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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特种勞改營是斯大林晚期思想的一個得意之作。經過教育改造方面和懲罰方面的多方探索，才終于產生了這個成熟的杰作。這是一個色彩單調的、被無情的折磨肢解的、編了囚犯號碼的組織；心理上它早已經脫离祖國這個母体；它只有入口而沒有出口；它吞進來的只是敵人，送出去的只是它生產的財富和尸体。如果那位“高瞻遠矚的建筑師”看到自己這一偉大体制如今竟也遭到破產，他這位設計人所感受的痛苦該會有多么深啊，我們甚至難以想象。其實，他生前這個体制就早已經開始顫動了，有些地方冒出火花，到處出現裂痕。但是，看來，他并不了解這些，因為人們出于謹慎而不敢向他報告。特种勞改營這個体制起初是惰性十足的，它呆滯少動，趨于保持安定；但是，它的內部溫度卻在迅速升高，几年之間就達到了火山熔岩的狀態。假如那位“泰斗”再多活一年半載，就無論如何不可能再對他隱瞞這些小爆炸了，那么，這就必然會給他那老邁衰竭的思想又增加一項沉重負擔，他不得不作出新抉擇。要么放棄這個得意的主意而重新把各种勞改營打亂混編起來，或者相反，有步驟地把所有按字母表排號的千千万万囚犯統統槍殺，從而使這個主意能夠功德圓滿。 但是，這位“大思想家”在人們的失聲痛哭聲中死得稍微早了些。并且，他死去不久，就用他那正在變得僵硬的手一把拉住自己那個老搭檔——當時還是紅光滿面、精力充沛、意志堅定、掌管著最廣泛、最錯綜复雜、最棘手的內部事務的部長貝利亞，并把他咕咚一聲拉倒在地，拖帶走了。 古拉格群島的這位總管大人的倒斃，又災難性地加速了“特种勞改營”体制的崩潰。（這是一個多么嚴重而不可挽回的歷史錯誤啊！怎么可以把掌管著最隱秘事務的部長的五髒六腑都翻弄出來呢？怎么可以往蔚藍色肩章上涂抹瀝青呢？！） 二十世紀勞改營思想中最偉大的發明——號碼布被匆匆撕下來，被扔掉和忘卻了！只這一點就使特种勞改營失掉了它的嚴格划一性，何況又拆下了工棚窗戶上的鐵格子，拿掉了門上的鎖呢！這樣，特种勞改營就完全喪失了它區別于普通勞改營的、可愛的監獄特點。（拆掉鐵格子這件事可能辦得過于匆忙些。但按當時那种情況，實在是不敢怠慢，必須同過去的作法決裂嘛！）不管多么可惜，埃克巴斯圖茲的石砌監獄—一加強管制工棚（它當年曾經頂住了暴亂者的圍攻呀！）如今也已正式完全拆除了……既然霎時間把特种勞改營的人紛紛釋放出去，還要它干什么？是的，突然間把奧地利人、匈牙利人、波蘭人、羅馬尼亞人全釋放出去了，不管他們犯了多么肮髒的罪行，也不管判了十五年還是二十五年。這种作法自然在囚犯眼里把判決書的分量大大降低了。通信方面的限制過去曾使特种勞改營的囚犯感到自己猶如被活活埋葬，現在，這限制也取消了，甚至還允許接見家屬。接見！連提起它都可怕：接見呀！……（就連發生過暴亂的肯吉爾營如今也建起了一些小小的接見室。）不可遏止的自由主義湮沒了不久前的特种勞改營，甚至允許囚犯們留長發了（致使伙房里開始丟失鋁盤子：囚犯們偷鋁盤去改制成梳子）。現在囚犯們可以不用特种勞改營里的內部流通券，不立個人帳戶，可以直接持有全國通用的貨幣，可以和外界的自由人一樣用現錢買東西了。 他們未經深思熟慮就草率地摧毀了自己過去賴以生存的、苦心營造了几十年才建立起來的体制。 那么，怙惡不使的囚犯們是否由于這种寬宏大量的政策而多少有所收斂呢？沒有！恰恰相反！他們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墮落和忘恩負義，竟然學會了使用一個根本不准确的、使人難堪的、毫無意義的詞——“貝利亞分子”。現在，只要稍有不稱心的事，罪犯們動不動就用這個詞辱罵那些誠摯善良的警衛戰士、苦口婆心的生活管理員和對他們關心備至的勞改育首長。這种稱呼不僅傷害這些“實際工作者”，使他們寒心，而且在貝利亞倒台不久時甚至還包含著危險性呢：說不定會有什么人利用它來作為譴責你的根据。 因此，肯吉爾勞改點的一位首長（這時肯吉爾已經清除了暴亂者，補充進了一些從埃克巴斯圖茲來的囚犯）有一次不得不在講台上說出這樣的話：“小伙子們！”（在一九五四—一九五六年這一短短的時期內，他們曾認為同囚犯打招呼時稱呼“小伙子們”是可以的。）你們常常使用‘貝利亞分子’‘這個詞。這使管理人員和警衛人員覺得很委屈。我想請求你們以后不要這樣叫了。”對于他的這個請求，當時發言的小個子弗拉索夫卻回答說：“這才叫了几個月，你們就覺得委屈了，可是十八年來我們從你們警衛人員那里除了‘法西斯分子’這個叫法之外，就沒有听到過別的。我們不委屈嗎？”少校馬上答應：今后禁止再叫“法西斯分子”。這也算是等价交換吧。 經過這一切后果不佳的破坏性改革，可以說，特种勞改營的“斷代史”在一九五四年已告結束，此后它和普通勞改營就沒有什么區別了。、“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六年期間，秩序混亂的整個古拉格群島上出現了一個优待時期，這是一個空前的寬大時期；如果不包括二十年代中期的普通關押所，也許這就是古拉格群島歷史上最自由的時期了。 為了使自由主義在勞改營里得到無限制的發展，一道道命令，一個個視察員競相大賣力气。不再迫使婦女參加代木勞動了。現在認識到伐木勞動對婦女來說是過重的（雖然過去持續三十年的經驗證明它一點也不過重）。對服滿三分之二刑期的人恢复了提前假釋的辦法。所有勞改營現在都發現錢，于是囚犯們涌向小賣部。這些小賣部竟也沒有任何合理的限制。其實，總的看管制度已經放松，限制買東西能起什么作用呢，囚犯們可以用這些現錢到市鎮商店里去買東西嘛．所有工棚里都裝上收音机，訂了報紙，辦起了牆報，每個勞動大隊指定了宣傳鼓動員。此外，還時常請宣講員同志（上校們！）到勞改營來給囚犯們作各种報告（甚至還講了阿列克謝·托爾斯泰如何歪曲歷史的問題），但是軍官們要召集大家到禮堂去听報告卻不那么簡單：現在不能拿棒子赶了，必須用說服或其它施加影響的間接辦法才行。而且，勉強召集來的囚犯也不認真听台上的話，而是在下面嗡嗡地談論自己的事。現在允許囚犯認購公債，但是，除了那些正統派分子之外誰也沒有興趣。因此，教育員們不得不把每個人的手硬拉到認購簽字單上，以便從他們那里擠出哪怕十盧布來也好（這是赫魯曉夫時期的盧布）。每逢星期天還組織男女營區的文娛聯合演出。人們倒是很樂意看這种演出，有人甚至為此買來領帶系上。 同時，古拉格群島体制的精華中的許多東西又恢复起來了，又重新強調建設大運河時期賴以支持的忘我精神和首創精神了。組織起了“積极分子會議”，它下面還沒有教育生產、文娛活動、生活管理等各組，很像工厂的基層工會委員會的樣子；它的主要任務是：為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加強紀律性而斗爭。重建了“同志審判會”，其職權是：對犯錯誤的人進行批評、處罰，請求領導對其加強管制，直至建議當局對該犯不适用有關“三分之二刑期”的規定。 這些措施過去都曾經是勞改營當局手中的有效工具，不過那是在沒有見過特种勞改營的“屠宰”和沒有經過騷亂訓練的勞改營里。現在這里不同了。很簡單：第一任“積极分子會議”主席被“屠宰”了（在前吉爾），第二任遭到毒打。于是，誰也不敢再去參加積极分子會議。（原海軍中校布爾科夫斯基這時就在積极分子會議里，工作得很自覺，很有原則性，但經常受到刀子的威脅，十分謹慎，而且還要時而參加班杰拉分子們的會議去听取對自己行為的批評。） 自由主義的無情打擊使勞改營体制越來越軟弱無力。建立了所謂“輕管制勞改點”，（在肯吉爾也建立了這樣的點！）這里的隔离區實際上只是睡睡覺的地方，因為去勞動時不再有人押送，行走路線和出發時間都由自己掌握（大家都盡量早些走，晚些回來）、每逢星期天，上下午各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离營到城里去走走，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享受不到這种散步的權利。 并不是所有地方都這么松散。仍然有一些懲罰性的勞改點。例如，布拉茨克市郊的安德焦巴的“全蘇懲戒營”就是其中之一，原在奧澤爾拉格的兩手沾滿鮮血的米申大尉就在這里。一九五五年夏季這里關押著大約四百名受懲戒的囚犯（包括騰諾）。但是，即使在這里，隔离區內的主人也不再是看守人員，而是囚犯了。 請讀者投身處地替勞改營的統治者想想：在這种條件下還能夠工作嗎？還能夠指望取得什么成績？ 一九六二年，我去西伯利亞時遇到一個旅伴，他是內務部的軍官。他關于一九五四年前一段時期的勞改營的情況是這樣描述的：“完全的放縱！誰不愿意勞動就不去。囚犯們甚至自己出錢買了電視机！”他對這一個短暫時期的印象是极不愉快的。 因為如果教育員背后沒有皮鞭，沒有強管棚，沒有饑餓等級制，反而作為一個請求者站在囚犯面前、那不會有什么好結果。 但是，這一切似乎還嫌不夠！