然那邊的老人能住單間，而且還有零用錢買東西。” “你把他們看得太好了，佳麗娜。”奧爾佳笑著說。“他們沒法能給老人單間住，至于零花錢，那絕對是胡說。要是國家養著他們，他們怎么還可能有零用錢呢？那是資產階級的宣傳罷了。” “不見得，沒准儿真是那樣。”愛瑪說。“但即便如此，國家辦的老人院与自己的家也不一樣。即使有自己的房間和全套設備，他們的生活也不會幸福，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家，沒有儿孫在身邊。我們為演員建了很不錯的老人院，但我永遠也不希望我儿子把我推到那儿去。從他的眼睛我就能看出，他決不會那樣做。” “現在說他將來怎么想還為時太早。”女人們都笑了。但大家都同意，晚年离家索居是很可怕的事情。 故事之六 持不同政見者佳麗娜把她講的故事稱為“吉祥服的故事”。 我有個朋友叫瑪麗娜。她是個优秀的打字員，也是個膽小鬼。她父母在１９４９年被捕，并死在勞改營，所以她總覺得有責任為民主運動做點儿事。但每當有人帶地下出版物來請她打印時，她總是警告來人說：“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別告訴我這東西從哪儿來，或到哪儿去。我特別軟弱，他們一審問我就會垮下來。所以誰的名字也別跟我提。我不想出賣這些人，因為我愛他們，只要我不認識這些人，審問時我就不會供出他們。” 她特別害怕密探、竊听器以及其他所有跟克格勃有關的東西。可她還老是要求任務：“我必須做點儿事。但我不想知道不必要的事情。” 很難說服她。有人試圖安慰她，讓她別害怕：“他們為什么要逮捕你呢？如果把打印地下刊物的打字員全都抓起來，監獄非爆滿不可。” 還有的人試圖避免与她打交道。“要是她自己都警告我們，”他們說，“那就說明她知道自己軟弱，她就會經不起審問。。” 瑪麗娜生活不寬裕。她有個宏愿，這就是訂做一件黑色天鵝絨裙服，還要鑲上黑色沃洛格達花邊。這套裙服已經成了她的心病，為它攢了好几年錢。最后她終于傾其所有，買了天鵝絨和沃洛格達花邊，并交給了裁縫。她想穿著它去參加新年晚會，應該提一下的是，她正悄悄地与我們的一位朋友相愛，她的夢想就是穿著這件令人惊异的衣服出現在他面前。但是，她沒能如愿以償，恰在新年晚會前，她被捕了。 調查進行了好几個月。起初听說她被捕的消息，我們想起了她說過的話，斷定她會供出對我們不利的證据，使更多的同伴遭逮捕。但過了好長時間也沒人被捕，甚至連訊問都沒有。在某种意義上說，這并不是好事，因為無法知道調查是如何進行的。瑪麗娜有個哥哥，他們准許他為妹妹請律師，還告訴了他開庭時間。我們當然要到法庭看看，幸運的人進了審判庭，其余的人就擠在走廊和樓梯上。審判是在城區法庭進行的。 我們坐在審判廳里，等待著。突然門開了，兩個持槍法警把瑪麗娜押進來了。整個大廳的人都惊呆了：她穿著奢侈的天鵝絨晚禮服。在獄中關了几個月，這可怜的姑娘當然看上去臉色蒼白，但卻像童話中的公主一樣美麗。真不知道她在獄中怎么會有這种打扮，而且她還梳著皇后般的發式，脖子上系著天鵝絨緞帶，上面挂著一個十字架。這是第一個跡象，表明瑪麗娜沒有屈服；在監獄中很難爭得戴十字架的權力。 審訊進行過程中，瑪麗娜沒牽扯任何人。只有她的兩個鄰居出來作證。克格勃強迫他們證明，有人找過瑪麗娜，而且來去時都帶著紙張。瑪麗娜否認打印非法印刷品。她說：“我沒看出這里面有什么錯。人們有權了解全部事實真相。但如果人們為此而受迫害，我為什么還要幫助迫害者？” 這就是她對法庭所說的話，說完以后再也不看法官。