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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皇家學院將1970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從而使前蘇聯与西方之間繼“帕斯捷爾納克事件”之后又一次出現了冷戰的局面。從那時以來，索爾仁尼琴也由一個“持不同政見者”變為“流亡作家”，其創作活動變得更為复雜，更為引人注目這是一部充滿了象征和隱喻的作品。“癌症樓”這一名稱本身就具有象征意味，何況作者還在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中就明确交代過：“癌症樓也叫做13號樓”。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癌症之對于人体和邪惡之對于社會，同樣都是致命的。“癌症樓”在作者心目中是隱喻和象征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 小說主人公的原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就是作者本人。索爾仁尼琴從流放地到塔什干治病的坎坷經歷和所見所聞，构成了《癌症樓》這部小說的基本素材。作者寫出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及其同病房里的各個病人的不同命運和經歷，他們性格的形成和人性的扭曲。作者寫的是人生的坎坷，但實際上是社會悲劇的寫照。一個個知識分子和忠心耿耿的干部被捕、流放、勞改的事實，使作者陷入痛楚的沉思，思考產生這些悲劇的緣由。結果，他發現了社會机体上的“毒瘤”，從而加以無情地剖析，把致命的“癌細胞”公諸于世了。 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在部隊里呆過7年，又在勞改營里呆過7年，之后是在流放地度日。就在這時他得了癌症，直至奄奄一息才好不容易住進了“癌症樓”，經愛克斯光照射他病情好轉。但是下一步的“激素療法”將使他“失去体會什么是男人、什么是女人的能力”，這代价在他看來“是太殘酷了”，他憤而反抗。表面上看來，科斯托格洛托夫過于粗魯，喜歡嚷嚷，實際上他比較隨和＿點也不傲慢，只是他生活中充滿了不幸，以致性格扭曲、性情暴躁。作者正是通過典型人物性格的扭曲，揭露和抨擊了肅反擴大化以及此前此后一次次清洗的罪惡及其對千千万万人心靈的損害。主人公對生活冷眼旁觀、對歷史深沉反思的態度正是作者本人坎坷經歷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科斯托格洛托夫知識淵博，但他無時不把爺爺的一句口頭禪當作自己的座右銘：“傻瓜好為人師，而聰明人甘當學生。”即使在勞改營里他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間吸取知識，甚至跟同營里原來是列宁格勒大學古代語文和古希腊、羅馬文學講師偷偷地學過拉丁文。科斯托格洛托夫又有著詩人的气質，讀者在閱讀小說的過程中會不知不覺受到主人公精神境界的感染，從而寄予無限的同惰。請看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怎樣談到流放地的一條河的：“這條河在沙漠中結束生命！一條河，不匯入任何水域，把自己最好的水和最好的動力就那么一路分送給萍水相逢的朋友們——這豈不是我們囚犯生活的寫照！我們注定什么也干不成，注定只能背著惡名從這個世界悄然消失，但我們所有最好的東西，猶如我們還沒有干涸的一片水面，我們所留下的全部紀念就是通過見面、交談、幫助這類方式互相捧給對方的一掬水。”（第二十二章）淵博的知識和詩人的气質又使科斯托格洛托夫具有了哲人的思維特點。他希望有一個道德健全的社會，他從人体的腫瘤想到國家机体上的“腫瘤”，自己宁愿待在“癌症樓”里，也不愿被“關進圍著鐵絲网的地方去”。 小說《癌症樓》的全部素材几乎都取自現實生活，有其原型，就連書中寫到的兩條狗——茹克与托比克，從狗的名字直到通人性的習性，都是直接取材于現實生活而并非杜撰，這一細節，讀者只要參看一下譯本前面的“作者生活照”便可一目了然。 “癌症樓”又仿佛是透視靈魂的一面巨大的照妖鏡。那些自以為是健康的人，那些在官僚主義机制下“正常”運轉的各個“部件”，實際上許多都是靈魂上的病人。像魯薩諾夫之類的官僚主義者，致命的倒不是他下巴頦那儿的腫瘤，而是靈魂上的“癌細胞”。作者通過描寫魯薩諾夫怎樣從一個工人步步高升、飛黃騰達，最后成為一個相當有權勢的“領導干部”，揭示出特權階層形成的社會根源及其道德淪喪、人性混滅的具体過程。魯薩諾夫當年是靠告密，靠捏造事實、誣陷好人并使其遭到流放、家破人亡，靠踩著別人而升上去的，甚至還趁机霸占別人的住房。而后來，當受害者得到平反和恢复名譽，先后都回到原來的城市時，魯薩諾夫卻咬牙切齒，對反個人崇拜的人怀恨在心：“他們有什么權利現在把那些人一個個放出來？”還恬不知恥地說：“怎么能這樣不近人情地作踐人呢？”（第十三章） 科斯托格洛托夫對魯薩諾夫這類靠誣陷手段爬上領導崗位的人恨之入骨，所以他才總是那么冷嘲熱諷、滿口粗話甚至無禮地對待魯薩諾夫，不僅不正眼瞧他．簡直巴不得讓腫瘤置他于死地。