古拉格群島還受到了所謂“營區外拘禁”這個攻城大相的撞擊。按照這個辦法，囚犯可以完全住到營區外面主，可以自己購置房子，也可以安家，工資像自由工人一樣全部發給本人（不再扣除什么營區費、警衛費、勞改營。行政管理費等等）。這些囚犯和勞改營的關系只限于每隔兩周來報到一次。 這已經是到頭了！……是世界的末日，或者是古拉格群島的末日，或者就是兩者的末日！而司法机關竟把這种“營區外拘禁”當作共產主義制度的最人道的、最新的發明來加以稱贊碑 看來，經過這些打擊之后只有解散勞改營這一條路了。那就得毀掉偉大的古拉格群島；毀掉几十万“實際工作者”及其妻室、儿女和家畜，使他們多年服務的工齡、職稱和勤懇而無可指責的工作統統變得一錢不值！ 連這個過程似乎也已經開始了：有一些稱為“最高蘇維埃委員會”的，或者簡稱為“卸包袱委員會”的人們陸續來到勞改營。這些人一來便“踢開”勞改營的領導，在營本部的工棚里直接召開會議，簽發釋放證，而且簽發得那么隨便和不負責任，就像當年簽發逮捕證一樣。 “實際工作者”的各個階層都面臨著覆亡的威脅。必須設法應付這种局面！應該進行斗爭呀！ 在蘇聯，任何重大社會事件都只可能有兩种命運：或者以沉默將其扼殺，或者加以捏造歪曲。我不知道國內有哪一次重大事件曾經逃脫了這兩种命運。 對于古拉格群島的整個存在，也是如此。大部分時間是絕口不議它的，如果有時提到它，那就是謊話連篇。關于建造大運河時期和一九五六年的“卸包袱委員會”，也都是這樣。 關于這些“委員會”，盡管沒有報紙上的喧囂和客觀需要，我們自己還是在感動之余把它夸大了。是呀，怎么能不感動呢？要知道，許多年來我們已經習慣于連辯護律師都對我們進行攻擊了，而現在卻是檢察長在為我們辯護！我們多么渴望過自由的生活呀，我們覺得在獄外已經開始了某种新的生活，我們從勞改營內的變化中已經看到這一點。就在這個時候，派來一個神奇的、擁有全權偽委員會，它把人們一個個叫去，談話不到十分鐘就立即交給他一張火車票和身份證（某些人還拿到了在莫斯科落戶的證明）！面對這种情景，從我們這极端虛弱的囚犯的胸膛中，從我們經常傷風的嘶啞的喉嚨中，除了贊頌之外，還能夠發出什么別的聲音呢？ 但是．假如我們能夠抑制住自己那原為了把破衣爛衫急忙塞進旅行袋而猛烈跳動的心，站得稍微高一點的話，就會很自然地想到：難道斯大林的暴行就應該這樣來結束嗎？難道這個委員會的代表們不是應該站到隊伍前面去，摘下帽子，對大家講下面這樣一段話嗎？ “弟兄們！最高蘇維埃派我們來向你們道歉，請你們原諒。你們沒有犯任何罪過，竟然几年、几十年地被關在這里受折磨，而我們卻在挂著枝型水晶大吊燈的豪華大廳里開會，一次也沒有想到你們。我們馴順地批准了那個‘吃火魔王’的每一項滅絕人性的命令，我們是他的殺人罪行的同謀者。如果可以的話，請各位接受我們這過遲的忏悔吧！現在，大門敞開著。你們自由了！我們派飛机來了，就停在那邊儿，飛机上備有藥品、食物和冬衣供你們使用。飛机上也有醫生。” 雖然這兩种情形同為釋放。但釋放的作法不同，它的意義也就迥然不同了。現在的“卸包袱委員會”干的不過是一個細心的清洁工的工作，它是在順著斯大林嘔吐出來的髒東西進行認真的打掃，如此而已。這里并沒有建立起新的社會生活的道德基礎。 現在，讓我來引用一下A·斯克里普尼科娃對這個問題的見解。我是完全贊同她這种見解的。囚犯們一個一個（又是互相隔絕的！）被叫到委員會辦公室去。人們提出几個關于他的案件的問題。這些問題提得很客气，是善意的，但總的傾向是要使囚犯（可不是最高蘇維埃，而是那不幸的囚犯！）必須承認自己有罪。他應該保持沉默，應該低頭，應該處于被寬恕者的地位，而不是寬恕者的地位！這也就是：人們現在企圖以自由為誘餌從囚犯口中得到過去用非刑拷問未能逼出的東西。為什么要這樣？這很重要：使囚犯回到外界時必須謹小慎微；同時，還可以把委員會的記錄提交給歷史，用以說明：坐牢的人基本上都是有罪的，而被某些人所著力描繪的那些殘暴的、無法無天的事情則根本沒有發生過。此外，也許還打了一個小小的財政方面的算盤——既然不是恢复名譽，就無須發給平反補償款。這樣來解釋釋放囚犯的行動，就既不會毀掉勞改營体制本身，也不會妨礙向勞改營補充新囚犯（這种補充甚至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也從未中斷過），還可以不承擔必須釋放這些人的任何義務。 那些由于某种莫名其妙的自尊心而拒絕在委員會面前承認自己有過錯誤的人呢？這些人便被繼續關押在勞改營里。這類人的數目也并不很小。（一九五六年在杜布羅夫特种勞改營就把那些不肯認罪悔過的婦女集合起來，轉押到克麥羅沃州的勞改營去了。） 斯克里普尼科娃還講過這樣一件事：一個西部烏克蘭人婦女當初只因她丈夫是班杰拉分子便被判勞改十年。現在委員會要求她承認自己是因為丈夫是土匪而坐牢的。“不，我不能這么說。”“你這么說，我們就釋放你！”“不，我不能這么說。他絕不是土匪，他是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的。”“好吧，既然你不愿意，你就在這里呆著吧！”（當時那個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索洛維約夫。）過了几天，她丈夫從北方來看望她。她丈夫原被判刑二十五年，在北方勞改，這次他輕易地承認了自己是土匪，因而就被赦免了。見面時，他不但沒有稱贊妻子這种堅定性，反而气沖沖地責怪她：“你就該說我是魔鬼！說我長著尾巴，還看見過我的蹄子嘛！現在你叫我自己怎么管這個家和孩子們？！” 我還要指出：斯克里普尼科娃拒絕承認自己有罪，所以她又在勞改營蹲了三年。 這樣，甚至連自由時代來到這古拉格群島時也是穿著檢察官的法衣的。 然而，“實際工作者”們的惊慌失措也并不是毫無根据的：一九五五—一九五六年間古拉格群島天空的星辰排列确實与從前大不相同，這預示著群島的不祥年代的來臨，說不定就是它存在的最后年代！ 那些握有最高權力而又完全了解國內情況的人，在這几年間還能不能回頭看一下，惊醒一下，哭一鼻子？要知道他們還背著一個血淋淋的包袱呢，它在滴血，把整個脊背染得血跡斑斑的。政治犯放了，可是成百万的普通刑事犯又是誰制造的？難道不是生產關系造成的嗎？不是社會環境造成的嗎？不是我們自身制造的嗎？……不是你們制造的嗎？…… 還是把你們那開發宇宙的計划拿去喂狗吧1不要再為什么蘇加諾的海軍艦隊和恩克魯瑪的近衛部隊操心了！還不如安靜地坐下來，搔搔后腦勺想一想：自己的國家該怎么辦？為什么我國的、天下最好的法律意會遭到我們本國千百万公民的反對？是什么東西使得這些人硬是去鑽進那意味著死亡的枷鎖？又為什么那枷鎖越是難以忍受，鑽的人越多？怎樣才能使這支水流枯竭呢？是不是我們的法律不應該這樣？（這里就難免要想到那使人意志消沉的學校、荒蕪的農村，以及其它許多毫無階級含義、而只能認為是不公正的事情了。）還有那些已經遭殃的人們，我們怎樣才能使他們獲得重生？不能用廉价的“伏羅希洛夫大赦”一揮了之，要誠心誠意地對每個人的案件和具体情況進行調查分析。 那么，這古拉格群島應該不應該結束？莫非它應該永存？四十年來它一直在我們的軀体上腐爛發臭，夠了吧！ 不，原來不行！還不夠！要動動腦筋吧，可太懶了。而靈魂中對這些一點反應也沒有。那就讓這群島再存在它四十年吧！我們呢？我們要去處理建設阿斯旺高水壩一的問題了，還得管管阿拉伯人的重新統一問題呢！ 在尼基塔·赫魯曉夫長達十年的統治時期，我們久已習慣的那些物理法則突然間失去了作用，一些物体令人奇怪地朝著場力和重力所指的相反方向運動起來。當歷史學家們研究這一段歷史時。他們不能不為之震惊的是：在一個短時期內，竟有那么多的可能性和机會集中在赫魯曉夫一人之手，而他竟把這些可能性和机會當成了玩具，利用它們時像在開玩笑，像在作游戲，隨后便漫不經心地全拋棄了。在我國歷史上，斯大林之后第一個被賦予最高權力的是赫魯曉夫（盡管最高權力這時已經有所削弱，但仍然是十分強大的），而他在行使這种權力時卻酷似克雷洛夫寓言中那只小熊米什卡，只知道在林中曠地上無目的地、無益處地滾動著圓木玩耍。赫魯曉夫本來有可能以三倍甚至五倍的堅定性去籌划怎樣解放這個國家，但他卻把這件事像游戲一樣放棄了。他沒有認識到他所肩負的任務之重大，他放棄了這個事業，卻轉身去搞征服宇宙、种植玉米、在古巴設置導彈、為柏林問題發出最后通謀、迫害教會、把党的州委分為工業州委和農業州委，甚至去同抽象派藝術作斗爭了。 他這個人從來沒有把任何事情做到底過，而對于自由事業尤其如此！需要唆使他去迫害知識分子嗎？沒有比這更容易的事了。需要用他那兩只曾經拆毀斯大林勞改營的手再把勞改營鞏固起來嗎？這也极其輕易地做到了！而且，那是什么時候的事呀？ 一九五六年，就在召開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那一年，已經公布了關于勞改營的第一批限制性條令！這些限制到了赫魯曉夫進一步獨攬全部大權的一九五七年又有所發展了。 盡管這樣，“實際工作者”階層并未感到滿足。他們一旦嗅到自己已占上風的气味，便開始反攻了。