她坐在被告席上，安詳地望著大廳中的朋友，有時還沖我們微笑。看上去好像是剛跳了許多華爾茲后正在那儿休息。這期間，她所愛的那小伙子眼睛一直沒离開她。 瑪麗娜被從輕發落——在普通勞改營監禁三年，罪名是散布對蘇維埃制度的誹謗。打听到她的勞改營地址，我便給她寫了封信，問她從哪來的力量，因為過去她膽子很校瑪麗諾契卡回信說：“佳爾卡。我穿著那樣的衣服怎么可能失去自己的尊嚴？我的行為要与我的裝束相配才對。他們來抓我，這极大地傷害了我。那天我剛從裁縫那里把這件衣服拿回來，我真說不出它有多么漂亮。我想象著如何穿著它同他一起迎接新年的到來。沒想到他們突然來找我。我意識到我再也參加不了什么晚會了。絕望中，我把那件夢幻般的衣服穿在身上，來到了監獄。在我的想象中，除夕之夜我同他在一起。這都是因為這件衣服。我還是個膽小鬼，一個軟弱的人，像過去一樣。” 我把信拿給他看了。他立即赶到勞改營去看瑪麗娜。現在兩個人關系很好，瑪麗娜很幸福。這一切都是因為那件吉祥服。 佳麗娜講完后，大家爭先恐后地講各自的故事，全跟衣服有關系。事實表明，買衣服或帽子不僅能改變女人的心情，而且能改變她的整個生活。 例如，愛瑪透露了一個秘密：“在戲劇學院讀書時，我的夢想是買頂漂亮的小綠帽儿來配我的紅發。從那以后，每當心情不好時我就對自己說：‘看來我該買頂小綠帽儿了’。我往往去商店花很多時間挑選，要沒有綠色的，我就試其它顏色的，然后買一頂，這才滿意地回家。我有許多這樣的帽子，都不知該怎么處置它們。光綠色的帽子就有一打，你們誰想要嗎？來挑吧，免費供應。” 但沒人對綠帽子感興趣，于是奧爾佳講起了她的故事。 故事之七 女工契爾佳講的是兩位母親的儿子在產院被調了包，以及她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 第一天我就差點儿講出這個故事。之所以沒講，是怕嚇著你們。現在好了，大家都和自己的孩子混熟了，誰也不會擔心自己的孩子与別人的調了包。因為我的故事說的就是調包的事。 兩個女人住同一產院的同一病房。一個是列宁格勒當地人，是一位工程師；另一個是鄉下人。這位列宁格勒人是在排隊買食品時開始宮縮的。她倆躺在同一產房，同時生的儿子，產后住同一病房，因此結下了友誼。同我們在座的一樣，她們也是不同類型的人，但女人在一起總能找到話題，也有時間相互了解。 后來她們出院了，相互道了聲再見，以為再也見不著了。 五六年過去了，那位工程師有一天去市場買土豆，突然看見了在產院結識的朋友正賣菜呢，她們彼此相認，并為重逢而感到高興。 “你的儿子好嗎？”農婦問。“上帝又賜予你一個孩子嗎？” 工程師治了多年不育症，盼了好多年才盼來那個孩子，后來沒再生。“這孩子很不錯，我和丈夫都挺高興，我們沒再要孩子。我丈夫唯一不解的是，埃迪克長著一頭紅發，而我們家的人都是黑發。或許這孩子有點象奶奶。” “我們科爾亞也是，他長了一頭黑發，象甲虫一樣黑。我丈夫起初跟我開玩笑說：‘這小黑孩儿像誰呢？他卻不象是俄國人。’”工程師是猶太人。她從包里掏出儿子的照片給農婦看，農婦抓過照片，凝神細看，低聲問：“你說你的儿子叫什么？” “埃迪克。” 沒想到農婦大叫起來，聲音之大整個市場都能听見：“我儿子，我親愛的小儿子。他們怎么給你起了個這么討厭的名字。你怎么成了人家的人，親愛的？” 她又哭又叫，最后招來了值勤民兵。但她絲毫沒覺察到，只是一個勁儿地指指照片，又指指工程師，悲憤地哭訴道：“她把我儿子抱到她自己家去了。” 工程師不知她為什么突然大吵大鬧，嚇得臉色灰白，昏了過去。幸好市場上有急救站，派來個護士。護士救醒了她，倆人都被帶到了民兵糾察隊接受審訊。