這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排解內心痛苦、反抗社會不公的一种手段。看到魯薩諾夫在癌症樓里仍然權迷心竅、居高臨下、放不下架子，科斯托格洛托夫不由得怒火中燒，決心報复。可惜的是，在癌症樓里，病員們几乎都“跟呆頭呆腦的雞似的。每一只都面臨著喉管上挨一刀，可還都在咕咕噠噠，到處覓食。一只被抓去宰了，而其余的還在刨土覓食。”小說《癌症樓》里几乎通篇都是這种象征和語義雙關的寫法。作者在第九章結尾處，寫到癌症樓里的三個同病房的病號，送一位出院等死的病友時插敘道：“這真有點像過去偶爾送出獄的人那种情景。”在作者筆下，癌症樓几乎等同于監獄，而這監獄又是終生監禁的“死牢”，因為即使有人可以從這座‘濫獄”里出去，“可一出大門他就又會被逮捕”。 從藝術手法上看，作者的細膩筆触簡直達到了惊人的程度。哪怕只讀了一遍，讀者也不會忘記同名小說《伊万·杰尼索維奇的一天》中的主人公是怎樣把粥碗舐得光光的，而《癌症樓》里的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怎樣從簽子上“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烤羊肉串的肉塊的。“司机們每人吃完四五串烤肉，發動引擎開車走了，而奧列格卻還在吮自己的那一串。他用舌頭和嘴唇感受著每一小塊鮮嫩的肉如何滲出汁來，如何散發香味，又怎樣火候到家而絲毫不焦，感受著每一小塊這樣的肉里還蘊藏著多少未被破坏的天然魁力……”（第三十五章） 看來，主人公科斯托格洛托夫面對死亡与癌症的態度，他所表現出來的那种生命激情，正是作者著意傳達的重點之一。至于怎樣傳達，通過什么傳達，那大概就涉及到作者獨運匠心的构思和特殊的藝術技巧了。小說《癌症樓》中，夢境、幻覺以及本能的沖動等下意識活動占有一定的比重，作者還采用了自由聯想和內心獨白等手法，這就使作品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帶有“意識流”特色。作者通過對性欲的描寫，揭示存在于人身上的感惰是無法滅絕的真理。即使感情由于客觀原因暫時混滅，到了一定的時候還是會复蘇的。在流放地，“從村子的各個角落整夜都有毛驢和駱駝在各自的圍欄和院子里像吹號似地發出急切、得意的嘶鳴，表達它們求偶的情欲和傳宗接代的信心。這种求偶的呼聲在奧列格本人的胸中引起了共鳴。”（第二十章）即使在他多年經受勞改、流放、沉冤難白而來到“癌症樓”治病的時候，人性乃至性意識也在他身上猛醒：他開始注意女人的腿，開始想到女人，因為“他多年壓根儿沒看到過女人。當然也沒接近過。他听不到她們的說話聲，他不記得什么是女人的聲音了。”（第十八章）強烈的情欲，本能的欲望，在作者筆下，成為生命力的一种標志。通過對性欲的描寫，作者展示出主人公追求精神自由的心靈世界，并以此表現主人公對自己“被永遠流放”的現實世界所進行的反抗。在科斯托格洛托夫頭腦里，“生活的花朵”全在女人身上。作者雖然寫了惰欲，但并沒有寫淫亂。作者旨在突出的是：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上的痛苦更難忍受。這就是為什么生者比死者更痛苦：“對男人戰爭是慈悲的，把他們帶走了，而把女人留下來受痛苦折磨。”（第二十五章）科斯托格洛托夫是“鐵絲网內”不幸朋輩中的幸存者，他感情上變得麻木了，政治熱情已消失殆盡，似乎惟有与動物本能相通的性欲尚存。作者常常采用“意識流”手法，使主人公追求女性時不受理性控制的下意識內心活動得以自然流露。然而，即使在這一點上，人与動物也畢竟是有區別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豈不也曾試圖以理智去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行，應當設法從這种情感的浪潮中擺脫出來。下能每遇到一個可愛的女人就失魂落魄。”（第十七章） 在“性”的描寫方面，小說作者所著力寫的是心理活動。作者筆下的一切，似乎無不是象征和隱喻，暗示著人的心理意識情緒。從焦姆卡和阿霞這對青少年病號身上讀者看到了性的自然萌動和主人公的心理狀態，看到了他們情感的沖動和困惑。這里，同時也体現出作者對合乎自然的青春活力乃至性的欲望所給予的合乎情理的贊美。 《癌症樓》是一部呼喚人性的人道主義作品，同時又是剖析社會“毒瘤”、反思時代和歷史的作品。這樣的作品無疑會使讀者增強滌蕩社會頑症的信心。 索爾仁尼琴及其作品是极為复雜的一個突出現象，他的社會觀。道德觀和文學創作的藝術特點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的課題。目前，僅就他的文學作品來說，無疑，他是一位杰出的咋家，他繼承和發揚了俄羅斯文學的經典傳統。前蘇聯文藝界已能客觀地、實事求是地看待他的創作活動了，有些作家已開始承認他是一位“偉大的作家”。而在1980年，一位日本學者訪問我國時，曾把索爾仁尼琴与列夫·托爾斯泰相提并論，現在看來，這不是沒有依据的。不過，就索爾仁尼琴的深沉、陰郁、悲愴的創作基調和力度來說，我們倒是宁愿說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更為接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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