他們宣稱：不能這樣生活下去！勞改營制度是蘇維埃政權的頂梁柱，可是這根頂梁柱正在傾倒！ 當然，主要影響是在背地里施加的——在某處的宴會桌上，在飛机客艙里，或是在郊外別墅划船的時候。不過，這些活動有時也以公開形式表露出來。例如，有時是以薩姆索諾夫代表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發言（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形式出現。据他說，囚犯的生活太好了，他們對伙食很滿意（！）（他們本應該經常感到不滿意才對！……）對待囚犯的態度太和气了。（而在這個一直沒有承認自己從前的罪過的國會里，當然不可能有人去教訓薩姆索諾夫。）有時則是以《鐵窗里面的人》這類報刊文章的形式出現（一九六O年）。 赫魯曉夫向這股壓力屈服了。他對任何事都沒有深入了解，沒有想一想這五年來犯罪率并沒有增加這個事實（即使增加了，也該在國家制度中尋找原因），沒有把自己的新措施同自己對共產主義胜利進軍的信念聯系起來看看，沒有細致地研究事態的詳情，也沒有親眼看一看。這位“一生都在旅途上度過”的沙皇輕易而匆忙地在那張領釘子的單据上簽了字，人們便立即用這些釘子迅速地按照原有形狀把斷頭台重新牢固地釘起來了。 而這一切正是發生在那個一九六一年。尼基塔就是在這一年又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把自由之車一下子拉到天空去。正是在召開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的一九六一年頒布了關于在勞改營中可以處以死刑的命令，它規定；對于“采取恐怖行為傷害已經改造好的囚犯（也就是眼線）和傷害看守人員（這种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人”均可處以死刑。而且最高法院全体會議（一九六一年六月）批准了四种形式的勞改營制度——這已經不是斯大林的勞改營，而是赫魯曉夫的勞改營了。 當尼基塔·赫魯曉夫傲然登上代表大會講壇對斯大林的監獄暴政展開新的一輪攻擊時，他其實是剛剛才縱容人們去加強了自己那套毫不遜色的勞改營制度。可是，他卻真誠地相信這兩者不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是協調得体的！…… 今天的勞改營就是在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前鞏固起來的勞改營。從那時起，六年來它一直是這個樣子。 這些勞改營有別于斯大林勞改營的，不是它的制度，而是里面的囚犯构成：這里沒有千百万犯刑法第五十八條的人。但是，這里仍然關押著千百万人，而且很多人仍然是不公正的司法的束手無策的犧牲品，這些人被掃進勞改營僅僅是因為必須使這個制度能夠存在和維持下去。 統治者換了人，但古拉格群島依然存在。 它之所以依然存在，是因為這個國家制度离開它就不能存在。消除了古拉格群島，這個國家本身也將不复存在。 沒有一部歷史是沒有結尾的。任何歷史總要在某個地方斷開。我們根据自己微薄的力量和很不充分的一點材料，考察了古拉格群島的歷史——從它誕生時的血紅色排槍齊射，一直看到了恢复名譽的粉紅色煙霧的出現。現在，就讓我們結束這段歷史吧，以赫魯曉夫使勞改營嚴酷起來和公布新刑法典之前的寬宏大量的、渙散的光輝時期來結束這部歷史吧。將來一定還會出現別的歷史書，它們的作者，很不幸，會比我們更加了解赫魯曉夫時期的和赫魯曉夫之后的勞改營。 而且這种書已經出現了，這就是C·卡拉万斯基和阿納托利·馬爾琴科的著作。將來一定還會浮現出更多這類著述，因為俄國不久就將進入一個公開性的時代！ 例如馬爾琴科的書，它甚至使一個飽經風霜的老勞改犯触目惊心，充滿恐怖。它描述了現在的監獄生活，給我們描繪出一個更加“新型”的監獄，那是我們這些過去的見證人所無法設想的。我們看到，監獄的第二只犄角（參看第一部第十二章）長得更高，它更深地刺入了囚犯的咽喉。馬爾琴科對弗拉基米爾中央監獄的兩座建筑物——沙皇時代建的和蘇維埃時代建的——進行了比較，從而通過實物向我們說明為什么跟俄國歷史上的沙皇時期無法比：沙俄的監獄又干又暖，蘇聯的監獄又潮又冷（牢房里耳朵凍僵，呢上衣永遠不能脫）。沙俄的窗戶被蘇聯的磚堵得只剩原來大小的四分之———別忘了窗外還安著“籠口”。 但是，馬爾琴科只描寫了一處杜布洛夫勞改營。那是關押來自全國的政治犯的。而我手頭卻收到很多各地來的關于普通刑事犯勞改營情況的材料。這些來信使我感到自己還欠了他們一筆債，因而不能沉默。而且，一般地說，我是欠了普通刑事犯們的債的，因為在這么厚的一部書里提到他們的地方實在太少了。 因此，下面就我所了解，扼要介紹一下現在的勞改營情況。 介紹什么“勞改營”？我們這里根本沒有勞改營——這是赫魯曉夫年代的主要創新！我們早已放棄了斯大林時期那种极端可怕的遺產！小豬已經改名叫鯽魚了！現在我們這里沒有勞改營，而是有……移民區（宗中國對移民區）。群島上著民理應住在移民區，這難道不是理所當然嗎？所以，現在已經沒有所謂“古拉格”，而只是有“古依特克”了。（不過，記憶力好的讀者可能記得從前也這么叫過。都是“古已有之！”的。）如果再考慮到現在我國政府机构中已經沒有內務部，而只有社會治安部，我們就必須承認，現在已經為法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更不能再為此喋喋不休了。 這樣，從一九六一年夏季起實行了四种勞改移民區制度：普通的、加強的、嚴管制的、特种的。（從一九二二年以來我們沒有“特种”是過不了日子的……）對犯人采用其中哪一种制度，則由審理該案的法院“根据罪行性質和嚴重程度以及（似乎還有）罪犯的個人表現”決定。但是為了簡化手續，各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都開列了刑法典條文清單，指明犯哪一條應送往哪個地點。這是對后來的新犯人。那么，群島上原來的“土著民”呢？那些在代表大會前的“赫魯曉夫改革”時期處于“營區外拘禁”的、解除看管的和呆在“輕管制勞改點”的囚犯呢？這些人則由地方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清單（也許還參照當地行動人員的意見），根据具体情節，分別送進各該相應制度的勞改區。 右轉舵九十度！左轉舵九十度！——這种左右搖擺對坐在甲板上的人可能是輕松愉快的，但是對于呆在沉寂無聲的陰暗底艙中的人來說，他的胸腔會有何种感受呢？僅僅在三四年前還對人們說：你們安家立業吧！生儿育女吧！好好生活吧！即將到來的共產主義的陽光現在溫暖著你們！從那時以后，這几年來你什么坏事也沒作，可是，突然，你听到狗叫聲，看到臉色陰沉的押解士兵把你包圍起來，宣布你的“案件”，于是，你的家屬只好留在那尚未建成的家園里，而你則被赶進某地新圍起的鐵絲网區內。“首長公民！我……一直是奉公守法的呀？……首長，我一直積极勞動呀？……”什么奉公守法，積极勞動，統統滾你媽的蛋！…… 地球上會有哪一個，哪一個稍有點責任感的行政當局能夠這樣急轉彎和這樣跳躍？也許正在誕生中的非洲國家是這樣？…… 一九六一年進行改革是為了什么？當時怎么想的？是真摯的嗎？還是故弄玄虛？（故弄玄虛地說：“這樣可以達到更好地改造的目的。”）依我看，當時的想法是：剝奪囚犯在物質生活和人身自由方面的獨立性，因為這种獨立性是“實際工作者”所無法忍受的；他們要做到：只須自己動動小手指，就使囚犯的肚皮直接有所感受，也就是說，使囚犯處于一种完全受控制的從屬地位。為此，就必須消滅大批人無人看守的現象（這种現象對墾荒區的人們來說是很自然的），把人們全都赶進營區鐵絲网，使基本食物的供給感到不足，切斷囚犯們的輔助收入來源，不許搞臨時工作掙錢，不許從外界接受郵包。 郵包在勞改犯人眼里不僅僅意味著郵來食物，它還能掀起某种精神上的浪花，使他心里喜滋滋的。用你顫抖的雙手接過郵包時，你就感覺到自己還沒有被遺忘，不是孤獨的，人們還在惦念著你！我們在特种勞改營時接受郵包的數量是不受限制的（只是每件重量不得超過八公斤，這是郵局規定的一般限制）。雖然遠不是大家都能收到郵包，而且也不是經常按期收到，但這還是會不可避免地提高勞改營的總的生活水平，不會發生那种殊死的斗爭。如今，對郵包的分量進一步加以限制——每個不得超過五公斤。而且規定嚴格限額——根据四种勞改區制度，每年允許接受郵包的次數分別限制為六個、四個、三個和兩個！也就是說，最优越的普通制度勞改區里的人也只能最多每兩個月接受一次五公斤重的郵包，這個重量還包括包裝物在內。寄來的還可能是衣物之類。也就是說，他們每個月能夠從外部得到的各种食物最多不超過兩公斤！而關在特种制度勞改區的人則每月不超過六百克…… 即使這點東西，如果真能交給你就不錯了！