最后他們記下了她倆的住址，并讓她們找法庭解決問題，因為這不是他們能解決的事。 去法庭之前，兩個人都平靜了，決定先去看看孩子，以弄清是否真的調了包。工程師叫了輛出租車把農婦帶到了自己家。在路上，她就讓農婦保證只是看看孩子，什么也不許跟孩子說。 到家了。農婦看了那孩子，也就是埃迪克，坐在那儿又哭起來，但她遵守協議，什么也沒說。然后兩個人走出家來到街上，農婦對工程師說：“沒錯，索菲婭，肯定是調了包。 你的埃迪克跟我的丈夫一模一樣，他是紅頭發，跟我們其他几個孩子一樣。喏，這是我的地址。去看看你真正的儿子吧。 但協議照舊：什么也別說。” 第二天，工程師為農婦的孩子們買了一大堆禮物，乘車去了三百公里以外的洛德諾依波利。她在那儿看到了什么呢？ 五個孩子坐在板凳上——四個是紅發，一個是黑發。她不由得急忙走過去看這個黑眼睛，卷頭發的小科爾亞——他簡直是她儿時的翻版，看見他就如同看見了自己儿時的照片。 晚上打發孩子睡了覺，大人們坐在桌旁開始討論下一步怎么辦。兩個女人吧嗒吧嗒掉眼淚，農婦的丈夫則坐在那儿想辦法。他出了這樣一個主意：“索菲婭·阿羅諾芙娜，我們把孩子調換一次，看他們是否認自己的母親和兄弟。當然，你大概給了我們的孩子許多巧克力，也會很寵愛他……而科爾亞卻習慣于曠野生活，他光著腳到處跑，整天在河邊玩，一天喝一公升牛奶。要是沒了新鮮空气，只有巧克力，他怎么能活得下去呢？可孩子又不得不回到他們的既定的命運上去。” 母親們考慮了一下，決定盡量和平解決問題。索菲婭·阿羅諾芙娜又呆了三天，試圖与科爾亞交朋友。她在村里的商店中給他買了魚鉤、魚竿。也就是說，她盡量使他對自己產生好感。這小家伙儿好像感覺到了什么，對她依依不舍。然后在商定的那天，她向他提出到列宁格勒的“姨”家住一段時間。這是兩位母親商量好的——跟孩子們說她倆是姐妹，這樣他們在另一家就不會感到陌生。 就這樣，索菲婭·阿羅諾芙娜和科爾亞來到了列宁格勒。 瓦西里·瓦西耶維奇也跟隨而來，他要看看他的儿子埃迪克，并帶他到洛德諾依波利呆一段儿，也是想看孩子是否能适應新家。 科爾亞很喜歡列宁格勒的“姨”家，而且第一天就与埃迪克成了好朋友。科爾亞在家是最小的，而愛迪克是根獨苗儿，所以很高興有個朋友。同時，瓦西里·瓦西里耶維奇盡力哄埃迪克，給他講釣魚、打獵。這是所有的孩子都喜歡的。 第二天這孩子就主動提出：“瓦斯亞叔叔，我們何時去林子里捉松鼠，還有釣魚？”几天之后，他們收拾行裝出發了。科爾亞留在了真父母身邊。自然，索菲婭和丈夫盡量寵愛他，帶他去馬戲團、動物園和儿童劇常他們給他買書，最有趣的書，還給他買了童車。這孩子歡天喜地，跟他倆形影不离。他要索菲婭晚上給他大聲朗讀，因為他說他家從沒有這么美妙的事情。但一星期之后他開始鬧著要走。“我該回爸爸媽媽那儿了。他們快收土豆了，我得去幫忙。” 他父母害怕了。但他們不得不准備送他走，因為有協議在先，不要讓孩子不高興，暫不跟孩子說什么，只做他們喜歡的事情。 索菲婭和丈夫決定利用假日同科爾亞一起去洛德諾依波利，以便于接近他，使他不至于忘掉他們。 他們到那后見到了埃迪克，他看上去十分健壯，晒得黝黑，還打著赤腳。他學會了在河里游泳、釣魚。已經成了個小男子漢。當然，他見到父母很高興，特別是見到他的新表弟科爾亞。因為他們不僅同年，而且几乎是同時生的。 你們猜事情的結果怎樣？沒經過法庭，問題全部解決了。 每個孩子都有兩雙父母：索菲婭媽媽和尼烏拉媽媽，利奧瓦爸爸和瓦西亞爸爸。同時，每個孩子都有五個兄弟姐妹。他們把兩個孩子送到列宁格勒的外語學校讀書，而暑期則到鄉下度假。