……實際上這一點可怜的郵包也只是允許那些已服滿一半以上刑期的人接受，而且還得在這期間沒有犯過任何錯誤（行動人員、教導人員、看守和看守喂養的小豬都得喜歡你才行）！還要經常百分之百地完成勞動定額I還必須經常參加移民區的“社會文化活動”（也就是參加馬爾琴科所描寫的那种枯燥無味的音樂晚會，參加強人所難的競賽——在這些“競賽”中人們往往由于虛弱而暈倒。或者，更糟的，還要去幫助看守人員干活）。 這郵包也夠你嗆的了！為了拿到這個由你的親人包裝的小小木箱，人們要求你付出自己的靈魂呀！ 我的讀者，請您清醒一下！歷史我們早已講完了，我們已經結束歷史部分了。這里講的是現在，是今天，是在我們的食品商店里（就算是只在首都吧）塞滿食品的時候，是在你真心實意地回答外國人說“我國人民現在吃得很飽”的時候。是今天人們還在這樣用饑餓改造我們那些不慎落水的同胞們（其實他們大部分是沒有任何過錯的，您現在總算相信我國司法机關的強大威力了吧！）。這些同胞們做夢也還只是夢見面包！ （我還要指出：勞改營統治者的胡作非為沒有止境，肆無忌憚！天真的親屬們有時用印刷品郵件或醫藥用品郵件寄一些書、報或藥品來。這些也被當作食品包裹看待！据各地來信反映，這种情況很多！勞改營頭頭的作法活像裝有“電眼”的机器人，他只看到：又寄來一件東西！既然它算“一件”，那么隨后寄來的郵包就只能“退還原寄”了。） 親屬探望時監視十分嚴密，嚴防利用探視机會交給囚犯任何食物。看守們以發現這類情況為榮，互相炫耀自己在這方面的經驗。為此，在探視前竟然對于遠道來探視的自由人婦女進行侮辱性的周身搜查！（是呀，憲法并沒有禁止這樣做嘛！你不喜歡？那你就不必會面。回去好了！） 對干現款的來路更是堵得嚴而又嚴，絕不許寄現款到移民區來：不管親屬們匯來多少錢，全部替囚犯“存”起來，“直到刑滿釋放”的日子為止（也就是說，國家無息地向囚犯借用十年或二十年）。而且不管囚犯自己勞動掙到多少錢，他也看不到這些錢。 “經濟核算”的做法是：給囚犯的勞動報酬相當于同樣勞動的自由人工資的百分之七十（為什么呢？難道囚犯生產的產品有特殊味道？如果這种情況發生在西方，這就該叫做剝削和歧視了）。這工資的一半要由移民區當局扣除（用來維修營區鐵絲网，養活“實際工作者”們和狼狗）。再由剩余部分中扣除伙食和服裝費（可以想象一下魚頭爛菜湯在勞改營里會值多少錢）。如果還有余，這才記入囚犯的個人帳戶，要一直存到“刑滿之日”。按照四种不同的制度，囚犯可以在勞改營小賣部里花費自己這部分錢的最多限額分別定為：十盧布、七盧布、五盧布和三盧布（但是梁贊州的卡里卡托克的囚犯卻來信抱怨說，東扣西扣之后連五盧布也剩不下，不能去小賣部買什么）。政府机關報《消息報》上也說：一個叫伊琳娜·帕皮娜的列宁格勒姑娘什么都干——挖樹根、運石頭、卸火車、上山砍柴，落得滿手血泡，但她每月才可以掙到……十盧布！（要知道，那還是一九六0年三月，是“优待”時期，而且當時還在使用斯大林時期通貨膨脹時的盧布呢。） 其次是勞改營小賣部本身實行的“管理制度”。這個制度把當局的限制和商人的冷酷盤剝二者聚于一身了。由于實行這殖民地制度（“移民區”也就是“殖民地”的意思。語言學家們，這可怎么辦呢？既然現在群島的正式名稱不叫勞改營，而叫——也就是殖民地，那我也就只好叫它殖民地了），由于這殖民地的制度本身就是顛倒黑白的，所以，本來是為照顧人而設的小賣部也變成了懲戒人的机构，變成了給囚犯以打擊的地方。我從西伯利亞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各移民區收到的所有信件，几乎無不談到利用小賣部處罰人的情況！稍有差錯就罰人不許去小賣部買東西。早晨起床晚了三分鐘？罰你三個月不許進小賣部！（囚犯們把這叫做“打擊肚皮”）晚點名之前沒有及時把信寫完？罰你一個月不許去買東西！有時則只因為“說話不當”就罰你。烏斯特維姆斯克的嚴管制勞改區的人們寫信說：“每天總有几個人受到不許進小賣部的處罰，罰一個月，兩個月，甚至三個月。平均每四人中就有一人犯紀律。如果會計處這個月忘記把你算進名單，你也就一個月別想去買東西。”（沒有立即關進禁閉室就不錯。這樣，過去的勞動總算不會白費。） 在老囚犯看來，這些大都不足為奇。對處于無權地位的人來說，這是家常便飯。 還有人寫信說：“如果勞動有成績，每個月可以多得兩個盧布。但是，要想得到這兩個盧布，你必須在生產上作出真正的英雄業績。” 請讀者看看，我國多么珍視勞動：由于在生產上有突出成績，每月獎賞竟達兩個盧布之多！ 人們來信中還談起諾里爾斯克的一件往事。不錯，是一九五七年，那也是舒适的喘息時期。事情是這樣的：不知道哪些囚犯把經費支配人沃羅宁養的狗宰掉吃了。為了這件事全体囚犯被罰“取消工資”七個月！ 非常真切，非常像群島上發生的事情。 或許，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又會反駁我：這不過是一個笑話，怎么能以它為例呢？你自己說的，四個人中間才有一個違反紀律的，那就是說，只要能模范地遵守紀律，哪怕在嚴管制勞改區里也還能保證每月給你三個盧布嘛，這差不多夠買一公斤黃油啦！ 說得倒好！大概這位歷史學家“吉星高照”（再加上他寫過几篇觀點“正确”的文章），所以他才沒有進勞改營呆呆吧。小賣部里要有面包、廉价糖果和人造黃油就算好事了。實際上，面包每月只來兩、三次，糖果的价錢很貴。根本看不到什么黃油、砂糖！就算售貨員積极肯干，愿意進貨（他是不會的），“領導”也會向他示意嘛！所以，小賣部的貨單上只有：牙粉、牙膏、牙刷、肥皂、信封（信封還不是到處都有。至于信紙，則哪里也沒有，因為囚犯們可以用信紙寫申訴書呀！）和高价香煙。親愛的讀者，請不要忘記，這里不像獄外的小賣部那樣每天清早開門，你可以今天買二十戈比的東西，明天再買二十戈比的。這里不同！這里的小賣部每月只營業兩天。你要在門外先排三小時隊。一進去（早在走廊里就有人催促你了）你就得赶緊把你所有的盧布全都買上東西，因為這些盧布并不在你自己手里，所以，帳上存有你多少盧布，你就得全買上東西：買十包香煙吧，買四筒牙膏吧！ 可怜的囚犯剩下的就只有那份口糧了，即移民區給每個人規定的供應定額（要知道，這移民區位于北极圈內呀！）：面包七百克，糖十三克，油路十九克，肉五十克，魚八十五克（而且這只是數字而已，領到的肉和魚質量极差，一般都要立即扔掉一半）。這是數字，在囚犯的飯碗里不可能有，也從來沒有過。烏斯特聶拉移民區的囚犯提到他們的菜場時說：“那是泔水，恐怕集体農庄的牲口都不一定要吃它。”諾里爾斯克的犯人來信說：“直到現在我們這里還主要是吃糠和碎麥子。”另外還有一种所謂懲戒伙食：每日四百克面包，只許吃一次熱菜湯。 不錯，在北方對于那些“從事特別艱苦的勞動”的人還另外給一點伙食補助。但是，我們既然已對群島有所了解，就不難想象列入這個清單的是什么樣的勞動了（并非所有艱苦勞動都能列為“特別艱苦的勞動”），我們也知道這“補助伙食”多么糟踏人……以囚犯皮丘金為例，他“還能干活的時候，每個季度可以淘出四十公斤沙金，每天可以扛運七八百根枕木。可是，在勞改的第十三個年頭他成了殘廢，于是給他的伙食標准就改為壓縮標准了”。寫信人問道：難道他因傷致殘之后胃便立即縮小了嗎？ 我們也要問問：僅僅一個皮丘金就用他掏得的每月四十公斤沙金供養了多少名外交官呀？！大概我們的駐尼泊爾大使館是完全靠他養活的吧，蘇聯駐尼泊爾使館的伙食標准也隨之壓縮了嗎？ 各地來信都說。普遍饑餓，吃不飽。伊爾庫茨克州來信說：“許多人患胃潰瘍，患肺結核。”梁贊州來信說：“年輕人患胃潰瘍，患肺結核。”“患肺病的人很多。” 原先，特种勞改營里有時還准許煮點或煎點自己的東西吃，這里則一律禁止。何況囚犯也沒有什么可煮的東西。 為了便于控制這些人而采用的正是這种古老的手段——饑餓。 此外，囚犯們還得勞動。勞動定額提高了：据說，這是因為經過改革后（人体肌肉的）勞動生產率就提高了。不錯，是八小時勞動日。還是原先那些班組，還是由囚犯驅赶囚犯去勞動。在卡里卡托克說服一些二等殘廢人去參加勞動，條件是答應對他們适用關于“三分之二刑期”的規定。于是那些缺胳臂少腿的人也都爭著去干三等殘廢干的活，三等殘廢則去干一般勞動。 但是如果活計不夠他們全体干呢，但是如果勞動日太短呢，但是如果星期天可惜還沒占用呢，如果“勞動魔術師”不肯給我們改造這些渣滓呢？——那我們手里還有一個魔術師——制度！ 奧伊米亞康和諾里爾斯克兩處的特种的和嚴管制的“移民區”的囚犯來信說：所有私人衣物，如絨絨衫、棉背心、棉帽，更不必說皮大衣了，統統被拿走（這是在一九六三年啊！是十月時代的第四十六個年頭啊！），而且“不發給任何錦內衣，也不允許穿任何暖和衣服。違反了就會關禁閉”（列紹蒂，克拉斯特种勞改營）。“除貼身襯衣外全部衣物都被拿走。每人發布制服、棉上衣、呢衣各一件和一頂斯大林式無毛棉帽。這是在奧伊米亞康地區的邱迪吉爾卡，那里最低气溫達攝氏零下五十一度！” 的确，怎么能忘掉呢？除了饑餓之外，還有什么東西能有效地控制人？當然是寒冷。寒冷。 教育效果特別好的是所謂特別制度，又稱“獨院”。用勞改營的新詞說，這是“特危累和少校們”呆的地方（“特危累”即“特別危險的累犯”，這頂帽子由地方法院給戴）。首先這里實行的是穿條紋粗布衣服。囚犯們戴“房式帽”，上衣和褲子都是用印著白藍兩色寬條紋的、做床墊用的粗布做的。這是我國的監獄思想家和新社會”的法學家苦思冥想出來的絕招，是他們在二十世紀已經過去三分之二、“十月”胜利四十多年之后、在即將跨入共產主義大門的時候想出來的！他們認為應該讓自己的罪犯們披上小丑般的外衣才對。（從各地的來信中可以看出，這种條紋布衣服給今天的二十五年刑期的勞改犯帶來的痛苦和傷害甚至比其它辦法更大。） 屬于特別制度的還有：工棚的窗戶全有鐵格子，工棚全部上鎖。老工棚的木頭開始朽了，新建了能容納很多人的磚石結构的加強管制棚（盡管現在勞改營里除了喝“契菲爾”之外几乎沒有別的違章事件，沒有胡鬧、斗毆，甚至打牌的也沒有了）。出入營區必須排隊，而且上身要筆挺，否則既不讓出去，也不讓進來。如果吃得腦病腸肥的看守發現隊伍里有人吸煙，就會立即沖過來，一腳把人踢翻在地，奪下香煙，拖進禁閉室。如果今天沒有帶出去勞動，那你也休想躺在床上休息一會儿：你應該像看展覽品一樣看著你的床，直到晚上睡覺前不能靠近它一步。一九六三年六月，下達了一道技革命令，要求把營區周圍的草全拔光，免得囚犯躺在地上休息。個別還留下草的地方，則樹起小木牌：“不許躺臥！”（伊爾庫茨克州） 啊！這一切都多么熟悉！我們在什么地方讀到過這些？我們不久前還听到有人談論這類勞改營？這不就是貝利亞時期的特种勞改營嗎？特种。特別…… 再看看京利卡姆斯克的特別制度吧。人們寫道：“只要稍微有點鬧聲，沖鋒槍簡會立即從送飯口伸進來。” 當然，到處都是為了一點小錯誤就會關進懲戒隔离室的。例如，派一個人去單獨往汽車上裝水泥板（每塊一百二十八公斤），他搬不動，拒絕了。為此關他七天懲戒隔离室！ 一九六四年，莫爾多維亞的一個年輕囚犯得知。似乎早在一九五五年就在日內瓦簽署過一項國際協議。禁止在監禁地點強迫囚犯勞動。于是他不再去勞動了。這一心血來潮的舉動使他蹲了六個月的懲戒隔离室。 “這一切全都是种族滅絕罪。”——卡拉万斯基這樣寫道。 可是，要是英國工党的左派分子對此有另外的叫法呢？（哎呀！不要老跟工党左派過不去嘛！要知道，如果連他們也對我們不滿意的話，我們的威信不就全完了嗎！……） 但是，怎么總是說這些沉悶不快的事情呢？為了做得公道，我們讓一位年輕的“實際工作者”來評論一下這個制度吧。這個人是一九六二年從塔夫達的內務部干部學校畢業的。他說：“從前（一九六一年以前），召開報告會時要派十名看守去維持秩序，還管不好。現在呢，連蒼蠅飛的聲音都能听見。囚犯們互相監督。他們都怕被轉為另一种更嚴的制度。現在工作好做多了，尤其是頒布了那項（關于槍決的）命令之后。已經對几個人适用過了。可不像從前那樣：囚犯拿著刀子跑到崗樓來對你說‘把我抓起來吧，我把那個坏蛋給宰了！’……那時候真是沒法做工作。” 當然，空气干淨多了。移民區學校的一位女教員也證實了這一點。她寫道：“誰敢在政治討論課上偷偷地笑，就會丟掉提前假釋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你屬于積极分子，那你再鬧厲害點也沒事，你只須注意別人不扔煙頭、迅速脫帽之類的行為就行了，你自己可以干輕活，拿到一個好鑒定，將來辦戶口時也會照顧你的。” 還有所謂“集体委員會”和“維持內部秩序小組”。（馬爾琴科把這种小組叫作；“母狗出去散步小組”，每個字的字頭都一樣。）這些組織很像民團，成員都佩帶紅袖章，任務是監督囚犯違反制度的行為，幫助看守！而且這种委員會有權建議給予懲罰！凡是有條件适用“三分之二刑期”和“二分之一刑期”的人都必須幫助“維持內部秩序小組”的工作，否則“提前假釋”就不會有你的份。而那些必須服滿刑期的人則不去，因為他們不需要。阿列克謝耶夫寫道：“比較起來，群眾大都宁愿選擇緩慢的死刑，也不想參加這類委員會和小組。” 這不就是某种淨化了的气氛嗎？是吧？看，勞改營里居然也有社會活動！這种社會活動會培養人們多么高尚的品質啊（培養人們奴顏婢膝、告密陷害、把鄰人推下火坑）！而這就是那個金光閃閃的、通向改造的天堂的梯子！但是，這梯子又是多么滑啊！ 例如，蒂拉斯波的第二勞改區的奧盧霍夫（共產党員，曾任商店經理，因貪污坐牢）就來信抱怨。他在模范生產者代表會議上發了言，揭發了一些人，并“號召那些誤入歧途的祖國儿女認真參加勞動，改造自己”，听眾報以熱烈的掌聲。但是，當他走下講台回到自己的座位時，卻有一個囚犯走過來對他說；“假如十年前你這塊臭肉講出剛才這番話，我會當眾在講台上就把你宰掉。現在不行了，法律妨礙我，保護著你這條母狗！宰了你，我也會被槍斃的。” 讀者會感到，一切事物都是辯證地聯系在一起的，會感到對立的統一和矛盾的互相轉化吧？一方面是活躍的社會活動，另一方面則依靠關于槍決的命令，不是嗎？（還有，讀者注意到這個人說的時間了吧？“假如在十年前……”，這就說明，十年前的囚犯今天仍舊關在原地。一個時代過去了，它已不复存在，可是這個囚犯卻仍舊關在原地……） 同一個奧盧霍夫還敘述了關于囚犯伊薩耶夫的事。伊薩耶夫原先是一位少校，現在在莫爾達維亞的第四勞改區，他對“勞改區內違反紀律的囚犯向來是不妥協的，他敢于在‘集体委員會’上指名道姓地批評某些囚犯”，這也就等于反對對這些囚犯适用提前假釋的优待辦法，或者等于要求懲罰他們。可是，怎么樣呢？“第二天夜里他的牛犢皮大皮靴丟了一只。他只好穿皮鞋，但又過了一天，皮鞋又丟了一只。”看，在我們這個時代，被追得走投無路的階級敵人竟然采取這种不体面的斗爭方式了！…… 當然，社會生活是很敏感的，好像雙刃的寶劍，它需要認真對待、善于引導。否則就會發生一些對囚犯起腐蝕作用的情況。万尼亞·阿列克謝耶夫的事情就是一例。經過是這樣的：領導決定晚上八點召開第一次勞改營全体大會。人們到齊了，但直到十點還只听見台前的樂隊奏樂，大會遲遲不開，雖然軍官們早已在主席台上就座。于是，万尼亞·阿列克謝耶夫訪樂隊”暫停”一下，請求領導回答：大會究竟什么時候開始？回答是：不開了。這時阿列克謝耶夫說：那么。我們囚犯可要自己開會了，我們的討論題目是：《生命和時間》。台下的囚犯們也鬧鬧哄哄表示支持。軍官們紛紛從台上下去了。阿列克謝耶夫拿著筆記本走上講台，開始講話，首先談個人迷信問題。這時几名軍官沖來，把主席台拆掉，把電燈泡擰下來，并且不斷用力推開那些擁到台前的囚犯。軍官們奉命逮捕阿列克謝耶夫，但阿列克謝耶夫卻對他們發出呼吁：“看守們，公民們！你們可都是共青團員呀！你們都听到了，我剛才說的都是真實情況。你們想打擊什么人？難道想打擊列宁思想的良心嗎？”就算是列宁思想的良心，也要逮捕！但是，一批高加索人囚犯把阿列克謝耶夫藏到自己工棚里，這天晚上他總算沒被抓住。后來他還是蹲了禁閉室。關禁閉之后，又把他的發言認定為“反蘇宣傳”。“集体委員會”要求勞改營當局把進行反蘇宣傳的阿列克謝耶夫關進隔离室。當局根据這一要求向人民法院提出指控，‘結果阿列克謝耶夫被加判三年嚴格監禁。 為了正确地指導人們的思想，現在移民區里規定每周上政治課，這是十分重要的。政治課由擔任務大隊（每大隊二百至二百五十人）隊長的軍官講授，每次圍繞一定的專題，例如：我國制度的人道主義性質，我國制度的优越性，社會主義古巴的成就，殖民非洲的覺醒，等等。据說，移民區的囚犯都非常關心這些問題，他們了解這些問題之后便會更好地遵守移民區的各項制度，更賣力地勞動。（當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正确理解。例如，有人就從伊爾庫茨克寫信來說：“在饑餓的勞改營里卻向我們講什么我國的產品极大丰富。我們這里在勞動中只看見十字鎬、鐵鍬、抬筐、背簍，但人們卻向我們宣講什么到處都在實現机械化。”） 在上面提到的全營大會之前，万尼亞·阿列克謝耶夫還干過這樣一件怪事：他在政治課上舉手請求發言，然后站起來對講課人說，“您是內務部的軍官，我們這些人是囚犯，咱們都是在個人迷信時期犯了罪的。因此，我們和您同是人民的敵人。如今咱們都應該以自己的忘我勞動向蘇聯人民請罪。所以，我很嚴肅地建議您，少校公民，要堅決地走共產主義的路！”這件事被認為是他“有不健康的反蘇情緒”，后來寫進了他的檔案。 這位阿列克謝耶夫從烏斯特維姆勞改營寄來一封內容廣泛的長信。信紙已經揉搓軟了，字跡也不清楚，我花了六個小時才看完它。這里真是無所不包！值得注意的是他發出的這种一般性議論：“什么人現在蹲在勞改移民區，蹲在這奴隸的貧民窟里？這是被社會排擠出來的、人民中間最勇敢而不妥協的那個階層……是官僚集團把這一部分勇敢的青年推下生活深淵的，因為它看到：如果這部分青年用關于社會公正的理論武裝起來的話，那將對官僚集團十分危險。”“囚犯是被排擠出來的無產階級的孩子，是勞改營的財產。” 另一個工具便是廣播，如果能正确使用，它也能起很重要的作用。（不是音樂和愛情歌曲，而是教育性節目！）廣播也和其它一切一樣，按制度不同區別對待：對特种制度移民區播音二一三小時，對普通移民區則整日播送聲 此外還有學校！（那還用說！我們是要把囚犯改造好送回社會去的呀！）只不過“一切都是形式主義的。