為了避免暑期太孤獨，索菲婭的丈夫把所有的“侄子侄女”——即科爾亞和埃迪克的兄弟姐妹們——接來同祝這是個奇特的家庭組合，但卻比一般的家庭更親密，誰都羡慕他們。問題的關鍵在于，雙方孩子都幸福。我的意思是，換了別人，事情的結局恐怕就不是這樣了。 “唉，要是人都像個人樣該有多好。”吉娜听完故事后感歎道。 大家都同意她的看法。 尼爾婭開始講另一個故事。 故事之八 教師尼爾婭描述了媽媽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第一天我就講過，我儿時最早的記憶是，媽媽穿著洁白的裙子，在半開的窗前彈奏鋼琴，看上去年輕、溫柔。好長時間我都認為這只不過是一個夢，因為這种情景時常出現在我的夢中。我從沒把這夢告訴過媽媽，因為我長大后生活很慘：媽媽長期患病，我們買食品和衣服的錢都不夠，別說音樂了。多少年了，我甚至都不知道媽媽彈過鋼琴。 后來有一天我們要去一個很富有的遠房親戚家做客。他們過去不怎么理我們，但這次不知為什么要請我們去參加一個生日聚會，是為他們的女儿愛拉舉辦的。愛拉与我同歲。我們花了一星期時間做准備，但我沒有鞋穿。已經是深秋了，我上學時還穿著橡膠涼鞋和毛線襪子。我上學時穿的衣服已經補過上百次。從學校一回到家，就立即脫下這件衣服，換上更破舊的，這樣，這件好點儿的衣服就能穿的時間更長些。我沒有禮服，也沒有象樣點儿的衣服，穿什么去做客呢？沒想到最后媽媽創造了奇跡。她翻騰出一些破舊的毛線織物——一只手套、一條破圍巾、兩只毛線衣的袖子（她把毛線衣改成了毛背心）。我們花了兩天時間拆這些破舊衣物，把能用的毛線纏成線團。然后媽媽把毛線染成黑色，為我織了一條漂亮的裙子。她還用舊睡衣改做了一件短外套。而最重要的是，她設法給我做了一雙做客穿的鞋。她找出我下雨天套涼鞋穿的長筒靴，并用布條和紐扣為這雙鞋織了小鞋罩。不過，母親告訴我去做客以前絕對不要穿，因為這鞋罩穿一次就坏。 媽媽也沒忘了自己。她當醫生的妹妹送給她一件白大褂，媽媽用來改做了一條优雅的連衣裙，還鑲了綠色的花邊儿，這樣就看不出裙子是次布料做的。我不知道母親為什么在這上面花這么大的心思，不過我猜這是因為窮人也要有自尊，她不想在富有的親戚面前顯得寒酸。或許這也恰好說明，她對生活還沒有失去信心，還有許多好時光。畢竟媽媽還年輕。 我們來到了親戚家，打扮得整整齊齊，而且心情還挺激動。他們家的房子大极了，而且滿屋都是漂亮的家具，大大的圓桌擺滿了食物，這些食品我連听都沒听說過，更別說吃了。我知道的水果只有苹果、西瓜和野草莓，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知道了。而他們有葡萄、桃、香瓜。愛拉穿著漂亮、精制、帶大花邊領的天鵝絨禮服。我看起來也很好，說真的。 至少我自己是這樣想。使我大失所望的是，愛拉大聲問我：“你鞋上那是什么東西？是自家做的吧？” 我感到一陣劇烈的羞辱。但我立即想到，如果我感到羞辱，媽媽肯定會傷心的，所以我克制著自己，說：“是的，這鞋是媽媽特意為配我的裙子而做的。你喜歡嗎？” “噢，我知道。這叫整体效果。”愛拉說，她是想表現她有多聰明。 跟主人和來賓們坐在桌子前，我感到象真的過節一樣。有這么多美味佳肴，我吃得很飽，后來好長時間都不餓。我与其他的孩子們一樣，大部分時間都在喝檸檬汁。餐后主人給我們每人一小杯冰淇淋。這簡直如童話一般。我真覺得我是舞會上的灰姑娘—一只是沒有王子。 后來，奇跡發生了。桌子收走后，大人們開始跳舞。女主人突然對母親說：“貝絲婭，你是個杰出的鋼琴演奏家，給我們彈個曲子吧。” “哎呀，別開玩笑了，魯芙契卡，我好多年沒摸鋼琴了。 