是為了遮人耳目……人們是在棍棒驅赶下去學校的，學習興趣被加強管制棚打消了”，而且年輕的人們因為自己的衣著破舊“不好意思讓自由人女教師看見自己這副樣子”。 是的，對于囚犯來說，看到一個活女人這是件重大的事情啊！ 不用說。只有根据戰后斯大林和貝利亞實行的男女分別關押原則，才能對犯人進行正确的教育和改造，尤其對成年犯人，對刑期長達几十年的人更是如此。這個辦法在古拉格群島已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了。盡管整個人類世界都承認男女兩性間的互相作用是推動改良和發展的因素，但這個原則是古拉格群島所絕不能接受的，因為那樣一來勞改犯的生活就會“像是住療養院”了。而且，我們越是接近已經照亮半邊天的共產主義光輝，就越得堅決地把男女罪犯分開，只有通過這种隔絕才能使他（她）們好好受點苦楚，從而得到改造。 在我們這個不是沒有公開性的、不是人民無權的時代，通過勞改移民區進行改造的這一整套制度也還受到社會的監督。是的，我們有監察委員會。讀者還沒有忘掉它吧，它并沒有被取消。 監察委員會是由“地方組織的代表”組成的。但實際上，在荒僻地區，在自由居民的村鎮上，除了行政領導的夫人們之外誰能參加這類委員會呢？它不過是只會重复丈夫意見的娘儿們委員會而已。 但是，這個辦法在某些大城市卻有時會造成完全意想不到的后果。例如，區党委委派女共產党員加麗娜·彼得羅夫娜·菲利波娃參加敖德薩監獄的監察委員會。她极力推辭：“我可不愿意和罪犯打交道！”可是，党有党紀呀，她不得不參加。參加之后，她被這項工作完全吸引住了！她在監獄里看到了各种人，而且他們中間有多少無事受害者啊！有多少人已經徹底悔改了呀！于是，她想出了一個辦法：不要監獄當局參加，她要同囚犯個別談話（這自然使監獄當局十分不快）。有些囚犯起初一連几個月都像仇人似的看著她，但后來終于改變了態度。她從此便常去監獄，一個星期去兩次，三次、四次。在監獄里一直呆到晚點名，有時甚至假日也不休息。這時，那些派她來的人們當然就不很高興了。她向上級机關反映刑期二十五年的犯人的情況（刑法典上已經沒有這么長的刑期了，但是人們卻還在服刑），請求紫刑滿釋放的人安排工作，反映永久流放的情況。上級机關或者對她的報告感到不可理解，（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監禁場所管理局的局長，一位將軍，一九六三年曾极力使她相信，蘇聯國內根本不存在判二十五年刑的人。而且，最可笑的是，這位局長原來是“不知道”！）或者對她談的情況完全了解，然而堅決反對她的意見。接著便在烏克蘭共和國政府系統和按党的系統開始對她進行迫害和誣陷了。她所在的那個委員會也因為不斷提意見而被解散。 是的，不能允許人們妨礙古拉格群島的統治者們！不能允許人們妨礙實際工作者！讀者大概記得吧：“當時在那里工作的人們現在還在那里工作，或許人員增加了大約百分之十”，這不是我們剛剛從他們本人那里了解到的嗎！？ 但是，他們在思想上是否發生了某些變化？他們現在是否對自己看管的人們多少有了些怜憫之心？是的，所有報紙和雜志都一再強調現在他們确實有怜憫之心了。我并沒有專門去尋找，但我們已在《文學報》上看到（第一章）葉爾采沃村的今天的勞改營主人對犯人是多么關心備至了。另外，《文學報》還請移民區的首長發表了談話：（1964年3月3日） “要批評（在勞改移民區里）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那是很容易的。但要對他們進行幫助就困難得多。而要選擇合适的人選——積极熱情的、受過高等教育的、有文化素養的（還一定得有文化素養！）、對這項工作有興趣而且在這方面有才干的人選，那就更加困難……應該為這些人創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條件……他們的薪金很微薄，每天工作十分繁重，這是我深深了解的……” 我們要能在這里結束本章該多好，就認定是這樣好了！那就可以生活得更平靜，可以獻身藝術，還可以更安全地獻身于科學。但是，這些可詛咒的來信，這些揉皺了的、磨破了的、通過非法的“小道”從勞改營里寄出來的信件卻不允許我結束它。那么，這些忘恩負義的人在信中提到那些每天擔負著繁重工作、把全部身心都獻給囚犯的人時，是怎么說的呢？請看： 伊-恩寫道：“你把心里的話全都掏給教育員，可是，你會覺得你的話像是碰在他的灰色軍大衣上反彈回來。這時，你恨不得想問他：‘對不起，您家那頭奶牛近來挺好吧？’因為這位教育員在牛棚里花在奶牛身上的時間要比他用于教育對象的時間多得多。”（寄自古拉斯特种勞改營，列紹蒂。） 列-恩寫道：“還是原先那些蠢貨當看守。勞改營頭頭是個典型的沃爾科伏依式的人物。絕不能跟看守們頂嘴，否則立即關禁閉。” 科-恩寫道：“隊長們跟我們說話，全用勞改營里那一套詞儿。開口就是‘臭肉！’‘母狗！’‘畜牲！’……”（葉爾佐夫站。真湊巧！） 科一伊寫道：“我們這里的勞改營領導可以說是沃爾科伏依的親兄弟。不錯，他倒不用鞭子抽人，他是用拳頭打，看人時那兩只眼活像只餓狼……大隊長是原先的行動人員，他豢養著一個‘坏事報告人’，每告密一件事，就獎給那人一點麻醉品……那些過去打人、折磨人、槍殺人的家伙如今只不過是從一個勞改營調到了另一個勞改營，職務稍微有所變動而已。”（寄自伊爾庫茨克州） 帕-夫來信說：“移民區的頭子僅直接助手就有六名。所有生產建設單位都在赶走白吃飯的人，于是這些家伙就跑到移民區來了……原先勞改營里的那些蠢貨……至今也還在繼續工作。他們在混日子，混工齡，等待達到退休年齡。有的到年齡也不退休。他們一點也沒有消瘦。囚犯在他們眼里過去不是人，現在也還不是人。” 德-維的信中說：“我們諾里爾斯克第288號信箱這里沒有一個‘新面孔’，全是原先的貝利亞分子。有人退休了，但接替的還是這些人（就是一九五六年被赶走的那些人）……他們的工齡按兩倍算，工資標准定得很高，休假期間很長，伙食很好。他們干一年算兩年，所以其中有的人打算到三十五歲就退休！……” 帕-恩寫道：“我們這個分部有十二三個壯小伙子，穿著几乎到腳面的熟皮大衣，戴著皮帽，腳上是軍隊發的長筒氈靴。這些人為什么不到礦山或墾荒地去勞動，去發揮力量呢？為什么不把這里的職位讓給年歲較大的人？不，哪怕套上繩索，由順伏爾加河而下的輪船來拖他們，也拖不走！大概只有這批寄生虫才會向上級報告說囚犯們不易改造。因為犯人一少，他們就會被裁減了。” 可見，囚犯仍和從前一樣在統治者的菜園子里替主人种土豆，澆地，替他們飼養家畜，做家具。 看到這里，一些缺乏准備的讀者可能會困惑不解地叫起來：那么，到底誰說得對？到底該相信誰？ 當然應該相信報紙上的報道嘍！讀者，你相信報紙吧！永遠相信我國的報紙吧！ 內務部人員构成一种力量。他們絕不會善罷甘休，絕不會退讓。既然一九五六年能頂住，今后更會站穩腳跟的，會站穩的！ 這不僅指勞改机關。也不僅是治安部。我們已經看到那些報刊，那些蘇維埃代表們是多么樂于支持他們。 因為他們是頂梁柱，是許多東西賴以生存的支柱。 而且，他們不僅有力量。他們還有理論論据。同他們爭論并不那么容易。 我試了試。 其實，我從來沒有過這种打算。我不過是被這些來信所驅使而已，今天的囚犯的這些來信是我全然沒有預料到的。今天的群島居民怀著莫大希望請求我：替他們把話說出來！維護他們的權利！使那些人變得有點人性！ 可是，我向誰去說？要知道，人家連听都不要听……假如有自由的報刊，我會把這一切都發表出去，一旦發表，就會促進大家來討論！ 可是眼下（一九六四年一月）我卻只是作為一個不公開的、猶豫不決、忐忑不安的乞求者在各机關的走廊里轉來轉去，在傳達室的小窗口前躬身等待，承受著值班軍人的不耐煩的和怀疑的目光。一個政論作家要想讓公事繁忙的政府大員們把耳朵騰出哪怕半小時來听听他的話，那他得爭取到多大的社會榮譽和照顧才能辦到啊！ 但是，這還不是主要困難。我的主要困難，就像當年在埃克巴斯圖茲勞改營的隊長會上一樣，是：向他們講些什么？用什么樣的語言講話？ 把我在這本書里寫的那些真實思想全講出來，既危險又完全無用。那僅僅會是一個社會听不到的人在一間寂靜的辦公室里發昏而已，那些迫切盼望著的人不會知道，實際問題絲毫也解決不了。 那么，我該怎么講？我只要一通過他們那大理石的、鏡子般明亮光洁的辦公大樓前廳，一走上那柔軟舒适的地毯，我就不得不接受一些起碼的絆羈——這是些用生絲制成的繩子，它們好像穿透我的舌頭、耳朵和眼瞼，緊緊地縫在我的兩肩上，縫在我背部的皮上和肚皮上。我不得不接受的起碼的絆羈就是： 1．我得承認：過去、現在和將來光榮都歸于党！（這也就是說，總的懲治政策不可能是不正确的。我不得怀疑整個古拉格群島存在的必要性。我也不能強調“大部分坐牢的人是無辜的”。） 2·我得承認：將要同我談話的那些高官顯貴是忠于其事業的，是關怀囚犯的。我不能指責他們口是心非、冷漠無情、不了解情況。（他們既然全心全意為事業工作，怎么能不了解自己的事業呢！） 反過來，我本人干預此事的動机倒值得怀疑；我算什么人？