不過，我倒可以試試。要是不行的話，那就真不行了。”媽媽向牆角走去，那儿擺著一架黑色大鋼琴。直到這時我才注意到這么多家具中還有一架鋼琴。 媽媽在圓凳上坐下來，打開琴蓋，手摸琴鍵，閉上眼睛，努力回憶著什么。然后，她微笑了，手在琴鍵上輕輕滑動著，連看都不看。她開始彈歡快、簡單的小調，是一首名歌，客人們跟著唱起來。一曲終了，客人們還在拍手叫好，她已開始彈起嚴肅的作品。大家都在靜靜地听著，我使勁克制著自己的激動，我為母親感到驕傲。穿著白色的裙子坐在閃閃發亮的黑色鋼琴前，媽媽顯得美极了，而且音樂是如此地庄嚴，如此地优美。家里的收音机放的那种亂七八糟、毫無生气的音樂怎么能跟這個相比呢？ 突然，媽媽開始彈奏很憂傷，而又极其优美的曲子，這熟悉的曲調立即把我帶入夢境：媽媽在窗前彈著鋼琴，我在小搖車里手舞足蹈。今晚屬于媽媽的，我真怕我打攪了她。突然，我感到我們的整個生活只不過是殘缺不全的碎片，只是美好生活的結束，而以前美好的生活對我來說只是一個夢。我盡力克制著不讓自己哭出來，但最后眼淚終于奪眶而出。媽媽嚇坏了：她急忙跑過來安慰我。主人和客人們也都圍過來，有人把一杯檸檬汁送到我嘴邊，但我喝不下去。媽媽向大家道了歉，很快領我回了家。她什么也沒問，只是把我抱到床上，給我墊好枕頭，我便睡去了。 第二天，我給媽媽講了我的夢以及我如何認出了媽媽彈的曲子。“那是戈達爾的華爾茲，”她說。“我過去很喜歡它。 但你怎么會記得？那時你還是個嬰儿呀？” “那是我在夢中常常听到的音樂。我給您哼哼？”于是，我給媽媽哼了戈達爾的華爾茲。媽媽哭了，很久以后媽媽才告訴我，那時是媽媽一生中最幸福的時光。 故事之九 女導演愛瑪講的是傷心的离別和快樂的發現。 這一發現挽救了愛瑪的朋友們，他們因羅蒙諾夫在列宁格勒的試驗而備受其苦。 有個時期我不斷同人告別。朋友們一個個都走了，去了四面八方。我的好朋友現在有一半在國外。人們出去的目的是為了自由地著書、作畫、演奏音樂、拍電影、演戲。有時我感到整個俄國都在出走。每次告別眼淚都要流成河，而之后留下的記憶卻是一片荒漠。 對我來說，最難受的告別是送考斯特亞走。我已給你們講過他。他家是列宁格勒最吸引人的地方。每天都有許多各界名流去那儿聚會。不過，去那儿的人大都是搞藝術的，要不就是不同凡響的、令人感興趣的人。考斯特亞在我們學院讀戲劇史專業時，我們就成了好朋友。他是什么樣的人呢？噢，他是這樣的人，你可以隨便招呼他，什么都可以跟他聊，而過后總能發現，你有了許多新的藝術觀和新的打算。就藝術觀點而論，他總給人以极大的鼓舞。 可后來考斯特亞也走了。我們把他送走后，我去他家幫他媽媽收拾東西。考斯特亞走后，政府要收回一間房子，只給他媽媽留下一間，所以要把他那間屋子收拾出來。我傷心地整理著他留下的一些書籍，把他沒能帶走的畫從牆上摘下來。報紙曾把這些畫說成是“可怜的、西方模仿者的低劣之作。”而現在要想把這些“低劣之作”帶出國，政府卻要征收重金。我一邊忙著收拾東西，一邊听著對面窗戶里傳出的音樂。一幫孩子在一遍遍地重复播放著阿巴錄音。我隨音樂擺動著，試圖沖淡自己的傷感。 一天，考斯特亞的母親耶芙多尼婭·波羅芙娜要我收拾一下閣樓，那几多年來攢了一大堆東西。我彎腰爬進了閣樓，因為空間很狹窄。我翻騰著這些東西，一件件地叫著它們的名字，并拿著讓在下面的耶芙多尼婭看看。她坐在下面的椅子上，就象坐在王座上的女皇，對我發號施令：“這個扔掉，這個你可以留作紀念，這個可以留著。” 在閣樓的角落里我發現一個袋子。解開一看，里面是個舊枕頭套，但象耶芙多尼婭的其它東西一樣地干淨。