既然這不是我的職責所在，我為什么要干預？我是否抱有某些肮髒的自私目的？……既使沒有我，党也全看在眼里嘛，會全部正确處理的，那么我為什么還要干預？…… 為了使自己多少顯得理直气壯些，我選擇了我被提名為列宁獎金獲獎候選人的這個身份。于是，我就像棋盤中的“小卒”一樣，一步步向前“拱”去，心里想：說不走過了“河”能當“車”使呢？ 于是，我來到蘇聯最高蘇維埃。來到法案委員會。原來這個委員會正在制定新勞改法典，這項工作已進行不止一年了。新法典將是群島未來生活的規范，它將代替一九三二三年那部确實存在過又從未存在過的、又好像是從來沒有成文的法典。這個委員會同意接見我，想讓我這個在古拉格群島成長起來的人了解一下他們的智慧，并把我的一些幼稚想法提供給他們作點綴。 接見我的共有八個人。其中四人年紀之輕使我惊訝：這些孩子們如果能念完大學就算不錯了，看樣子不像是讀完大學的。他們已升上權力寶座，升得太快了！看，他們在這座大理石的、鑲木地板的宮殿里顯得多么悠然自得！而我呢，單單被允許進入這里就要經過各級极其審慎的考慮。委員會的主席伊万·安德烈耶維奇·巴布欣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十足的好好先生。似乎如果事情取決于他的話，他明天就會把古拉格群島解散掉。但是，他的任務卻是：在我們談話的整個過程中一直默默坐在一旁。其中講話最多的是兩個小老頭——活像格里鮑耶陀夫筆下的奧察柯夫時代，征服克里米亞時代的小老頭。他們是那种一旦學會點什么就永遠僵化在腦子里的典型人物。我敢保證他們從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之后連報紙也沒有瀏覽過；對他們來說，不論發生過什么事情，都不能影響他們的觀點！其中一人穿藍色上衣，我總覺得那像是葉卡捷林娜女皇時期的淺藍色宮廷制服，我甚至看出了那胸前擰下葉卡捷林娜銀星章之后留下的痕跡。這兩個老頭從我一邁進房門時就對我和我的來訪流露了十分的反感。不過，他們還是決定表示出應有的耐心。 當你心里有許多話要說時，往往倒不容易開口。何況這時我還被許多絲繩束縛住，仿佛稍一動作就牽扯得很痛。 但是，我的主旨演說還是准備好了的，而且，看來不會被任何絲繩牽扯住。我首先對他們談到：有人認為（我不能說他們認為）現在勞改營有變成“療養院”的危險，似乎如果勞改營沒有饑餓和寒冷，就太享福了。我不知道此話從何說起？我請求他們，盡管缺乏親身体驗，也不妨設想一下監禁本身給人造成的痛苦和懲罰：一個人不能住在他自己家里，同他在一起的是他不希望一起住的人，他不能同自己所希望的人（家屬、朋友）們在一起；他看不到子女的成長；不能自由走動，一般也不能從事自己喜愛的專業勞動；他經常感到別人——具有不同生活經驗、觀點和習慣的其他犯人對自己的壓力甚至仇視；他受不到起柔化作用的异性的影響（就不必談生理問題了）；甚至醫療條件也坏得同獄外無法相比。這哪里能同什么黑海海濱的療養院相比呢？為什么那么害怕監獄會變成“療養院”？‘不，這個想法根本不能打動他們。他們穩坐如山，毫不為之所動。 那么，就談得廣泛些吧。我們的目的不是使囚犯改造后重返社會嗎？那么為什么要讓他們經常生活在嚴酷的環境之中？為什么現在的制度仍要百般凌辱犯人、經常在肉体上折磨他們？使他們變成殘廢對國家有什么好處？ 我把這個想法說出來了。于是他們向我解釋我的錯誤：首先，是我對今天的犯人构成不夠了解，是憑老印象看問題，落后于生活（這确是我的弱點，我的确沒有看見現在坐車的人們）。而對于那些被隔离的累犯來說，我剛才列舉的事根本算不上剝奪權利，目前的制度只能使他們覺悟起來（絲繩把我拉痛了！是的，在這一范圍內他們有發言權，他們了解現在是什么人在坐牢）。使他們重返社會？……是的，這當然不成問題。老頭子們象留聲机似地說著，但我從那聲音里听見的卻是：不，當然不能，讓他們老死在移民區吧，這樣咱們大家都會太平些。 那么，現在的管理制度呢？其中一位檢察長回答了，就是那個穿藍色制服、胸前有星章痕跡的老頭儿，他頭上的白發已經很稀了，臉型有點像蘇沃洛夫將軍。他回答說： “實行嚴格管理制度以來，我們已經收到一些效果：殺人事件從每年兩千起（在這間屋子里是可以談這類數字的）已降低到目前的几十起了。” 這是一個重要的數字，我悄悄把它記了下來。看來，這就是我這次訪問的最大收獲。 什么人在坐牢？當然，要想談論制度是否得當的問題，必須首先弄清坐牢的是些什么人。弄清這一點需要几十名心理學家和法學家，得讓他們去現場調查，自由地同囚犯談話，然后才有可能展開討論。而我那些“勞改營通信員們”的來信恰恰不寫這些事，他們不寫自己和其他犯人是為什么坐牢的。一九六四年——囚犯的親屬們還在孤單中吞咽著淚水。莫斯科的自由人還不知道勞改營的詳情（《伊万·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描寫的是“過去”），他們還是膽怯的，四分五裂的，還不存在任何社會運動。還是以前的，斯大林時代的死寂。 一般性討論已經結束，我們過渡到專題討論。其實，不用我說，委員會也都清楚，而且一切都已決定。他們并不需要我，只不過出于好奇，想見一見我而已。 郵政包裹？只能限制在五公斤之內，而且要按現行辦法分成見等，區別對待。我提議每一等的限額至少要提高一倍，按郵局規定每個郵包的重量限制可在八公斤之內。我說：“他們在挨餓！用饑餓能夠改造人嗎？！” “怎么會挨餓？！”委員會對此一致表示憤慨。“我們親自去過，我們看到那里吃剩下的面包成汽車地往外技！”（是拉去給看守們喂豬嗎？……） 我該怎么辦？我應該對他們大聲說：“你們說謊！這不可能！”可是，通過肩膀縫在后臀的絲繩緊緊拉住我的舌頭。我不能違反原定的條件：應該承認他們了解情況，是誠心實意的，是關怀囚犯的。把囚犯們給我的信拿給他們看嗎？這些信對他們來說無异于一堆廢紙，何況把那些揉搓得不成樣子的紙片擺到這舖著紅色天鵝絨的會議桌上來，也顯得可笑，不成体統。而且也絕對不能拿給他們看，他們會記下姓名，這些小伙子們就會遭殃了！ “但是，讓他們多收到几次郵包，這對國家并沒有什么損害呀！” “您知道是什么人利用這些郵包嗎？”委員們反駁說，“基本上是有錢的家庭。（“有錢的”這個詞這里可以使用，因為談論現實的國家性問題時需要它。）是那些在坐牢之前偷足了的、隱藏了財產的人們。因此，允許增加接受郵包的次數，就會相對地使勞動者家庭處于不利地位！” 這樣，我又被繩子拴住了，它簡直勒進了我的肉里！是呀，這又是一條不能違反的條件：勞動階層的利益高于一切。他們成天坐在這里就是為了勞動階層的利益嘛！ 我發現自己實在不夠机敏。我不知道該怎樣反駁他們。對他們說：“不，一你們沒有說服我？”他們才不理呢，我算什么，難道我是他們的上司？！ “那么，小賣部呢？”我又從另一方面通過去！“我們為什么不實行社會主義付酬原則？自己勞動掙的錢，讓他自己拿去花好啦！” “還應該積累一些基金供釋放時使用！”他們又反駁我，“否則犯人在刑滿釋放時不名一文，就得靠國家養活。” 國家的利益高于一切。這條繩也拉緊了，我的舌頭還是不能動彈。我怎么能提出要慷國家之慨而給犯人提高勞動報酬呢？！ “那么，總該保證所有的星期天都能休息吧！” “這一點早已經布置下去了。正是這樣執行的。” “可是，在營區內部還有几十种方法可以侵占囚犯星期日的休息。那就請你們特別強調一下，不准侵犯星期天的休息吧。” “法典里不能規定得那么細膩。” 工作日是八小時制。我有气無力地說了几句關于七小時工作日的話，但自己也覺得過分了：現在已經不是十二小時勞動，也不是十小時了。還想怎么樣？！ “通信，這是使囚犯同我們社會主義社會保持聯系的一條渠道。（看，我也學會擺出冠冕堂皇的理由百！）請不要限制通信吧。” 但是，這一點他們不想重新討論。限額已經規定出來，而且不像從前那么嚴格……他們還把接見次數規定表拿給我看，其中還包括為期三天的“單獨接見”，而我們那時期則是多年不許接見的。所以，也過得去。我甚至覺得他們在這方面的規定是比較寬大的，差一點儿沒稱贊他們。 我疲倦了。到處都被牽制住，一動也不能動。我在這里毫無益處。我該走了 從這間節日般輝煌的、寬敞的辦公室看，根据這些軟椅里的委員們滔滔不絕的談話看，勞改營根本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是很通情達理的。看，成卡車成卡車地往外拉剩面包……總不該把這些可怕的人全放回社會上來吧？這時，我想起了那些刑事犯賊頭們的嘴臉……我已經十年不在牢房了，怎么知道現在坐牢的縣些什么人？我的弟兄們，政治犯們，似乎已被釋放。強制遷移的那些民族也回去了…… 另一個討厭的老頭想听听我對于絕食的看法：如果喂的是比爛菜湯更富有營養的東西，我總不能不贊成通過軟管強制給絕食者灌食吧？ 我只好厚著臉皮對他們說：囚犯不僅有權使用絕食這唯一手段維護自己的主張，而且有……餓死的權利。 我的論据使他們惊訝不已。可是我這里一切都是被拉住的：我不能對他們談絕食与國內社會輿論的關系。 