伸進手去一摸——好象是糧食，或許是小麥。“這儿有個袋子，里面的枕頭套大概裝的是小麥。” 耶芙多尼婭猛地從椅上站起來說：“什么？裝小麥的枕頭套？不可能。它還在那儿？天哪。知道這麥子是怎么回事嗎？ 愛瑪。”我馬上爬到閣樓門口探出頭來，耶芙多尼婭總有迷人的故事告訴我：“戰爭后期，長期的封鎖結束了，但糧食還是奇缺。我設法弄到了一袋小麥，用咖啡磨磨碎，做成了麥片和松餅。這口袋小麥可救了我和考斯特亞的命，后來情況好轉，這袋麥子我們沒吃完。有人建議我拿到市場上換點別的東西。但我沒那樣做。‘上天保佑，但愿我們再也用不著它，’我說，‘但我要留著它，以防万一。’所以它放到了現在，從１９４４年至今。” 我坐在那儿听她講故事，手不停地抓著小麥。“那么我們怎么處理它？這回你還有什么要說的嗎？” “照舊，上帝保佑，最好我們永遠用不著它，但還是要留著它。” “好吧。” 我把袋子放回原處。正要捆上袋口時又發現枕頭套下還有一個小麻布袋。打開一看——樂得我差點從閣樓上掉下來。 我沒說什么。耶芙多尼婭不故心地問：“愛瑪，你翻到什么了？” “親愛的耶芙多尼婭。您那句話是怎么說的？‘上帝保佑我再也不需要它，但我要保留它以防万一，’這回又該用到這句話了，干蔥。”說完我把這袋干蔥恰好扔到她腳下。 這回耶芙多尼婭也樂了，激動得眼淚都流了出來，好象眼前是鮮蔥，而不是干蔥。 那是在１９７４年，我們的市長羅蒙諾夫剛剛宣布他近期的“列宁格勒試驗”。他宣稱，列宁格勒的蔬菜完全可以自給，并頒布了嚴厲的規定，禁止從外地或別的共和國進菜，帶到自由市場也不行。試驗一年，結果他晉升到政治局，而本市卻鬧菜荒，沒有土豆，沒有卷心菜，沒有胡蘿卜，最糟的是沒有蔥。自由市場上一出現便立即被搶購一空，而且价格高得嚇人——八至十盧布一公斤。自然，我和耶芙多尼婭長時間沒聞過蔥味儿了。沒想到突然間發現這么多蔥。 我把這些干蔥分成好几份，然后坐下來開始給好友們打電話，“嘿。”我說，“你多長時間沒蔥了？一個月？兩個月？ 你對１９４４年產的蔥感興趣嗎？來拿吧。” 這些人陸續來了，听說了事情的原委他們也大笑了一番。 我們的廚房飄起了久違的蔥香，引得鄰人們羡慕不已。 可以想象到，愛瑪的故事引得大家發泄了一通怨气。然后大家轉向愛麗什卡：“哎，該你了，愛麗什卡。你要結束我們的《女人十日談》，可別讓我們失望。” 故事之十 女秘書愛麗什卡講的是一位外號叫幸運的瑪麗婭的婦女，另外還談到了普通俄國婦女的幸福。 因為我要結束我們的《女人十日談》，我愿給你們講個有著特殊幸福的女人，她住在我們院子，大家喜歡叫她幸運的拜麗婭。她已經退休了，整日酗酒。一喝完酒她就踉踉蹌蹌來到院子里，坐在凳子上給人們講她如何幸運。我听過几次，所以才能講給你們听。 瑪麗婭的幸運開始于父母被捕的那一天。那時她還是五歲的瑪莎，正跟父親玩捉迷藏。她藏起來了，父親在找她。瑪莎自以為藏的是絕妙的地方——她趴在浴缸下面。她趴在那儿等爸爸發現她，或叫她，然后宣布他輸了。她在那儿趴了好長時間，最后睡著了。在這時，家里遭到搜查，父母被訊問并被帶走了。爸爸媽媽知道瑪莎的奶奶要來，所以沒提房間里還有他們的孩子。他們擔心瑪莎會被帶到孤儿院去，因為父母被捕后孩子一般都被帶到那儿去。果然瑪莎很幸運，當天晚上奶奶就來了。她來時恰好瑪莎醒了過來。她從浴缸下爬出來，開始哭著找爸爸媽媽。奶奶經過的事多，一看房間里這么亂，馬上就明白發生了什么事。她抱起瑪莎，拿了些必需的東西，把瑪莎父母的照片從牆上取下來，然后逃出列宁格勒，去了鄉下。這是瑪麗婭第一次走運，那年月許多孩子不僅失去了父母，還失去了自己的名字。他們被給予新的名字以加快“再教育的進程”。 戰前不久，瑪莎已經十几歲了，她奶奶領著她离開列宁格勒地區，投奔了西伯利亞的遠房親戚。這是瑪麗婭第二次走運，因為那時人們正從外地涌向列宁格勒，而后來都餓死了。但她同奶奶去了西伯利亞這才幸免于難。 瑪莎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加入少先隊、共青團，与其他孩子們一起學習朗誦歌頌祖國的豪言壯語：“為了我們幸福的童年，謝謝您，親愛的國家。”至于父母，她當他們已經死了。直到奶奶臨死前，才把爸爸媽媽的事情告訴她。那已是斯大林以后的時代。瑪麗婭急忙跑去打听，而他們告訴她：她的父母已經遷居，現在某某地方。她立即動身去找他們，發現他們還活著，只是活得很慘。從勞改營出來后他們也找過她。他倆先后死在她的怀里。但瑪麗婭自感很幸福，因為她畢竟見到了父母，而且他們死在家里溫暖的床上，而不是勞改營的舖上。 瑪麗婭嫁給了一個挺漂亮的小伙子，但卻是一樁不幸的婚姻。他是酒鬼，經常往死里打她。當她談起离婚時他便以殺死她相威脅。瑪麗婭嚇坏了，因此只好跟他將就著過。但幸運的是：丈夫勾搭上一個漂亮的鄰居并因而拋棄了她。 瑪麗婭在火車上當乘務員。工資很少，所以她跟其他乘務員一樣在長途列車上想法賺點錢：從南方帶來水果，從列宁格勒帶走衣物、汽車零件、半導体以及其它一些在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不可能買到的東西。一次她所在的那次列車遭到檢查，看她們是否投机倒把。瑪麗婭帶了一袋橘子。她決定把它藏在兩節車廂之間的平台上。車開著她就打開了車門，然后走到外面的平台上，并把袋子挂在了那儿。恰在此時列車來了急剎閘，她飛了起來。但她很幸運。她手里摸著袋子沒松手，而袋子挂住了門把手，這才沒把她甩出去。她嚴重致殘，但橘子口袋卻救了她一命。有人從窗戶中看到了發生的事情，并拉響了報警器。 “再有一分鐘，”瑪麗婭事后說，“我就會松手掉到車輪子底下去。因為我馬上就要失去知覺。” 也就是說，她是幸運的瑪麗婭。 她被送到了醫院。她躺在那儿，想著如果他們發現她出事的原因——全是因為那袋她想倒賣的橘子——她就會丟掉養老金。但一位也是乘務員的朋友悄悄告訴她，趁亂之机，一位手疾眼快的乘客偷走了那袋橘子，這樣瑪麗婭就安全了。由于工傷致殘，她得到了一份不錯的養老金。另外鐵路上為照顧她這個殘廢人還在列宁格勒給了她一間房子，有八平方米。 真是幸運的瑪麗婭。 瑪麗婭有固定的養老金，雖說一條腿有點痛，但卻拖累不著任何人，而且任何人也不依賴她。但后來鄰居們突然告到民兵那儿，說她是個酒鬼，應該把她赶出去，把房子讓給“誠實，不喝酒而且處境困難的勞動者。”瑪麗婭被帶去檢查并被宣布為酒鬼。但念她是個殘廢工人，他們沒赶她出去，而是開始給她治療。 她在醫院呆了三個月，然后宣布治愈，并被送回了家。回家發現有三個月的養老金在等著她，她立即買了件不錯的冬大衣，而剩下的錢又喝了酒，三個月的治療白費了。從此，每當要買什么東西或是沒錢花的時候，她就鎮定地走到戒毒辦公室告訴他們說：“我想治療酗酒症。送我去醫院。” 于是他們照辦了，而她的錢又攢下了。這就是我們的瑪麗婭。她看上去很慘，但如果一個人說她自己生來就是幸運的人，你怎么能不相信她呢？ 大伙儿講故事時，我一邊儿听，一邊琢磨著：生活中有好事也有坏事，連我們自己都有時好有時坏，是善与惡的混合体，這一點咱們應當承認。每個人的生活中都有過幸福的時光。真的，咱們都有自己的幸福。阿爾賓娜确實有過不幸的遭遇，可你們看她呀——長得多好看。