我离開那里時感到疲倦，而且像是被擊潰了；我甚至有點動搖，他們卻絲毫沒有動搖。他們將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最高蘇維埃將會全体一致給予批准。 蘇聯社會治安部部長瓦季姆·斯捷潘諾維奇·季庫諾夫。真是异想天開！我這個微不足道的“m字232號”政治苦役犯竟要去見內務部長，并且教給他該怎樣管理古拉格嗎？！ 要想接近部長辦公室，先要見一些上校。他們一個個養得肥頭大耳、細皮嫩肉的，但動作都十分敏捷。進入主任秘書的辦公室后就再沒有往前去的路了。這個房間里沒有別的門。可是有一個巨大的玻璃柜，玻璃里面挂著縐紗帷慢。柜子之大足能裝進兩個騎馬的人。原來這就是進入部長辦公室的門斗。辦公室很大，坐下兩百人也寬寬綽綽。 部長本人胖得有些病態，下顎很寬，整個臉是上小下大，成個梯形。全部談話過程中他一直嚴肅而冷淡地打著官腔，對我的話毫無興趣，只是出于職責不得不听。 我首先擺出一大段關于“療養院”的議論。接著談到上面那些一般性問題：“我們”（我和他們）面前究竟有沒有改造囚犯的共同任務？（我對“改造”的看法已在第四部里談過）為什么要有一九六一年的轉變？為什么要建立四种勞改區？我向他重复著本章前面提到的那些枯燥的問題：關于伙食、郵包、衣服、勞動安排、關于違法亂紀、關于“實際工作者”的面目。（至于我收到的信件，這次連帶都沒敢帶來：怕他當場沒收掉。我只是摘抄下其中一些話，而且不提寫信人。）我向他談了足有四十分鐘，或許有一小時，相當長，而他居然會耐心地听完，這倒使我有點惊奇。 他有時也打斷我，為的是立即表示同意或者否定我的意見。他并不對我一概否定。我原來把他設想成一堵驕傲的牆，但這人卻溫和得多。他對許多問題都表示同意！他同意應該多發些零用錢，好去小賣部買東西，郵包限額應該放寬，不必像法案委員會那樣對包裹內容作具体規定。（但是，這些都不取決于他呀！不是由他這位部長決定的。由新勞改法典規定！）他也同意讓囚犯可以煮點或燒點自己的東西吃。（可是東西哪里來呢？）通信和郵寄書報可以不管限制。（這可要給勞改營的書報檢查人員增加負擔。）他也反對阿拉克切耶夫式的過分暴虐的措施，例如，經常站隊之類。（但是，領導机關去干涉這類具体事情是不策略的：破坏紀律容易，要重整紀律可就難了。）他同意營區里的草不必拔掉。（可是，杜布洛夫特种營的囚犯竟然在机械制造厂旁邊開辟了私人菜地，机床工們休息時就去侍弄自己的菜地，每人有二三平方米，种些西紅柿和黃瓜之類。部長已經下令立即全部刨掉它，而且他言下頗有些洋洋自得之意！我對他說：“人和土地的聯系有助于道德教育！”他卻反駁說：“犯人私有菜地會培養私有制的本能！”）當部長听到又把“營區外拘禁”的人們抓回勞改營時，他甚至為之震惊。這太可怕了！（我沒好意思問他：你當時擔任什么職務？你是怎樣反對這种作法的？）不僅如此，這位部長還承認：現在對囚犯的看管比“伊万·杰尼索維奇”那時候嚴厲得多！ 既然如此，我還有什么可以說服他的呢！我們簡直沒有什么可談了。（一個不擔任職務的人的建議，部長認為是不必記下來的！） 我該提出什么建議？把群島解散，改為無警戒監禁嗎？說都說不出口，十足的烏托邦！何況任何一個重大問題都不取決于個別人，它總是在許多机關中串來串去，而不取決于其中任何一個個人的。 部長則相反，他信心十足地堅持說：條紋布囚服對那些累犯來說是需要的。（“您如果知道這是些什么人，就不會反對給他們穿條紋布囚服了！”）而听到我對看守人員和警衛人員的指責時，他覺得很委屈，他說：“這是你弄錯了，要么就是你的感受与眾不同，這或許是你的個人經歷所造成的。”他极力使我相信現在誰也不愿意去當看守，赶都赶不去，因為現在沒有优待了。（我真想對他高興地叫起來：“不愿意去，這是一种健康的、人民大眾的心理呀！”但是耳朵、舌頭和眼皮全被預防性的絲繩牽扯住，動不得。而且，我忽略了一點：不愿意去的只是上等兵和軍士，軍官們還是在爭先恐后往那里鑽。）他說，不得不依靠預備役人員去當看守。相反，部長向我說明，是囚犯越來越放肆了，現在看守同囚犯談話時很有禮貌，規規矩矩。 既然微不足道的囚犯們的來信和部長的談話如此大有徑庭，我們應該相信誰呢？很明顯；囚犯們在扯謊。 而且這位部長講話時還說這是他親眼所見。他是部長，當然有机會去勞改營看看，我就沒有机會。我想不想去看看？去克柳科沃，去杜布洛夫勞改營？（一听他主動提出這兩處，我就知道這是波將金式的、安排布置好專供參觀的地方。再說，我以什么身份去？是部長派來的監察員嗎？那我在囚犯面前連頭也抬不起來……我當然不同意去看……） 部長反過來指責囚犯們不夠通情達理，對給予他們的關怀毫無反響。他來到馬路尼托哥爾斯克勞改移民區問他們：“你們對目前的生活有什么意見？”他們當著特种勞改點領導的面就齊聲說：“沒有意見！”而他們自己永遠是不滿的。 而且部長從下列各种表現上看到了“勞改區改造工作的卓越成效’： ——受到勞改點首長表揚的机床工臉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 ——勞改區的囚犯得知他們的產品（煮水器）是供應英雄的古巴的，都為此感到自豪； ——勞改營的“維持內部秩序小組”（既“母狗出去散步小組”）按期報告工作并進行改選； ——杜布洛夫勞改營里有很多（公家的）鮮花。 部長現在主要關心的是：使每個勞改區都建立起自己的工業基地。部長認為，只要各項有意義的工作都開展起來，囚犯也就不會再逃跑了。（至于我對他的反駁，指出“人對自由的渴望”等，他甚至無法理解。） 我又一次拖著疲憊的身体离開了部長辦公室，深信這一切是不會有盡頭的。我認識到自己絲毫未能推動什么，人們將依舊照章辦理。我离去時心情十分沉重——不同的人對事物的理解是多么互不相同啊！除非讓囚犯親身高踞于這間辦公室的寶座，否則他不可能理解部長腦心理；而部長，只要他自己沒有落入鐵絲网里，他辛辛苦苦開出來的一小塊菜地沒有被衛兵們踐踏掉，只要人們沒有強迫他丟掉自由去學習開机床，他也不可能理解囚犯。 犯罪原因研究所。我在這里的談話倒很有意思。同我座談的是兩名知識分子到所長和几位研究室主任。這些人都很活躍，各有獨立的見解，他們也互相爭論。座談會之后，一名副所長B·H·庫德里亞夫采夫送我出來，在走廊里他責怪我：“不對，您還是沒有把各种觀點都考慮進去。托爾斯泰就會考慮的……”接著，他突然對我耍了個欺騙手法：“來，咱們順便去看看我們所長吧，就是伊戈爾·伊万諾維奇·卡爾佩茨。” 原來沒計划訪問所長。我們什么都談過了，還有什么必要？也好，去打個招呼。哪能不去呢！人家要跟你寒暄兩句是抬舉你了；這些副所長們、副主任們竟然是在這樣一個領導手下工作，這里的整個研究工作是由這樣一個人主持的，真叫人沒法相信。（我還不知道主要的呢：這位卡爾佩茨還是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副主席呢！） 卡爾佩茨見我進屋，便帶著敵意和輕蔑的表情站起來（整個五分鐘的談話好像就是這樣站著進行的）——倒像是我再三求見，好不容易才如愿以償似的。也行啊。他臉上透著躊躇滿志；堅強；厭惡（這是對我的）。胸前擰著一枚像勳章一樣的大徽章，也不可惜那身高級西服。圖案是一把直立的創，刺穿了底下的什么東西，文字是：內務部。（這是一枚很重要由證章。它表示佩戴者特別早就有了“干淨的手，火熱的心，冰冷的頭腦”。） “你們剛才談了些什么？談了些什么？”他住著眉頭問道。 我根本不需要同他談，但我還是出于禮貌簡單地重复了几句。 “噢，”這位民主法律工作者似乎剛一听就全明白了，“自由化嗎？放縱囚犯？！” 我曾經帶著各种問題走訪過大理石造的辦公室，穿過大玻璃鏡的門斗，徒勞無益地尋找答案，而現在，他的几句話就使我意外地豁然開朗，完全回答了我所有問題： 提高囚犯的生活水平？不行！因為這會使勞改營附近的自由居民的生活得不如囚犯，這是不能允許的。 允許囚犯接受更多的郵包？不行！這會對看守人中產生有害一影響，因為看守人員也吃不到首都生產的食品。 批評并教育看守人員？不行！我們是依靠這些人來維持的！現在誰都不愿意去干這种工作，可我們又不能給他們很多錢，优惠條件已經取消了。 我們剝奪了囚犯按社會主義原則取得勞動報酬的權利？不，是他們自絕于社會主義社會的！ “但是，我們不是想讓他們重返社會生活嗎？！……” “讓他們回來？？？……”佩帶利劍徽章的人感到很惊奇。“勞改營可不是為了這個目的的。勞改營是懲罰！” 是懲罰！——這聲音充滿了整個房間——懲罰！！ 懲——罰——！！！． 一把垂直的利劍，它刺殺，它穿透，休想把它移開！ 是懲罰！！ 古拉格群島過去存在過，這群島今天依然存在，這群島今后還要存在！ 不然的話，把那“先進學說”的失算——人們并沒有按照它設想的樣子成長——的責任推到什么人身上去呢？ ------------------ 圖書在線制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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