漂亮得象個洋娃娃。 對咱們來說，能出一次國都是莫大的幸福，可她呢，几乎游遍了全世界。她多有福气埃拉麗莎与愛瑪她們倆呢，簡直比男人還要強；正因為這一點，她們要想找個合适的男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可她們已經決定生個孩子自己過了；況且她們都有著自己喜愛而又令人羡慕、尊敬的職業，誰能說她們不幸福呢？ 吉娜就更不用提了，她所面臨的是最大的幸福。她同伊格爾將會遇到什么樣的艱難困苦，將來的生活是否如意，這都很難預料。但在今天，最晚不過明天，有一份嶄新的生活在等待著她。我們真羡慕你，吉娜莎，你是雙喜臨門：生了儿子，又要和心愛的男人結婚。 關于瓦倫蒂娜我要說兩句，我一直很害怕你這樣的女人，瓦柳莎。每次去机關辦事，我總要先瞧瞧辦公室里坐的是男干部還是女干部。官僚讓人生畏，而女官僚又比男官僚還要可惡百倍。可你呢，卻保持了自己善良的心。不管你同意与否，我認為這一點就是你最大的幸運：你身居政府部門，不僅沒有失去人味儿，更可貴的是，你也沒有失去女人味儿。 娜塔莎有個好丈夫，還有一套房子，她自己又是個熱心腸的人。奧爾佳實實在在，踏實肯干，就象涅克拉索夫所描述的那种人：“她能攔奔馬，她敢闖火海。”當然，并不是說女人非得干這樣的事情才算偉大，而是說奧爾佳和男人一樣每天三班儿倒，和男人一樣完成生產任務。一旦爆發戰爭或其它災難，能夠拯救我們的還是這些普通的勞動婦女。 該怎么說你呢，佳麗娜？你的那种幸福并不是人人都欣賞得了，至少我不能。我理解不了你們持不同政見者的觀點。 這种觀點的意義、目的是什么？只有一點我很清楚，那就是，你們在堅持自己的信念。那也一定就是幸福吧。 尼爾婭，你自己大概知道自己的幸福是什么吧。我忍不住要說出來：你的幸福并不在于你的音樂，你的學生，甚至你那位好丈夫，而在于你那非凡的心靈。它宁靜、深邃、純洁，宛如森林中的一江湖水。這恐怕是最難得的一种幸福了。 好了，我已經把你們都說了一遍，現在該談談我自己了。 朋友們，我簡直幸福得令人厭惡，幸福得不可饒耍我的生活中沒有一天不曾被人愛過——媽媽的愛，姐姐的愛，瑟約扎的愛。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沒有什么遠大的抱負，也沒有非凡的才能。我只想盡自己的力量多養几個孩子，這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但有一點要提一下：無論我從前是多么的幸福，我還是希望我們的生活能夠文明起來。我覺得我們女人的生活應該得以進一步的改善和提高。這不僅僅指我們在座的諸位，而是全國的女同胞。我要說的就這些。若是有誰覺得我哪些話不中听，那就請多多包涵了。你們不會生我的气吧？ 沒一個人生愛麗什卡的气。相反，拉麗莎奔過去摟住了愛麗什卡，動情地說：“我們的小愛麗什卡，你真聰明。你說得很對。我們以往的生活并不是無幸福可言。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生活得更加文明。我認為這可以作為我們《女人十日談》的結束語。你們覺得怎么樣？” 大家都同意拉麗莎的提議。作者稍加思索，也同意了，并決定最后再畫上個句號。 ------------------ 大唐書庫 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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